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ugust 28, 2006

愛情譜系學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愛情是甚麼?如果有人告訴你一個放諸古今中外皆準的標準答案,他一定是在騙你。沒有標準答案,皆因愛情有其歷史發展流程。追蹤它的歷史發展流程,意味著為愛情建立譜系。

翻開聖經,唯一專門描述愛情的書卷是《雅歌》,裡面未婚戀人的調情言語之間,還夾雜了明顯的性暗示。然而主導基督教的是保羅那禁欲與貴靈賤肉的思想,《雅歌》遭投閒置散之餘,還被一些人附會為描繪人神關係。對保羅來說,婚姻的重點不在於愛情,婚姻應該是處理性慾的工具,整篇《哥林多前書》第七章反反覆覆說的都是這一回事,當中第四節更以私有產權立論奠定一夫一妻制:「妻子對自己的身體沒有主權,主權在丈夫;同樣,丈夫對自己的身體也沒有主權,主權在妻子。」及後,奧古斯丁把保羅的主張推至另一個高峰,他對自身性慾懷有極盡強烈的罪疚感,在《懺悔錄》裡花了大量篇幅記述。奧古斯丁認為人最好就是獨身守貞,其次是沒有性交的婚姻,再其次是在婚姻裡只為生殖而性交,差一點的是會為情慾而與配偶性交,最下賤的就是發生婚外性行為。

上述「性的聖階級」營造了性慾中心的婚姻觀,盤踞中世紀的歐洲。愛情與性割裂,亦與為性與生殖服務的婚姻制度割裂,這一點在帶有政略聯姻考慮的宮廷貴族階層尤為嚴重,無愛婚姻是常態。當婚姻是安置性慾而不是安置愛情的時候,人可以情歸何處?出路自然在婚姻之外。騎士道的愛情模式自十一世紀興起(注),騎士們向身份比他們高貴的仕女——通常是已婚的——表白傾慕之情,以排除萬難的犧牲奉獻精神闖過種種難關,務求得到芳心。在浪漫文學之中,所謂的「難關」甚至包括屠龍奪寶!這種婚外情是在中世紀戒律裡面鑽空子,其底線是不可發生肉體關係(雖然發展到後來亦不乏破戒例子,食色性也,信焉),箇中亦有處女崇拜的成份在內。

今日基督徒乃至普遍香港人眼中的理想愛情觀,像「有愛才有性」、「兩人相愛而結婚」、「婚外情可恥」等等,並非天經地義,既不是普世傳統,甚至也不是基督教傳統。

至此,某些唸過幾年番書的人可能會下結論說「愛情是近代建構的產物」。這個主張有一定的道理,現代的浪漫愛情某程度上由騎士道愛情演化而來,只是中世紀生產力不高,為口奔馳的平民與農奴負擔不起那種餘暇與物力去應付冗長的求愛儀式,騎士道愛情被視為貴族專利。待社會生產力提高了,這種愛情模式才逐漸普及,資本家生產從洋樓到鑽戒到金莎花等等等等商品協助男士進行戲劇化的求愛,花錢即可成事,毋須背負殺害瀕危動物的惡名跑去屠龍,雖然為愛情可以不惜一切的浪漫情懷仍然受到歌頌,以此為題材的K歌足夠你在K房閉關唱足七七四十九日。民族國家興起動搖了宗教權威,較少政略聯姻考慮的平民亦不介意把愛情融入婚姻制度,一生一世的「性—愛—婚姻」三位一體模式於焉有了滋長的土壤。

不過,「愛情是近代建構的產物」這個結論還是下得太快了。在近代被重新建構的不是愛情本身,而是愛情的模式,諸如將愛情放在甚麼制度裡面,以甚麼行動表達,佔人生多大的比重等。愛情在近代才有?這其實是相當西方中心的觀點。縱是不提猶太人故老相傳的《雅歌》,光說近的,中國的梁祝總不能無視吧?若嫌梁祝故事是後人杜撰,《詩經》又如何?《關雎》、《卷耳》、《漢廣》、《江有汜》、《靜女》、《柏舟》……在在是先秦百姓的愛情心跡。「愛情是近代建構的產物」這觀點時髦又有型,但未免背乎人情,偏離事實。

假如愛情是古今中外皆有的感情,那麼它跨越古今中外不變的本質是甚麼呢?文章一開始就說過了,根本沒有那種本質論意義下的標準愛情。為愛情忐忑不安,柔腸百結的人最初往往禁不住自問「我是不是愛上了她/他」,為穩定不穩定的心,向外追求標準答案確定自己感情便成了莫大誘惑,「愛和喜歡有甚麼分別」是少男少女致函愛情信箱的常見問題,急於為一己愛情觀建立霸權的道德販子亦樂於提出權威答案,供需均衡。不知是否中了柏拉圖理型論的毒,古希臘人對這一套樂此不疲,甚至為愛情分門別類:epithumia是肉慾官能之愛,eros是歡愉迷戀之愛,storge是安穩親情之愛,philia是志同道合之愛,agape是無私奉獻之愛,基督教崛起後被壟斷為指涉上帝的愛。然而,分類分得更仔細也不足以硬套在每個人的感情上強作標籤,畢竟關係發展的背景有異,每個人的愛情性質都不盡相同,因共同志向結識的情侶不乏友愛,不代表他們彼此之間沒有情慾,相處久了也未必不會萌生親情。為愛情劃一標準界線是很笨的,即使是同一個人,與不同的人交往時,產生的愛情也不會完全相同,這不必然是量的差別(即「愛誰比較多」),而是質的差別。

與其強求愛情定義的標準答案,不如務實一點,看看我們的愛情模式在可見將來如何自處。佛洛姆說資本主義使現代人希望被愛多於主動付出去愛人,這種推演過頭的論調隨便點一首許志安的《爛泥》或者楊千樺的《飛女正傳》即可反證,不過,根據一九九六年的統計,香港每一百對新人結婚的同時,另外又有四十一對夫妻離婚,一生一世的「性—愛—婚姻」三位一體模式似乎不再穩如泰山(也許它從未穩如泰山過,只是中產階級的幻想,蓋不離婚亦不等如性愛雙全也)。就是在婚姻之外,北上工作、出國留學增加了分隔,一葉飛機去,人隔萬重山,不利維繫長線感情。最要命的是新自由主義猖獗令貧富懸殊越演越烈,低工資、長工時、工作不穩定,戀人之間別說要花錢消費的行街睇戲食飯,連抽空開懷共處也不易承擔。繁複的浪漫愛情遊戲快要變成有錢有閒階級的專利,歷史搞不好會退回中世紀。

剩下來的選擇只有兩個,一是調整個人對愛情的期望以適應社會,二是改變社會以落實個人對愛情的期望。我不相信香港人普遍輕視愛情——這不是因為香港人不涼薄,而是因為涼薄者眾,所以更盼望在愛情中得到補償——要如何編織社會未來的愛情譜系,就得看大家的決心與造化了。

注釋:
騎士道愛情並不如後人想像的那麼美好,當年一些不肖之徒對其他女性大獻殷勤之餘,回到家裡卻虐待他不愛的妻子。又,騎士道愛情的運作模式無法讓身份不高的騎士夫人向外尋求愛情,這是階級壓逼也是性別歧視。除惡務盡,有興趣在今時今日講究騎士精神者,須
之慎之。

PS. 今日在Page One翻閱新書《無解良品》,讀到陳健民的後工業社會愛情觀,與七年前上課時聽到的無異,暗笑之餘亦覺親切。惜同在火車站飛奔上山坐前排聽課之光景不再,憾甚。
PPS. 寫不成講章,惟有把當初靈感放在這裡炒雜錦,博君一笑。

Thursday, August 24, 2006

我不是單數

有一次在上水坐小巴,前面有一個約四、五歲的小男孩,對窗外風景十分好奇,一面看,一面向身旁的母親問這問那。過了一會,他又問:「架車去唔去姑姐屋企o架?」

小孩子認路,常常把地方和他或者他熟悉的人聯繫起來,而不是記下地名。他或者可以在街上指出哪裡是「我屋企」,然而一旦迷路了,卻未必懂得告訴警察叔叔「我屋企」是哪條街哪幢大廈哪一層樓哪個單位。用客觀地標取代主觀地標,是我們長大之後的事。不過,縱有客觀地標,我們依然保存著從自己認識世界、用自己把世界定位的習慣。天氣報告夠科學夠客觀了吧?但在「世界各大城市天氣概況」的環節裡,出現的來來去去都是歐洲澳洲北美東亞的城市,非洲和南美洲素來榜上無名。是因為哪兒無人居住嗎?不是。我們之所以無視非洲和南美洲的城市,並對這份無視習以為常,只因我們不覺得它們跟自己有關係而已。

甚麼事物有意義,甚麼事物沒有意義,全部由我決定。我為世界賦予意義,聽起來很狂對不對?問題是,這個「我」究竟是甚麼?

