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April 22, 2007

神主牌

(右肩受創,痛得冷汗直冒欲眠還醒,乾脆爬起來撰文自虐。)

六四十八週年將至,一眾後輩籌備出版六四特刊,過程一波三折。最大的問題在於六四對他們而言是徹底的二手經驗,大陸的血洗天安門,香港的百萬人大遊行,柏林圍牆的土崩瓦解,種種事情發生之際他們仍是幼稚園生,缺乏共鳴實在自然不過。

沒有共鳴,罷手不幹不就好了嗎?但這也很為難。不幹,心裡似乎總有些虧欠,好像對不起傳統、公論甚至公義。情況彷彿是小時候被老人家叫去向神主牌上香,牌上祖先明明遠在自己出生之前已經死掉,卻又不敢不從,後來踢球誤中香爐,四週沒人看見,也會上前一拜道歉。無邊無形壓力瀰漫著,要承認它的存在卻是一種禁忌,一干人等惟有繼續翻文獻,看紀錄片,企圖拉近一段不可能拉近的時空距離。

痴長幾歲的我又如何?一九八九年,我是一個要背動詞表的小四學生,在那段動蕩的日子跟隨爹娘參加了幾次遊行,猶記得身邊不時有無聊人高呼「打倒李鵬,自摸爆棚」,自己還興高采烈的附和,一切都半懂不懂。事後除了在美勞課特地做了一個坦克車向人民輾過去的模型,留下來的還有一點熱情。至少,經此一役,我對上街遊行未嘗有過心結,既不害怕更不將之視作無事生非,奉民主為必須堅守的價值——不過,何謂民主?如何落實?不知道,只是既然大陸一黨專政就叫「不民主」,那麼「民主」大概就是讓人民投票選出自己的政府,皇帝輪流做吧?時值港英政府放權,各路人馬紛紛組黨參與地區直選,主流媒體廣泛將民主化約為代議政制,聽到的惟獨這一套論述,對民主的想像也就僅此於此。大陸就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殘暴、專制、貪污、人治、非理性、打壓言論……相干以至不相干的概念絞成一團,明明一次也沒有上過大陸,一個內地人也沒有接觸過,卻把大陸當成一個整體並極度反感(奇怪的是,對大陸反感時總會把當年跑出來反貪腐要民主的工人和學生拋諸腦後,好像他們不曾存在似的),九七年乾脆將「回歸」喚作「淪陷」,一面唸經濟一面為資本主義搖旗吶喊。是夠熱血、夠正直了,可惜政治常識接近零,幸好其後入中大讀社會學,又在社運界打了個轉,踏入廿一世紀才好不容易撥開迷霧,慢慢梳理出輪廓。

相比我這個豆釘,六四時正值青春年華的前輩無疑有更多分析,而不是僅僅從中感染到價值和情緒。早在九十年代初,他們已散落在大學和民間團體,質疑有議會無民生的「民主」論述,反省與大陸割蓆的影響,提出將八九民運扣連本土處境以延續運動。

同為香港人,年紀才相差十年左右,彼此的六四經驗已有分歧,當時身在現場的北京市民是否跟我們體會一致,就更難保證。上月訪問維權人士胡佳,他三十出頭,六四時見識過北京市內人人守望相助連小偷也不開工的團結景象,踏過醫院濺滿血的走廊泛起串串鮮紅漣渏,我想,身為一條被軟禁過後依然敢說「我從來不逃」的好漢,他對香港那種人人冷漠怕死然後譖稱「和平理性」的遊行文化,一定暗暗搖頭。若說六四是一種「集體回憶」,這個「集體」指的是誰?中國人?香港人?二十歲以上的人?在實際的社會環境中,記憶並不總是同類同質的。

尤有甚者,記憶必須以經驗為基礎,當下一代根本不是經驗六四的主體,將六四說成他們應有的「集體回憶」,就顯得十分誤導。說穿了,建構子虛烏有的「集體回憶」,用群體取代個人來做經驗和回憶的主體,往往旨在製造共同歷史,凝聚群體內的每一個成員,並劃分群體的邊界。與神主牌上的祖先素未謀面不是問題,牌上的姓氏告訴你是家族的一員,對家族有相應的權利和責任,你可以分豬肉而外人卻不可以。當六四成為了一塊神主牌,它的確實內容是甚麼就不再重要,你毋須考究是沒有資本主義所以有六四抑或是走資帶來貧富懸殊所以有六四,也不必計較香港當下如何延續八九民運,重要的是它為「我是誰」這條問題提供了現成答案。

