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December 25, 2007

夜闖葛福臨(下)

(續前文


(圖片取自神召會元朗錦光堂網頁,要看動畫內容請點擊上圖)


掛名主角葛福臨

葛福臨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有甚麼地方值得香港政府和新教勢力大鑼大鼓邀請他來講道?這一點,恐怕大多數基督徒都不清楚。

誠然,坐上了葛培理佈道團的CEO寶座,葛福臨自然不算無名小卒,但事實上香港基督徒圈子對他有多少認識?從以下一段文字可見端倪:

很想邀請你參與在香港大球場舉行的盛事(Festival),
這將會是一個改變你生命的聚會!
25年前,沈祖堯,林瑞麟,林以諾參與了一個叫「葛培理佈道會」的聚會,
改變了他們的一生!你想經歷生命的改變嗎?
今次葛培理的兒子葛福臨來了香港!葛福臨是一國際著名的環球佈道家,
至今所接觸過的人已多達四百萬,他亦屢獲各國的領導階層接見
(包括美國布殊總統,中國、非洲統治者等)!而今次「葛福臨佈道大會」
更是香港政府支持的「香港回歸中國十週年」紀念活動之一呢!今天,你有機會參與這盛事了~

這段文字在一些xanga之間抄來抄去,輾轉流傳。「國際著名的環球佈道家」?假如福哥在香港基督徒圈子果真如此「著名」,這些xanga的主人何不一揮即就,用自己的文字介紹他?抄,恰好證明香港基督徒對福哥是誰沒有概念(注一),必須鸚鵡學舌——該段文字的資料其實大半輯錄自佈道會官方對福哥的簡介

說來說去,葛福臨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出席佈道會的前一晚,花了片刻在維基百科搜尋,再順藤摸瓜的於網海打撈一會,發現了幾件事:


姑勿論某些狂熱的新教徒怎麼想,香港政府大力支持邀請福哥講道,總不會是因為打算向伊斯蘭國家宣戰,或者扭轉衛生署現行的愛滋病防護政策,又或者考慮叫天文台預測天氣前必先祈禱問神旨。將葛福臨佈道會列為慶回歸活動,顯然是企圖拉攏新教勢力臣服於北京政府的權威。可是觀乎福哥的講道內容,卻與那堆「心繫家國」的所謂國民教育扯不上關係,不但沒有強調甚麼中國人身份國家繁盛民族光榮,甚至連中國也沒有提過多少次。倘若有心在基督徒圈子烙下對中國的認同,本應乘機重提馬禮遜來華的故事,塑造一段中國的基督教史供在場觀眾回溯尋根,使他們相信自己不是基督徒,而是中國的基督徒

福哥沒有這樣做,可能是他本來就料子有限無力吹水,可能是他賣慣了宗教麥當勞套餐懶得將福音「本色化」,但更有可能的是他說了甚麼根本不重要。在北京政府以至香港政府眼中,葛福臨僅僅是一件工具,用來吸引新教勢力上釣;在新教勢力的教會與機構高層眼中,葛福臨依然是一件工具,一件刺激信徒人數增長以鞏固自身力量的工具。故此,福哥決非今次佈道會的主角,說穿了他不過是個花瓶,是個偶像,主辦當局只須將之包裝得漂漂亮亮,令基督徒相信值得捧場,非基督徒覺得煞有介事即可。刨去包裝只剩一灘膿水又如何?重點從來只在包裝本身。

由是觀之,任何針對葛福臨而對是次佈道會作出的評論,無論褒貶,俱不中的,包括我上一篇文章在內。

至此,我們不得不追問兩件事:一是政權與新教勢力的關係,亦即政教如何勾結;二是新教勢力與群眾的關係,亦即新教如何進行社會動員。不追問這兩件事,將無從理解這場佈道會何以出現,亦無從預測這場佈道會後香港新教勢力的轉向。

政教勾結今昔

先說政權與新教勢力的關係。香港的新教勢力,打從一開始就跟政權糾纏不清。馬禮遜被追認為中國新教之父,但此人一生與作為大英帝國殖民先鋒、賣鴉片賣到惡名昭彰的東印度公司過從甚密,為它做了二十多年秘書兼翻譯,年薪一千英磅,死後還葬於東印度公司在澳門的墓地。他的兒子馬儒翰在鴉片戰爭裡協助英國侵略,為英軍翻譯並提供情報之餘,更向司令砵甸乍——亦即其後的香港首任港督——建議揮軍攻下南京。新教勢力依附英國政權,並助長香港英殖政權成立,大概是難以推諉的史實。再怎麼說,縱是在經教會美化過的基督教史裡,我們也找不到在香港帶領原住民抵抗殖民者佔領的新教英雄。反之,首個在香港傳教的傳教士羅孝全(Issachar J. Roberts)於1843年的一番話,充滿對帝國主義的期盼,還有殖民者揮之不去的自我陶醉:

「根據上帝的旨意,香港可能成為這樣的一個地方,即在英國的幫助下建立商業、公正和基督教的正確原則,這將使這裡得到繁榮、自由,直至整個中國都能得到啟蒙和拯救。」

英殖政權誕生後,新教勢力先是為了訓練華人北上傳教而辦學,結果製造了一群懂英語的買辦階層服務政權;再來是在六七後為英殖政權控制青年之政策效勞,成為政府普及教育計劃的親密辦學伙伴,不但防止親中陣營組織香港青少年擾亂管治,更生產了一批佔據資本主義體系管理位置的中產階級。正如去年在《從非基運動論香港普世派》所述,不管新教勢力有意無意,以後果而論它多是維護建制的,鞏固資本主義的,方便權力精英繼續站在人民頭上的。無可否認,偶爾確有教徒和教會站在弱勢者的一邊,反童工、反蓄婢,以至派奶粉濟貧都是例子,但較諸新教百多年辦學浪潮對香港政治經濟結構的深遠影響,這些都不過是片刻留痕。(注二)

踏入八十年代,儘管一些關心社會事務所基督教機構紛紛冒起,又抗議兩巴加價又反對大亞灣建核電廠,然而這些機構大多獨立於教會,與普羅信徒彼此疏遠,手上握有群眾的各大教會則依舊不動如山,自絕於社會運動。代表新教勢力的教會在九七回歸前與政權關係如何?從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解散事件可見端倪。由聖公會、救世軍、中華基督教會、信義會、衛理公會、天主教六個教會合辦的合一中心,在九十年代匯聚了不少進步社工,為天台屋居民的權益積極抗爭。可是主要由各教會高層組成的執委會對此卻不以為然,解僱在行動中與警方衝突的社工,又下達內部指令禁制員工工餘時間的社運參與,導致旗下社工群起抗議,不惜絕食多天。事情鬧大了,執委會無法善後,政府正好乘機收拾這群阻礙其地產大計的麻煩人物,透過社會福利署拋了一百六十萬元出來,叫那些教會中人解散合一中心,執委會欣然接受。如是者,合一中心在1997年一月十三日宣告死亡,政府和教會在幕後舉杯慶祝。

很多評論認為新教勢力為政權舐癰吮痔是九七後的新鮮事物,是北京政府統戰下的獨特現象,其實不然。合一之死,證明具體的政教勾結早已存在。

要說九七後的形勢轉向,也不是沒有。九七前假裝意識型態中立,只講法治與效率的政府,九七後卻大力打造自我形象,控制輿論走向。這是政府從管治統治的轉向,企圖藉著意識操控鞏固權力,國民教育也罷,和諧社會也罷,都是這個工程的一部份。新教勢力被編配的角色是歌功頌德,以溫情脈脈的面目敉平反抗。打頭陣的是以勒基金,特首每每出席它的活動,獲高官巨賈撐腰的它看似沾這些名流的光宣揚基督教,實際上卻是將高官巨賈和他們的主張冠以基督教的光環,使之「神聖化」:董建華在位時為他祈禱,北京奧運將至即搖旗吶喊求主掌管金融市場興旺中國有綜援戶被社署保障部逼到自殺就叫人「仰望主」而不是批判福利制度不善,諸如此類。

第二陣是明光社陣營(注三)。若嫌以勒基金與普羅信徒還不夠親近,廣受福音派教會支持的明光社陣營保證讓你滿意,光是它背後的播道會和宣道會已坐擁數以萬計信徒。在宗派傳統淪亡的香港基督徒圈子裡,基本上接近100%的信徒都是福音派信仰擁護者,哪管他們的會籍並非屬於福音派教會。若再算上這個數目,明光社陣營的支持率就更高。這群不理家庭生計不顧家庭暴力卻熱愛高呼「家庭價值」的傢伙,近年與民建聯攜手並進,曾蔭權上台後在施政報告裡亦一再提及重視家庭,近日更成立「家庭議會」,向他們頻送秋波。為了所謂的「家庭價值」,明光社陣營對人權議題如臨大敵,因為他們亟欲限制異議者(尤其是性小眾)的人權,偷天換日將自己的特權(例如招聘、教育上的歧視,散播謊言誤導市民等等)說成「人權」,將別人的人權(例如住屋、工作、婚姻等等)說成破壞傳統與和諧,實乃勢在必行。此舉與政府的部署不謀而合,蓋人權意識的覺醒不利他們落實威權統治,當年帶頭教導市民認識廿三條禍害的正是香港人權監察國際特赦組織等人權組織。親疏有別政策貫徹各部門,教統局的人權課程撥款資助明光社而非人權組織舉辦,影視處一百三十多個淫審條例教育項目裡有一半外判給明光社負責,涉及公帑數以百萬計。不論是「家庭價值」抑或是人權恐慌,歸根究柢都是政府「和諧社會」公關宣傳的一環——唯心論式地把一切社會問題還原為家庭內部的情緒問題,有利營造各家自掃門前雪的風氣,斬斷市民集體反抗貧富兩極化的連結;醜化人權則促使群眾錯認統治秩序為永恆正義,敵視批評建制束縛的人士,將之一律打成「搏出位」的投機份子看待。家庭本位混合唾棄人權的化學作用是甚麼,從家長在中大畢業禮追捧董建華憎恨請願者可見一斑

第一陣第二陣出動之後,充當第三陣的基督教傳媒就會自動登場,像基督日報、時代論壇、創世電視、基督教週報等。基督教傳媒不一定與政府有直接的利益關係,但各大教會和普羅信徒卻是它們的財神,其財政基礎很大程度上依靠捐獻支撐。以勒基金用抽離的祈禱作招徠,明光社陣營用「基督教正受威脅」作包裝,這些習慣和心態都合乎教會和信徒的胃口,加上兩者往往邀請知名教會領袖露臉發言,基督教傳媒為了討好財神通常都會大肆報導,而且是正面報導。就算撇開基督教傳媒原本經營理念上的偏頗不談,光是理念以外的市場因素,已經使它們的難以公正中立,變相成為造勢打手。一傳十,十傳百,隨著互聯網普及,基督教傳媒的報導在不同教會的信徒之間傳來傳去,個別機構/教會的事被理解為全港基督徒的事,並圍繞這件事建構起全港基督徒的共同身份。

葛福臨佈道會的情況卻略有不同,上述的第一陣第二陣第三陣這佈局被重新洗牌,取而代之的是直接動員整個新教勢力。一般而言,教會是「信徒群眾」這件資產的擁有者,但教會大多埋首於一己會務,外面的事情都交由基督教機構處理,機構能否接觸普羅信徒得看教會肯不肯放人。今次葛福臨佈道會卻打破了教會和機構的內外分工慣例,新教勢力當中的各界巨頭不論出身一頭栽進去,究其原因,不過是向來不問世事的教會大開中門,既讓自己的群眾被外面拉出去也親手將他們推出去,齊齊做慶回歸show的活動佈景板。

得人如魚靠空洞

幹嘛葛福臨佈道會能夠掀動整個香港的新教勢力,連閉關自守的教會也忍不住開門放人?這要從新教勢力與群眾的關係說起。

有人說,基督教是與弱勢者同行的,因為耶穌終日跟貧民病人來往,不理睬法利賽人這種名利雙收的宗教貴族﹔有人說,基督教是超越國家民族的,因為耶穌不介意善待被猶太人視為賣國賊的稅吏,絲毫不把民族主義放在眼內。這些觀點,經常在一小撮不滿葛福臨佈道會的基督徒嗟怨時閃過。假如這些觀點屬實,基督徒怎可能以排山倒海之勢湧到一個不把拾荒長者卻把高官巨賈列為上賓、慶回歸多過慶祝新教來華二百年的佈道會?問題是,這個景象就是現實。「鋤強扶弱」、「超越國族」之類的理想,絕對不是香港基督教的本質。(注四)

貫穿全港新教教會與教徒的最大公約數,其實是四律式信仰。葛福臨佈道會之所以到處受落,皆因它販賣的也是四律式信仰。當基督徒的惟一條件就是信四律,認罪(即使「罪」的界定馬虎草率)信耶穌(即使你不知道耶穌做過甚麼)得永生(即使你連為何要生存也未想過),別無其他。

別無其他。這意味著四律以外的一切事物均與信仰無關,直至宗教權威——包括教會牧者、神學院教授、基督徒學者、基督教傳媒——告訴你為止。內容空洞的四律式信仰對教會有兩個好處,一是快速增加信徒,二是易於豎立權威。美國宗教社會學家Rodney Stark的研究指出宗教選取由人際網絡而非教義內容決定(注五),既然教義無助於鼓勵決志,其信息內容的減少不但不會妨礙入教人數增長,反而節省了傳教的手續,是故空洞信仰有助快速增加信徒;接受了四律口號之後雖然名義上能以基督徒自居,但決志者終究是將自己置於「未完成」的心理狀態,蓋缺乏具體內容的四律不能帶來「如何當一個基督徒」的實際指引,這份空虛導致他們期盼被牧養,恰好提供機會讓教會豎立權威。

信徒人數代表奉獻金額、事奉人力和關係網絡,此三者對教會維持日常運作至關緊要。傳教效率保證了信徒人數,牧養權威保證了他們可供驅使,教會動員能力強勁的關鍵即在於此。效率和權威皆由空洞所生,教會把這套空洞福音高舉成劃分基督徒身份的終極標準,為宣揚空洞福音的葛福臨歡呼喝采,並不教人意外。(注六)

當信仰理念空洞化,自身存續成為最高理念,「傳福音」就純粹是病毒一般的自我複製,意義闕如。新教勢力理念薄弱,唯一足以令它挺身與當權者對著幹的時候,是它感到自身存續受到當權者威脅的時候。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正在密鑼緊鼓草擬之際,新教教會共同發表《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簡稱《信念書》),作出了十點聯合信仰宣認,當中不乏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等字眼,這個信仰宣認被視為香港教會之社會意識的覺醒。然而若我們仔細研讀,《信念書》及其註釋並無言明如何在具體的香港社會脈絡下落實上述字眼,卻在註釋裡單就「信仰及傳教的自由」一項花了兩段篇幅大書特書(注七),對自身存續的危機感蓋過了對《世界人權宣言》裡其餘多種自由(注八)的關注。反過來說,最能讓新教勢力動心的時候,是它覺得有機會吸引大批群眾入教的時候。管他甚麼回歸十週年,政府出手協助我們搞一場拉三十四萬人入場的超級佈道會,特首為場刊首頁題辭,司長局長放下身段做生招牌,還不飛撲出去say yes?有需求,有供給,事就這樣成了。

上面那幅斤斤計較於人數的「三高」圖,出自神召會元朗錦光堂號召旗下會眾投身葛福臨佈道會之宣傳。這間大字標明「聚會人數目標」、「決志人數目標」的教會不獨極盡量化之能事,更以親近政經權力核心為榮,網站首頁用馬時亨、郭炳江等高官巨賈作招徠,主任牧師被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委任公職的新聞放在當眼處。這教會並不孤獨,它象徵了香港新教勢力的未來:繼續埋首自我複製,政教勾結日趨露骨。

裡裡外外尋出路

達官貴人逐漸化身新教勢力的代表,最新的例子,是馬時亨的妻子王培琪斥資數百萬在中環搭建聖誕樹做宗教show,博得六十幾個基督教團體追隨。特區政府收編新教勢力誘使群眾臣服,這個策略完全合乎北京政府的心意;準確點說,北大人極可能早就摸清香港新教勢力的底牌,特地擬定了一套宗教政策。環境證據之一,是暨南大學何修文的《香港的宗教團體及其政治傾向》這篇論文。對於這篇收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香港滄桑:紀念香港回歸10週年」專輯的論文,我的評語是:必讀!儘管作者的立場跟我水火不容,他旨在讓政權騎劫香港民間社會,我旨在人民主體的覺醒,但我不得不承認他對香港政教關係的分析簡明扼要,一針見血——看準了基督宗教在香港的動員能力,看準了福音派才是新教勢力的主流,看準了只要讓新教勢力在傳教事宜嚐到甜頭就能穩住他們。考慮到該文在八年前寫成,而且作者不在香港也能觀察至如斯地步(我注意基督教事務也剛好有八年,八年來從未在香港新教勢力裡看見把政教關係概況摸得這麼準的文章!),內地對香港政教關係的細緻把握委實教人驚歎。

國家的統治意志有備而來,人民的出路到底在哪裡?新教勢力利用空洞信仰確保動員能力,政府再利用這個動員能力實施愚民政策,要打破困局有兩種方法,一是從內而外,二是從外而內。

從內而外,即是在新教勢力內部入手,根本上顛覆它的動員機制。一些自詡「另類」的基督徒經常抨擊教會勾結權貴,信徒不顧民間疾苦,但這些言論止於批評主流基督徒做得「不夠」,卻怯於直指他們「不是」基督徒。這畢竟是將信不信空洞福音視為劃分基督徒身份的終極標準,不夠,意味著「行公義好憐憫」之類的社會正義實踐是信了空洞福音之後的事,不是之前的事。之前你就算當上人民英雄救世烈士也無人聞問,因為你不信空洞福音,等如不是「基督徒」,不是自己人。但對著眼於存續的各大教會來說,用空洞福音賤賣「基督徒」身份才是它們動員能力的關鍵,信徒質素之後「夠不夠」向來無關痛癢。由是觀之,所謂「另類」基督徒的言論不僅不是對新教勢力現況的批判,反而是曲線擁護。

故此,治本之法,在於摧毀界定基督徒身份的現行標準,踢走保羅「心裡相信口裡承認」的兒嬉,換上耶穌「撇下所有跟從我」的捨己,用社會正義取代四律。(注九)不遵行社會正義之輩,四律不離口也算不上基督徒,應扣上異端之名驅逐;實踐社會正義的人,就算不信四律也是帶有基督樣式的自己人,何妨以弟兄姊妹相稱。一旦掀起基督徒身份的範式轉移工程,必定動搖新教勢力的動員模式,空洞福音突然遇上了競爭對手,衍生的爭論將令教會在招攬群眾入教時遇到較多阻力。況且,無論群眾是否接受範式轉移,社會民生都變成他們必須尋找一套說辭回應的課題,不能再無條件躲在空洞福音裡自閉。動員效率降低,政治見解紛云,政權要透過勾結新教勢力在民間散播有利統治的氣氛,屆時大概沒有那麼稱心如意。

可惜,從內而外的進路注定崎嶇難行。且不說「因信稱義」的教條在新教如何根深蒂固,光是人際網絡的枷鎖,已令最不滿葛福臨佈道會的「另類」基督徒也不敢搞範式轉移工程。當你的父母師長同學上司下屬老公老婆都用四律自我定義,你敢抬頭挺胸的說他們「不是基督徒」嗎?新教勢力歷來注重信仰群體內的人際關係管理,這種控制既使信徒被群體內的網絡重重包圍,又使他們長久以來對群體外的人充滿戒心。這解釋了為何很多「另類」基督徒的私人網誌縱有批評教會,卻鮮有在教會發表相同言論,交流的對象只限於感想及經歷相近的基督徒,瑟縮一角互舔傷口,卻永遠不在乎對教會有同樣批評且同樣關心社會的非基督徒說了甚麼。(注十)「另類」基督徒不為社會搞範式轉移工程,皆因他們打從一開始就無法為自己的基督徒身份進行範式轉移。

從內而外不行,惟有從外而內。新教勢力並非與社會大勢隔絕,因為帝國主義猖獗,馬禮遜的傳教事業才依靠東印度公司支援;因為香港人階級意識薄弱,教會才靠吹捧高官巨賈引人入教。新教勢力的生態,很大程度上由社會氣候形塑。假如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新教勢力也不會不聞不問,落後於社會大勢代表它有損失信徒的危險,當年八九六四就是一例。曾蔭權上台後,流行於輿論的對立面從「普選 vs 保皇」轉移至「搞事出位 vs 務實和諧」,讓情況本已不理想的社會運動掉進谷底。(注十一)當務之急,是找出真正對應人民生活處境、打動人民心坎的新對立面,讓大家醒覺命運須由自己掌握。上月底與馬嶽討論,他估計下一次的政治對立面有可能是階級。算起來,今年紮鐵工潮備受關注(儘管遭到傳媒打手攻擊),天水圍基層得到同情(儘管現已淪為政客財團社福諸侯撈油水的對象),證明股市暢旺的煙幕也遮蔽不了貧富懸殊的真相。說階級矛盾有潛力成為新的政治對立面,確有幾分根據。

從何入手,依然說不清。但只要抓緊了對立面,人民創造了理解社會的新角度並廣泛接納,新教勢力愛怎樣也沒所謂——誠然,走到這一步的前提是階級身份最終可以勝過國族身份和宗教身份,一點也不容樂觀。

走了一個葛福臨,還有千千萬萬個小葛福臨。政教勾結一天未除,新教勢力一天不放棄以自我複製為最高理想,官商帶頭的空洞傳教戲碼就一天仍會在港九新界不斷上演。北京政府、特區政府、新教勢力聯手販賣人民的鴉片,起來迎擊這支船堅砲利的大軍,就是我們廿一世紀的鴉片戰爭!


