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February 28, 2007

未完的贖罪

(急就章之作,前後論點連貫不佳,大雜燴炒成一碟,各位將就著看罷,唉。)


未完的贖罪
——評《經濟殺手的告白》


全球化的特徵之一是通訊發達,貧窮國家的慘狀透過傳媒輕易暴露在我們眼前,但這並未促進我們對貧窮成因的理解。捐一點錢,簽一個名,當作即時消費滿足良心,一切交由跨國慈善機構專人處理,之後繼續行街睇戲食飯唱K,tomorrow is another day。Another day?當全球每天都有兩萬四千人死於饑荒,日日如是,新的一天到底有多「新」?

要停止這個苦難輪迴,我們必須詢問貧窮的成因。是因為窮人好吃懶做嗎?不是,本地清潔工人一天做十多小時,時薪卻可以跌至個位數字,吃兩個麥當勞套餐已花掉半日薪水。是因為天然資源貧乏嗎?不是,塞拉里昂盛產鑽石,一無所有的香港卻坐擁比它高三十七倍的人均收入。是因為基礎建設不足嗎?也不是,拉丁美洲一眾國家在六、七十年代修橋築路全速工業化,現在卻落得債台高築。超乎通俗的想像,柏金斯(John Perkins)《經濟殺手的告白》裡說的,是另一個關乎全球經濟分配的故事。

殺人不見血的經濟殺手

柏金斯沒有顯赫的家世,沒有高不可攀的學歷,像他這樣平凡的商科畢業生,每年在美國的產量數以萬計,可是他後來卻跟巴拿馬總統談判,替沙地阿拉伯王族扯皮條,與伊朗反政府分子密談,三十出頭就幾乎成為富豪。人生變得多姿多采一如占士邦,皆因他當上了經濟殺手。

殺一個人是罪犯,殺一百萬人是英雄。經濟殺手出入頂級酒店,會見達官貴人,無人追究他們的所作所為,不代表他們沒有殺傷力。經濟殺手的任務是以發展之名搾乾一個國家的財政,逼使它附庸於美國。像作者柏金斯就效力於一間國際顧問公司,掛著經濟學家的名銜對各國經濟增長作出誇大預測,以此游說它們的元首為了這些子虛烏有的「經濟增長」進行相應的基建,例如發電廠和道路網。大興土木需要兩個條件,一是錢,二是技術,經濟殺手要各國政府向世界銀行借錢,再用這筆錢支付接手基建的美國工程公司,貌似一次滿足了兩個願望,真正動機卻是令那些國家為了不會實現的經濟增長負債至瀕臨破產,屆時作為債主的美國要訂立不平等貿易條約也罷,要在海外興建監獄和軍事基地也罷,這些國家都不敢反抗。最陰險的地方是,上述舉動打著援助貧窮國家的名號,實際上連一毛錢都沒有流出美國本土,只是金融機構和私營企業之間在帳目上玩著左袋交右袋的遊戲,而各國就在遊戲中莫名其妙的成了債奴,必須千秋萬世向美國進貢。

如果視之為一場權謀力學遊戲的勝負,「搾乾一個國家的財政」聽起來並沒有甚麼大不了,然而一旦形諸現實,就不難明白有多恐怖。欠債還錢,錢從何來?柏金斯以厄瓜多爾為例,它有一半的政府預算須用來還債,分配給赤貧人士的資源僅有6%,但這個階層卻佔全國七成人口。為甚麼全球每天有兩萬四千人死於饑荒?原因之一就在這裡。

沒有主義的帝國主義

柏金斯稱呼美國建立全球帝國的體制為金權政體。現代帝國不一定時刻依賴船堅砲利南征北討,但它與歷來帝國一樣殘民自肥,中央剝削邊陲,附庸國為宗主國提供廉價原料和出口市場,中央權力精英與地方傀儡領袖——如智利的皮諾切特、伊朗遜王巴勒維、菲律賓的馬可斯,乃至最近被處決的侯塞因——坐地分贜。同時,位處中央的金權政體在政治與經濟兩個場域的人脈高度交集,國務卿退位後擔任財團主管,跨國工程公司總裁退位後擔任副總統(如切尼),布殊家族本來就是石油販子。此情此境,與其說是官商勾結,不如說是官商同體。一個問題被突顯出來:究竟是政府主導商家,抑或是商家主導政府?

