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February 28, 2006

回去學天翔龍閃的學費

不想多說寫這篇東西的原因,知道的人就會知道。總之,能夠從頭到尾讀完這篇東西仍然保持清醒的話,我寫個服字,嘿。

我明白這篇東西寫得不 好,遺漏了不少面向,qualtative和quantative的考證都不足,而且缺乏一個牢固而整全的理論框架貫通全文,還望各 方友好多多包涵。唉,沒辦法,時間太短(從起草大綱到完成論文,只花了兩日半),不收窄research objective的話鐵定無法完工。看來我的學識和反省還是不夠,可惡。

講多一句:基層大學確係好嘢。若非有在基大的經歷,文章裡好一些資料和觀點我都很難寫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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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制度變遷與學生運動興衰
──一個四十年的回顧



甲. 引言

2003與2004年的兩次七一遊行,各有逾五十萬市民支持,不少輿論視之為香港近年最鬨動的社會運動,超過十份本地主流報章以頭版報導 1 。適逢2003年區議會選舉與2004年立法會選舉,儘管遊行人士的訴求事實上不盡一致 2 ,兩年七一的焦點在過程中被主流媒體表述為針對選舉與政制。

在 矚目的「七一神話」當中,學生對七一的參與(例如中學生聯盟)曾受到傳媒和社運界的關注,被視為香港學生運動的復興,其網絡式的動員,如透過互聯網上的 討論凝聚素不相識的學生,亦被稱為有別於傳統組織方法的後現代模式。然而,以結果而論,這些學生運動並不如上述言論所說的成功:第一,參與者的取向不少依 附主流論述裡的議會政制議題,又或者加入議會政治遊戲親身參選,未能在社會輿論裡彰顯自己的鮮明訴求,無法在過程中建立某種「學生運動」的獨特形象;第 二,即使已經將焦點放在議會政治,這些學生終究不能進入議會政治的核心,在兩年七一之後能夠奪得議席,成為議會政治明星的,主要是四十五條關注組的法律界 人士,不是學生和青年。

相比六、七十年代,最近十年的香港學運經常被評為陷入低潮,除了院校學生對討論社會大事普遍不熱衷,過去一直被視 為學運重鎮的專上學生聯會,近年持續發生 代表會、常委會(俗稱九樓)與社運資源中心(俗稱八樓)的衝突,成為學運衰退的象徵事件之一。對於這個現象,一些學者認為是公共空間因政黨興起而發達,民 意毋須透過學生運動表達所致。民主發展網絡學者組召集人陳健民在2005年四月廿四日一場題為「青少年的政治參與」之研討會上即表示,在政黨政治發展後, 青年在大眾傳媒的發聲機會比政治明星少,學生運動的角色已被取代。

這些主張帶有功能學派的色彩,認為學生運動原本扮演某種社會功能,一旦 能發揮相同或更佳功能的存在──例如政黨──出現,學生運動就會逐漸消失。這個「政 黨現,學運死」的思路有兩個缺失,第一個缺失可見於對功能學派的常見批判:它過份強調社會上存在共同且一致的價值。上溯至涂爾榦,社會變革被認為是因失範 (anomie)而誘發,失範即維繫一個社會的共同價值失效。在這角度下,帶來社會變革的社會運動(包括學生運動),乃對社會共同價值之背離。到了二十世 紀五十年代,美國的功能學派社會學家Robert K. Merton承接涂爾榦的失範觀點,以「合法目標」(legitimate end)和「合法手段」(legitimate means)解釋越軌行為。Merton假設社會上存在著獲普遍認同的文化目標,若個人在現存制度內得到達致這個目標的手段,就會服從社會規範。反之,如 果個人認同合法目標,卻無法在制度內取得合法手段,她會以非合法手段企圖達成目標,Merton稱這情況為「創新」(innovation)。又或者,若 個人既不認同合法目標,也不接受合法手段行事,這情況就是「反叛」(rebellion)。

一般而言,社會運動通常被視為否定既存合法目 標和合法手段,並提倡新的社會價值和制度的「反叛」,可是前述的「政黨現,學運死」分析卻把學生運動視為「創 新」,因政黨的出現堤供了新的合法手段,故此市民可以回復服從社會規範的狀態。無論如何,這種分析低估了社會上存在的價值差異,不同群體可以有不同的合法 目標,追求不同的目標可以有各自的合法/非合法手段,表述方式大可多元,政黨政治不一定是對每個群體都最有效的表述渠道(至少,無法投票的社群就很難利用 政黨政治發聲,例如黑市勞工、十八歲以下青少年),更不代表整個公共空間,學生運動不見得非消失不可。

「政黨現,學運死」思路的另一個缺失,是它只從外在因素解釋學生運動式微,忽略學運之所以產生的內在因素,包括它的經濟基礎與文化基礎。光從政黨出現這個外在因素解釋學運興衰並不足夠理解現實,六十年代席捲美國的學運風潮正是在兩黨制 3 發達的背景下展開,這段歷史是對「政黨現,學運死」思路的有力反證。

學運離不開學生,學生離不開學校,學校離不開教育制度。不管是肥沃抑或貧瘠,教育制度為學運提供了土壤,本文將嘗試從香港近四十年來的教育制度變遷入手,從經濟和文化兩方面因素討論教育制度對學運的影響。

影響學運的因素有許多,從本土性的到全球性的都有,柏林圍牆倒塌、香港回歸中國等事件都影響香港學運走勢。本文無意論證教育制度乃左右學運發展的惟一或最重要因素,而旨在從一個避免去歷史化的角度回顧本土學運,以期前瞻之際能有更廣闊的想像。


