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pril 30, 2007

逼婚

上月與中學同學到酒吧敘舊。曾幾何時,大家是稱兄道弟的好朋友,在班上同屬好思辯講原則的少數派,合力駁斥頭腦簡單的福音派同學(注),上生物課又齊齊吟詩作對。JUPAS之際,我們一同報考中大人類學(要知道,在一間毫無人文素養的新市鎮中學裡,這是相當大膽的舉動),結果他卻被派到科大唸化學工程,現在已是堂堂一個工程師。

收入穩定,為人大方,頭腦好品性佳,長得一副介乎古天樂和竹野內豐之間的帥哥臉,按理說應該女人緣不壞,可惜他向來不走運。不是沒有人要,而是每一段關係都糾纏不清徒勞告終,最近一次也不例外。

自從一年半前偶遇某中學師妹,兩人一拍即合,煩惱亦由此而起。她剛辭了銀行出納員的工作,家裡父親又破了產,無力供養自己,老友於是自掏腰包租了一個樓齡近廿年的單位讓她居住。由於母親不喜歡那女生,老友此舉還得瞞著家人進行,不能名正言順同居,惟有動輒以「北上公幹」為藉口偷偷離家一聚。

但北上公幹也不全是假的,公司在大陸客戶多的是,老友每週總有幾天必須留在內地監工、談生意、視察廠房。如是者,見面的機會不多,兼之彼此作息時間不合,他朝九晚七上班,她晝伏夜出上網,同一屋簷下卻沒啥交流。

是的,她是上網,不是上班。這一年半裡面,她做過很多工作,卻遲到早退,沒有一份做得超過一星期,修讀各種資格的課程也大多半途而廢。職場似乎讓她感受到莫名的恐懼,窩在家裡閉門上網是她安然生活的選擇。醫生認為這是抑鬱的表徵,老友多次勸她出外找工作重建自信,不果。不出外工作,卻一再跟外面的男生有私情,老友某天上門,恰好碰見她提著行李箱準備出門私奔。問她有何不滿,她哭著說沒有,你很好,然後下一個鏡頭,是她用淚汪汪的眼睛看著老友,曰:「不如我們結婚吧!」

一愕。結婚顯然不能解決問題,不管這個問題是生計、第三者、相處機會還是精神健康。老友的感情品味算是蠻傳統的,不抗拒婚姻,但此時亦馬上耍手擰頭。拉扯一輪,終告分手。事過境遷,帶著三分自嘲五分淡然,老友道出他的結案陳辭:「她以男人為事業。」

對於老友那一套「工作 = 賺錢 + 自我實現」的資本主義倫理公式,我不盡苟同。的確,這段關係積弊叢生,但又有誰能夠肯定各種積弊不正是上述公式催生?

思量再三,我嘗試代入那個女生的處境。或許,要在意的不是她和老友一起的日子,而是那段日子之前發生了甚麼事。

父親不知所謂,賭錢包二奶散盡家財,回來還要攤大手掌問家人要錢給他養情婦。母親在糖水舖做打雜,收入不足以餬口,弟弟患自閉症難以自立,凡此種種,註定她打從中三就要兼職養家。中五畢業,自此與學校體制訣別,售貨也好,銀行也好,一直在職場掙扎浮沉,直至廿五歲時遇上我的老友為止。

說她不理解工作對生活有多重要嗎?不可能。她遠比你我更早投入勞動市場,斷言這位前輩欠缺如斯體會,未免可笑。跟她有過一面之緣,只見她應對得體,打扮標緻,既無稚氣亦不突兀,不難推斷她已深明在職場上如何包裝自己以便求生。若非因陌生而害怕,那麼,她拒絕工作的原因,大概就是因熟悉而厭離。

個人主義與資本主義互相交纏,在這個脈絡下,走出家庭求職自立被視為婦女解放的一環。投身職場的婦女與日俱增,《我們嫁給了工作》一書聲稱她們寧可不顧家庭,不要情人,不理孩子,將自身價值完全植根於工作之上。不少美國婦女在職場裡尋求溫情,依賴它作為社交關係網絡的來源,拼命工作以求獲得上司認同。一旦她們被老闆冷落,甚至遭公司裁員,整個世界就崩潰了,只能找心理輔導員哭訴,比離婚更悽慘。這種現象,該書稱之為「嫁給工作」。

