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December 25, 2007

夜闖葛福臨(下)

(續前文


(圖片取自神召會元朗錦光堂網頁,要看動畫內容請點擊上圖)


掛名主角葛福臨

葛福臨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有甚麼地方值得香港政府和新教勢力大鑼大鼓邀請他來講道?這一點,恐怕大多數基督徒都不清楚。

誠然,坐上了葛培理佈道團的CEO寶座,葛福臨自然不算無名小卒,但事實上香港基督徒圈子對他有多少認識?從以下一段文字可見端倪:

很想邀請你參與在香港大球場舉行的盛事(Festival),
這將會是一個改變你生命的聚會!
25年前,沈祖堯,林瑞麟,林以諾參與了一個叫「葛培理佈道會」的聚會,
改變了他們的一生!你想經歷生命的改變嗎?
今次葛培理的兒子葛福臨來了香港!葛福臨是一國際著名的環球佈道家,
至今所接觸過的人已多達四百萬,他亦屢獲各國的領導階層接見
(包括美國布殊總統,中國、非洲統治者等)!而今次「葛福臨佈道大會」
更是香港政府支持的「香港回歸中國十週年」紀念活動之一呢!今天,你有機會參與這盛事了~

這段文字在一些xanga之間抄來抄去,輾轉流傳。「國際著名的環球佈道家」?假如福哥在香港基督徒圈子果真如此「著名」,這些xanga的主人何不一揮即就,用自己的文字介紹他?抄,恰好證明香港基督徒對福哥是誰沒有概念(注一),必須鸚鵡學舌——該段文字的資料其實大半輯錄自佈道會官方對福哥的簡介

說來說去,葛福臨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出席佈道會的前一晚,花了片刻在維基百科搜尋,再順藤摸瓜的於網海打撈一會,發現了幾件事:


姑勿論某些狂熱的新教徒怎麼想,香港政府大力支持邀請福哥講道,總不會是因為打算向伊斯蘭國家宣戰,或者扭轉衛生署現行的愛滋病防護政策,又或者考慮叫天文台預測天氣前必先祈禱問神旨。將葛福臨佈道會列為慶回歸活動,顯然是企圖拉攏新教勢力臣服於北京政府的權威。可是觀乎福哥的講道內容,卻與那堆「心繫家國」的所謂國民教育扯不上關係,不但沒有強調甚麼中國人身份國家繁盛民族光榮,甚至連中國也沒有提過多少次。倘若有心在基督徒圈子烙下對中國的認同,本應乘機重提馬禮遜來華的故事,塑造一段中國的基督教史供在場觀眾回溯尋根,使他們相信自己不是基督徒,而是中國的基督徒

福哥沒有這樣做,可能是他本來就料子有限無力吹水,可能是他賣慣了宗教麥當勞套餐懶得將福音「本色化」,但更有可能的是他說了甚麼根本不重要。在北京政府以至香港政府眼中,葛福臨僅僅是一件工具,用來吸引新教勢力上釣;在新教勢力的教會與機構高層眼中,葛福臨依然是一件工具,一件刺激信徒人數增長以鞏固自身力量的工具。故此,福哥決非今次佈道會的主角,說穿了他不過是個花瓶,是個偶像,主辦當局只須將之包裝得漂漂亮亮,令基督徒相信值得捧場,非基督徒覺得煞有介事即可。刨去包裝只剩一灘膿水又如何?重點從來只在包裝本身。

由是觀之,任何針對葛福臨而對是次佈道會作出的評論,無論褒貶,俱不中的,包括我上一篇文章在內。

至此,我們不得不追問兩件事:一是政權與新教勢力的關係,亦即政教如何勾結;二是新教勢力與群眾的關係,亦即新教如何進行社會動員。不追問這兩件事,將無從理解這場佈道會何以出現,亦無從預測這場佈道會後香港新教勢力的轉向。

