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史

（前言：這篇文章大致整理了我對天星事件的心結和批判，從中多少可以看出我在是次抗爭之位置遠比去年世貿會議抽離的原因。又，文章的對象讀者主要是社運中人以及留意社運動向的朋友，一般人未必能深刻感受到箇中關注所在。擱筆後，重新體認到自己的立場依然是傳統左派，儘管取向與風格有點異類。）


"When a society is industrialized, a peasant becomes a worker; a feudal lord is liquidated or becomes a businessman. When classes rise or fall, a person is employed or unemployed; when the rate of investment goes up or down, a person takes new heart or goes broke. When wars happen, an insurance salesperson becomes a rocket launcher; a store clerk, a radar operator; a wife or husband lives alone; a child grows up without a parent. Neither the life of an individual nor the history of a society can be understood without understanding both."

"No social study that does not come back to the problems of biography, of history and of their intersections within a society has completed its intellectual journey."

--C. Wright Mills.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個人問題（problem）與社會議題（issue），個人生平（biography）與社會歷史（history），彼此是血肉相連的，忽視當中任何一方，必然導致片面的解讀。當拆卸中環天星碼頭被廣泛表述為破壞香港的歷史之際，我想反躬自省，看看自己的生平反映了一個怎樣的香港，我的香港跟天星事件背後的香港又有甚麼關係。

我在香港島的贊育醫院出生，直至兩歲為止都住在利舞臺對面的舊樓。到兩歲了，一家不再租屋住，搬進大埔首批落成的居屋某個小單位，儘管父母都有工作，但還是不夠支付首期，要向開雜貨舖的外婆借錢方渡過難關。時維八十年代初，恰如《憶花》與《無文化的天星評論》所言，在新市鎮的生活就是我的成長記憶，讀村校，與花草為伴，騎單車穿梭一個又一個公共屋邨，到同學在公屋的家玩任天堂紅白機。隨著屋苑越建越多，除了零零星星幾個新界原居民之外，班上的同學多是從市區搬進來的，當中又泰半住在公屋。那時候區內的公共設施不甚充足，唯一的體育館不是出自政府手筆，而是原居民鄉紳捐錢興建的。即使踏入九十年代，大埔依然一間醫院也沒有，小學六年級時從上格床掉下來撞破了頭，老媽子還得截的士送我去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說到老媽子，她是長洲人，不過卻在香港島長大，唸的學校在香港島，找工作也在香港島，對香港島的一切十分認同。對於搬進大埔一事，她多少未能釋懷，三不五時抱怨區內多煙剷，居民欠公德，不如香港島的人那般有教養。縱是辭了工當上主婦，她還是很懷念在英資洋行打工的日子，包括洋人老闆的幽默，以及三點三下午茶時間。每逢學校假期，老媽子總喜歡帶我去香港島逛街，去維多利亞公園，去兵頭花園，去樓梯街，過年就到上環鹹魚欄辦年貨。

至於老竇，由於祖父是中電技工，宿舍位於九龍各區，他也順理成章的在九龍長大，學生時代住在深水埔，之後住在土瓜灣。第一次逛鴨寮街是老竇帶路的。還記得幼稚園高班時，旺角火車站一帶沒有甚麼商場甚麼酒店，卻有一片空地，清晨時份有一些小販擺金魚攤，我就跟著老竇去看熱帶魚，紅蓮燈、金鉛筆、神仙魚、黑摩利……養過各種各樣的熱帶魚，可惜都活不久，結果到小學二年級時就改養較耐養的金魚了。

一家三口，三個人成長記憶所在的地區都不一樣。香港、九龍、新界，三種社區記憶匯聚同一屋簷下，哪一種才反映香港的歷史？其實每一種都反映香港的歷史——應該說，兩代三地的社區記憶同時在一個新市鎮家庭出現，這個事實本身正正闡明了香港的城市歷史。

戰前，香港幾乎沒有公營房屋（除了少量政府宿舍），到了戰後，大量人口湧入香港，寮屋木屋鐵皮屋林立，居住環境擠逼且衛生情況惡劣，政府在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企圖透過清拆手段對付寮屋區，理由之一是要趕走居民以騰出市中心土地供房地產發展之用，理由之二是希望藉此將人趕回大陸以限制人口增長。然而一切終歸徒勞，寮屋居民不但沒有因此回去局勢紛亂的大陸，反而再接再厲，根據1949年的香港年報，約有三分之一被清拆的寮屋就是在較早前清理過之地段重建的。及至1953年發生石硤尾大火，才誘發香港公營房屋政策的誕生（注一）。坊間咸認政府在石硤尾大火後興建公屋乃旨在安置災民，並為全港寮屋居民改善居住環境，但不少學者都對這種觀點提出質疑。Alan Smart就認為公屋誕生是寮屋居民抗爭的成果之餘，亦是政府為壟斷土地供應而下的一著棋。Drakakis-Smith則指出公屋數量不足以安置寮屋居民，在1971年，一百萬名寮屋居民被遷走，他們入住的公屋地段面積僅佔原先居住之土地的34%，而且座落在地價遠遠不及的偏遠區域。Kehl 觀察搬遷寮屋的安排，發現政府對山區斜坡和都市邊緣等難有發展潛力的地區大多不聞不問，鮮有安排那些地區的寮屋居民入住公屋。更明顯的例子是七十年代的艇戶事件，油麻地艇戶居住環境奇劣卻未獲徙置，皆因他們是不佔土地的水上人家，政府搬走了他們也徵收不到半吋土地供日後拍賣。種種跡象顯示，公屋政策與城市規劃不是利民紓困的大計，而是政府賣地圖利的衍生物，沒錢在旺地買豪宅的升斗市民就得四散邊疆，被驅不異犬與雞。

故事到這裡還沒有完結。待香港島和九龍的邊緣地帶都開發得七七八八，下一個目標就是人煙尚未稠密的新界。所謂的新市鎮計劃在七十年代全速前進，移山填海大興土木，其規模雖鉅，背後邏輯卻與五十年代的公屋政策無二無別：將貧民趕出去，將旺地收回來！明乎此，即可理解政府為何在八十年代將人塞進沒有醫院也沒有公立體育館的大埔，為何在九十年代將人塞進沒有幾間匯豐銀行分行的天水圍。市區人口朝新界遷徙的浪潮隨新市鎮興建而起，到了2001年，家在新界的市民已經佔全港人口49.8%，而香港島的居民比例則下跌至不足人口中兩成。與此同時，被遷往新市鎮的市區居民擔當著帶旺土地、提升地價的「開拓民」角色，比方說，在各種民生活動下，作為最初開發之新市鎮的荃灣今天已成為半個市區，政府就來個「七街重建」拆樓收地（注二），將土地高價售予地產商建其萬景峰、爵悅庭等私人住宅，官商齊齊發財。

香港政府向來是「地之錬金術師」，賣地是目標，市民是卒子。上一代心繫市區，下一代植根新界，這種家庭組合實乃數十年土地政策的產物。同樣的，現在政府要拆卸中環天星碼頭，騰出土地建其摩地大廈——一棟附設商場、連接機鐵的多層商廈——也是同一個土地政策的延伸。如果說我，還有萬千新市鎮居民的生平與天星事件有何關係，這個關係無疑是政治經濟上的關係，而不是甚麼文化關係。亦只有從政治與經濟著眼，才能讓廣大市民的生平與香港的歷史紮紮實實接軌。