回到香港,如此分析又是否恰當?我看不然。模仿家居的舒適辦公環境,附設託兒所的公司,相對穩定的工作崗位(書中找作者輔導過的婦女好像人人都在最近一次的工作待上超過兩年),熱鬧的派對乃至榮寵無量的勤工獎,諸如此類吸引人「嫁給工作」的美式好處在香港職場絕無僅有,與基層婦女的處境更是格格不入。一個中五畢業的女生可以做甚麼工作?美容助手?髮型師學徒?麥當勞收銀?這些工作,老友的女伴都嘗試過,當中沒有幾份能與舒適或安穩沾得上邊,搞不好酬勞還低於目前工會正在爭取的「時薪三十」最低工資。然而回望背後不堪入目的家庭狀況,不拼命打工賺錢又不行,哪管目的是離家自立抑或支撐家計。

根本就沒有第二條路。如果說她曾經「嫁給工作」,那必定是一場逼婚。

老友的出現是一個契機,讓她感受到在工作以外還有一個名叫男人的出路。那一年半的相處,對她而言或許是職場生涯裡的悠長假期,只是她跟木村拓哉不同,不希望這段悠長假期結束。這邊廂跟別的男生私奔,那邊廂卻轉過頭來逼婚,貌似自相矛盾的舉動,箇中動機其實十分一致:與工作離婚!

因為被逼婚,所以逼婚。無論當初是否情願,老友現在總算是個專業人士,「工作 = 賺錢 + 自我實現」的倫理公式大抵理所當然,但看在她的眼裡,這又會否是何不食肉糜之嘆?多一點耐性,多一點自律,她在勞場市場應該有更大生存空間,說不定甚至能夠抓住一條爬上中產階級的細絲——只是,那終歸是一條細絲而已。

想是這樣想,到頭來仍舊沒有向老友提出反論。說了又如何?知道了這個事實,他也不可能為她創造一份前途好收入高的工作。再者,老友自己的工作又何嘗不是充滿無力感?超時工作是必然,北上公幹是常識,整間公司人人都這樣做,難道你能說不?根本連質疑的念頭也不曾浮現過。好歹捱了四年,勉勉強強才掛得上工程師資格,在此之前離職的話甚麼都不剩。不說服自己相信「工作 = 賺錢 + 自我實現」這條公式,不說服自己相信工作有價值,可以忍耐下去嗎?

大家都是七十年代的人,講道義講責任。相識這麼多年,我很瞭解,既然他願意為了維繫一段感情而盡力負責,一朝驚覺這個責任其實沉重得不是自己所能負擔,難免內疚。同時,既然我有道義為老友分憂,隨口說出一個問題卻提不出解決辦法,也難免苦惱。所以,我乾脆不點破絕望真相,任由敘舊時光在sound of silence裡流逝。

逃避的對象容或不同,她,他,我,始終是逃兵。

個人改變不了甚麼,惟有藉團結尋求力量。明天參與五一遊行,是懺悔,也是祝願。


注釋:
重點是,他是基督徒,是團契職員,也是第一個帶我上教會的人。傳福音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值得反省。



PS. 有機會的話其實想找她做個訪談,只怕場面尷尬。現在動筆難逃將某套想像強加其身之嫌,有點不道德。

Saturday, April 28, 2007

運氣‧RPG‧恐怖片

發表上一篇《神主牌》之前,這裡已有超過一個月未曾更新。原因之一,是這陣子沉迷玩RPG。

玩RPG之所以花時間,在於必須打小卒升level,需時數小時至數百小時不等。Level不夠,主角一行人戰鬥力不足,遇上頭目多半鎩羽而歸,無法推進劇情。沒有耐性的玩家通常不喜歡碰RPG,寧願選擇其他電子遊戲,像格鬥、動作、射擊、運動等等。

不過我對升level倒從來不以為苦,因為它保障了努力的價值。多打幾個小嘍囉,練強一點,賺多一點錢買品質較好的裝備,在在代表向目標走近了一步。只要肯努力,大發淫威肆意蹂躪最後頭目絕對不是妄想。相比RPG,那些講究即時反應的遊戲就需要更多運氣,在格鬥遊戲裡半秒間按錯一個指令,足以被對方的連續技殺個片甲不留,一「指」錯,滿盤皆落索。RPG是將運氣抑制至最低點的穩定世界,它的穩定令事情可以計算,可以籌劃,可以控制,自我實現的充實感隨之而來——靠運氣的話,爆機又怎會是我的功勞?靠運氣的話,在玩遊戲的還是不是我?

