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February 28, 2006

回去學天翔龍閃的學費

不想多說寫這篇東西的原因,知道的人就會知道。總之,能夠從頭到尾讀完這篇東西仍然保持清醒的話,我寫個服字,嘿。

我明白這篇東西寫得不 好,遺漏了不少面向,qualtative和quantative的考證都不足,而且缺乏一個牢固而整全的理論框架貫通全文,還望各 方友好多多包涵。唉,沒辦法,時間太短(從起草大綱到完成論文,只花了兩日半),不收窄research objective的話鐵定無法完工。看來我的學識和反省還是不夠,可惡。

講多一句:基層大學確係好嘢。若非有在基大的經歷,文章裡好一些資料和觀點我都很難寫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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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制度變遷與學生運動興衰
──一個四十年的回顧



甲. 引言

2003與2004年的兩次七一遊行,各有逾五十萬市民支持,不少輿論視之為香港近年最鬨動的社會運動,超過十份本地主流報章以頭版報導 1 。適逢2003年區議會選舉與2004年立法會選舉,儘管遊行人士的訴求事實上不盡一致 2 ,兩年七一的焦點在過程中被主流媒體表述為針對選舉與政制。

在 矚目的「七一神話」當中,學生對七一的參與(例如中學生聯盟)曾受到傳媒和社運界的關注,被視為香港學生運動的復興,其網絡式的動員,如透過互聯網上的 討論凝聚素不相識的學生,亦被稱為有別於傳統組織方法的後現代模式。然而,以結果而論,這些學生運動並不如上述言論所說的成功:第一,參與者的取向不少依 附主流論述裡的議會政制議題,又或者加入議會政治遊戲親身參選,未能在社會輿論裡彰顯自己的鮮明訴求,無法在過程中建立某種「學生運動」的獨特形象;第 二,即使已經將焦點放在議會政治,這些學生終究不能進入議會政治的核心,在兩年七一之後能夠奪得議席,成為議會政治明星的,主要是四十五條關注組的法律界 人士,不是學生和青年。

相比六、七十年代,最近十年的香港學運經常被評為陷入低潮,除了院校學生對討論社會大事普遍不熱衷,過去一直被視 為學運重鎮的專上學生聯會,近年持續發生 代表會、常委會(俗稱九樓)與社運資源中心(俗稱八樓)的衝突,成為學運衰退的象徵事件之一。對於這個現象,一些學者認為是公共空間因政黨興起而發達,民 意毋須透過學生運動表達所致。民主發展網絡學者組召集人陳健民在2005年四月廿四日一場題為「青少年的政治參與」之研討會上即表示,在政黨政治發展後, 青年在大眾傳媒的發聲機會比政治明星少,學生運動的角色已被取代。

這些主張帶有功能學派的色彩,認為學生運動原本扮演某種社會功能,一旦 能發揮相同或更佳功能的存在──例如政黨──出現,學生運動就會逐漸消失。這個「政 黨現,學運死」的思路有兩個缺失,第一個缺失可見於對功能學派的常見批判:它過份強調社會上存在共同且一致的價值。上溯至涂爾榦,社會變革被認為是因失範 (anomie)而誘發,失範即維繫一個社會的共同價值失效。在這角度下,帶來社會變革的社會運動(包括學生運動),乃對社會共同價值之背離。到了二十世 紀五十年代,美國的功能學派社會學家Robert K. Merton承接涂爾榦的失範觀點,以「合法目標」(legitimate end)和「合法手段」(legitimate means)解釋越軌行為。Merton假設社會上存在著獲普遍認同的文化目標,若個人在現存制度內得到達致這個目標的手段,就會服從社會規範。反之,如 果個人認同合法目標,卻無法在制度內取得合法手段,她會以非合法手段企圖達成目標,Merton稱這情況為「創新」(innovation)。又或者,若 個人既不認同合法目標,也不接受合法手段行事,這情況就是「反叛」(rebellion)。

一般而言,社會運動通常被視為否定既存合法目 標和合法手段,並提倡新的社會價值和制度的「反叛」,可是前述的「政黨現,學運死」分析卻把學生運動視為「創 新」,因政黨的出現堤供了新的合法手段,故此市民可以回復服從社會規範的狀態。無論如何,這種分析低估了社會上存在的價值差異,不同群體可以有不同的合法 目標,追求不同的目標可以有各自的合法/非合法手段,表述方式大可多元,政黨政治不一定是對每個群體都最有效的表述渠道(至少,無法投票的社群就很難利用 政黨政治發聲,例如黑市勞工、十八歲以下青少年),更不代表整個公共空間,學生運動不見得非消失不可。

