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rch 16, 2007

市井異聞錄(五)


(好一陣子沒有更新,這次來篇長一點的。)


家裡的電視機勞碌工作十多年,顯像管突然一黑,退休去也。老媽子嚷著要我買一部plasma大電視回來,如果我不買她就自行去豐澤買。見鬼,吾家地方淺窄,梳化距離螢幕不足四呎,要那麼大的電視機幹嘛?觀賞藝員臉上毛孔乎?Plasma電視少說也要四、五千大洋,跑去鴨尞街捧一台二手廿吋普通電視回家,卻只需四、五百塊,足足省了一個零。語未畢,老媽子頓時斥曰吝嗇,說她的要求乃基本需要。

基‧本‧需‧要?聽見這一句,精神上的反應就像《唐伯虎點秋香》裡的對穿祥(谷德昭飾)仰天噴血噴不停。將plasma大電視說成家居基本需要,發現綜援戶上酒樓卻又視之為奢侈,這種雙重標準委實令人費解。

星期一訪問中大老校友,地點也是在某個「綜援戶禁地」。對方畢業那年我才出世,搞過學生會,現在是顧問公司老闆,曾為何厚鏵做形象公關,在商界、傳媒、學術界、教育界乃至大教會高層當中俱不乏熟人,橫看豎看倒轉看都是個所謂的「成功人士」。茶足飯飽之後,他看著我,一臉惋惜的樣子。「我也是個父親,我想家人會擔心你的將來。」頓了一頓,又道:「你現在有沒有關係穩定的女朋友?」

我沒有我沒有沒有,從運氣到信心到天空宇宙全屬某某,未明何處有售。走上了這條路,大不了靠零零散散的free lance工作渡日,除非打出名堂上位(但我全無興趣),或者寄生於大機構(同樣興趣缺缺),否則一輩子註定與豐足安穩無緣。家庭負擔讓不少同道中人萌生怯意,家人伴侶都盼望你飛黃騰達,繼續瀟灑的代價是六親不認,有多少人願意背負這個罪名?

「既然你離開大學之後在基層團體遊歷過,不如考慮去外國闖一闖增廣見聞,留在香港只怕會浪費了你。有需要的話就找我罷。」嘿,說得容易,身無分文,手停口停,哪來資金和時間跑去外國待個幾年,難道你肯借我十萬八萬?你肯借,我也沒本事還。但回心一想,不禁隱隱然心動。也許,即使只是也許,我應該可以有更大發展空間的,不是嗎?叫我去北愛爾蘭接手種族議題,不是很有趣嗎?反正讀了一堆後殖民理論,對宗教事宜又有心得,大概不至於一竅不通無從入手吧……

席散人去,思緒的碎片在腦海中漫天飛舞。

六十年代,美國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大學生發表《休倫港宣言》,放棄學業,前往貧民窟組織窮人

時至今日,美國政壇保守勢力猖獗,新自由主義橫行,有人諷刺地將之歸咎於當年的進步學生不求功名,徒自讓汲汲營營的右翼學生乘機逐步上位。

在地球的另一邊,南韓大學生於全泰壹自焚後受到感動,放下筆桿拿起鎚子,投身工廠組織工人。這條七十年代埋下的伏線終於在八、九十年代開花結果,成為波瀾壯闊的韓國工運。

回顧六八學運,Bourdieu指當年參與其中的激進學生不是受剝削的基層,而多是生活無憂的紈絝子弟,正因為他們生活無憂,才有本錢選讀缺乏工作出路的人文學科。相對的,寒門子弟準備為口奔馳,泰半擠身工科商科。六八學運口號上親近基層,實際上卻與基層割裂。

把時鐘的指針撥回十九世紀,Hobsbawm認為當年法國的上流社會並不介意他們的子侄參與無政府主義四出搞事,皆因那多是年少輕狂,過不了幾年終會「回歸正道」,繼承家業。

飛舞的碎片久久拼不成一幅完整圖象。大學生在社會裡處於甚麼位置?一腳踢開往上爬的梯子,對改革社會有利還是有害?投身運動的人究竟要有甚麼條件,又會有甚麼去向?