作為穩定的對立面,運氣從來都不是某種特定的東西,這個概念與運用它的人密不可分,它的內容被人對世界的理解決定,卻又反過來左右人的自我體認。

運氣是甚麼?黑死病在十四世紀隨著西亞的商船登陸歐洲,最初的時候,得病而死的人或許會被視為「倒霉」,逃過一劫的人則被呼曰「幸運」。然而為了解釋黑死病的傳播,人們逐漸向宗教尋求原因,猶太人、乞丐、痲瘋患者,種種在基督宗教下被標籤為不聖潔不虔信的邊緣群體成了代罪羔羊,慘遭指控為散播疾病的元兇,一再承受打壓。接下來,待神職人員治病無功甚至自己也病死,群眾也就開始質疑宗教。又再過了好幾百年,科學抬頭,發現感染了鼠疫桿菌的跳蝨在老鼠身上吸血,又依附著老鼠穿州過省,見人就咬,爆發黑死病。總之定期放老鼠藥,清理溝渠,染了病就吃抗生素殺菌,就能夠控制瘟疫。時至今日,我們再也不會用「運氣」解釋鼠疫或其他傳染病的流行與否,假如陳馮富珍當年僅以「不幸」一詞闡述SARS的成因,她鐵定被臭雞蛋扔死,北大人再捧場也無法將之捧上世衛總幹事這張神檯。

運氣在上述一段黑死病歷史逐步退潮,恰好展現了運氣的本質。我們總會用各種因素解釋一個現象,而運氣就是一切未被列入考慮的因素。古人初遇黑死病,還搞不清是怎麼一回事已經屍橫遍野,惟有視為未知的威脅,以運氣這種空洞的概念權充安慰。只是,威脅之所以是威脅,頗大程度上在於未知,而我們往往難以控制自己一無所知的事物。為了馴服未知,我們搜羅各種因素去解釋現象,宗教也罷,科學也罷,俱屬這種心智活動的結果。一旦我們自認找到了威脅的成因,不管這個成因叫「不信神」抑或「不衛生」,運氣馬上被摒諸門外,直至這些成因無法再解釋現象為止,例如在排污系統先進的香港突然有一個人死於鼠疫的時候。

企圖藉星相命理之類掌握運氣的人不明白這一點:運氣在定義上就是不能被掌握的。運氣並非以「是甚麼」來界定,而是透過「不是甚麼」來界定。扣連因果,建立理論,構築解釋,是人類在世上開墾秩序以安住的表現,在這個穩定的區域以外,是充滿偶然性的渾沌,亦即運氣的所在地。人對世界的認知越多,開墾的秩序區域越廣闊,運氣的活動範圍就越狹窄。數千年的文明史,實乃人類驅逐運氣與偶然性的歷史,我偏好RPG,不過是順乎歷史潮流而已。

與RPG完全相反的領域,是恐怖片。真正驚慄的恐怖片,毋須賣弄血腥暴力,只須營造一個徹底不可知的失序世界。幾年前在友人慫恿下半推半就看《咒怨》,強烈體會到這一點。詛咒是毫無法則可言的,到過那幢凶宅,甚至僅僅接觸過曾出入那幢凶宅的人,都一個接一個死於非命,而且不知道自己何時死,怎樣死,更遑論解咒避禍。劫難在倒數中,凶兆接連出現,任何時空都不安全,女主角光天化日之下跟朋友在餐廳用膳,桌子底子卻蹲著一個全身蒼白的鬼童拉她裙腳,旋即又失蹤。最絕的是咒怨會傳染,你想找人傾訴噩耗分擔壓力,等如令對方成為下一個受害人,於是劇中人人都被孤立起來,獨自在不可知的恐怖裡垂死掙扎。

如是者,恐怖片教人心寒之處,在於人類努力開墾的秩序區域突然淪陷,世界從居所變成異域。一切都是陌生的,無法認識,無法預測,無法控制,徹頭徹尾的無助。《咒怨》劇終的景象是市內的燈火一一熄滅,化為死城,看來導演很清楚文明是對抗未知恐怖的利器,它宣告失效也就是人類赤裸裸面對恐怖之時。

在所有事情皆被命定的世界,自我體認是困難的,因為我們不可能影響任何東西,留下任何屬於自己的痕跡,存在與不存在的分別十分稀薄。然而走到另一個相反的極端,在所有事情皆屬未知的世界,自我體認亦同樣困難,原因和結果不復可辨,走了這一步,不曉得下一步會發生甚麼,現象是四處散佚的碎片,無法分清哪一塊與自己有關。到頭來仍是一樣的:我們不可能影響任何東西(影響了也無從得悉),留下任何屬於自己的痕跡,存在與不存在的分別十分稀薄。