「政黨現,學運死」思路的另一個缺失,是它只從外在因素解釋學生運動式微,忽略學運之所以產生的內在因素,包括它的經濟基礎與文化基礎。光從政黨出現這個外在因素解釋學運興衰並不足夠理解現實,六十年代席捲美國的學運風潮正是在兩黨制 3 發達的背景下展開,這段歷史是對「政黨現,學運死」思路的有力反證。

學運離不開學生,學生離不開學校,學校離不開教育制度。不管是肥沃抑或貧瘠,教育制度為學運提供了土壤,本文將嘗試從香港近四十年來的教育制度變遷入手,從經濟和文化兩方面因素討論教育制度對學運的影響。

影響學運的因素有許多,從本土性的到全球性的都有,柏林圍牆倒塌、香港回歸中國等事件都影響香港學運走勢。本文無意論證教育制度乃左右學運發展的惟一或最重要因素,而旨在從一個避免去歷史化的角度回顧本土學運,以期前瞻之際能有更廣闊的想像。


乙. 當青年變成學生──普及教育的興起

學 生運動得以在社會上發生,是其經濟基礎與文化基礎的展現。以美國六十年代的學運為例,它的出現與美國戰後經濟發展關係密切。美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少數 本土未遭戰火蹂躪的戰勝國,國內經濟力得以保存之餘,更可於戰後乘勢奪取其他元氣大傷之戰勝國的全球經濟主導地位,尤其是英國。美國的經濟在戰後飛躍發 展,政府的財力能負擔教育擴張,推廣普及教育。在1930年,美國十四至十七歲人口中只有51%在學,到1960年,這個比率上升至90%。在教育機會增 加的同時,戰後嬰兒潮亦令適齡入學的青少年人口膨漲,從1930年九百三十萬人增至1960年逾一千一百三十萬人(林玉体,2003)。在來自供求雙方的 力量下,美國學生人數急劇上升,為學運帶來龐大的潛在預備軍。

當時的美國學運亦有其文化基礎。五十年代中,黑人民權運動在美國十分發達, 為六十年代的學運開拓了視野,也累積了人脈網絡的社會資本。冷戰形勢下的核戰威 脅亦為學運注入反戰反核的元素。民主社會學生同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簡稱SDS)在1962年發表的著名「休倫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內容就包含了民權運動與和平運動的訴求。

造就學生運動的經濟因素與文化因素之間並非互不相關,事實上兩者有著千絲 萬縷的關係,彼此互相影響。Wallerstein(1995)認為六十年代從法 國到美國的世界性學生運動,是由於人們實現了現代性的技術面向,但期盼已久的現代性之人類解放面向卻不曾落實,故此企圖革命性地打破此一困局。若將技術的 現代性理解為科技與財富增長──亦即經濟因素,將解放的現代性理解為人類真正民主、自我完善的理想──亦即文化因素,就可見兩者在歷史中糾纏不清,時而扣 連時而對立的關係。

香港的情況亦不例外。在普及教育興起的階段,經濟因素和文化因素對香港學運的發展及其性質有著種種影響。


i) 普及教育興起的經濟脈絡

作為學生運動的土壤,教育制度本身亦有其經濟基礎。普及教育在六十年代興起,跟香港社會的經濟環境息息相關。

香 港在六十年代以前並未推行普及教育,與政府的財政局限有關。自開埠初期,資本家即要求政府實行低稅率政策,當1894年政府提出加稅,馬上遭遇本地商人 強烈反彈,爆發憲政危機,最後要承諾在行政立法兩局委任多名資本家加入,危機才告一段落。經此一役,港英政府不敢依賴加稅拓展庫房收入來源。另一方面,英 國要求殖民地政府財政自給自足,若香港向英國申請財政援助,就要受英國財政部監管,政府的行政自主權將受制肘。凡此種種,皆局限了香港政府的財政能力,較 難以公帑推行大規模的公共政策,五十年代拒絕資助工業發展已是一例(趙永佳,1996)。