上述問題的答案是處境性的,企圖在抽離問題的社會脈絡之下尋求單一法則,或者把一時一地的答案強加於每一個時空,都只能算是一種虛妄——讓我領悟這番道理的不是甚麼大師學究,而是一個貨車司機。

訪問校友翌日,一大清早起床就要跟車送貨。貨車司機是個五十來歲的大叔,在這一行有二十多年經驗,半輩子都在公路上送貨。跟他聊起家裡買電視的事,他說自己最近也買了一台廿五吋的二手Panasonic電視機,才花了五百多塊。「我跟店家相熟,叫他打開外殼看看,裡面沒有燻黑,不是長年使用的家用機。遙控裡的金屬片也閃閃亮亮的,很乾淨。」他笑道:「買了回去,正好讓我放工之後打機。」

作為一個貨車司機,替我從早到晚送貨送遍港九新界,連隧道費在內,要我給的錢還不到六百元。即使一個月開工三十日,月入仍然不夠兩萬元,還要養車,交房租,供女兒讀大學,實在沒有甚麼閒錢,難怪買電視機也得買二手貨。這似乎證實了一般人的眼光,亦即「貨車司機是沒出息的市井工作」。

事實卻不一定如此。車子走到元朗近郊,看著北上落馬洲的貨櫃車,我問大叔可有開過拖頭來往中港。「有呀,八二年的時候我就在開車上大陸了。」他答道。

「是不是當時改革開放,香港人在大陸設廠,你為他們運貨下來?」

「不,要到八四年之後才多了人上大陸開工廠,之前我都是運貨上去居多,像是可樂呀,粒粒橙汁之類的。後來多了工廠,我就運塑膠粒上去,那時候大陸還沒有生產這類原料的技術,要靠入口。」

「現在蛇口有了貨櫃碼頭,生意應該差了一截吧?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令你改行開貨van?」

「我本來就不太喜歡開拖頭,交收貨櫃又要等,手續又麻煩。蛇口那邊的碼頭是李嘉誠的,他從香港派了一批人上去訓練新人搞物流。現在很多香港的行家都不容易討生活。」大叔瞄了一眼地圖,續道:「不過,我在澳洲那邊住了好幾年,沒有在香港續牌,回來之後政府又不肯承認我在澳洲的車牌,討價還價一輪才換到一個輕型貨車牌,現在也開不了拖頭。」

哦?原來司機大叔搞過移民?移民既花錢也花工夫,看樣子他在經濟上也曾風光過。

「八十年代的時候生意非常好,一星期總有幾天忙得連回家睡覺的時間也沒有,算是賺到一點錢。」大叔退還彩雲邨的公屋單位,購買私人樓宇自住,大概就是那個時候。在最豐裕的日子,甚至買過單位放租,我猜那是九十年代初。當貨車司機沒出息?這得看是在哪個社會,哪個時代。至少,在相隔不到一代之前的香港,當貨車司機足以養活一家老少,足以置業,足以移民。

「澳洲人有種族歧視,一聽見你說話不是本地口音,就將你看成異類,書讀得多也沒機會找到好工作。我在摩利臣山工業學院唸書時有個教工程的老師,移民澳洲之後只能去維修電梯。」

那麼大叔在澳洲又做甚麼工作謀生?「我在那邊重操故業,也是當司機。不過這次要穿州過省,車程比香港長多了。」

在澳洲一住多年,儘管在悉尼碼頭釣到三斤多重的魚讓他頗感自豪,但一個人坐移民監的生活無疑沉悶乏味,於是大叔回來香港了。去程在啟德機場離境,回程在赤鱲角機場降落,景物面目全非,各區新樓令他連路也不再認得。車子沒了,車牌沒了,原本居住的單位放賣了,現在要租房子住,正考慮重新輪候公屋。物換星移,不是憑空傷春悲秋一番,我們見證了切切實實的社會向下流動。