十二月廿三日，到天星碼頭出席民間規劃大會。到場的市民還不到二十位，但當中不少都踴躍發言，相當熱心。只是席上意見普遍將天星事件理解為文化問題，甚至美學問題，談到能否不興建摩地大廈，馬上有市民回應說「政府和商家都要賺錢，沒辦法」。這個「沒辦法」，等如是在最關鍵的政治經濟層面不戰而降，在最關鍵的戰場上投降了，文化口號喊得再響也不過是空中樓閣。

在政府和傳媒的宣傳下，拆卸天星碼頭在市民眼中成為一宗文化事件而非政經事件，所挑起的情緒也是懷舊追思而非階級意識。這種懷舊追思之所以能夠廣泛散佈，原因之一是眾多被遷往新市鎮的人對往昔市區生活的懷念，而重點是，那段日子已因市區樓價高漲而難望重溫。然而這份懷舊僅屬上一輩市民的心情，對於在新市鎮長大的一代而言，天星既非他們的社區亦非他們的回憶。羅永生的評論相當正確，天星的歷史意義不屬於保衛鐘樓的絕食青年，它屬於拆卸鐘樓的曾蔭權、孫明揚那一代。

由是觀之，將天星碼頭視作均一的香港文化象徵，將保衛天星與保衛香港文化等同起來，勢必造成至少兩種歧視：一是地區歧視，二是年齡歧視。這種無視土地政策沿革的「香港文化」論述，將中年或以上、本地出生的市區居民當作香港文化代表，不但難以結連更廣闊的人民基礎，反而促成暗湧與分化——其實若在這種文化論述下吸引得到公眾關注才真正恐怖，因為將民眾凝聚起來的根源搞不好就是對英殖時代的依戀。

發起天星抗爭的組織者對這一點大概也頗在意，刻意將論述扭轉為記念對英殖的反抗，是故絕食者會援引蘇守忠反加價的往事，羅永生會撰文指責特區政府拆天星是殖民根性未除，葉蔭聰講解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大會堂的建築風格時會強調那代表港英政府戰後管治方針的轉變。饒是如此，這個轉向仍然無助於解決上述兩種歧視，將事件變成結連不同社群生平、結連全港土地歷史的廣泛抗爭。不管是擁護抑或抵抗，終究同是長在「英國殖民」這枝頭上的兩片樹葉，視野走不出這個範圍。誠然，或許有人會說「將貧民趕出去，將旺地收回來」的土地政策也是英殖時期的遺物，這意見固然正確，但如此一來我們就需要更細緻更在地的政治經濟分析，而不是大而化之的殖民論，更不是不盡不實的「香港文化」論述。

把天星事件錯置為文化問題，將無力動搖半個世紀以來的土地政策。曾蔭權對此事心知肚明，他在十二月廿三日的《香港家書》裡一而再再而三將天星事件定性為「文物保護」問題，順手一招推卸給建築文物保護政策，整個重點就此隱沒。道理很簡單，市建局在港九新界有二百多個重建項目，當中有幾多個拆卸目標能夠稱得上古跡文物？上圖的貓攝於深水埔一間蛇舖，是街坊街里熟悉的生招牌，也是新型商場無法容納的經營方式。假如這類老舖所在的樓宇快將被拆，政府會認同那是文物嗎？市民會像同情鐘樓一般同情它嗎？在以英國殖民為軸心的「香港文化」論述下，這根本不可能發生。一些進步的文化論者主張香港文化乃多元而非均一，各區皆有其特色，這個主張在觀念上儘管有理，想以之聯繫各區受重建影響的市民合力抗爭卻是無用，因為此地居民對彼方社區的「特色」毫無共鳴，最終淪為各家自掃門前雪。社運界各方志士為灣仔喜帖街重建抗爭經年，得到的關注還不及突如其來的天星清拆，是因為喜帖街沒有特色嗎？錯，是因為喜帖街的特色連同它數百戶有血有肉的居民加起來，都無法像天星鐘樓那般搶佔「香港文化」論述的霸權位置！

正如《無文化的天星評論》所述的，天星事件展現的「香港文化」論述包容力不高，除佔人口一大截的新市鎮居民與青少年外，新移民和南亞勞工也被排拒在外。對天星的再現圍繞英殖記憶打轉，關於天星小輪成立與波斯袄教的淵源卻在抗爭中無人聞問，這是天星事件的組織者和參與者將「英國人 = 統治者」與「華人 = 被統治者」以外的社群從香港史上抹消的證據。章嘉雯十多年前就於《家在香港》一文警告過，本土意識與香港人身份隱藏著對「非香港人」的排斥，例如八、九十年代對新移民和越南船民的敵意。今次天星事件談不上對「非香港人」有甚麼敵意，但箇中的「香港文化」論述漠視了眾多社群的香港故事，卻是不應迴避的事實。

天星事件中不少組織者都期望藉著是次機會帶動各區的居民運動，這個期望原則上合理，實際做起來卻有種種先天缺憾，輿論把拆卸天星從政經範疇錯置到片面的文化範疇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天星事件缺乏社區性。與觀塘裕民坊和灣仔利東街不同，中環天星碼頭並非一個社區，穿插其中的市民只是過客，對天星的回憶多限於很個人的故事，故事與故事之間少有交集，過客與過客之間少有交流，不構成一個社群。在該處最具社群性的，是天星碼頭的工友，然而這場抗爭不太重視他們的角度，組織者寧願邀請外來的專業人士演說，也不找長年在碼頭討生活的工友發言。（注三）退一步說，即使撇除實實在在的工友社群，光看一般市民，天星抗爭之目標與他們生活亦無甚扣連。儘管1966年蘇守忠在天星碼頭絕食一事廣被援引，但他的抗爭與今次抗爭有決定性的差異——蘇守忠捍衛的不是高尚的文化或回憶，他是反對天星小輪加價，捍衛的是切實的民生。須知六十年代尚無地鐵和海底隧道，天星小輪是最主要的渡海交通工具，加上人口仍集中在維多利亞港兩岸，小輪加價對民生的牽連之廣不難想像。現在又如何？五成人口居於新界，天星小輪已在地鐵和隧巴夾攻下不復興旺，更何況今次根本沒有加價。如此一來，反對拆卸歸反對拆卸，大部份市民仍舊不覺得天星抗爭與自身生活有何關連，遑論投身其中。到頭來，最積極參與的就是《社運收皮！》一文所謂的「社運積極份子」，社會運動至此與人民割裂。

天星抗爭不具備在地的社群性，亦不多植根人民的生活處境，這些特徵都是居民運動的大忌。讓居民團結起來，為著共同命運而發聲，是對付由上而下的市區重建之必要環節，天星抗爭的經驗在這方面殊無貢獻。尤有甚者，倘若仿效天星抗爭那般把一套片面的文化論述凌駕於該區社群與民生處境之上，那將無異另一種殖民，是對居民運動的背棄。

這樣說或許是過慮了，不少致力天星抗爭的朋友過往在舊區重建事宜上都重視居民境況，將來在其他居民運動裡大抵也不會犯上述錯誤。但無論如何，我們不必誇大天星抗爭的成果，也不必太期待它對日後的居民運動有重大啟示，畢竟彼此的性質各不相同。