乙. 當青年變成學生──普及教育的興起

學 生運動得以在社會上發生,是其經濟基礎與文化基礎的展現。以美國六十年代的學運為例,它的出現與美國戰後經濟發展關係密切。美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少數 本土未遭戰火蹂躪的戰勝國,國內經濟力得以保存之餘,更可於戰後乘勢奪取其他元氣大傷之戰勝國的全球經濟主導地位,尤其是英國。美國的經濟在戰後飛躍發 展,政府的財力能負擔教育擴張,推廣普及教育。在1930年,美國十四至十七歲人口中只有51%在學,到1960年,這個比率上升至90%。在教育機會增 加的同時,戰後嬰兒潮亦令適齡入學的青少年人口膨漲,從1930年九百三十萬人增至1960年逾一千一百三十萬人(林玉体,2003)。在來自供求雙方的 力量下,美國學生人數急劇上升,為學運帶來龐大的潛在預備軍。

當時的美國學運亦有其文化基礎。五十年代中,黑人民權運動在美國十分發達, 為六十年代的學運開拓了視野,也累積了人脈網絡的社會資本。冷戰形勢下的核戰威 脅亦為學運注入反戰反核的元素。民主社會學生同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簡稱SDS)在1962年發表的著名「休倫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內容就包含了民權運動與和平運動的訴求。

造就學生運動的經濟因素與文化因素之間並非互不相關,事實上兩者有著千絲 萬縷的關係,彼此互相影響。Wallerstein(1995)認為六十年代從法 國到美國的世界性學生運動,是由於人們實現了現代性的技術面向,但期盼已久的現代性之人類解放面向卻不曾落實,故此企圖革命性地打破此一困局。若將技術的 現代性理解為科技與財富增長──亦即經濟因素,將解放的現代性理解為人類真正民主、自我完善的理想──亦即文化因素,就可見兩者在歷史中糾纏不清,時而扣 連時而對立的關係。

香港的情況亦不例外。在普及教育興起的階段,經濟因素和文化因素對香港學運的發展及其性質有著種種影響。


i) 普及教育興起的經濟脈絡

作為學生運動的土壤,教育制度本身亦有其經濟基礎。普及教育在六十年代興起,跟香港社會的經濟環境息息相關。

香 港在六十年代以前並未推行普及教育,與政府的財政局限有關。自開埠初期,資本家即要求政府實行低稅率政策,當1894年政府提出加稅,馬上遭遇本地商人 強烈反彈,爆發憲政危機,最後要承諾在行政立法兩局委任多名資本家加入,危機才告一段落。經此一役,港英政府不敢依賴加稅拓展庫房收入來源。另一方面,英 國要求殖民地政府財政自給自足,若香港向英國申請財政援助,就要受英國財政部監管,政府的行政自主權將受制肘。凡此種種,皆局限了香港政府的財政能力,較 難以公帑推行大規模的公共政策,五十年代拒絕資助工業發展已是一例(趙永佳,1996)。

戰前的香港政府不推行普及教育,另一個考慮是中港人口流動。鑑於戰前香港和內地的邊境不設邊禁,人口流動相對自由,政府憂慮無限制移民的可能會對帶來人口增長壓力,令香港普及教育的開支難以估計(施其樂,1999)。

到了戰後,內地政權易手,香港實施邊禁,人口流動的變數不再重要。冷戰形勢令香港在轉口貿易和工業生產得以發展,經濟起飛,庫房收入上升。到了六十年代,香港已積聚了實施普及教育的經濟基礎。在《1965年教育白皮書》裡,政府已表明要將小學教育普及化:

政 府要盡速增加官立小學及政府資助小學的學位,……新的目標是要使凡擬獲得任何此類學位的兒童都能為其所願。工作小組估計小學學齡兒童中,百分之八十均將 要求享有由政府資助的教育。政府已接受此項估計擬訂有關計劃,亦接受工作小組所提應設法於一九七零至七一年度實現此項目標的建議。

令普及 教育計劃步伐更進一步加速的,是1966年九龍騷動和1967年六七事件帶來的政治考慮。這兩次事件顯示了香港社會積壓著的不滿,對港英政府的管治 構成認受性危機。由於青少年佔事件參與者當中相當可觀的比例,用普及教育穩定他們,將之收編進學校建制,就成為一個吸引的方案(曾榮光,1997)。《一 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即表示,為了控制青年問題和青年之中的「不滿份子」,政府須「提供較佳的受教育和就業機會」。

該報告 書亦指出,當時香港有50%人口在21歲以下。從這個人口比例推斷,可見香港社會當時剛經歷嬰兒潮,適齡入學人口甚多。無論如何,緊接六七事件之 後,政府在1968年與1969年兩度削減小學學費,並在1971年宣佈為所有適齡兒童提供免費小學教育,其目標已不止於《1965年教育白皮書》裡提及 的令八成適齡人口接受「政府資助的教育」。與此同時,中一至中三的學額亦大幅擴張,在1959至60年度香港只有四萬個學位,到1972至73年度已上升 至十九萬以上。港督麥理浩在1972年到任後更不斷加速初中教育普及化,終致1978年實施九年免費強逼教育。

普及教育政策要有效,除了 依賴政府提供免費學額的能力,還得視乎市民的入學意欲。促成市民入學意欲的,除了傳統中國文化表揚讀書之外,經濟因素也是重要考 慮。香港經濟在六、七十年代的發展,一則令家庭較能承擔因子女入學造成的勞動收入損失,二則為社會帶來大量就業機會,畢業後容易找到工作,升學成為個人社 會流動的有效途徑。進入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轉型,升學作為社會流動渠道的角色更形重要,新興的金融服務業要求勞工有更高的教育程度。內地改革開放後,香港 工廠為縮減成本大舉北移,導致本土工業衰退,大量工人失業,「當一個教育程度低而收入不俗的熟練工人」難以成為可供選擇的前途。在這些經濟壓力下,市民接 納九年免費強逼教育之餘,更追求進一步的升學,青年留在學校建制的平均年期於焉繼續延長。

