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September 30, 2006

活人的責任

獨立媒體看葉一知的《心靈脆弱者的社會責任》,文中認為不應隨便將社會上的自殺歸咎於文化產業,這一點我並無異議,但對其論述所包含的預設,卻不敢苟同,故撰此文評之。

通篇觀之,該文對自殺有以下兩個預設:
  1. 自殺的人心靈脆弱。
  2. 自殺是自殺者本人的責任。

誠然,若一板一眼地用邏輯量度,說「心靈脆弱的人會自殺」無疑不等同說「自殺的人皆心靈脆弱」,說自殺者本人要為自殺負責任也不代表否定社會須對此負責。然而整篇文章都不曾提及「個人心靈脆弱」之外的自殺成因,亦不曾提及社會要為自殺負上甚麼責任,這兩種元素,在《心》文裡是缺席的。且不猜測它們缺席的原因,它們缺席的結果是使文章向讀者突顯上述兩大預設。這個觀察不是語理分析的結論,而是文本分析的結論。

用心靈脆弱之類的原因去解釋自殺很容易墮入毫無解釋能力的循環論證——為甚麼他自殺?因為他心靈脆弱;為甚麼說他心靈脆弱?因為他自殺。「心靈脆弱」變成一個無法把握內容的空廢概念。葉君批評別人沒有界定何謂「精采」,但他自己並沒有界定作為全文核心概念的「心靈脆弱」。

即非如此,用「心靈脆弱」這種單一因素去解釋自殺仍是膚淺的。早在十九世紀,涂爾榦從社會成員的凝聚力和成員對社會規範的認受出發,已經將自殺成因分為自我型、失範型、利他型和宿命型四種,每一種俱與當事人身處的社會型態扣連。饒是這樣,他的實證主義方法論仍被後人評為削平了不同自殺者的動機差異,其理論亦過份簡化了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假如到了廿一世紀仍然主張「自殺的人心靈脆弱」和「自殺是自殺者本人的責任」,思想可謂比涂爾榦足足落後了一個世紀有餘。

「每個自殺或企圖自殺者的遭遇都值得同情,雖然他們是社會的少數,但照顧少數是社會責任」——《心》文顯然沒有認為社會在促成自殺的原因上有扮演任何角色,它只是將社會定位為事後的照顧者。放棄追問社會對自殺成因有何影響,不僅在政治上引申出肯定既有現狀的保守傾向,在認知上也說不過去。無視自殺背後的社會因素,我們將無法理解全泰壹何以引火自焚,無法理解李京海何以在坎昆舉刀自戕,也無法理解何以內地九成的自殺在農村發生。莫非全泰壹、李京海與內地鄉民格外心靈脆弱乎?

要追究自殺者所謂的社會責任,得先明白自殺者作為一個人的社會存在是甚麼。從其他層面的存在入手只會造成錯置,一個人的化學存在當然會因為自殺而改變,他的身體組織會被分解為不同化合物,但這跟他的社會責任風馬牛不相及(或許有人會說屍體腐爛釋出的硫化氫影響市民健康也算一種社會責任,但這牽扯到自殺者與市民的關係,是他的社會存在所致。我們是不會向釋出硫化氫的火山追究社會責任的)。甚麼是一個人的社會存在?正如在《消失》《我不是單數》一再重申的,人的社會存在就是他和其他人、其他群體的關係,我們透過這些關係經歷社會,並且界定自己。所謂的社會責任亦只在社會關係裡才得以成立,倘若某人斷絕六親隱姓埋名避居深山,他在社會上幾乎可說是不存在的,就算結束生命,又有甚麼社會責任可言?或者應該說,這樣的一個人是否結束生命根本無關宏旨,因為他的社會存在早就在結束生命之前消失了。

故此,要問自殺者有甚麼社會責任,必須先問他們是怎樣的社會存在,與甚麼人、甚麼群體有怎樣的關係。各人處境各異,位置各異,這種問題是不可能有簡單答案的。遺憾的是,《心》文從人的生物存在/醫學存在理解自殺,並未剖析自殺者之社會存在置身何種脈絡,這種錯置導致全文無力指出它所聲稱的自殺者「社會責任」到底是甚麼,連簡單答案也沒有提供,只能含混地以一句「自殺而來的責任會由親人、朋友一直擴散至整個社會」輕輕帶過。以「社會責任」為題卻不能點明「社會責任」何在,難免予人名不副實之感。

再進一步說,我們之所以會追究事情的責任,往往是因為覺得那件事是有問題的、不可欲的。追究自殺的責任,意味著將自殺定性為問題,「自殺是問題」乃《心》文除「自殺的人心靈脆弱」和「自殺是自殺者本人的責任」外的第三預設。就這一點而言,斥責自殺為「帶來最實在的負面訊息」的葉君,其立場與被他反駁的所謂專家殊無二致。二話不說就否定自殺,理由呢?因為自殺會令他人傷心?在一夫一妻制底下,追求某人就是旨在根絕別人與他/她一起的權利,這毫無疑問會令別的追求者傷心,但我們不僅沒有否定它,更有一整個龐大的產業在背後支援。一旦成功使對方屬於自己,我們甚至會把針對其他追求者的嫉妒視為正當,若無其事地讓旁人傷上加傷。同是傷害他人感情,為甚麼自殺是問題,求偶卻不是問題?