打開ICQ的個人簡介,用戶可以填寫他的職業、興趣、參加的團體、讀過的學校,假如他一字不填,我們就很難認識他是怎麼樣的人。正如《消失》一文所言,自我存在於與世界的關係之中。誠然,即使斬斷了與萬物的關係,個人的肉體依舊存在,像身高、性別、年齡等等生理特徵能分辨出你我他。可是,倘若這個人與任何人、任何群體都沒有任何關係,這些特徵就像窗上雨點的分佈、水泥地上的紋路一樣,誰也不會去注意。

有行動,有感情投射,就會與事物產生關係,種種關係就構成了我的存在。塞爾維特殉道日內瓦,羅密歐茱麗葉殉情維羅納,革命烈士殉難黃花崗,他們很傻嗎?連自己都死了,世界變成怎樣又有甚麼意義?錯了,這種主客/內外/我他二分的觀點並不正確。學術、戀人、百姓,這些事情根本就是他們之所以為他們的重要內容,將之剝離了,他們的自我即被硬生生斬下了一截。妻子和孩子掉進水裡,兩個只能救一個,無論怎麼選擇我們都會痛苦:放棄妻子,等如殺死作為丈夫的我;放棄孩子,等如殺死作為父親的我。

我不是單數(注一),把所有關係加起來,才是我。

我為世界賦予意義,世界為我賦予意義,兩邊合起來方為事實。現代人看不見這個事實,經常強調個人,以為人是獨立的個體,結果衍生了名為犬儒的錯誤。犬儒之徒把萬事看成無差別,沒有人值得結交,沒有主張值得深究,沒有事務值得投入。他們拒絕行動,拈輕怕重,以旁觀——淺淺的旁觀——度日,目睹車禍的話他們只會圍觀拍照不會報警救人,所有人和事都是他們嘲諷取樂的對象。犬儒者以為自己抽離萬物,不與他人締結關係,將自我懸在半空作出的判斷就是最「客觀」的判斷,並冠之以「獨立思考」的神聖光環。好一個「獨立思考」,但作為思考者的自我當真能獨立於這個世界麼?一如前述的,不能。毋須否定主體意志的存在,然而主體意志是沒有內容的,為它填上內容的是世界。我們強調個人選擇,可是冰河時期的原始人思考晚餐吃甚麼的時候,腦海裡不可能浮現擔擔麵、咖喱雜菜、芝士焗龍蝦等選項,皆因當時世上沒有麵條沒有咖喱也沒有芝士。對世界的認知決定了主體意志的活動範圍,與世界的關係決定了自我的定義,自我從來就不獨立。

明明不獨立,卻強逼自我獨立,結果將是自我萎縮。犬儒者害怕自我的獨立地位受到外力威脅,以輕視一切保護自己,最後變成甚麼都不懂的井底蛙。預科時上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課,總有同學連書也沒有翻過幾頁就頻呼好悶、無興趣,幾欲當眾蒙頭大睡。中化科課程不見得高明,但同學不是挖掘它的問題作出嚴謹批判,而是連對方說甚麼也不知道,就斷言自己沒有興趣,大剌剌藐視而過。當這種態度擴大至普遍的人和事,就是犬儒。壹本便利偷伯阿嬌更衣有甚麼大不了?有人買才有人賣。何俊仁被人打爆鼻樑有甚麼大不了?出得嚟行預咗要還。觀塘拆樓賣地興建豪宅商場有甚麼大不了?我又不住在觀塘。政府拒絕推行最低工資有甚麼大不了?經濟就是有競爭才有進步。

重點在於「有甚麼大不了」,後面那一句所謂理由只是充撐門面的廢話。有人買才有人賣?別人光顧職業殺手買起你一條命的時候,難道你死得瞑目?有競爭才有進步?政府放寬輸入內地勞工,你們就馬上呱呱大叫抗議人家搶飯碗了。犬儒者從不真心相信他們口中的理由,他們需要「有甚麼大不了」帶來的抽離,享受自己凌駕一切的優越感。辯論不是為了尋找真相,不是為了扣連行動,而是為了讓我壓倒別人,不被別人壓倒我。這個必須拼死守護的,不堅持任何主張,不屬於任何社群,不愛也不恨任何有血有肉的人,內容空洞乾癟,剩下對吃喝、性交、認同感、安全感的本能慾求。輕視萬物的同時,卻忘記觀照自己,自我至此萎縮,人的存在宣告死亡,代之而起的是獸的存在,以及率獸食人的時代。

惟有投入世界,全情行動,自我才能展開與成長。與新事物的接觸擴張了主體意志的活動範圍,豐富了自我的內容。如果一個只知餐餐煮即食麵的人聽見別人談到擔擔麵咖喱雜菜芝士焗龍蝦時看也不看就報以不屑,縮回去繼續煮他的即食麵,他以後的餐桌也不會有甚麼看頭。真正的獨立自主,不是企圖抽離於世界,而是努力梳理支撐自我存在的種種關係(注二),然後作出選取,放棄哪一些,發展哪一些,邁向哪一個新領域。在積極的選取之中,我們有的不是犬儒麻木而是自主行動,並在行動中創造自己。

我們投影在世界之上,並在投影中得以存在。人渴望溝通,也是出於相同的原因。透過溝通,人把自己投影到他人身上,將自己的形象和記憶寄存於他人心中,藉此抵抗遺忘與消失。當世界與我再沒有關係,當世人已經把我遺忘,我就不存在了。死亡不等如一個人的消失,消失不等如一個人的死亡,因為我們可以在別人心裡活下去。為甚麼不該把社會關懷看成「我施捨你」的單向行為?因為在幫助別人的時候,我們也在建構自己。

各人心中都有我,所以,我不是單數

注釋:
一. 這裡所指的單數意謂singular,與複數(plural)相對,並不是指與雙數相對的「單數」,即1、3、5、7、9等等。
二. 個人認為這種梳理需要社會學的想像,並非漫無目的坐而論道。既要社會學的想像,又要扣連行動,社關順理成章變成自我創造的一環。行俠仗義而又有哲學基礎,毋須從教條出發,這就是我的知德合一。


PS. 看完《龍族》小說再讀海德格,一樂也。
PPS. 就算這是六型人的想法吧,哼。將海德格和三法印來個remix倒也過癮。

Sunday, August 20, 2006

達爾文與拉馬克

(讀罷Stephen Jay Gould的舊作《達爾文大震撼》《熊貓的大拇指》,寫下這篇文章權充讀後感,並向這位近年過世的科普大師致敬。)


坊間以為達爾文(Charles Darwin)是進化論的創始人,其實不然。當達爾文仍在整理《物種起源》的手稿之際,身處東南亞的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已完成他的進化論論文,而他的物競天擇觀點比達爾文更激進(注一)。事實上,不少與達爾文同時代或之前的生物學家和博物學家都注意到生物演化這個現象,並提出各種理論嘗試解釋。換言之,進化論不止一家,達爾文的貢獻乃在於提供了一個較完整、較經得起事實考驗的理論框架(注二)。除達爾文外,另一種曾受注目的進化論,就是拉馬克(Jean B. Lamarck)的學說。

拉馬克主張生命是從無生命物質中誕生,一經誕生,生命就會有內在驅動力向更複雜、更完善的形式演化。然而相比這些,讓後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其「用進廢退說」。何謂用進廢退?簡單來說就是生物後天獲得的性狀可以遺傳予下一代,於是長頸鹿頸長是因為有勤練伸長脖子吃樹葉的祖先,地鼠視力退化是因為上一代鑽進地洞不用眼睛,《龍珠》裡悟天一出生就懂得變身做超級撒亞人,皆因悟空生他時已經學會變身。

用進廢退說其實並非拉馬克主張的核心,甚至也不是拉馬克自己首創,為甚麼旁人提起拉馬克的時候,總是聯想到這一點?用進廢退說得以假拉馬克主義之名一度流行,原因在於它合乎人心的渴望。達爾文認為生物演化由兩個階段組成,先是沒有預設既定方向的遺傳變異,然後在這一大堆沒有方向的變異當中選擇較能適應環境的存續,族群於焉改變形態。相對的,拉馬克主義承諾了一個會堅定進步而非漫無方向的遺傳變異,這種自然史觀與啟蒙時代以後「人類由野蠻進步到文明」的直線文明史觀相符,用進廢退說則被引申為「將相本無種」,承接法國大革命的餘光,鼓舞低下階層反抗建制。話說為了維護「政治正確」,史太林統治時期的蘇聯把拉馬克主義定為正統,禁止其他學派的研究,亦是出於這個緣故。

被剝削者渴望改變命運,既得利益者渴望自己的優勢得到命運保障。在崇拜神話的時代,既得利益者的地位由神所「命定」,是故印度有種姓制,中世紀的歐洲有君權神授論。到了科學抬頭的時代,神話破產,既得利益者轉而向科學尋求地位保障。白種男人自詡站在進化階梯的頂端,其他人種都是進化程度不成熟的「兒童」,如是者,女人是腦容量小的生物,不適合讀書與工作;黑人是被鐵線刺穿手掌也不覺得痛的遲鈍種族,原始得幾近猿猴;印第安人不會臉紅,道德落後得彷似白人罪犯;阿拉伯人的腦部結構不足以產生理性思考,他們天生是忠於即時慾望的貪婪者;東亞人皮膚泛黃,智力與同樣皮膚泛黃的唐氏綜合症患者相若,所以乾脆叫唐氏綜合症做蒙古症吧!(注三)

果真遺傳決定一切的話,那麼我們本來就是高等種族,他們本來就是低等種族,這是大自然的真理,不得異議——唯一要提防的,是不要讓他們弄髒我們高貴的血統。1924年,優生論甚囂塵上,美國國會通過「移民限制法案」,嚴格禁止非歐洲系、東歐及南歐人士移居美國,理由是他們智商太低。這件事的發生比納粹德國崛興還要早。

這些假達爾文虎威的城狐社鼠,將他們的偏見喚作「社會達爾文主義」。可是,這又干達爾文甚麼事呢?不錯,他沒有主張用進廢退說,他沒有證明人後天的努力可改變先天的基因,但他老人家明白表示過遺傳變異沒有方向,生物演化也不是甚麼進步,只不過是適應環境變遷。連方向也沒有,何來「進化的階梯」?人不是生物的終極理型,更遑論白種男人了。

達爾文主義被扭曲為壓逼弱勢者的工具,那麼與之唱對台戲的拉馬克主義又是不是人民的救星?也不見得。有人借用拉馬克主義激勵人民搞革命的同時,十九世紀末提倡社會病理學的美國學者亦在拉馬克主義影響下宣稱貧窮、酗酒、犯罪等後天行為會遺傳給後代,這等如「科學的誅連」。再者,正如前文所言,拉馬克主義的「進步式演化」思想不難被動機不純之徒利用作自稱「進步」、貶低他者的工具。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理論只是工具,用哪一件都可以,惟有深入骨髓的歧視不變。

隨著孟德爾的遺傳學重見天日,生物學上的拉馬克主義逐漸式微,待DNA的機制被解明之後,拉馬克主義更是潰不成軍——除非證明生物可以把後天性狀化成基因密碼遺傳下去,否則用進廢退說不大可能成立。悟空和悟天,畢竟只是漫畫裡的人物而已。

好了,那又如何?