能夠在當下串連香港社會歷史與廣泛市民生平的，不是天星鐘樓，不是以英殖為軸心的史觀，不是唯市區獨大的文化論述，而是對官商勾結的批判，是對「將貧民趕出去，將旺地收回來」這土地政策的抵抗，甚或在貧富愈趨懸殊的今日重新引入階級政治。最初的口號不一定要百分百即時可行，譬如說，香港的樓市和土地規劃早就不在市民而在跨國財團掌握之中，關於地產買賣的銀行貸款在回歸前數年已有四成涉及中資，為了重掌市民對土地的控制權，我們不妨倡議將地產企業收歸公有，市民與李嘉誠郭炳江胡應湘之流分身家，人人都獲發股票，個個都有權在股東大會發言，城市發展的過程和利益不再由官商壟斷，市民亦不再是為他們賺錢而被遷來調去的卒子。毫無疑問，這種天外奇想在今日香港必遭譏笑，然而一旦廣為人知，譏笑過後可能是對香港土地政策更深刻的反思，還有更廣闊的政治光譜，更具遠見的行動方向。這些結果比抽離政經基礎和市民生活而高舉文化更有力，也更具建設性。

有怎樣的歷史觀，就有怎樣的社會運動。你心目中的香港史是哪個模樣？這一部香港史跟你的生平又有甚麼關係？


參考資料：
Smart, Alan. 1992. 'Housing in Hong Kong,' in Pun Ngai and Yee Lai-man (eds.), Narrating Hong Kong Culture and Identit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08-348.
章嘉雯：〈家在香港〉，吳俊雄、張志偉編：《閱讀香港普及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頁642-653。
許寶強：〈亞洲金融危機與發展主義論述——兼論香港金融地產結構的困局（節錄）〉，羅金義、李劍明編：《香港經濟：非經濟學讀本》（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頁281-291。


注釋：
一.　一位世代從事地產生意的朋友曾對我表示，有傳聞指當年石硤尾大火背後有人策劃。儘管這個傳聞真偽不明，但不見得絕無可能。2004年六月曾到菲律賓考察馬尼拉貧民區，有不止一個居民指政府曾暗中在木屋區縱火，以加速遷走居民收回土地。當年的香港政府和地產商會否出於相同動機行此惡行，我可不敢保證。
二.　「七街」包括楊屋道、沙咀道、大河道、西樓街、河背街、新村街與禾笛街。
三.　不錯是有天星工友接受了公開訪問，但那是主流媒體的訪問，例如無線電視。平心而論，在今次天星事件裡，主流媒體這方面的觸覺比社運界還要敏銳，不可不謂諷刺。


一月八日補記：今日終於收到Inmedia向南亞外傭團體招手的電郵，說外傭也是香港人，而且是愛丁堡廣場以至天星與皇后碼頭一帶的日常使用者，希望這些團體派代表支援云云。雖然此舉未免太遲，立場亦不夠徹底，但終究是有所反省，還好。

愛人如己

（又是廢物循環再用時間。文章於三年前的聖誕節寫成，今次公開的是删節本，足本則從未公開過，以後大概也不會公開。用理性抑壓傷心，用理性述說傷心，兩個過程合起來的產物就是這篇東西。如此寫作動機令文章宣洩有餘出路不足，皆因本來就不是為了尋找出路。
又，若將文中的「他者」概念單純地理解為與主體對立的「客體」，必錯。「他者」是一種本質論式的歸類，是一個社群鞏固自身身份認同時劃分在外的「非我族類」。
過去的都已過去，今年的聖誕節十分平安喜樂，心情遠非三年前可比，真好，儘管曾蔭權在《香港家書》裡關於天星的狡詐言論仍然教人皺眉。第二篇天星評論應該可以在這一兩天放上來，請稍等。）


「你要愛鄰人，像愛自己一樣。」（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九節）

耶穌說，這是上帝給人兩條最重要的誡命之一。為了遵守這條誡命，人不是努力去愛，而是努力挑選誰當自己的「鄰人」。

早在二十世紀之初，已到處有學者大聲疾呼，說現代都市社會的高度分工會導致人的生活經驗越來越不同，活在同一個城市的人可以完全不理解對方的生活，人際關係將因而日漸疏離冷漠。好了，到五、六十年代，大眾傳媒在工業國家日趨蓬勃，到今天，通訊全球化能夠讓資訊散佈世界各地，這些現象，大概是那些目睹二十世紀來臨的學者所難以想像的。可是，人的疏離和冷漠，有因此而消褪嗎？沒有，插不進大眾傳媒創造的話題就被排拒，全球化成了強國生活模式消弭弱國本土文化的凶器。甚至乎，遠在工業革命還未來臨的時代，情況同樣不見得好，穆罕默德在但丁筆下是在地獄深處受酷刑的極惡之徒，外族在漢人眼中是有待接受教化的蠻夷。

劃下「我們」和「他者」的絕對分界線，團結前者拒斥後者，是人類的習性──在「我們」之中的，就是應該高高興興盡心盡意盡性去愛的「鄰人」﹔在「我們」之外的「他者」？哦，他們是人嗎？

與「他者」相處，人需要的不是理解，而是定義。這個是在便利店售貨的，於是我可以向他買報紙﹔那個是在大學教政治的，於是我可以向她徵詢對目前政局的意見。我定義某某是個君子，他就要充當一個道德標準﹔我定義某某是個美女，於是她就要充當一件賞心悅目的裝飾品﹔我定義某某某某是一群無可救藥的人渣，他們就要充當讓我打壓的敵人。定義毋須貼近現實，因為定義本來就不是為了理解現實。定義，為的是賦予「他者」各種各樣的角色，要「他者」達致各種各樣的功能。定義以外的事，例如在便利店售貨員對他身上制服的感想，君子彬彬有禮時剛承受破產之痛，人是不會關心的──直至威脅到發揮定義下的功能為止──因為這在認識的框架之外。

「他者」不是人，是工具──「我們」的工具，可以丟棄，可以替換。

與「他者」相處，人不須要將他們納入自己的生活之中。應該說，假如將他們納入自己的生活之中，他們就不是「他者」了。與「我們」一起生活的，就是「我們」，生活的焦點，也是「我們」。「他者」是工具，當「我們」要為了「我們」而無可避免地與之共對時，就像馬克思所說的異化勞動一樣，「我們」感受到行動被「機器」規限，無法在行動中實現自己。結果，一如視勞動為枷鎖視假日為解放的工人，「我們」巴不得快快逃離與「他者」的共對，回到「我們」當中，才感受到溫暖，才感受到自在，才認為活得像個有血有肉的人──而事實上，不是「我們」不能在「他者」當中感到溫暖，感到自在，活得有血有肉流露真性情，而是「我們」一旦視某人為「他者」，就不會在他面前活得有血有肉流露真性情，亦不期待於其身上感受溫暖或自在。「他者」縱具人的形貌，在「我們」陶醉於「我們」之內的愉悅交流之際，身旁擦過的「他者」不過是可有可無的活動佈景板，是零碎而無意義的片段，情侶拖著手在鬧市漫步，不會想到在窄窄行人路上是否阻礙後面的行人﹔三五知己在車上笑笑鬧鬧，不會想到附近的乘客是不是希望靜下來休息。視而不見，此時就如字面意義一般的完全體現。

「他者」不是人，是人的碎片，東拼西湊，亦不成一個人的樣式。

愛人如己。既然對方連人也算不上，愛來幹嘛？「我們」才是人，「我們」愛「我們」。「我們」不愛的都不是人，不是人的「我們」就不用去愛──擁抱著這個循環論證，「愛人如己」就被詮釋成「愛己如己」，在世上實現。好一個地上天國，以偽善為基石，以遺忘為棟樑，以無知為牆壁，以漠視為屋瓦，為了隔絕外面的地獄而被刻意建立起來。對，甚至連遺忘和無知，都是刻意促成的。