注釋:
一. 香港新教徒不見得熟悉新教生態。不認識葛福臨事小,幾年前遇過將新教祖師馬丁路德貼在教堂門外的九十五論綱條誤作一百零一條的,更有人大剌剌直言不知馬丁路德是誰,令人啞然。在收到佈道會宣傳之前就知道葛福臨是誰的新教徒,應該是比較稀有的。
二.
 除辦學外,另一個相似的例子是社會福利。五、六十年代,新教勢力在海外差會的財政支援下為大批從內地來港的難民提供社會服務,結果協助英殖政權穩住管治環境;七十年代,海外差會撤資,香港新教勢力陷入財政困難,適逢政府在六七後計劃搞社會福利穩定民心,新教勢力於焉成為政府社會福利政策的緊密伙伴,政府逐漸當上了新教社福機構的財源,收編過程至九十年代完成。詳見陳慎慶:〈香港基督教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25期(1998),頁65-83。
三.
 這裡的「明光社陣營」並非單指明光社本身,還有跟它人事架構重疊,立場雷同,又或者經常緊密合作的基督教機構,包括性文化學會、維護家庭聯盟、新造的人協會、U-FIRE等等。
四.
 這裡的「香港基督教」即香港新教,天主教的情況可能有些微差異。又,雖然坊間習慣將Protestant譯作「基督教」,但基督教(Christianity)其實泛指一切敬拜耶穌基督的宗教,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把Christianity架床疊屋地另稱為「基督宗教」,只是將錯就錯的做法。
五.
 Stark, Rodney & Roger Finke, 2000. Acts of Faith: 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六.
 不錯在一些教會有不少信徒對葛福臨這類的空洞福音反感,但他們主要是年資頗長的信徒。他們不滿四律的膚淺,追求更完美的基督徒身份指引,這心態有時候會萌生獨立反思,但也往往成為宗教權威販子的獵食對象。
七.
 詳見余達心(1984):《信念書註釋(增訂本)》,香港: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又,在《信念書》第八點「社會變遷與教會內部更新」之註釋裡,就教會如何具體回應社會變遷之建議,是「牧者要小心地挑選有心進入嚴格的屬靈操練的人,而整個訓練必須是一種嚴格的屬靈操練……包括學習順服,學習靜默,學習愛心及傳福音」,可見教會依舊是將自己的角色局限在狹義的傳教,缺乏回應社會變遷的動力。
八.
 《世界人權宣言》當然也有主張宗教自由,見諸第十八條。值得留意的是,《世界人權宣言》說的是每個人的宗教自由,包括集體公開表示其宗教的自由,並未強調教會作為一個組織去傳教的自由,《信念書》則刻意列明這一點,突顯其立場乃從教會的存續出發。再者,第二十六條內「教育應促進各國、各種族或各宗教集團間的了解、容忍和友誼」這一句,相信很多教會學校的宗教科都辦不到。
九.
 話雖如此,這很艱難。如《使徒信經》《尼西亞信經》《亞他拿修信經》等界定何謂基督教核心價值的古老文書,其內容都是徹底去政治化的,甚至與實際民生毫無扣連,足見基督教那種無視現世的傳統有多歷史悠久。雖然這現象也是可以解釋的:用信經形式制訂信仰宣認,這方法在四世紀的尼西亞大公會議之後才流行起來,旨在與教會眼中的異端(如諾斯底派)劃清界線,集中火力講甚麼上帝位格是為了回應當時的教派論爭。又,基督教(Christianity)早在二世紀已吸引高級行政官員、學者等貴族階層為之殉教,到了四世紀更被君士坦丁列為羅馬國教,它會把耶穌式的社會正義逐出信仰核心,也是可以想像的。總而言之,將宗教非政治化,在歷史上往往是極其政治化的決定。
十. 也包括不在乎我在這裡說了甚麼啦,哈哈,雖然有三兩個熟人例外。
十一.
 本已不理想,皆因單純針對議會政制的「唯獨普選」視野無法改善民生,甚至也算不上人民自主,前年在《政改》一文曾略論之。


PS.
 終於完成,儘管還是覺得假說太多實據太少。最後竟然寫了九千多字,我究竟在幹甚麼……
PPS. 別老是問我幾時信耶穌嘛,那不是我的正義,也救不了你的宗教。


一月十一日補記:
今日明報以下一則報導,觀乎政府對民間電台的打壓,更對比出它在葛福臨佈道會對新教勢力如何包庇親暱,不惜扭曲法律。
【明報專訊】民間電台自05年起多次向電管局申請牌照不果,當局亦沒有解釋,「阿牛」曾健成昨日再向法官舉例,指早前在大球場舉行的「葛福臨佈道大會」,曾使用5條頻道將過程廣播至澳門及元朗等地,質疑當局有雙重標準。

曾健成說,根據佈道大會的場刊,列明會即場廣播,所用頻道亦是在現時電台所用的FM88-FM108頻譜之內,質疑政府有雙重標準,亦證明目前頻譜可撥出5條頻道,並非如政府所指的那麼「擠塞」。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說,由於案件已進入法律程序,不便評論。本報昨未能聯絡佈道會主辦單位回應。

城市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無線通訊研究中心主任容啟寧表示,現時各電台有後備頻道,是方便市民因應不同地區及情況,亦可接收到電台信息,故若只是「一日、兩日」,政府會容許短暫撥出這些頻道作其他用途,但就較難容納多一個新電台。

七月三日補記:
事隔大半年,翻查葛福臨佈道會的捐款名單,大致可以瞭解箇中權力分佈。主力促成此事的是香港福音派三巨頭:播道會、宣道會和浸信會,一開始即於2006年各自墊支三十萬元。隨後趕上的是基督教青年會(YMCA)和以勒基金,踏入2007年一月就一再提供鉅款資助,前者合共捐款412,000元,後者合共捐款194,000元。撇除牟利為本的商業機構(包括浸會醫院),以上五個集團是出手最迅速也最闊綽的佈道會催生者。若說葛福臨佈道會是一齣政教勾結的戲碼,這份捐款名單大概讓我們推算得到香港基督教陣營哪個部份最樂意被政權收編,最有可能在政治上傾向保皇。

Wednesday, December 19, 2007

夜闖葛福臨(上)


(現在才寫這件大半個月前發生的事,似乎已經太遲了,雖然這個網誌素來不擅追趕熱門話題。也罷,試試寫一些其他網民較少發表的觀察,較少挖深的觀點,希望不至太難看。)


十一月三十日,闖進香港大球場聽了那個「香港葛福臨佈道大會」

洗手不沾牧養工作已久,原本實在不想去。這種燒銀紙的大型佈道會,一味吹噓入場人數,內容註定淺薄得噁心。然而碰巧前一天有個萍水相逢的朋友走上辦公室,身為反基分子的她打算到場見識,手上又剛好多了一張票,於是就跟著一起去看看了。

當然,要是徹徹底底不感興趣的話,別人手上多了幾十張票也不會去。這場佈道會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它背後的政教勾結。從十月開始,走過地鐵站,走過火車站,走過中小學,走過教會門口,甚至走過你家屋苑的電梯大堂,舖天蓋地都是葛福臨佈道會的海報與橫額,一千八百萬元預算的威力可不是蓋的。新教勢力在今年大張旗鼓本來倒不奇怪,皆因今年正是馬禮遜來華傳教二百週年,各宗派有聯合活動紀念這個首次將新教傳入中國的人物,並不教人意外。但觀乎這個佈道會的宣傳品,馬禮遜的身影不見了,取而代之是右上方顯眼的「10th周年紀念」標記。換言之,這個掀動全港新教勢力的大型佈道會,根本是政府策劃的回歸十週年慶祝活動之一環。

這不是單純的宗教活動,這是政治收編。儘管主辦大會的小冊子與網頁偶有提及「馬禮遜來華二百年」,然而泰半都將之放在「香港回歸祖國十週年」後面,而不是前面。這場show是政治氣候還是宗教理念為先,自不待言。尤其是崇基神學院今年也有一連串活動紀念馬禮遜,宣傳裡卻半句也沒有提及回歸,對比更形鮮明。2003年七一反廿三條也好,2004年反校本條例也好,某些宗派(主要是傳統普世派教會)展現的不聽話態度,政府大概看得不怎順眼,會將基督教圈子列為收編對象是很自然的事。

另一點讓我感興趣的是新教勢力的動員能力。沒有動員能力就沒有收編價值,倘若新教信徒人丁單薄,再叫囂政府也不痛不癢。問題是新教勢力自殖民地年代累積下來的人脈網絡極其深厚,四成以上的中小學有基督宗教背景,這個比率在社會福利機構當中也許更高,再加上數目比投注站更多的各區堂會,一旦全力動員群眾,勢必驚天動地。特別是裡面的福音派,明光社在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一役一發功,民政事務局馬上收反對信收到手軟,政府會從福音派入手收編整個新教陣營,也在意料之中。

正正因為這種可怖的動員能力,即使一年前香港沒有多少人——包括基督徒——知道葛福臨是誰,一年後他卻被炮製成一個家喻戶曉的屬靈明星,人人都要親臨朝聖。形容得再具體一點,這種動員能力發動起來,當晚七時左右整個銅鑼灣地鐵站都塞滿了人,通往F出口的通道情況更是嚴重,美心西餅、7-eleven等店舖如臨大敵,統統拉下鐵閘連生意也不敢做,惟恐人潮將舖子淹沒。擠逼得幾乎窒息,後面的大叔老是踢到我的鞋跟,最終地鐵決定將F出口改成有出無入,雙線單程行「人」,呼吸和步伐才稍見暢順。

再補充一點:同日下午二時是葛福臨佈道會的「青少年福音盛會」,據聞一共動用了逾五百輛旅遊巴接送港九新界的學生到場,有些學校甚至租用城巴過海,導致紅磡海底隧道大塞車。五百多輛旅遊巴,還要只算青少年!就算民建聯在中聯辦撐腰下吃盡奶力,恐怕也未必有這個能耐。


(上圖只是西面看台一部份,全場人數之多可想而知)

好歹隨著人潮走到香港大球場,花了不少工夫才找到位子坐下。強勁音響播出的音樂響徹雲霄,連衣衫也隨之震動。場外二百米就是東華醫院,不曉得會否妨礙病人休息?舉目四顧,東南西北四面看台皆人山人海。南面看台是詩班席,不是觀眾席,之所以有那麼多人,皆因大會出動了千人詩班,還委派了救世軍銅管樂隊演奏。翻開那疊宣傳品,跟政府有一腿的普世派教會豈獨救世軍,聖公會、循道衛理會、中華基督教會、崇真會等等宗派的話事人與叔父輩均於大會顧問及執委名單裡榜上有名,素來缺乏政治理念的福音派教會就更不消提。

接下來輪到隨著葛福臨環遊世界南征北討的御用樂隊Tommy Coomes Band獻唱。從美國民歌調子到節拍強勁的歌曲,的確比傳統聖詩豐富多變。唱到一半,他們突然改用廣東話唱聖詩,全場為之一愕,沉默半秒之後掌聲雷動。不愧是全球規模的宗教公關老手,這番噱頭還真厲害。屈指一算,樂隊一共有九人,當中只有兩人是黑人,其餘的都是白人,或許這個種族比例反映了葛培理佈道團、以及它象徵的福音派勢力在美國受到甚麼人支持。

這隊葛福臨親衛隊表演了好些時候,主角葛福臨仍未登場。時維晚上八點半,佈道會已開始了一個小時,入口那邊依然不乏群眾進場。為了安置香港大球場放不下的觀眾,大會甚至開放了附近的南華會運動場讓他們看直播。

終於,福哥出場講道。先是幾句拉關係的門面說話,諸如母親二、三十年代在中國長大,他自己則數十年前來過香港,覺得這裡繁榮富足,之類。開場白過後,就是作為講道核心的聖經經文,福哥引用了馬可福音十章的財主故事,詳見下文:

10:17 耶穌剛上路,有一個人跑過來,跪在他面前,問他:「良善的老師,我該做甚麼才能夠得到永恆的生命呢?」
10:18 耶穌問他:「你為甚麼稱我為良善的呢?除上帝一位以外,再也沒有良善的。
10:19 你一定曉得這些誡命:『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竊;不可作假證;不可欺詐;要孝敬父母。』」
10:20 那個人回答:「老師,這一切誡命我從小就都遵守了。」
10:21 耶穌定睛看他,心裏很喜愛他,就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賣掉你所有的產業,把錢捐給窮人,你就會有財富積存在天上;然後來跟從我。」
10:22 那個人一聽見這話,臉色變了,垂頭喪氣地走了,因為他很富有。

到此為止,尚算四平八穩,問題是福哥對這個故事的詮釋。他說,這段經文證明錢滿足不了人,年青人感到空虛,生命有所缺失。為甚麼會空虛?為甚麼有缺失?因為人人都犯了罪,罪將人和上帝隔絕開來。這個「罪」又到底是甚麼東西?拜假神啦,妄稱神的名啦,婚外一切性行為啦,等等等等。

這算甚麼意思?上述一堆個人規條,那個青年財主沒有遵守嗎?他有遵守,卻不合乎耶穌的標準,只因他不敢散盡家財接濟窮人。貧富這一關,在四福音裡面被再三強調,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至卌一節裡財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又是一例。這可以詮釋為:光是死守個人規條並不足夠,必須為大眾謀福祉。福哥對此卻三緘其口,不碰任何社會財富分配的問題。可是,耶穌在福哥引述的經文之後立即這樣說:

10:23 耶穌環視左右的門徒,對他們說:「有錢人成為上帝國的子民是多麼難哪!」
10:24 門徒對他這話感到驚奇;但是耶穌又說:「孩子們哪,要成為上帝國的子民是多麼難哪!
10:25 有錢人要成為上帝國的子民,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

他哪裡敢碰社會財富分配呢?二十年前,他老子葛培理還在當佈道團CEO的時候,年薪十多萬美金,每年所收的版稅更達年薪的兩三倍。現在福哥繼位,加上累積通脹,他的收入未必比年薪千萬的地鐵總裁周松崗差上多少。「賣掉你所有的產業,把錢捐給窮人」才算追隨耶穌乎?承認了這一點,豈非等如承認自己不是基督徒?

