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December 31, 2006

我的香港史



(前言:這篇文章大致整理了我對天星事件的心結和批判,從中多少可以看出我在是次抗爭之位置遠比去年世貿會議抽離的原因。又,文章的對象讀者主要是社運中人以及留意社運動向的朋友,一般人未必能深刻感受到箇中關注所在。擱筆後,重新體認到自己的立場依然是傳統左派,儘管取向與風格有點異類。)


"When a society is industrialized, a peasant becomes a worker; a feudal lord is liquidated or becomes a businessman. When classes rise or fall, a person is employed or unemployed; when the rate of investment goes up or down, a person takes new heart or goes broke. When wars happen, an insurance salesperson becomes a rocket launcher; a store clerk, a radar operator; a wife or husband lives alone; a child grows up without a parent. Neither the life of an individual nor the history of a society can be understood without understanding both."

"No social study that does not come back to the problems of biography, of history and of their intersections within a society has completed its intellectual journey."

--C. Wright Mills.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個人問題(problem)與社會議題(issue),個人生平(biography)與社會歷史(history),彼此是血肉相連的,忽視當中任何一方,必然導致片面的解讀。當拆卸中環天星碼頭被廣泛表述為破壞香港的歷史之際,我想反躬自省,看看自己的生平反映了一個怎樣的香港,我的香港跟天星事件背後的香港又有甚麼關係。

我在香港島的贊育醫院出生,直至兩歲為止都住在利舞臺對面的舊樓。到兩歲了,一家不再租屋住,搬進大埔首批落成的居屋某個小單位,儘管父母都有工作,但還是不夠支付首期,要向開雜貨舖的外婆借錢方渡過難關。時維八十年代初,恰如《憶花》《無文化的天星評論》所言,在新市鎮的生活就是我的成長記憶,讀村校,與花草為伴,騎單車穿梭一個又一個公共屋邨,到同學在公屋的家玩任天堂紅白機。隨著屋苑越建越多,除了零零星星幾個新界原居民之外,班上的同學多是從市區搬進來的,當中又泰半住在公屋。那時候區內的公共設施不甚充足,唯一的體育館不是出自政府手筆,而是原居民鄉紳捐錢興建的。即使踏入九十年代,大埔依然一間醫院也沒有,小學六年級時從上格床掉下來撞破了頭,老媽子還得截的士送我去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說到老媽子,她是長洲人,不過卻在香港島長大,唸的學校在香港島,找工作也在香港島,對香港島的一切十分認同。對於搬進大埔一事,她多少未能釋懷,三不五時抱怨區內多煙剷,居民欠公德,不如香港島的人那般有教養。縱是辭了工當上主婦,她還是很懷念在英資洋行打工的日子,包括洋人老闆的幽默,以及三點三下午茶時間。每逢學校假期,老媽子總喜歡帶我去香港島逛街,去維多利亞公園,去兵頭花園,去樓梯街,過年就到上環鹹魚欄辦年貨。

至於老竇,由於祖父是中電技工,宿舍位於九龍各區,他也順理成章的在九龍長大,學生時代住在深水埔,之後住在土瓜灣。第一次逛鴨寮街是老竇帶路的。還記得幼稚園高班時,旺角火車站一帶沒有甚麼商場甚麼酒店,卻有一片空地,清晨時份有一些小販擺金魚攤,我就跟著老竇去看熱帶魚,紅蓮燈、金鉛筆、神仙魚、黑摩利……養過各種各樣的熱帶魚,可惜都活不久,結果到小學二年級時就改養較耐養的金魚了。

一家三口,三個人成長記憶所在的地區都不一樣。香港、九龍、新界,三種社區記憶匯聚同一屋簷下,哪一種才反映香港的歷史?其實每一種都反映香港的歷史——應該說,兩代三地的社區記憶同時在一個新市鎮家庭出現,這個事實本身正正闡明了香港的城市歷史。