政教勾結今昔

先說政權與新教勢力的關係。香港的新教勢力,打從一開始就跟政權糾纏不清。馬禮遜被追認為中國新教之父,但此人一生與作為大英帝國殖民先鋒、賣鴉片賣到惡名昭彰的東印度公司過從甚密,為它做了二十多年秘書兼翻譯,年薪一千英磅,死後還葬於東印度公司在澳門的墓地。他的兒子馬儒翰在鴉片戰爭裡協助英國侵略,為英軍翻譯並提供情報之餘,更向司令砵甸乍——亦即其後的香港首任港督——建議揮軍攻下南京。新教勢力依附英國政權,並助長香港英殖政權成立,大概是難以推諉的史實。再怎麼說,縱是在經教會美化過的基督教史裡,我們也找不到在香港帶領原住民抵抗殖民者佔領的新教英雄。反之,首個在香港傳教的傳教士羅孝全(Issachar J. Roberts)於1843年的一番話,充滿對帝國主義的期盼,還有殖民者揮之不去的自我陶醉:

「根據上帝的旨意,香港可能成為這樣的一個地方,即在英國的幫助下建立商業、公正和基督教的正確原則,這將使這裡得到繁榮、自由,直至整個中國都能得到啟蒙和拯救。」

英殖政權誕生後,新教勢力先是為了訓練華人北上傳教而辦學,結果製造了一群懂英語的買辦階層服務政權;再來是在六七後為英殖政權控制青年之政策效勞,成為政府普及教育計劃的親密辦學伙伴,不但防止親中陣營組織香港青少年擾亂管治,更生產了一批佔據資本主義體系管理位置的中產階級。正如去年在《從非基運動論香港普世派》所述,不管新教勢力有意無意,以後果而論它多是維護建制的,鞏固資本主義的,方便權力精英繼續站在人民頭上的。無可否認,偶爾確有教徒和教會站在弱勢者的一邊,反童工、反蓄婢,以至派奶粉濟貧都是例子,但較諸新教百多年辦學浪潮對香港政治經濟結構的深遠影響,這些都不過是片刻留痕。(注二)

踏入八十年代,儘管一些關心社會事務所基督教機構紛紛冒起,又抗議兩巴加價又反對大亞灣建核電廠,然而這些機構大多獨立於教會,與普羅信徒彼此疏遠,手上握有群眾的各大教會則依舊不動如山,自絕於社會運動。代表新教勢力的教會在九七回歸前與政權關係如何?從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解散事件可見端倪。由聖公會、救世軍、中華基督教會、信義會、衛理公會、天主教六個教會合辦的合一中心,在九十年代匯聚了不少進步社工,為天台屋居民的權益積極抗爭。可是主要由各教會高層組成的執委會對此卻不以為然,解僱在行動中與警方衝突的社工,又下達內部指令禁制員工工餘時間的社運參與,導致旗下社工群起抗議,不惜絕食多天。事情鬧大了,執委會無法善後,政府正好乘機收拾這群阻礙其地產大計的麻煩人物,透過社會福利署拋了一百六十萬元出來,叫那些教會中人解散合一中心,執委會欣然接受。如是者,合一中心在1997年一月十三日宣告死亡,政府和教會在幕後舉杯慶祝。

很多評論認為新教勢力為政權舐癰吮痔是九七後的新鮮事物,是北京政府統戰下的獨特現象,其實不然。合一之死,證明具體的政教勾結早已存在。

要說九七後的形勢轉向,也不是沒有。九七前假裝意識型態中立,只講法治與效率的政府,九七後卻大力打造自我形象,控制輿論走向。這是政府從管治統治的轉向,企圖藉著意識操控鞏固權力,國民教育也罷,和諧社會也罷,都是這個工程的一部份。新教勢力被編配的角色是歌功頌德,以溫情脈脈的面目敉平反抗。打頭陣的是以勒基金,特首每每出席它的活動,獲高官巨賈撐腰的它看似沾這些名流的光宣揚基督教,實際上卻是將高官巨賈和他們的主張冠以基督教的光環,使之「神聖化」:董建華在位時為他祈禱,北京奧運將至即搖旗吶喊求主掌管金融市場興旺中國有綜援戶被社署保障部逼到自殺就叫人「仰望主」而不是批判福利制度不善,諸如此類。