迴避階級矛盾的最佳辦法,就是販賣廉價救恩。福哥大談他廿二歲時向神祈禱認「罪」之後即得蒙寬恕重獲新生,又向觀眾宣稱今日將有永生確據,只須決志就可取得。原本的捨身相許,變成零付出,一秒鐘內賺得永生,多麼容易,多麼簡單。財主的故事被矮化為「聽唔聽耶穌話」、「順服唔順服」的問題,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化為烏有,所謂的委身不過是當事人一己的情緒激盪,集體自我陶醉的瘴氣撲鼻而來。

福哥說,觀眾不能通過他而得救,儘管他是葛培理的兒子,惟有耶穌才能夠帶來永生——但這個耶穌分明是經他口中整容過的版本;福哥說,觀眾不能通過「宗教」得救,加入天主教、五旬宗、浸信會、循道宗等等是沒用的,惟有耶穌才是道路真理生命——但他對耶穌的理解分明只是新教福音派的理解。滲進一點點玩弄字眼的伎倆,他和他所屬的教派在旁人不知不覺下將耶穌壟斷,掩眼法耍得蠻熟練的,算是另類魔術表演吧。

可惜這種魔術委實了無新意。人因「罪」與神分隔,接納耶穌為救主即可得永生,這一套根本是學園傳道會那老掉牙的四律,葛培理佈道團的標準教材也是相同的東西。大量生產標準化的產品全球發售,高效率製造高效率消費,福哥王國說穿了不過是宗教麥當勞。

正如愛吃麥當勞的大有人在,贊同福哥言論的傢伙亦不在少數。到處有人離開座位,跑到台前決志。定睛一看,人群移動的模式相當奇怪,最初走出來的一批人離席後,只見空下來的座位在看台各處呈區塊分佈,每個區塊整整齊齊的由兩三排空椅組成,上面貼有白色標記。走近一看,標記上印著「陪談員」三個字。也就是說,大會安排一眾陪談員先從當眼處走到台前,發揮帶頭作用,讓舉棋不定的觀眾以為有人決志而跟隨。更妙的是,之後陸續空下來的座位亦多呈區塊分佈,不排除是一些教會故意將會內有心決志的人儲起來,一次過在葛福臨佈道會送出去,催谷大會的決志人數。

如此苦心孤詣,福哥、新教勢力和特區政府可有將香港「福音化」?大抵沒有。在球場邊緣的斜路俯瞰下去,不錯是陸續有人前往台前決志,但同時也有為數相若的人潮離場散去。注意,當時佈道會是尚未完結的。新教勢力為「三萬三千四百六十四人決志」這個數字沾沾自喜之際,背後可能已衍生了同等數量的反感和輕蔑。當然,對福哥、新教勢力和特區政府三方面來說,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數字足夠讓他們各自交差,證明自己的「成功」。

散場之前的祈禱,大會準備了一群身穿黑西裝的大漢站在每個看台後面,以渾厚聲線為祈禱「和音」。此番製造莊嚴氣氛的企圖只引得我幾乎發笑——刨去用銀彈和人脈換來的公關包裝,這個「香港葛福臨佈道大會」的內涵恐怕只剩一灘膿水。

為何政府和新教勢力要合力餵群眾喝這灘膿水?且看下回分解。

下回待續


延伸閱讀(?)
開台節目:非典佈道會打到黎喇!初探葛福臨

Monday, December 10, 2007

大學的榮譽



十二月六日,中文大學舉行畢業禮,即場頒授「榮譽法學博士」予前特首董建華。這件事從頭到尾就不合理,雖說老董不若現任特首曾蔭權陰險,但他推動以言入罪的廿三條立法,邀請人大釋法破壞司法獨立,包庇拑制民意調查的路祥安,讓這樣的一個人在「法學」上獲得「榮譽」,未免荒唐。(注一)

如是者,近二十位學生與校友闖進畢業禮會場抗議校方此番「德政」。多名保安員組成筋肉人牆,在西裝革履的中大公關指揮下一踴而上,箍頸有之,勾手有之,二話不說從後扯斷大聲公的電線使請願人士有聲出不得,保障繁榮安定,表現果真專業。場內畢業生及其家長大多對這一幕無動於衷,倒是老董致辭時台下掌聲如雷,有家長還激動萬分的走到請願人士跟前揮淚痛罵,斥責他們「自私」、「破壞他人美好畢業禮」云云。傳媒報導,亦多循此論,一招將「怎樣的人該得到怎樣的榮譽」此一議題消滅於萌芽狀態。

斷定在會場呼喊口號令畢業禮不夠「榮譽」,卻絲毫沒想過胡亂派發學位的校方損害了畢業禮的「榮譽」,這樣的公眾輿論,顯然跟請願人士對「榮譽」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話說當日有家長走進學生飯堂所在的范克廉樓,看見牆上的活動海報,馬上大表不悅:「點解可以喺大學入面四圍貼嘢!」對於這位家長和寄生在其身上的某種集體意識來說,大學確實是一處滿載榮譽的聖地,present要著suit,面試要著suit(注二),上莊要著suit,在別的地方張貼海報也許不要緊,在這裡張貼海報就是褻瀆,正如在酒店大堂吐痰比在街上吐痰不雅一般。至於海報上的內容是叫人去電影會討論領匯上市對公屋居民的影響,抑或是叫人參加遊行聲討搜刮民膏養肥大學官僚的副學士制度,根本無關痛癢。

代入今次事件,請願人士的主張是倒董倒劉(注三)還是挺董挺劉,在上述榮譽觀下根本無關痛癢。對於抱持這種榮譽觀的人而言,決定有沒有榮譽的是社會地位——酒店之所以有榮譽,皆因那是上等人出入的場所;大學之所以有榮譽,皆因那是晉身上等人的階梯。聯校就業資料庫宣稱最新一季大學畢業生入息中位數突破一萬元,更加鞏固這份妄想(注四)。終於捱到仔大女大,捱到他們出身了,這豈不是我家的大日子嗎?大日子就該喜氣洋洋。甚麼叫喜氣洋洋?結婚會選擇在大酒店大教堂而不是大排檔,沾點上流社會的光才算吉利,畢業亦作如是觀。品味的形塑,本來就是有階級性的。

這種建基於階級偏見的榮譽觀把大學視為與別不同的聖地,但弔詭的是,反對中大頒贈「榮譽法學博士」給董建華的言論,往往同樣將大學捧上神檯位置。各方論者幾乎言必稱大學理念,如此充滿理想主義的榮譽觀當然大不同於一般公眾輿論。只是,透過援引中大創校「傳統」、外國名牌大學經驗,乃至「大學」一詞在拉丁文字根的意思,這些言論正在建構某種古今中外不變的「大學之本質」:大學,本質上就是維護正義、維護學術神聖之地。以校長劉遵義為首的中大校方之最大過失,在於動搖大學的本質,將大學變成不是大學

問題是,這種本質論不符事實。羅永生在《廢墟中大:中大認同的(後)殖民解讀》即指出,中大原本就不具備甚麼偉大的民族國家文化使命,早在八十年代初很多學生已夢想升官發財做AO。販賣學術尊嚴以「榮譽法學博士」私相授受也不是始自今日,遠在2000年,亦即劉遵義年代之前,這個銜頭已贈予殺盡華校,炮製國內安全法,濫用誹謗罪名控告異己的大獨裁者李光耀。追溯至外國的老牌大學,情況依然不見得美好,學術價值經常被其他東西蓋過。1917年,德國的馬堡大學考慮聘用海德格為哲學教授,事前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同事胡塞爾,打探海德格的宗教信仰。胡塞爾回信說海德格與天主教關係密切,結果作為史上第一所新教大學的馬堡大學隨即擱置海德格的聘任,赤裸裸地以宗教歧視凌駕學術能力。1957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同時奪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但與他們一起做研究的吳健雄博士卻不獲青睞,有人懷疑這是因為諾貝爾委員會性別歧視,蓋三人之中惟有吳博士是女人。在象牙塔中命途屬吉屬凶,從來都不是單憑學術貢獻決定,與德行優劣更不相干。

「大學神聖」此一本質論在事實層面破滅,逼現了一個更大的問題:明明是假的,為甚麼還要建構大學的特殊性,猶如在世俗中劃分出神聖?不管是階級偏見的榮譽觀還是理想主義的榮譽觀,都帶著這種「分別為聖」的傾向。分別為聖,使榮譽變成大學先天享有的特權,而不是可以普世共享的權利——假如我們想像榮譽是可以普世共享的話,我們不可能不質疑大學為何有資格充當社會流動的主要渠道,大學學位為何有資格決定社會資源分配;假如我們想像榮譽是可以普世共享的話,我們不可能不聲討大學以外的不公不義,包括通脹節節上升政府卻拒絕承諾增加生果金,包括恆指成份股中廿九間上市公司裡有二十間盈利平均大增37%,打工仔才加那麼一點點人工。

生果金。畢業禮當日,多名長者到場向董建華和曾蔭權二人喊話,要求增加政府數年前已答應會加的生果金。那時候,反對頒授學位的學生與校友並未跟他們有多少交流,事後的討論亦再沒有提起。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徑渭分明,眾人繼續為捍衛大學貞潔而打拼。

是的,搞行動就要焦點清晰議題取捨;是的,連大學中人也不管大學事就別奢望其他人會管。這些都是應該要接受的理由,但那種「大學自有尊榮」的本質論似乎須要稍微收斂一下。東海堂竄改食用日期發售過期麵包,我們判斷此舉值得抨擊之處究竟在於「欺騙公眾謀取私利」抑或是「影響商譽」,箇中已牽涉兩套倫理,兩種身份立場選取:普世倫理和特殊倫理,作為人的身份和作為某團體成員的身份。同理,中大校方為一個既不榮譽亦不法學的董建華冠以「榮譽法學博士」之名,錯在「欺騙公眾謀取私利」抑或是「影響校譽」?如何判斷,端視乎我們怎樣擺放「人」和「中大人」兩個身份。

只不過,若要獲得更多市民的共鳴,就得毫不猶豫的將「人」放在「中大人」之前。

這不是公關策略問題,這是正義。較諸力保大學自身成為不沾俗塵的淨土,讓塵世間廣大人民受惠是理所當然的選擇。畢業生與家長那種「社會地位 = 榮譽」的觀念固然值得大加鞭撻,但這正是他們整個人生經歷到的社會現實,呼喝下屬的上司遇見老闆也得卑躬屈膝,勞資糾紛時報紙引述政客商家言論的篇幅永遠比引述打工仔的長好幾倍(今次畢業禮不也一樣?電視新聞播放劉遵義董建華發言的時間一定比學生校友說話的長)榮譽是向上爬的產物,無關禮義廉恥,為甚麼這個通則在大學就可以例外?面對群眾這個質問,我們不必報之以「大學神聖」論,這回應不了離開大學之畢業生身受的苦難,去年賴岸青在科大畢業後做了兩個月sales就自殺,這是甚麼緣故?正本清源,在社會上每一個角落摧毀「榮譽是向上爬的產物」這條狗屁通則,才是根治之法。

當然,說易行難。猶記得九月紮鐵工潮尾聲,在荃灣如心廣場地盤外面跟工友聊天,拿著一罐藍妹啤酒的他邊喝邊說:「以前我都唔鍾意人地上街搞呢樣搞嗰樣,依家我先至知道,自己唔行出嚟出聲,就唔會有人同你出聲。」榮譽不是來自權貴,不是來自地位,而是來自挺身堅持公道公理。是不是要等到被壓逼到谷底,那些知書達禮的畢業生才會明白這一點?

「得人恩果千年記,以後大家有事,我地一定撐!」看著來地盤聲援的各界團體,他豪氣干雲地說。大學外面發生的事,我們會撐嗎?撐得有多積極?

三十年前南韓大學生放棄學位到工廠與勞動人民同甘共苦,僅僅是面目模糊的遙遠傳說,深深印在我腦海的卻是一條楚河漢界——在天光道的罷工現場,工友聚集在馬路的一邊,成員不少是出身自大學體系的聲援團體則聚集在馬路的一邊,不相往來。


延伸閱讀:
中大校長侮辱港人──反對中大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予董建華
獨立媒體:中大恥辱日
黃永志、周漢杰、李耀基:追求的正是莊嚴之本質
戴遠雄:致畢業生的信──追尋大學的理念
龍五:虛偽的對,真誠的錯
chungpui:虛偽的、小資的公民社會


注釋:
一.
 董建華對香港有甚麼遺害,如何不配得到「榮譽法學博士」,詳見Jacky在《致畢業生的信──追尋大學的理念》一文的闡述。
二.
 今年二月在香港教育學院目睹驚人一幕──來面試報讀教育學士的傢伙,幾乎無一例外著suit上陣,令人以為他們統統是來唸BBA的。又不是做補習天皇賣廣告,做老師工作時何須著suit當食飯?這種荒謬的打扮,足證著suit扮高貴的文化在大學校園氾濫至何許地步。
三.
 為免香港以外的網友看不懂,特此提示:劉者,劉遵義也,現任中文大學校長。
四.
 跟各位打賭一塊錢:未來五年,我估計大學學額會繼續增加,同時反映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亦持續上升。讀完大學會發達?這只是妄想。日前路徑街市豆腐檔,一塊豆腐售價由兩元升至兩元五角,升幅為25%;一件缽仔糕售價由兩元升至三元,升幅為50%。一罐豆豉鯪魚要十多塊錢,茶餐廳半年內加價兩次,香港加薪幅度卻排名亞太區尾二。薪金升幅追不上這樣的物價升幅,大學畢業終究還是不易從基層晉身至中產。



後記:

事分輕重緩急。於行動無益的言論,宜乎節制。把文章收藏在網上這個陰暗角落,原因正在這裡。

這篇文章無意批評所有大學生都「分別為聖」,例如基層關注組的同學在紮鐵工潮期間就積極與工友交流。可惜在現今香港的大專院校裡,這並非學生運動的主流。

這篇文章無意推論「關心大學體制者必不關心社會」。事實是,大學生當中會關心校政的大多關心社會,而連校內發生甚麼事都懶理之輩則大多不關心社會。理由很簡單,因為後者根本沒有道德觀念可言,或曰根本不會將道德觀念應用在公共事務之上。「大學神聖」這本質論容或局限了參與外面社會運動的積極性,道德觀念闕如卻消滅了理睬一切公共事務的可能性(除非碰巧於私有利)。

文章與其說是寫給別人看的,毋寧是寫給自己看的備忘。學運不過是社運的一支,我希望自己還沒有忘記。

Wednesday, November 21, 2007

酸辣湯與碗仔翅

星期一,笨手笨腳的做了一輪搬運工作之後天色已黑,隨便進去一家上海麵檔吃晚飯。雖然不算身處旺區,亦不是正值假日,但店子仍是客似雲來。坐下來叫了一碗酸辣湯,拿起湯匙攪了幾下,木耳、筍絲、肉絲、豬肚、豬皮、蛋花泡在黏糊糊的漿粉水裡,些許辣椒油辣椒乾浮在水面,分明就是吃過不下百次的廉價街坊貨色,卻又總覺得有一點兒納悶。瞄了餐牌一眼,瞥見「小食」一欄上有碗仔翅一項——慢著,為甚麼上海麵檔會賣碗仔翅這種廣東小吃?

那種不協調的感覺終於有了答案:不放醋不放辣椒油不放辣椒乾,眼前那碗東西不就是如假包換的碗仔翅嗎?果不其然,三扒兩撥將湯喝光,馬上發現碗底剩下幾條粉絲碎。粉絲從來都不是酸辣湯的必要材料,碗仔翅裡面卻從來少不了它,由此推斷,該麵檔的所謂「酸辣湯」,不過是加料碗仔翅而已。

一鍋兩賣,對一家小本經營大量生產的食肆來說,確是同時應付成本與人流的經營策略。但對作為食客的我們來說又如何?我們從甚麼時候開始習慣買大量生產的東西吃?

談到傳統廣東平民早餐,老是想起白粥油炸鬼。一個人開伙,煮一鍋明火白粥自己吃已是費時失事,再弄兩條油炸鬼更是免談——炸那一丁點兒東西就要用上一整鑊油,炸完之後要處理這鑊油也麻煩得很,倒掉固然浪費,留下再用則既難吃又傷身。余生也晚,不曉得一百年前香港人吃的早餐怎樣生產,假如曾經有這樣一個年代,大家吃的白粥油炸鬼是自家製作多於光顧食肆的話,我想像當時每個家庭的人口大抵不少,家裡應該有成員專職煮食,說不定還沒有分秒必爭的上班時間。一大清早,婆媳在廚房裡準備三代人的早飯(注),一家人慢慢吃過了,然後下田去,到墟市去,開舖營生去……大概是這副光景吧。

這是今天無法想像的光景。雙職的核心家庭(乃至單親家庭),遲到一秒打卡立即印紅字的上班管理,諸如此類的因素令白粥油炸鬼在家居的出現變成一種奢侈,在時間上和金錢上俱不合成本效益。我們灌下三合一即溶咖啡,咬著麵包跑出家門上班上學之餘,偶爾會緬懷白粥油炸鬼,偶爾會幻想吃點其他東西,於是,我們惟有付錢給有能力煮大鑊飯的食肆,甚或工業式經營的連鎖店企業。如是者,許許多多傳統食品的烹製技術在民間散佚,逐漸成為資本家的禁臠。話說老竇不在之後,每年端午老媽子都不再包粽子,乾脆買美心粽了事。畢竟,從洗竹葉到烚粽子,少說也要花費大半天工夫,家裡只剩兩個人,買回來豈非省事得多?

只是如此一來,我就再也沒有機會學包粽了。

在主婦越來越少煲涼茶的時候,聽見鴻福堂以一句「幾乎有阿媽咁好」宣傳它的樽裝涼茶,不禁苦笑。一百年後,誰知道煲雞骨草的方法會不會像可口可樂配方一樣,被當成商業機密鎖在瑞士銀行?

酸辣湯也罷,碗仔翅也罷,每一種食物的皆存在於某種社會脈絡之中,品嚐它們的歷史流變,又是甜酸苦辣以外的另一番滋味。


注釋:
這不是說那種性別定型的年代值得緬懷,但應該注意的是,工業化前的社會通常沒有太強烈的「家庭—工作」二元對立,婦女一方面不局限於家務勞動(例如織布幫補家計、親自種田之類,都不能不算是「工作」),另一方面家務勞動亦不因「無錢可賺」而備受歧視,反正很多農村生產活動都不在貨幣經濟範圍內。

Monday, November 05, 2007

左右夾擊強積金

昨晚《鏗鏘集》談強積金制度成立七年以來的種種流弊,頗有洞見。領強積金的是僱員,挑選光顧哪間基金公司處理強積金的卻是僱主,行政費用的考慮往往凌駕於回報與安穩之上,這個矛盾如何梳理?基金公司不會做賠本生意,過河濕腳,一定會在供款回報裡抽取手續費據為己有,這會否大大減少打公仔的所得?強積金實施僅七年,對現在的長者晚年生活毫無幫助,至於當下仍然精壯的「未來長者」,強積金的微薄回報果真足以保障他們六十五歲後的退休生活嗎?