戰前,香港幾乎沒有公營房屋(除了少量政府宿舍),到了戰後,大量人口湧入香港,寮屋木屋鐵皮屋林立,居住環境擠逼且衛生情況惡劣,政府在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企圖透過清拆手段對付寮屋區,理由之一是要趕走居民以騰出市中心土地供房地產發展之用,理由之二是希望藉此將人趕回大陸以限制人口增長。然而一切終歸徒勞,寮屋居民不但沒有因此回去局勢紛亂的大陸,反而再接再厲,根據1949年的香港年報,約有三分之一被清拆的寮屋就是在較早前清理過之地段重建的。及至1953年發生石硤尾大火,才誘發香港公營房屋政策的誕生(注一)。坊間咸認政府在石硤尾大火後興建公屋乃旨在安置災民,並為全港寮屋居民改善居住環境,但不少學者都對這種觀點提出質疑。Alan Smart就認為公屋誕生是寮屋居民抗爭的成果之餘,亦是政府為壟斷土地供應而下的一著棋。Drakakis-Smith則指出公屋數量不足以安置寮屋居民,在1971年,一百萬名寮屋居民被遷走,他們入住的公屋地段面積僅佔原先居住之土地的34%,而且座落在地價遠遠不及的偏遠區域。Kehl 觀察搬遷寮屋的安排,發現政府對山區斜坡和都市邊緣等難有發展潛力的地區大多不聞不問,鮮有安排那些地區的寮屋居民入住公屋。更明顯的例子是七十年代的艇戶事件,油麻地艇戶居住環境奇劣卻未獲徙置,皆因他們是不佔土地的水上人家,政府搬走了他們也徵收不到半吋土地供日後拍賣。種種跡象顯示,公屋政策與城市規劃不是利民紓困的大計,而是政府賣地圖利的衍生物,沒錢在旺地買豪宅的升斗市民就得四散邊疆,被驅不異犬與雞。

故事到這裡還沒有完結。待香港島和九龍的邊緣地帶都開發得七七八八,下一個目標就是人煙尚未稠密的新界。所謂的新市鎮計劃在七十年代全速前進,移山填海大興土木,其規模雖鉅,背後邏輯卻與五十年代的公屋政策無二無別:將貧民趕出去,將旺地收回來!明乎此,即可理解政府為何在八十年代將人塞進沒有醫院也沒有公立體育館的大埔,為何在九十年代將人塞進沒有幾間匯豐銀行分行的天水圍。市區人口朝新界遷徙的浪潮隨新市鎮興建而起,到了2001年,家在新界的市民已經佔全港人口49.8%,而香港島的居民比例則下跌至不足人口中兩成。與此同時,被遷往新市鎮的市區居民擔當著帶旺土地、提升地價的「開拓民」角色,比方說,在各種民生活動下,作為最初開發之新市鎮的荃灣今天已成為半個市區,政府就來個「七街重建」拆樓收地(注二),將土地高價售予地產商建其萬景峰、爵悅庭等私人住宅,官商齊齊發財。

香港政府向來是「地之錬金術師」,賣地是目標,市民是卒子。上一代心繫市區,下一代植根新界,這種家庭組合實乃數十年土地政策的產物。同樣的,現在政府要拆卸中環天星碼頭,騰出土地建其摩地大廈——一棟附設商場、連接機鐵的多層商廈——也是同一個土地政策的延伸。如果說我,還有萬千新市鎮居民的生平與天星事件有何關係,這個關係無疑是政治經濟上的關係,而不是甚麼文化關係。亦只有從政治與經濟著眼,才能讓廣大市民的生平與香港的歷史紮紮實實接軌。

十二月廿三日,到天星碼頭出席民間規劃大會。到場的市民還不到二十位,但當中不少都踴躍發言,相當熱心。只是席上意見普遍將天星事件理解為文化問題,甚至美學問題,談到能否不興建摩地大廈,馬上有市民回應說「政府和商家都要賺錢,沒辦法」。這個「沒辦法」,等如是在最關鍵的政治經濟層面不戰而降,在最關鍵的戰場上投降了,文化口號喊得再響也不過是空中樓閣。

