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August 16, 2007

紮鐵工潮旁觀記(一)


(圖片取自都市日報,雖然我的報導一定寫得比它好。)

楔子


上星期六,想為這個網誌添一篇新文章,苦思一晚,未能將論點聚焦,惟有作罷。

沉沉睡去,夢中變成《浪客劍心》的場景。只見比古清十郎和緋村劍心兩師徒聯手劫獄,大牢之中,燭火搖動,黑影憧憧,人所向披靡,如入無人之境。衝到某牢房門外,一刀劈開門鎖,信州農家出身的相樂左之助被關在裡面。地主強奪他一家賴以為生的田地,再捏造罪名將企圖反抗的他拘捕。左之助悲憤莫名,緩緩走出牢門,仰天長嘯:「還我的半畝地來!」

不知在哪個角落目睹這一幕的我也隨著呼嘯心情激盪,視野漸漸從漫畫單行本的黑白化作現實世界的彩色。一覺醒來,呼吸起伏,已然淚灑枕畔。

刷牙洗臉,恢復一貫淡漠,腦袋的一角卻在想為甚麼會做這種夢。大概是這陣子不問世事,埋頭閉關讀書,潛意識裡有點歉疚吧。一念及此,赫然瞥見桌上報紙頭版的紮鐵工人罷工報導。對哦,發生了這麼大的事,幹嘛我這兩天竟然不聞不問?

如是者,星期日大清早,我就抓起電話到處聯絡江湖同道,詢問事情經過。


陰謀與真相

一問之下,發現形勢並不簡單。眾所週知,參與工潮的紮鐵工友在上星期六遊行往政府總部,要求見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不果,把行動升級至堵塞中環馬路。這就奇怪了:在場協調行動的是職工盟(下稱工盟),工盟行事向來穩健,抗議方式更是既保守又形式主義,斷不可能提出堵塞馬路之類的激進行動。至於同在現場的長毛梁國雄,儘管傳媒合力將他塑造成惟恐天下不亂的滋事分子,但舉凡略有資歷的社運圈中人都很清楚,長毛行事素來以做騷吸引鏡頭為先,高風險動作免問,抬抬棺材、用黑布遮一遮警察總部招牌是可以,像某些報紙描繪那般當幕後黑手煽動工人阻街,則是天方夜談。

那麼,究竟是誰帶頭叫工友阻路?有朋友說,一些工友見同伴到了馬路那邊,擔心他們人少的話容易被警察清場,於是趕過去支援。也有朋友說工聯會摻了一腳,情況混亂到他不曉得如何介入。消息紛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當日場面已不受工盟控制。上網看見聰頭這篇文章,內容提及有懷疑是工聯會的成員混進現場向他叫囂,並斥罵工盟的工會幹事。綜合各方言論,一團黑雲在頭頂慢慢凝聚,形成一個陰謀論推理。

自從今年六月三日發生「孫公館事件」之後,政府對打壓民間團體變得異常積極,警察無所不用其極,手段越來越刁鑽。先遭殃的是反對公屋廢法加租的捍衛基層住屋權益聯盟,請願人士散去之後遭個別尾隨跟蹤逮捕,被控「非法集結」——一條原本為對付黑社會而制訂的法例。接下來在立法會一舉橫額,政府罕有地馬上召警抓人,而非一如慣例般逐出會場了事。在過程中,不獨基層團體,街坊工友服務處(下稱街工)和社民連的成員亦遭檢控,又要往警署報到又要上庭,煩不勝煩。工盟同樣命途多桀,幹事宋治德去伊朗大使館門外抗議該國逼害工會領袖,結果被控「非法進入私人地方」——伊朗大使館根本就在商廈之中,不進入商廈,抗議個屁?