一籮筐問題擺在眼前,正想追溯一下這個惡政的源起,翌日就發現蔡建誠的《港式退休保障政策的政治經濟學》一文。文章很長,行文亦平淡無奇,但其詳實的考據無疑寫下了強積金政策四十多年演變的簡史,值得參考。

《港》文站在退休保障的角度評論強積金政策的不足,無法成為一個即時惠及所有長者的養老制度,但綜觀全文,其取態依舊傾向支持成立一個由打工仔供款的社會保障制度。這樣的一個制度會否同樣透過金融投機的回報營運,尚未可知。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無論以右翼還是左翼的角度看,現行強積金制度都大有可議之處。

先說膜拜自由市場的右翼觀點。按新自由主義的理路而言,強積金最大的罪惡,在於它對私有產權的剝奪——顧名思義,強積金一如強逼教育,是強制性的,打工仔若不貢獻入息百分之五出來,即屬違法。換言之,直至六十五歲之前,我們被逼放棄了對那百分之五入息的使用權。

不要以為區區百分之五不算甚麼,對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來說,這說不定已足夠打擊生涯規劃。且來一個模擬例子:香港大學聯校就業數據庫今年六月聲稱大學畢業生的入息中位數是9,500元,假設這樣的一個人要給5,000元家用(對於一個父母仍未供滿樓的家庭來說,子女給五千元家用絕不為過),自己花在衣食住行兼娛樂的金額為2,500元,他每個月的積蓄就是9,500 – 5,000 – 2,500 = 2,000元。不過,一旦扣除強積金供款,他的積蓄就得再減475元,只剩1,525元

一個中大MBA學位,現時學費實收廿八萬大洋。如果上述那位年輕人想儲錢報讀,沒有強積金之前他要花十一年八個月,有了強積金之後他要花十五年四個月,相差幾近四年光陰。誠然,這位仁兄不見得年年都是月入九千五,隨著年資漸長應該有機會加薪,但與此同時,他也有機會在工作零散化彈性化的趨勢下慘遭外判甚或裁員。萬一他在中途花錢買樓、結婚、旅行,或者不幸要做甚麼大手術,儲學費的年期就更是一拖再拖。

在政府干預之下,將個人生涯投資、自我增值的主權拱手相讓予金融保險企業,這種蔑視打工仔私有產權的做法完全違反自由市場,甚至可說是政府慷打工仔之慨補貼大財團。可笑的是,這個在新自由主義理論下應遭鞭撻至死的強積金政策,在現實裡並未遭受新自由主義者多少批評,美國傳統基金會和亞洲華爾街日報這些大右派繼續把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種種雙重標準,在在說明新自由主義者的無比虛偽:他們所謂的「自由」,指的僅僅是資本家的投機自由;所謂的「產權」,保障的也僅僅是跨國財團的牟利權力而已。

弔詭的是,若不依賴金融投機,小市民的退休生活還有保障嗎?恐怕沒有。今時今日的香港社會,已經不是老老實實辛苦儲蓄的人能夠安然養老之處。四十年前,市井小民還可以用儲下來的一點積蓄搞些小生意,開雜貨舖者有之,推車仔賣涼茶者有之,在山邊搭鐵皮屋種菜養雞者有之。到了現在,高地價政策使土地為財團所獨佔,七十二行沒有一行不需土地,小市民卻無錢用地,本土社區經濟於焉化為烏有,雜貨舖變成百佳,涼茶小販變成許留山,種菜養雞請北望神州。

當財經學者在《鏗鏘集》裡宣告香港市民養老之道就是學習金融投資的時候,我們彷彿已經沒有其他去路。各自為政的強積金也罷,由政府統籌的中央公積金和「全民養老金」也罷,到頭來仍舊擺脫不了「全民皆股」的風潮,差別只在於誰將打工仔的財產扔進金融市場。置身變幻莫測的Casino Capitalism裡面,最終當真有小市民夢想的三餐一宿安穩晚年嗎?答案大概難以教人放心。

左翼觀點的批判正正就在這裡。新自由主義鼓吹的全球化,其要旨在於促使資本跨國高速流動,犧牲人民生計的穩定性,面對變幻你也不能抱怨「誰搬走了我的芝士」,必須啞忍工資與物價的起落無常。向剷除穩定的全球化乞求穩定?無異與虎謀皮。

追求老有所養的穩定民生,最終要針對的不是區區一個強積金制度,而是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


《港式退休保障政策的政治經濟學》一文原址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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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式退休保障政策的政治經濟學
蔡建誠

(2007年11月5日)


前言:年長者貧窮與社會不平等

香港年長者的貧窮狀況,是傳媒經常報導的問題。舉例來說,2006年底時綜援「年老」個案佔全港年齡逾六十歲的人口17%,即每六位就最少有一位屬絕對貧窮的赤貧人士(只計有申請綜援者)。七十歲或以上的年長者中,有90%領取綜援、傷殘津貼或無須經濟審查的高齡津貼。不過,輿論往往有意無意間假設年長者全屬一個同質的群體,忽略當中的階級和性別差異。事實上,在香港這個高度資本主義的城市,年長者的經濟處境,除受到其即時的就業狀況和其他社會制度影響外,很大程度受到其前半生的就業史和勞動力市場經歷的形塑:一般低收入的職工,除了積蓄有限外,亦往往甚少許多伴隨高薪職位而來的職業福利,例如退休金、醫療保障、公積金等,又缺乏資源去參與各類「投資」(例如買賣房地產、股票等)去防禦影響他/她們最大的通脹(往往又由投機炒賣活動拉動),一旦暫時或長期無法就業時(例如屆強制退休年齡、職業傷害勞損、遇上技能無法發揮的「經濟結構轉型」──資本重組──和文憑主義等,低下階層往往因而提早退休),就更易陷入貧窮的苦況。而婦女因參與勞動力市場、薪酬和職級普遍較男性為低,亦較多從事低保障的兼職工種和無酬勞動,晚年時,亦較男性易貧窮。因此,退休保障成為所有人──特別是佔大多數的基層市民──的共同關注,並不奇怪。


六、七十年代……

香港退休保障政策的發展,已經歷了四十年。早於1965年,英國倫敦大學教授威廉斯夫人應香港政府之邀,來港研究舉辦社會福利服務及有關事項。次年她發表報告書,認為香港可能如其他急速工業化的城市一樣,人口有老化的趨勢,家庭制度卻在種種壓力下發生變化,無力長期資助赤貧之親屬:
「家庭義務之遂漸演化為集體性之社會義務,並非表示不願接受家庭責任,或家庭感情已告削弱。在工業經濟環境下,家庭及近鄰之互助,已不足應付,非建立社會安全制度不為功。[…] 如能先舉辦一規模不大,以保障疾病孤寡為主之社會保險制度,則經過一慘淡經營時期後,再謀解決養老問題,並非難事,較之上述(馬來亞)強制性之公積金制度,當勝一籌也。」(1)

威廉斯夫人建議參考外國,成立一個由工人和僱主供款,另加政府撥款補助的社會保險計畫,解決年老保障和疾病等問題。她認為此舉除可搜集不少關於社會問題的資料外,更代表社會正式承認公民的福利,可減少勞資雙方供款時的反感,並可減少用於救濟的公帑。

其後,政府成立一個跨部門的工作小組,於1967年4月發表報告書,認為公積金只與個人供款掛鉤,沒有風險分擔的功能,社會不適宜以此作為老年保障。報告書提出社會保險的原則,建議逐步建立保障疾病、醫療、老年、孤寡、工傷、生育和失業的全面社會保險制度(該報告書還建議訂立法定最低工資),認為香港應即時為將來的人口老化及退休保障問題未雨綢繆,拖延愈久,日後成本愈大。工作小組指出:

「有些人辯稱,社會保障制度是不宜在本港施行的,因為這個制度是需要極大財力才能完成,並且會使到每個人都享受福利國家所提供的奢侈生活。這種論調,我們是不能接受的。[…]相反地,沒有施行社會保險制度的代價才是昂貴的,因為問題將會隨著時光的消逝而日趨嚴重,因而使到這一代價亦日益提高 (筆者按:指納稅人的稅務負擔)。」(2)

但當時輔政司認為報告的建議在財政上不可行。1971年港府設立需經濟審查的公共援助計劃,1973年設立非供款性的現金津貼時,均認為僱主及市民不會接受強制性供款,而且政府的行政費用又太高。1977年政府發表了《社會保障──為最不能自助者提供幫助》綠皮書,後來引進長期補助金及高齡補助金,及將高齡津貼降至七十歲,但成立一個中央統籌半自願性疾病傷亡社會保險的建議,卻在資方的大力反對下,於1981年時遭港督否決。

七、八十年代:基層團體開始積極爭取

香港的基層團體積極參與爭取退休保障,可以追溯至上世紀的七十年代中後期。例如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於1977年進行調查,對供款式的社會保障計劃看法訪問了500位職工,當中八成半表示願意參加,三分一表示願意以其入息的5%或更多作為供款。1983年,大專學生、社工、勞工和學者組成民間團體「關注社會保障委員會」,出版《民間社會保險計劃綠皮書》,要求為退休、失業、工傷及分娩提供全面性的社會保險。


同期,一些勞工團體擬定中央公積金方案,後來成為整個八十年代勞工界的爭取藍本。所謂「中央」,是指一個集中供款、管理和監察的公積金,或由政府直接管理,或以合約方式遴選多個獨立機構分散投資並引入競爭,並另設獨立機構作近距離監管。政府可要求這些機構負起再保險責任和採取穩健的投資策略,減低投資和舞弊風險,增加市民的信心。國際社會保障專家組織(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Experts Organization)在訂定廿一世紀的社會保障政策的目標時,強調「負責任的政府不應採用私營財務機構來營辦社會保障的財務安排,包括不應允許退休金轉包給私營承辦。」(政策條文第202、203及262節)及國際勞工組織1952年社會保障(最低標準)第102公約規定「政府應對於有關的社會保障機構和服務設施的良好經營承擔總責任」的要求。

退休保障涉跨階層矛盾


但僱主團體認為當時香港前景不明朗,設立中央公積金又會增加經營成本。中英雙方簽署發表聯合聲明後,關注社保委員會與其他民間團體積極展開爭取行動,港府在面對社會壓力下,於1986年11出版了一份諮詢文件《中央公積金評估分析》,但不作公開諮詢,內部諮詢的對象只局限於銀行和保險業、經濟學者、勞工顧問委員會和以高級行政人員和工商界人士為主的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據當時論政團體香港政策透視的譚阜全估計,不作公開諮詢,可能是文件不但涉及政府的責任承擔,更觸及跨階層的矛盾衝突,一旦公開,勢將難以把焦點轉移至(中下)階層內部的利益對峙(3)


1987年5月時立法局休會辨論時,工商界議員指中央公積金會使投資成本增加,政府又要花費一筆行政費用去管理數目龐大的公積金。至1987年10 月港督衛弈信在施政報告中宣佈不設立中央公積金或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認為「對於最有需要的人,即那些沒有固定工作或入息微薄的人,所能提供的利益反而最少」。政府亦擔心若積存在政府的資金龐大,不但難於管理,若流入金融市場會導致混亂,對本港經濟有嚴重影響。然而,當時政府本身已有管理數以千億元計的外匯基金的多年經驗。

1989年11月,中巴員工因抗議公司的新退休金計劃發起工業行動,再次引起社會人士對退休保障制度化的訴求。1991年時代表勞工界的譚耀宗議員(1985年立法局首次引入間選議員)在立法局動議辯論重新研究設立中央公積金計劃,但動議在工商界議員和官守議員的夾擊下被否決。當時的教育及人力統籌司陳祖澤指,政府雖然反對設立中央公積金,但會改善長期服務金法例、監察私人職業退休金計劃和修訂破產欠薪基金條例。


八、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末期至九十年代初,民間在退休保障政策的理念和具體方案上均有重要突破。1989年12月香港社會保障學會草擬《三方供款老年保障方案》,建議採用社會保險制度由勞資官三方各供2%,使全港市民每月領取工資三至四成的劃一退休金。方案後來更經精算師評估,在較悲觀的預測下仍可渡過五十年。這方案在不少基層團體引起討論,亦間接引發更多不同的方案和爭取聯盟的出現,例如工聯會的《老有所養綜合退休保障方案》、和由工會、勞工團體、宗教團體和社工團體組成的「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會議」等。經過不少的討論,中央公積金、三方供款社會保險金計劃或綜合兩者的雙層方案,逐漸成為基層團體的爭取目標。


1991年時立法局開始引入直選議席,政府遂於11月搶先成立跨部門的「退休保障工作小組」,負責檢討各項可為工人改善退休保障的方案,但排除中央公積金。當時行政局原則上同意成立一個強制性私營公積金的制度。1991年12月立法局通過譚耀宗的動議「歡迎政府立法推行強制性退休保障制度」,當時新委任的議員唐英年有感於政府不肯承擔強制性退休保障計劃的負債保證,提出修訂要求政府重新考慮中央公積金,但譚耀宗、另一名勞工界代表彭震海及社會福利界議員許賢發,基於過往爭取中央公積金的歷史,擔心會給政府和僱主團體有藉口拖延制訂退休保障計劃,與工商界、專業界及官守議員一同否決了唐英年的修訂。當時唐英年在致詞時指:

我並非主張實行中央公積金,亦絕非主張押後研究退休保障計劃。[…]由銀行、保險公司、精算公司及類似機構管理的私人機構退休基金,在若干情況下,可能會更具效益及令收益增值更大,但實際上有時可能亦只是假象而已,特別是當所涉及的金額龐大。[…]

當我們談及退休金時,我們便聯想到在年老無法工作或賺取入息時所需要的經濟保障。倘我們的基金是由私人機構、銀行、保險公司或精算公司管理,則當我們將要提取款項時,有關銀行或精算公司是否依然存在?政府現時可否保證若我們把辛苦賺取的金錢交給有信譽的私人基金管理人,我們定可在多年後悉數取回?我們期望能夠獲政府保證該等精算公司在10或20年後仍健全或仍在香港運作,是否合乎情理?當保險公司或精算公司未能履行賠償責任或需要清盤時,最後應由誰人負責賠償給支取長俸的退休人士?[…]


抑或政府有意告訴我們,它會任由這些可憐人士整輩子年復一年,月復一月地付出供款,但他們辛苦賺取的金錢最終可能並非因其過失而化為烏有。[…]


目前香港已經實施多項僱傭條例,透過訂定各種補償計劃而確保本港工人的利益。該等法例不斷獲勞工處修訂及努力執行。推行退休保障計劃,將會造成一些不合常規的情況,例如享受雙重得益或僱主須付雙重款項。我認為我們應修訂本港的僱傭條例,以免出現雙重利益的情況,惟可訂立一段過渡期,以消除此等不正常的情況(筆者按:唐英年應是指長期服務金和遺散費──後來的強積金計劃順應僱主的意願,兩項都可以從為僱員的供款中扣除,結果幾乎沒有增加僱主的額外成本)。[…]


我想指出,在本港的自由市場環境下,渴望爭取更多生意的基金經理必會投資在收益率高的生產事業上,以圖獲取更高收益,但收益愈高,風險便愈大,如此龐大的金額流入金融市場的影響暫且不提,在現今競爭劇烈的詭譎時勢下,本港領取長俸的人士是否已獲得充分保障?(4)

官商批評私營公積金問題嚴重

後來,唐英年再發表文章,指「市民就有權要求政府作出最大的保障。政府不能將之與不承擔銀行倒閉風險提並論,因為市民有權選擇儲蓄在銀行與否,市民若信不過銀行,他們有權決定把錢放在家中的餅乾盒裏,後果全由自己去承擔。但『退休保障計劃』卻是政府強迫所有僱員和僱主參加,政府就有責任去承擔有可能出現的風險。」,並引「國商事件」和由1983年保險業監理處成立以來十五間保險公司先後倒閉的例子,指「保障成效有多大,大家心裏有數」,要求政府對退休保障計劃作最低限度的風險承擔,包括有可能出現的蓄意訛騙,和保險或基金管理公司投資失敗破產和倒閉。他又認為強制性退休保障計劃未能使已退休人士、接近退休的年長者、以及低收入的人士受惠,呼籲政府改善及提高高齡津貼和公共援助的金額,並為他們設立類似老人退休金的福利計劃(5)


1992年10月,政府的工作小組發表一份題為《全港推行的退休保障制度的諮詢文件》。政府在文件中建議為所有65歲以下的全職僱員推行強制性供款的私營退休計劃,當時的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范徐麗泰曾指全港三份之二工人不受惠於私人公積金計劃,故此有必要設立極為類似今天強積金計劃的強制性退休保障制度(6)。但經三個月諮詢後,所有政黨和大部份市民反對,期間邀請顧問公司進行分析,亦得出不贊成的結果,政府被迫擱置這項建議。


此外,政府本身亦認為私營退休計劃普遍存在的較高的投資虧損風險,除了由政府作出保證外,便再沒有切實可行的辦法提供保險,而且會給與僱主和僱員沉重的行政負擔,又要有一個龐大的架構,負責規管大量私營計劃,以及解決所產生的糾紛 ,「問題實在較我們原先想象的更為嚴重」(7)。至於民間批評「在未來一段頗長時間,大部份市民將仍無法獲得合理的退休保障。退休保障計劃並不惠及工作人口以外的人士,包括退休人士。此外,現已接近退休年齡的人士,並沒有足夠時間累積合理的退休金額」,政府稱內部檢討的結果,以及根據「顧問的專門意見」,令政府「相信這些批評是有根據的」(8)

戲劇性的結果


持續的民間壓力和具說服力的民間另類方案雙管齊下,政府教育及人力統籌科於1993年12月15日向立法局建議採用強制性供款的老年退休金計劃,建議向所有合資格的年長者每月發放劃一金額的退休金。政府表示,與中央公積金及強制性退休保障制度比較,老年退休金計劃可即時為年長者提供退休金,無須等候 30至40年,而涵蓋範圍廣泛,低收入人士、退休人士、家庭主婦及工作人口以外的人士都納入保障;可保證提供不受通脹、供款人收入和投資回報不穩定影響的起碼收入,但供款率較中央公積金或強制性退休保障制度之下的供款率為低(筆者按:這是由於資源向下再分配)


政府其後於1994年7月發表題為《生活有保障、晚年可安享》的諮詢文件,就老年退休金計劃徵詢公眾意見,建議所有年滿65歲或以上的合資格居民將可以每月領取退休金,金額約為工資中位數的30%(以1994年的價格計算則為2,300港元),每年以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為調整指標。經費方面,將來自僱主及僱員的強制性供款,供款率為僱員收入的3%,由僱主和僱員平均分擔。政府計劃注資100億港元提供計劃成立的經費,使可即時發放退休金給合資格人士(9)。不過,政府並無公開較詳細的資料,為何總供款率比民間團體經過精算的方案更低。 社會各界其後就推行擬議的老年退休金計劃展開激烈討論,多個民意調查都顯示市民普遍支持政府的計劃(例如,1994年7月18日《明報》調查結果, 81%被訪者接受老年退休金計劃),基層團體遂同時要求政府供款,作出更大的承擔。工商界人士卻透過特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委員 (預委會) 爭取中方反對。同時,78位芝加哥學派經濟學者在報章上發表聯署聲明 (按:筆者的印象,當時聯署者還包括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系教授周永新),指老年退休金計畫「未能針對有需要的人、成本高而效益低」,指西方國家在過去數十年採取「隨收隨支」的社會保障計劃而導致供款率大增,「泥足深陷」,建議採用公積金制度。但西方國家普遍提供的是兩層或三層的退休保障制度(包括基本金額、與入息掛鉤的附加金額和企業公積金)及工資六成替代率的退休金水平,並非如當時政府的方案只建議設立一層的制度及劃一的中位工資三成給付水平,而當期各國的公積金制度平均總供款率已達21%,新加坡的更達40%(1991年的數字),遠比政府或其他民間團體建議的供款率為高。

譚耀宗在1994年11月在立法局提出動議,認為政府必須對老年退休金計劃作出更大的財政承擔,同時,應充分重視市民在諮詢期內所提的意見,使計劃更趨完善。但代表工商專聯的田北俊議員(功能界別的工業界(一)),強烈質疑署理教育統籌司林煥光聲稱其辦事處接獲的4900份意見書,「大部分都贊成推行老年退休金計劃的說法」,指香港總商會、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及香港工業總會,均反對老年退休金計劃,認為應將社會福利及退休金分開。田北俊提出修訂動議,要求認真考慮各項有關公積金的建議,並改善為有需要的年長者須進行經濟狀況調查的社會福利(筆者按:即公援/綜援)。結果田北俊的修訂動議在立法局通過(10)


事情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急轉直下。政府於1995年1月宣布,認為由於立法局於1994年時對老年退休金計劃「不表支持」,公眾對老年退休金計劃的意見又「過於分歧」,當局決定放棄推行老年退休金計劃,當時浸會大學社工系教授莫泰基指出分析和總結民意的諮詢過程缺乏獨立性,民意甚至遭受扭曲,「只有30人樣本調查的反對結果抵銷超過千人的民意支持結果,以數名人員的公司反對意見書抵銷數千人有身分證號碼的簽名支持書」(11)。除了港督和幾位決策高官外,可能沒有人能肯定當時政府為何出爾反爾,雖然港大法律系何錦璇教授提出政府當初拋出使很多基層市民雀躍(但不無疑問)的諮詢文件,其實只為贏得議員對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支持而已(12)


兩個月後,政府於1995年3月8日在立法局提出動議,重提引進強制性的私營職業退休保障計劃,理由據稱是社會上「似乎廣泛支持」,更威脅這是政府提出實施任何退休保障制度的最後機會,但卻從未對該計劃再作出任何公開諮詢,亦沒有公佈花了數千萬元對當年「強制性供款的私營退休計劃」的「研究」結果(13)。當時,立法局內很多議員對當局急速轉變立場,提出激烈的批評(14)。不過,立法局最後仍是以28票對21票通過政府提出的動議。政府其後於 1995年6月14日向立法局提交與在強積金有關的主體法案《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485章),並於1995年7月27日通過,為退休金繳納供款的架構訂定條文。後來雖然新一屆有史以來民主成份最高的立法局,成功以大比數動過李卓人議員的動議,促請政府從速成立老年退休金(1995年12月),但政府沒有理會。


九七「回歸」後,由中方成立的臨時立法會於1998年4月1日迅速通過為監管強積金制度的運作訂定詳細規則的強積金計劃附屬法例,完成所有立法工作,兩天後又通過撥款五十億元成立強積金管理局。該積金局於1998年9月正式成立,負責監察強積金制度的運作情況,現任行政總監為陳唐芷青女士,每年總薪酬達五百四十萬元。


根據強積金制度,年齡介乎18至65歲的僱員和自僱人士均須參加強積金計劃,僱主和僱員各自須按最低及最高入息水平內僱員有關入息的5%,向已註冊的強積金信託計劃供款。最低有關入息水平由最初的每月4,000元增加至現時的5,000港元,最高入息水平則一直為每月2萬元。自僱人士亦須按本人有關入息的5%供款。僱員在轉職或終止受僱時可把累算權益轉移至另一計劃,保存至年屆65歲退休年齡方可提取。強積金制度於2000年12月1日實施。


金融保險財團成最大得益者


當時民間對強行通過強積金計劃,有強烈的批評,例如莫泰基引用智利早年基金倒閉和先進國家投資欺詐案的例子
(全球只有極少數國家,例如澳洲和智利,實行強積金制度;而世界銀行曾推崇智利模式為典範,指出私營計劃除了高風險(香港更容許投資經理把公積金全數投資於股票上)和有難以監管的結構性缺陷外,每年行政費用高昂,勢將侵蝕投資回報(15)。但當時強積金辦事處處長陳甘美華(現任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指專業彌償保險所構成的費用估計只佔資產的0.1%-0.15%,便認為「行政費用不會偏高」(《信報》,1997年1月22日)可是消費者委員會最近發表的強積金計劃調查,發現強積金收費可能蠶食退休用的儲蓄。有關收費包括管理費、受託人費、法律服務及核數師費等,若每年徵收1%費用,成員40年的累算權益會減少23%(假設每年5%投資回報),或相當於305萬的累算權益減少了69萬,若費用提高2%(由每年1%增加至3%),累算權益將會減少一半(52%),亦即158萬。而消委會調查的35個強積金計劃的基金開支比率(基金的實際開支總額佔基金平均淨資產值的百分比)平均為2.06%,由1.61%至2.52%(16)。如此高昂的收費,部份原因可能是香港僱員對強積金決策無參與權,無權選擇對社會負責的投資策略,卻又必須參加僱主選定的計劃(智利和澳洲容許僱員自由選擇基金公司),市場更加缺乏競爭。

結論:二十一世紀又如何?