駛至加士居道天橋,遠望西九龍沿岸一幢幢屏風樓,我和大叔同聲慨嘆。正當我提到清拆大角嘴杉樹街一帶如何威脅車房和廢紙回收舖的生存,大叔則想起了他在大角嘴的青年時代。「我十多歲的時候在佐敦道碼頭釣過一呎多長的撻沙,現在香港又填海又挖砂的,哪裡還可以釣到這樣的魚?昂船洲可以填海填到從九龍走過去,以前簡直無法想像。」

除了釣魚之外,大角嘴還有他的其他回憶。「當年大角嘴街上有很多小販,叫一碗車仔麵,再來點魷魚,又便宜又好吃。但我最喜歡的還是油渣麵。」

「油渣麵?我也愛吃呀!」自小被蔡瀾的書教壞,從來不怕吃豬油渣。

「真的?」大叔一臉意外,想不到我這個後生晚輩也懂得這種傳統食物。

我舉起幼如竹桿的手臂嘻皮笑臉:「我有本錢吃嘛。」

大叔哈哈大笑,繼續話當年。「以前大角嘴有一個婆仔推著木頭車擺檔,專賣油渣麵,遠近馳名,生意好得一天可以用掉十多桶豬油渣,就是那種白鐵桶啦。後來隔了好多年,我在大角嘴看見一間店舖的招牌寫著『婆仔油渣麵』,進去問收銀的小姐舖子是否那個婆仔開的。她說婆仔已經賺夠錢,在街上有好幾幢樓,一早不用幹這一行了。不過幾十年前的樓價沒有現在那麼貴,也不奇怪。」

反過來說,現在樓價那麼貴,一個當小販的竟然有本事接二連三置業,就是天下奇聞了。

前往紅磡海底隧道途中,路上車輛不停為爭位切線虎視眈眈,大叔喃喃講粗口,罵道:「在香港切線一定不可以打燈,打燈一定切不到線。」

想了一想,他談到在澳洲的奇遇:「有一次我想往油站入油,卻不夠位轉彎過去,後面車輛的司機看見這個情況,叫再後面一連幾輛車子都退後一點,好讓我轉彎,大家都從善如流。香港競爭大,搵食艱難,人人都趕時間,很少有這種心情。以前我替人搬貨,看見拾紙皮的阿婆拉不起她的手推車上石級,總會扶一把,現在的年輕人卻只會當瞧不見。」

傍晚六點,終於收工,品嚐了大叔請我吃的蛋撻和酥皮咖哩角,不好意思再讓他免費載我下山去巴士站。在路上走著走著,思量再三,有些問題說不定曾經不是問題:為甚麼我要為買一台電視機煩惱?為甚麼我要在家人和正義之間掙扎?為甚麼我要糾纏於大學生「上位謀私」和「捨身殉道」的二元對立?在一個司機能夠移民,小販能夠置業,毋須為比別人開快一個車位而爭個頭崩額裂的社會裡,無論你有沒有學位,都不會陷入絕路,總有空間——即使這個空間不大——讓你兼顧社會公義和電視機、家人,以至某程度上安穩的前途。記得Ernest Mandel說過,近二百年的社會運動通常是在經濟起飛而非經濟衰落之際興旺,可能也是這個道理罷。

這不是要我們是古非今,懷念一個逝去的時代,並且忘卻箇中的不義與苦難。比較昨日和今日的差別,是為了追問這個差別的成因,這個成因將昨日和今日扣連起來,也將我們的命運扣連起來。如果我們忘掉這個成因,甚或忘掉昨日和今日有所差別,一味用興趣、志向、呼召等等個人化的理由回應「我該做甚麼」此一問題,到頭來只會迷失。

「我該做甚麼」。就算沒有人來催,總不該擱下人生的論文太久,更何況我那篇論文的進度是連大綱也未完成呢。
PS. 一次挫折只是越戰越勇的契機,我不會違背承諾的。

Tuesday, March 06, 2007

行乞快板

每逢新年,電視例必多了廣告,街上例必多了乞丐。廣告的賀年音樂千篇一律,教人悶得發慌;乞丐的音樂急促快疾,教人無所適從——不用「賣藝者」而用「乞丐」稱呼他們或許有點失禮,只是,當一首鄧麗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被人用二胡拉得荒腔走板,比正常節奏快了好幾倍,實在很難將之定位為藝術。奏樂奏得快,不是為了表現個人風格,而是為了追趕途人的腳步,好讓他們在匆匆離去之前耳朵能夠接收到最熟悉的一段旋律,繼而停下來慷慨解囊。