第二陣是明光社陣營(注三)。若嫌以勒基金與普羅信徒還不夠親近,廣受福音派教會支持的明光社陣營保證讓你滿意,光是它背後的播道會和宣道會已坐擁數以萬計信徒。在宗派傳統淪亡的香港基督徒圈子裡,基本上接近100%的信徒都是福音派信仰擁護者,哪管他們的會籍並非屬於福音派教會。若再算上這個數目,明光社陣營的支持率就更高。這群不理家庭生計不顧家庭暴力卻熱愛高呼「家庭價值」的傢伙,近年與民建聯攜手並進,曾蔭權上台後在施政報告裡亦一再提及重視家庭,近日更成立「家庭議會」,向他們頻送秋波。為了所謂的「家庭價值」,明光社陣營對人權議題如臨大敵,因為他們亟欲限制異議者(尤其是性小眾)的人權,偷天換日將自己的特權(例如招聘、教育上的歧視,散播謊言誤導市民等等)說成「人權」,將別人的人權(例如住屋、工作、婚姻等等)說成破壞傳統與和諧,實乃勢在必行。此舉與政府的部署不謀而合,蓋人權意識的覺醒不利他們落實威權統治,當年帶頭教導市民認識廿三條禍害的正是香港人權監察國際特赦組織等人權組織。親疏有別政策貫徹各部門,教統局的人權課程撥款資助明光社而非人權組織舉辦,影視處一百三十多個淫審條例教育項目裡有一半外判給明光社負責,涉及公帑數以百萬計。不論是「家庭價值」抑或是人權恐慌,歸根究柢都是政府「和諧社會」公關宣傳的一環——唯心論式地把一切社會問題還原為家庭內部的情緒問題,有利營造各家自掃門前雪的風氣,斬斷市民集體反抗貧富兩極化的連結;醜化人權則促使群眾錯認統治秩序為永恆正義,敵視批評建制束縛的人士,將之一律打成「搏出位」的投機份子看待。家庭本位混合唾棄人權的化學作用是甚麼,從家長在中大畢業禮追捧董建華憎恨請願者可見一斑

第一陣第二陣出動之後,充當第三陣的基督教傳媒就會自動登場,像基督日報、時代論壇、創世電視、基督教週報等。基督教傳媒不一定與政府有直接的利益關係,但各大教會和普羅信徒卻是它們的財神,其財政基礎很大程度上依靠捐獻支撐。以勒基金用抽離的祈禱作招徠,明光社陣營用「基督教正受威脅」作包裝,這些習慣和心態都合乎教會和信徒的胃口,加上兩者往往邀請知名教會領袖露臉發言,基督教傳媒為了討好財神通常都會大肆報導,而且是正面報導。就算撇開基督教傳媒原本經營理念上的偏頗不談,光是理念以外的市場因素,已經使它們的難以公正中立,變相成為造勢打手。一傳十,十傳百,隨著互聯網普及,基督教傳媒的報導在不同教會的信徒之間傳來傳去,個別機構/教會的事被理解為全港基督徒的事,並圍繞這件事建構起全港基督徒的共同身份。

葛福臨佈道會的情況卻略有不同,上述的第一陣第二陣第三陣這佈局被重新洗牌,取而代之的是直接動員整個新教勢力。一般而言,教會是「信徒群眾」這件資產的擁有者,但教會大多埋首於一己會務,外面的事情都交由基督教機構處理,機構能否接觸普羅信徒得看教會肯不肯放人。今次葛福臨佈道會卻打破了教會和機構的內外分工慣例,新教勢力當中的各界巨頭不論出身一頭栽進去,究其原因,不過是向來不問世事的教會大開中門,既讓自己的群眾被外面拉出去也親手將他們推出去,齊齊做慶回歸show的活動佈景板。

得人如魚靠空洞

幹嘛葛福臨佈道會能夠掀動整個香港的新教勢力,連閉關自守的教會也忍不住開門放人?這要從新教勢力與群眾的關係說起。

有人說,基督教是與弱勢者同行的,因為耶穌終日跟貧民病人來往,不理睬法利賽人這種名利雙收的宗教貴族﹔有人說,基督教是超越國家民族的,因為耶穌不介意善待被猶太人視為賣國賊的稅吏,絲毫不把民族主義放在眼內。這些觀點,經常在一小撮不滿葛福臨佈道會的基督徒嗟怨時閃過。假如這些觀點屬實,基督徒怎可能以排山倒海之勢湧到一個不把拾荒長者卻把高官巨賈列為上賓、慶回歸多過慶祝新教來華二百年的佈道會?問題是,這個景象就是現實。「鋤強扶弱」、「超越國族」之類的理想,絕對不是香港基督教的本質。(注四)

貫穿全港新教教會與教徒的最大公約數,其實是四律式信仰。葛福臨佈道會之所以到處受落,皆因它販賣的也是四律式信仰。當基督徒的惟一條件就是信四律,認罪(即使「罪」的界定馬虎草率)信耶穌(即使你不知道耶穌做過甚麼)得永生(即使你連為何要生存也未想過),別無其他。