對於政府與商家的關係,有兩派廣為人知的看法。一派是凱因斯主義,主張政府是帶動經濟增長的利器,投放公共開支促進發展才是正道,政府主導經濟;另一派是新自由主義,認為政府應該放棄干預市場,經濟方可一飛衝天,商家主導國計民生。

兩派思想明顯有衝突,哪一邊才是正確的?對帝國擴張而言,兩邊都對。凱因斯主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大蕭條後興起,到七十年代初柏金斯出道當經濟殺手之際餘威仍在。凱因斯主義強調政府在經濟發展的角色,據此衍生出來的發展理論將全球分為「已發展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後者應該效法前者步上工業化和都市化之路,否則就叫落後。在這種氛圍下,柏金斯等經濟殺手慫恿各國政府發展基建,得出將之推進債務地獄的方程式。到這些政府債務纏身,既無餘力搞甚麼鴻圖大計,又不敢對美國債主說不的時候,新的剝削形式就登場了。踏入八十年代,以美國的列根和英國的戴卓爾為首之新自由主義嶄露頭角,逐步削減國內福利之餘,對海外國家則要求開放市場予私人企業——歐美的私人企業。失敗的工業化和都市化令農民流離失所,光是建一個水壩已足夠淹沒十多條村莊,這批遊民恰好為跨國企業提供了大批廉價勞工,開放市場是經濟殺手的第二波攻勢。

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的就是好貓。同理可證,不管是凱因斯還是新自由,能擴張帝國版圖的就是好理論。主義主張只是粉飾太平的工具,從來都不是重點,重點在於帝國的利益,而帝國的利益集中在資本家手上。官商是同體的。

國族想像的功用與局限

柏金斯撰寫《經濟殺手的告白》,儘管是為美國的惡行懺悔,但其視野卻是美國中心的。在印尼目睹河流上游有人便溺,下游有人沐浴,諸如此類的貧窮慘狀讓柏金斯良心不安,而他的良心楷模是華盛頓、傑弗遜等美國獨立英雄。他似乎相信有這樣一種美國精神,並打算用這種美國精神呼召他的同胞:我們美國人本該抵抗而非促成帝國主義,就像過去藉著抵抗大英帝國而獨立一般!

這個觀點不壞,卻遮蔽了一些事實。薩依德老師說過,語言是註定被據用的,當「我們」一詞被用來指涉「美國人」時,難免將「我們」與受害國家的人民分隔開來。柏金斯回應美帝霸業的方案很簡陋,他只是呼籲同胞廣傳書中訊息,揭露金權政體的腐敗。下一步該怎麼做?不知道。如何與被壓逼的人民結連?不知道。除了讓他的書更暢銷之外,廣傳訊息還有甚麼實際效果?不知道。脫離經濟殺手行列之後,柏金斯不錯有到訪拉丁美洲接觸身處困境的原住民,但這僅屬他的個人經歷,不屬於勞動人民大團結的計劃。他的思維依然傾向精英主義,期盼各國憑空掉下一個清廉愛民的領袖,從未表達過普羅大眾可以做甚麼。所謂的普羅大眾,包括窮國人民,也包括美國平民。相比要輸出革命的哲古華拉,他還差得遠。

若要梳理各國人民的關係,國族歷史比國族神話來得有用。美國從立國起就提倡平等與解放,《獨立宣言》在1776年高呼「人人生而平等」,但種族平權要遲至五十年代民權運動才見起色,彼此相隔幾近兩個世紀,首次准許黑人與白人同校讀書之際,還得出動國民警衛軍護送黑人學生,免遭反對者襲擊。在此之前,「平等與解放」只限於白人,而他們的繁榮頗大程度上建基於剝削黑人。類似的情況亦見於其他西方國家,議會民主成立初期,女性並沒有投票權,工人階級也鮮能享受福利。待西方國家好歹在國內發展出相對平等的公民權,它們又得靠剝削甚麼人來維繫繁榮?矛頭於焉指向海外。換言之,局部的平等與解放,需要另一方承受剝削和壓逼,觀乎歷史,這是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帝國擴張只是它到達某階段時的表徵。

如是者,要達致全球的平等與解放,可能必須找出一套取代資本主義的制度,不得拘泥於國族疆界。問題是,倘若揚棄了國族的想像,柏金斯的良知會否那麼容易被喚醒?國族、宗教、家庭等等場域代表社群的規範,失去這類圖騰之後,只剩個人私益計算的傢伙是否更難反抗資本主義?

不要做好呢份工

或許,我們可以參考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見解。二次大戰後,她旁聽了納粹幹部Eichmann的審訊,她注意到此人對屠殺猶太人毫無感覺,一切只是執行命令按章工作。阿倫特認為這種人云亦云安於崗位的麻木乃「平庸之罪」,罪不在於針對某個種族,而在於放棄思考,泯滅人性,這是對普遍人類的罪。以柏金斯為例,為了追求成功感與生活保障,他擔任經濟殺手期間多次拒絕自省,用「我不做也會有另一個人做」之類的藉口搪塞過去,天天靠著行騙、恐嚇等手段履行任務。放眼香港處境,平庸之罪也俯拾即是。工程師的職責是建好高樓大廈,不是考慮朗豪坊與旺角租金飆升的關連;廣告人的職責是包裝商品形象,不是計較油魚鱈魚的分別;學者的職責是在期刊出論文,不是追問贊助自己做研究的資金是否乾淨。連曾蔭權選特首也要高呼「我會做好呢份工」,可見職責至上的倫理在香港紮根有多深,工作內容本身是否合理卻乏人過問。搵食啫,犯法牙?