無論是從拉馬克主義尋求希望的改革者也好,用達爾文主義鞏固一己地位的當權者也好,他們的思路皆指向訴諸自然以合理化自身目標。這是不合邏輯的,合乎自然的對人來說未必合理(例如「一個人從十八樓掉下會摔個稀巴爛」合乎物理定律,但不代表跳樓合理),所謂違反自然的對人來說亦未必不合理(例如服藥治病違反了讓疾病促進免疫系統演化的天然機制,但不代表治病不合理)。訴諸自然,本是為了讓自己的意志奪取「我就是天理!」的權威,然而一旦連自己也信了這一套混淆應然和實然的說辭,到頭來卻隨時磨滅自己的意志:噢,專家說男人自古慣於狩獵,演化成今天必然適合出外工作打拼,天理如此,別妄想當個住家男人了,不可能的。

天命轉眼變成命限,創造意識形態的人類反過來被受造的意識形態改造,這倒真箇是辯證關係。人是站在歷史基礎上締造歷史的生物,不管這個歷史指的是達爾文式演化至今的自然史包袱,抑或是拉馬克式演化至今的文明史包袱(注四),皆然。

注釋:
一. 激進的天擇觀同時亦是華萊士的敗筆,他堅持生物的每個特徵都是有利存續才會演化出來,每部份都有其固定目的,甚至揚言「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別種樣子……所有事物都是為了最佳目的創造出來的。咱們的鼻子就是為了戴眼鏡才會有鼻樑,因此我們可以戴眼鏡;腿是設計用來穿馬褲的,所以我們現在才會穿馬褲」。結果,華萊士無法解釋人類大腦的出現,因為原始人的腦子跟現代人相差無幾,但他們的狩獵採集生活用不著如此發達的腦,於是他結論說人類的大腦不是天擇的產物,只有上帝或某種外力介入才會產生這種結果。問題是,生物的特徵並非如華萊士想像的只為一個目的而存在,原先為了某目的而演化出來的器官也有潛力發揮其他功能,腳可以走路可以奔跑也可以踢足球踩蟑螂練佛山無影腳,能處理衣食所需的腦子亦未必不能兼顧哲學科學藝術。再者,華萊士太小覷原始人生活的複雜性了,研究人員近年模擬先民打造石器的過程,發現過程絕不簡單,刺激了大腦多個部份頻密活動。
二. 時至今日,達爾文學說的一些地方也遇到學術界質疑,例如他的漸變演化觀點,就被說是與化石紀錄不盡相符,因為地層樣本經常顯示某一物種突然出現,缺乏中間形態。對此,各方學者作出了不同解釋,像生物形成化石的機率甚低,又或者生理的演變不會全部發生在骨骼上等等,另外也有一些學者提出修正理論,諸如平衡中斷理論。
三. 尤有甚者,研究唐氏綜合症的John Langdon Down認為患者有很強的模仿力,以此解釋古老東方文明的由來,並聲稱那只是模仿,不是創造。
四. 儘管拉馬克主義在解釋生物演化上輸了,但文化承傳的確是上一代將後天建立的東西傳給下一代,倒合乎拉馬克式的演化觀點,儘管文化發展不一定代表「進步」就是了。

Saturday, August 19, 2006

換歌

中午去了K lunch,發現側田的《命硬》比《失樂園》更適合放進五月時寫的《兩個人的事》。有盼望,所以有等待,等待本身也是一種反抗。

頑強地等再過廿個十年,當整個世界換風氣。光是等,這種反抗也未免太消極了一點,然而縱是動手改變世界,也需要時間,需要等待。

將這首歌送給在階級歧視、宗教歧視、種族歧視、性傾向歧視下苦忍的有情人。


命硬
曲:側田 詞:林夕

他反對就反對 亦都跟你愛下去
猶如在大戰炮火裏 毫無懼色衝過去
誰狂怒誰攔路 誰話我共誰不登對
無能力與霸權比賽 還是可比他多老幾歲

二百年後再一起 應該不怕旁人不服氣
團圓或者晚了廿個十年 仍然未捨棄
換個時代再一起 等荊棘滿途全枯死
這盼望很悠長 亦決心等到尾 等得起

先殉了情不對 未反擊過已後退
寧憑著耐性與骨氣 維持自尊撐過去
誰強韌 誰長壽 誰便算勝利擊不碎
仍然共你企在這裏 捱著等身邊指控死去 woo

二百年後再一起 應該不怕旁人不服氣
誰人又可控訴廿個十年 仍然未捨棄
換個時代再一起 等荊棘滿途全枯死
這盼望很悠長 woo 撐到尾

就算貧病或失憶 都爭口氣從旁保護你
頑強地等再過廿個十年 當整個世界換風氣
歷劫還是在一起 這種堅決無人可比
看戰事多悠長 亦決心打到尾 心不死

Monday, August 14, 2006

石板街‧病毒‧文化改造

(昨天跟波少談起,方知石板街雪糕的由來,受教受教。興之所至,約定各自為此撰文一篇,希望拙作不至悶煞旁人,阿彌陀佛。)


素來嗜吃雪糕,在傳統口味當中,尤好薄荷碎朱古力,其次就要算石板街(Rocky Road)。杏仁的香氣烘托朱古力的濃郁,雪糕的軟滑對比棉花糖的柔韌,各式材料的配搭,營造出視覺、味覺、嗅覺以至觸覺的享受,確是一絕。

吃了那麼多年,一直不知石板街何以被稱為石板街,只道雪糕裡的杏仁嚼起來堅硬如碎石,故得其名。後經朋友提醒,才發現"Rocky Road"在英文裡意謂「崎嶇險阻之途」,中譯為石板街,委實失真復失色。

為甚麼好好一款雪糕要改一個大吉利是的名字?相傳在1929年,William Dreyer用妻子的裁衣剪剪合桃的時候,想到把碎合桃和棉花糖加進朱古力雪糕,於是就有了這款大受歡迎的新雪糕。當時美國正值大蕭條,民不聊生,Dreyer便把他的作品命名為"Rocky Road",為同胞打打氣,或許也有點諷刺時局的意味。

對,這個William Dreyer,就是著名雪糕公司Dreyer's的創始人。不曉得大蕭條年代的Dreyer's雪糕賣多少錢,若是像今天那般以中高檔價位發售,恐怕那些一窮二白的失業家庭不容易負擔這種奢侈。不過,當時William Dreyer不是甚麼大老闆,只是在加州開一間小工廠做其小生意,說不定不介意以街坊價讓客人品嚐甜中有苦的Rocky Road。時至今日,一切不能同日而語,Dreyer's早已成為跨國大企業,在2002年,更大的跨國大企業雀巢買下Dreyer's逾半股份,成為全球雪糕市場佔有率最高的巨人。

乍聽之下,Rocky Road傳說似乎又是一則窮小子發跡的勵志故事,是典型的美國夢,就像我們的報紙用「李嘉誠也讀得書少」這種「香港精神」來勉勵零分會考考生一樣。如是者,原本是大蕭條下貧苦大眾一起走的崎嶇路,變成了William Dreyer自己過五關斬六將的英雄之旅。個人取代了社群,我們忘記了大蕭條是社會問題、是眾人共同的命運,只知道踩過別人的頭好攀上個人榮達的頂峰——這種心態,是對Rocky Road傳說的最大背叛。

對大蕭條的最早印象,來自中六時經濟科課本上的一幀照片。照片裡是一個男人揹著紙牌徘徊街頭,期望途人聘用。紙牌上寫著以下字句:

I KNOW 3 TRADES
I SPEAK 3 LANGUAGES
FOUGHT FOR 3 YEARS
HAVE 3 CHILDREN
AND NO WORK FOR
3 MONTHS
BUT I ONLY WANT
ONE JOB

懂得三國語言,教育程度不算低;通曉三個行業,工作經驗不算少,即使是這樣的人材亦淪為失業大軍,這就是大蕭條時代的生活。因金融投機失控狂飆導致的大蕭條誤盡蒼生,工廠倒閉,農產品滯銷,歐美各國人民在這條rocky road上流浪幾近十年,最後得到了教訓,以凱因斯主義規管市場,防止歷史重演。政府的社會財富再分配職能受到重視,徵收稅款,藉此補助特定行業發展、確立社會基礎建設、提供社會福利,被視為經濟共榮的良方。及後,美國經濟在五、六十年代穩步上揚(注一),工會在福特主義的工業模式下取得一定生存空間,勞工的生活相對有保障。

凡此種種,皆為Rocky Road雪糕背後的歷史脈絡,那不是一部個人發跡史,而是美國社會走過大蕭條的崎嶇險阻,由苦到甜的歷史。可是,如今我們在百佳撿起一盒Dreyer's石板街去櫃檯付款之際,櫃檯的收銀員大概只象徵「如果不讀好書不自我增值惟有打每小時廿塊錢的工,或者失業」,我們不會因此想到爭取最低工資最高工時集體談判權。連政府拍宣傳片為世貿塗脂抹粉,也要選址百佳,總之大市場小政府最妙,自由貿易呱呱叫,買個橙都平過人,去你的凱因斯!

