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August 20, 2006

達爾文與拉馬克

(讀罷Stephen Jay Gould的舊作《達爾文大震撼》《熊貓的大拇指》,寫下這篇文章權充讀後感,並向這位近年過世的科普大師致敬。)


坊間以為達爾文(Charles Darwin)是進化論的創始人,其實不然。當達爾文仍在整理《物種起源》的手稿之際,身處東南亞的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已完成他的進化論論文,而他的物競天擇觀點比達爾文更激進(注一)。事實上,不少與達爾文同時代或之前的生物學家和博物學家都注意到生物演化這個現象,並提出各種理論嘗試解釋。換言之,進化論不止一家,達爾文的貢獻乃在於提供了一個較完整、較經得起事實考驗的理論框架(注二)。除達爾文外,另一種曾受注目的進化論,就是拉馬克(Jean B. Lamarck)的學說。

拉馬克主張生命是從無生命物質中誕生,一經誕生,生命就會有內在驅動力向更複雜、更完善的形式演化。然而相比這些,讓後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其「用進廢退說」。何謂用進廢退?簡單來說就是生物後天獲得的性狀可以遺傳予下一代,於是長頸鹿頸長是因為有勤練伸長脖子吃樹葉的祖先,地鼠視力退化是因為上一代鑽進地洞不用眼睛,《龍珠》裡悟天一出生就懂得變身做超級撒亞人,皆因悟空生他時已經學會變身。

用進廢退說其實並非拉馬克主張的核心,甚至也不是拉馬克自己首創,為甚麼旁人提起拉馬克的時候,總是聯想到這一點?用進廢退說得以假拉馬克主義之名一度流行,原因在於它合乎人心的渴望。達爾文認為生物演化由兩個階段組成,先是沒有預設既定方向的遺傳變異,然後在這一大堆沒有方向的變異當中選擇較能適應環境的存續,族群於焉改變形態。相對的,拉馬克主義承諾了一個會堅定進步而非漫無方向的遺傳變異,這種自然史觀與啟蒙時代以後「人類由野蠻進步到文明」的直線文明史觀相符,用進廢退說則被引申為「將相本無種」,承接法國大革命的餘光,鼓舞低下階層反抗建制。話說為了維護「政治正確」,史太林統治時期的蘇聯把拉馬克主義定為正統,禁止其他學派的研究,亦是出於這個緣故。

被剝削者渴望改變命運,既得利益者渴望自己的優勢得到命運保障。在崇拜神話的時代,既得利益者的地位由神所「命定」,是故印度有種姓制,中世紀的歐洲有君權神授論。到了科學抬頭的時代,神話破產,既得利益者轉而向科學尋求地位保障。白種男人自詡站在進化階梯的頂端,其他人種都是進化程度不成熟的「兒童」,如是者,女人是腦容量小的生物,不適合讀書與工作;黑人是被鐵線刺穿手掌也不覺得痛的遲鈍種族,原始得幾近猿猴;印第安人不會臉紅,道德落後得彷似白人罪犯;阿拉伯人的腦部結構不足以產生理性思考,他們天生是忠於即時慾望的貪婪者;東亞人皮膚泛黃,智力與同樣皮膚泛黃的唐氏綜合症患者相若,所以乾脆叫唐氏綜合症做蒙古症吧!(注三)

果真遺傳決定一切的話,那麼我們本來就是高等種族,他們本來就是低等種族,這是大自然的真理,不得異議——唯一要提防的,是不要讓他們弄髒我們高貴的血統。1924年,優生論甚囂塵上,美國國會通過「移民限制法案」,嚴格禁止非歐洲系、東歐及南歐人士移居美國,理由是他們智商太低。這件事的發生比納粹德國崛興還要早。

這些假達爾文虎威的城狐社鼠,將他們的偏見喚作「社會達爾文主義」。可是,這又干達爾文甚麼事呢?不錯,他沒有主張用進廢退說,他沒有證明人後天的努力可改變先天的基因,但他老人家明白表示過遺傳變異沒有方向,生物演化也不是甚麼進步,只不過是適應環境變遷。連方向也沒有,何來「進化的階梯」?人不是生物的終極理型,更遑論白種男人了。