循此進路入手,後輩出版六四特刊遇到的困惑,毋寧是一種身份問題——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作為關心社會的大學生,作為老牌學生組織的成員,不可以對六四視若無睹,但到了真要正視它的時候,卻又發現事實上對它沒感覺沒認識亦說不清與自己有甚麼關係。

放諸維園燭光晚會,情況更見明顯。沒有累積,沒有後續,年年散場了無痕,使集會淪為單純的儀式,丁子霖死了兒子,彷彿就是為了讓我們每年喊兩句口號舒暢身心似的。為甚麼這樣缺乏建設性的集會至今仍然吸引到數萬人參加?原因之一是它鞏固了香港人身份的優越感。回歸後,被北大人統治已成政治上無可捥回的定局,經濟上的發達表象亦於金融風暴一役剝下金箔,香港人無復趾高氣昂。左手降下自由行和H股上市,右手招來SARS和新移民,大陸搖身變成依賴和恐懼的對象,很多香港人無力感日重,卻又不想承認,惟有死鴨子嘴硬,在輿論上將大陸塑造為低劣的一方。主流媒體配合政府抹黑內地孕婦是一例,在政治光譜的另一端,我們有了支聯會的六四紀念晚會。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民主永恆!自由萬歲!喊著喊著,我們在儀式裡藉六四記起了大陸的不是,化身站在道德高地批判它的民主鬥士,繼而忘記自己平日營營役役的窩囊,最後又回到彷如命定的日常。是的,無可否認這些批判有其真確性,但它的政治基礎包含了不怎合理的身份政治,能量在「為了忘記而記起」的過程裡自我消耗掉。

從法國大革命到十月革命,從巴黎公社到人民公社,哪件事不具備豐富政治意涵?倘若撇開神主牌效應,六四實在不見得非談不可。到頭來,我們只剩下兩個選擇:一是放棄這塊神主牌並回歸當下生存處境,二是賦予這塊神主牌一種能夠扣連當下生存處境的詮釋。現在就擁抱前者不錯很輕鬆,卻未免失諸輕率,畢竟六四在很多人心目中依然是不可一筆勾銷的印記,影響力不容小覷。香港政府在世貿期間於示威區大放水砲與胡椒噴霧,傳媒統一口徑齊聲叫好,假如它用相同手段對付維園六四晚會,輿論還會不會如此聽話,可就難說得很了。

不管是泛民主派還是要做六四特刊的後輩,拾起了六四這塊神主牌,就得回答以下問題:

一. 我想回應當下處境的哪一個問題?這個問題與六四如何扯得上關係?
二. 我想凝聚的群眾是誰?他們對六四有感覺嗎?

對現狀缺乏問題意識,又或者對群眾缺乏想像,都會讓紀念六四的活動——乃至所有社會運動——變質成為做而做的異化勞動。大江東去浪淘盡,真正經驗和回憶六四的個人會老,會死,會消逝,「對六四的不知所以」終必取代「對六四的激昂」而成為後人共同經驗。要放棄還是要利用神主牌,為的又是甚麼,這些問題總有一天要回答。

沒有多少個十八年可以再猶豫了。
PS. Komm, Susser Tod果然是永遠的飲歌,嘿。

7 comments:

沈睿貽 said...

想回一點六四,但難於整理亦未能 adopt 任何框架所以先擱下再算。
反而想問問你對胡佳現時情況的分析,因為這關係到我們還想不想在現時寄出學生報。這有可能讓我們不能再揀在內地進行印刷的印刷商,以防又造成晚點。
抑或大家心中各有大無畏,果若如此則算的小人心,大家照樣君子好了。

Julian said...

不太想在這裡談公事,畢竟網上耳目眾多,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電郵裡再說罷。

Crystal said...

很好的文章,很有共鳴!八九年我三歲,也是因為家人的影響,所以一直記著那血腥鎮壓的悲劇一幕,成長之後的熱誠和對所謂某套價值的執著和追求,大概也是源於那一件發生過的事吧,跟很多人一樣;中三時因此(盲中中又無知地)加入了支聯會搞青年組,平庸地過了好一些時間,對所謂虛浮的「民主公義」口號雖有偶爾懷疑但沒有整全反思,到現在投入搞基層議題,才算是一個分水嶺,確立了價值觀和方向,不時後悔往日浪費時光,如果早一點接觸基層議題那又多好!嗯。一下子說了太多,不好意思呢。

Julian said...