逃避命定與逃避未知,俱源於逃避身不由己的恐怖,擺脫環境的操縱。在兩個極端之間取得平衡,人的主體性方有生存空間。弔詭的是,新自由主義竟然同時使用命定和未知扼殺主體——這邊廂,資金流竄,工作零散化,小市民生活裡的未知滿目皆是,掌握個人前途日益艱難,今日有得騎車送外賣不代表明日Pizza Hut仍會叫你開工;那邊廂,貧富懸殊加劇,財團地位穩如泰山,無論你是租屋住買樓住還是去茶餐廳喝一杯熱奶茶,都命定你一輩子為地產商打工,別無選擇。無助復無力,逃避恐怖的唯一辦法就是精神自殺,親手埋葬主體意志。沒有自我實現的欲求,也就不會感到恐怖。於是,我們有了滿街的犬儒。

沉迷RPG,說不定是買一個自我實現的夢吧?


後記:
這篇文章的緣起,可追溯至中學時某位鬼才同學。話說有一天上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的課,老師準備教殷海光那篇《人生的意義》,問同學最希望得到甚麼。愛?自由?知識?財富?健康?他想了一想,淡然卻肯定地答曰「運氣」。問他原因,他反問我運氣是甚麼。拙作算是相隔多年之後的回應罷。



PS. 總算為自己多年來愛RPG怕恐怖片的心態做了一點剖釋。愛和怕,多少是深層性格的反映。
PPS. 嘗試在不引述任何學者之下寫理論性較強的文章,目標是三十歲前達到收放自如。

Sunday, April 22, 2007

神主牌

(右肩受創,痛得冷汗直冒欲眠還醒,乾脆爬起來撰文自虐。)

六四十八週年將至,一眾後輩籌備出版六四特刊,過程一波三折。最大的問題在於六四對他們而言是徹底的二手經驗,大陸的血洗天安門,香港的百萬人大遊行,柏林圍牆的土崩瓦解,種種事情發生之際他們仍是幼稚園生,缺乏共鳴實在自然不過。

沒有共鳴,罷手不幹不就好了嗎?但這也很為難。不幹,心裡似乎總有些虧欠,好像對不起傳統、公論甚至公義。情況彷彿是小時候被老人家叫去向神主牌上香,牌上祖先明明遠在自己出生之前已經死掉,卻又不敢不從,後來踢球誤中香爐,四週沒人看見,也會上前一拜道歉。無邊無形壓力瀰漫著,要承認它的存在卻是一種禁忌,一干人等惟有繼續翻文獻,看紀錄片,企圖拉近一段不可能拉近的時空距離。

痴長幾歲的我又如何?一九八九年,我是一個要背動詞表的小四學生,在那段動蕩的日子跟隨爹娘參加了幾次遊行,猶記得身邊不時有無聊人高呼「打倒李鵬,自摸爆棚」,自己還興高采烈的附和,一切都半懂不懂。事後除了在美勞課特地做了一個坦克車向人民輾過去的模型,留下來的還有一點熱情。至少,經此一役,我對上街遊行未嘗有過心結,既不害怕更不將之視作無事生非,奉民主為必須堅守的價值——不過,何謂民主?如何落實?不知道,只是既然大陸一黨專政就叫「不民主」,那麼「民主」大概就是讓人民投票選出自己的政府,皇帝輪流做吧?時值港英政府放權,各路人馬紛紛組黨參與地區直選,主流媒體廣泛將民主化約為代議政制,聽到的惟獨這一套論述,對民主的想像也就僅此於此。大陸就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殘暴、專制、貪污、人治、非理性、打壓言論……相干以至不相干的概念絞成一團,明明一次也沒有上過大陸,一個內地人也沒有接觸過,卻把大陸當成一個整體並極度反感(奇怪的是,對大陸反感時總會把當年跑出來反貪腐要民主的工人和學生拋諸腦後,好像他們不曾存在似的),九七年乾脆將「回歸」喚作「淪陷」,一面唸經濟一面為資本主義搖旗吶喊。是夠熱血、夠正直了,可惜政治常識接近零,幸好其後入中大讀社會學,又在社運界打了個轉,踏入廿一世紀才好不容易撥開迷霧,慢慢梳理出輪廓。

相比我這個豆釘,六四時正值青春年華的前輩無疑有更多分析,而不是僅僅從中感染到價值和情緒。早在九十年代初,他們已散落在大學和民間團體,質疑有議會無民生的「民主」論述,反省與大陸割蓆的影響,提出將八九民運扣連本土處境以延續運動。