別無其他。這意味著四律以外的一切事物均與信仰無關,直至宗教權威——包括教會牧者、神學院教授、基督徒學者、基督教傳媒——告訴你為止。內容空洞的四律式信仰對教會有兩個好處,一是快速增加信徒,二是易於豎立權威。美國宗教社會學家Rodney Stark的研究指出宗教選取由人際網絡而非教義內容決定(注五),既然教義無助於鼓勵決志,其信息內容的減少不但不會妨礙入教人數增長,反而節省了傳教的手續,是故空洞信仰有助快速增加信徒;接受了四律口號之後雖然名義上能以基督徒自居,但決志者終究是將自己置於「未完成」的心理狀態,蓋缺乏具體內容的四律不能帶來「如何當一個基督徒」的實際指引,這份空虛導致他們期盼被牧養,恰好提供機會讓教會豎立權威。

信徒人數代表奉獻金額、事奉人力和關係網絡,此三者對教會維持日常運作至關緊要。傳教效率保證了信徒人數,牧養權威保證了他們可供驅使,教會動員能力強勁的關鍵即在於此。效率和權威皆由空洞所生,教會把這套空洞福音高舉成劃分基督徒身份的終極標準,為宣揚空洞福音的葛福臨歡呼喝采,並不教人意外。(注六)

當信仰理念空洞化,自身存續成為最高理念,「傳福音」就純粹是病毒一般的自我複製,意義闕如。新教勢力理念薄弱,唯一足以令它挺身與當權者對著幹的時候,是它感到自身存續受到當權者威脅的時候。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正在密鑼緊鼓草擬之際,新教教會共同發表《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簡稱《信念書》),作出了十點聯合信仰宣認,當中不乏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等字眼,這個信仰宣認被視為香港教會之社會意識的覺醒。然而若我們仔細研讀,《信念書》及其註釋並無言明如何在具體的香港社會脈絡下落實上述字眼,卻在註釋裡單就「信仰及傳教的自由」一項花了兩段篇幅大書特書(注七),對自身存續的危機感蓋過了對《世界人權宣言》裡其餘多種自由(注八)的關注。反過來說,最能讓新教勢力動心的時候,是它覺得有機會吸引大批群眾入教的時候。管他甚麼回歸十週年,政府出手協助我們搞一場拉三十四萬人入場的超級佈道會,特首為場刊首頁題辭,司長局長放下身段做生招牌,還不飛撲出去say yes?有需求,有供給,事就這樣成了。

上面那幅斤斤計較於人數的「三高」圖,出自神召會元朗錦光堂號召旗下會眾投身葛福臨佈道會之宣傳。這間大字標明「聚會人數目標」、「決志人數目標」的教會不獨極盡量化之能事,更以親近政經權力核心為榮,網站首頁用馬時亨、郭炳江等高官巨賈作招徠,主任牧師被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委任公職的新聞放在當眼處。這教會並不孤獨,它象徵了香港新教勢力的未來:繼續埋首自我複製,政教勾結日趨露骨。

裡裡外外尋出路

達官貴人逐漸化身新教勢力的代表,最新的例子,是馬時亨的妻子王培琪斥資數百萬在中環搭建聖誕樹做宗教show,博得六十幾個基督教團體追隨。特區政府收編新教勢力誘使群眾臣服,這個策略完全合乎北京政府的心意;準確點說,北大人極可能早就摸清香港新教勢力的底牌,特地擬定了一套宗教政策。環境證據之一,是暨南大學何修文的《香港的宗教團體及其政治傾向》這篇論文。對於這篇收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香港滄桑:紀念香港回歸10週年」專輯的論文,我的評語是:必讀!儘管作者的立場跟我水火不容,他旨在讓政權騎劫香港民間社會,我旨在人民主體的覺醒,但我不得不承認他對香港政教關係的分析簡明扼要,一針見血——看準了基督宗教在香港的動員能力,看準了福音派才是新教勢力的主流,看準了只要讓新教勢力在傳教事宜嚐到甜頭就能穩住他們。考慮到該文在八年前寫成,而且作者不在香港也能觀察至如斯地步(我注意基督教事務也剛好有八年,八年來從未在香港新教勢力裡看見把政教關係概況摸得這麼準的文章!),內地對香港政教關係的細緻把握委實教人驚歎。