平庸讓我們視而不見。我們的罪未必成就美帝霸業,卻同樣造就資本主義的剝削,不過今次剝削的可能是新移民,是內地人,是南亞傭工,是身邊的你我他……

好了,若說特定種族的苦難能夠反映人類普遍的罪,反過來說,特定國族的義舉也能夠反映人類普遍的美善。甘地是印度的聖雄,也是全人類的聖雄。美國獨立運動的許諾,法國大革命的憧憬,何嘗不是全人類的資產?將美善和罪惡囿於一時一地,往往帶來歧視和特權,資本主義之下的不完全解放是一例,挨過屠殺的猶太人轉身屠殺巴勒斯坦人又是一例。衝破了這界線,反抗資本主義就有超越國族的道德基礎。剩下來的,就是行動方略,以及持續不斷的毅力。

贖罪之路,還長得很。
PS. 感謝你的誕生,讓我們有緣在這片大地上相遇。生日快樂!

Tuesday, February 20, 2007

豬年迎鼠


年初二出門,看見樓下有一個小小的紙袋擱在牆角,倒也不以為意,轉過頭就快步離開了。到深夜歸家,發現熊貓貓還沒睡,走過去逗牠玩,只見牠的視線一直沒有離開紙袋,虎視眈眈的從袋口盯著裡面的東西。我探頭一看,哇,原來是兩隻蒼鼠!難怪這傢伙雷劈也不走開了!

鑑於熊貓貓曾有虐殺麻雀的嫌疑,我忍不住搔搔牠的頸,一面摸著牠背脊一面向牠說教。「喂喂,大家都是地球上的朋友,手下留情好喎。」頓了一頓,又道:「……雖然今晚才在吉野家吃了一碗牛肉飯,我這樣說可能有點偽善啦……」不曉得熊貓貓是聽懂了還是嫌我囉嗦,縮了縮頭捲成一團,不再盯著紙袋。嗯,很好很好。但回心一想,就算熊貓貓果真賣我這個大型貓科動物星座的帳,由得那兩個小子呆在室外,入夜天氣一冷,不命喪貓吻也難保不會凍死,尤其小動物的體溫流失特別快……儘管腦袋一瞬間閃過「又不見你會可憐『不可愛』的生物」這個質問,我決定先把兩隻蒼鼠帶回家再算。在那一刻,真正的關鍵只有一個——to save or not to save, this is the question——企圖用任何高大空的思辯掩蓋眼前這個抉擇,都只能算是逃避。

小心翼翼的將紙袋捧起來,走進電梯,兩個本已睡著的小朋友甦醒過來搔搔刮刮,隔著紙袋傳來牠們的拍打和體溫,不錯,似乎蠻有精神的。嗅到袋裡木屑的甜香,卻嗅不到排洩物的異味,還不至令人厭惡。靠近一看,紙袋上寫著「請好心人收養可憐的鼠鼠」(見上圖),唉,棄主先生/小姐,如果你真的覺得這兩個小鬼可憐,又何苦遺棄牠們?

回到家裡,將紙袋放在不受風寒的灶底。由於從來沒有飼養蒼鼠的經驗,不曉得該餵牠們吃甚麼,憑著模糊的常識在廚櫃翻翻找找,最後用門牙咬碎了一顆果仁,丟給牠們當應急糧食。再怎麼說,將蒼鼠養在家裡並非長久之計,老媽子有嚴重潔癖,對任何在地上走動的非人類生物極度反感,家裡素來嚴禁養寵物。幸好辦公室裡有人養了兩隻蒼鼠,翌日把這兩個孤兒仔帶回去暫時安置,大概還可以罷。再怎麼說,辦公室用來養蒼鼠的膠箱總比紙袋寬敞得多,不會害牠們關在一吋半乘五吋的空間裡患上幽閉恐懼症。屆時原居民和新移民會否打架?唏,會又如何?我的說法是,與其被貓爪蹂躪至死,跟同族在公平決鬥中戰死更有作為戰士的尊嚴。非常時期,男孩子別計較太多啦,哈。

翌日起床,一如所料的聽見老媽子大呼小叫,一時嚷著有蝨,一時嚷著有菌,不過她還是很好心的張羅膠杯讓蒼鼠喝水,又問我要不要餵牠們吃生菜。撕了兩小片菜葉給牠們拿著咬,在陽光下慢慢觀察。兩隻蒼鼠都很瘦小,大概年紀尚幼,但彼此的體型依然略有差異。體型較大的那一隻搶食物略快一點,喜歡壓在體型較小的那一隻身上睡覺。上網查了一些資料,發現蒼鼠為了抵抗體溫喪失,有挨在一起睡覺的傾向。連挨在一起睡覺都行了,應該不會為了爭地盤動輒大打出手吧……應該……

