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December 12, 2006

一杯涼茶

扯火過後,自然要給自己一杯涼茶下火。冷靜反析有助情緒降溫,這篇文章就是我給自己的涼茶。

基督教界和社運圈未能彼此接軌與交流,是有原因的。在進入討論之前,我們必須牢牢記住一個事實:基督教不等如教會(注一)

這句話很平常,可以有多方面的理解,比如說,不少厭倦教會規條或人際關係失和的「出走信徒」渴望堅持自己的信徒身份,往往用這句說話辯解,像馬丁路德般聲稱自己與神的關係毋須透過教會代理。又比如說,一些比較有反思能力的神學生深深體會到教會是最不懂神學的地方,信仰視野狹隘,教導十年如一日,以膚淺的唯獨聖經主義自傲,但所謂的著重聖經其實只是著重新約,所謂的新約則只看四福音,運作上以數人頭的量化擴張為目標,變種中環價值橫行,如此不濟的香港教會豈能代表基督教古今二千年的遼闊?以上的理解都有道理,但都不是我說基督教不等如教會的理由。之所以說教會不能代表基督教,是站在社會運動的立場而言——在社運場域露臉的基督教勢力,跟教會並不屬於同一批人。(注二)

說得再明白一點,在民間人權陣線、監察全球化聯陣等平台出沒,平日又在綜援、世貿、普選、基層勞工、家庭暴力、少數族裔等廣泛議題摻一腳的基督教機構,它們與教會的關係十分疏離。在資訊上,不像明光社,其行動/活動縱有宣傳亦無法觸及大量教會會眾,教會對上述議題也沒有興趣(注三)。資源貧乏得在《時代論壇》賣半版廣告也捉襟見肘是原因之一,然而這僅屬表象,更深層的原因是它們不具備群眾基礎。再用明光社作比較,正因為那群惡徒有不少教會會眾支持(雖然絕不是全部教會,但只算播道會和宣道會也夠人山人海了),光是一年捐款收益已超過二百萬,在明報刊登四大版聯署廣告竟然有賺無賠,皆因有數以千計支持者樂意掏一百大元聯署。活躍於社運界的普世派機構若要在資源和群眾基礎與之抗衡,無異以AK 47迎戰滿天核彈。退一百步說,即使個別普世派機構在成立之時儘管確有隸屬某些宗派的教牧支持,但機構的日常決策多由職員主持(而這些職員幾乎有半數放棄每週上教會),這些教牧不見得會參與其中,再說,這些教牧大部份來自傳統大宗派,如聖公會、循道衛理會、中華基督教會,連福音派成份較重的浸信會、宣道會出身者亦寥寥無幾(馮煒文是異數),遑論更保守的平安福音堂、喜樂福音堂,又或是有靈恩派背景的五旬宗和神召會。

總而言之,普世派機構或許在社運界眼中被視為基督教代表,實際上它們與教會會眾是割裂的,在社運界呈現的「基督教」與在社會上呈現的「基督教」,根本是兩個版本、兩個群體。動輒以「你們教會」稱呼普世派機構的前線同工,是無知到跡近離譜的舉動,無奈這種舉動在社運界聚會裡不時發生,故此,我必須強調,各位道上戰友看到的基督教不等如教會,請勿對普世派機構在教會會眾當中的動員能力抱有無謂的期待。

正如拙作《從非基運動論香港普世派》所言,香港普世派機構的誕生,某程度上是為了脫離教會對社會運動之制肘。換言之,假如本來在教會裡就能有所作為,打從一開始就不必另起爐灶。香港教會缺乏政治觸覺乃不爭之事實,所謂關心社會通常只是探訪院牧或老人院之類,辦學和搞福利設施大抵不離兩個目的,一是製造更多接觸群眾機會以便傳教,二是帶來可供植堂聚會的地點(設於公屋範圍更可能有租金優惠)。況且,教會轄下的學校和社會福利機構泰半管理獨立(注四),未必與教會有多少連繫。少數低下層教會幹事有意向會眾滲入一點社關訊息,企圖舉行相關活動,但往往功敗垂成,因為這會分薄教會人手,妨礙教會正常運作——當社關被等同為妨礙教會正常運作的時候,也就是說社關在教會是不正常活動。連最最最溫和的社會運動點滴也被排除在教會日常議程之外,哪管耶穌的教導是叫人賣盡家產分給窮人,舉辦不了一場社關工作坊不痛不癢,敬拜隊的音樂人手短缺可就呼天搶地。教會極度偏狹的視野不但令它們自絕於社會運動,甚至偶爾也會令明光社之流碰釘子。縱是在去年對性傾向歧視條例喊打喊殺的最高潮時刻,某些教會亦興趣缺缺,理由不是它們在性傾向事宜有何進步觀點,而是嫌這些「外務」阻著它們做事!