經過近三十年的民間爭取,最後由享有優厚豐裕退休保障的政府高官,決定實行一個曾被自己或同僚和商人嚴厲批評又缺乏公眾支持的退休保障制度,金融保險財團成為最大得益者,可說是歷史的諷刺。不過,基層團體並沒有氣餒。2004年以來,五十多個來自不同類別的民間團體,包括年長者、婦女、勞工、基層、復康,社區、工會、青年、社會服務、宗教及學者,重新成立「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提出名為「全民養老金」的「部分隨收隨支」計劃,建議利用2028前的集體儲蓄,渡過2028年的人口老化高峰,在僱員僱主的總供款率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即共10%),將當中一半供款注資入該計劃,即時使每名合資格的年長者獲得每月2500元的收入。經過港大精算系教授確認,該計劃可持續運作超過50年(有關該計劃的詳細資料,請參考http://www.pensionforall.org.hk/,並能大幅減輕政府的公共財政負擔(年老綜援開支是財政赤字的重要原因)。最近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本港全民退休保障意見調查2007》,結果發現76.8%的被訪者贊成「政府應該為全體市民,包括所有勞動及非勞動人口,設立一個全民養老金計劃,令到所有市民喺年老既時候,不論健康同生活環境如何,都可以獲得一定金額嘅養老金」,只有11.8%反對http://hkupop.hku.hk/


不過,上面的討論清楚顯示,港式退休保障從來不單純是一個技術或「主流民意」的問題:民間團體的新方案勢將觸碰龐大的既得利益,但特區的管治模式仍舊是由上而下的行政主導、當年部份關鍵人士照樣身居要職、政策諮詢過程依然充斥著扭曲的溝通、立法會則繼續由工商界控制。最使人憂慮的是,今天處處仍可見政策規劃向資本的利益傾斜,比殖民地時代似乎進步不了多少。另一方面,強積金制度實施幾年以來每天都在文化層面上再生產人們的自顧意識——縱使對此不無抗拒。香港退休保障制度未來能否健康發展,將決定於社會民主的力量能否扭轉劣勢。


註釋:
1. G.威廉斯(1966),《有關香港舉辦社會福利服務及有關事項之可能性報告》,香港政府,第七及十一章。

2. Hong Kong. Inter-departmental Working Party (1967), A report by the Inter-Departmental Working Party to consider certain aspects of social security. Hong Kong : Government Printer. 頁212-213.

3. 譚阜全(1989),「從中央公積金看民意諮詢」,載於譚阜全、趙維生、顏文雄編,《政策透視與香港》,香港:青文書屋。

4. 立法局(1991),《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三,頁776。
5. 唐英年(1992),「不公平的強制性退休保障計劃」,《社聯季刊》, 1992年秋, 第122期。

6. 溫浩然(2006),《八十年代香港的勞工政策──四項政策問題個案分析》(電子書本),http://www.drericwan.com/labourpolicy.htm
7. 立法局(1993),《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三,頁1094。

8. 同註 7.
9.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2005),《香港退休計劃的歷史發展》,香港:立法會秘書處。

10. 立法局(1994),《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三。

11. 莫泰基(1995),《公民參與:社會政策的基石》,香港:中華書局,頁204。
12. Lusina Ho, (2001),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s in Hong Kong: Too Little, Too Late", As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23, No 1, pp.65-85.
13. 立法局(1995),《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一九九五年三月八日星期三。

14. 同上,頁2099。

15. 莫泰基(1999),《香港滅貧政策探索:社會發展的構思》,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16. 消費者委員會(2007),《選擇月刊》,二○○七年七月。

Monday, October 22, 2007

念烏冬

又得深宵趕工。夜涼如水,飢腸轆轆,一筆在握不如雙箸在手,還是煮些宵夜祭五臟廟罷。

秋風起,坐久了難免有點寒意,這時候來一碗熱騰騰的美食正好振奮人心。杯麵味精太多,越吃越口渴,搞不好第二天起床還會拉肚子。精緻一點,就煮個鳥冬好不好?

烏冬也不是隨隨便便就煮得好的,一旦選用即食烏冬就不合格了。市面上常見的即食烏冬本來就是煮好的,剪開包裝倒進沸水滾兩滾即成,方便是很方便啦,但它在儲存期間早已泡得發脹,麵質欠彈性,甚至帶著一種難以名狀的酸味。即食烏冬最好用來炒,炒得乾身就不覺得它沒嚼勁,豉油蠔油之類的醬料亦能掩飾它的酸味,假如用來放湯就破綻百出了。

好吃的湯烏冬,總得使用乾貨(除非你找得到生麵)讚岐烏冬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將一束奶白色的烏冬放進一鍋沸水,用筷子耐心攪拌,小心別讓泡沫溢出,慢火煮個十五分鐘,再把水倒掉,將麵條放在筲箕沖冷水過冷河。烏冬可不是公仔麵,不將煮麵水倒掉就這樣上桌的話,你面對的只會是一碗漿糊。

接下來就是湯了。日本人最常用的是醬油湯底,我覺得改用麵豉湯也行。將日本麵豉加進水裡,再來點海帶和鰹魚乾,一鍋麵豉湯就這樣成了。嫌不夠飽,不妨到街市花兩塊錢買一塊豆腐一併放進去,如此一來湯裡不僅有鰹魚的鮮,還有清香的豆味,絕非吉野家之流的麵豉湯可比。

筲箕一翻,讓麵條放進湯裡回鍋,一碗烏冬就此完成。吃之前切少量蔥花點綴,名副其實的錦上添花。筷子一夾,暖意送進口中,每一根烏冬都爽口彈牙,你可以感受到小麥的芬芳,清楚知道自己吃的不僅僅是一堆澱粉質。麵條、湯和豆腐的味道能分辨出層次,卻又和諧地渾然一體。嗜吃肉者固然可以佐之以叉燒,可惜廣式蜜汁叉燒味道太濃,往往破壞這種和諧,倒是淡出鳥來的日式叉燒比較相襯。肯花工夫的話,灑些玫瑰露煎幾片酒香鴨胸,應更臻完美。

……想歸想,到底沒有付諸行動。家裡地方淺窄,半夜三更下廚,杯盤相碰,石油氣爐扭得劈啪響,勢必驚動老媽子,屆時少不免一頓囉唆。甚麼時間使用甚麼空間,經常都是身不由己的——若非如此,此時此刻我已在床上倒頭大睡,豈有對著電腦執筆之理?

PS. 今次只能在幻想中煮食,自然沒有製成品的照片可以放上來,下次煮好了再補拍吧。

PPS. 下次再煮給你吃,我保證。

Friday, October 12, 2007

誰是校園規劃的人民?

(暫時沒動力續寫紮鐵工潮相關文章,不過遲些一定會寫下去的,請放心,其實我目前也在幫忙出版總結今次工潮的書籍啦……又,自己來不及寫文章講緬甸的屠殺,良心有些過意不去,希望可以在工作的地方推一把罷。)


九月下旬,中文大學赫然公佈它的「校園總體規劃」大計,一口氣拋了由不同顧問公司搞出來的四大方案,聲言諮詢全校師生與校友的意見。甚麼校園總體規劃,說穿了即是全校大興土木直至2021年,位處山腳的崇基校園要建環迴架空有蓋行人路,坐落山腰的大學圖書館舖設一串扶手電梯通往山頂,校園北部則吞掉一大片土地豎立多棟研究大樓,幅原邊界緊貼教育學院運動場——假如他朝劉遵義繼承李國章遺志來個吞併教院,那麼就連這條「邊界」也可以省掉了。

牽連既廣,一時間校內積極份子人聲鼎沸,來來去去大抵不離兩種意見,一是反射性質疑為何要拆毀特定某棟建築物,二是抗議校方黑箱作業,扔幾個作不得準的「概念方案」(注一)作幌子搞假諮詢,日後落實真正藍圖時卻把所有人拒諸門外。

兩種意見,大幅簡化後可歸納為兩種抗爭思路:集體回憶程序理性。兩者皆不無道理,可惜不夠力,太不夠力了。

與校園總體規劃抗衡的出路主要是「人民規劃」。人民規劃這個字眼自從灣仔利東街一役為人所知,鬧得全城大熱卻是天星皇后之後的事。撇除欠缺生活社群(除了從頭到尾都不被當成主角的南亞裔傭工)的天星皇后抗爭不談,一般而言,人民規劃的要旨在於讓生活在某地區的社群動手規劃該地區,業主也罷,租戶也罷,居民也罷,商戶也罷,甚至天天來上班的打工仔也罷,都有資格當家作主,主宰自己的生活空間。總之,人民規劃裡的人民就是日常在那個地區生活、靠那個地區生活的社群。「本土」與「過客」徑渭分明的對立是箇中主軸,十年只落區做一次show的官僚,觀光過後即拍拍屁股走人的旅客,恃著雄厚資本越洋炒地皮的財團,在這個定義下都算不上人民。

問題是,誰是校園規劃裡的人民?未曾好好處理這個問題,正是抗爭之所以不夠力的根源。

看到這裡,大概馬上有同學飛身撲出來說:「學生就是人民!」這個回應不難理解,沒有學生也就沒有學校,學生是任何學校體制得以運作的必然成員。再者,中大一再被稱為「山城」,它不像港大城大理大那麼緊貼市區,出外相對不便,更容易促使同學將讀書以外的吃飯娛樂居住等等各種生活安排在這個空間發生。毫無疑問,中大學生的確在中大生活,但他們夠不夠「本土」,以人民規劃的角度來看算不算人民呢?只怕尚有商榷餘地。再怎麼說,學生僅僅是一個流動的身份,全日制本科生五年唸不完一個學位,立即遭校方攆出門外。相比之下,校方的規劃大計還有十四年要搞,鬥長命的話,學生全無勝算。當然校方管理層亦深明此理,三不五時將遊戲拖長來玩,校園規劃如是,偽國際化如是,拖到學生組織後勁不繼以陰乾反對勢力,然後讓一屆又一屆新生在不知不覺間把改變接納為現狀,慢慢加熱煲青蛙。時間,是站在校方高層那一邊的。

在制度的局限下,學生註定是過客——是的,大家學士畢業後可以選擇在原校繼續升學,唸碩士,唸博士,再嘗試拿個教席,死纏爛打十多年,但每年數千位畢業生裡面走這條路的終究是少數中的少數(注二)彷彿factory farming所養殖的雞仔,剛被拋擲到一個陌生的校園(注三),在忙亂中才混個三、四年就被踢進勞動市場,這是多數大學生的命運,尤其近年非本地生越收越多,情況更是如此。如是者,學生的本土性不但及不上在舊區一住二、三十年的街坊,甚至及不上隨便在中大一蹲就是三五七年的校方高層,當中大不乏佔據終身教席者。

最荒謬的結論出來了:在「本土」與「過客」的二元對立框架下,學生是「過客」,校方高層是「人民」,由校方高層主導的校園總體規劃就是「人民規劃」。或許我們可以質疑他們不足以代表作為「人民」的中大全體老資格職工,但他們即使要延長諮詢,也不必諮詢不屬於「人民」的學生。學生自主,至此破產。

星期一跟現屆中大學生會的同學談論此事,提及學生身份的流動性,他的即時回應是「如果回去母校之際目睹它拆這拆那,我會傷心,因為我在那裡有過回憶」。哎呀,實在太天真可愛了。且不論現實裡究竟有多少中大舊生如此深情,這番回應等如承認對校園總體規劃的反抗植根於過客的感傷,一如西方遊客嘆息香港再也沒有帆船與蘇絲黃,與人民規劃的精神格格不入。

守不住自己身為抗爭者的合法性,惟有乞靈於集體回憶的感性(注四),又或者藉程序理性之名在枝節上面造文章。為了誰而戰?為了實現怎麼樣的校園面貌而戰?我從校內積極份子身上看不到答案,至少,在現階段仍然看不到。

太脆弱了。不突破「本土 vs 過客」這個框框,難以讓同學在校園空間宣示主權,進而在規劃的過程中爭取更多支持(注五)。六十年代,校園佔領運動在美國風起雲湧,學生高舉的不是他們對校園「本土」的主權,而是超越本土的正義,從休倫港宣言已可見一斑。他們不滿大學收取五角大樓資金進行軍事研究,把廣島長崎以來的核戰威脅拋諸腦後;他們不滿大學刻意興建體育館當圍牆隔開校園與哈林區,視種族平權如無物。注意,反戰和種族平權,都不是只困於某一大學的「本土」事宜。縱使不扯得那麼遠,去年中大的「保樹立人」運動之所以稍為受人注目,某程度上亦是出於一個超越本土的正義——環保,而校方高層胡亂砍樹正是反環保的象徵,雙方黑白分明,直截了當。

與此同時,超越本土的正義有沒有缺席亦決定了意志的生滅。沒有意志,空有權力也是枉然,當我們認為學生——無論他們「本土」與否——應該擁有規劃校園權力,他們可有規劃校園的意志?對空間使用的要求本來就是意志的體現,不反戰,不打算實踐種族平權,不思考是否推展環保,對校園空間一無所求的話,大學要開發軍火踐踏黑人瘋狂斬樹又與我們何干?退一步說,就算學生有規劃意志,其方向也未必合乎我們心意。狠批中大校方不停興建玻璃幕牆大樓把校園「中環化」、「商場化」的聲音此起彼落,可是,話說今年四月有同學為中大崇基校園畫了一幅設計圖,用設有扶手電梯的地下道路貫穿各處,並引入商舖與銀行,這種與校方大同小異的「中環式」、「商場式」構想,卻在週會裡獲同學報以熱烈掌聲。

先挺立主體再算。校內積極份子宜乎盡快思索自己想基於甚麼價值規劃怎樣的校園,再在中大到處傳揚,廣邀全校師生(乃至非教職員工和校友)合力設計自己的規劃方案,與校方的獨裁規劃對撼。更重要的是,規劃的視野不能自絕於社會大眾,皆因中大校方之所以大興土木,也是社會的產物。三三四教改即將使大學學額需求暴增,中大恃著地皮多率先擴建,恰好可以趕在其他大學前頭擴充學額,大啖這塊肥肉。另一方面,嫌一個科學園不夠,還要拼命開拓北方領土建其科研樓群,恐怕也是為了討好只看研究不看教學的國際大學評級基準。大學學額這樣擴張,大學重研究輕教學,諸如此類均屬影響全港的趨勢,中大不過是其中一個環節。到底會有甚麼影響,這些影響又該如何評價,都是在插手規劃之際不得迴避的課題。

不得迴避。如果我們依然相信大學真正屬於人民,而不是屬於一小撮所謂「中大人」的話。


注釋:
一.
 那四個方案確實「概念」得要命。展板上用紅葉片片的楓林小道照片充當百萬大道的未來「示意圖」倒算了,更搞笑的是一幅隱約可見河流的大草原照片,下面的字樣竟是「綠化屋頂」。胡扯也該有個限度吧。
二.
 1998年入中大唸社會學之際,導師說一個教席有二百多個PhD爭奪。就算你決心賴死不走,中大讓你留下來的機會亦渺茫得很。
三.
 回心一想,我們當年在JUPAS選科時有幾人當真熟悉所選院校的環境?說到對校園規劃有何意見,就更不消提了。
四.
 集體回憶也不純粹是感性產物,它可以關乎歷史觀與身份認同的確立,該記起甚麼該忽略甚麼,該接納誰該排拒誰,箇中又必然牽涉權力運作,詳見《我的香港史》一文。不過,自覺抑或不自覺集體回憶的這些特性,產生的後果將有天淵之別。
五. 去年Inmedia的民間記者大會裡,就有不是中大人的中學教師指Inmedia的「保樹立人」報導視角太過中大本位,假如將視角改為從環保入手,他會比較容易鼓勵其學生關注。


延伸閱讀:
校園發展監察聯盟聲明:中大之所以這樣美
中大校園發展計劃第二場簡介會記事


十月十四日補記:
擱筆之後,越想越覺得自己陳義過高。
諮詢期在十月底完結,要打仗的話,還有那個時間去管甚麼抗爭身份的合法不合法嗎?上帝站在大砲多的那一邊,一旦糾集了夠強大的群眾壓力,校方想不回應也不行,哪管你在理論上有沒有合法性。無堅不破,惟快不破,爭取到延長諮詢期才慢慢研究論述戰罷
PS. 又優柔寡斷又逃避現實又文過飾非,真係宜得打自己一身……

Tuesday, September 11, 2007

第一滴血

數小時前,得悉這次紮鐵工潮流了第一滴血。

不是市民熱愛傳媒追逐警察施暴的街頭war game,而是靜悄悄的,有一位婆婆上吊。

她是某位工友的母親。看著兒子參與罷工逾一個月,她沒有反對。只是,婆婆長年糖尿病纏身,在政府日趨刻薄的醫療政策下,每月須付上千元醫藥費,此時此刻,對家裡實在是一個沉重的經濟負擔。

婆婆不想家人為難,於是,上吊了。

彩鳳回來之後,要花一段時間平復情緒,才告訴我這件事。聽罷,良久不能言,又或者是開了口卻意識不到自己在說甚麼。是啊,這場工潮不是誰勝誰負的問題,必須牢牢記住有多少悲歡離合、有多少人的生死活活地鑲嵌其中。惟有記住這些有血有肉的人,勝利方有意義。

小時候看蔡瀾談日本電影《楢山節考》,片中描述日本古時某村落窮得每年都不夠食物過冬,惟有把老人家送上山餓死。在這個習俗下,一個年老的母親不願拖累兒女,往陶缸撞掉牙齒,藉此證明自己已經「老得掉牙」,逼家人送她上山。香港不是窮鄉僻壤,為甚麼同樣的情節竟然在現實裡發生?為甚麼!