活在這個天國裡面的人大概很快樂，天天被愛所包圍吧。然後，天國居民一臉自傲，指著地獄居民說﹕「你根本不知道甚麼是愛。」

When the grief lets you go

悲哀也好，苦惱也好，假如那段回憶是珍貴的話，再悲再苦亦要緊緊抱著不放，一步一步走下去。

走過這些年頭，原本苦澀的關係卻滲出絲絲甜味。儘管無法回頭，那依然是靈魂的故鄉，片刻相聚，心已經溶化，很溫暖，很愜意。

走的路彼此不同，結論卻一樣。既然如此，倘若我早些培養這份見識，早些磨掉傷人的稜角，結局會否改變？或許會，或許不會，我惟有相信，一切已經在另一個平行世界如願。

不過現在也不壞。那片溫暖的海洋太舒服了，浸淫日久，我會變得依賴，失去討伐不公不義的戰意。習慣了把負能量用在正途上，沒有憤怒和遺憾的生活實在少了一點味道。該笑時笑，該哭時哭，該生氣時生氣，這才是鮮活的人性。

偶爾讓我休息一下，稍微充電，已是一種幸福。一把年紀還要你照顧，不好意思，只盼你需要時我也幫得上忙。

不再迷惘了，選定了路就得走下去。我可以承載別人的煩惱，正如你承載我的一樣。

祈禱是牽掛的表現，感謝你把我放在心上。

無文化的天星評論

（圖片轉載自Inmedia）

向來粗鄙無文，不追電影不看卡夫卡更不懂攝影繪畫音樂雕塑建築，當清拆中環天星碼頭被表述為一個文化問題的時候，著實沒有興趣插手。利東街、觀塘、大角嘴、長沙灣，這些有人住的活生生舊區被拆卸之際尚且得不到那麼多傳媒曝光率，現在僅用「文化」兩個字就把每晚十時以後幾近半個死城的中環商業區炒個熱烘烘，未免太過中產霸權了吧？

與天星碼頭緣薄也是原因之一。在新市鎮長大的年青人，呆在自己區內大抵已能自給自足，偶爾跟朋友出來吃喝玩樂，平民化的旺角也是比銅鑼灣更受歡迎的選擇，犯不著動輒過海。縱使真的要過海了，反正有學生票價優惠，五塊錢即可坐地鐵從九龍各區一程車直達香港島，比趕往天星碼頭坐船方便得多。對於天星碼頭最深刻的童年印象，是港外線碼頭的下一班船還有好一段時間才到，閒晃到天星碼頭的美心買熱呼呼的洋葱豬排包吃。可是美心早就不賣那種豬排包了，天星碼頭對我的歷史意義亦就此斷絕。儘管後來脫離學生身份，因公務過海時每每乘搭天星小輪，但那純粹是作為窮人的經濟考慮。天星鐘樓被拆，對我造成的情緒震撼一定不及小輪加價，還好近年的船費十分穩定。

再深層的疑慮，是究竟甚麼人才算代表「香港文化」。雖非新界原居民，但我也很清楚，將「新市鎮」稱為「新」是十分殖民式的觀點，就如白人說「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在建設新市鎮之前，新界早已有人居住，居民有自己的文化，但我們可曾聽過有人直斥新市鎮破壞香港文化？大不了只有人說那損害了鄉村文化。話說我讀的小學原本是村校，坐落於天后廟後面，金字型的校舍瓦片屋頂建築令室內氣溫在夏天也保持通爽涼快，不太依賴風扇，遑論冷氣機。可惜才入學一年，學校就被改建為到處都有的標準校舍，這就叫發展。舊校舍被拆，小時候覺得非常可惜，這幾年一間又一間村校被殺，恐怕此舉亦摧毀了不少市民的集體回憶，扼殺了一種正在運作中的校園文化——前年訪問某村校，進門時校長正在中庭身水身汗跟下了課的同學大大板揪乒乓球，你在其他學校見過這種場面沒有？然而，即使有人惋惜村校消失，卻從來沒有人將之提升至香港文化受威脅的程度，天星碼頭一拆，卻彷彿全香港人都挨了一拳似的。我不禁要問，甚麼叫香港的文化、香港的歷史、香港的回憶？是不是所有持身份證的市民都是香港人，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香港？

至此，我們須思考現在所謂的「香港文化」到底指涉甚麼。以中環天星碼頭鐘樓為例，它之所以在主流媒體再現下被展示為矜貴，似乎與英國殖民風格不無關係，無論是鐘樓與倫敦大笨鐘的淵源，抑或是它與作為早期高級文化象徵的大會堂比鄰，俱被表述為應獲保留的價值依據。在這種表述下，香港文化的合法性就在於它對英殖文化的依戀（是依戀，不是反思或反抗），英殖中心的文化思維植根香港人的靈魂，這份非建設性的懷舊表現在香港球迷格外偏好英超聯，以及陶傑廣受讀者追捧等等現象。再加上被拆卸的天星碼頭位處中環，或許是自己疑心重，我甚至有一丁點懷疑小部份市民對它的關注是否出於對中環價值的曲線擁護……總之，在各種疑慮之下，鼻子隱若嗅到空氣濔漫著一股腐臭。

誠然，我信任八樓、Inmedia還有各方好友的心志，只要看看大家在世貿、舊區重建等事件的表現，就知道他們與這股腐臭無緣。同時，我完全贊同熊一豆的分析，反省港英殖民影響決不代表要拆毁鐘樓，以清拆重建洗擦殖民歷史本身就是另一種殖民，是狗公邏輯。立場上，我是反對清拆天星的，但週遭環境的糾結令內心的火處於缺氧狀態，燒不起來。

……本來不錯是這樣的，直至何志平的謊言被揭發為止。那一刻我笑了，是露出獠牙的好戰笑容。待孫明揚那「七年來的諮詢顯示填海工程得到廣泛同意」的又一謊言再被揭穿之後（不愧是天聰兄，資料找得比各路人馬都快！），我笑得更開心。很好，很好，天星行動終於可以超越隱含民間內部矛盾的香港文化層面，取得集中火力直搗政府濫權、官商勾結的契機。拆卸天星，不是孤立事件，它必須被視為目前政經結構問題衍生的千百個表徵之一。

這個結構問題並非用普選之類的簡單答案就可以搪塞過去。明報的社論經常混帳透頂，難得它在昨日一篇題為「遲來的動議遲鈍的議員」的社論卻說對了一件事：若要作為負責監督政府的民意代表，議員現在才反對清拆天星，未免後知後覺。今次天星事件以及過往無數例子顯示，議員是不常主動做事的，更多時候是民間把議題炒熱了，議員才有反應。忽視甚至否定社會運動而空喊普選，純屬英雄史觀與愚民政治的雜交產物，這種反行動的空想「民主」最好少碰為妙。

扯遠了，還是回到天星現場。有了出手理由，昨晚速速趕往舊天星碼頭，當時一眾示威者正為深夜施工的合法性與貌似地盤負責人的物體爭拗。坦白說，碼頭一帶並無民居，夜間工程的聲響不構成多少噪音，大家真正的目的旨在拖延施工。只是，政府在執行上無視法規得教人瞠目，也是爭拗的原因。肥仔平和孫陰公面對立法會和傳媒也可以睜眼說瞎話，在無人聞問的執行程序上動手腳或許不令人意外，但依然令人惱火。