在政府和傳媒的宣傳下,拆卸天星碼頭在市民眼中成為一宗文化事件而非政經事件,所挑起的情緒也是懷舊追思而非階級意識。這種懷舊追思之所以能夠廣泛散佈,原因之一是眾多被遷往新市鎮的人對往昔市區生活的懷念,而重點是,那段日子已因市區樓價高漲而難望重溫。然而這份懷舊僅屬上一輩市民的心情,對於在新市鎮長大的一代而言,天星既非他們的社區亦非他們的回憶。羅永生的評論相當正確,天星的歷史意義不屬於保衛鐘樓的絕食青年,它屬於拆卸鐘樓的曾蔭權、孫明揚那一代。

由是觀之,將天星碼頭視作均一的香港文化象徵,將保衛天星與保衛香港文化等同起來,勢必造成至少兩種歧視:一是地區歧視,二是年齡歧視。這種無視土地政策沿革的「香港文化」論述,將中年或以上、本地出生的市區居民當作香港文化代表,不但難以結連更廣闊的人民基礎,反而促成暗湧與分化——其實若在這種文化論述下吸引得到公眾關注才真正恐怖,因為將民眾凝聚起來的根源搞不好就是對英殖時代的依戀。

發起天星抗爭的組織者對這一點大概也頗在意,刻意將論述扭轉為記念對英殖的反抗,是故絕食者會援引蘇守忠反加價的往事,羅永生會撰文指責特區政府拆天星是殖民根性未除,葉蔭聰講解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大會堂的建築風格時會強調那代表港英政府戰後管治方針的轉變。饒是如此,這個轉向仍然無助於解決上述兩種歧視,將事件變成結連不同社群生平、結連全港土地歷史的廣泛抗爭。不管是擁護抑或抵抗,終究同是長在「英國殖民」這枝頭上的兩片樹葉,視野走不出這個範圍。誠然,或許有人會說「將貧民趕出去,將旺地收回來」的土地政策也是英殖時期的遺物,這意見固然正確,但如此一來我們就需要更細緻更在地的政治經濟分析,而不是大而化之的殖民論,更不是不盡不實的「香港文化」論述。

把天星事件錯置為文化問題,將無力動搖半個世紀以來的土地政策。曾蔭權對此事心知肚明,他在十二月廿三日的《香港家書》裡一而再再而三將天星事件定性為「文物保護」問題,順手一招推卸給建築文物保護政策,整個重點就此隱沒。道理很簡單,市建局在港九新界有二百多個重建項目,當中有幾多個拆卸目標能夠稱得上古跡文物?上圖的貓攝於深水埔一間蛇舖,是街坊街里熟悉的生招牌,也是新型商場無法容納的經營方式。假如這類老舖所在的樓宇快將被拆,政府會認同那是文物嗎?市民會像同情鐘樓一般同情它嗎?在以英國殖民為軸心的「香港文化」論述下,這根本不可能發生。一些進步的文化論者主張香港文化乃多元而非均一,各區皆有其特色,這個主張在觀念上儘管有理,想以之聯繫各區受重建影響的市民合力抗爭卻是無用,因為此地居民對彼方社區的「特色」毫無共鳴,最終淪為各家自掃門前雪。社運界各方志士為灣仔喜帖街重建抗爭經年,得到的關注還不及突如其來的天星清拆,是因為喜帖街沒有特色嗎?錯,是因為喜帖街的特色連同它數百戶有血有肉的居民加起來,都無法像天星鐘樓那般搶佔「香港文化」論述的霸權位置!