帶大鼠小鼠回辦公室的路途上,為免牠們因搖晃而不適,我不敢施展輕功,盡量走得四平八穩,經過公園時還停下來讓牠們稍作休息。可惜牠們終究還是暈車浪了,其中一隻在半途尖叫一聲,反著肚撒了一泡尿,哎呀呀。待走進辦公室,大鼠小鼠已暈個天旋地轉一動不動,正擔心牠們有事,一把牠們從紙袋放進膠箱,這兩個傢伙又生龍活虎起來了,吁,真教人揑一把汗。既在臨時居所安頓下來,就跟各位分享一下牠們的丰姿吧!



(鑽進膠瓶子的大鼠)



(躲在牆角的小鼠)


曾聽過有報導指香港人喜歡購買應節寵物,兔年一窩蜂養兔,狗年一窩蜂養狗,熱潮一過就紛紛棄如蔽履,教愛護動物人士在一旁瞧得頭皮發麻。我不是甚麼愛護動物人士,只是一個沒人瞧見時會在街上跟小動物打招呼的神經漢,然而對那位蒼鼠棄主也實在不敢恭維。縱是撇除倫理問題、人道(鼠道?)問題不談,只要多養那兩個小朋友一年,明年鼠年來臨牠們就是萬眾寵兒了,那不好嗎?新年流流將牠們趕出街喝西北風,嫌不夠大吉利是乎?或者你有你的苦衷,假如你在茫茫網海中看到這篇文章,請在此留言,我期待一個完整的解釋。

無論如何,若各位有飼養蒼鼠的心得,又或者希望領養這對孖寶,歡迎多多發言,多多聯絡。感謝幫忙!

Thursday, February 15, 2007

好人與情人

情人節剛過,說些應景的。

去年路經城大,目睹民主牆上一幅大字報,呼籲同學努力自我營銷,博得情人青睞。除了字裡行間的市場學用語,教人印象深刻的是當中一個比喻——哪管你是真材實料的純綿衛生巾(注一),人家不知道的話根本沒用,所以好好包裝,找林嘉欣來賣廣告是必要的!

這種說法有它的道理,愛情源自認識,認識源自接觸,沒有機會接觸說甚麼都是多餘的。但相比這個,它背後的買賣邏輯更讓我感興趣。所謂買賣,指的不僅是我們為了打扮成開屏孔雀拼命消費帶動經濟,也是指愛情關係本身變成了買賣關係。在買賣關係的倫理裡面,講究的是明碼實價,銀貨兩訖,假如付了鈔卻收不到貨,就是違反合約精神,大可抱怨。近年在網上社群興起的好人文化,或多或少跟這個相關。

簡單來說,「好人」泛指那些付出良多,卻得不到女生感情回報的人,示愛之際每每收到「對不起,你是個好人」之類的回絕,被回絕的過程稱為收「好人卡」。有好人,自然有作為對比的壞人,壞人就是那些不勞而獲,明明沒做過甚麼卻可以左擁右抱,始亂終棄的傢伙。自憐和妒恨經常是一體兩面的,以此為軸心的好人文化產生了「好人當工具,壞人當陽具」這個響噹噹的金句,再加上這幅MSN圖片佐證,一時群情洶湧。

好人文化植根於買賣關係的倫理:好人之所以可憐,皆因他們付出了卻得不到回報;壞人之所以可惡,皆因他們不付出卻坐享霸王餐。一種擬似被剝削者與剝削者的關係即被描繪起來,結果招惹外界一些反動,攻擊他們只知自憐不知自省,純粹是一群無力將女生追到手(尤指未能成功搞上床)的廢柴(注二)。這些攻擊嚴格來說不過是抽離處境、一竹篙打一船人的抹黑,畢竟現實上有伴相隨者的確不乏人渣敗類,不見得比好人高明,可是批抨者卻點出了一個問題:一旦被剝削者獲得站起來的能力,他們會否搖身一變成為剝削者?好人到底是不是羽化前的壞人?說到底,儘管好人標榜自己純潔忠貞,「壞人當陽具」這句不平之鳴卻可能是Freudian slip,反映他們心底裡亦以性關係作為一段愛情的終極目標(注三),動機跟壞人一模一樣。