國家的統治意志有備而來,人民的出路到底在哪裡?新教勢力利用空洞信仰確保動員能力,政府再利用這個動員能力實施愚民政策,要打破困局有兩種方法,一是從內而外,二是從外而內。

從內而外,即是在新教勢力內部入手,根本上顛覆它的動員機制。一些自詡「另類」的基督徒經常抨擊教會勾結權貴,信徒不顧民間疾苦,但這些言論止於批評主流基督徒做得「不夠」,卻怯於直指他們「不是」基督徒。這畢竟是將信不信空洞福音視為劃分基督徒身份的終極標準,不夠,意味著「行公義好憐憫」之類的社會正義實踐是信了空洞福音之後的事,不是之前的事。之前你就算當上人民英雄救世烈士也無人聞問,因為你不信空洞福音,等如不是「基督徒」,不是自己人。但對著眼於存續的各大教會來說,用空洞福音賤賣「基督徒」身份才是它們動員能力的關鍵,信徒質素之後「夠不夠」向來無關痛癢。由是觀之,所謂「另類」基督徒的言論不僅不是對新教勢力現況的批判,反而是曲線擁護。

故此,治本之法,在於摧毀界定基督徒身份的現行標準,踢走保羅「心裡相信口裡承認」的兒嬉,換上耶穌「撇下所有跟從我」的捨己,用社會正義取代四律。(注九)不遵行社會正義之輩,四律不離口也算不上基督徒,應扣上異端之名驅逐;實踐社會正義的人,就算不信四律也是帶有基督樣式的自己人,何妨以弟兄姊妹相稱。一旦掀起基督徒身份的範式轉移工程,必定動搖新教勢力的動員模式,空洞福音突然遇上了競爭對手,衍生的爭論將令教會在招攬群眾入教時遇到較多阻力。況且,無論群眾是否接受範式轉移,社會民生都變成他們必須尋找一套說辭回應的課題,不能再無條件躲在空洞福音裡自閉。動員效率降低,政治見解紛云,政權要透過勾結新教勢力在民間散播有利統治的氣氛,屆時大概沒有那麼稱心如意。

可惜,從內而外的進路注定崎嶇難行。且不說「因信稱義」的教條在新教如何根深蒂固,光是人際網絡的枷鎖,已令最不滿葛福臨佈道會的「另類」基督徒也不敢搞範式轉移工程。當你的父母師長同學上司下屬老公老婆都用四律自我定義,你敢抬頭挺胸的說他們「不是基督徒」嗎?新教勢力歷來注重信仰群體內的人際關係管理,這種控制既使信徒被群體內的網絡重重包圍,又使他們長久以來對群體外的人充滿戒心。這解釋了為何很多「另類」基督徒的私人網誌縱有批評教會,卻鮮有在教會發表相同言論,交流的對象只限於感想及經歷相近的基督徒,瑟縮一角互舔傷口,卻永遠不在乎對教會有同樣批評且同樣關心社會的非基督徒說了甚麼。(注十)「另類」基督徒不為社會搞範式轉移工程,皆因他們打從一開始就無法為自己的基督徒身份進行範式轉移。

從內而外不行,惟有從外而內。新教勢力並非與社會大勢隔絕,因為帝國主義猖獗,馬禮遜的傳教事業才依靠東印度公司支援;因為香港人階級意識薄弱,教會才靠吹捧高官巨賈引人入教。新教勢力的生態,很大程度上由社會氣候形塑。假如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新教勢力也不會不聞不問,落後於社會大勢代表它有損失信徒的危險,當年八九六四就是一例。曾蔭權上台後,流行於輿論的對立面從「普選 vs 保皇」轉移至「搞事出位 vs 務實和諧」,讓情況本已不理想的社會運動掉進谷底。(注十一)當務之急,是找出真正對應人民生活處境、打動人民心坎的新對立面,讓大家醒覺命運須由自己掌握。上月底與馬嶽討論,他估計下一次的政治對立面有可能是階級。算起來,今年紮鐵工潮備受關注(儘管遭到傳媒打手攻擊),天水圍基層得到同情(儘管現已淪為政客財團社福諸侯撈油水的對象),證明股市暢旺的煙幕也遮蔽不了貧富懸殊的真相。說階級矛盾有潛力成為新的政治對立面,確有幾分根據。