在各種經濟因素下,教育制度得以普及,在吸納大量青年的同時,亦將社會上潛在的青年反抗力量帶進學校之中,鞏固了學生運動的基礎。


ii) 普及教育帶來的文化影響

教育的普及是把青年變成學生,以學校建制將之區隔於社會和生產關係之外,但其影響卻決非僅僅止於時間和空間上的物質區隔,這個區隔本身亦可以誘發某種新文化的建立。對於教育制度帶來的文化影響,本文將集中討論當中的身份認同部份。

身 份認同是社會運動不可或缺的一環。透過作為「想像的共同體」之身份認同,互不相識的個人方能串連為有意識的群體,作出集體的共同行動和訴求,民族身份和 宗教身份都是在歷史上帶來集體行動的明顯例子。馬克思認為階級鬥爭若要發生,階級裡的個人必須先意識到彼此的共同命運,從自在階級變成自為階級──這個過 程,牽涉身份認同的建立。

身份認同既非必然亦非先天決定,而是後天的社會建構。Aries(1973)指出,即使是「兒童」這個看似單純 由生理年齡決定的「自然身份」,其實並不必 然,因為中世紀的西方繪畫裡甚少出現兒童,偶爾出現了亦被描繪成「縮小的成人」,兒童和成人並未被認知為兩種截然不同的存在。儘管這個考證的嚴謹程度受到 一些質疑(Heywood,2001),但兒童身份的社會建構性質則被學術界廣泛接納。

學生運動無可避免牽涉學生身份,這個身份並非本來 就有的非歷史存在,它自有其建構的過程。雖說身份認同是「想像的共同體」,但這個「想像」仍需透過具體的 共同經驗去維繫並落實。在香港,工廠和學校先後為青少年提供了共同經驗的空間。六十年代,工業蓬勃發展,工廠吸納了大批青年,既在工作上為青年帶來共同相 處的經驗,也帶來了青年之間交流對話、凝聚論述的空間。像「工廠妹」這種青年女工的身份之所以產生,並為主流文化注目,甚至引發針對這個身份而創作的陳寶 珠粵語片盛極一時(姚堯,1983),也是這個背景的產物。到七十年代,隨著學額擴張,為數可觀的青少年被拉入學校建制,學校就成為建構青少年身份的重 鎮,學生身份成為青少年自我定位的重要元素。

身份認同不單純是文化精神層面的結果,它需要有物質基礎。薩依德(1978)在《東方主義》 裡對此有精彩的分析,他以拿破侖佔領埃及為例,指出拿破侖為了 將真實的埃及變成一套文本,他先要用軍事力量攻陷埃及,隨軍的整個法國東方研究「機構」才得以恣意就埃及的每個細節施加文化霸權,寫成二十三冊《埃及描 述》。同理,正是港英政府的普及教育在物質層面把青少年的身體困在學校,才促成學生身份出現。

與拿破侖不同,政府的重點並不在於對青少年 建立「除魅」式的全面理解,而在於建立更為赤裸的控制,這態度可能與九龍騷動和六七事件帶來的管治危機感有關。 在七十年代成形的普及教育制度下,公開試是升學的關鍵,而為了配合公開試,政府制訂了統一的官方課程和評核標準。以公開試為中心的觀點籠罩全港中小學,局 限學校授課與運作的多元之餘,官方課程的繁重課業亦令學生剩下不多思考和發展的餘地。如果者,教育制度對學生的控制便不止於每天在學校上課的數小時,也不 止於對考試、測驗、假期的全年作息時間編排,控制甚至已經滲入了課餘的私人生活空間,若要在公開試勝出,學生在課餘也得溫書操練。

中小學 教育的嚴密控制解釋了為何作為學生的共同體驗始於中小學年代,但主流的學生運動卻往往要到了大學階段才正式發生。在大學,沒有官方劃一的課程,作息 時間較具彈性,學生在行動上享有較大自由,受到的控制不如中小學嚴密。「作為學生的共同體驗」在中小學年代已被確立,這個共同體驗強化了彼此的親近感;而 大學時期的控制減弱則擴大了空間,有助建立「作為學生的抗爭性共同論述」。在「共同體驗」和「共同論述」結合之下,有利學生運動的進取性學生身份即有萌芽 機會。這個在學運中鮮明的學生身份,說穿了其實是「大學生身份」。

在六、七十年代,大學生充份具備晉身中產階級或以上的未來社會流動可 能,加上大學附帶的文化資本,在公眾形象上為「大學生身份」投射了中產階級的光環。同 時又因為大學生尚在生產關係之外,這個過渡性身份並沒有作為中產階級的直接利益考慮。於是「大學生身份」在社會輿論上較易被接納為推動社會理想的角色,以 大學生為核心的學生運動因而為人受落。

值得注意的是,自六、七十年代發展出來的香港學生運動儘管姿態上可以相當基進,親近基層和弱勢社群 4 ,甚至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但就其性質而論,這種大學生主導的學生運動卻是精英主義的。六、七十年代的大學生佔人口極小部份,即使到了1982年,專上學額 仍然只佔適齡人口的百分之二點五,足見大學生堪稱社會精英(曾榮光,1991)。學生運動之所以為大眾受落,某程度上是依賴市民對「大學生身份」附帶的文 化資本和(未來的)經濟資本之膜拜,然而根據Bourdieu的觀點,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都是劃分階級的因素──換言之,精英式學生運動在社會輿論上的成 功,恰好是奠基在對既有階級差距的鞏固之上,而不是它對階級差距的顛覆。