正如《無文化的天星評論》所述的,天星事件展現的「香港文化」論述包容力不高,除佔人口一大截的新市鎮居民與青少年外,新移民和南亞勞工也被排拒在外。對天星的再現圍繞英殖記憶打轉,關於天星小輪成立與波斯袄教的淵源卻在抗爭中無人聞問,這是天星事件的組織者和參與者將「英國人 = 統治者」「華人 = 被統治者」以外的社群從香港史上抹消的證據。章嘉雯十多年前就於《家在香港》一文警告過,本土意識與香港人身份隱藏著對「非香港人」的排斥,例如八、九十年代對新移民和越南船民的敵意。今次天星事件談不上對「非香港人」有甚麼敵意,但箇中的「香港文化」論述漠視了眾多社群的香港故事,卻是不應迴避的事實。

天星事件中不少組織者都期望藉著是次機會帶動各區的居民運動,這個期望原則上合理,實際做起來卻有種種先天缺憾,輿論把拆卸天星從政經範疇錯置到片面的文化範疇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天星事件缺乏社區性。與觀塘裕民坊和灣仔利東街不同,中環天星碼頭並非一個社區,穿插其中的市民只是過客,對天星的回憶多限於很個人的故事,故事與故事之間少有交集,過客與過客之間少有交流,不構成一個社群。在該處最具社群性的,是天星碼頭的工友,然而這場抗爭不太重視他們的角度,組織者寧願邀請外來的專業人士演說,也不找長年在碼頭討生活的工友發言。(注三)退一步說,即使撇除實實在在的工友社群,光看一般市民,天星抗爭之目標與他們生活亦無甚扣連。儘管1966年蘇守忠在天星碼頭絕食一事廣被援引,但他的抗爭與今次抗爭有決定性的差異——蘇守忠捍衛的不是高尚的文化或回憶,他是反對天星小輪加價,捍衛的是切實的民生。須知六十年代尚無地鐵和海底隧道,天星小輪是最主要的渡海交通工具,加上人口仍集中在維多利亞港兩岸,小輪加價對民生的牽連之廣不難想像。現在又如何?五成人口居於新界,天星小輪已在地鐵和隧巴夾攻下不復興旺,更何況今次根本沒有加價。如此一來,反對拆卸歸反對拆卸,大部份市民仍舊不覺得天星抗爭與自身生活有何關連,遑論投身其中。到頭來,最積極參與的就是《社運收皮!》一文所謂的「社運積極份子」,社會運動至此與人民割裂。

天星抗爭不具備在地的社群性,亦不多植根人民的生活處境,這些特徵都是居民運動的大忌。讓居民團結起來,為著共同命運而發聲,是對付由上而下的市區重建之必要環節,天星抗爭的經驗在這方面殊無貢獻。尤有甚者,倘若仿效天星抗爭那般把一套片面的文化論述凌駕於該區社群與民生處境之上,那將無異另一種殖民,是對居民運動的背棄。

這樣說或許是過慮了,不少致力天星抗爭的朋友過往在舊區重建事宜上都重視居民境況,將來在其他居民運動裡大抵也不會犯上述錯誤。但無論如何,我們不必誇大天星抗爭的成果,也不必太期待它對日後的居民運動有重大啟示,畢竟彼此的性質各不相同。

能夠在當下串連香港社會歷史與廣泛市民生平的,不是天星鐘樓,不是以英殖為軸心的史觀,不是唯市區獨大的文化論述,而是對官商勾結的批判,是對「將貧民趕出去,將旺地收回來」這土地政策的抵抗,甚或在貧富愈趨懸殊的今日重新引入階級政治。最初的口號不一定要百分百即時可行,譬如說,香港的樓市和土地規劃早就不在市民而在跨國財團掌握之中,關於地產買賣的銀行貸款在回歸前數年已有四成涉及中資,為了重掌市民對土地的控制權,我們不妨倡議將地產企業收歸公有,市民與李嘉誠郭炳江胡應湘之流分身家,人人都獲發股票,個個都有權在股東大會發言,城市發展的過程和利益不再由官商壟斷,市民亦不再是為他們賺錢而被遷來調去的卒子。毫無疑問,這種天外奇想在今日香港必遭譏笑,然而一旦廣為人知,譏笑過後可能是對香港土地政策更深刻的反思,還有更廣闊的政治光譜,更具遠見的行動方向。這些結果比抽離政經基礎和市民生活而高舉文化更有力,也更具建設性。