戰前的香港政府不推行普及教育,另一個考慮是中港人口流動。鑑於戰前香港和內地的邊境不設邊禁,人口流動相對自由,政府憂慮無限制移民的可能會對帶來人口增長壓力,令香港普及教育的開支難以估計(施其樂,1999)。

到了戰後,內地政權易手,香港實施邊禁,人口流動的變數不再重要。冷戰形勢令香港在轉口貿易和工業生產得以發展,經濟起飛,庫房收入上升。到了六十年代,香港已積聚了實施普及教育的經濟基礎。在《1965年教育白皮書》裡,政府已表明要將小學教育普及化:

政 府要盡速增加官立小學及政府資助小學的學位,……新的目標是要使凡擬獲得任何此類學位的兒童都能為其所願。工作小組估計小學學齡兒童中,百分之八十均將 要求享有由政府資助的教育。政府已接受此項估計擬訂有關計劃,亦接受工作小組所提應設法於一九七零至七一年度實現此項目標的建議。

令普及 教育計劃步伐更進一步加速的,是1966年九龍騷動和1967年六七事件帶來的政治考慮。這兩次事件顯示了香港社會積壓著的不滿,對港英政府的管治 構成認受性危機。由於青少年佔事件參與者當中相當可觀的比例,用普及教育穩定他們,將之收編進學校建制,就成為一個吸引的方案(曾榮光,1997)。《一 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即表示,為了控制青年問題和青年之中的「不滿份子」,政府須「提供較佳的受教育和就業機會」。

該報告 書亦指出,當時香港有50%人口在21歲以下。從這個人口比例推斷,可見香港社會當時剛經歷嬰兒潮,適齡入學人口甚多。無論如何,緊接六七事件之 後,政府在1968年與1969年兩度削減小學學費,並在1971年宣佈為所有適齡兒童提供免費小學教育,其目標已不止於《1965年教育白皮書》裡提及 的令八成適齡人口接受「政府資助的教育」。與此同時,中一至中三的學額亦大幅擴張,在1959至60年度香港只有四萬個學位,到1972至73年度已上升 至十九萬以上。港督麥理浩在1972年到任後更不斷加速初中教育普及化,終致1978年實施九年免費強逼教育。

普及教育政策要有效,除了 依賴政府提供免費學額的能力,還得視乎市民的入學意欲。促成市民入學意欲的,除了傳統中國文化表揚讀書之外,經濟因素也是重要考 慮。香港經濟在六、七十年代的發展,一則令家庭較能承擔因子女入學造成的勞動收入損失,二則為社會帶來大量就業機會,畢業後容易找到工作,升學成為個人社 會流動的有效途徑。進入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轉型,升學作為社會流動渠道的角色更形重要,新興的金融服務業要求勞工有更高的教育程度。內地改革開放後,香港 工廠為縮減成本大舉北移,導致本土工業衰退,大量工人失業,「當一個教育程度低而收入不俗的熟練工人」難以成為可供選擇的前途。在這些經濟壓力下,市民接 納九年免費強逼教育之餘,更追求進一步的升學,青年留在學校建制的平均年期於焉繼續延長。

在各種經濟因素下,教育制度得以普及,在吸納大量青年的同時,亦將社會上潛在的青年反抗力量帶進學校之中,鞏固了學生運動的基礎。


ii) 普及教育帶來的文化影響

教育的普及是把青年變成學生,以學校建制將之區隔於社會和生產關係之外,但其影響卻決非僅僅止於時間和空間上的物質區隔,這個區隔本身亦可以誘發某種新文化的建立。對於教育制度帶來的文化影響,本文將集中討論當中的身份認同部份。

身 份認同是社會運動不可或缺的一環。透過作為「想像的共同體」之身份認同,互不相識的個人方能串連為有意識的群體,作出集體的共同行動和訴求,民族身份和 宗教身份都是在歷史上帶來集體行動的明顯例子。馬克思認為階級鬥爭若要發生,階級裡的個人必須先意識到彼此的共同命運,從自在階級變成自為階級──這個過 程,牽涉身份認同的建立。

身份認同既非必然亦非先天決定,而是後天的社會建構。Aries(1973)指出,即使是「兒童」這個看似單純 由生理年齡決定的「自然身份」,其實並不必 然,因為中世紀的西方繪畫裡甚少出現兒童,偶爾出現了亦被描繪成「縮小的成人」,兒童和成人並未被認知為兩種截然不同的存在。儘管這個考證的嚴謹程度受到 一些質疑(Heywood,2001),但兒童身份的社會建構性質則被學術界廣泛接納。