既然教會的內部運作難以容許它們自行參與社會運動,惟有靠外力推一把。原則上,普世派機構本應扮演這個在教會鐵壁上開鑿缺口的外力角色,引介社會上的進步力量接觸普羅信徒,可惜現實是非常嚴苛的。一如前述,普世派機構與教會關係疏離,要在組織層面與教會深入的合作,比駱駝穿過針眼更難。雙方大部份的合作主要是透過私人關係才成事,諸如機構內某職員跟某教會的傳道人是朋友,這種模式運作可以在香港帶來多大規模的建樹,不難想像。尤有甚者,即使成事了,這種合作亦不會長久,我從未見過哪個普世派機構能夠在同一間教會連續搞三節以上的活動。究其原因,在於教會害怕會眾流失。極度偏狹的視野往往伴隨極度偏狹的地盤意識而來,對教會而言,會眾人數代表奉獻金額,也代表參與事奉的義務勞動力,兩者都是教會賴以存續的要素(注五),再者,香港教會大多不分宗派地擁有深入骨髓的「將福音傳遍地極」這份福音派執著,會眾人數多寡是衡量一間教會「成功」與否的指標。種種因素之下,固守地盤的排外心態是很多教會的潛規則,除非對該機構十分信任,並相信會眾必定歸來(例如教會肯鼓勵會眾報讀個別神學院的短期課程),否則旗下會眾決不「外借」。可是,教會與普世派機構的信任又從何說起?社關是份外事,普世派機構是外人,瞧見你們這群怪物出去搞搞震之後一個二個不回來教會,一顆心早已掉進思樂冰,豈有信任可言?

無力復無力,在找不到出路的困局裡浸泡久了,連普世派機構自己也失去遠象,淪為苟且偷安。面對社運界時扮宗教界代表,面對教會時扮社會先知,若普世派機構自我定位為基督教界和社運界的橋樑,向一方展現另一方的面貌,這種雙面行徑本來也無可厚非。然而,一旦事情變成甘於從這種雙面行徑賺取聲譽,為機構換取一丁點生存空間,忘記從根本上思考與普羅信徒接軌的新方法,又不知進深反省大小社會議題而只知陪跑,那就值得譴責了。還記得某個普世派機構代表平日不建立與教會的網絡,開口閉口罵人騙綜援,開會時揚言反對最低工資,不管七一抑或世貿會議最擔心的是發生了甚麼事可能害自己機構吃官司。誠然,此一個別例子不足以代表整個香港普世派,但足以成為腐敗的警號,而且,我敢說,沒有那麼戲劇性的怠惰和迷失,其實在這圈子裡廣泛存在——坦白說,我自己也不是甚麼好東西,只是當時不自覺。

曾在普世派機構工作,嚐過各種不足為外人道的苦處。教會落閘放狗無疑教人望門興嘆,社運界戰友的外判思維亦教人頭大如斗。外判思維,這裡指的是一種將整體社運分割成不同界別各自分工,然後對自己以外的界別不聞不問的心態。你做不到你的事是你自己問題,你死你賤,別指望我會看一眼,除非對我有利用價值。箇中的非人化程度,與新自由主義下的真正外判思維不遑多讓,稍堪安慰的是彼此不存在僱傭關係,否則死得人多。

去年出席某個讀書組,到場的多是工會與基層團體的中堅份子,我負責講述基督教勢力在韓國工運初期扮演的角色,盼望藉著這個機會向他們尋求合作——只要大家點頭,我願意用盡一切手段打開教會大門,讓本地基層運動直接介入基督教圈子,做教育也好做組織工作也好,總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詎料全場諸君不為所動,速速掠過相關話題,席上甚至有渾人語焉不詳地質問為何不提基督教收編工人的歷史,譏諷我為基督教塗脂抹粉。事到如今我也不怕開真名,這名渾人就叫孔繁強。由於其措辭含混得很,其指責與我實際上做的事背道而馳到極點,花了好久我才弄清楚他的意思,憤怒也就來得很慢很慢,要疾言反駁也來不及了。去你媽的,老子跟量產基殺個血肉橫飛時你還在街邊唱歌(我是陳述事實,無意小覷文化行動),獨自潛入基督教界想做點事,吃了苦頭也沒有麻煩你們搬救兵,現在你竟然瞧也不瞧就在一眾戰友面前斷言我通番賣國?傲慢無知也有個限度!