問題是,為甚麼途人要走得那麼快?在香港住了二十多年,我發現市民甚少為街頭賣藝者留步。一個有本事一面吹口琴一面拉二胡的老伯,叫座力遠遠不及西洋菜街百老匯門口一個露出香肩美腿推銷數碼相機的少女,無怪乎賣藝者寧願淪落為乞丐。乞丐快,途人快,然而這兩種快在本質上是有分別的。

乞丐的快不難理解。快板奏樂的目標非常清晰,就是以最高效率賺到足夠餬口的錢。原理上這跟繁忙時間的麥當勞殊無二致,櫃檯收銀的速度與營業額是成正比的。選擇最有效的手段達成目標,此乃工具理性的精粹所在,過程裡目標貫徹其中,不可遺忘,皆因遺忘了目標也就無法評核效率高低。由是之故,乞丐的快,重點在於對目標的記憶

途人的快又如何解釋?不錯,都市生活忙碌,我們經常趕著上班上學約會開會,行色匆匆是家常便飯,然而這種有目標的忙碌並不足以解釋事情的全部——尤其是我們看見前面有乞丐時才有意無意加速走過的幾步。如果是為了某目標而趕往某地,本來就須走得快,犯不著遇上乞丐才踩油門。這幾步到底代表甚麼?

這幾步可能代表遺忘。衣衫襤褸的乞丐貌甚可憐,不同情他們似乎說不過去,但回心一想又懷疑他們幕後有人操縱,擔心捐錢等如被人騙財,還是留待賣旗時光顧政府認可的慈善機構吧。不過東華三院不是聚集名流闊太沽名釣譽嗎?又有誰保證公益金不會恃著撥款權力欺壓申請資助的小機構……諸如此類的問題構成一重一重又一重疑惑,我們自知並非一時三刻能夠梳理,事實上也不想梳理。這時候,加快腳步就在條件反射下成為了出路。Out of sight,out of mind,踰越了造成問題的根源,問題彷彿消失了,我們隨即從令人不自在的迷混中抽身解脫。

行人的快,重點在於對目標的遺忘。這不是「要自己遺忘乞丐的存在」那麼簡單,刻意要求自己忘記甚麼,等如永遠不能忘記甚麼。忘記交功課的學生毋須逼迫自己非忘記交功課不可,遺忘的要素是不刻意。掠過乞丐身旁之際,我們不會記得加速的真正原因,通常只會告訴自己「我在趕路」,又或者,速度本身就足以帶來遺忘。

重溫米蘭昆德拉的《緩慢》,一段文字映入眼簾:

……在法國,每五十分鐘就有一個人在公路上慘死。看看這些在我們週圍開車的瘋子。正是同樣的這些人,目睹一個老婦人當街被搶時,表現出極端謹慎的態度。而當他們手握方向盤時,怎麼又不害怕了呢?

該怎麼回答?或許這麼解釋吧:傾身跨在摩托車上的騎士只專注於正在飛躍的那秒鐘,緊緊抓著這個與過去、未來都切斷的一瞬。他自時間的持續中抽離,他處於時間之外,換句話說,他處於一種迷醉的狀態。在這個狀態中,他忘記他的年歲、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和他的煩惱,在風馳電掣中毫無恐懼,因為恐懼的來源存在於未來,從未來解脫的人甚麼都無懼。

恐懼的來源存在於未來,從未來解脫的人甚麼都無懼。加速離場之際,專注於行走這一件事,我們不再害怕自己對捐款內幕的無知,也不再害怕因拒絕捐錢而道德有虧。

世上還有甚麼是遭我們遺忘的乞丐?我們能夠知道自己遺忘了甚麼嗎?
PS. 無法正確評核學術能力的大學只會欺世誤人,留下來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