種種只能以荒謬形容的執法手段,無日無之的竊聽與跟蹤,加上事件都在最近兩個月內發生,委實無法不教人將之視為選擇性政治打壓。無巧不巧,紮鐵工人走上馬路的當晚,警察立即高調殺上工盟會址,把蒙兆達、吳冠軍、麥德正三個工會幹事銬上手扣帶走。好了,一如前述,工盟當日既然掌握不了工潮的領導權,自然不可能叫得動工友跑去阻路。假如事情真的是工聯會派員煽動所致,最大的贏家是誰?區議會選舉在即,隸屬保皇黨的工聯會和泛民主派陣營的工盟、街工勢必拼個你死我活,爭奪打工仔的選票。倘若在選舉前讓工盟、街工的中堅幹事官司纏身,干擾他們統籌助選工作,說不定工聯會就能佔到便宜。最後,保皇黨多了議席,政府在區議會多了支持,一招借刀殺人就讓雙方沾到甜頭。

想到這裡,順手致電當政治記者的朋友提出這個可能性,拜託他幫忙留意一下之後,連夜出門與大專基層關注組(下稱基關組)的朋友開會商量對策。基關組上星期六有到場支援工潮,我向這些目擊證人探詢當天見聞。不問尤自可,一問之下陰謀論即時土崩瓦解——聰頭文中所述的那些罵工盟的紮鐵工人,其實也大罵工聯會,幾個在場的工聯會職員還被他們罵個狗血淋頭,似乎是曾遭工聯會出賣之故。換言之,不管是工盟抑或工聯會,俱無力主導形勢,主導權在工友自己手上!

聽得我暗叫慚愧。上面那個閉門造車的陰謀論缺少了甚麼?正是缺少了工人的主體性!把事情看成政府和各政黨之間的權謀力學,將人民看成棋子,這種視角也許很合乎傳媒的胃口,各大報章的社評對此之酷愛有如蒼蠅撲腐肉,文匯報的《職工盟騎劫工潮製造失業》固然是意料之中,明報在八月十二日的《爭取權益可以罔顧法紀不該》亦陰險地藉工盟幹事被捕一事「論證」它預設的判辭:「工會……若果引導甚而煽動工人以損害市民利益以達至目的,然後自己從中謀取政治利益,則是絕對不應該,也為社會所不容」。擺明車馬的政治打手報紙也罷,藏頭露尾的政治打手報紙也罷,它們對陰謀論的擁護均屬反民主的表現。甚麼叫民主?不相信人民有主體性,不相信人民可以當家作主,談甚麼民主

慚愧過後,緊接而來的卻是興奮。香港多久沒有由工人而非工會/NGO主導的抗爭?而且今次還是整個工種——不是僅僅一個企業——的工人團結起來的抗爭!另一個重點是,這不是普普通通的所謂抗爭,這是無限期罷工。發表批評文章,舉辦街頭論壇,甚至絕食,在實效上都難望與罷工相提並論。當你抗爭的對象是藉工人勞動從中取利的資本家,有甚麼比透過罷工截斷其利潤來源更具威脅,更能成為談判的籌碼?(注一)不必依賴討好傳媒乞求曝光率,萬眾一心的罷工在本質上就是對付資本主義剝削的利器,外力的支持不過是錦上添花而已。反過來說,罷工要勝利就一定要先有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那些僅維持一天半天旨在做騷的「罷工」,可謂本末倒置。

歸納起來,今次紮鐵工潮具備兩個不可忽視的突破:
  1. 這是一場由基層民眾(不是政治團體、已科層化的大型民間組織,或少數的知識份子與小布爾喬亞)團結發起的運動。
  2. 這是一場從根本上對資本主義體系有實際影響的反抗。

以上任何一個特徵,在回歸後的香港社會運動當中都十分罕見。自2003年開始的大型七一遊行,2005年底的反世貿示威,乃至近年的天星皇后保育,這些被人大書特書的矚目事件,認真算起來沒有一件合乎上述資格,足見今次工潮蘊藏著的希望如何珍貴。

希望就在眼前,但作為局外人,基關組的朋友和我都不容易找到介入的位置。代替紮鐵工友提出訴求不獨在倫理上不道德,現實上亦不可能,我們能做的只有認清工友有甚麼訴求,並加以配合。(注二)

再來的問題是,工友的共同訴求究竟如何產生?這個「共同」又是否真的存在?難得初次團結起來上街,若說他們三兩天內已凝聚成一個大有理念的群體,未免難以致信。如果要這場運動持續下去,怎樣促進工友之間的意見交流,並在交流裡建立群體意識和共同訴求,繼而成立工人領導的工會,甚至香港第一個勞動黨等等,都是必須面對的課題。總而言之,除了工友的工作辛酸和訴求內容,我們還得搞清楚他們彼此如何聯絡、從何得知罷工的消息、對工會有甚麼觀感和期望。有了這些資料,方能踏實地思考下一步該怎麼走。