丙. 教育場域的改變與學生運動退潮

八 十年代以後,香港的學生運動經常被論者評為無復當年勇,陷入退潮階段,並將之與香港整體政治氣氛改為集中代議政制課題掛鉤。不過,對於學運的轉向,教育 場域的改變亦脫不了關係。在教育場域裡,經濟因素反映在升學機會增加和文憑貶值,對「大學生」這個文化身份的轉變有明顯影響。

九年免費強 逼教育於1978年實施之後,香港教育制度已大致完成吸納十五歲以下之青少年為學生。到八十年代初,香港工廠北移,新的主導產業是金融服務業, 要求勞工具備較高教育程度,為確保日後生計,學生面對的升學壓力因而上升。政府為回應這情況,逐步開放更多升學機會,職業先修學校 5 的改制是其中一個具體例子。當職業先修學校在1969年開設之初,只開設三年制課程,與升學渠道並不銜接,加上實用及工藝科目規定須佔課程50%,畢業生 難以升讀文法中學的高中課程。到了1986年,職業先修學校課程擴展至預科,實用及工藝科目的比例亦在1997年下降至30-40%,學生的升學機會有所 增加(曾榮光,1997)。

六十年代的嬰兒潮過去之後,香港出生率在七十年代回落,縮減了擴張學額的壓力,增加升學機會的成本因而得以減 輕。與此同時,教育的普及造成文憑貶值,到了 中小學教育程度已無力保障社會流動機會,大學教育亦在這趨勢下逐漸邁向普及。專上學額在適齡人口當中的比例,從1982年的2.5%,在1987年上升至 5%,到1991年變成12%。相比不少富裕國家,香港大學生佔人口的比率依然明顯偏低──在八十年代末,這個比率在美國是63.7%,在加拿大是 68.1%,在法國是37%──但即使如此,專上教育普及化的趨勢已引發「大學生身份」傳統上的精英形象在社會輿論上遭受嚴重打擊,被視為危機與禍害(曾 榮光,1991)。

「大學生身份」的精英形象破滅,它的象徵價值亦告貶值。當「大學生身份」不再精英,以大學生為核心的精英式學生運動在 社會上就難以贏得過去的聲譽和公信 力。再者,由於身份認同關乎當事人的自我界定,一旦「大學生身份」失去使命的光榮,新入學的大學生也無法將自己的身份和社會理想扣連起來,亦不覺得「大學 生身份」要求自己參與社會運動。無論是輿論對大學生的認知,抑或是大學生本人的自我認知,俱變得不利精英式的學生運動。

另一個打擊以大學 生為核心之學生運動的原因,是大學生面臨越來越強烈的控制,行動自由受到抑壓。控制加劇與經濟因素有關,大學生身負沉重經濟壓力,這份壓 力收窄了他們投身學運的空間。自1970年,樓價升幅一直高於工資升幅,縱使樓價在1994至1995年略為回落,但到1997年卻回升一倍,這趨勢令大 學生的社會流動性大不如前。1993年一個市區四百呎住宅單位的售價,與一個本地大學新畢業生十五年的收入總和相若(許寶強,1998)。這例子反映香港 的生活物價水平持續上漲,損害了大學文憑提供的社會流動性。

除了物價和工資的差距,利率也是經濟壓力的來源。高通漲和低名義利率為香港帶 來實際上的負利率,缺乏資金進行高回報投資的小市民只能坐視儲蓄貶值。另一方 面,借貸利率與存款利率相差擴大亦損害了大學生的儲蓄能力。很多大學生都依賴學生資助辦事處的貸款應付學費支出,比較1998年和2006年,「本地專上 學生資助計劃」和「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貸款利率無甚變動,分別維持在2.5%和大約7% 6 ,但這段期間的一個月定期存款利率已從九厘下調至不足三厘 7 ,這個差距加劇了大學生債務負擔,降低了他們在學期間和畢業後的經濟能力。

大 學生經濟壓力增加在兩方面對學運構成障礙,第一,經濟壓力增加代表社會流動下降,當大學生面臨的經濟困境和一般基層市民相距不遠時,過往精英式學生運動 附帶的中產階級光環即告消失,不可能再奠基在大學生和小市民的階級差距之上。第二,一如前述,經濟壓力對大學生產生強烈控制,當作為社會流動渠道的大學教 育宣告失效,大學生傾向忙於處理個人經濟前途,例如找兼職,或者參加「自我增值」的課程和實習計劃。相對於嚴密控制的中小學,大學已失去與它們的鮮明對 比,一如中小學的生活,控制同樣滲入大學生的私人空間,剩下不多思考和自我實現的餘地。若說大學是昔日學運的土壤,這片土壤現在已變得貧瘠。

在 大學出現的控制與中小學歷來的控制性質不同。中小學的控制以公開試為核心,課業儘管繁重,但考核範圍是明確的,考核方式是公式化的,而且考核可知是在特 定的日子(即公開試當日)進行,學生清楚明白遊戲規則。大學的控制卻以就業前景為核心,獲聘與否,沒有明文列出的遊戲規則可循,學生也不清楚何時何地有就 業機會。在就業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恐懼令大學生內化了控制,以「自我增值」原則監察自己平日言行,有如傅柯的圓形監獄例子:獄卒在崗位看得見囚室裡的囚 犯,囚犯在囚室裡卻看不見崗位上的獄卒,即使崗位上空無一人,囚犯也不敢越獄,因為他們不知道沒有人在監視自己。外在的監獄,由此內化在囚犯心中,成為一 種自我控制。