你有你抗議，他有他拆樓。在抗議期間拆卸工程根本從未停過，城規會審批民間遞交的新中環規劃書需時三個月，換言之最少也要足足阻止工程三個月，但他們現在就拆給你看，怎辦？哎呀呀呀，去他的三個月，先做好即時止血判斷再算，總之馬上停工，停工！

剛搞清楚形勢開始沉思，聽見大家高喊「停工」，再看看平台上數十個地盤工人，一顆心又沉下去。停工？對，要保留天星，即時停工乃必要條件，但這意味著工人頓時損失原有工錢，換言之，也就是示威者與工人即時產生尖銳矛盾。這種局面是我最不想看見的，一定要避免。奇跡般的最理想情況，是工人願意主動停工，與示威者大團結，果真如此，警察就算再兇也失去了立場——地盤也不願意開工了，現在你在守住誰？難不成你要倒轉槍口鎮壓工人？為了趨近上述理想情況，有一剎那我甚至閃過大家凑錢支付工人一晚薪水的念頭，發揮五餅二魚效應，齊齊停工拉大隊吃宵夜，交流想法。當我開始數算工人數目，下一剎那已冷靜下來：好，就當工人真的走出地盤了，我可以跟他們說甚麼？叫他們另謀高就嗎？假如當中有新移民，有印巴裔工人，又怎可以用「天星鐘樓等如香港回憶」說服他們？那是他們經歷的香港故事嗎？

太多太多的問題糾纏不清，又不想說出來影響士氣，而事情發展之急亦不容許慢慢梳理清楚。謙有參與絕食抗議，但他的判斷比我還要冷靜：天星沒救了，拆硬。今日中午聽到新聞，證實結果的確如此。我比較放得下，皆因一早認為問題重點不在鐘樓存廢本身。若能整合因天星這個契機而凝聚的人和網絡，將力量帶入下一個戰場，今次事件亦不是一無所得。

能夠代表香港的，不獨鐘樓，不獨中環，甚至不獨地理上的區域。為了取回人民對香港的主權，不管你處身甚麼崗位，住在哪裡，讀哪一科，從事甚麼行業，請站起來吧。無法表述自己的人，只能等著被別人表述。

自由了

寄出了最後的文件，如無意外，終於完全自由了。先前總以為這一刻會興奮異常，幾欲連開七七四十九場結他他狂歡節……


（圖片取自朝目新聞，不是朝日新聞）

到頭來，今日的心情卻帶著三分淡然，七分惘然。是時候踏入另一個新階段了，不得不認真想想，奈何時間是不等人的。

還有兩個星期。我的論文不是用文字寫的，而是用生命踐行的。Research objective已想好了，hypothesis略嫌綜雜，theoretical framework尚有不少漏洞要填補。兩星期之後就要動筆了，趕得上嗎？

死人是不會死第二次的，倒也不必顧忌太多。只是，可以的話，我希望結果能夠稍微有意義一點。

愛？自由？何度も繰り返す
鏡の中に要る答えに
疑心、否定、そう信念のまま
讓れない瞳

見つからない
連なる疑問詞の行き先さえ導けないまま
信じたい
都合に流されない變わらない正義の意味

夢？希望？ありふれた日常
オマエは何を今　待ってる？
自信、苦惱、滿ち溢れる才能
押し潰されそう

摑めない
平和の結末は強さだけじゃ手に入れられない
屆けたい
全ての瞬間に飾らない笑顏の意味

還是去徵求神諭吧，聖騎士。

一杯涼茶

扯火過後，自然要給自己一杯涼茶下火。冷靜反析有助情緒降溫，這篇文章就是我給自己的涼茶。

基督教界和社運圈未能彼此接軌與交流，是有原因的。在進入討論之前，我們必須牢牢記住一個事實：基督教不等如教會（注一）。

這句話很平常，可以有多方面的理解，比如說，不少厭倦教會規條或人際關係失和的「出走信徒」渴望堅持自己的信徒身份，往往用這句說話辯解，像馬丁路德般聲稱自己與神的關係毋須透過教會代理。又比如說，一些比較有反思能力的神學生深深體會到教會是最不懂神學的地方，信仰視野狹隘，教導十年如一日，以膚淺的唯獨聖經主義自傲，但所謂的著重聖經其實只是著重新約，所謂的新約則只看四福音，運作上以數人頭的量化擴張為目標，變種中環價值橫行，如此不濟的香港教會豈能代表基督教古今二千年的遼闊？以上的理解都有道理，但都不是我說基督教不等如教會的理由。之所以說教會不能代表基督教，是站在社會運動的立場而言——在社運場域露臉的基督教勢力，跟教會並不屬於同一批人。（注二）

說得再明白一點，在民間人權陣線、監察全球化聯陣等平台出沒，平日又在綜援、世貿、普選、基層勞工、家庭暴力、少數族裔等廣泛議題摻一腳的基督教機構，它們與教會的關係十分疏離。在資訊上，不像明光社，其行動／活動縱有宣傳亦無法觸及大量教會會眾，教會對上述議題也沒有興趣（注三）。資源貧乏得在《時代論壇》賣半版廣告也捉襟見肘是原因之一，然而這僅屬表象，更深層的原因是它們不具備群眾基礎。再用明光社作比較，正因為那群惡徒有不少教會會眾支持（雖然絕不是全部教會，但只算播道會和宣道會也夠人山人海了），光是一年捐款收益已超過二百萬，在明報刊登四大版聯署廣告竟然有賺無賠，皆因有數以千計支持者樂意掏一百大元聯署。活躍於社運界的普世派機構若要在資源和群眾基礎與之抗衡，無異以AK 47迎戰滿天核彈。退一百步說，即使個別普世派機構在成立之時儘管確有隸屬某些宗派的教牧支持，但機構的日常決策多由職員主持（而這些職員幾乎有半數放棄每週上教會），這些教牧不見得會參與其中，再說，這些教牧大部份來自傳統大宗派，如聖公會、循道衛理會、中華基督教會，連福音派成份較重的浸信會、宣道會出身者亦寥寥無幾（馮煒文是異數），遑論更保守的平安福音堂、喜樂福音堂，又或是有靈恩派背景的五旬宗和神召會。

總而言之，普世派機構或許在社運界眼中被視為基督教代表，實際上它們與教會會眾是割裂的，在社運界呈現的「基督教」與在社會上呈現的「基督教」，根本是兩個版本、兩個群體。動輒以「你們教會」稱呼普世派機構的前線同工，是無知到跡近離譜的舉動，無奈這種舉動在社運界聚會裡不時發生，故此，我必須強調，各位道上戰友看到的基督教不等如教會，請勿對普世派機構在教會會眾當中的動員能力抱有無謂的期待。