當Rocky Road變成石板街,它就只是架上芸芸眾口味之一,原來的文化意涵已被消磨得一乾二淨。有些人認為針對政治與經濟的傳統社會運動成效不彰,倒不如積極融入資本主義體系,利用它的管道大量生產滲入反抗思想的文化產品,讓消費者不知不覺間接收這些訊息,進而反抗。這種戰術構想,彷似病毒將自身的DNA注入細胞,利用該細胞複製更多病毒。然而,石板街的例子證明了資本主義能夠吞噬企圖反抗它的文化訊息,再將之消解得不成原形,病毒戰術未必奏效。話說山德士上校精心鑽研的炸雞秘方早就被揚棄,因為它的配料太多,步驟太繁瑣,不合連鎖店經營的成本效益。儘管肯德基依然拿山德士上校的肖像當招牌,但他對廚藝的熱誠可有隨著企業的壯大得到傳承?(話又說回來,光顧快餐店的最大動機就是嫌煮食麻煩,嫌煮食麻煩的人又怎會有心鑽研廚藝?)更明顯的例子是捷古華拉,他的摩托車之旅被拍成話題電影,印有他頭像的T恤全城熱賣,但這代表甚麼?別說沒有人因為看了他的電影跑去當游擊隊轉戰各國輸出革命,穿上他T恤的人又有多少個能夠說得出帝國主義是甚麼?

資本主義的包容性很強,原則上它不關心文化產品有甚麼訊息內容,只要有利可圖即可在體系裡面生產和消費(注二)。問題是,「有利可圖」這個條件本身其實已經對訊息內容構成限制。現代資本主義的運作精髓,在於以最低的成本在最短的時間內促使最多人消費,在這前提下,囉囉唆唆講耶穌是行不通的,因為太浪費時間了,訊息內容越短越方便推銷。於是,荷李活製作的《受難曲》會讓你看耶穌受刑卻不會跟你解釋三位一體,學園傳道會乾脆把整個基督教二千年壓縮成「四個屬靈原則」,賣捷古華拉T恤的售貨員從來不會跟顧客討論《共產黨宣言》。換言之,病毒戰術希望藉著資本主義體系廣泛散佈的訊息內容,往往在過程中急劇衰減,以無效告終,加上非人化的買賣關係缺乏互動,期待消費者回饋以豐富原本訊息亦屬不設實際。(注三)

病毒戰術的另一個難關是當前社會的片段化。打開報紙,昨天頭版講以黎戰爭,今天講立法會通過截聽條例,明天講颱風吹襲大陸,噢,三件事看來都很重要,但它們之間有何關係?不知道,報紙不會跟你把事情與事情連繫起來,它只會追趕最快最新的話題。我們對社會鮮有整體的圖像/想像,剩下互不相干的片段漫天飛舞。除了看新聞,文化生活的其他方面同樣斷成一塊塊碎片。採取病毒戰術的有心人千辛萬苦寫了一首反戰歌,我們在K房唱完了,下一首可以點側田的《好人》為愛情自憐,又或者點尹光的《少理阿爸》幻想一下D場界女,甚至乎點那首《熱愛基本法》齊齊保皇。在片段化的社會裡,失去理解事象關連的框架,差別即是無差別,病毒戰術推出的作品不過是萬千文化產品之一,瞬間即被淹沒,憑甚麼脫穎而出,吸引消費者注意它的訊息內容,乃至扣連他們的生活實踐?唱K睇戲為的是娛樂,認真不得,縱是在K房和戲院裡面再投入,離場後繼續上班上學吃喝玩樂,一切必須回復「正常」——所謂的「正常」,恰好卻是病毒戰術亟欲改變的現狀。

現代資本主義的理性鐵籠,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片段化社會的虛無,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一輕一重夾擊之下,病毒戰術勝算渺茫。

毫無疑問,文化改造是社會運動必不可少的一環,但是否應把文化與政治、經濟對立起來,又或者將文化等同資本主義下的文化工業,卻肯定大有商榷餘地。也許,把文化看成餘暇才做的娛樂消費,或是在街頭行動中謀殺傳媒菲林的表演,皆無法擺脫片段化思維,最終令行動變得機會主義,再不然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視。真正有益於社會運動的文化,不是出人意表的噱頭,而是一種對世界的視野,是自己與他人的扣連,是日常生活的實踐,像呼吸一般自然。成熟的文化領導權,大抵如是。

當然,社會運動本身就是一條難走得很的rocky road。炎炎夏日,在路上走得人困馬乏,不妨看看食譜,入廚做些雪糕獎勵自己。


注釋:
一. 不少學者認為美國經濟在五、六十年代的成長主要並非因為實行凱因斯措施所致,外圍國際形勢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如Immanuel Wallerstein和Ernest Mandel。
二. 這個原則也不宜過份擴大,尤其是到處都有傳媒隸屬財團的香港,有些牴觸老闆利益的資訊即使有市場也不可公佈。至少,李嘉誠擁有的新城電台每星期都有節目介紹長江生命科技出品的靈芝孢子,我從未聽過有一集質疑這產品的療效。
三. 訊息內容複雜甚至模糊卻極度暢銷的文化產品也是有的,日本動漫當中特別多,著名例子是《新世紀福音戰士》。然而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日本的動漫文化長年以來培養了一批能深究作品意涵的「解碼者」,連《新世紀福音戰士》的製作人庵野秀明自己也是在那種環境長大的御宅族。

PS. 我下來,你出去,真巧。兩年了,無論境況如何,祝你幸福。

Thursday, August 10, 2006

Communication Breakdown

星期一,出席了天星碼頭的反戰集會之後,誤打誤撞參加了八樓的無政府主義讀書組。談到遇上意見不同的群體該怎麼辦的時候,我嘗試歸納為三種可能的情況:

  1. 若兩個群體可以避免接觸,即老死不相往來,各行其是,互不干涉。
  2. 若兩個群體無法避免接觸,可能性之一,就是以暴力解決,勝者為王,其他主張統統讓路。
  3. 若兩個群體無法避免接觸,可能性之二,就是彼此對話,尋求雙方皆接受之共識。

第一條路不可行,畢竟我們並非一個住在地球一個住在火星,打工仔總會遇見老闆,白鴿黨總會遇見維園阿伯,綜援人士總會遇見社署保障部,學園傳道會總會遇見非基督徒,接觸是必然的,根本避不了那麼多。

第二條路不可取,那擺明就是不講道理,以力服人,不管用警棍和催淚彈驅散示威者也好,發動傳媒機器封殺異議聲音也好,截斷資助陰乾村校財源也好,利用親戚朋友等人際壓力令你在溫情中溶掉也好,全部都是暴力蠻行,分別只在於暴力的形式。

剩下來的只有第三條路,無奈路上荊棘滿途。溝通可能是天下間最脆弱的存在,向送孩子去完補習再上十個「興趣班」的家長解釋「求學不是求分數」,比駱駝穿過針眼更難。Fred兄在《深層矛盾》提及的任何一個坊間誤解,縱是說到唇乾舌燥亦不易向街坊澄清。此情此景,我們難免感到挫敗,進而思考是否因為彼此的預設不一樣、思考的系統不一樣,所以註定不可能溝通。

這個思考方向有其意義,可是我們有時太快一下子跳進學理層面,卻忽略了現實上的溝通之所以不成立泰半乃心理問題所致。溝通有兩個條件,一是雙向二是真誠,可惜這兩個實驗室裡的條件在生活上不一定存在——如果我的力量足以將你壓倒,為甚麼還要聽你囉唆?如果我有本事哄你隨著我吹的曲子起舞,幹嘛還要剖出真心對你老實?「我來控制一切」是太過迷人的誘惑,能夠抵抗的人少之又少。

明光社一黨為了阻止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而幹下的種種好事,正是活生生的示範。老子有錢又有人,一口氣就可以花幾十萬買起《明報》四大版,刊登千人聯署廣告反同性戀,你們這些掏幾萬元出來也沒本事、又不敢公開姓名的性小眾群體,憑甚麼要老子跟你們溝通?好好好,你們要公開對話,老子就和你們「對話」,不過到場的聽眾要經過老子審查,沒有教會會籍者一律當可疑人物處理,明光社的友好則加開特別通道直達會場,篩選完畢,落閘放狗,製造群眾暴力圍攻台上兩位不反對立法的講者,反正老子找他們來就是當活靶的。我們親愛的盟友、播道會屬靈偉人蘇穎智牧師信誓旦旦的教導信徒,說一旦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香港「愛滋病必增」、「出生率必下降」,那當然是假到笑死人的謊話,我們心知肚明,不過教會是老子地盤,老子的話信徒不敢不聽,大家自己人,弟兄姊妹人人簽名力撐蘇穎智,你好意思托手踭麼?呵。