更重要的是,好人與壞人爭持不下,箇中情狀跟舊資本家和新資本家的互相攻訐有著出奇的對稱性。好人斥責壞人狡計偷心不守承諾,壞人嘲笑好人遲鈍呆板不知機巧;同樣的,舊資本家斥責新資本家不擇手段貪得無厭,新資本家則嘲笑舊資本家墨守成規不懂搬走別人的芝士。誠然,若說感情生活和經濟生活一樣,都需要穩定和保障,那麼好人無疑比壞人優勝,就像福特主義比新自由主義可取一般。問題是,感情生活和經濟生活本來就不應等量齊觀。好人也罷,壞人也罷,兩者皆同樣把追求對象定位為某種貨物,要爭論的僅僅是貨物用甚麼準則分配,以及分配給誰。理所當然的,貨物是私有財產,其所有權是獨佔的、排他的,壞人弄到手的女生不會讓好人染指,待哪天好人真的追到了一個女生,大概亦不會容許旁人接近。好人壞人和新舊資本家之間的對稱性,在於他們全部都擁抱私有產權論,並以一己利害得失為思考出發點。將人視為物件並私有化之,果真合理嗎?斤斤計較得到多少回報,愛的是對方還是自己?

好人文化的成員目前多為男性,非常缺乏女性聲音,一方面是因為參與網上討論者以男性為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女性作為追求者的個案雖然日趨普遍,但在主流論述裡卻仍然不常見。好人壞人之爭偏向剝奪女生主體性,將她們物化為私有財產,或者也是這個緣故。然而,歸根究柢這並非女性主義課題,別忘了,在側田高唱《好人》之前,我們早就有方力申、鄧麗欣合唱的《好心好報》。好人文化本質上是男女通用的,換言之,物化和私有化是男女都要面對的愛情畸態,男可以獨佔女,女可以獨佔男,也可以互相獨佔——「互相獨佔」這個概念可沒有隱含甚麼矛盾,買賣就是互相交易,但絲毫無損私人產權。借用友人在Xanga的一段文字,情況就十分明顯:

我想愛的是一種互不佔有關係。

小葵問我:「那你想怎樣?」我當刻沒有回答。

我愛你我跟你在一起我就快樂。
我愛你你跟她在一起我會不快樂。
於是你不可以跟她一起。
也就是說,我給了錢(所謂愛),然後你收了錢(接受了),那麼你便是我的。
至少身體是我的。只有我才能夠享有的。
若然你和別人造愛,那就是出賣了我的私有權。
你是淫蕩的,可恥的。

愛是甚麼,竟然如此令人討厭。
這不是愛,這只是購買。

必須補充的是,私有產權不限於肉體,精神也包括在內。好人們啊,要是你們愛得真誠無私,請接納多元關係,不必妒恨他人。好人們啊,要是你們愛得真誠無私,請持守騎士道,不要多求回報。想得通透,情人節總會快樂。


注釋:
一.
 衛生巾質料好壞我不懂,只是如實引述大字報作者所言,說得不對請別打我。
二.
 基本上,這類批評者的固定模式是自抬身價,例如在未經實證下放言好人皆屬不懂女性心理的莽漢,老子有伴是因為老子世故體貼。為了抗衡貶低有伴者的好人論述,有伴者自抬身價可謂意料之中的條件反射,然而這同樣不見得合乎事實。(有伴者就等如體貼女性的話,哪來這麼多家庭暴力?)最大的問題是,上述批評者就像《傑出華人系列》一樣,習慣將成功歸因於個人特質(如我努力、我成熟、我體貼),徹底無視環境因素(如年齡、社交圈子、文化差異),解釋能力欠奉。
三.
 我不認為有了性關係愛情就不再純潔忠貞,哪管是婚前性行為還是飯前性行為都一樣。文章這樣寫不過是順著一般好人文化的思路。
PS. 別擔心,我只是斷罪者,不是處刑人。

Friday, February 09, 2007

拒絕再玩

深夜歸家,冷不防被人迎面而來,故意往肩膊大力一撞。定過神來,只見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男子與三個同夥嬉皮笑臉,揚長而去。那廝對我打量一番,丟下一句「望咩呀,想打牙」。先是一愕,怎麼人竟然可以蠻不講理到這個地步?接著是勃然大怒,亟欲捲起袖子上前拼命。尊嚴遭到露骨玷污固然難以容忍,擺明車馬踐踏理則更是無可饒恕。還好下一秒頭腦已經降溫,硬生生吞下這一口惡氣——以一敵四根本毫無勝算,接下來的日子工作與約會又排得密密麻麻,沒有那種捱官司或者入院療傷的空閒。幹,我忍。