學生運動無可避免牽涉學生身份,這個身份並非本來 就有的非歷史存在,它自有其建構的過程。雖說身份認同是「想像的共同體」,但這個「想像」仍需透過具體的 共同經驗去維繫並落實。在香港,工廠和學校先後為青少年提供了共同經驗的空間。六十年代,工業蓬勃發展,工廠吸納了大批青年,既在工作上為青年帶來共同相 處的經驗,也帶來了青年之間交流對話、凝聚論述的空間。像「工廠妹」這種青年女工的身份之所以產生,並為主流文化注目,甚至引發針對這個身份而創作的陳寶 珠粵語片盛極一時(姚堯,1983),也是這個背景的產物。到七十年代,隨著學額擴張,為數可觀的青少年被拉入學校建制,學校就成為建構青少年身份的重 鎮,學生身份成為青少年自我定位的重要元素。

身份認同不單純是文化精神層面的結果,它需要有物質基礎。薩依德(1978)在《東方主義》 裡對此有精彩的分析,他以拿破侖佔領埃及為例,指出拿破侖為了 將真實的埃及變成一套文本,他先要用軍事力量攻陷埃及,隨軍的整個法國東方研究「機構」才得以恣意就埃及的每個細節施加文化霸權,寫成二十三冊《埃及描 述》。同理,正是港英政府的普及教育在物質層面把青少年的身體困在學校,才促成學生身份出現。

與拿破侖不同,政府的重點並不在於對青少年 建立「除魅」式的全面理解,而在於建立更為赤裸的控制,這態度可能與九龍騷動和六七事件帶來的管治危機感有關。 在七十年代成形的普及教育制度下,公開試是升學的關鍵,而為了配合公開試,政府制訂了統一的官方課程和評核標準。以公開試為中心的觀點籠罩全港中小學,局 限學校授課與運作的多元之餘,官方課程的繁重課業亦令學生剩下不多思考和發展的餘地。如果者,教育制度對學生的控制便不止於每天在學校上課的數小時,也不 止於對考試、測驗、假期的全年作息時間編排,控制甚至已經滲入了課餘的私人生活空間,若要在公開試勝出,學生在課餘也得溫書操練。

中小學 教育的嚴密控制解釋了為何作為學生的共同體驗始於中小學年代,但主流的學生運動卻往往要到了大學階段才正式發生。在大學,沒有官方劃一的課程,作息 時間較具彈性,學生在行動上享有較大自由,受到的控制不如中小學嚴密。「作為學生的共同體驗」在中小學年代已被確立,這個共同體驗強化了彼此的親近感;而 大學時期的控制減弱則擴大了空間,有助建立「作為學生的抗爭性共同論述」。在「共同體驗」和「共同論述」結合之下,有利學生運動的進取性學生身份即有萌芽 機會。這個在學運中鮮明的學生身份,說穿了其實是「大學生身份」。

在六、七十年代,大學生充份具備晉身中產階級或以上的未來社會流動可 能,加上大學附帶的文化資本,在公眾形象上為「大學生身份」投射了中產階級的光環。同 時又因為大學生尚在生產關係之外,這個過渡性身份並沒有作為中產階級的直接利益考慮。於是「大學生身份」在社會輿論上較易被接納為推動社會理想的角色,以 大學生為核心的學生運動因而為人受落。

值得注意的是,自六、七十年代發展出來的香港學生運動儘管姿態上可以相當基進,親近基層和弱勢社群 4 ,甚至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但就其性質而論,這種大學生主導的學生運動卻是精英主義的。六、七十年代的大學生佔人口極小部份,即使到了1982年,專上學額 仍然只佔適齡人口的百分之二點五,足見大學生堪稱社會精英(曾榮光,1991)。學生運動之所以為大眾受落,某程度上是依賴市民對「大學生身份」附帶的文 化資本和(未來的)經濟資本之膜拜,然而根據Bourdieu的觀點,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都是劃分階級的因素──換言之,精英式學生運動在社會輿論上的成 功,恰好是奠基在對既有階級差距的鞏固之上,而不是它對階級差距的顛覆。