別以為香港沒有窮人,沒有因窮而死的人。鋒曾目睹一位八十多歲仍然精神健旺的長者,只當了一個多月的清潔工就撒手人寰。也許,你想說他不過是盡了天年,這不過是巧合。可是,為甚麼一個人到了八十多歲還要找一份骯髒吃力的粗活幹?總不會是因為好玩吧!

不要假裝看不見。在香港這個地獄,我們住的大廈,我們倒的垃圾,我們穿的衣服,隨時沾上了血。婆婆的死,是我在今次工潮裡提及的第一滴血,卻絕不是貧苦大眾流的第一滴血。

改革社會說說是很簡單,到這一刻,我才體會到連心裡一句「請安息」的祝願,實行起來亦有千般沉重,萬般遙遠。



延伸閱讀:
罷工第三十二日:我媽媽吊頸

PS. 莎,這些就是我的煩惱,可能因為很久以前就覺得將自己放在他人之前是罪過呢。

Sunday, August 26, 2007

紮鐵工潮旁觀記(三)


(攝於八月廿六日紮鐵示威,政府總部門外)

(續前文


八月十九日的遊行過去了,在公關形象上挽回了一點點先前堵塞馬路的失分之餘,過程裡亦大大鼓舞了紮鐵工友的士氣。問題是日中必昃,月盈必虧,搞了一場聲勢連五一勞動節遊行也未必及得上的壯舉(記住,每年五一遊行是整個勞工界籌備多時的行動,今次遊行卻是僅僅一個行業花了不到一週預備的),政府依舊不動如山,商會依舊拒絕談判,工友翌日難免略受打擊。據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前往天光道地盤落力打氣的彩鳳所說,當日到場罷工的工友明顯少了一截,場面異常冷清。

在這個當兒,或許該搞些甚麼維持士氣。無巧不巧,當日在辦公室打開電郵,赫然發現街工會在星期二舉行一場聲援罷工的遊行,又是從遮打花園起步,只限聲援團體參加,沒有工友在內。

一呆。時機是很對沒錯,可是,閒日人人要上班,如此擇日搞遊行向來聲微勢弱,今次還要只限聲援團體參加,能有多少看頭?不錯,讓工友閒日皆留守在天光道罷工現場是正確選擇,這樣較能鞏固持續罷工的堅決形象,但一場不顯眼的遊行實在不搞也罷,人數一少,示威變成示弱就不妙了。


政客登場

八月廿一日,星期二。早上十一點趕到遮打花園一看,參加者的人數比星期日少了好幾十倍,幸好總共仍有三十多個團體派代表到場。說得簡單一點,就是每個團體平均派一兩個人來。無可避免的,幾個政黨成了一眾團體當中最出風頭的焦點,五、六個政黨代表合力抬一條鋼筋——一條只得兩米長的鋼筋,真係做show咁做。街工雖有參選立法會和區議會,但它終究有工會性質,在這種場合開口乃責任所在,理所當然,可是其他政黨呢?民主黨也好,公民黨也好,前綫也好,工潮爆發了一個多星期才姍姍來遲,先前連一個屁也不放,星期日的遊行亦未有出席,現在形勢好轉了才冒出頭來,如斯舉措很難不視作機會主義使然。尤其是那個劉慧卿,同行的江湖同道看著她隨隊伍走上曾蔭權的禮賓府,抗議得不亦樂乎,不禁悄悄丟下一句:「她自己不是反對到別人家門外抗議嗎?」這裡指的,當然是六月時劉慧卿斥責到孫明揚家門外抗議廢法加租的公屋居民,並在立法會投票支持房委會廢法

八月仍是暑假,立法會仍在休會。倘若事情陷入膠著狀態,拖延到九月立法會復會,這堆政客就可以在議事堂上「為民請命」(即是架空工人聲音),乘機撈其政治本錢去也。現在露臉一次半次,大概也是為日後這著棋舖伏線。

政客的舉動早在意料之中,倒是個別示威者有創意多了。大會的口號之一是「紮鐵佬,係好漢!無你地,無繁榮!」,中途遇到警察連理由也不給就封著通往禮賓府的路,阻攔遊行隊住前進,彩鳳即場將口號改為「紮鐵佬,係好漢!無你地,無警察宿舍!」,人人轟然附和。好幾個不同版本接連衍生,包括「無禮賓府」「無政府總部」。這種百搭玩法,也意味著紮鐵這一行的重要性。在香港這個石屎森林,不經紮鐵工序建成的房屋實在不多。

擾攘一輪,好歹抵達禮賓府門外,各團體循例輪流發言,之後離開。接下來就是上事先預備好的旅遊車,直闖土瓜灣天光道的地盤聲援紮鐵工友。那些尊貴的政客時間寶貴,懶得下午再過海走一趟,登上旅遊車的只剩各民間團體的成員和幾位工友,但依然足以坐滿整輛車,比我想像中熱鬧。

到了天光道地盤,一眾聲援團體魚貫下車,工友反應熱烈,每一個團體代表發言時都獲得如雷掌聲。甘浩望神父不愧是社運老手,深諳激勵士氣之道,一曲《國際歌》之後再來一曲Bella Chao,一把年紀又唱又跳,天主教香港教區上下大概沒有半個神職人員能夠比得上他的熱情。

古負責拍攝工潮裡各種行動,看見工友齊唱《國際歌》那一刻,他感動得潸然淚下。是的,當日的行動不錯以召集民間組織聲援罷工為目標,然而倘若工人反應缺缺,恐怕大家也會氣綏吧?正因為在場的四百多位紮鐵工友士氣如虹,切切實實地提醒了聲援人士在捍衛甚麼,在追求甚麼,而不是空喊一個沒有人要的理想國。組織者遠離群眾即形同垃圾,究竟是誰聲援誰,在一場真誠的社會運動裡面本來就是分不清的。

話雖如此,來聲援的民間團體代表泰半仍未習慣融入工友之中,輪流發了言,將各自的橫額掛在示威區的水馬上面之後,隨即三五成群的留在示威區對面路邊自顧自閒談,與工友之間壁壘分明。我看不下去,繞過水馬陣走進示威區,找工友聊天。剛走到司令台帳篷旁邊,教協兩代主席張文光與司徒華就駕臨現場,以教協名義捐了兩萬元到「支援紮鐵工人基金」。這當然是好事,當眾承諾向全港教師繼續募捐更是好事,不過那張歡樂滿東華式的巨型仿支票橫額是甚麼意思?話說「支援紮鐵工人基金」在前一天晚上剛剛成立,而那張仿支票橫額是製作需時造價不便宜的膠質橫額(與布質貨色不可同日而語),換言之,即是教協一得悉基金成立馬上訂製那條橫額——那條因為印有支票銀碼、日期、收款人,所以僅僅能夠使用一次的橫額。

做慣了公關show的政客,出手果然不一樣。由於身處工友之中,我聽到的除了他們對教協的歡呼,還爽雜著站在後排的工友幾聲訕笑。但他們倒也實事求是,「他們政客肯定乘機出風頭,總之今次幫得到我們就行。」一位工友如是說。好一句「今次幫得到我們就行」,重點在於「今次」二字。看來紮鐵工友們是心水清的,根本不相信政客可以長久依靠。工人是有主體性的,誰敢說這場工潮是可以供政客隨意利用的工具?要是能輕易將工人玩弄於股掌之上,當初焉有工聯會的覆轍!

這對那些被陰謀論盤踞的網上討論堪稱當頭棒喝。偶爾用陰謀論思考時局或許有利擴闊想像,但這不是用陰謀論取消整個問題的理由。如果你只因害怕「被李卓人利用」而不思考不實行任何解決紮鐵工人苦況的辦法,那代表你壓根兒不將「紮鐵工人長工時低工資多工傷」視作要解決的問題,要解決的問題惟有「如何滿足ego」。自己涼薄就認了吧,別找藉口。

管他的政客,我眼中的主角是工人。走上前向幾位工友搭訕,頭髮花白的白頭陳一手倚著水馬,一手拿著一罐生力啤,十分健談。提到那條早上讓政黨抬著讓傳媒拍照的兩米長鋼筋,他用兩根手指做了一個用筷子夾東西的手勢:「那條鋼筋那麼短!讓我們拿的話,就像打邊爐夾起一條生菜那樣容易!」

一旁三位工友點頭稱是。記得Charles寫過一篇短文提及澳門紮鐵業響應罷工,想到近年澳門大興土木,地產市道異常暢旺,不少香港建築工人跑到那邊開工,如此一來,在香港罷工的紮鐵工友能不能去澳門找工作,威脅香港紮鐵大判之餘又能維持有飯開?答案是不能。白頭陳說,曾燈發在澳門也包辦了不少工程。也就是說,縱使跑到澳門,仍舊難逃無良大判的奴役。這不奇怪,香港的地產比澳門的更早發展,建築工人既然能夠遠征,為甚麼地產企業不能進佔那邊的市場?

曾燈發厲害得可以獨估所有紮鐵工程嗎?倒不至於,但它的超級壓搾手段卻在價低者得的投標規則下無往而不利。「那些兄弟班的去投標,一工叫價一千,曾燈發卻叫價八百,怎跟他鬥?」白頭陳與蛇頭、開料人、其他工友一整個班子來天光道罷工,說不定曾在投標裡身受其害。

香港地產市道復甦,工人要捱;澳門地產市道好景,工人也要捱。橫豎都是死,一位臉色紅潤的蛇頭嘆曰:「有仔唔好入呢行,有女唔好嫁呢行!」

萬一入了行,那怎麼辦?碰到一位二十多歲的年青師傅,2002年讀罷建造業訓練局入行紮鐵,由靚仔做起,當時日薪七百。現在榮升大工,日薪不升反降,只得六百。紮鐵這一行減薪速度有多快,可想而知。

行內最後一次加薪是十年前,1997。在此之前,九十年代的紮鐵工友每年都經工聯會談判後於八月一日加薪,成了慣例(一)。是次工潮之所以在八月爆發,原因在於工聯會無法按照慣例在八月一日爭取加薪,令工友大失所望。這是現在的工聯會太弱還是紮鐵公司玩花樣所致,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回歸十年對工友來說不是普天同慶而是聲聲喊屌。有身為工聯會老會員的紮鐵工友乾脆致電phone-in節目,嘆曰:「十年前的工聯會和十年後的工聯會,簡直是兩個會!」

一行人還告訴我不少紮鐵佬求生術,例如喝水。在地盤紮鐵,一天大概要喝三大支一公升的水,但要是只喝蒸餾水或白開水,可能會因未能補充流失的鹽份而疲倦,甚至抽筋,所以通常有兩支水是當日購買,另外再有一支則是從家裡帶出來、事先加了鹽的。

深知紮鐵佬命途多桀,白頭陳儘管很希望更多工人加入罷工,但也直言:「我不怪那些有家室的不敢罷工。那些家裡還有兩個小孩唸小學的,沒錢怎麼辦?倒不知還要多少年才養得大。」

罷工的最基本目標是解決生存問題,然而若罷工者當下的生存亦成問題,罷工必定難以為繼,未竟而終。沒有補給就沒有戰鬥,工潮踏入第二週,是時候面對糧草問題了。


注釋:
一.
 有人說九十年代的「每年加薪」其實不等如一片光明,皆因那是為了抗衡商家每年減薪的做法,過程有所拉鋸。此說是否屬實,待考。


延伸閱讀:
陳敬慈:天光道的光芒
一年容易又七一


(這一篇尚餘五成未寫,寫好之後至少還有一篇將
寫。未完待續)

Saturday, August 25, 2007

星期日8.26「還我繁榮成果」大遊行

昨晚回來家裡的時候實在太累了,竟然忘了將星期日大遊行的消息貼上來。現在才說或許有點遲,但我仍然希望各位盡量抽空,來維園支持紮鐵工友,支持勞動人民,支持我們的開飯權!

8.26「還我繁榮成果」大遊行
支持紮鐵工人罷工 爭取合理工資工時

紮鐵工人罷工已持續了18天,雖然商會仍然拒絕讓步,但已得到市民廣泛的支持;很清楚,扎鐵工人的抗爭標誌著基層工人未能分享繁榮成果的怨憤。抗爭已不單是扎鐵工人,本週日的遊行亦代表全港工人表達不滿及要求分享繁榮成果的訴求。我們呼籲市民及團體出席遊行,聲援紮鐵工人,顯示基層團結一致,共同對抗大財團的剝削。

日期︰2007年8月26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二時正
地點︰維園四號球場(近銅像)遊行至政府總部
查詢:27708668

紮鐵工人需要您的支持!

這是最後的鬥爭,假如沒有大家參與的話——倘若這一次遊行毫無效果,工友積蓄耗盡,罷工中止,讓政府、商家、工聯會高奏凱歌,之前一直的努力都會雲散煙消,各行各業的打工仔目睹如斯壯大的反抗在資本家面前亦以失敗告終,日後只會更無力,更認命,更犬儒。這場香港三十年來僅見的工人運動,將從希望化成絕望!

所以,這一仗不能輸,絕對不能輸!

正是知道不能輸,一眾戰友都非常努力。感謝古在百忙中抽空到報社為明天遊行的單張排版,前晚幾乎沒睡過,醒來又一直跟我一起戰鬥到晚上把印好的單張送往荃灣,一路走一路渾身冷汗直流。我也稍微操勞了一下,落得全身無名腫痛,左手姆指和左腳腳掌不知怎的腫了起來,右腿髖關節又隱隱作痛。不過,跟紮鐵佬數十年累積下來的工傷相比,我們幾天的疲勞又算甚麼?

在地盤跟工友齊唱《國際歌》的時候,有戰友感動到淚灑當場。在網上看見有人稱讚我不止是旁觀者的時候,我也哭了好久,這一次卻是生自己的氣。為了替整個行業的工友討回公道,工友奮起罷工,現在他們面臨沒飯開的境地,面臨永遠不能再掙扎的前途,我又幫得上甚麼?星期三晚上開會,工友代表阿Man對我等讀書人恭敬懇切,期待之情溢於言表,我卻連調動自己刊物的版位去報導也來不及。垃圾,垃圾,垃圾!

痛感於自身的無力,已不是頭一遭了。只是,有些事情不是做不做得到的問題,而是去做不去做的問題。到了這個關頭,惟有提槍上陣!

Wednesday, August 22, 2007

請捐款支援紮鐵工人罷工

(八月廿三日凌晨一時補記)

急報!各界聲援工潮人士於八月廿二日開會討論對策,發現紮鐵商會為保住自己的面子以及與工聯會的關係,堅持半步不讓,反正每天因罷工虧損的數百萬元對他們而言只屬九牛一毛。反之,工友卻手停口停,已經很難再長期撐下去。工友代表阿Man在會上表示,他們最多只能再撐七日。

儘管工盟將於短期內向來罷工的紮鐵工友每人發放三百元應急,但這個金額絕不足以讓工友支持生計,連夠不夠支付車馬費也成疑問。即使如此,此舉亦已經足夠淘光「支援紮鐵工人基金」至今籌得的全部款項有餘,形勢極其嚴峻。

假如今次工潮最終無法逼使紮鐵商會裡的一群刻薄雇主退讓,縱容他們繼續大發淫威,整個建築行業的工人都將不能抬起頭做人。最激烈的手段也用過了,依舊毫無效果,工友日後哪來信心為了公道據理力爭?

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若你不忍心眼巴巴看著香港工人運動就此一蹶不振,
身為打工仔的你不想將來做契弟做奴隸卻只能啞忍,請將下文廣傳開去,並捐款支持自己,支持紮鐵工友吧!

快!只能再撐個七天!僅僅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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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在一篇文章的後半也說過了,持續罷工需要有物質基礎。昨天下午在土瓜灣地盤跟工友白頭陳聊天,他說罷工一定要持久,一定要整個紮鐵行業的兄弟團結,才對曾燈發這種無良大判構成壓力。然而,白頭陳也直言他不怪某些子女尚幼、家庭負擔沉重的工友選擇開工,畢竟尊嚴的代價不是人人付得起。

也有一些家在天水圍的紮鐵工友,因為付不起天天跑到土瓜灣罷工的車費,惟有半途退出。幾十塊錢在很多人眼中或許不算甚麼,但對於五十元五十元的逐步叫價爭取薪金調整的工友來說,意義可就大不相同。

三軍未動,糧草先行。為了讓香港的工人運動不致未曾萌芽已枯萎,懇求大家捐款支持,我謹在此頓首。

請捐款支援紮鐵工人罷工
匯豐銀行004-031-208846-001


紮鐵工人大罷工已經進入第十四日,抗爭仍然持續,因資方仍然不肯重開談判之門,地盤工人很多都是「手停口停」,他們都有家庭及子女需要照顧,罷工對他們已構成沉重的經濟負擔,但他們卻沒有退縮,仍然堅持跟大財團抗爭到底。

職工盟呼籲各位市民出一分力,支持基層工人爭取合理工資及工時,爭取有尊嚴的工作條件。

現在職工盟已正式成立了「支援紮鐵工人基金」,希望向公眾籌款支持罷工行動,所有款項將用作資助紮鐵工人罷工的開支,包括:
  1. 膳食及交通的部份開支
  2. 是次罷工之活動開支(如宣傳,推廣及行動物資等)

所捐款項請傳入匯豐銀行戶口號碼:
004-031-208846-001,或寄支票到「九龍彌敦道557-559號永旺行7樓」,抬頭:建築地盤職工總會。

「支援紮鐵工人基金」管理委員會負責監察此基金之運作,委員會成員由八人組成,包括馮偉華博士(城大高級講師)、杜耀明博士(浸大副教授)、黃瑞紅大律師、胡露茜女士、李卓人議員、梁耀忠議員、黃標先生(工友代表)及吳冠君先生(建築地盤職工總會)。


紮鐵工人需要您的支持!