同為香港人,年紀才相差十年左右,彼此的六四經驗已有分歧,當時身在現場的北京市民是否跟我們體會一致,就更難保證。上月訪問維權人士胡佳,他三十出頭,六四時見識過北京市內人人守望相助連小偷也不開工的團結景象,踏過醫院濺滿血的走廊泛起串串鮮紅漣渏,我想,身為一條被軟禁過後依然敢說「我從來不逃」的好漢,他對香港那種人人冷漠怕死然後譖稱「和平理性」的遊行文化,一定暗暗搖頭。若說六四是一種「集體回憶」,這個「集體」指的是誰?中國人?香港人?二十歲以上的人?在實際的社會環境中,記憶並不總是同類同質的。

尤有甚者,記憶必須以經驗為基礎,當下一代根本不是經驗六四的主體,將六四說成他們應有的「集體回憶」,就顯得十分誤導。說穿了,建構子虛烏有的「集體回憶」,用群體取代個人來做經驗和回憶的主體,往往旨在製造共同歷史,凝聚群體內的每一個成員,並劃分群體的邊界。與神主牌上的祖先素未謀面不是問題,牌上的姓氏告訴你是家族的一員,對家族有相應的權利和責任,你可以分豬肉而外人卻不可以。當六四成為了一塊神主牌,它的確實內容是甚麼就不再重要,你毋須考究是沒有資本主義所以有六四抑或是走資帶來貧富懸殊所以有六四,也不必計較香港當下如何延續八九民運,重要的是它為「我是誰」這條問題提供了現成答案。

循此進路入手,後輩出版六四特刊遇到的困惑,毋寧是一種身份問題——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作為關心社會的大學生,作為老牌學生組織的成員,不可以對六四視若無睹,但到了真要正視它的時候,卻又發現事實上對它沒感覺沒認識亦說不清與自己有甚麼關係。

放諸維園燭光晚會,情況更見明顯。沒有累積,沒有後續,年年散場了無痕,使集會淪為單純的儀式,丁子霖死了兒子,彷彿就是為了讓我們每年喊兩句口號舒暢身心似的。為甚麼這樣缺乏建設性的集會至今仍然吸引到數萬人參加?原因之一是它鞏固了香港人身份的優越感。回歸後,被北大人統治已成政治上無可捥回的定局,經濟上的發達表象亦於金融風暴一役剝下金箔,香港人無復趾高氣昂。左手降下自由行和H股上市,右手招來SARS和新移民,大陸搖身變成依賴和恐懼的對象,很多香港人無力感日重,卻又不想承認,惟有死鴨子嘴硬,在輿論上將大陸塑造為低劣的一方。主流媒體配合政府抹黑內地孕婦是一例,在政治光譜的另一端,我們有了支聯會的六四紀念晚會。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民主永恆!自由萬歲!喊著喊著,我們在儀式裡藉六四記起了大陸的不是,化身站在道德高地批判它的民主鬥士,繼而忘記自己平日營營役役的窩囊,最後又回到彷如命定的日常。是的,無可否認這些批判有其真確性,但它的政治基礎包含了不怎合理的身份政治,能量在「為了忘記而記起」的過程裡自我消耗掉。

從法國大革命到十月革命,從巴黎公社到人民公社,哪件事不具備豐富政治意涵?倘若撇開神主牌效應,六四實在不見得非談不可。到頭來,我們只剩下兩個選擇:一是放棄這塊神主牌並回歸當下生存處境,二是賦予這塊神主牌一種能夠扣連當下生存處境的詮釋。現在就擁抱前者不錯很輕鬆,卻未免失諸輕率,畢竟六四在很多人心目中依然是不可一筆勾銷的印記,影響力不容小覷。香港政府在世貿期間於示威區大放水砲與胡椒噴霧,傳媒統一口徑齊聲叫好,假如它用相同手段對付維園六四晚會,輿論還會不會如此聽話,可就難說得很了。

不管是泛民主派還是要做六四特刊的後輩,拾起了六四這塊神主牌,就得回答以下問題:

一. 我想回應當下處境的哪一個問題?這個問題與六四如何扯得上關係?
二. 我想凝聚的群眾是誰?他們對六四有感覺嗎?

對現狀缺乏問題意識,又或者對群眾缺乏想像,都會讓紀念六四的活動——乃至所有社會運動——變質成為做而做的異化勞動。大江東去浪淘盡,真正經驗和回憶六四的個人會老,會死,會消逝,「對六四的不知所以」終必取代「對六四的激昂」而成為後人共同經驗。要放棄還是要利用神主牌,為的又是甚麼,這些問題總有一天要回答。

沒有多少個十八年可以再猶豫了。
PS. Komm, Susser Tod果然是永遠的飲歌,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