達爾文主義被扭曲為壓逼弱勢者的工具,那麼與之唱對台戲的拉馬克主義又是不是人民的救星?也不見得。有人借用拉馬克主義激勵人民搞革命的同時,十九世紀末提倡社會病理學的美國學者亦在拉馬克主義影響下宣稱貧窮、酗酒、犯罪等後天行為會遺傳給後代,這等如「科學的誅連」。再者,正如前文所言,拉馬克主義的「進步式演化」思想不難被動機不純之徒利用作自稱「進步」、貶低他者的工具。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理論只是工具,用哪一件都可以,惟有深入骨髓的歧視不變。

隨著孟德爾的遺傳學重見天日,生物學上的拉馬克主義逐漸式微,待DNA的機制被解明之後,拉馬克主義更是潰不成軍——除非證明生物可以把後天性狀化成基因密碼遺傳下去,否則用進廢退說不大可能成立。悟空和悟天,畢竟只是漫畫裡的人物而已。

好了,那又如何?

無論是從拉馬克主義尋求希望的改革者也好,用達爾文主義鞏固一己地位的當權者也好,他們的思路皆指向訴諸自然以合理化自身目標。這是不合邏輯的,合乎自然的對人來說未必合理(例如「一個人從十八樓掉下會摔個稀巴爛」合乎物理定律,但不代表跳樓合理),所謂違反自然的對人來說亦未必不合理(例如服藥治病違反了讓疾病促進免疫系統演化的天然機制,但不代表治病不合理)。訴諸自然,本是為了讓自己的意志奪取「我就是天理!」的權威,然而一旦連自己也信了這一套混淆應然和實然的說辭,到頭來卻隨時磨滅自己的意志:噢,專家說男人自古慣於狩獵,演化成今天必然適合出外工作打拼,天理如此,別妄想當個住家男人了,不可能的。

天命轉眼變成命限,創造意識形態的人類反過來被受造的意識形態改造,這倒真箇是辯證關係。人是站在歷史基礎上締造歷史的生物,不管這個歷史指的是達爾文式演化至今的自然史包袱,抑或是拉馬克式演化至今的文明史包袱(注四),皆然。

注釋:
一. 激進的天擇觀同時亦是華萊士的敗筆,他堅持生物的每個特徵都是有利存續才會演化出來,每部份都有其固定目的,甚至揚言「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別種樣子……所有事物都是為了最佳目的創造出來的。咱們的鼻子就是為了戴眼鏡才會有鼻樑,因此我們可以戴眼鏡;腿是設計用來穿馬褲的,所以我們現在才會穿馬褲」。結果,華萊士無法解釋人類大腦的出現,因為原始人的腦子跟現代人相差無幾,但他們的狩獵採集生活用不著如此發達的腦,於是他結論說人類的大腦不是天擇的產物,只有上帝或某種外力介入才會產生這種結果。問題是,生物的特徵並非如華萊士想像的只為一個目的而存在,原先為了某目的而演化出來的器官也有潛力發揮其他功能,腳可以走路可以奔跑也可以踢足球踩蟑螂練佛山無影腳,能處理衣食所需的腦子亦未必不能兼顧哲學科學藝術。再者,華萊士太小覷原始人生活的複雜性了,研究人員近年模擬先民打造石器的過程,發現過程絕不簡單,刺激了大腦多個部份頻密活動。
二. 時至今日,達爾文學說的一些地方也遇到學術界質疑,例如他的漸變演化觀點,就被說是與化石紀錄不盡相符,因為地層樣本經常顯示某一物種突然出現,缺乏中間形態。對此,各方學者作出了不同解釋,像生物形成化石的機率甚低,又或者生理的演變不會全部發生在骨骼上等等,另外也有一些學者提出修正理論,諸如平衡中斷理論。
三. 尤有甚者,研究唐氏綜合症的John Langdon Down認為患者有很強的模仿力,以此解釋古老東方文明的由來,並聲稱那只是模仿,不是創造。
四. 儘管拉馬克主義在解釋生物演化上輸了,但文化承傳的確是上一代將後天建立的東西傳給下一代,倒合乎拉馬克式的演化觀點,儘管文化發展不一定代表「進步」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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