不說我,就說那個青年罷。假如當晚真的打起來,一干人等被抓到警署,你猜屆時他會如何申辯?我敢打賭,他的說辭裡面一定有「玩下啫」這句話。

玩,甚麼是玩?我們習慣將玩視為換取娛樂和輕鬆的儀式,這個觀點誠然不錯,卻忽略了玩的其他面向。玩可以是建構性的,當事人在過程中學習遵守一些社會規範。George Herbert Mead早就留意到"play"一詞在英文裡有「玩」和「扮演」的雙重意思,女孩玩煮飯仔,其實有學習在他朝扮演女性角色的效果。再如「醫生與病人」的遊戲,小孩亦能在角色扮演的過程中,建立對醫生和病人等社會角色的理解。在建構性的玩裡,當事人不僅學會某些角色或價值,有時候甚至可以學習實際技能,例如剛果森林一些原住民部族的小孩平日就以捉魚射箭為樂,這些都是他們族群維持生計的基本技能。

玩也可以是破壞性的,當事人在過程中擺脫日常的社會規範。著眼於社會規範不合理之處的人最喜歡強調這一點。為甚麼女孩就要玩煮飯仔?玩機械人不行嗎?為甚麼女人就要做煮飯婆?做工程師不行嗎?諸如此類的質疑十分有理,畢竟很多社會既有規範無甚合理基礎可言(如性別角色),無謂死守。為了對抗玩的建構性,他們嘗試找出玩對於常規的破壞性。破壞性特徵並不難找,因為玩在本質上就是脫離日常的存在。世上沒有每逢十二點鐘就會抓人的狐狸先生,我們在紅綠燈跟前也沒有一動不動的必要,這些都是憑空捏造的遊戲規則。即使是被視為模仿日常的煮飯仔遊戲,說到底也不過是模仿,參與者不用花錢買菜,「煮食」沒有時間限制,「煮好了」也不必真的吃進肚裡,一切距離日常依然很遠,很遠。

換言之,玩的精粹,就在於創造一套遊戲規則,以之凌駕所有規範。對某些汲汲於取代現有文化領導權,改變現存社會制度的進步人士而言,玩似乎堪作他們達致目標的手段,然而這終究是一種迷信。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玩是對一切規範的否定,在玩的場域裡面,講道理是多餘又無力的,是非黑白全都不重要,惟有遊戲規則才是絕對的神。一旦沒有道理插嘴的餘地,社會改革的倫理基礎價值基礎馬上灰飛煙滅,剩下的只有盲動。童黨燒屍,乃至周幽王烽火戲諸侯,尼祿焚燒羅馬城(注),這些玩耍不錯打破了大量規範,卻不見得生產了甚麼有益天下人的東西。

再進一步說,玩是否真的有能力將人從規範中解放出來?假的。一如前述,在玩的邏輯裡,遊戲規則就是絕對的神,不要問只要信,參與者不過是用一個更切身束縛自己的規範去抵抗其他規範。殺人燒屍之際,童黨成員腦袋裡想到甚麼?不被警察抓到就沒有法律制裁,良心譴責更遠在一萬光年之外,逼在眼前的課題是假如自己力排眾議,就會被朝夕相對的友儕杯葛,甚至有成為下一個待宰祭品之虞。嫌這個例子太極端?那麼我們且看隨處可見的例子。在辦公室說人是非,茶餘飯後談論八卦新聞,是每天在香港上演不下數萬次的戲碼。我們抱著玩的心態參與其中,輕鬆有趣是最高指導原則,縱是明知消息穿鑿附會,仍然樂於以訛傳訛,皆因我們害怕一本正經追查真相就會被視為怪物。在恐懼之下匍匐顛抖堆歡逢迎,直至習以為常,跟要看老闆臉色的打工仔一般無二,這果真是解放嗎?抑或叫奴役才對?

故事到這裡還沒有完結。為甚麼杭亭頓之流的「文明衝突論」恐怖?皆因文明衝突論假設世界由各自封閉的文明割據,每個文明都有獨立的遊戲規則,彼此不能調解只能衝突,直到永遠。玩的邏輯與文明衝突論殊無二致,它以遊戲規則之名製造一個閉鎖空間,不容任何日常規範滲透——日常規範不獨包括性別角色之類的無根教條,還包括普遍的理則。再談講是非和八卦新聞的例子,在這些玩的場合裡,追求真相、推己及人等等普遍理則都被放進雪櫃。否定普遍理則是反人文的舉動,一手斬斷與外界對話的可能。那個青年要把我放進他玩耍的閉鎖空間,只有靠暴力,因為他用自己的遊戲規則否定了外界的道理;如果我要作出回應,也只能靠暴力,因為就算說之以理他也聽不進去。玩的恐怖之處,在於製造封閉,製造對立,回歸蠻荒世界。