怒氣過去了,重新審視此番經歷,隨即明白這象徵了社運界裡不少人對宗教事務的態度:不想知也不想碰,光用一套固有的先入觀將之定性即可,徹底反經驗。這個態度是社運界中很多基督徒迴避表現自己信仰的原因,亦是社運界用前述外判思維處理基督教界事宜的背景。外判思維足以粉碎各界別的團結,造成李智良在回應中揭示的可憎場面,令「全球工人大團結」之類的口號變成永遠的夢想,皆因永遠不可能實現。只是,對基督教界的外判思維,其基礎還包含一個嚴肅的詰問——基督教在政治經濟學分析裡處於甚麼位置?說香港基督徒是被壓逼者嗎?他們當中又太多中產階級,算不上最受剝削的一群;說基督徒是剝削者嗎?他們再厲害也萬萬及不上跨國財團;說教會和基督教傳媒為權力精英建構文化霸權嗎?它們這方面的威力跟各大商業傳媒還差得遠。打工仔全體罷工,馬上令資本主義體系癱瘓;基督徒集體離教,充其量只算花邊新聞。基督教界在社會上的角色模稜兩可,或許可以製造「中立」形象(記住,形象不等同事實)緩和各界矛盾,普世派機構在民間人權陣線內部恰好發揮過類似功能,但角色模稜兩可的另一個後果,是基督教在社運界裡化為可有可無的存在,根本找不到要投放人力物力理會的理由。露骨一點,這個詰問可被改寫成「涉足基督教有甚麼好處?放著不管有甚麼損失?」

未能對這詰問提出一個有力的答案,是我這六、七年來最大的失職。

相對地,列舉理由要求基督徒關心社會是輕易的,他們也是社會一份子,無法自外於大局,養殖淡水魚的毒性不會因食用者的信仰立場而有差異,撤回銷售稅是不是信徒也會受惠。甚麼「不要愛世界」的聖俗二分思想實乃歪理,深水埔二樓教會奇多,市建局大搞舊區重建的話,保證一大票教會臉青腳抖(注六)。普世派之所以出現,正是因為一些略有見識的基督徒明白龜縮於教會,又或者將教會跟社會對立起來,都是荒唐行徑,所以必須建立社會面向。由是觀之,普世派信仰是開給閉關自守之香港基督教的一帖藥,這帖藥對本已積極投入社會的社運界卻毫無意義。耶穌說得好,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這趨勢不僅見於基督教的社會參與,亦見於近數十年的神學發展。亞洲神學要汲取後殖民理論,解放神學要汲取馬克思主義,婦女神學要汲取女性主義,但反過來說,神學對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的貢獻卻絕無僅有。

無論在教會或是社運界眼中,普世派機構都缺乏吸引力,不足以作為連接兩者的橋樑。當然,我也一樣,不稱職的橋樑沒有資格埋怨別人不用自己過橋。在可見的將來,教會和社運團體在組織層面的大規模合作無緣發生。目前,我們只能繞過龐然大物的既有建制,一點一滴的直接將不同界別的連結起來——重要的是人,不是教會,基督教不等如教會。長遠而言,我們必須打造一個跨界別的社運論述,過程裡可能不得不打破某些宗教身份,以及某些團體的處事慣例。

今次的反思還真苦澀。這一杯涼茶,應該是廿四味。


注釋:

一. 本文所論的「基督教」只適用於新教,天主教的管理系統不同,對社會事務姿態上亦較為積極,文中的批判未必全部通用。
二. 這不是說普世派機構的成員沒有教會會籍,更不是說他們當中以非基督徒居多。事實上他們大多是資歷格外深厚的基督徒,非基督徒少之又少,我是例外。
三. 就算是偶爾表示興趣,通常亦只是在講道裡輕輕帶過,或是列入崇拜中的代禱事項,鮮有以行動回應
不過或許是受了2003年七一的影響,近年一些神學院也開始多談政治,像香港神學院自2004年以來就舉辦了幾次大型相關講座,包括討論政教關係。但它們真的只是將之當成一個「議題」去談,少有針對當下特定處境,距離實踐仍然相當遙遠。又,這個趨勢並不包括祟基神學院在內,皆因祟基本來就是普世派學術重鎮,然而為吸引收生,據聞祟基有日漸福音派化的跡象。
四. 教會當然也有影響轄下社福機構方針的例子,像訂下不成文規則禁止員工在處理家庭問題時建議求助人離婚等等,但教會不會逐一操控各種決策,也不多擺明頻密傳教,與社福機構的人員亦多不重疊。
五. 小規模教會尤其如此,它們沒有閑錢投資股票債券房地產保值,也沒有閑錢多聘人手,會眾奉獻和義務事奉就變得生死攸關。
六. 傳統上教會的理財方針講究穩紥穩打,喜歡買下會址多於租用單位,但不是所有堂會都有那麼多資金買樓,若它們只是租客,市建局重建逼遷之時,教會大概收不到甚麼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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