有怎樣的歷史觀,就有怎樣的社會運動。你心目中的香港史是哪個模樣?這一部香港史跟你的生平又有甚麼關係?


參考資料:
Smart, Alan. 1992. 'Housing in Hong Kong,' in Pun Ngai and Yee Lai-man (eds.), Narrating Hong Kong Culture and Identit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08-348.
章嘉雯:〈家在香港〉,吳俊雄、張志偉編:《閱讀香港普及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頁642-653。
許寶強:〈亞洲金融危機與發展主義論述——兼論香港金融地產結構的困局(節錄)〉,羅金義、李劍明編:《香港經濟:非經濟學讀本》(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頁281-291。



注釋:
一. 一位世代從事地產生意的朋友曾對我表示,有傳聞指當年石硤尾大火背後有人策劃。儘管這個傳聞真偽不明,但不見得絕無可能。2004年六月曾到菲律賓考察馬尼拉貧民區,有不止一個居民指政府曾暗中在木屋區縱火,以加速遷走居民收回土地。當年的香港政府和地產商會否出於相同動機行此惡行,我可不敢保證。
二. 「七街」包括楊屋道、沙咀道、大河道、西樓街、河背街、新村街與禾笛街。
三. 不錯是有天星工友接受了公開訪問,但那是主流媒體的訪問,例如無線電視。平心而論,在今次天星事件裡,主流媒體這方面的觸覺比社運界還要敏銳,不可不謂諷刺。


一月八日補記:今日終於收到Inmedia向南亞外傭團體招手的電郵,說外傭也是香港人,而且是愛丁堡廣場以至天星與皇后碼頭一帶的日常使用者,希望這些團體派代表支援云云。雖然此舉未免太遲,立場亦不夠徹底,但終究是有所反省,還好。

13 comments:

silverfox said...

happy new ye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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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貧民趕出去,將旺地收回來」.... 超中!!!!! 你這篇....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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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與李嘉誠郭炳江胡應湘之流分身家,人人都獲發股票,個個都有權在股東大會發言」...... great id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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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天星也沒有太多記憶和感情, 打"文化牌"和"感情牌"對我也沒大多作用.

我想說, 我也和你一樣, 從小"遷徙"入了新巿鎮. ( 我和你應該是舊街坊, 你住的"大埔首批落成的居屋", 是否座落在大埔首個公屋隔鄰 ?!?!!?!? ) 關於"趕貧民收旺地" 這個政策, 普羅大眾似乎多年來被政府(港英政府)的狡猾房屋政策渡引得麻木了. 因為多數公屋都座落在新界, 你不願上樓就冇得你上, 去得越偏遠越快上樓(我記得當年媽媽說, 肯入屯門可以即住, 要入大埔要輪多兩年, 要入沙田好似要三四年不等). 你要揀三揀四住巿區旺地???? 輪十年八載睇你輪唔輪到丫!!!!! 很多人只為了可以盡快上樓, 天腳底都去. 那時候人們生活艱難, 可以上樓已經很好了, 還會去理什麼社區网絡感情記憶?!?!? 對些什麼土地政策官商勾結...等更是一頭霧水. 就是這樣, 大群大群巿區居民被政府"驅"了入新界, 但對當時居民來說, 這也算是你情我願打死無怨 - "鬼叫你窮呀頂硬上..." (當然, 也有很多人肯等等等....住到巿區, 或者係好彩畀佢執到好籌!!!)