方針既定,我們決定其後數日輪流前往罷工現場,訪問紮鐵工友。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與其擁抱想當然爾的陰謀論,不如乾脆落區認清真相。


上陣

八月十三日,星期一。因工作關係,諸事纏身,攜同學生抵達土瓜灣天光道地盤一帶,已是下午四點半,恰好是當日罷工工友解散的時間。只聽離開現場的工友邊走邊罵「曾蔭權政府冇撚用架」,正想過去打探究竟,卻看見基關組的史葛和Ronald遠遠走過來。詢問了一下罷工的情況,得悉工聯會不知怎的封鎖了地盤,禁止與工盟以至泛民主派有關係者靠近,Ronald不過跟隸屬社民連的寶瑩在場外打了個招呼,即被工聯會列為不受歡迎人物驅逐。驅逐了工盟勢力,跟扎鐵商會還有勞工處的談判卻寸步不前,談了一整天,工人「日薪950元」的要求依然未有著落。據悉工聯會將工人的要求當成開天殺價落地還錢伎倆,以為可以用來討價還價,私下與商會談好加薪至850元,以為這樣就足以擺平事件。殊不知工人打從一開始就揚棄講價邏輯,950元其實是他們的底線。工聯會秉承一貫黑箱作業風格,撇下工人自行其事,結果上得山多終遇虎,一發不可收拾。

政府的嘴臉更加惡形惡相。勞工處事務代表鄭惠瑜臨走前向工人丟下一句「人生係未必每事都如意嘅,有幾多個係可以每事都如意呢」。大佬,你是勞工處代表,不是資方代表,幫不了勞工爭取調整薪金是你失職,與人無尤,現在竟然用一招摩登版「何不食肉糜」怪責工友期望不當?或許鄭小姐也知道自己出言不遜,據吳志森在港台節目《自由風自由PHONE》所述,這一小團刺鼻氣體是她躲在車裡用擴音器放的。誠如工友所言,曾蔭權政府的確無用,鄭惠瑜的表現是其一,政府統計處的失實統計是其二。它聲稱現時紮鐵工人的平均日薪是1130元,但實際上絕大部份工人(還要只算人工最高的師傅級)收到的只有這個數目的一半左右,或更少。之所以造成這個驚人誤差,皆因統計處純粹選擇計算判頭開出來的價錢,無視大判二判三判在中間吞了多少錢,愚蠢的程度就像企圖以批發價在7-eleven買一罐啤酒。無法對應現實的統計,就是無用。

第一次去現場來不及跟工友聊天,惟有翌日再戰。八月十四日,星期二,發狠起了個早,走上基層大學與古和鋒會合,一齊再闖地盤。十多輛警車泊在各處路口形成圍堵之勢,如臨大敵——若說警察視勞動人民為隨時要準備鎮壓的假想敵,那麼他們確是與民為敵沒錯。不知是否因為害怕工友群起衝入地盤,警察將地盤那一邊劃為記者區,把示威區劃在較遠的另一邊。

一眾紮鐵工友倒氣定神閑,自顧自的抽煙、喝啤酒、看報紙,三三兩兩的聊天。舉目所見,除了寥寥幾個工盟幹事之外,全場都是黝黑粗壯的中年大叔,我們三個二十多歲的小子顯得十分異相。正煩惱著不知如何打進他們的圈子,阿古已經向一位五十多歲工友攀談。這下子好了,紮鐵佬大多豪爽,話匣子一打開就樂意跟你談下去。大叔在七十年代從大陸游水偷渡來香港,當紮鐵佬一當就是三十年。憑著這份工作,在香港娶了老婆,買了樓,生了孩子,現在兩個孩子都大學畢業,出身了。看上去似乎是典型的「香港發跡故事」,卻經不起現實的鐵錘一敲。