正如拙作《從非基運動論香港普世派》所言，香港普世派機構的誕生，某程度上是為了脫離教會對社會運動之制肘。換言之，假如本來在教會裡就能有所作為，打從一開始就不必另起爐灶。香港教會缺乏政治觸覺乃不爭之事實，所謂關心社會通常只是探訪院牧或老人院之類，辦學和搞福利設施大抵不離兩個目的，一是製造更多接觸群眾機會以便傳教，二是帶來可供植堂聚會的地點（設於公屋範圍更可能有租金優惠）。況且，教會轄下的學校和社會福利機構泰半管理獨立（注四），未必與教會有多少連繫。少數低下層教會幹事有意向會眾滲入一點社關訊息，企圖舉行相關活動，但往往功敗垂成，因為這會分薄教會人手，妨礙教會正常運作——當社關被等同為妨礙教會正常運作的時候，也就是說社關在教會是不正常活動。連最最最溫和的社會運動點滴也被排除在教會日常議程之外，哪管耶穌的教導是叫人賣盡家產分給窮人，舉辦不了一場社關工作坊不痛不癢，敬拜隊的音樂人手短缺可就呼天搶地。教會極度偏狹的視野不但令它們自絕於社會運動，甚至偶爾也會令明光社之流碰釘子。縱是在去年對性傾向歧視條例喊打喊殺的最高潮時刻，某些教會亦興趣缺缺，理由不是它們在性傾向事宜有何進步觀點，而是嫌這些「外務」阻著它們做事！

既然教會的內部運作難以容許它們自行參與社會運動，惟有靠外力推一把。原則上，普世派機構本應扮演這個在教會鐵壁上開鑿缺口的外力角色，引介社會上的進步力量接觸普羅信徒，可惜現實是非常嚴苛的。一如前述，普世派機構與教會關係疏離，要在組織層面與教會深入的合作，比駱駝穿過針眼更難。雙方大部份的合作主要是透過私人關係才成事，諸如機構內某職員跟某教會的傳道人是朋友，這種模式運作可以在香港帶來多大規模的建樹，不難想像。尤有甚者，即使成事了，這種合作亦不會長久，我從未見過哪個普世派機構能夠在同一間教會連續搞三節以上的活動。究其原因，在於教會害怕會眾流失。極度偏狹的視野往往伴隨極度偏狹的地盤意識而來，對教會而言，會眾人數代表奉獻金額，也代表參與事奉的義務勞動力，兩者都是教會賴以存續的要素（注五），再者，香港教會大多不分宗派地擁有深入骨髓的「將福音傳遍地極」這份福音派執著，會眾人數多寡是衡量一間教會「成功」與否的指標。種種因素之下，固守地盤的排外心態是很多教會的潛規則，除非對該機構十分信任，並相信會眾必定歸來（例如教會肯鼓勵會眾報讀個別神學院的短期課程），否則旗下會眾決不「外借」。可是，教會與普世派機構的信任又從何說起？社關是份外事，普世派機構是外人，瞧見你們這群怪物出去搞搞震之後一個二個不回來教會，一顆心早已掉進思樂冰，豈有信任可言？

無力復無力，在找不到出路的困局裡浸泡久了，連普世派機構自己也失去遠象，淪為苟且偷安。面對社運界時扮宗教界代表，面對教會時扮社會先知，若普世派機構自我定位為基督教界和社運界的橋樑，向一方展現另一方的面貌，這種雙面行徑本來也無可厚非。然而，一旦事情變成甘於從這種雙面行徑賺取聲譽，為機構換取一丁點生存空間，忘記從根本上思考與普羅信徒接軌的新方法，又不知進深反省大小社會議題而只知陪跑，那就值得譴責了。還記得某個普世派機構代表平日不建立與教會的網絡，開口閉口罵人騙綜援，開會時揚言反對最低工資，不管七一抑或世貿會議最擔心的是發生了甚麼事可能害自己機構吃官司。誠然，此一個別例子不足以代表整個香港普世派，但足以成為腐敗的警號，而且，我敢說，沒有那麼戲劇性的怠惰和迷失，其實在這圈子裡廣泛存在——坦白說，我自己也不是甚麼好東西，只是當時不自覺。

曾在普世派機構工作，嚐過各種不足為外人道的苦處。教會落閘放狗無疑教人望門興嘆，社運界戰友的外判思維亦教人頭大如斗。外判思維，這裡指的是一種將整體社運分割成不同界別各自分工，然後對自己以外的界別不聞不問的心態。你做不到你的事是你自己問題，你死你賤，別指望我會看一眼，除非對我有利用價值。箇中的非人化程度，與新自由主義下的真正外判思維不遑多讓，稍堪安慰的是彼此不存在僱傭關係，否則死得人多。

去年出席某個讀書組，到場的多是工會與基層團體的中堅份子，我負責講述基督教勢力在韓國工運初期扮演的角色，盼望藉著這個機會向他們尋求合作——只要大家點頭，我願意用盡一切手段打開教會大門，讓本地基層運動直接介入基督教圈子，做教育也好做組織工作也好，總之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詎料全場諸君不為所動，速速掠過相關話題，席上甚至有渾人語焉不詳地質問為何不提基督教收編工人的歷史，譏諷我為基督教塗脂抹粉。事到如今我也不怕開真名，這名渾人就叫孔繁強。由於其措辭含混得很，其指責與我實際上做的事背道而馳到極點，花了好久我才弄清楚他的意思，憤怒也就來得很慢很慢，要疾言反駁也來不及了。去你媽的，老子跟量產基殺個血肉橫飛時你還在街邊唱歌（我是陳述事實，無意小覷文化行動），獨自潛入基督教界想做點事，吃了苦頭也沒有麻煩你們搬救兵，現在你竟然瞧也不瞧就在一眾戰友面前斷言我通番賣國？傲慢無知也有個限度！

怒氣過去了，重新審視此番經歷，隨即明白這象徵了社運界裡不少人對宗教事務的態度：不想知也不想碰，光用一套固有的先入觀將之定性即可，徹底反經驗。這個態度是社運界中很多基督徒迴避表現自己信仰的原因，亦是社運界用前述外判思維處理基督教界事宜的背景。外判思維足以粉碎各界別的團結，造成李智良在回應中揭示的可憎場面，令「全球工人大團結」之類的口號變成永遠的夢想，皆因永遠不可能實現。只是，對基督教界的外判思維，其基礎還包含一個嚴肅的詰問——基督教在政治經濟學分析裡處於甚麼位置？說香港基督徒是被壓逼者嗎？他們當中又太多中產階級，算不上最受剝削的一群；說基督徒是剝削者嗎？他們再厲害也萬萬及不上跨國財團；說教會和基督教傳媒為權力精英建構文化霸權嗎？它們這方面的威力跟各大商業傳媒還差得遠。打工仔全體罷工，馬上令資本主義體系癱瘓；基督徒集體離教，充其量只算花邊新聞。基督教界在社會上的角色模稜兩可，或許可以製造「中立」形象（記住，形象不等同事實）緩和各界矛盾，普世派機構在民間人權陣線內部恰好發揮過類似功能，但角色模稜兩可的另一個後果，是基督教在社運界裡化為可有可無的存在，根本找不到要投放人力物力理會的理由。露骨一點，這個詰問可被改寫成「涉足基督教有甚麼好處？放著不管有甚麼損失？」

未能對這詰問提出一個有力的答案，是我這六、七年來最大的失職。

相對地，列舉理由要求基督徒關心社會是輕易的，他們也是社會一份子，無法自外於大局，養殖淡水魚的毒性不會因食用者的信仰立場而有差異，撤回銷售稅是不是信徒也會受惠。甚麼「不要愛世界」的聖俗二分思想實乃歪理，深水埔二樓教會奇多，市建局大搞舊區重建的話，保證一大票教會臉青腳抖（注六）。普世派之所以出現，正是因為一些略有見識的基督徒明白龜縮於教會，又或者將教會跟社會對立起來，都是荒唐行徑，所以必須建立社會面向。由是觀之，普世派信仰是開給閉關自守之香港基督教的一帖藥，這帖藥對本已積極投入社會的社運界卻毫無意義。耶穌說得好，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這趨勢不僅見於基督教的社會參與，亦見於近數十年的神學發展。亞洲神學要汲取後殖民理論，解放神學要汲取馬克思主義，婦女神學要汲取女性主義，但反過來說，神學對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的貢獻卻絕無僅有。