到了今天, 本土意識抬頭, 人們對政治經濟亦了解多了, 開始懂得為自己的利益抗爭. 但問題是, 但凡有些什麼不滿遷徙地區,條件等的情況, 必不會獲取到那為數不少的早已被驅入新界多年的居民的同情/認同, 因為他們會認為 : "當年我地都係咁la, 你地幾嘈咩丫!

Julian said...

原來是舊街坊,握手握手~新年快樂,大家咁話!

記得黃子華在某場棟篤笑裡說香港人的心態就是這樣:在街邊拮魚蛋,見到隔籬嗰串多自己一pat甜醬,會嘈。「點解佢嗰串有甜醬我嗰串冇甜醬!……乜話?你話依家畀多pat甜醬我?我唔要,我要你舔走佢嗰pat去!」

如你所言,人確有這一面。

Anonymous said...

要徹底些解決這問題,一是取回土地自主權,那是反政府主義的做法,問題是,以什麼準則決定土地分配?

一是改變政府「將貧民趕出去,將旺地收回來」的政策取向改變,這涉及推倒深植政府腦袋裡的新自由主義和利商取向。如果有一套完整替代理論而又發展到的成熟政黨,而香港又有普及和民主的選舉,也許這個目標還有可能。

共產黨就是反對地主,會讓你港人可以對土地當家作主嗎?只有地產商用高地價來換取,才可以在土地上分上一杯。

對比你這名傳統左派,我算是極度右派分子,哈哈。

Julian said...

喂,老友,咩叫「反政府主義」呀?唔好自己作啲terms出黎拋喎。

中共一早走資,香港是他們的走資出口,所以無論如何也要香港死守新自由主義,別阻著他們(包括太子黨)投資發達。相比之下,特首是否港英餘孽,議會裡有沒有普選,恐怕在北大人眼中都屬旁枝末節。

若說泛民起家的歷史基礎之一是六四以來對中共的反感,他們宜乎搞清楚這件事,否則遲早吃光六四遺產。(比方說,九十年代或以後出生的香港新一代未嘗經歷六四,泛民他朝如何承傳?)

你有排都未算「極度右派」。在香港這個地獄,大把人右過你N倍~ :P

Julian said...

《我的香港史》一文籌備了一個多星期,思潮起伏,動筆之際才把原本構思表達了三分之二左右,餘下的三分之一多是不堪入耳的說話。本來不打算寫的,但實在不吐不快,現在就來個濃縮版。

老老實實,假如天星清拆一事不是被輿論炒熱了,除了長年有跟進的長春社等組織外,有幾多個社運界朋友會如此捨身力撐?巿建局二百多個重建項目,禍及有血有肉有人住之社區者不計其數,卻沒有任何一個能感召那麼多人流淚流汗流血,為甚麼?除了昧於形勢跟大隊走,又或者機會主義地有位就上,恕我想不到第三個可能性,不管投身其中之後情緒如何真誠如何激動也一樣。

守護一個圖騰比守護實實在在的眼前人更努力,這種表現,令我非常心痛,比看著鐘樓被拆更心痛!尤其是大家明明不是甚麼廢柴而是有志氣有理論的人材!

再來是以殖民為軸心的史觀。我絕不同意研究香港史之際無視英殖因素,但亦不以為將英殖take for granted地視為香港史軸心有何必然性。有一種常見的講法是「拆天星皆因炒地皮,炒地皮是英國殖民者刮一筆就走的過客心態產物,所以天星抗爭的重點必須是反殖民」。這種大而化之的「唯殖民論」部份正確,整體而言卻經不起實證考驗——同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印度被剝削的重點是原材料和勞動力,地產不如香港被瘋狂催谷,此事證明「殖民」並非拆樓炒地政策的充份條件;香港回歸中國,如無意外應不會有其他勢力從它手中接過香港主權,按理說中國並非把自己定位為過客,但近十年最主力炒起香港地產的正是中資,此事證明「殖民」並非拆樓炒地政策的必要條件。

事實勝於雄辯,若說反對清拆天星的目標在乎反對拆樓炒地政策,「唯殖民論」是太粗糙了,以此取消更在地更仔細的政經分析,運動將隱藏甚大局限。

Anonymous said...