丙. 教育場域的改變與學生運動退潮

八 十年代以後,香港的學生運動經常被論者評為無復當年勇,陷入退潮階段,並將之與香港整體政治氣氛改為集中代議政制課題掛鉤。不過,對於學運的轉向,教育 場域的改變亦脫不了關係。在教育場域裡,經濟因素反映在升學機會增加和文憑貶值,對「大學生」這個文化身份的轉變有明顯影響。

九年免費強 逼教育於1978年實施之後,香港教育制度已大致完成吸納十五歲以下之青少年為學生。到八十年代初,香港工廠北移,新的主導產業是金融服務業, 要求勞工具備較高教育程度,為確保日後生計,學生面對的升學壓力因而上升。政府為回應這情況,逐步開放更多升學機會,職業先修學校 5 的改制是其中一個具體例子。當職業先修學校在1969年開設之初,只開設三年制課程,與升學渠道並不銜接,加上實用及工藝科目規定須佔課程50%,畢業生 難以升讀文法中學的高中課程。到了1986年,職業先修學校課程擴展至預科,實用及工藝科目的比例亦在1997年下降至30-40%,學生的升學機會有所 增加(曾榮光,1997)。

六十年代的嬰兒潮過去之後,香港出生率在七十年代回落,縮減了擴張學額的壓力,增加升學機會的成本因而得以減 輕。與此同時,教育的普及造成文憑貶值,到了 中小學教育程度已無力保障社會流動機會,大學教育亦在這趨勢下逐漸邁向普及。專上學額在適齡人口當中的比例,從1982年的2.5%,在1987年上升至 5%,到1991年變成12%。相比不少富裕國家,香港大學生佔人口的比率依然明顯偏低──在八十年代末,這個比率在美國是63.7%,在加拿大是 68.1%,在法國是37%──但即使如此,專上教育普及化的趨勢已引發「大學生身份」傳統上的精英形象在社會輿論上遭受嚴重打擊,被視為危機與禍害(曾 榮光,1991)。

「大學生身份」的精英形象破滅,它的象徵價值亦告貶值。當「大學生身份」不再精英,以大學生為核心的精英式學生運動在 社會上就難以贏得過去的聲譽和公信 力。再者,由於身份認同關乎當事人的自我界定,一旦「大學生身份」失去使命的光榮,新入學的大學生也無法將自己的身份和社會理想扣連起來,亦不覺得「大學 生身份」要求自己參與社會運動。無論是輿論對大學生的認知,抑或是大學生本人的自我認知,俱變得不利精英式的學生運動。

另一個打擊以大學 生為核心之學生運動的原因,是大學生面臨越來越強烈的控制,行動自由受到抑壓。控制加劇與經濟因素有關,大學生身負沉重經濟壓力,這份壓 力收窄了他們投身學運的空間。自1970年,樓價升幅一直高於工資升幅,縱使樓價在1994至1995年略為回落,但到1997年卻回升一倍,這趨勢令大 學生的社會流動性大不如前。1993年一個市區四百呎住宅單位的售價,與一個本地大學新畢業生十五年的收入總和相若(許寶強,1998)。這例子反映香港 的生活物價水平持續上漲,損害了大學文憑提供的社會流動性。

除了物價和工資的差距,利率也是經濟壓力的來源。高通漲和低名義利率為香港帶 來實際上的負利率,缺乏資金進行高回報投資的小市民只能坐視儲蓄貶值。另一方 面,借貸利率與存款利率相差擴大亦損害了大學生的儲蓄能力。很多大學生都依賴學生資助辦事處的貸款應付學費支出,比較1998年和2006年,「本地專上 學生資助計劃」和「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貸款利率無甚變動,分別維持在2.5%和大約7% 6 ,但這段期間的一個月定期存款利率已從九厘下調至不足三厘 7 ,這個差距加劇了大學生債務負擔,降低了他們在學期間和畢業後的經濟能力。

大 學生經濟壓力增加在兩方面對學運構成障礙,第一,經濟壓力增加代表社會流動下降,當大學生面臨的經濟困境和一般基層市民相距不遠時,過往精英式學生運動 附帶的中產階級光環即告消失,不可能再奠基在大學生和小市民的階級差距之上。第二,一如前述,經濟壓力對大學生產生強烈控制,當作為社會流動渠道的大學教 育宣告失效,大學生傾向忙於處理個人經濟前途,例如找兼職,或者參加「自我增值」的課程和實習計劃。相對於嚴密控制的中小學,大學已失去與它們的鮮明對 比,一如中小學的生活,控制同樣滲入大學生的私人空間,剩下不多思考和自我實現的餘地。若說大學是昔日學運的土壤,這片土壤現在已變得貧瘠。