「阿叔你兩個兒子都出身了,負擔應談比較輕吧?」我嘗試插口。

「是呀,負擔是輕了,但現在一工(日薪)只得六百塊,市道又比不上九十年代,每個月通常只有十幾日工開。要維持家計的話,一個月最少要賺一萬五千。」大叔一口氣說完。這些每一天都要應付的難題,早已熟口熟面,犯不著慢慢心算。

「人工低固然麻煩,據說紮鐵這一行經常有人被工頭扣掉強積金供款,打工的連老闆那一份供款也要一併支付,你中過招沒有?」

「有呀,還好我去投訴之後就沒事了。做紮鐵沒有退休金,都不知道怎麼養老,很麻煩。」

收入低於家庭支出,退休金不存在,強積金似有還無,老來不領綜援已是萬幸。我用視線繞場一週,幾百個示威工友當中接近一半已屆知天命之年,要煩惱的人恐怕多的是。

這不單是上一輩要面對的問題,也是年輕人的問題。參與罷工的紮鐵佬,沒有一個貌似三十歲以下,四十歲以下的也不多見。無他,如果你自己是做紮鐵的,你也不敢勸你的子侄入行。

「九七前,一天做八個小時,賺一千二百塊,還有兩次飲茶休息時間,現在人工減半,一天隨時做九個小時,越來越難做。」

別以為一天工作九小時不算甚麼,先別說紮鐵是嚴重體力勞動,光是在烈日之下曝曬九個小時已經要命,據說個別工友每天花在買水喝的錢甚至高達四十元。某些不知是沒常識還是沒良心的評論用「九七後物價普遍下降」為由反對紮鐵工友加薪,呵,恕我不曉得市面上哪牌子的蒸溜水售價在這十年內像工友薪金那般被打個五折,更別說車費電費煤氣費大中小學費了。

「甚麼政府高官,一點用都沒有,只會擦大陸鞋!」一位口沫橫飛的工友大叔見我們談得興起,也加入戰團:「以前九十年代好景,紮鐵這一行有很多間做大判的公司,後來市道一差,做大判的只剩曾燈發(注三)他們一兩間,就為所欲為拼命壓價!」

轉過頭,望著他嘴角冒泡,一臉不平的模樣,大概受了不少冤屈。「阿叔你被人減薪減得最厲害的一次,減了多少錢?」

「屌那星,他們五十塊五十塊的減,一年可以減四、五次人工。我被人減得最厲害的一次是二百元。」大叔將手擱在鐵馬上,繼續道出玄機:「儘管我們是收日薪的,但是哪天地盤早收工,他們就突然按時薪逐小時扣回人工。我們加班做多一個半個小時,卻從來不會賺多了。」

也就是說,減薪既有明顯的也有隱藏的,而無論明顯抑或隱藏,都是在大判寡頭壟斷下的更形猖獗的剝削。

剝削的形式既有減薪,亦有拖糧。「我試過兩個月出一次糧,三個月出一次糧。」他用下巴指一指對面的地盤:「這一間公司人工低,出糧在行內倒算是比較準時的。」

此時一個較年輕的工友走過,笑著加了一句:「我試過四個月出一次糧!」

三個月出一次糧,已是勁歌金曲季選;四個月出一次糧,我應該用甚麼形容?在大學讀書一個學期?

驀地,李卓人快步走進工友中間,一面走一面打氣,有線電視的記者扛著攝錄機一路追著他。我對這種媒體騷沒興趣,跟古和鋒稍稍交換了訪談所聞,接下來看見一位相貌詼諧的胖老兄在附近晃來晃去,我們又跟他聊起來。

提到買水費用一日四十元一事,他滿臉捉狹的奸笑:「隨身帶一個水樽,去茶餐廳叫他斟水,他會不答應?」窮則變,變則通;我們是窮人,所以要變通——胖老兄一再將這句話掛在嘴邊。

對待工衣、安全帽等安全裝備時也是一樣。根據法律,雇主是有義務為工人提供安全裝備的,然而一旦裝備損壞,實際上卻不乏要求工人賠錢的雇主。「安全帽壞了,順手拿隔鄰那一個去用不就行嘛!」

一位較年長的工友走過來拍拍胖老兄的肚皮:「叫你別和家裡的狗爭狗糧吃,吃得你那麼胖!今天送我一份報紙行不行?」聽了兩個老頑童嬉鬧一會,才知道胖老兄還在觀塘經營報紙檔。