一言以蔽之,中小學歷來的控制主要是外在的,大學的控制在頗大程度上卻是內在的。在內化了的控制之下,在大學生的主觀意識裡,學運元素於大學生身份的內容之中已受到邊緣化。


丁. 結論

本 文從教育制度這個內在因素探討香港學生運動的興衰,並非排斥外在因素的影響。恰好相反,前文的分析正正表明作為學運土壤的教育制度並非一個孤立的場域, 它大受整體社會環境──包括經濟結構、政治局勢、人口增減──影響。在這片土壤萌芽的學生運動亦因而受到種種外在因素左右,決非抽離社會的獨立自足存在。

既 然學生運動的產生植根於特定的社會處境,反身性的學運必須審視促成自己存在的根源,回應自身所處的社會處境。比方說,精英式的大學生學運能否反省自己身 處的階級結構,而不止於以「客觀」的角度作出批判?反身性的學運會尋找自己的社會根源,這種學生運動會成為社會運動的一部份。

此外,綜觀過去四十年,學運身處的社會處境相當複雜,這個處境反映的問題亦不單純,並非政黨政治代表的「公共空間」能夠全數直接回應。例如工業北移和樓價高企這兩個現象背後的跨國資本流動,就不是以本土選票為行動誘因的香港政黨政治所能夠回應。

目 前,大學生社會流動減弱造成傳統精英式學運的危機,由於政府在2004年公佈2010至11學年將讓60%高中畢業生接受專上教育,再加上在職進修日趨 普及,以現時經濟環境推測,專上文憑將繼續貶值,進一步減弱大學生的社會流動,加劇精英式學運的危機。然而,當大學生和小市民的階級差距拉近,這也可視為 傳統學運模式轉型的契機。假如學生運動從精英化轉向平民化,或許將能更有力地扣連一般市民,以及更廣泛的議題。

在平民化的學生運動裡,學 生不是帶人民出埃及的先知,也不是自成一角的小圈子,而是人民的一份子。學運裡的「學生身份」不必消失,但可以退下作為行動焦點 的第一線,繼而建立攝受性、包容性更廣的身份認同,容納學生以外的人加入。在現今香港社會,職業以至學科皆高度分化,要尋找一個可以連結不同界別的身份並 不容易,這將是今後需要探討的課題。


(1) 包括蘋果日報、東方日報、太陽報、明報、星島日報、都市日報、成報、香港經濟日報、大公報、南華早報。
(2) 2003與2004年的七一遊行訴求多元,參加者包括病人權益團體以至要求管制工資工時的工會,這情況以2004年的七一尤其明顯。
(3) 指共和黨和民主黨。
(4) 例如七十年代學生運動所積極參與的艇戶事件,大學生就協助作為基層和弱勢社群的艇戶爭取上岸住樓。
(5) 香港的中學教育由三種學校提供,分別是文法中學、工業中學、職業先修學校。
(6)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貸款利率是浮動的,訂在比發鈔銀行的平均最優惠貸款利率低2.308厘的水平。本文記錄的最新利率截至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為7.025%。
(7) 參考大新銀行的五十萬元以下定期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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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家姐,生日快樂,你永遠是我的聖女。
PPS. 謝謝身在遠方的你不斷支持,沒有你,我回去的決心大概不會那麼堅定。

Thursday, February 23, 2006

關於我的廿三條……瑣事

  1. 獨個兒逛街,會跟花花草草,貓狗麻雀說話。
  2. 常覺得自己不是人類,但不懂回答自己究竟是甚麼。
  3. 喝了酒會喵喵叫……
  4. 不過,睏倦時胡言亂語的機會,比酒後更高。
  5. 喜歡烹飪,但不常練習。
  6. 喜歡步行甚於乘車,因為速度與節奏操之在己,曾經夠膽死每星期由理工行到新蒲崗。
  7. 只是,膝關節每年例牌出事幾次,每次發作舉步維艱。
  8. 熱愛朱古力。烘焙得宜,甜度適中,入口齒頰留香的黑朱古力是心頭好,純度夠的薄荷朱古力也喜歡。
  9. 害怕拍照,因為在鏡頭前不懂得笑。
  10. 害怕看恐怖片,又怕閤上眼睛會羞家,惟有將視線放在向上或向下四十五度。
  11. 身手反應遲鈍。惟一可以見人的運動是羽毛球,還要苦練數年才有這個水準。
  12. 精神反應遲鈍。想得比人慢,感受到喜怒哀樂的速度也比人慢。
  13. 鈍歸鈍,感情豐富表情也豐富,心裡想甚麼都寫在臉上。
  14. 冒失。經常忘這忘那。
  15. 頑固。只要認為是對的,就會勇往直前,根本不怕開罪人也不怕傷害自己。
  16. 又高又瘦,所以又輕又重心不穩,被嘲曰「三號風球就不要出街」。
  17. 二十多歲才患上近視。
  18. 事後回想,發現喜歡過的女生都有三個共通點:戴眼鏡、家中大家姐、基督徒。奇哉怪也。
  19. 明明沒有手寫板,在電腦世界裡就等如文盲,卻偏偏愛寫長氣文章。
  20. 嚴重美感弱智,學不來繪畫學不來書法更學不來設計。
  21. 經常挑燈夜讀,亦經常讀書中途睡著。
  22. 想過買棺材回家當床睡。
  23. 退役RPG魔王,具備「打機學日文,打機看神話,打機讀哲學」經歷。