阿桃,歡迎光臨!反正再怎麼寫也不會及得上我這個老伯長氣,有空多些留言吧。(笑)沒有昨日就沒有今日,明瞭自己過去的不是,大概較能體會群眾投身運動的心理障礙,像我曾被張五常徒子徒孫荼毒過,現在就常常希望找些朋友出版一些刊物踢爆會考經濟課程,還要在中學門口通街派。 :P

加油哦,祝基關組武運昌隆!

pauagnes said...

假如我做六四特刊時也有問自己那兩條問題,可能我會得著更多...很好呀!!!你們要加油呀!!!

C-man said...

容我在這裡講些反動的說話,平反六四的意義,就是打倒共產黨,這個意義直到成功推翻一黨專政制度前,都不會所改變。

當然,高叫口號、年年搞紀念,不會達到這個目標。

我並不會將「平反六四」視為凝聚市民力量的社運「手段」(其實這種心態才真是異化了「平反六四」這件事),事實上那是認識歷史的過程,確保歷史不會因建制的粉飾太平而在市民心中磨滅。

最近訪問了日本一個律師,他說大部分日本人都只知日本在二戰中是原子彈的受害者,卻沒多人知道南京大屠殺是什麼一回事。

我們譴責日本政府抹殺歷史的同時,中國政府以同一種手法做同一件事。哪些人建構歷史,關乎到後人對現在社會處境的自覺,正如現在市面/網絡充斥反民主的歪論,是從何而來?再這樣下去,10年後香港人的民智只怕比非洲土人還低。

Julian said...

包包:

嘩,估唔到連你都過來留言,歡迎歡迎~
阿龍應承左今期有相登喇,下個月你有冇興趣歸隊幫手?


周生:

你日夜面對的死敵level太低,對得多無益。

誠然,那些你經常見到的反智網民以為口喊反民主好有型,與德國那些新納粹分子自以為好有型一樣,都可以解讀為忘卻歷史教訓的表現。但假如「民主」僅僅是依附在某一特定歷史事件的附屬品,而不具備歷久常新的價值,我們還追求它幹嘛?

扣連歷史,與扣連人民生活處境,從來都不是mutually exclusive的二擇一。反過來說,民主源自人民對自己生活的掌握,若陷入二擇一的陷阱,然後選取一段與當下處境無涉的死歷史,才是真正的反民主(甚至反歷史)。

連支聯會去年也終於懂得將維權事宜加入大會主題,你說為甚麼?

一大票人高叫反民主,純粹是因為東方太陽作祟嗎?無可否認傳媒有其影響力,但這同時又會否是泛民早已壟斷了對民主的想像,而這種以議會政治為核心的「民主論述」已經脫離群眾處境?八九六四衍生的香港「民主論述」包含了身份政治,這個十八年前的身份包括了甚麼人?排拒了甚麼人?且不論無骨氣的三姓家奴(如當奴),新移民呢?八九年後出生的新一代呢?六四的餘波未必適用於他們,但真正的民主肯定必須適用於每一個人民,何為主,何為客,豈不洞若觀火!

所以,六四只是工具,工具的價值只在乎好用與否。

「平反六四的意義,就是打倒共產黨,這個意義直到成功推翻一黨專政制度前,都不會所改變」,這一句更是不敢苟同。意義,對誰而言的意義?至少,對八九年發起運動的北京市民而言,「反特權、反貪污、反官倒」三大口號才是他們追求的意義,這是史實。

其次,萬一哪天中共改朝換代,隨口說句「平反六四」,這句話還何德何能有力量「成功推翻一黨專政制度前,都不會改變」?就算十二屆六中全會否定了文革,中共還不是穩坐至今?

最後,有機會真的建議你訪問胡佳。跟他談起「平反六四」時,他回應說:「平反?中共沒資格講平反。兇手殺了人,然後說句『我殺錯了』當恩典,這不荒謬嗎?」那種平靜和浩然正氣使我當場為之肅然,如此經驗可謂畢生首次。要求中共平反六四,在政治上和倫理上都未必說得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