「反政府主義」,唔駛我講你都明我講乜啦。

你提倡的將胡李等地產商財產分發,各人手執部分土地股份的方法,固然個個人拍手叫好,但請問,到時怎樣可以令到土地分配比現在更合理?

Julian said...

無政府主義就聽過,「反政府主義」則恕我寡聞無知了。

又,你所指的合理是甚麼意思呢?

Anonymous said...

對你第一個回應,我無言。

對第二個,有機會跟你見面時詳談。

Julian said...

雖然我同蒲魯東、巴枯寧都唔係好熟,但至少知道無政府主義裡面有各種不同講法,而且也不是「反政府」或「無左政府」一言可以概括。再者,平均地權亦不必然要否定政府的存在,其中一種進路甚至可以是加強政府的角色。

所以實在唔係好明你講乜囉,當然,出到黎再講都得。

Anonymous said...

哈哈,畀你篤爆左我不學無術添。

不過我真係好想知你所講的方法如何加強政府角色。不代表我一定反對你的方法,只是有點懷疑。

NumerouSak said...

沒有訪問上一代(例如工友)大抵是因為工友們也只能眼白白看著清拆,也沒有想過抗爭在現在的環境下會有甚麼果效。事實上我們上一代大概有那種屈服於現狀的心態(又或者可以說是志氣不復當年勇之類);同時也因此,他們也默默接受了過去已經定局的無奈。

沒有人說過,不代表沒有人反對吧。的確天星相較以往"保留社區"的爭取運動來說缺少了某些意義(事實上兩者是完全不相關的嘛),但確實嚮起了十分大的警號,就是香港將會變成怎樣的地方?連香港的普羅大眾都沒有判決權(甚至知情權),誰會想到接下來政府會不會說要拆自己的家?

天星事件不論在文化層面或是政治問題或是經濟效益也好,也不合乎香港利益。如果不懂的話,就請自己走訪別的國家,甚至最近的澳門看看,人家連保留、活化、重建也用不著,社區、地標還能依舊存活──是存活,不是存留──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文化建基於對歷史的尊敬,你說人家不會把地賣掉賺錢嗎?人家的社區已經是活生生的觀光聖地,不用廣告也引來遊客,不像某個城市明明沒有新意卻不斷算稱自己"動感"...

Julian said...

趕著出門,簡覆。

周生言重了,大家水平相若,哪有誰篤爆誰?我指的加強政府角色與其說是結果,不如說是前提,至少在收回地權的過程很難欠缺政府強勢介入。

塞米,其實七十年代的市民在社會運動中比今日勇猛果敢得多,無奈參與社運者在香港不管哪個年代都是少數。Anyway,假如工友自覺無力,外界更加有義務接觸他們,讓他們不至孤立。拆樓收地一直在進行,局部的居民抗爭不斷,行過舊區唐樓隨時見到橫額滿天飛,為何大家對此置之不理卻獨愛天星?這是我要問的。政府星期一又搞文物諮詢公關show,重點被轉移之餘,傳媒(如明報)的焦點更是「不拆樓造成業主損失」,想有波瀾壯闊的居民運動,難矣。

NumerouSak said...

原因簡單:不關我事的地方我要管來做甚麼?

前陣子跟老媽聊電話佢都可以話天星拆關我鬼事....同樣道理的。傳媒力量的可怕在於可以三言兩語連帶批判力,連事情的對錯和焦點都轉移了。當權者掠奪平民的地方,平民反而被指是造反兼阻住地球轉。小新漫畫裡的惡搞式惡霸故事荒謬絕倫,但在香港已經不是新鮮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