無論在教會或是社運界眼中，普世派機構都缺乏吸引力，不足以作為連接兩者的橋樑。當然，我也一樣，不稱職的橋樑沒有資格埋怨別人不用自己過橋。在可見的將來，教會和社運團體在組織層面的大規模合作無緣發生。目前，我們只能繞過龐然大物的既有建制，一點一滴的直接將不同界別的人連結起來——重要的是人，不是教會，基督教不等如教會。長遠而言，我們必須打造一個跨界別的社運論述，過程裡可能不得不打破某些宗教身份，以及某些團體的處事慣例。

今次的反思還真苦澀。這一杯涼茶，應該是廿四味。


注釋：

一.　本文所論的「基督教」只適用於新教，天主教的管理系統不同，對社會事務姿態上亦較為積極，文中的批判未必全部通用。
二.　這不是說普世派機構的成員沒有教會會籍，更不是說他們當中以非基督徒居多。事實上他們大多是資歷格外深厚的基督徒，非基督徒少之又少，我是例外。
三.　就算是偶爾表示興趣，通常亦只是在講道裡輕輕帶過，或是列入崇拜中的代禱事項，鮮有以行動回應。不過或許是受了2003年七一的影響，近年一些神學院也開始多談政治，像香港神學院自2004年以來就舉辦了幾次大型相關講座，包括討論政教關係。但它們真的只是將之當成一個「議題」去談，少有針對當下特定處境，距離實踐仍然相當遙遠。又，這個趨勢並不包括祟基神學院在內，皆因祟基本來就是普世派學術重鎮，然而為吸引收生，據聞祟基有日漸福音派化的跡象。
四.　教會當然也有影響轄下社福機構方針的例子，像訂下不成文規則禁止員工在處理家庭問題時建議求助人離婚等等，但教會不會逐一操控各種決策，也不多擺明頻密傳教，與社福機構的人員亦多不重疊。
五.　小規模教會尤其如此，它們沒有閑錢投資股票債券房地產保值，也沒有閑錢多聘人手，會眾奉獻和義務事奉就變得生死攸關。
六.　傳統上教會的理財方針講究穩紥穩打，喜歡買下會址多於租用單位，但不是所有堂會都有那麼多資金買樓，若它們只是租客，市建局重建逼遷之時，教會大概收不到甚麼賠償。

扯火

事緣是這篇報導。

十一月廿一日，收到朋友電郵，說香港社會論壇會抽一個晚上舉行基督教界的研討會，中大報社和Inmedia想採訪，又不清楚箇中虛實，因此想先找些知悉基督教界現況的社運人士做點訪問，徵詢意見。朋友問我可否接受訪問，可以的話就留我的聯絡電話給他們，我說可以。結果兩星期過去了，我一個電話都沒有接過，然後，就發現這篇報導出街了。

無名火起。

平心而論，該篇文章寫得不錯，有條有理道出香港基督教中產化問題，訪問陳士齊也是正確選擇，在普世派當中他是有心、有地位，又能保持一定距離評論的人。但我十分肯定，假如那篇報導是由我執筆，或是記者先找我談兩句才動筆，視野絕對比現在這一篇深得多也廣得多。好了，香港社會論壇針對的是新自由主義，那麼香港教會和基層處於怎樣的關係，與資本家又處於怎樣的關係？基督教界的群眾是如何組織起來，在社運界眼中反新自由主義的「基督教代表」又有沒有群眾基礎？應該要繞過業已中產化的基督教界來對抗新自由主義，抑或是連結並充權基督教界內部目前不受重視的零散基進力量，像農村包圍城市般從教會手中奪回對教義的表述權？

一般不諳基督教生態的人不去問這些問題，我接受；但作為應該已對社會運動培養了一定視野的有機知識份子，若不作這種程度的追問，我會有點失望，哪管你懂不懂基督教生態。雖然，我知道這是強人所難。

陳士齊的訪問是好看，Freddie評美國福音派的文章亦資料豐富，可讀性頗高，只是我仍然覺得不夠。硬要尖酸刻薄挑剔到底的話，陳士齊的訪問主要還是圍繞他2004年在《思》雙月刊的論調，編採人員努力一輪，出來的效果竟與重刊舊文再執執頭頭尾尾相若，內容言之成理卻缺乏可供展望未來的新意。至於借美國政教經驗評香港基督教的文章，自從小布殊上任後不斷有文化人寫過，小曹寫過，梁文道寫過，徐承恩寫過，外文資料也很好找，但偏偏鮮有人下筆時能夠從教外人的角度好好融合本地田野考察，未能就實際信徒生活與堂會運作對症下藥，多一篇少一篇對大局亦無甚影響。

香港基督教圈子的階級性，美國新教原教旨主義，決不新鮮，這六、七年來我已經寫過講過數十遍，在新聞組年代講，在ＳＣＭ週會講，在青年牧養會議講，講講講講講，講到登上基版ＦＡＱ，講到貼文貼上這個blog，最後還是被人當透明。是的，路是我一個人在沒有任何學術建制支援下摸出來的，沿途跌跌碰碰，論點一定有過幼稚的時候，但是！我敢說，若要在社運界找一個能夠從局外人角度對基督教生態作基進評論，並且對基督教圈子有相對豐富田野經驗（還要資料update）的人，除了我之外，你找遍全香港也找不到第二個！至少，我未見過。

不是想上位、搏出名，我只想將事情做好，擔任一個不見光的無名resource person也甘之如飴。遊歷了七個寒暑，取得這種見識，為的就是充當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間的橋樑，結果呢？明明知道我的存在卻不聯絡，這不是小覷人，簡直就是目中無人——在別人眼中我不及一個斗零大也不及一粒鼻屎大，而是不存在，nothing。

有我在，事情一定更好。我如此相信。

這情況已不是第一次。去年五月一群普世派基督徒反對政府削減單親綜援，找我一起商議大計。籌備再三，到了在旺角行人專用區擺街站之前的一次會議，大家建議把行動放上Inmedia報導，我很支持，接下來馬上有人提出她可以邀請一位民間記者過來——喂，我也是民間記者，二月時還要做過明昆社一劑，有熟悉基督教情況，亦即明白你們難處的人你不找，卻找街外人？我臉皮薄，這番話委實說不出口，尤其看著大伙兒興高采烈，惟有把話往肚裡吞。席上甚至有人是老戰友，更覺黯然。黯然，固然是因為自己被遺忘，但更大程度上是因為溝通的重要性在社會運動裡被遺忘。找一個未必熟悉基督教生態的人寫一篇誰也寫得來的平面報導，真的好嗎？那個街站，對你而言跟別的街站有沒有不同？如果不同，為甚麼你願意將之當成一般行動報導？如果沒有甚麼不同，為甚麼你選擇以基督徒名義並夥同基督徒群體行動？