Wednesday, February 22, 2006

過氣影評:評《大逃殺II》


三年前為SCM 的newsletter寫了一篇影評,最終卻來不及發表,塞進了箱底,現在貼上這裡循環再用。自問全身上下沒有一個文藝細胞,本來就不懂看電影,這篇東西與其說是影評倒不如說是借題發揮。千萬不要叫我談甚麼演技分鏡燈光蒙太奇,拜託拜託。

真作假時假亦真
──評《大逃殺II》

看超現實的《大逃殺》系列,有人是為了血腥刺激的快感,有人是為了看箇中的軍事設定,有人是為了看看裡面有沒有標緻可人的日本少女,同時,也有為數不少的觀眾將焦點放在劇中的社會觀,我也是其中之一。

在 上一集《大逃殺》裡,日本政府將一班剛從國中畢業的學生困在荒山,逼他們互相廝殺,只有剩下來的最後一個人才可活下去。到了今集《大逃殺II》,上集結 局裡從「大逃殺」建制中逃出來的男主角七原秋也,由和善溫純的少年搖身一變,成為勇悍的游擊隊領袖,糾集從以往歷屆「大逃殺」的倖存者和犧牲者家屬,以武 力反抗「成年人」的壓逼。日本政府並不因此廢止「大逃殺」,反而挑選另一班國中畢業生,逼他們套上頸環,穿上軍裝,襲擊游擊隊根據地──不消說,違令者的 下場一如上集,頸環裡的炸彈自動爆炸,死路一條。

社會圖象的擴大

上 一集《大逃殺》的背景,是日本經濟持續衰退,成年人越來越認為青少年是一個難以負擔的沉重包袱,於是訂立了「大逃殺」法案,要青少年在互相廝殺中建立對 朋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競爭意識,以「適應」嚴苛的社會。在《大逃殺II》裡,這種從上而下灌輸的「勝利/失敗」二分法,以及隨之而來的勝者為所欲為,敗 者無權生存的兩極圖象,依然被刻意保留下來,成為全劇所反對的核心。

不過,且不論描繪得是否精確,也不論導演是否力不從心,《大逃殺 II》所描繪的社會圖象,明顯比上集更宏大,已不甘局限於成年人和青少年的關係。倘若把劇 中的「成年人」一詞就此一般地解讀為「生理年齡超過法定成年年齡的人」,在上集也許還可以,但到了今集,這卻不僅是膚淺,簡直就是錯誤的解讀,必定無法將 全劇重點串連起來。

比較合理的解讀,是將劇中台詞裡的「成年人」看成是強勢者,「青少年」看成是弱勢者。如此一來,我們就不會因為「向 全世界成年人宣戰」的七原秋也的游擊隊 裡有個中年大叔前輩而感到驚訝,竹內力老師跟總理翻臉時怒喝日本在擅自轟炸別國的「那個國家」面前已不再是「小孩」,亦變得可以理解。

於 是,整幅圖象,就擴大至全球規模了。相比起所謂的「發展中國家」,「已發展」的強國是「成年人」,可以用文攻武嚇要它們聽話﹔相比起營營役役的小市民, 政府和大企業是「成年人」,伸一根小指頭改改政策,又或者裁裁員減減薪,就可以叫小市民活不下去﹔相比起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全都操之在他人手上的青 少年,外面整個由成年人組成的建制當然是強勢者了──不說別的,在號稱「為青少年而設」的青年政策裡,何曾有青少年參與決策?

換言之, 這是一幅從上而下,層層壓逼的圖象﹕強國向不那麼強的國家政府施壓,政府向小市民施壓,小市民就找弱勢社群發洩。主持「大逃殺」的竹內力老師,其 實也被套上了頸環炸彈。這補充了上集《大逃殺》裡沒有強調的「成年人將青少年問題化」之背景,開始接觸背後的經濟分析和全球化趨勢。

弱勢者的關係

一 個不幸會衍生另一個不幸,一個邪惡會衍生另一個邪惡,這道理在《大逃殺II》裡不獨顯現於層層壓逼的社會圖象,亦顯現於受到同一個強勢者壓逼的不同弱勢 者之間。游擊隊成員和被逼參加「大逃殺」的學生,同樣受政府逼害,但他們為求生存卻要拼個你死我活。這光景不是很眼熟麼?古有歐洲皇室一面找猶太人代其向 人民 放高利貸賺錢,一面誘導人民反猶好讓他們作代罪羔羊。到了今天,為工人爭取權益的工會支持警方拘捕那些窮得朝不保夕的黑市勞工,只因他們會跟本地工人爭飯 碗。同樣道理,在超額教師頻頻出現的今天,對剛從教育學院畢業急於求職的後輩報以白眼的在職教師,其實亦不乏人。近年政府常說要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又 說要透過「終身學習」提升個人的「競爭力」,可是,我們在為了活得更好而「競爭」時,可有想過「競爭對手」是誰,他們輸了又會有甚麼下場?

這 種事,大家往往是不會去想的。大家所想的,都是如何跳過勝利和失敗之間的界線,好讓自己站在勝利那一方──這樣,我們還不是服從於勝負二分法的「大逃 殺」邏輯,天天玩「大逃殺」?也許,分別只在見不見血罷了……不,正確一點,現實中的「大逃殺」更"user friendly",血腥場面總發生在我們視線範圍之外。

世上有六十三億人,就應該有六十三億種生活。強勢者那一套勝負標準,是否適用於六十三億人?