以色列侵略黎巴嫩耍的也是相同手段。在《他們的蘆溝橋》裡,我說過以色列自六月底對巴勒斯坦的攻擊乃在控制迦薩,決不是如官方所言的是為了營救被俘士兵Gilad Shalit;同樣的,心水清的朋友大概也知道以黎雙火自2000年停戰後仍不時在邊界駁火,以色列也在1997年立法批准俘擄黎巴嫩人,雙方交換人質早有先例,為甚麼今次真主黨俘擄兩名士兵以色列就要發動戰爭?「拯救俘擄」云云,藉口而已。果不其然,英國《衛報》在八月六日報導,原來以色列早在2004年已計劃好這一場對黎巴嫩的侵略,並與美國外交部商量妥當,等了一年多,只為等待一個時機與口實。拯救被真主黨俘擄的士兵、賴斯出面斡旋、聯合國介入,全部都是幕前做給人看的戲——請注意,聯合國上星期拋出由美國、法國(注)擬定的方案,雖然要求雙方停火,但並無要求以色列自黎南撤軍。這是變相把以色列對黎南的佔領合法化,把維持和平部隊當成為以色列守住佔領區的免費僱傭兵,以色列籌備多時的侵略大計於焉得逞。聯合國要求真主黨「馬上停止所有攻擊」,以色列則「馬上停止所有侵犯性軍事行動」,言下之意,即是若黎巴嫩作出任何軍事行動抵抗以軍佔領國土,以色列就可以用「非侵犯性」手段還擊。從1978至2000年,以色列佔領了黎南廿二載,現在竟然可以堂而皇之在聯合國許可下重新佔領,無怪乎黎巴嫩政府堅拒簽署這份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溝通?以色列是中東唯一擁有核武的國家,替它撐腰的美國是全球擁有最多核武的國家,淫威既積,要打誰就打誰,為甚麼要跟小小的黎巴嫩溝通?黎巴嫩提出的七點停火方案,根本無人理會。以色列不與黎巴嫩溝通,不是因為雙方沒有共同語言,而是因為以色列從一開始就打算用槍桿子說話。

是的,以黎兩國暴力相向不是因為他們的人民無法互相理解。同是在八月六日,《觀察家報》引述以色列退役空軍士兵Yonatan Shapiro的言論,一些以軍F-16機師質疑軍方指示,認為上級指定的轟炸目標並非「真主黨設施」而是平民,寧可私下把導彈射歪,以免多造殺孽。作出這個決定的那些機師,縱使他們未必反對侵略黎巴嫩,至少也相信平民不該死,而不是抱持舊約聖經那種「凡阻我攻城掠地的外邦人都該殺」邪說。就這一點而論,他們跟黎巴嫩卡納村(Qana)的轟炸受害者殊無二致。明明大家是有能力溝通的,為甚麼仍然慘劇連連?

答案呼之欲出:因為以色列和美國政府一不雙向,二不真誠,控制一切的慾望化為單邊主義與軍政騙局,而它們的力量凌駕了以黎兩國人民的意願。

回到香港。維園阿伯是一個鮮明的符號,象徵頑固與蠻不講理的極致,生人勿近。然而,以前看過一篇文章,某個維園阿伯每逢城市論壇例必大叫大嚷,為的是搏得上電視機會,希望移民海外的子女會看見他。這種孤獨老人的心態很難明白嗎?不是的。即使對方頑固一如維園阿伯,溝通未必不可能,所差的是機緣、信任和切入點,雖然這些東西不是需要時間培養就是可遇不可求。

天星碼頭的燭光集會,不知怎的,瀰漫著一分茫然,三分拘謹。不錯是有幾位與會者願意主動發言,但除了長毛約略提了兩句1982年以色列侵略黎南之外,大家口中說的多是人道主義感傷,點到即止,至於事件背後的歷史沿革,國際政治分析,戰爭責任誰屬,大家都沒有下判斷,連作為主辦單位的國際特赦組織亦只是呼籲雙方停火,彷彿跟那個有停火無撤軍的聯合國方案之影像重疊起來。以我對在場一些朋友的認識,他們應該是很有意見的,對以黎局勢也知之甚詳,但他們選擇了沉默。是不想破壞燭光晚會的悼念氣氛嗎?抑或是為免產生意見衝突,把和平當成最大公因數,其餘按下不表?我不知道,只覺溝通的空間有如被放進雪櫃的益力多益生菌,儘管死不掉,但也僵得失去活力。

叔本華說,人就像寒風中的刺猬,想縮短彼此距離靠近取暖,但太近卻又怕刺傷對方,惟有戰戰競競地摸索最適合的距離。撇除政府之於平民的權力差距,即使大家平起平坐,在戰戰競競的刺猬之間,雙向和真誠仍舊不是必然的。溝通,美哉!難哉!

注釋:
為甚麼法國特地摻上一腳?這裡要交待一點背景資料。自十九世紀後半,英法兩國的殖民行動在中東各地非常猖獗,1916年,為了劃分彼此地盤,英、法簽訂塞克斯—皮科秘密協議,將黎巴嫩劃為法國勢力範圍,法國亦於1918年派軍進駐。直至1943年黎巴嫩宣佈獨立為止,它一直是法國殖民地,而法國還死纏爛打不肯撤軍,要到1946年聯合國干預下才離去。為了妨礙黎巴嫩人團結起來反抗,法國在殖民統治期間拉攏國內的基督徒,因此而加深的社會矛盾,伸延至1975至1990年的內戰,甚至乎到1990年修憲之際,須標明基督徒總統不得尋求法國庇護(目前黎巴嫩憲法規定總統必須為基督徒,總理必須為遜尼派穆斯林,這是從殖民地年代以來的做法,對佔四分之一
人口的什葉派穆斯林並不公平),足見法國對黎巴嫩政局的影響何等深遠。有了這一重殖民史,法國今次擬定所謂的「停火方案」,說不定有重拾對黎巴嫩之控制的動機在內。

延伸閱讀:
我失語但我不膽怯——民間記者與反戰
兩篇關於黎以局勢的重要評論
你估以色列是逼不得已才還擊嗎?錯晒!
無名者的死/理想生活
燭光、守夜、祈禱 全球同步要求以黎停火
The UN Backs Israel/Other Random Observations
The End of Lebanon?

Monday, August 07, 2006

十年紀念

十年前,世界是簡單的。

十年前,我相信十年後的自己大學畢業,有收入穩定的工作,已經成家立室,正在供第一棟樓。該怎麼實現這些事情?不知道,總之先讀好書再說。書讀得好,時候到了,事情自然會實現。

狹小卻安全的世界,規則是那麼鮮明,一切顯得理所當然。惟其狹小,心神得以專注。考試是愉悅的,一決勝負的緊張與昂揚,為必然的生活帶來充實感。考試目的何在,虛無得無從把握,惟有那一刻的情緒刺激最實在。薜西弗斯以推石上山為樂,大概也不過如此。

然後,十年前的今日,會考放榜了。

那時候暗戀班上一位女生,她很勤奮,成績不俗,本以為應該可以跟她一起原校升讀中六,詎料她時運不濟,會考只得廿一分,以些微之差不獲取錄。看著哭得梨花帶雨的她,我不知所措。為了克服不知所措的無力,潛意識漸漸把矛頭轉向自責。自責能夠製造一個假象,把責任歸咎自己,令事情看起來是自己所能控制的,藉此減輕無力感。「假如當初我不是這樣努力考進原校,騰出一個學額的話,那麼……」如斯後悔縈繞不散,時候久了,化為對生活最根本的質問——若說讀書考試是為了競爭讓自己活下去的資源,可是我對將來並沒有甚麼憧憬,也沒有想過非達到甚麼不可,為甚麼還要拼命跟大家爭來爭去?

如果讀書考試是為了活下去,那我活下去又是為了甚麼?

如果活下去就要競爭,競爭就要犧牲他人,那我比其他人更有活下去的價值嗎?

如果活著就是要犧牲別人,不管對方認不認識,是無辜的還是有罪的,是心愛的還是憎惡的,活著又有甚麼意義?

於是,我開始討厭喜歡考試的自己,終致脫離「高材生」的軌道。薜西弗斯之所以快樂,是因為他看不見被石頭輾死的花草螻蟻,一旦看見了,他推石時還可以沉浸在單純的喜悅之中嗎?我懷疑。

十年前的今日,是一個轉捩點。昔日的道德變成今日的敗德,一朝從《摩登時代》式的異化迷夢醒來,發現井井有條的世界原來建築在混沌和虛無之上,繼而又墮進失範的泥沼。人生由現代踏入後現代,竟然可以如此簡單。

轉瞬十年,純純的情感早已風化,留下來的課題卻尚未完成。「為甚麼活著」與「如何創造不必事事爭鬥也能活下去的社會」,兩個課題,一為內一為外,一為道一為術,俱大哉問也。心智駑鈍,兜兜轉轉,方摸門徑,此處文章倘能偶爾透露一鱗半爪,觸及上述課題,這十載寒暑倒也沒有白過。

人是有原罪的,那不是亞當違背神旨吃了禁果的緣故,而是活著本身就有罪——對被我們為活著而犧牲之眾生的罪。耶穌釘十字架洗不掉這種罪,天國亦遙不可期,我們只能靠雙手改造世界,為自己也為所有人取得救贖。

活著是罪,所以要麼去死,要麼為贖罪而活。從來就沒有因信稱義信者得救這回事,那只是不反省自身位置、不正視世道嚴苛之輩坐在冷氣房的妄想。

十年後,世界幻變難測,我不像當年想像的得到「一般人的幸福」,但每一次投入感情後得到的成長,我會銘記於心。

放榜在即,願各位應屆會考生平安。

Sunday, August 06, 2006

一個事實,兩種詮釋

同樣是世貿多哈回合談判觸礁,新自由主義者聲稱這是富國大勝窮國慘敗,左翼學者卻說這對窮國來說是最佳結果。兩種詮釋南轅北轍,究竟哪一種比較合理?且容我們比較一下下面兩篇文章。