在某些社會,對於這件事是有明確理由的,例如中世紀的歐洲。奧古斯丁和阿奎拿認定自殺是罪,理由是生命乃神所賜予,自殺等如違抗神的旨意,蔑視神的權柄。香港不是神權至上的宗教社會,中國傳統文化至今亦已屍骨無存,台灣倒扁圍城會高舉「禮義廉恥」橫額,香港七一遊行從未出現如斯光景,假如有人對你說反對自殺皆因「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不敢毁傷」,那多半只是說說而已。生和死是一體兩面的,香港人反對自殺的理由模糊,意謂他們活著的理由同樣模糊。這並不奇怪。在香港,讀書是為了工作,工作是為了養家養自己,還卡數還grant loan還樓宇按揭貸款。總之,一切都是為了賺夠錢活下去。無論是讀書還是工作,本身都沒有意義,異化無處不在,人與勞動過程分離,人與勞動成果分離。「都係打份工啫」,這句話其實充滿辛酸,辛酸到令人麻木。至此,活著是為了活著,理由遙不可及。工作以外能否找得到活著的理由?或許可以,但更多時候人在工餘都掉進消費的世界,在別人提供的有限選擇內消費(我希望麥當勞的薯條多炸三十秒,香口一點,櫃檯姐姐會答應嗎?我更希望看到一份不吹捧新自由主義的報紙,有嗎?),成為Hebert Marcuse筆下單向度的人,創造力宣告萎縮,主體意志溶解。退一步說,工餘有錢有閑消費享樂的人已經算幸福,一天工作十二小時的看更,一年只放一天假的清潔工,問他們可有時間研究活著的理由,與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相差無幾。擴闊社交圈子可以預防自殺?低工資長工時不知毁了多少基層工友的社交生活,還好說這個!

既然活著的理由失落,主流論述為何還要極力阻人自殺?蓋自殺乃對僱傭勞動之最終極拒絕,人都死了,誰來生產剩餘價值支撐資本主義體制?由是之故,將自殺列為禁忌是必要措施,資本家不想損失工人,正如奴隸主不會隨隨便便要奴隸殘廢一樣。侯傑泰幾年前揚言打擊自殺者的公眾形象有助降低自殺率,資本主義社會為自殺扣上污名,耍的也是相同手段。醜化弱勢社群,有助將民眾對當權者的不滿轉移至身邊無力反抗的人身上,希特拉抹黑猶太人,香港政府與傳媒抹黑新移民,均屬箇中例子。越弱勢就越不能為自己發聲反駁抹黑,死人是不會說話的,有誰比他們更方便做出氣袋?踐踏自殺者為我們帶來優越感,協助我們繼續為活著而活著的輪迴。翻開報紙看見自殺新聞,街頭巷尾充斥著這種反應:挑!咁就去死?我夠失業/失學/失戀/單親/離婚/破產/領綜援/長期病患啦,又唔見我去死?冇撚用!

不死,又可以怎樣?恐懼伴隨自殺而來的污名,連死也不敢死的民眾惟有拼命掙扎求存,壓低工資,無償加班,掏空腰包報讀五六七個增值課程。如是者,資本家自動獲得一堆價廉物美的勞工,坐享其成。還有一大票人拼死拼活也找不到穩定工作?不要緊,你們的角色是充當拖低市場工資的後備勞動力,千萬別跑去死。自殺是不負責任,過勞死是殉道聖人,這就是我們資本主義社會的倫理。

「自殺是問題」「自殺的人心靈脆弱」「自殺是自殺者本人的責任」,這個三位一體的反自殺論述並非《心》文獨有,它已經成為一種集體意識。隸屬這種集體意識的人未必自覺其內藏的潛台詞,但這句潛台詞恰好反映了上述三位一體在社會上發揮的功能——想自殺代表你是,是你自己沒有用,別妄想諉過於人,好運的話,或者光鮮亮麗的會大發慈悲打救你,慢慢等吧。

當代資本主義一方面擠壓個人維持生計和創造生命意義的空間,另一方面卻把維持生計和創造生命意義的責任丟給個人,三位一體反自殺論述的功能,就是令這個輸打贏要的剝削過程順暢推展。不得不察的是,這個三位一體的核心是空空如也的,它不能告訴你反對自殺的堅定理由,也不能告訴你有甚麼理由活下去。異化勞動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體制內的人仍然為活著而活著,主體意志並未從死裡復活,這種三位一體擁有再多信徒,說到底不過是一塊遮羞布。

能夠對為活著而活著甘之如飴,需要的不是甚麼堅強心靈,而是吝於自我觀照的貧乏心智。螻蟻偷生是因為牠們是螻蟻,不是人。人活著,難道是為了擠開同胞爭吃一小片幸福,難道是為了勞碌半生將既得利益者養得更肥,難道是為了渾渾愕愕吃喝拉撒直至嚥下最後一口氣,難道是為了旁觀他人痛苦?決不是!本文題為「活人的責任」,有兩個意思:在第一個意思裡,「活」字是形容詞,講的是活著的人的責任——人活著,就要創造自己,既展現主體意志,又向世界開放,甘被物化與自我物化者算不上人,或算不上活著;在第二個意思裡,「活」字是動詞,講的是讓人活過來的責任——假如社會上有妨礙讓人像一個人般活下去的枷鎖,就想辦法將之拆掉,解放大家。

自我是甚麼都沒有認真想過,就不要對別人的自殺說三道四,否則那將是對人的侮慢,對生命的輕慢。
PS. 有架可打就精神起來,我真是無藥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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