這 樣說當然很理想,問題是我們是否可能擺脫這套強勢者的標準。先撇除經濟實力政治權力不談,弱勢者要擺脫強勢者的標準,首先必須知道自己可以有另一個選 擇,而不是如戴卓爾夫人所說的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這個選擇將會是弱勢者們緊扣生活共同建立,而不是外人高高在上地為他們畫出一個架空的烏托邦。這個選擇若要傳揚出去,為其他弱勢 社群所認知,不同弱勢者就必須連結起來,而非被分化對立,一如學生與游擊隊自相殘殺。

有沒有下集?

《大逃殺II》有意論及近年國際局勢,恐怖主義成為了其中一個題材。七原秋也的游擊隊前輩三村策動的恐怖襲擊,那一個兩幢大廈同時倒塌的畫面,明顯地影射九一一事件。

強 勢者建立的體制越細緻,對弱勢者的封鎖越像鐵桶般滴水不漏,恐怖主義就越容易滋長。無他,皆因弱勢者被分散、隔離,既沒有公開發聲的機會,也沒有合法地 改善生活的渠道,只有狗急跳牆捨命一搏。可是,隨著大量無辜者的犧牲,九一一襲擊激起的鮮有是人們對美國歷來中東政策的反省,卻多的是一般美國人對伊斯蘭 和阿拉伯世界的加倍敵視。《大逃殺II》裡的那場恐怖襲擊也一樣,得到的是民眾的憎惡。

和平不代表公義,和平可能只是某種體制之穩定的表現。對壓逼乖乖屈從,視之為理所當然的秩序,這也是一種和平。但正如劇中所說,這種和平有如糞土,不值一哂。這是抗爭的理由,不過,難道這也是恐怖主義的理由麼?

本 來就找不到出路,恐怖主義乃不是出路的出路,結果,仍是沒有出路。劇中七原秋也自己也感到迷惘,今集的男主角青井拓也亦沒有答案。這不能怪他們,同樣的 煩惱,也往往出現在世界各地搞社會運動的志士心中。面對全球化,面對連聯合國的帳也不賣的超級強國,面對一個又一個比大部份國家還要富有的跨國大企業,弱 勢者可以有甚麼出路?這可能是一個連導演也參不透的謎。

找不到出路,《大逃殺》系列也許很難開拍第三集。還是說,要思考第三集該怎拍的,不僅是製作人員,更重要的是每日面對「大逃殺處境」的我們?

這時候,我們最需要的,可能真的是希望。

(擱筆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廿四日)

Friday, February 17, 2006

從冒牌人文主義說起

先旨聲明,我是世俗人文主義者,並不輕視人文主義。我要批判的,是披著人文外衣的怠惰和膚淺。

人文主義不管如何發展,其根本精神皆離不開 以人為本。現代的人文主義講究對話、處境性、「大家都是人」(ie. 某種平等/普遍性),歸根究柢也是為了落實這份精神。然而,一旦對話、處境性、「大家都是人」等等變成失去內容的口號,後果將教人哭笑不得。舉例說,有兩 群人,一群願意走出教會主動接觸正在為生存抗爭的人,另一群則只願意留在教會裡面聚會,這時候,有旁觀者認為「兩邊都是人」,各有其「處境」,故此雙方主 張是 「平等」的,沒有高低之分,而且,為免前者豐富的社會見聞「壓逼」後者,所以要讓後者在信仰上教導前者,這樣才算「對話」。

上述主張是否合理,是否合乎人文主義?

決 不。把「主動接觸他人」和「關在小圈子」兩種價值說成「平等」,是一刀削平各種不同價值的態度。這種態度首先無法解釋發言者的自身定位——若說各種價值 是「平等」的,那麼,發言者自己又是基於哪種價值來為別人的價值作出這個「平等」的評級?這種價值與其他價值又有沒有高低之分?

更嚴重的 是,這種一刀削平的態度正正違背人文主義的根基。若說因為「大家都是人」,所以主張「關在小圈子」這價值並不比主張「主動接觸他人」差劣, fine,那很好,如此一來你不錯將兩邊都看成「人」,但是,你有沒有把在外面等待被接觸的抗爭人士當「人」看?沒有!在削平兩種價值的同時,接觸他人的 逼切性即被否定,這等如是說外面的人是毋須與之接觸,與之對話的—— 反正「大家都是人」,接觸小圈子裡的伙伴不也一樣?為甚麼還要費力探頭出去?在這個 結論下,連以人為本的人文價值也被一刀削平,再談人文精神根本是自打嘴巴。此時剩下來的,只有劃分「裡面」和「外面」,「我們」和「他們」的排他性身份政 治,為人文主義者所深痛惡絕。

誠然,我完全同意小圈子中人亦有其處境,應該聆聽他們的想法,照顧他們的難處,不應一下子將之針貶得體無完膚。但不管怎麼說,這只是技術問題,萬萬不能為遷就技術問題而拋棄大原則,否則猶如邯鄲學步,以迷失告終。

另 一點要釐清的是對話。雞同鴨講只會不知所云,要達成對話,前提是有共同語言存在。有共同語言,跟「雙方意見一致」是兩回事(雙方意見完全一致的話,一開 始就沒有對話的必要,對話是要建基在不一致之上的)。共同語言的存在僅僅代表對話雙方有最初的接觸點,有瞭解對方的可能。