先聽聽新自由主義者的說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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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哈談判中止:無法承受的發展之重

7月24日,WTO試圖重建一個更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全球貿易新秩序的夢想宣告破滅,中國從中受惠的多邊貿易體系遭到重創


WTO總幹事:「今天只有輸家」

多哈發展議程,這個WTO成立後舉行的第一個多邊貿易談判,在歷經5年的磕磕絆絆後,終於沒能像之前的日本回合和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一樣,在最後時刻峰回路轉。

7月23日,美國、歐盟、日本、巴西、印度和澳大利亞(G6)的貿易部長們在日內瓦的談判桌前僵持了14小時。在這個最後的攤牌時刻,有人又出了新牌,就農產品市場准入提出了進一步的妥協條件。但據內部消息稱,美方並沒有接招,不願進一步削減其對國內農產品的高額補貼。

WTO總幹事拉米的表情越來越沮喪:一周前,在聖彼得堡八國集團會議上爲挽救多哈回合所進行的最後公關中,他從各發達國家元首那兒收穫的承諾並沒有在談判桌上兌現。拉米很清楚,在談了5年之後,如果主要談判方依舊在確定農產品貿易新規則上存在重大分歧,並因此不能展開其他方面的貿易談判的話,那麼,旨在使發展中國家通過更公正的貿易規則謀求發展的多哈回合談判(因此也被稱為發展回合,其議題遠不止農產品貿易),也就不可能按照預定計劃在今年年底完成。

當談判僵局延續到次日淩晨的時候,拉米不得不相信,奇跡並沒有降臨。他於是只能宣佈,此輪談判中止。至於重啓談判的時間表,他對G6的貿易部長們說:「球現在是在你們場地這邊。」「今天只有輸家。」拉米在24日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說。

至此,WTO最雄心勃勃的「發展」計劃——讓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貿易中獲益——宣告階段性失敗。分析家們相信,從此,不僅已經在發達國家擡頭的貿易保護主義將可能大行其道,而且WTO本身也將面臨著生存考驗:成員國可能從此疏遠多邊貿易體系WTO而更多地轉向雙邊或地區貿易協定。

重建全球貿易新秩序的努力功虧一簣,責任究竟在誰?WTO 149個成員一直擔心的結果終於成為事實,談判桌上的對手開始相互指責:發展中國家指責發達國家,而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和歐盟之間,又互相指責。

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稱,美國要對談判的失敗負責。「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國家,當然能夠承受得起付出,而不僅僅是索取。」他說。歐盟此前的態度一直是,如果美國在談判桌前宣佈進一步削減農產品補貼,歐盟將馬上效仿。

美國貿易談判隊伍則發表聲明,稱歐盟的指責是「錯誤和誤導的」。美國人認爲,對國內農民實行高額的農產品補貼,從而削弱了發展中國家農產品競爭力,採用這種做法的又不是美國一家,歐盟也一樣。

除了歐盟,印度、巴西和日本也都把談判失敗的原因歸結為美國。他們認為,美國同意把每年220億美元的農產品補貼削減到200億,但是他們要求別人的讓步更多。印度商業和工業部長Kam al Nath認為,這違背了多哈回合「發展」的宗旨。


農產品貿易:被縛的發展

此輪發展回合談判,一開始就糾纏於、最後也止步於農產品貿易的規則重建。農產品貿易,確切地說,是農產品貿易的市場准入和國內補貼,從談判伊始就決定著多哈回合談判,乃至WTO多邊貿易體系重建新秩序的成敗——農產品生産,這個發展中國家享有比較優勢的領域,恰好是發達國家備受國內政策保護的領域。在此前主要是由發達國家制定的多邊貿易規則中(並一直延續到如今的WTO框架),農產品貿易自然也是最受保護的領域。

一個鮮爲人知的事實是,平均而言,農產品的關稅比工業製品高出5倍。平均關稅不到2%的美國,對從世界上最窮國家進口的蔬菜、果汁、花生和糖等農產品徵收著從40%到超過100%的高額關稅。有些國家更甚,對某些農產品徵收的關稅高達1000%。農產品貿易的扭曲,意味著窮國出口要比富國出口支付高得多的關稅。2004年,蒙古對美國出口的商品總額是2.4億美元,挪威是65億美元,蒙古對美的出口額連挪威的零頭都不到,然而蒙古支付給美國的關稅總額卻要比挪威的多出1300萬美元!不僅是農產品的關稅過高,而且發達國家的農業補貼也一直居高不下。WTO在7月24日公佈的一份報告顯示,2005年各成員方政府對農業的補貼高達3000億美元,其中絕大部分來自發達國家。一些非政府組織經常引用的一個資料是,歐盟的一頭牛每天得到2.2美元的補貼,而世界上最窮的12億人每人每天的開支還不到這個數。

正是由於美國、歐盟和日本這樣的富國都極力保護本國的農產品生産和貿易,並依此制定了多邊貿易規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利益整體受到嚴重損害,尤其是農業佔經濟總量大頭的最不發達國家。這不僅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也加劇了世界的貧富分化。

而消除世界貧困,並藉此幫助消除恐怖主義的溫床,正是多哈回合談判得以在「9·11」後幾周內啓動,並把發展作為中心目標的原因。但是,許多業內人士及觀察家認為,多哈回合談判其實並不能承受「發展」之重。

「雖然多哈回合談判被稱為『發展回合』,實際上它並不能完成促進世界發展的使命。」商務部世界貿易組織司司長、中國政府世貿組織通報諮詢局局長張向晨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要實現貧窮國家發展的目標,依靠多邊談判是很無力的,還需要各種方面的努力,比如國際援助組織、世界銀行、貨幣基金組織等,同時更需要這些發展中國家自己調整。」


富國農民的勝利:全球貿易新秩序的少數決定論

世界是扁平的,這是去年一本洛陽紙貴的暢銷商業書名,也是作者對21世紀全球化趨勢的一個預測。

當WTO試圖通過降低關稅等貿易壁壘建立一個更加扁平的新世界時,起決定作用的並不是商業全球化的主角——跨國公司,甚至也不是佔據全球貿易總量超過90%的工業和服務貿易,而是富國佔人口比例很小的農民,以及佔全球貿易不到一成的農產品貿易。

富國的農民,也許是多哈談判擱淺後惟一的贏家。與以往建立國際新秩序時遵循的「強權就是真理」、「多數決定」的邏輯不同,現今國際貿易新秩序的命運往往是由少數人掌握。而這些少數人,其特點也許可以總結為經濟上相對弱勢,但政治影響力絕對強大。這種政治影響力是通過選票來體現的。以美國為例,國會議員的中期選舉在即,無論對民衆支援率一度跌至31%、現在徘徊在40%上下的布希總統,還是共和黨或民主黨來說,誰都不敢在這個時刻同意一個削減農產品補貼而不要求他國相應降低市場准入的貿易協定。

事實上,在談判中止的消息公佈後,美國參衆兩院齊聲歡呼。兩黨此時此刻在這件事情上高度一致:「沒簽協定總比簽一個壞協定要好。」白宮新聞發言人斯諾直言不諱:即使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在談判桌做出進一步的妥協,那樣的協定也「決不可能得到國會的批准」。

農民超強的政治影響力在歐盟也同樣存在,尤其是在法國這個歐盟共同農業政策最大的受益者。2003年,約13.1萬法國農民共得到了73.8億歐元的補貼,是英國、義大利或德國的兩倍多。其中大農場主收益更多。英國《泰晤士報》報道,摩洛哥王子每年從他在法國的農場獲得的補貼高達30萬歐元。此外,法國媒體披露,法國政界擁有大農場的人不在少數。法國農民經常被詩意地描述為「田園守望者」,鄉村被法國人賦予了濃重的文化意義。

這種種因素使法國農民成為一支難以抵擋的遊說群體。「在一個有著傾向於製造衝突的社會文化的國家裏,農民是所有遊說團體中最堅定的一支,有時候甚至是暴力的一支。」在一篇名爲《法國為什麼愛農民》的文章中,華盛頓的思想庫、布魯金斯學會的專家這樣寫道。


中國:積極應對負面效應

中國加入WTO四年後,在全球貿易的排位從第七位上升至第三位,僅次於美、德,儘管如此,中國在此輪談判中仍低調處事,代表發展中國家走上前臺的是巴西和印度。但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多哈回合中,中國始終站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上,那就是要求發達國家美國和歐盟減低關稅和削減農業補貼。

6月1日,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熙來在亞太經合組織貿易部長會議上說,多哈回合談判中農業問題至關重要,全球農產品貿易嚴重扭曲的現狀不改變,談判就不可能成功。美歐應在農業問題上做出實質性的削減,只有這樣,農業談判的僵局才能打破,非農、服務等領域的談判才能跟進。

商務部世貿司司長張向晨更明確地指出,「美國應當採取行動,在國內農業支援方面開出新的價碼,這樣才能打開僵局。」在談判的最後時刻,巴西、印度已經暗示了自己有一定的靈活性,歐盟也表示可以向G20靠攏了,「這時候如果美國依然很強硬,這就不應該了。」

多哈談判中止,對中國而言是一個消極信號——中國從中受惠的多邊貿易體系,正受到重創。各國很可能紛紛放棄多邊,而轉向雙邊和區域自由貿易談判。實際上,在談判擱淺後,美國、歐盟、日本、印度等國家的貿易官員都表示,今後要更加致力於雙邊和區域貿易談判。

雙邊貿易如果是對WTO的補充,是好事,但現在出現的苗頭是,雙邊挑戰了多邊,對多邊造成了威脅。根據WTO的統計,現有的雙邊和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就有約200個之多,佔據著全球貿易總量的半壁江山。

「在大家都選擇進行雙邊貿易談判來規避多邊失敗的風險時,我想我們也必須跟著潮流走,跟周邊成熟的國家展開雙邊和區域貿易合作。在目前情況下,這是沒有辦法的選擇。」張向晨說。

多哈失敗的另一個威脅就是貿易保護主義加劇,而中國在過去幾年已經成爲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攻擊物件之一。如果像WTO總幹事拉米預測的那樣,WTO一些成員國今後更多地「依靠上訴而不是談判」來解決爭端,「我們將破壞闡釋現有規則和建立新的、更重要的WTO協定之間脆弱的平衡。」

資料來源:南方周末 06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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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美國一面苛徵農產品關稅,一面拒減農業補貼,無疑打擊依賴農產品出口的窮國生計,然而,所謂的「多邊自由貿易」是否如新自由主義者聲稱的一般,是窮國的脫貧活路?假如美國放軟態度,讓多哈回合談判順利完成,又真的皆大歡喜嗎?