研究殖民關係時,薩依德老師提出「對位式閱讀」這概念,同時觀察宗主國與殖民地對同一個歷史事件的詮釋。倘若把對位式閱讀引用到這裡,我們立即可以發現玩的結構與殖民關係一樣,都由兩個群體組成:玩人者和被玩者。所謂的娛樂、輕鬆、解放,從這些角度界定甚麼是玩,說穿了純屬玩人者一面之辭。這些東西都不是被玩者的經驗。當你被悔辱、嘲弄、冤枉,或者身體受到侵害,無論用多合理的理由抗辯皆遭遊戲規則否決,想退出遊戲即被扣上「唔玩得」的罪名,此情此景,你只會感受到暴力與屈從。在玩的結構裡面,除了所有參與者都要向遊戲規則屈膝跪拜外,玩人者和被玩者之間本身就是赤裸裸的權力關係,這是雙重奴役,絕對不是以自由與平等為目標的解放。

繼續仔細剖析,我們會發現玩的結構其實包含了三批人。第一批是遊戲規則的設定者,他們可能在遊戲當中擔任裁判、老大或暴君,也可能不在場(遊戲越制度化,這情況越常見,例如玩大富翁時並不需要大富翁規則的發明者在場)。第二批是遊戲的玩家,他們是遊戲的主角,卻必須無條件遵從遊戲規則,不得異議,大不了只能在有限的空間內對遊戲規則稍作詮釋。第三批是遊戲的被玩者,並非任何遊戲都有他們存在(例如猜拳就沒有被玩者),然而一旦遊戲裡出現他們的身影,這批被玩者不是死物(例如電腦格鬥遊戲裡的角色),就是被物化的人(例如在羅馬競技場廝殺的奴隸)。他們可能知道遊戲規則,也可能不知道,但這不重要,反正物件不用理解甚麼,只要好好服從和運作就行。由是觀之,這三批人在玩的結構裡形成了三重涇渭分明的階級,權力層層遞減。也許有人認為偶爾向遊戲規則低頭,脫離日常玩一玩並非壞事,但這種人畜無害的玩只有在規則設定者缺席,被玩者是死物或不存在的情況下方可成立,否則必然牽涉奴役與屈從的權力關係。

沉溺於玩的人,不少都在玩的結構之下學會適應階級性,繼而視這個階級社會的奴役與屈從為必然。在角色扮演中適應常規,在遊戲規則下顛覆常規,最後又在玩的結構裡適應常規,倒真箇是正反合矛盾統一。玩是解放?將自由、自主、自尊、自律拋到想像的地平線之外,滿心只有奴役他人與甘被奴役,這種傢伙沒有改革社會的資質,卻很適合當資本主義體制的齒輪。

尤有甚者,不管玩的邏輯在理論上可以如何抽離日常社會,參與玩的人仍舊是來自日常社會,身上帶著日常社會的價值。日本有少年手持金屬球棒圍毆露宿公園的失業者,覺得對方哀嚎奔逃的模樣很好玩;2004年,香港有童黨挖空心思以各種道具將「肥英」毒打凌虐至死,棄屍荒野。這是偶然嗎?為甚麼在這些貌似超越常規常理的玩樂裡,參與者不選擇圍毆一個光鮮富豪,不選擇虐殺一個窈窕美女?歸根究柢,現實裡有大量玩樂貌似超越常規,骨子裡卻是複製常規,儀容舉止稍見特異者格外容易成為校園欺凌的對象,明星的性生活格外容易成為八卦雜誌的頭條,這些玩樂恰好強化了主流的常規和禁忌,打壓多元與另類。在篩選玩樂對象的過程當中,玩既複製主流價值,亦延伸了既有的權力分佈,而不是動搖之。我們不會找父母師長一起玩「truth or dare」,光是這個事實,已經說明玩無力從根本上改變權力邊界的劃分。虛有其表的狂野,只是欺善怕惡的遮羞布,不是甚麼進步動力。

初中三年過著被人當玩具的日子,換來人格扭曲情緒崩潰,實在太瞭解玩的野蠻。玩,玩,玩,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玩下啫」?來,夜晚還長得很,玩樂才剛剛開始。假如那個青年硬要將我拖進玩的世界,我會扭斷他的手,踩碎他的膝蓋,用牙齒將他的耳朵連皮帶肉扯下來,用他的身體教導他沒有理則的混沌世界有多可怕,教導他被壓逼的階級是不會永遠啞忍的。殘忍?瘋狂?是的,我完全承認,但玩就是否定一切理則的閉鎖空間,道理是不通用的。要跟我講道理,就得拒絕再玩,先從閉鎖空間滾出來再說。


注釋:
儘管尼祿火燒羅馬、看著大火高歌的傳說非常有名,史實是否如此則未有公論。羅馬史家Gaius Cornelius Tacitus就認為尼祿於大火發生時人在Antium,聞訊後隨即趕回羅馬,開放宮殿和糧倉賑災,縱火之說只屬謠言。



PS. 新仇舊恨重疊起來,這篇東西簡直寫得怨念沖宵。明明要發飆仍然有本事長篇大論一番,算是我的特異功能罷。
PPS. 是為我寫,也是為妳寫,因為我們都沒有年青過。