尋找共同語言, 通常可以從實際生活上的共同體驗著手(無疑人對一個體驗也有不同的詮釋,但實際生活體驗畢竟是具體的,好歹也是一個穿梭於不同詮釋之間的起 點)。對於活在同一個社會的人,社會體驗自然有潛力作為彼此的共同語言。相比之下,宗教信仰本身有多少成為共同語言的潛力?我看不大,尤其是刻意跟社會/ 世俗體驗對立起來的「宗教信仰」。要靈修式的神秘體驗嗎?即不說非基督徒肯不肯/能不能靈修,就算是出席同一場祈禱會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之間,敢說能在過程 裡仔細摸清各人想法的又有幾個?內容具體的對話,實在不可能靠神秘體驗展開。要用聖經經文嗎?在不把聖經視為權威的人看來,有人將經文當成行動依據,用來 判別甚麼事該做,甚麼事不該做,本來就是不可解之謎;在視聖經為權威的人看來,別人既不信聖經,那就沒有甚麼好說的(又或者,先令對方入教信了聖經再 說)。一旦事情降低至「要麼信要麼不信」的二擇一層次,對話就無法成立。

此所以,「為了和社會對話,基督徒先要高舉信仰」之類的說法是可 疑的。此舉只對基督教圈子有意義,它說穿了只是把自己那一套套在社會上面,好讓信徒戴上某 副眼鏡解釋社會,揮舞某個鏟子開鑿社會——由始至終都是自己那一套,是單邊主義,是鞏固宗教身份,不是甚麼對話。幫助弱勢者?關顧貧窮人?這當然很好。那 你為甚麼幫助弱勢者,關顧貧窮人?哦,因為是聖經說的,我是基督徒,要遵從聖經。

只要走錯一步,隨時變成翻版明昆社。

是就說是,非就說非;對的就做,不對的不做。這是做人應有之義,簡單明快,還須搬出甚麼信徒身份甚麼聖經權威?羅素《為甚麼我不是基督徒》裡說得好:若說是非之分出自神的旨意,對祂老人家來說就沒有是非之分可言(因為佢話乜就乜);若說是非之分並非出自神的旨意,那就是說是非之分乃獨立於神的旨意而存在,勸善懲惡何須倚仗神旨/聖經撐腰?

相信人人內心皆有向善的潛質,這正是人文主義的表現。律法的外力未必無用,但一定不是人向善的根源,亦非必要條件。明乎此,不難理解所謂的聖經經文在對話裡面不但不是「信仰資源」,更可能是枷鎖。

不過,我並不認為基督徒無法與人文主義者對話,畢竟,基督教主張人是依照神的形象創造出來,以此理解人皆有善端,亦未嘗不可。這是一個兼容雙方的可能,也是坦然接受彼此義舉的契機。(「既然他們不信的都做得到,我們基督徒必定做得更加好」,有這種心態出現,正好反映某部份信徒不能接受他人行善的事實,這其實是很可悲的。)

如 果社會經驗是共同語言,而宗教信仰不是,若要進行對話,基督徒應嘗試用社會經驗描述自己的信仰,反思基督教在當前社會處於甚麼位置,吃誰的資源,做的是 甚麼事,然後才談教會要肩負哪些偉大「使命」,該如何扮演「先知角色」。不切實反省自己在罪的結構裡之位置,不坦然承認自己所犯的罪,一味胡吹高大空的理 想,罪人扮救主,這不僅是粉飾太平逃避現實,更是一種傲慢。

於是,就輪到社會分析出場了。有了社會分析,明白自己身處甚麼社會位置,與社會其他成員有著甚麼關係,方能腳踏實地履行使命。

冒牌人文主義,是鄉愿也是犬儒,是自我中心也是不經大腦。對不起,我有精神潔癖,無法騙自己繼續做傻事,少陪了。

Thursday, February 16, 2006

惜花

儘管世上大不乏怕送花的男生和怕收花的女生,然而在主流論述裡,送花,收花,依然被視為情人節的指定動作。

每次看見花店裡林林總總的花束 花籃,總覺得有一絲可惜。我不否認那些花束花籃很漂亮,花的色澤大小配搭有其心思,甚至可以是一種藝術,只是,這種美終究還 是抹不掉心底那一絲可惜。好端端一束花,被人從田裡割掉,從此脫離根源,無法接觸大地,擺放兩天就被人當垃圾丟棄。運氣好一些的,或許會被插在花瓶裡,用 水多養幾天,直至腐爛發臭為止——這跟一個人靠吊鹽水活命兼等死有何分別?

為了捕捉最燦爛的一剎那,不惜中斷花的生命,燦爛過後即棄如蔽 屣,我很難接受這是愛花之人的態度。果真愛花的話,豈會嫌施肥澆水麻煩?讓它接受陽光親吻, 生怕它被蟲蟻咬傷,看著每一片嫩芽長成葉子,看著花蕾慢慢盛放為花朵,接受它的凋謝,期待下一次的開花,總之只盼它健健康康完成生命週期……願意陪伴花走 過生命的每一刻,並衷心為之欣喜,我想,這樣才算愛花,惜花。

更高的境界,是連花也不種,不強求將之留在家中佔為己有,甘心讓花在自然裡成長,與天地融為一體,還其本真。無法把花時刻放在身邊,犧牲了和它的關係,僅能偶爾親臨野外欣賞,有這種情操的惜花人,縱或未算聖人,亦屬君子矣。

好花不常開,汲汲於追求最燦爛的一刻,攀折復丟棄,丟棄復攀折,時日久了,麻木了,燦爛再也無異於平淡,沒有滿足,只有厭倦與空虛,還有遍地落花。

身墮資本主義的餓鬼道,不管對象是花還是人,大概也很難去愛惜。

PS. 講完一輪,查實我未種過花,細個嗰陣種得好開心嘅係仙人掌、含羞草同指天椒,嘿。
PPS. 傾完電話,發覺我不愛送花,你不愛收花,暗叫好彩之餘,亦為我倆合拍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