查詢:2770 8668

Tuesday, August 21, 2007

紮鐵工潮旁觀記(二)



(續前文


執筆之時,剛收到一個呼籲市民出席遊行聲援紮鐵工人的電郵,劈頭第一句就是「來吧,讓紮鐵工的罷工行動,變成你我都參與的運動,而不是作為旁觀的事件而結束」

作為激勵人心的宣傳,以此為題確實無可厚非。可是,出席一次遊行,就算從「旁觀」升格為「參與」?這種參與,也未免太輕巧了一點。既非與工友同甘共苦的工人階級,亦非為工友籌謀奔走的組織者,算得上甚麼?打氣打得再熱情,觀眾終究是觀眾。

或許大家不接受這種對「參與」的苛刻界定,但請容許我這樣界定自己。搞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做做訪問寫寫文章只是感性消費,我所做的還遠遠不夠。

必須付出更多,必須感受更多;必須更有策略,必須更有實效。故此,此刻我仍是個「旁觀者」,這篇文章仍然是「旁觀記」。


頭帶與鋼筋

八月十六日,星期四。晚上到深水埔社區協會製作行動物資,大夥兒迅速組成一條生產線,有的剪布,有的遞布條,有的塗白漆,有的按牢絲網,有的掛晾製成品,目標是在一晚之內生產六百條紅頭帶,上面分別印著「罷工!」「抗爭到底」「工人大團結」。搞街頭行動,隊型是很重要的,一些易於辨識的小飾物可以成為一個群體團結的象徵,有助鼓舞士氣。

歌曲也是鼓舞士氣的良方。據當日到過地盤聲援罷工的朋友所見,一些到場聲援人士高唱新派社運歌,工友反應不太熱烈。不是說這些歌曲不好,而是它們的歌詞過於文縐縐,旋律又不為人熟知,工友欠缺共鳴是正常的。歌詞要淺白,旋律就算不熟悉也要鏗鏘有力,於是我們隨手挑了韓國的《農民歌》(注一),一面印頭帶,一面你一句我一句的接力改歌詞。可惜因時間關係,大家的靈感未能充份發揮,填詞只填了一半。沒辦法,惟有搬出舞獅用的大鼓,送往地盤讓工友擊鼓揚威。

八月十七日,星期五。中午前趕著寫文章,抵達地盤是下午三時許,當日的集會已接近尾聲。不曉得甚麼緣故,警察更改了示威區的位置,終於將之放在貼近地盤的那一邊馬路。也好,總比當初將示威區設在民居門口的行人路上妨礙居民出入合理,而且,假如當初將罷工工友趕往遠離地盤之處是因為害怕他們強行硬闖,現在警方的朝令夕改等如是默認他們錯估形勢。正如在《紮鐵工潮旁觀記(一)》說過的,罷工本身就是對抗資本家的利器,犯不著每每出動社運積極分子的激烈行動。

先來的戰友已經派發了頭帶,大受紮鐵工友歡迎,滿場工友幾乎人人綁上一條。一些工友不是將之綁在頭上,而是像大陸的紅領巾一般結在頸上,由此不難猜想他們的出身和年紀,《國際歌》(當然是國語版而不是廣東話版的那首!)大概輕易琅琅上口。大鼓一送來,工友馬上鼓掌叫好,好幾位還一個接一個的上前執起鼓棍大顯身手。罷工進行了好幾天,信任開始逐漸建立,工友對來聲援的人士從漠然變成熱情,工盟的幹事喊口號之際亦較數日前得到更多工友嚮應。

散場時跟霆一同離開地盤。大學放暑假,這一個多月他跑去香港島某偏僻地盤打工,舖設上網的LAN線,日薪三百。只見他一身地盤工人打扮,褲頭的扣子還穿上了膠索帶,用來掛螺絲批之類的工具。他說,全香港有四千個紮鐵工人,現在有八百個罷工,假如罷工人數上升至二千,幾乎所有建築地盤都不用玩了。

「紮鐵的一罷工,釘板的根本落不了石屎,做不下去。」霆瞧我一臉半懂不懂的樣子,笑問:「其實你知不知道紮鐵這一行究竟做甚麼?」

不知為不知,我投降。「這就是香港組織者的問題了。」霆繼續令我無言以對:「紮鐵釘板是兄弟。紮鐵是用來造主力牆的,鋼筋紮好了,再在兩旁釘木板,然後倒石屎進去,這樣就是一幅牆了。所以說,紮鐵釘板是不分家的。」

聽得我這個百無一用的書生唯唯諾諾。走到交通燈前等綠燈,他又道:「別以為紮鐵有機器幫忙拗鋼筋,工人就不必用力。要讓機器拗鋼筋,先要拾起鋼筋放上去。一條鋼筋,粗的話直徑有50mm,普通人怎拿得起?」

用手指一比50mm有多粗,暗暗咋舌。叫我拿起這樣一條鋼筋,倒不如叫鋼筋拿起我算了。

鋼筋不但重,而且非常易於傳熱,夏天太陽將之曬得滾燙,潑水上去即時冒出蒸氣,生人勿近,可是做紮鐵的卻不得不靠近。

「現在做紮鐵的一天賺多少錢?」定下神來,我的潛意識企圖轉移話題。

「大工(行內對師傅工人的稱呼)一工差不多六百,更低的也有,靚仔(學徒之謂)的話一工四百五十元。」

咦,如此說來,星期二訪問的工友都說他們日薪六百元,換言之他們都是大工囉?那麼紮鐵行業的靚仔到那裡去了?的確,連日環顧全場,實在找不到有哪個屬於學徒年紀的年青臉孔參與罷工。

「師傅去了罷工,沒工開,靚仔不就高高興興放假去了。況且今次爭取增加的也只不過是大工的薪酬,雖然靚仔的工錢也會隨著大工加薪而上升。」話是這樣說,缺乏年輕人入行也是事實罷。霆承認,做紮鐵的年輕人並不多見,以前一做大工等閑帶著三個靚仔到地盤開工,現在已經很難有這副光景。年輕人怕體力勞動辛苦,加上近年連師傅也隨時沒工開了,何況是跟著師傅討生活的靚仔?供需兩不全,紮鐵行業難免少見新血。

靚仔的日薪比大工少一截,南亞裔紮鐵工人的日薪又會否比華裔少一截?「那些『巴基躝癱』(地盤對南亞裔人士的蔑稱)也有些做到師傅級的,一工五百五十。」不懂中文是他們被壓價的常見解釋,可是,即使他們當中有人有香港住久了,懂中文,依舊不會跟旁人同工同酬,足見種族歧視之嚴重。工人大團結,談何容易。

提到工友的家庭狀況,霆和我都有相近的觀察——他們很多都肩負一家生計,一手將兒女養大,兒女正在唸大學或大學畢業者絕不在少數。霆的工頭有一句口頭禪:「男人最緊要顧家!」教人納悶的是,到罷工現場聲援的工友家屬一直絕無僅有,貌似大學生物體更是遍尋不獲。(注二)都暑假了,還有甚麼大不了的事情要忙?就算有暑期工在身,請半天假來支持一下也不過份吧!

越想越生氣。這算甚麼意思?我不是高舉孝道之類的所謂傳統倫理,但做人總該飲水思源,想想自己現在站的地方建基在甚麼之上。就算大老遠跑到非自己所生所長的天星皇后,忘本的人,豈能談得上「本土意識」?

反觀自己,其實亦不過五十步笑百步。住在石屎森林廿多年,對一棟樓宇是怎樣建成的卻渾然不知,不也是一種忘本?反正不可能在目前的工作崗位做一輩子,哪天跑去地盤混一兩年,從靚仔做到大工也不壞。只是先天不足,舖LAN線尚可,總之別叫我做力舉百斤的紮鐵佬就行了……


十年.三十年

八月十八日,星期六。去過好幾次地盤之後,發現紮鐵師傅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在七十年代入行,半輩子以紮鐵為生的老行尊;一是在九十年代入行,當初被地產市道暢旺吸引的新一代。前者年過五旬,後者或是三、四十歲,或是中途轉行加入。

紮鐵資歷三十年的那一輩,入行時正值香港金融業起步,樓價雖未狂飆,地產在香港的影響力卻日益重要。這群工友不是從大陸來港,就是曾在香港經歷火紅的六七年反英抗暴,精神上多少在青蔥歲月受過那年代的大陸薰陶。這解釋了為他們聽得懂潮州話老歌,唱得到文革歌曲,當中又有部份人參與過工聯會。儘管如此,他們都承認,今次的工潮肯定是他們這三十年紮鐵生涯裡最火紅、最波瀾壯闊的一次。換句話說,這是香港由地產帶動的建築業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工人運動。

紮鐵資歷十年左右的那一輩,見證的是香港人從有到無的故事。星期六在地盤外面跟工友聊天,赫然發現眼前有一位尚未年過四十,相對年輕的師傅。這是我自罷工開始以來遇到最年輕的一位紮鐵工友。他身邊的兩位工友已經兒女出身,大學畢業了,他自己的女兒也曾頭戴四方帽,不過那是幼稚園拍畢業相戴的那一頂。

掌上明珠芳齡僅得八歲,那麼這位年輕師傅又是哪一年入行?原來是九三年。一旁的年長工友調侃他:「他呀,他是被政府廣告騙來的。當年的政府廣告說做建築會賺到錢買樓,結果他在樓價最貴的時候買了,現在血本無歸。」

另一位年長工人總結得一針見血:「當初廣告拍你一家住新樓,現在你就要在同一棟樓跳樓!」

還記得小時候看過建造業訓練局某個廣告,一開始是一個建築工人打扮、皮膚卻青靚白淨的年輕人走出來,劈頭就是一句:「東區走廊?我有份起架,威哩。」廣告結尾是他在窗明几淨的家裡,滿面笑容地自稱「人工仲……哈哈哈哈」。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大概對這個當年一再佔據電視黃金時段的廣告記憶猶新。回歸十年,風光不再,不曉得當年吸引年輕師傅畢業的是否上述廣告,可以肯定的是,他今天的身家財產實在得啖笑。

今天不堪提起,明天若何?須知紮鐵是重度體力勞動,肌肉與關節的勞損只會日漸累積,做十年是傷,做三十年更傷。亦正因如此,這一行根本做不了一輩子,縱使你拼著性命不要捱下去,到了六十歲還是要強制退役(不是退休,這一行多半是沒有退休金的)

拖著傷病之身,晚年可以怎麼過?滿街的金融廣告會叫你買甚麼投資理財保險為未來生活打算,但這對紮鐵工友而言並非答案。

「我們這一行,根本沒有保險公司肯受保!就算有,保險費也高得我們付不起。」

「聽說AIA好像受保?」

「我不知道,但即使受保也應該不是醫療保險,而是人壽保險。但我們買人壽保險也很貴呀。」

「沒工開的話,連每個月付保險費也成問題啦。」

份屬兩代的三位工友七嘴八舌,卻說不上一個所以然來,可見紮鐵工友買保險有多困難——假如自己有本事買了保險,怎會有這麼多不確定?

認真想想,這種回應並不教人意外。內傷積累既多,平日工業意外的機會又高,好運的受傷倒霉的喪命,保險公司是做生意的,豈會輕易接受這些三不五時要賠錢的交易?最常受傷,最需要醫療服務的一群,在資本主義的利潤極大化邏輯下卻成了最難獲得醫療服務的一群,簡直本末倒置。香港政府近年亟欲將公共醫療私營化,以醫療融資之名讓保險公司接手醫療支出,卻不管這一著臭棋已在美國造成四千五百萬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包括四分之一的慢性病人,這還要只是截至2001年的數字。

擁抱新自由主義的香港政府不斷將公共服務私營化,在這趨勢下,公立醫院的門診加價了,急症室收費上漲了,療效較佳的藥物都被剔出藥物名冊,要我們掏腰包買了,再來一個醫療融資的話,誰知道十年後、三十年後的紮鐵工友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翌日工友們在遮打花園有一個遊行。幾位比較積極的工友商量遊行裡做甚麼吸引傳媒注意,其中一位說﹕「拿一支五十花鐵(直徑50mm的鋼筋之謂)抬著走,再叫幾個記者試試扛起來,看看他們要多少個人才抬得動。」

有意思,事成的話應該可以謀殺不少菲林吧,怕只怕記者一開始就不上鉤。(注四)另一位工友繼續補充:「平時我們在地盤抬的太長了,不如今次買一支三米長的算了罷。」

哦?那麼紮鐵工友平日搬運的鋼筋有多長?「五米是家常便飯,我們每個都可以獨力抬起一支。大力一點的,隨時一個人抬七、八米長的。」工友阿Man談笑自若,渾不當一回事。

對一個從未抬過鐵的壞鬼書生而言,這個說法依然有點抽象。說到底即是有多重?答案是百多斤左右。

「是華斤還是公斤?」我打爛砂盤問到篤。

阿Man側著頭想了想,彷彿在想辦法怎麼讓我這個門外漢明白:「那是……司馬斤!」

其實我是多此一問了,管它是甚麼斤,總之有夠重就是了。旁邊其他工友說,地盤裡還是更長的鋼筋要抬,十二米的鋼筋,大不了找三、四個人搬。千斤擔子兩肩挑,實際上毫不瀟灑,積勞成疾倒是真的。

散場前,工盟的幹事喊了最後一輪口號振奮士氣,一句「曾燈發!」出口,全場馬上萬眾同聲的接下去:「食屎!」

集會解散後,一行五人乘車回深社協,繼續趕製翌日遊行用的頭帶。

八月十九日,星期日。出道至今,參與過的集會遊行不下數十次,這一次遊行在形式上也沒啥新鮮的,依舊是一隊人走上政府總部集會唱歌喊口號,過程不贅,最值得一記的是上台發言的尼泊爾工友代表告訴我香港有五成尼泊爾人做建築。如新聞所述,遊行有一千五百人參加,除紮鐵工友外還有多個聲援團體,包括好幾個工會,甚至連教協也摻了一腳。看了教協的橫額,有點不祥預感:且不說香港教師普遍對紮鐵工潮缺乏討論,教協日夜標榜教師專業化,幾欲將教師從各行各業的勞動人民當中「分別為聖」起來,既不熱衷工人運動也不常與其他工會協調,這次忽然出手,究竟動機何在?雖說有多一個團體支持在短期內並非壞事……

無論如何,籌備遊行的主角仍是工盟,從工友的反應所見,它的認受性較諸一星期前已大大增加了,李卓人上台脫衣,得到不少歡呼。一場工人自發的工運,會否就此遭到龐大的既有工會收編?看來大有可能。根據香港法例,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身為不具政治本錢的普通市民,很自然的就想到尋找現成的工會為自己出頭。再者,工友本身尚未很有意識地凝聚為一個群體,無法自己作出集體決策,不論在天光道地盤的集會還是在遮打花園的遊行,行動多以作為司令台核心的工盟為依歸。若說沒有集體談判權是既有工會得以生存的因素,那麼倒果為因地看,近年工會多提最高工時最低工資卻少提集體談判權,難不成是保住政治本錢的生存策略?

……不行,腦袋又開始被陰謀論盤踞了。但無論如何,越想越認為工資工時僅屬必要卻短期的目標,集體談判權才是這場自發工人運動的長遠出路——被工盟用來撈政治本錢倒無所謂,一旦泛民主派裡面那些機會主義政黨一湧而上,事情將會更麻煩。


注釋:
一.
 深社協眾人去年已為《農民歌》填上中文歌詞,可惜這個書面語版本未能對應工友口味,惟有棄用。歌詞如下:
勞碌半生 幾多災與禍
勤墾得不到結果
多少年 為了所需
未管風不怕行雷
盡毅力 跌倒再努力
打倒階級壓逼
刀山去 火中去
誓拋生死永伴隨
二. 少數本就熱衷基層運動者不在此列,如基關組、SACOM(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等團體。說到底,根本沒有人想過要炮製甚麼「青年論述」來動員學院青年支持今次工潮。
三.
 近三十年來最強大的工潮竟然在工聯會放手之後才得以崛起,這個事實對六七年曾經火紅過的工聯會來說簡直是一大諷刺。八月十三日的《自由風自由PHONE》節目裡,有做紮鐵的工聯會老會員打電話上去,直言十年前的工聯會與現在的工聯會完全不同。一朝回歸,換了國旗,立場立即軟化,工聯會效忠的對象到底是國家政權還是工人,路人皆見。
四.
 當電視台記者的倒算了,認識一位朋友是當報館記者的,平日極怕被行家拍進鏡頭,令我懷疑香港傳媒有「記者不得被別的報館拍攝」這條行規,待考。假如真有這樣的行規,抬鋼筋這一著再有趣也不會有多少個記者親身嘗試。不過話說回來,有沒有這條行規也好,香港記者向來就鮮有與示威人士互動。


延伸閱讀:
蔡建誠:誰是紮鐵工──從紮鐵工序談起

譚駿賢:另一個香港故事,由紮鐵工人來說
蔡建誠:正本清源 取締層層食價的分判制度
chungpui:虛偽的、小資的公民社會


(未完待

Saturday, August 18, 2007

請聲援紮鐵工友大遊行

那篇《紮鐵工潮旁觀記》寫了還不到一半,事態已經進展得如火如荼。或許最初紮鐵工友對到場支持的團體尚有戒心,但經過多天熱身,來聲援的市民往往得到他們熱烈歡迎。昨天朋友送一面大鼓到地盤讓工友擊鼓助威,還博得如雷掌聲。

恆生指點快要跌穿二萬點?關我餐蛋治!這幾年地產股連同地產成交一併上升之際,紮鐵工人的日薪還不是有跌無升!自己的荷包好,才叫經濟好。打工仔們,別望著金魚缸了,看看我們的人工吧。在香港這個工運砂漠,撐紮鐵佬,亦即是撐自己!

兹轉載職工盟的遊行呼籲,請各位廣傳。

請聲援星期日紮鐵工友大遊行

紮鐵工友全行大罷工已經進入第十一天,抗爭仍然持續,極需要大家的聲援。我們將於本星期日(8月19日)發起紮鐵工人大遊行,並呼籲各行業工會及民間團體出席參加。

近十年來,大財團以不同手段壓搾基層工人,工作條件不斷惡化,是次抗爭正好反映了工人已忍無可忍,起來反抗的無比決心.這是我們顯示基層大團結的時候,我們呼籲大家於星期日站出來,支持紮鐵工人爭取合理工資及工時,爭取有尊嚴的工作條件。

詳情如下:
日期:2007年8月19日(日)
時間:上午11時
地點:中環遮打花園集合 遊行至政府總部
(請各工會及團體朋友帶同橫額參加,亦歡迎到場發言為紮鐵工人打氣)

和紮鐵工友並肩作戰,抗爭到底!!!!!!

聯絡人:麥德正 90209388  吳冠君 90115256  蒙兆達 90996193


曾燈發,食屎!(注)

明天十一點,遮打花園見!


注釋:
曾燈發乃紮鐵商會主席,同時也是少數壟斷香港紮鐵工程的人之一,以刻薄、拖糧、幾乎行內最低人工聞名。

Thursday, August 16, 2007

紮鐵工潮旁觀記(一)


(圖片取自都市日報,雖然我的報導一定寫得比它好。)

楔子


上星期六,想為這個網誌添一篇新文章,苦思一晚,未能將論點聚焦,惟有作罷。

沉沉睡去,夢中變成《浪客劍心》的場景。只見比古清十郎和緋村劍心兩師徒聯手劫獄,大牢之中,燭火搖動,黑影憧憧,人所向披靡,如入無人之境。衝到某牢房門外,一刀劈開門鎖,信州農家出身的相樂左之助被關在裡面。地主強奪他一家賴以為生的田地,再捏造罪名將企圖反抗的他拘捕。左之助悲憤莫名,緩緩走出牢門,仰天長嘯:「還我的半畝地來!」

不知在哪個角落目睹這一幕的我也隨著呼嘯心情激盪,視野漸漸從漫畫單行本的黑白化作現實世界的彩色。一覺醒來,呼吸起伏,已然淚灑枕畔。

刷牙洗臉,恢復一貫淡漠,腦袋的一角卻在想為甚麼會做這種夢。大概是這陣子不問世事,埋頭閉關讀書,潛意識裡有點歉疚吧。一念及此,赫然瞥見桌上報紙頭版的紮鐵工人罷工報導。對哦,發生了這麼大的事,幹嘛我這兩天竟然不聞不問?