Sunday, February 04, 2007

編輯生涯原無夢

應江湖朋友之邀,上月開始出任某刊物的編輯。以文字為工作,文字必不自由,在工作上擱下筆桿逾半年,對此依然記憶猶新。這個崗位亦不例外,但相比同類工作,自主性已是出奇地高。再者,處身不自由而掙扎的過程中,往往激發不少寫作靈感,倒不盡是壞事。總而言之,最後還是戒慎恐懼的走馬上任了,一個常備手寫板的無能編輯就此誕生。

最早擔任編輯的經驗,是中三時的班刊製作。當年電腦尚未普及,一切都靠人手進行,抄抄謄謄剪剪貼貼,接著送往附近的影印舖,大功告成。催稿也沒有多大困難,反正作者多是班上同學,天天碰面,絕對跑不掉。中六時做學生會報,除了人手寫字變成電腦打字,出外影印變成校內油印,其餘都差不多。中學畢業後與編輯工作絕緣多年,再度接觸已是豬羊變色。兒戲與實戰不可相提並論,在上一任工作裡,架構一大,涉及的勢力就綜雜起來,刊物方針非由自己決定,寫手人脈操之在人。編輯只是虛名,實際上打電話多於打字,寫文件多於寫文章,如此生涯,一字記之曰悶。

今次又如何?現在重操故業,儘管吃不消四週的二手煙,除此以外暫時大致感覺良好。只要計劃週詳、言之成理,我相信自己提出的稿題應該有望通過。碩大無朋的市場壓力,僵化無聊的官僚規矩,陰濕奇詭的人事瓜葛,在這裡都不是重要考慮。路經英記茶莊,購入四両六安,沏一壺茶一邊辦公一邊品嚐,倒也寫意。

沒錯,我喜歡喝茶遠勝於喝可樂喝咖啡喝啤酒。有這種老頭子口味,證明我已經年紀不輕。現在晨昏顛倒作息不定的工作模式,對年輕人來說也許是一種浪漫,對於我這把老骨頭來說卻是一種折磨。熬夜開會之後腰痠骨痛事小,睡眠不足加速脫髮卻是黎克特制十級事大。一想到搞不好未滿三十歲就要學側田全天候戴冷帽遮遮掩掩,簡直想一頭撞死算了……不過,每逢截稿赴印死線臨近,全艦隊總動員出擊乃事在必行,打仗無分早午晚,豈容臨陣撒嬌。編輯生涯原無夢,既然接下了這份工作,就要有犧牲睡眠的心理準備。

晚上在家的時間少了,意味著深宵寧靜寫網誌、煲長途電話粥的機會不比從前多。無夢的日子,失去了一些樂趣,卻也添了一些戰友。年紀輕輕的同事人人各有專精,教我十分汗顏,更明白自己還有很多東西要學(例如排版),有很多東西則要學也學不來(例如設計美感)。自問是個非常慢熱(或曰遲鈍)的人,花很長時間也未必能夠進入狀況,在摸清環境之前,還得偏勞各位的包容和耐心。

正如很久以前說過的,每逢深夜我就神智不清,再加上臨危趕工,校對成堆稿件時恨不得像空条承太郎那般「オラオラオラ」大吼(看不懂的朋友不妨玩玩這個小遊戲親身體會)。對著電腦哼《國際歌》、《農民歌》、《愛的征戰》,還勉強可以說是社運人習性,無端哼起《刀光劍影》、《十四座》、《賭仔自嘆》甚至《Youはshock》,則只能說是黐線。黐線代表作之一,是凌晨四時半拒絕乘車回家,沿吐露港公路用雙腳走回去。夜露風寒,耳朵被海風吹得冰凍,可以剁下來做涼拌豬耳。

待在辦公地點睡,不錯可以爭取多一點休息,但我就是不喜歡將生活作息緊緊扣在一個地點。需要獨處時間無疑是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想到處走走,做些社區考察。縱使出版的是學生刊物,但學生身份並非與社會割裂——這不是要談「學生有責任承擔天下事」之類的高大空口號,我說的是更根本更趁手的層次。舉個例子,全日制大學本科生的學費不足以支付成本,有一大筆錢是政府補貼的,這筆錢從何而來?是賣地?是削綜援?還是其他?與社會的扣連本來就是自己的存在結構,關心社會不是偉大的救世,而是謙虛地對自己的存在負責。去長沙灣看售價四萬五千元的天台屋,在廟街將嗑藥嗑到幾乎倒在馬路的老兄拉往一旁,諸如此類的體驗與工作並無即時關係,長遠而言卻可能是必要的。

肉體無夢固然不合養生,倘若精神無夢,編採工作淪為異化勞動,刊物將有名存實亡之虞。如何在肉體無夢的環境下沉澱思緒,凝聚方向,保持精神有夢,應該是接下來要學習的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