在 大學出現的控制與中小學歷來的控制性質不同。中小學的控制以公開試為核心,課業儘管繁重,但考核範圍是明確的,考核方式是公式化的,而且考核可知是在特 定的日子(即公開試當日)進行,學生清楚明白遊戲規則。大學的控制卻以就業前景為核心,獲聘與否,沒有明文列出的遊戲規則可循,學生也不清楚何時何地有就 業機會。在就業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恐懼令大學生內化了控制,以「自我增值」原則監察自己平日言行,有如傅柯的圓形監獄例子:獄卒在崗位看得見囚室裡的囚 犯,囚犯在囚室裡卻看不見崗位上的獄卒,即使崗位上空無一人,囚犯也不敢越獄,因為他們不知道沒有人在監視自己。外在的監獄,由此內化在囚犯心中,成為一 種自我控制。

一言以蔽之,中小學歷來的控制主要是外在的,大學的控制在頗大程度上卻是內在的。在內化了的控制之下,在大學生的主觀意識裡,學運元素於大學生身份的內容之中已受到邊緣化。


丁. 結論

本 文從教育制度這個內在因素探討香港學生運動的興衰,並非排斥外在因素的影響。恰好相反,前文的分析正正表明作為學運土壤的教育制度並非一個孤立的場域, 它大受整體社會環境──包括經濟結構、政治局勢、人口增減──影響。在這片土壤萌芽的學生運動亦因而受到種種外在因素左右,決非抽離社會的獨立自足存在。

既 然學生運動的產生植根於特定的社會處境,反身性的學運必須審視促成自己存在的根源,回應自身所處的社會處境。比方說,精英式的大學生學運能否反省自己身 處的階級結構,而不止於以「客觀」的角度作出批判?反身性的學運會尋找自己的社會根源,這種學生運動會成為社會運動的一部份。

此外,綜觀過去四十年,學運身處的社會處境相當複雜,這個處境反映的問題亦不單純,並非政黨政治代表的「公共空間」能夠全數直接回應。例如工業北移和樓價高企這兩個現象背後的跨國資本流動,就不是以本土選票為行動誘因的香港政黨政治所能夠回應。

目 前,大學生社會流動減弱造成傳統精英式學運的危機,由於政府在2004年公佈2010至11學年將讓60%高中畢業生接受專上教育,再加上在職進修日趨 普及,以現時經濟環境推測,專上文憑將繼續貶值,進一步減弱大學生的社會流動,加劇精英式學運的危機。然而,當大學生和小市民的階級差距拉近,這也可視為 傳統學運模式轉型的契機。假如學生運動從精英化轉向平民化,或許將能更有力地扣連一般市民,以及更廣泛的議題。

在平民化的學生運動裡,學 生不是帶人民出埃及的先知,也不是自成一角的小圈子,而是人民的一份子。學運裡的「學生身份」不必消失,但可以退下作為行動焦點 的第一線,繼而建立攝受性、包容性更廣的身份認同,容納學生以外的人加入。在現今香港社會,職業以至學科皆高度分化,要尋找一個可以連結不同界別的身份並 不容易,這將是今後需要探討的課題。


(1) 包括蘋果日報、東方日報、太陽報、明報、星島日報、都市日報、成報、香港經濟日報、大公報、南華早報。
(2) 2003與2004年的七一遊行訴求多元,參加者包括病人權益團體以至要求管制工資工時的工會,這情況以2004年的七一尤其明顯。
(3) 指共和黨和民主黨。
(4) 例如七十年代學生運動所積極參與的艇戶事件,大學生就協助作為基層和弱勢社群的艇戶爭取上岸住樓。
(5) 香港的中學教育由三種學校提供,分別是文法中學、工業中學、職業先修學校。
(6) 「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的貸款利率是浮動的,訂在比發鈔銀行的平均最優惠貸款利率低2.308厘的水平。本文記錄的最新利率截至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為7.025%。
(7) 參考大新銀行的五十萬元以下定期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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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家姐,生日快樂,你永遠是我的聖女。
PPS. 謝謝身在遠方的你不斷支持,沒有你,我回去的決心大概不會那麼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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