「這幾年開工不足,手停口停,不想其他辦法怎麼行?」胖老兄在九十年代市道最好之際入行,當時與現有的落差有多大,想必有切身感受,況且他家裡還有三個年紀尚幼的女兒。

旁邊的年長工友入行三十多年,現在也要靠駕駛貨van幫補。年紀大,做紮鐵這一行不辛苦嗎?胖老兄搶著說:「十個紮鐵佬,九個傷腰骨;剩下的那一個傷在其他地方。」雖說只是四十出頭,胖老兄的腰骨已不容許他蹲下紮樓面。

老工友遞出左手,讓我看看他的姆指和手腕。「這是骨刺,治不了的。」

可以申領工傷賠償嗎?「可以,不過申報之後勞工處會有紀錄,老闆看見你有舊患,就將你列入黑名單,不會聘用。我見過有人被閘鐵機夾爆手指,第二天還是照樣回地盤開工。」胖老兄說得繪影繪聲,十分嚇人。

到了中午,與古、鋒二人到附近的茶餐廳午膳,並綜合大家的訪問結果。鋒發現有工友說來罷工的多是因為收到電話通知,消息傳遞主要是靠工人在電話裡一個傳一個。我不像鋒那般覺得工友對關於工會的話題展現戒心,但現場對既有工會的歸屬感卻顯然不強,工友不見得熱烈和應工盟中人喊的口號。他們政治立場(這裡指香港所謂的主流政治,即「親中—泛民」的二元對立)亦不一致,固然有人在訪問裡表示不滿政府親中,但也有個別人士對在早上出現的長毛喊「長毛仆街」。如此一來,大致可以印證星期日晚上的推論,即是次罷工由工人主導,工會影響力是次要的。

擁有紮鐵職工會的工聯會放手,沒有紮鐵工會的工盟剛剛接手,會出現一段工會歸屬感的空白期,是可以預料的。紮鐵工友的心日後傾向哪一邊,或是會否自立門戶,都有待觀察。

最後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紮鐵工友無疑是受剝削的一群,卻不是最受剝削的一群,這正是今次大規模罷工之所以能夠爆發的秘密。紮鐵工友在地盤相見,同一個蛇頭(行內對工頭的稱呼)又帶著好幾個工友接工作,大大小小的群體由此形成,彼此交流消息,這些人際網絡平日令工友清楚大家身受甚麼待遇,有事時則可以用來動員眾人發起工潮。相對的,一些工種的工友之間幾乎沒有人際網絡可言,同一個屋邨裡負責替不同座數倒垃圾的清潔工大多互不相識,容易被雇主孤立起來壓價,卻難以合力反抗。再者,紮鐵工友年齡偏高,縱有家室之累,仍是以子女已長大成人出身者居多,家庭負擔少了一截,更能無所顧忌往前衝。

我這樣說,純粹是指出罷工的形成有其客觀條件局限,無意用「有人比你慘」否定紮鐵工潮的合理性。那些一邊搬出「鬥慘邏輯」一邊幸災樂禍的傢伙,那麼喜歡看見別人的工資race to bottom,何不自己衝入地獄底層?



注釋:
一.
 理論上,其實任何一種能夠阻截生產因素(factors of production)供應的手段,都是談判桌上的有效籌碼。罷工阻截的是勞動力供應,而早期工業史中出現的盧德運動(Luddism),則透過選擇性地破壞機器以至原料中斷主產。故此,誠如霍布斯邦在《非凡小人物》一書指出的,盧德運動不是工人盲目而狂熱的發洩,它是十八至十九世紀初期工資談判裡的重要環節。
二.
 所以,這篇文章的題目是紮鐵工潮「旁觀記」,而不是「參戰記」。
三.
 據壹週刊稱,曾燈發包辦了全港四成紮鐵工程。

(未完待


延伸閱讀:
大專學生基層關注組紮鐵工人專輯
紮鐵工友罷工事件
陳敬慈:紮鐵工人罷工的政治含義

2 comments:

怒火眼睛 said...

謝謝, 文章讓我想了很多.

Julian said...

過獎了。這幾個月腦袋閉塞,文章越寫越少,遠不如你勤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