Friday, December 09, 2005

政改

一二‧四遊行剛過去,我沒有參加。工作實在太忙,一眾同工都跑去籌備一二‧四,只剩我一個菜鳥獨挑大樑,慘。三年七一、元旦遊行,以至零二年底的反廿三遊行我都有上街,少來一次並不過份吧。

再說,我已厭倦僅僅將目光放在代議政制本身。

自 從政制發展第五號報告書在十月出籠,從主流媒體到身邊的NGO工作者都丟下手上工作,猛追著政改議題跑,連我這種無名小卒也突然變身紅牌阿姑,一時被拉 去撰文評論政改,一時被拉去設計政改教材,連喘息的時間也沒有。自問志趣與專長俱不在此,倘若柴娃娃地舢舨充炮艇,對人對己有甚麼好結果?

出席某場會議,議題是本地基督教界對政改事宜作何對策,與會者多是所謂「站在政治前線」的教牧和基督徒政客。會議的焦點,是如何「箍實」泛民主派議員在立法會的廿五票反對政改方案。而為了箍票,所以要速速鼓動民意向議員施壓。

議員成為了重點,人民成為了工具。或者這叫「成熟的政治」,但恕我實在瞧不出這種討論究竟把人民的主體性放在哪裡。別跟我說這就是民主,拜託。

公 眾討論政改的空間狹窄,有一大部份是政府的錯,這一點是應該要承認的。十月中才發表第五號報告書,卻威脅市民說十二月必須通過它,市民和民間團體哪有時 間深入討論?不是被傳媒牽著鼻子走,就是只懂反射性地回應,落得這種下場是意料中事。不過呢,即使討論時間延長三倍,那些基督教界的「政治大人物」的態度 恐怕亦不會有甚麼戲劇性改變。群眾基礎不是一堆選票或民調數字,老實說,我不懷疑那些大人物會見議員的頻率,但我很懷疑他們每星期有多少時間和街坊聊天。

這 裡反映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代議政制能夠帶來甚麼程度的民主?我不是說一人一票普選不好,但普選的確不等如民主。美國是個全民擁有投票權的國家,然而 80%的選舉資金來自全國人口中最富裕的0.25%。自六十年代以來,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率整體而言不斷下跌(去年大選是罕見的例外),投票率在一百 六十三個國家裡面排名一百四十。這是因為選民愚蠢,還是因為他們覺得議會政治無力回應生活上的處境?

我說「普選不等如民主」,不是因為我認 同或明(如護法許崇德)或暗(如明光社頭目蔡志森)的保皇勢力。保皇黨在否定普選功效之餘,從來不會提出其他讓市民 自主自發參與政治的方法,像上述兩個例子人物,一個在北京未點頭前根本不敢回答曾蔭權的特首任期有多長,另一個則只會恃銀彈多將謊言重覆說一百遍煽動集體 恐 慌,他們自己的所作所為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恰好相反,我尋找的是更直接的政治參與。那是投票以外的方式,也是更有力,更自主的方式。

投 票終歸是消極的民主。在過程中,人民變成選民,只能在別人給予的既定選擇當中選擇一個。要自行提出新選擇嗎?可以,假如你有錢的話。在美國,參與總統競 選的候選人得籌募數以十億美元計的政治資金;在香港,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參選一次立法會議員,光是向自己選區內數十萬選民郵寄一份宣傳單張,費用已經 非常可觀。要在以選舉為基本動作的議會政治裡實踐基層自主,讓小市民直接發聲,並不比駱駝穿過針眼容易。

Immanuel Wallerstein在他的論文集After Liberalism裡 說過,在西方歷史上,選舉式的議會民主是政府馴伏危險階級的手段:我給你投票權,你給我乖乖的,別聚眾搞罷工鬧示威。社會運動於是沉靜下來,民眾一旦習慣 依賴投票,將政治視為議會中人的事,不再主動提出自己的政治訴求(大眾傳媒的agenda setting效應亦在過程裡推波助瀾,一如Bourdieu所分析的,且不細表)。也許情況有點像Eric Hobsbawm研究勞動節歷史時所發現的,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歐洲,把勞動節列為非法的國家往往就在勞動節那天罷工四起,然而願意把勞動節列為法 定假 期的國家當日卻相對平靜,工人也較不積極於爭取最低工資最高工時了。

社會運動是推動改革發生的有力方法,並不是投票可以取代的——至少,美國不是因為選票,而是因為黑人民權運動而廢除種族隔離政策,歐陸的福利主義也是累積過去的勞工運動才會出現。

我不是說投票與社運兩者不應並存,只是,觀乎香港目前最蓬勃的社運(如七一)竟以爭取投票權——爭取效果可能還不及社運的方法——為主調甚至最終目標,不免啼笑皆非。

進一步說,倘若2012或2017有普選了,大家會怎麼辦?還有哪些共同的政治語言?

結局再怎麼想也不完美。有普選,香港人就會看穿房委會和地產商的勾結,不再一窩蜂支持領匯上市了嗎?有普選,政黨就不會在選舉前為了拉票而報警拘捕姐姐仔和黑工嗎?只怕結果將會是報警報得更起勁。

再 進一步說,就算各國內部都有普選,在全球規模上面仍舊是沒有民主的。可是,今時今日的社會運作不免受到全球化的影響。黑工就是一個全球勞動力流動的例 子。大部份本地人不會同意黑工有工作權利,更遑論為他們提供生活保障,因為這會分薄本地人的職位和福利。若全民投票,結果不問可知。很少人會留意到黑工也 是受僱主剝削的一群,繼而和他們同仇敵愾,把矛頭指向坐收漁人之利的僱主。

這證明了普選不必然有助全球的民主,有時甚至會成為妨礙全球民眾連結的手段。最近讀法國哲學家Marc Crepon所著的《製造敵人的文化》,發現Karl Jaspers原來曾經提出建基於共識的世界和平要求三個心理條件:

一. 我們的政治意識要能夠擴大到全球規模,感受到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彼此關連,互相關懷。
二. 作為民主原則的平等自由必須超越我們的版圖界限。
三. 各國不得以軍事力量作為維護自身權利的後盾。

反 正香港沒有自己的軍隊,先撇除第三個條件不談。第一個條件說得明白一點就是「具備良知的國際視野」,可惜很多人不僅沒有國際視野,連良知亦相當缺乏。第 二個條件可演繹為「別讓排他的identity politics(如宗教身份或民族主義)蓋過普世公義原則」,但現實上的人心嘛……唉。

這樣說可能極之老土,但我真的認為最基礎的功夫在乎修心。(看樣子過幾年我可能會考慮去教書,呵呵)

我不是奢望普選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更不會妄想香港的普選能實現世界和平,這跟買一個電飯煲回來卻要求它同時兼備雪櫃電視洗衣機的功能一樣,不切實際又不負責任。只是,若傳媒、政黨甚至民間團體忘記在普選以外還有其他課題,那就未免太可惜了。

普選是術,不是道,而且還未必是最有效的術。

PS. 來個首尾呼應:
我不排除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包含潛意識裡對只顧一二‧四而一再使我孤軍奮戰倒瀉籮蟹的同工之怨念,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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