再看看窮國左翼學者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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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多哈回合的崩解是對發展中國家最好的結局
貝洛(Walden Bello)
聚焦南方(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2006年7月25日

世貿多哈回合談判在本星期一(2006年7月25日)於日內瓦宣佈崩解,長遠來說是對發展中國家最好的結果。

在剛過去的兩星期,貿易代表付出很大的努力去「拯救」多哈回合全球貿易談判,期許在7月27、28日世貿總理事會中達成協議。當中最為顯著的八國集團(G8)國家領袖在聖彼德堡會議中,聲稱多哈回合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歷史性機會」,希望各國最終能達成協議,創造發展的潛力、提高世界生活標準云云……

這純粹是一個迷思。多哈回合是「發展回合」的說法完全背離事實。

2001年11月多哈部長級會議開始時,發達國家拒絕發展中國家的要求,不肯將談判鎖定於之前的難題上,停止啟動新一輪貿易自由化的談判。發達國家從頭起就是要推動發展中國家進一步市場開放,但自己卻只肯作出最低度的讓步。其挪用「發展」的字眼,不過是有點犬儒地以為可以將艱澀的過程變得好受一點。


不對等的農業談判

即使美國答應世貿總幹事在農業補貼問題上作出讓步,但仍舊每年有高達200億美元的補貼額。即使歐盟同意分階段削減出口補貼,但每年仍會有高達550億歐羅的其他形式的出口補貼。可是,發展中國家為了這極低限度的讓步,美國、歐盟及其他發達國家卻要求發展中國家大副削減農產品入口關稅。

即使到了談判的最後階段,美國仍顯示出要掃除一切保護發展中國家農民的措施。美國貿易代表舒韋布(Susan Schwab)就要求取消在香港部長級會議宣言中確立的「特別產品」(special products)及「特別保護機制」(special safegurad mechanism)條款,即使這些條款不過是允許發展中國家減慢削減關稅的幅度及向受補貼的入口產品施以關稅而矣。

若世貿談判按這些條件達成協議,結果只會大幅砍掉發展中國家的關稅,因而喪失了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這根本是一個使全世界陷於飢餓及更加貧困的藥方。菲律賓政府談判代表在農業委員會前的一段話,是有關談判結果最好的描述,他說:「作為保證糧食安全及農村就業的農業,已因不公平的國際貿易環境而變得不穩定,小生產者已經在市場上被逐步消滅,即使最有復原力及最有效率的小生產者也不能倖免。」


去工業化的幽靈

然而,發達國家不僅希望大幅削減發展中國家的農業關稅,他們同樣希望自己的工業及非農產品可大幅度進入南方國家的市場。在非農產品市場准入協議(Non-Agricultural and Market Access, NAMA)談判中,他們要求南方工業國削減60-70%非農產品關稅,與此同時他們卻只承諾削減20-30%關稅。這完全違反了GATT-WTO的互惠原則(less-than-full-reciprocity),是荒謬及不公平的。南非政府的失望,反映了所有南方國家對多哈回合的意見,他們的官員說:「發展中國家不會同意在巳發展國家的不合理及不理性要求的基礎上去催毀本國的工業。」

農業滅絕及去工業化並不是發展中國家在達成多哈回合談判要付出的唯一代價。而且,按服務業貿易總協訂(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談判規訂,已發展國家要求更多的權力去買斷及控制發展中國家的公共部門,即使犧牲向窮人提供服務的公共部門也在所不惜。


成本效益的方程式

譴責世貿控制下的自由化嚴重損害發展中世界利益的行列中,已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及全球公民社會。甚至一些最支持自由化的機構,現在也不得不承認多哈回合對窮人的好處被高估了。據世界銀行2005年的研究指出,若按多哈模式地改革,發展中國家未來十年只會賺取160億美金—只佔發展中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0.16%,或每人每年少於1美金最窮的10億人預期每年可增加2美金收入這解釋了窮人為何對只照顧大企業利益的多哈回合心碎。

世銀05年的研究雖然已較之前的更貼近現實,但同樣是不準確的,因為他並沒有將世貿體制強加於發展中國家的成本計算進去。例如該研究並沒有計算世貿知識產權協議(Trade-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greement, TRIPs)造成跨國企業壟斷專利,令窮人需付更高價錢去買得藥物的影響。

一些評估指出,這些發展中國家付出的代價遠遠高於他所獲得的貿易自由化帶的來好處。例如,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UNCTAD)的研究指,發展中國家若按多哈回合建議削減入口關稅,每年將損失320至630億美金收入,這數字較世銀估計發展中國家十年內賺取160億美金多出幾倍﹗而這些收入原可讓發展中國家用於制定醫療、教育、供水及衛生服務的預算。

最低度發展的非洲將明顯會是多哈回合一旦達成協議的最大犧牲品。聚焦南方成員Aileen Kwa在綜合卡內基基金、歐洲委員會和食物及農業組織的研究後指出,大部份非洲人會在農業及工業貿易自由化後受損。就算非洲的農產品可出口到其他市場,但大部份處於生存線上的農民都沒有能力去競爭。而且,這些農民會因為開放本地市場而受損。最窮的非洲國家—這些最低度發展國家主要處於次薩哈拉沙漠及非洲東部——所受到的打擊最大。


打破世貿的規範

總而言之,一旦多哈回合取得結果,窮人的損失將遠大於所得到的。發展中國家將失去制定國內政策的空間,如透過工業化創造就業、保證提供公共服務及保證農民與食物安全等…都會被一掃而空,發展中國家將如劍橋大學經濟學家Ha Joon Chang所說,會被剔除於發展的階梯中。發展中國家將無法使用那些發達國家曾經讓他們脫貧的政策工具。

自由貿易有害發展是很清楚的了。就連聯合國發展計劃(UNDP)都建議亞洲窮國應效發日本及南韓:在面對外國競爭前,以關稅保護關鍵的工業。為了促進發展及減少貧困,各國政府應受到鼓勵增加在醫療、教育、獲得食水及其他必要服務的開支,而不是向他們施壓將各項服務賣予外國私人大企業去謀利。

貿易可作為發展的途徑。但很不幸,世貿體制將發展屈從於大企業推動的自由貿易之下,同時將發展中國家進一步推向邊緣。這該是時候停止為多哈回合所謂有利發展的幻想去塗脂抹粉多哈回合的崩解將有利於窮人。隨著今天世貿談判的瓦解,我們的工作應轉向創造一種在世貿及新自由主義貿易機制以外的另類的架構及制度,這將會真正有利於窮人。

貝洛(Walden Bello)現為聚焦南方的行政總裁及菲律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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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哈回合並非靈丹妙藥,即使順利通過,對窮國依然弊多於利。更有甚者,倘若以遷就美國要求為條件達成多哈回合談判,才是最大的災難。

思考世貿議題時,農業方面的關稅和補貼不是唯一應受關注的重點,世貿以自由貿易之名強逼開放市場,讓跨國財團蠶蝕窮國人民基本生活,可能是更根源的問題——試想像,如果土地市場完全開放,SONY隨意買起越南農地,設廠生產PS3,再高價賣給美國的玩具反斗城,美日兩邊當然賺到笑,但你猜那些越南農民能以甚麼價錢賣地,失去農地之後又能靠甚麼營生?