如是者,星期日大清早,我就抓起電話到處聯絡江湖同道,詢問事情經過。


陰謀與真相

一問之下,發現形勢並不簡單。眾所週知,參與工潮的紮鐵工友在上星期六遊行往政府總部,要求見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不果,把行動升級至堵塞中環馬路。這就奇怪了:在場協調行動的是職工盟(下稱工盟),工盟行事向來穩健,抗議方式更是既保守又形式主義,斷不可能提出堵塞馬路之類的激進行動。至於同在現場的長毛梁國雄,儘管傳媒合力將他塑造成惟恐天下不亂的滋事分子,但舉凡略有資歷的社運圈中人都很清楚,長毛行事素來以做騷吸引鏡頭為先,高風險動作免問,抬抬棺材、用黑布遮一遮警察總部招牌是可以,像某些報紙描繪那般當幕後黑手煽動工人阻街,則是天方夜談。

那麼,究竟是誰帶頭叫工友阻路?有朋友說,一些工友見同伴到了馬路那邊,擔心他們人少的話容易被警察清場,於是趕過去支援。也有朋友說工聯會摻了一腳,情況混亂到他不曉得如何介入。消息紛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當日場面已不受工盟控制。上網看見聰頭這篇文章,內容提及有懷疑是工聯會的成員混進現場向他叫囂,並斥罵工盟的工會幹事。綜合各方言論,一團黑雲在頭頂慢慢凝聚,形成一個陰謀論推理。

自從今年六月三日發生「孫公館事件」之後,政府對打壓民間團體變得異常積極,警察無所不用其極,手段越來越刁鑽。先遭殃的是反對公屋廢法加租的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請願人士散去之後遭個別尾隨跟蹤逮捕,被控「非法集結」——一條原本為對付黑社會而制訂的法例。接下來在立法會一舉橫額,政府罕有地馬上召警抓人,而非一如慣例般逐出會場了事。在過程中,不獨基層團體,街坊工友服務處(下稱街工)和社民連的成員亦遭檢控,又要往警署報到又要上庭,煩不勝煩。工盟同樣命途多桀,幹事宋治德去伊朗大使館門外抗議該國逼害工會領袖,結果被控「非法進入私人地方」——伊朗大使館根本就在商廈之中,不進入商廈,抗議個屁?

種種只能以荒謬形容的執法手段,無日無之的竊聽與跟蹤,加上事件都在最近兩個月內發生,委實無法不教人將之視為選擇性政治打壓。無巧不巧,紮鐵工人走上馬路的當晚,警察立即高調殺上工盟會址,把蒙兆達、吳冠軍、麥德正三個工會幹事銬上手扣帶走。好了,一如前述,工盟當日既然掌握不了工潮的領導權,自然不可能叫得動工友跑去阻路。假如事情真的是工聯會派員煽動所致,最大的贏家是誰?區議會選舉在即,隸屬保皇黨的工聯會和泛民主派陣營的工盟、街工勢必拼個你死我活,爭奪打工仔的選票。倘若在選舉前讓工盟、街工的中堅幹事官司纏身,干擾他們統籌助選工作,說不定工聯會就能佔到便宜。最後,保皇黨多了議席,政府在區議會多了支持,一招借刀殺人就讓雙方沾到甜頭。

想到這裡,順手致電當政治記者的朋友提出這個可能性,拜託他幫忙留意一下之後,連夜出門與大專基層關注組(下稱基關組)的朋友開會商量對策。基關組上星期六有到場支援工潮,我向這些目擊證人探詢當天見聞。不問尤自可,一問之下陰謀論即時土崩瓦解——聰頭文中所述的那些罵工盟的紮鐵工人,其實也大罵工聯會,幾個在場的工聯會職員還被他們罵個狗血淋頭,似乎是曾遭工聯會出賣之故。換言之,不管是工盟抑或工聯會,俱無力主導形勢,主導權在工友自己手上!

聽得我暗叫慚愧。上面那個閉門造車的陰謀論缺少了甚麼?正是缺少了工人的主體性!把事情看成政府和各政黨之間的權謀力學,將人民看成棋子,這種視角也許很合乎傳媒的胃口,各大報章的社評對此之酷愛有如蒼蠅撲腐肉,文匯報的《職工盟騎劫工潮製造失業》固然是意料之中,明報在八月十二日的《爭取權益可以罔顧法紀不該》亦陰險地藉工盟幹事被捕一事「論證」它預設的判辭:「工會……若果引導甚而煽動工人以損害市民利益以達至目的,然後自己從中謀取政治利益,則是絕對不應該,也為社會所不容」。擺明車馬的政治打手報紙也罷,藏頭露尾的政治打手報紙也罷,它們對陰謀論的擁護均屬反民主的表現。甚麼叫民主?不相信人民有主體性,不相信人民可以當家作主,談甚麼民主

慚愧過後,緊接而來的卻是興奮。香港多久沒有由工人而非工會/NGO主導的抗爭?而且今次還是整個工種——不是僅僅一個企業——的工人團結起來的抗爭!另一個重點是,這不是普普通通的所謂抗爭,這是無限期罷工。發表批評文章,舉辦街頭論壇,甚至絕食,在實效上都難望與罷工相提並論。當你抗爭的對象是藉工人勞動從中取利的資本家,有甚麼比透過罷工截斷其利潤來源更具威脅,更能成為談判的籌碼?(注一)不必依賴討好傳媒乞求曝光率,萬眾一心的罷工在本質上就是對付資本主義剝削的利器,外力的支持不過是錦上添花而已。反過來說,罷工要勝利就一定要先有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那些僅維持一天半天旨在做騷的「罷工」,可謂本末倒置。

歸納起來,今次紮鐵工潮具備兩個不可忽視的突破:
  1. 這是一場由基層民眾(不是政治團體、已科層化的大型民間組織,或少數的知識份子與小布爾喬亞)團結發起的運動。
  2. 這是一場從根本上對資本主義體系有實際影響的反抗。

以上任何一個特徵,在回歸後的香港社會運動當中都十分罕見。自2003年開始的大型七一遊行,2005年底的反世貿示威,乃至近年的天星皇后保育,這些被人大書特書的矚目事件,認真算起來沒有一件合乎上述資格,足見今次工潮蘊藏著的希望如何珍貴。

希望就在眼前,但作為局外人,基關組的朋友和我都不容易找到介入的位置。代替紮鐵工友提出訴求不獨在倫理上不道德,現實上亦不可能,我們能做的只有認清工友有甚麼訴求,並加以配合。(注二)

再來的問題是,工友的共同訴求究竟如何產生?這個「共同」又是否真的存在?難得初次團結起來上街,若說他們三兩天內已凝聚成一個大有理念的群體,未免難以致信。如果要這場運動持續下去,怎樣促進工友之間的意見交流,並在交流裡建立群體意識和共同訴求,繼而成立工人領導的工會,甚至香港第一個勞動黨等等,都是必須面對的課題。總而言之,除了工友的工作辛酸和訴求內容,我們還得搞清楚他們彼此如何聯絡、從何得知罷工的消息、對工會有甚麼觀感和期望。有了這些資料,方能踏實地思考下一步該怎麼走。

方針既定,我們決定其後數日輪流前往罷工現場,訪問紮鐵工友。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與其擁抱想當然爾的陰謀論,不如乾脆落區認清真相。


上陣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因工作關係,諸事纏身,攜同學生抵達土瓜灣天光道地盤一帶,已是下午四點半,恰好是當日罷工工友解散的時間。只聽離開現場的工友邊走邊罵「曾蔭權政府冇撚用架」,正想過去打探究竟,卻看見基關組的史葛和Ronald遠遠走過來。詢問了一下罷工的情況,得悉工聯會不知怎的封鎖了地盤,禁止與工盟以至泛民主派有關係者靠近,Ronald不過跟隸屬社民連的寶瑩在場外打了個招呼,即被工聯會列為不受歡迎人物驅逐。驅逐了工盟勢力,跟扎鐵商會還有勞工處的談判卻寸步不前,談了一整天,工人「日薪950元」的要求依然未有著落。據悉工聯會將工人的要求當成開天殺價落地還錢伎倆,以為可以用來討價還價,私下與商會談好加薪至850元,以為這樣就足以擺平事件。殊不知工人打從一開始就揚棄講價邏輯,950元其實是他們的底線。工聯會秉承一貫黑箱作業風格,撇下工人自行其事,結果上得山多終遇虎,一發不可收拾。

政府的嘴臉更加惡形惡相。勞工處事務代表鄭惠瑜臨走前向工人丟下一句「人生係未必每事都如意嘅,有幾多個係可以每事都如意呢」。大佬,你是勞工處代表,不是資方代表,幫不了勞工爭取調整薪金是你失職,與人無尤,現在竟然用一招摩登版「何不食肉糜」怪責工友期望不當?或許鄭小姐也知道自己出言不遜,據吳志森在港台節目《自由風自由PHONE》所述,這一小團刺鼻氣體是她躲在車裡用擴音器放的。誠如工友所言,曾蔭權政府的確無用,鄭惠瑜的表現是其一,政府統計處的失實統計是其二。它聲稱現時紮鐵工人的平均日薪是1130元,但實際上絕大部份工人(還要只算人工最高的師傅級)收到的只有這個數目的一半左右,或更少。之所以造成這個驚人誤差,皆因統計處純粹選擇計算判頭開出來的價錢,無視大判二判三判在中間吞了多少錢,愚蠢的程度就像企圖以批發價在7-eleven買一罐啤酒。無法對應現實的統計,就是無用。

第一次去現場來不及跟工友聊天,惟有翌日再戰。八月十四日,星期二,發狠起了個早,走上基層大學與古和鋒會合,一齊再闖地盤。十多輛警車泊在各處路口形成圍堵之勢,如臨大敵——若說警察視勞動人民為隨時要準備鎮壓的假想敵,那麼他們確是與民為敵沒錯。不知是否因為害怕工友群起衝入地盤,警察將地盤那一邊劃為記者區,把示威區劃在較遠的另一邊。

一眾紮鐵工友倒氣定神閑,自顧自的抽煙、喝啤酒、看報紙,三三兩兩的聊天。舉目所見,除了寥寥幾個工盟幹事之外,全場都是黝黑粗壯的中年大叔,我們三個二十多歲的小子顯得十分異相。正煩惱著不知如何打進他們的圈子,阿古已經向一位五十多歲工友攀談。這下子好了,紮鐵佬大多豪爽,話匣子一打開就樂意跟你談下去。大叔在七十年代從大陸游水偷渡來香港,當紮鐵佬一當就是三十年。憑著這份工作,在香港娶了老婆,買了樓,生了孩子,現在兩個孩子都大學畢業,出身了。看上去似乎是典型的「香港發跡故事」,卻經不起現實的鐵錘一敲。

「阿叔你兩個兒子都出身了,負擔應談比較輕吧?」我嘗試插口。

「是呀,負擔是輕了,但現在一工(日薪)只得六百塊,市道又比不上九十年代,每個月通常只有十幾日工開。要維持家計的話,一個月最少要賺一萬五千。」大叔一口氣說完。這些每一天都要應付的難題,早已熟口熟面,犯不著慢慢心算。

「人工低固然麻煩,據說紮鐵這一行經常有人被工頭扣掉強積金供款,打工的連老闆那一份供款也要一併支付,你中過招沒有?」

「有呀,還好我去投訴之後就沒事了。做紮鐵沒有退休金,都不知道怎麼養老,很麻煩。」

收入低於家庭支出,退休金不存在,強積金似有還無,老來不領綜援已是萬幸。我用視線繞場一週,幾百個示威工友當中接近一半已屆知天命之年,要煩惱的人恐怕多的是。

這不單是上一輩要面對的問題,也是年輕人的問題。參與罷工的紮鐵佬,沒有一個貌似三十歲以下,四十歲以下的也不多見。無他,如果你自己是做紮鐵的,你也不敢勸你的子侄入行。

「九七前,一天做八個小時,賺一千二百塊,還有兩次飲茶休息時間,現在人工減半,一天隨時做九個小時,越來越難做。」

別以為一天工作九小時不算甚麼,先別說紮鐵是嚴重體力勞動,光是在烈日之下曝曬九個小時已經要命,據說個別工友每天花在買水喝的錢甚至高達四十元。某些不知是沒常識還是沒良心的評論用「九七後物價普遍下降」為由反對紮鐵工友加薪,呵,恕我不曉得市面上哪牌子的蒸溜水售價在這十年內像工友薪金那般被打個五折,更別說車費電費煤氣費大中小學費了。

「甚麼政府高官,一點用都沒有,只會擦大陸鞋!」一位口沫橫飛的工友大叔見我們談得興起,也加入戰團:「以前九十年代好景,紮鐵這一行有很多間做大判的公司,後來市道一差,做大判的只剩曾燈發(注三)他們一兩間,就為所欲為拼命壓價!」

轉過頭,望著他嘴角冒泡,一臉不平的模樣,大概受了不少冤屈。「阿叔你被人減薪減得最厲害的一次,減了多少錢?」

「屌那星,他們五十塊五十塊的減,一年可以減四、五次人工。我被人減得最厲害的一次是二百元。」大叔將手擱在鐵馬上,繼續道出玄機:「儘管我們是收日薪的,但是哪天地盤早收工,他們就突然按時薪逐小時扣回人工。我們加班做多一個半個小時,卻從來不會賺多了。」

也就是說,減薪既有明顯的也有隱藏的,而無論明顯抑或隱藏,都是在大判寡頭壟斷下的更形猖獗的剝削。

剝削的形式既有減薪,亦有拖糧。「我試過兩個月出一次糧,三個月出一次糧。」他用下巴指一指對面的地盤:「這一間公司人工低,出糧在行內倒算是比較準時的。」

此時一個較年輕的工友走過,笑著加了一句:「我試過四個月出一次糧!」

三個月出一次糧,已是勁歌金曲季選;四個月出一次糧,我應該用甚麼形容?在大學讀書一個學期?

驀地,李卓人快步走進工友中間,一面走一面打氣,有線電視的記者扛著攝錄機一路追著他。我對這種媒體騷沒興趣,跟古和鋒稍稍交換了訪談所聞,接下來看見一位相貌詼諧的胖老兄在附近晃來晃去,我們又跟他聊起來。

提到買水費用一日四十元一事,他滿臉捉狹的奸笑:「隨身帶一個水樽,去茶餐廳叫他斟水,他會不答應?」窮則變,變則通;我們是窮人,所以要變通——胖老兄一再將這句話掛在嘴邊。

對待工衣、安全帽等安全裝備時也是一樣。根據法律,雇主是有義務為工人提供安全裝備的,然而一旦裝備損壞,實際上卻不乏要求工人賠錢的雇主。「安全帽壞了,順手拿隔鄰那一個去用不就行嘛!」

一位較年長的工友走過來拍拍胖老兄的肚皮:「叫你別和家裡的狗爭狗糧吃,吃得你那麼胖!今天送我一份報紙行不行?」聽了兩個老頑童嬉鬧一會,才知道胖老兄還在觀塘經營報紙檔。

「這幾年開工不足,手停口停,不想其他辦法怎麼行?」胖老兄在九十年代市道最好之際入行,當時與現有的落差有多大,想必有切身感受,況且他家裡還有三個年紀尚幼的女兒。

旁邊的年長工友入行三十多年,現在也要靠駕駛貨van幫補。年紀大,做紮鐵這一行不辛苦嗎?胖老兄搶著說:「十個紮鐵佬,九個傷腰骨;剩下的那一個傷在其他地方。」雖說只是四十出頭,胖老兄的腰骨已不容許他蹲下紮樓面。

老工友遞出左手,讓我看看他的姆指和手腕。「這是骨刺,治不了的。」

可以申領工傷賠償嗎?「可以,不過申報之後勞工處會有紀錄,老闆看見你有舊患,就將你列入黑名單,不會聘用。我見過有人被閘鐵機夾爆手指,第二天還是照樣回地盤開工。」胖老兄說得繪影繪聲,十分嚇人。

到了中午,與古、鋒二人到附近的茶餐廳午膳,並綜合大家的訪問結果。鋒發現有工友說來罷工的多是因為收到電話通知,消息傳遞主要是靠工人在電話裡一個傳一個。我不像鋒那般覺得工友對關於工會的話題展現戒心,但現場對既有工會的歸屬感卻顯然不強,工友不見得熱烈和應工盟中人喊的口號。他們政治立場(這裡指香港所謂的主流政治,即「親中—泛民」的二元對立)亦不一致,固然有人在訪問裡表示不滿政府親中,但也有個別人士對在早上出現的長毛喊「長毛仆街」。如此一來,大致可以印證星期日晚上的推論,即是次罷工由工人主導,工會影響力是次要的。

擁有紮鐵職工會的工聯會放手,沒有紮鐵工會的工盟剛剛接手,會出現一段工會歸屬感的空白期,是可以預料的。紮鐵工友的心日後傾向哪一邊,或是會否自立門戶,都有待觀察。

最後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紮鐵工友無疑是受剝削的一群,卻不是最受剝削的一群,這正是今次大規模罷工之所以能夠爆發的秘密。紮鐵工友在地盤相見,同一個蛇頭(行內對工頭的稱呼)又帶著好幾個工友接工作,大大小小的群體由此形成,彼此交流消息,這些人際網絡平日令工友清楚大家身受甚麼待遇,有事時則可以用來動員眾人發起工潮。相對的,一些工種的工友之間幾乎沒有人際網絡可言,同一個屋邨裡負責替不同座數倒垃圾的清潔工大多互不相識,容易被雇主孤立起來壓價,卻難以合力反抗。再者,紮鐵工友年齡偏高,縱有家室之累,仍是以子女已長大成人出身者居多,家庭負擔少了一截,更能無所顧忌往前衝。

我這樣說,純粹是指出罷工的形成有其客觀條件局限,無意用「有人比你慘」否定紮鐵工潮的合理性。那些一邊搬出「鬥慘邏輯」一邊幸災樂禍的傢伙,那麼喜歡看見別人的工資race to bottom,何不自己衝入地獄底層?



注釋:
一.
 理論上,其實任何一種能夠阻截生產因素(factors of production)供應的手段,都是談判桌上的有效籌碼。罷工阻截的是勞動力供應,而早期工業史中出現的盧德運動(Luddism),則透過選擇性地破壞機器以至原料中斷主產。故此,誠如霍布斯邦在《非凡小人物》一書指出的,盧德運動不是工人盲目而狂熱的發洩,它是十八至十九世紀初期工資談判裡的重要環節。
二.
 所以,這篇文章的題目是紮鐵工潮「旁觀記」,而不是「參戰記」。
三.
 據壹週刊稱,曾燈發包辦了全港四成紮鐵工程。

(未完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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