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rch 17, 2006

正確的社運態度

雖然身處象牙塔,羅永生依然不愧為前左翼人士,他所翻譯的七篇「反思西雅圖之後的社運譯寫系列」甚具參考價值,對長期欠缺反思、汲汲於眼前事工的香港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而言,可謂一記當頭棒喝。

在西雅圖之後尋找希望[反思西雅圖後的社運譯寫系列一]
社運收皮![反思西雅圖後的社運譯寫系列二]
名單更長,行動更勁![反思西雅圖後的社運譯寫系列三]
「社運積極主義」和「清教派無政府主義」[反思西雅圖後的社運譯寫系列四]
我地會立即行動!──左翼反智主義及其不滿[反思西雅圖後的社運譯寫系列五]
從反企業民粹主義到反資本主義的出路[反思西雅圖之後的社運譯寫系列六]
No Logo: 與Naomi Klein的一席話[反思西雅圖後的社運譯寫系列七]

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過去了,當海外同志不斷為整場運動作既深且廣的反省,甚至不惜公開自我批判的時候,香港的NGO究竟在幹甚麼?不錯,一些曾參與世貿 行動的本地團體已藉著這個機會嘗試討論,包括民間監察世貿聯盟,其志可嘉,但其討論水準仍然遠不如人。至於某些團體從頭到尾都拒絕討論和反省,只會假手於 人做做門面功夫,骨子裡把「反世貿」當成一件單純的事工理所當然地處理掉,這種行徑就簡直令人毛骨悚然。

正確的社運態度必須死守兩個元素,一是方向,二是群眾。方向是推展社會運動的根本理由,群眾是NGO服事的對象也是運動的主體,缺此兩者,任憑你攫取多少資助回來,僱用多少個職員坐鎮,終究也是枉然。

蘇叔叔最近寫的兩篇文章《反世貿的意識形態…在/不在香港之一》《反世貿的意識形態…在/不在香港之二》,對此節有一針見血的評論,節錄如下:

近年,一些國際NGO及基金會與社運團體間的爭拗似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卡利尼科斯說,在八、九十年代,我們大部份人都將非政府組織(NGO)視作民間社會的關鍵部份,但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出現大規模私人資助,非政府組織改變為國家財富再分配的代理人

《我地會立即行動!》提到:「慈善機構在構成社運積極主義上的角色很少被談論,因為幾乎每個人都想要資助(包括我們自己)。但這是要談的。基金喜歡那些有固定焦點工作的團體,做一些溫和地修補救護的計劃。它們不想任何人給這個奉獻他們大量金錢的制度審視得太仔細」。「非 牟利機構本質上是售賣他們自己的見報率給基金計劃總監的一盤生意,所以他們是以高度實用主義的反智邏輯,以及以一種短期心態來營運的,而這種心態是因為它 們要與同業組織競爭每個年度的財政資助而產生的。由非牟利的生意帶導,整個左派開始變得迷戀於一些“快見效”、“即食”、“高曝光”的工作焦點。對很多政 治非牟利生意來說,行動──不管它們的價值或真正影響──就是產品本身,它們可以帶來更多的資助津貼」。

(中略)

過份興奮又會掩蓋了一些由來已久問題的反思。譬如一味事工,而缺乏分析。這種困局無法突破,將障礙未來的發展。像今次反世貿,由於長期欠缺分析,工會及基 層團體大都無法提出具體的回應。即使事件過後,在不同場合的檢討中,亦未見改善。如無意外,將很快又會跌回事工中。《我地會立即行動!》有些意見頗值得香 港團體活躍份子參考。文章說:「美國有一種本土小資產階級民粹主義的根,而反智主義和它的文化緊緊相連。而因為社運積極分子主義強調實務、達成目的、如何執行等,高於一切,一種一心要去明白深層結構,並以改變它們為目的的理論,必然會被棄如敝屣。」 「Jiramanus也參加了哈佛大學最低工資運動,她說那個團體當中有一些人,相信爭取最低工資是一種“更大的理想”的一部份,但其他人就不是這樣想。 她指出“如果你的分析不夠寬廣,你就和那些當慈善工作的團體沒有甚麼不同。”在她的校園工友團結組織中,“人們會說,我不是一個進步分子,我只是關心這個 問題。我們很難去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思考自己的工作,也不大喜歡問人家他們究竟有甚麼信念。我們需要一個渠道去談論另類經濟制度。”不過她說這些問題是不 會被談到的,那些會思考這些問題的人,會害怕在會議上提出這些問題。“例如有人會話‘我地無時間講呢D,我地首先要打贏目前最低工資這場仗’”。有想法的 人會發覺,這種尖刻無情的高度實用主義非常異化,於是都退出不幹」。

人民不是使事工「達標」的道具。如果要將社運也變成異化勞動,倒不如乾脆投身中環,起碼三餐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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