之所以造成這種思維混亂，是尚未釐清基督教與社會運動有何關係的表徵，亦即基督教與社會運動互不溝通的結果。今次香港社會論壇說不定也反映了這一點。為甚麼幾個普世派機構要在當中搞一場研討會？因為一些前線職員認為應該就新自由主義這課題做點事，否則對個人良心交不了差，亦有損機構與一眾江湖ＮＧＯ的交情，更威脅機構面對教會之際的存在意義（出嚟又冇搞作，又唔返入去埋教會堆，要機構來幹嘛？）。為甚麼論壇主辦單位歡迎加插一個宗教研討會？因為基層團體和工會在香港一直處於弱勢，有外力加盟當然高興，普世派機構實際上不具信徒基礎並不重要，象徵意義重於事實，主辦單位樂意將它們包裝成宗教界代表，成為運動有宗教界支持的證明。一切都是give and take，事工得很，儘管這些說話大家不便明言。

基督教與社會運動之「合作」，大體上就是這樣。關係一向疏離，溝通一向欠奉，長遠視野和整合藍圖是天方夜譚。說穿了，令我扯火的是這個長年累月的困局，畢竟溝通是雙向的，雙方都沒有意欲過橋的話，就算旁邊現成有一條青馬大橋也沒有用。所以，我不怪登芹和Freddie，其實他們甚麼都沒有做錯（少打一兩個電話，常事也），是我已被抑壓得太過敏感。說得公允一點，登芹和Freddie今次主動嘗試理解基督教界內部運作，在基督教與社會運動之間尋覓接合點，是一個值得欣賞的好開始。

話又說回來，九月時我不是說過罷手不管基督教界嗎？怎麼竟然放不下一篇文章？看來還是塵緣未了，唉。

憶花

寒舍所處屋苑西側有一小片草地，每天出門總會經過。自從近年轉換管理公司，草地上舖了一條小路，通往一個水泥搭建的高台，上有幾株綠竹遮陰，供一眾長者閑聊休憇。對於這個轉變，一直感覺淡漠，畢竟我早已不是在草地打滾的小孩子，那不過是離家路上的一幅佈景——都快遲到了，還有閑情慢慢看？直到昨日下班回家，往草地一瞥，終於覺得有點異樣。是整齊了，盆栽多了，籬笆多了，石屎多了，地上的花花草草卻少了，在草地上跑跑跳跳的孩子，更是一個不剩。

不是這樣的，我記憶中的草地不是這樣的。記憶中，二十年前的草地佈滿小黃菊，中間夾雜了紫裡泛紅的秋海棠，還有色彩斑爛的馬櫻丹。外圍鐵欄上疏疏落落的纏繞著幾棵牽牛花，紫白色的花朵很優雅，也沁著絲絲慵懶。由大紅花構成的小小灌木叢在另一角綻放，嬌艷卻親切。每逢傍晚五、六點鐘，總有好些小鬼在屋苑樓下嬉戲，笑鬧的聲音住在頂樓也聽得見。偶爾有幾個小鬼會走上草地玩，與花花草草為伴。相比人工栽種的繁花，被視為野草的蒲公英和含羞草在小孩眼中是更有趣的東西。鼓起腮一吹，蒲公英的種子漫天飛散，留下不起眼的紫色小花。一些野草長得很像含羞草，常常令人混淆，它們葉子比較大，碰觸了也不會合起來。小時候很喜歡跟鄰居小孩試試哪一棵真哪一棵假，看見旁邊有被稱為臭花的馬櫻丹，還會大著膽子嗅嗅它是否真的那麼臭。在圖書館翻過兩本植物圖鑑，就扮起專家來，在大伙兒面前品評哪種植物有毒無毒，其實泰半是信口胡謅。屋苑另一邊種了幾株枝葉茂密的白蘭樹，到了春夏之交，滿樹都開了數不清的白蘭花，風中的香氣濃得連傷風患者也嗅得到。有時花實在開得太多了，掉個滿地，香味甚至強烈到有點俗氣。曾經嘗試爬上去，可惜沒有一次成功，多年後看紀錄片，方知爬樹是要赤腳的，笨。

上述的花草樹木，並非敝屋苑獨有，而是政府過往在新市鎮廣泛栽種的品種。換言之，與它們共同成長的經驗，大抵是這十多二十年在新市鎮長大的一代的集體回憶。秋海棠，大紅花，多麼熟悉的名字，然而大家可有發覺這些一度在生活裡理所當然的存在至今買少見少？自小已十分喜歡草地上的小黃菊，它們是親民的，可以觸摸的，而且生命力滿溢，不像花店裡包紥得美輪美奐的大花束，只是用高價換購的私人物品，生命在花朵被割下的一剎那已宣告完結。可是，縱是常見如路旁花圃指定背景的小黃菊，現在亦越來越不好找。與花草共舞的小孩？隨著全日制小學崛起，再扣除功輔班和「興趣班」的時間，小孩的課餘空閑不比往昔多，就算尚餘一點空閑，倒不如花在電腦上面。如是者，一個年代的共同經驗，就這樣悄悄的走進歷史，不帶走一片雲彩。

共同經驗的消失，與城市空間的使用規則改變不無關係。擅自攀折公園花朵固然不太對，但偶爾讓小孩摘一兩朵把玩，反倒更能培養他們對花草的親切感，這種建基於生活接觸的認識是有情的，花草樹木就是鄰居，是玩伴，從中對環境產生的切身感受，是政府那些「藍天行動」所不能比擬的。記得小學時有一次和表哥在區域市政局轄下某公園玩，一個謎樣的大嬸走過來，摘下一朵大紅花，教我們怎樣吸吮花蜜。儘管心裡發毛，卻忍不住依樣畫葫蘆的摘了一朵試試。噢，原來花蜜果然是甜的——這種親身體驗的自然課，在現今連緩跑徑也要指定交通方向的公園，是不可能再上了。公園內的花草樹木是公物，這一點應該沒有人會否認，然而當公物被詮釋成政府私產的時候，使用公物的規矩就不再由公眾參與制訂，而是政府的獨斷。兩種割裂於焉出現：一是政府與公眾的割裂，蓋政府已無法代表公眾意願；二是公眾與公物的割裂，蓋公眾使用公物的自主權日益縮窄，到了一個難以辨認彼此關係的地步，關係沒有了，自然也談不上愛惜。老樹被砍掉了？那是政府的決定，干我甚麼事？

是的，政府會砍樹。財團也會砍樹，若胡應湘在灣仔興建Mega Tower大酒店成事，一口氣就剷平近四百棵樹（大佬，灣仔有多少棵樹？）。只許州官砍樹，不准百姓摘花，說明了城市空間的使用權由誰掌控。朋友曾於紅磡工作，目睹在一棟棟新樓宇中間苟活的路邊大樹樹根慘遭水泥活埋，大呼離譜。保育，不是單純的環保議題，保育本身也是對社區記憶的保存。

屋邨花圃的花草被連根拔起，放進花盆種植，斷絕與大地的連繫。之後，樓宇被改建為冷氣開放的室內商場，終年不凋的塑膠花最終取代了有開有落的真花。中環天星碼頭清拆，有市民反對，有市民悼念，尤其是聽說鐘樓與英國大笨鐘的淵源之後。然而，因「發展」之名而被扼殺的香港集體回憶俯拾即是，又豈獨天星一遭？問題是我們往往忘記去拾回來而已。

也許，被遺忘的記憶就不再是記憶，但我相信總會有人在某一刻想起來，正如我記得草地上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