套在本地情況,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地產商在大角咀收地,要拆去舊唐樓,興建二百萬一間的豪宅和食肆午膳最便宜也要四十大洋的富貴商場,賣給中產人士置業/投機。

若我是月租三千的大角咀唐樓居民,又或者是在唐樓樓下車房打工,每日幫襯十元一個燒味飯的技工,我會用中指歡迎這項德政。

Thursday, August 03, 2006

牛一的巧合

當年呱呱落地,外面十號風球高高掛,好好一個盛夏艷陽正午被颱風刮得日月無光。老竇不知是否被吹得心浮氣躁,走進病房時聽見嬰孩大吵大鬧,心中暗叫「邊個死仔包喊得咁鬼大聲」——不好意思,正是區區在下。

十號風球出世是否注定我喜歡撩事鬥非/打抱不平,姑且不論,想不到今年今日也遇上尺碼不合的颱風襲港,倒也是一個巧合。誠然,香港夏日刮大風本屬尋常,這個巧合不算稀奇,但早陣子看《湘南純愛組》,發現我剛好跟鬼塚英吉同一天生日。對,就是《GTO》裡的那個鬼塚英吉啦。

我沒有染金髮,沒有混過暴走族,更沒有不死之身,不過以我的性格,果真跑去當中學老師的話,大概不出三個月就會像鬼塚一樣揪著校長的衣領怒吼……



現在中學行政工作繁重,由此衍生的辦公室政治極盡磨人,平日從各處聽回來的教員室見聞已令人不快,經施家祺一說,又冒了一身冷汗。生性魯直,最討厭正經事不幹卻要繞圈子耍手段,儘管很喜歡跟學生相處,而且尚算受學生歡迎,但自問實在無法在這種學校環境生存——應該說,正因為喜歡跟學生相處,所以在這種學校環境下生存格外困難。

最近兩年不是沒有考慮過走教書這一條路,然而對於一個十號風球之子來說,這一條路未免太多壓抑。GTO畢竟只是虛擬的傳說,雖然,假如有像鬼塚那般的傢伙修理修理當前教育生態,應該會很痛快。

退一步說,即使沒有隨著教改而來的繁文縟節,老師的工作環境改善了,但學校教育的意義到底在哪裡?學生丟下功課不管,跑去蒲網吧,一些有心的老師看了非常心痛,認定學生不負責任,人格扭曲。只是,縱使學生交足功課,會考拿十A,又是否等如大團圓結局?數學教育只教算術,科學教育不教科學方法論,經濟科淪為意識形態灌輸,用理論強姦現實而非用現實驗證理論,此情此景,汲汲於完成功課,對學生的成長、對學生的人生有多少意義?與其說這是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倒不如說是規訓出一批習慣異化勞動、適應資本主義運作的的活死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一眾老師對無甚意義的行政工作懨懨乏力,又何必對無心課本(注意,無心課本不等如無心向學的同學苛責,將批評提升至道德層面?努力興建,盡情破壞,彼此也在捱。

工作環境跼蹐,教育意義失落,都是令我躊躇不敢當老師的原因。星期日跟幾個朋友談起香港教育問題,談著談著有一個建議跑了出來:既然香港教育不濟,不如集體拒絕送孩子上學,行其公民抗命。對於這個建議,我一笑,不置可否。沒錯,學校課程的確乏善可陳,投入考試競爭亦是自討苦吃,然而這些東西並非學校教育的全部。以前在Kubrick打書盯,看大江健三郎的《為甚麼孩子要上學》,原來大江小時候也質疑上學的意義,寧可自學,跑進森林讀植物圖鑑,但最後他還是覺得上學好,理由之一,是學校能夠讓他與其他孩子有所連結。

「為了充分了解自己,與他人聯繫……不管在任何時代,世界上的孩子們都應該要去上學。」大江健三郎這番說話,讓我感受深刻。他所說的學校,我會將其定義瞧得比較寬闊,總之就是一個能讓孩子互相分享經驗的社群。假如(只是假如,唉)他朝有了小孩,就算我有閒錢,也決不會送她進國際學校,皆因我希望她可以在一般學校與尋常小孩共同生活,體會尋常百姓的甘苦,而不是當一個脫離群眾,習慣菲傭侍候私家車接送的「上等人」。

生日本不該談這些沉重的東西,或許是生日提醒了年紀,年紀提醒了我思考前路,無奈前路灰暗,於是筆下文章也光明不到哪裡去了。

Wednesday, August 02, 2006

賣旗記

是日也,受朋友所託,為街工賣旗。

跟派傳單一樣,賣旗是觀察街頭眾生的好機會,尤其是你不安於站在某一地點,敢於四處走走的話,看到的事情就更多。

上次賣旗是中三時的事,當年還可以裝成一副可愛小男生的樣子搏取途人好感,現在年老色衰,不能再唱這個調調兒了。我敢說社會上普遍存在著歧視:麻甩佬賣旗的叫座力肯定不及校服美少女,這是性別歧視;校服美少女賣旗的叫座力又肯定不及六、七歲的小朋友,這是年齡歧視。在街上晃來晃去三小時,才賣出手上一半的旗,哼,我嬲。

說正經的,若要賣旗賣得有效率,死守固定位置並非善策,配合城市節奏才是良方。清晨七、八點是上班時間,車站一帶人流暢旺,但是到了九點鐘,上班族要走的都走得差不多了,此時就該轉戰各大街市超市地段,迎接來買餸的主婦和長者。明乎此,我採取一人游擊戰術,獨自遊走於大街小巷,足跡踏遍大半個大埔。不過,落單賣旗也有缺點,就是顯得形跡可疑——四週都沒有人賣旗,只有你形單影隻,究竟是不是街頭行騙?遇到一位街坊如此質疑,我惟有無辜地笑笑,反正連義工證也是用label紙印出來的粗製濫造之作,身上不見得有足以還我清白的可靠證據,算了。

基本上,賣旗的運作十分形式化,我攔路,你付錢,貼旗走人。義工和街坊之間並無交流,街坊亦不會因此對賣旗的機構有所認識。一個四眼哥哥看了旗袋,走上前問「是不是梁耀忠的街工」,然後塞了一張二十元鈔票過來,這種例子是異數,老半天才遇上一次,倒是開口問「那是甚麼組織」的街坊約有二十來個,較諸十多年前,確是比較多了。不曉得這個變遷背後有甚麼原因,但終究不是壞事。糊裡糊塗付錢給街工倒無所謂,萬一糊裡糊塗買了明昆社的旗還以為自己做了善事,可就嗚呼哀哉。

問比不問好,就算問完不買也一樣,因為有交流;有善心比沒善心好,就算好心做壞事也一樣,因為有人性。實驗證明,情侶是天底下最自私的生物,明明不是趕時間,十對情侶有九對看見賣旗皆不聞不問且不顧而去。現代人關係疏離,所以期望在愛情裡索求親密;在愛情裡陶醉於二人世界的親密,渾忘旁人死活,於是又在社會上生產了更多人際疏離。這個惡性循環到了成家立室卻往往中止,當父母拖著小孩逛街,多半會停下來買旗,讓孩子的小手把硬幣放進旗袋。為人父母的總希望孩子有點善心,這是家教。當然也有例外,一位婦女拒絕買旗,離開時反被她拖著的小男生拉長聲音問「做乜唔買呀~」,那場景真是既諷刺又可愛。不過,待孩子長大了,結果卻可能很不一樣,一個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剛向我聲稱已買了旗,正想快步走開之際,他的母親卻特地回頭找我買旗。親子關係這回事,倒也玄妙。

一個界別的買旗意欲,或多或少和他們被組織起來的難度成反比,此所以組織家長比組織情侶容易,組織中學生比組織職青容易,組織基層勞工比組織白領容易,組織婦女比組織男士容易,組織長者比組織中年人容易。另一方面,某些界別卻是賣旗義工常常有意無意避開的,例如外傭和兒童,這些人同時也是本地組織者經常忽略的。作為社運中人,賣旗經驗可以帶來不錯的反省。

歡樂滿東華、星光熠熠耀保良、慈善星輝仁濟夜等等慈善show告訴我們捐錢是大班名流的專利,然而賣旗說的卻是另一個故事。西裝革履,貌似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很多都對賣旗活動不熱衷,一身街坊裝落街買餸,連請菲傭也付不起錢的婦女和長者,倒是最樂意買旗的一群。一位老婆婆遠遠看見旗袋,我還沒有出聲招呼,她便掏著錢包危危顛顛的走過來,放進一張廿元鈔票。跟她聊了一會,婆婆說,她以前在荃灣的工廠打工,一次意外弄傷了頸椎,失去工作能力,之後搬到大埔,住在給獨居長者的公屋單位,靠綜援度日,閑來到不同機構做義工。

一個領綜援的老人家、前工友捐的錢,比任何一個光顧我買旗的光鮮白領更多,態度更誠懇。當政府與傳媒合奏「綜援養懶人」的宣傳,董建華堅持扶貧必須搞好教育,七一與公民黨的崛起被表述成中產階級推動社會進步,我們可有想過,又窮又讀書少的基層市民說不定也是香港的希望,說不定比陳方安生之類的政治明星更能代表「香港良心」?

當然,這番說話也適用於批判自己。看著兩個赤膊披著螢光背心的修路工人在雨中剷完泥頭,再把一台沉甸甸的柴油發電機搬上車,而我卻呆站在一旁,以支持工友的名義賣旗。霎時間,我覺得自己這個(低級)知識份子,正在街頭活生生示範何謂偽善。

Tuesday, August 01, 2006

歸去來兮

《隨園詩話》載:金陵太平門外有乞斃于道,官往相驗,懷中得詩一首云——

賦性生來本野流,手提竹杖過通州;
飯籃向曉迎殘月,歌板臨風唱晚秋。
兩腳踢翻塵世路,一肩擔盡古今愁;
如今不受嗟來食,村犬何須吠未休。

袁枚將這首詩收錄於他的《隨園詩話》中,後世稱為《絕命詞》。可惜後人編輯《隨園詩話》之際,惟恐此詩有損乾隆盛世,將之删去,是故現今流傳的版本多不載之。

好一句「如今不受嗟來食,村犬何須吠未休」,比李商隱的「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休」多了一分創意,三分瀟灑。落魄見豪氣,草莽文人,理當如是。

詩丐生時無名,死後還要因政治理由埋葬於歷史的黑暗中,草根百姓的命運一向如是。腹有詩書又如何?洪秀全若不造反,他這個落第秀才註定潦倒終生,無人聞問。

餓斃街頭,我倒不介意如斯下場。不受嗟來之食,是尊嚴,也是逍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