從何入手,依然說不清。但只要抓緊了對立面,人民創造了理解社會的新角度並廣泛接納,新教勢力愛怎樣也沒所謂——誠然,走到這一步的前提是階級身份最終可以勝過國族身份和宗教身份,一點也不容樂觀。

走了一個葛福臨,還有千千萬萬個小葛福臨。政教勾結一天未除,新教勢力一天不放棄以自我複製為最高理想,官商帶頭的空洞傳教戲碼就一天仍會在港九新界不斷上演。北京政府、特區政府、新教勢力聯手販賣人民的鴉片,起來迎擊這支船堅砲利的大軍,就是我們廿一世紀的鴉片戰爭!


注釋:
一. 香港新教徒不見得熟悉新教生態。不認識葛福臨事小,幾年前遇過將新教祖師馬丁路德貼在教堂門外的九十五論綱條誤作一百零一條的,更有人大剌剌直言不知馬丁路德是誰,令人啞然。在收到佈道會宣傳之前就知道葛福臨是誰的新教徒,應該是比較稀有的。
二.
 除辦學外,另一個相似的例子是社會福利。五、六十年代,新教勢力在海外差會的財政支援下為大批從內地來港的難民提供社會服務,結果協助英殖政權穩住管治環境;七十年代,海外差會撤資,香港新教勢力陷入財政困難,適逢政府在六七後計劃搞社會福利穩定民心,新教勢力於焉成為政府社會福利政策的緊密伙伴,政府逐漸當上了新教社福機構的財源,收編過程至九十年代完成。詳見陳慎慶:〈香港基督教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25期(1998),頁65-83。
三.
 這裡的「明光社陣營」並非單指明光社本身,還有跟它人事架構重疊,立場雷同,又或者經常緊密合作的基督教機構,包括性文化學會、維護家庭聯盟、新造的人協會、U-FIRE等等。
四.
 這裡的「香港基督教」即香港新教,天主教的情況可能有些微差異。又,雖然坊間習慣將Protestant譯作「基督教」,但基督教(Christianity)其實泛指一切敬拜耶穌基督的宗教,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把Christianity架床疊屋地另稱為「基督宗教」,只是將錯就錯的做法。
五.
 Stark, Rodney & Roger Finke, 2000. Acts of Faith: 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六.
 不錯在一些教會有不少信徒對葛福臨這類的空洞福音反感,但他們主要是年資頗長的信徒。他們不滿四律的膚淺,追求更完美的基督徒身份指引,這心態有時候會萌生獨立反思,但也往往成為宗教權威販子的獵食對象。
七.
 詳見余達心(1984):《信念書註釋(增訂本)》,香港: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又,在《信念書》第八點「社會變遷與教會內部更新」之註釋裡,就教會如何具體回應社會變遷之建議,是「牧者要小心地挑選有心進入嚴格的屬靈操練的人,而整個訓練必須是一種嚴格的屬靈操練……包括學習順服,學習靜默,學習愛心及傳福音」,可見教會依舊是將自己的角色局限在狹義的傳教,缺乏回應社會變遷的動力。
八.
 《世界人權宣言》當然也有主張宗教自由,見諸第十八條。值得留意的是,《世界人權宣言》說的是每個人的宗教自由,包括集體公開表示其宗教的自由,並未強調教會作為一個組織去傳教的自由,《信念書》則刻意列明這一點,突顯其立場乃從教會的存續出發。再者,第二十六條內「教育應促進各國、各種族或各宗教集團間的了解、容忍和友誼」這一句,相信很多教會學校的宗教科都辦不到。
九.
 話雖如此,這很艱難。如《使徒信經》《尼西亞信經》《亞他拿修信經》等界定何謂基督教核心價值的古老文書,其內容都是徹底去政治化的,甚至與實際民生毫無扣連,足見基督教那種無視現世的傳統有多歷史悠久。雖然這現象也是可以解釋的:用信經形式制訂信仰宣認,這方法在四世紀的尼西亞大公會議之後才流行起來,旨在與教會眼中的異端(如諾斯底派)劃清界線,集中火力講甚麼上帝位格是為了回應當時的教派論爭。又,基督教(Christianity)早在二世紀已吸引高級行政官員、學者等貴族階層為之殉教,到了四世紀更被君士坦丁列為羅馬國教,它會把耶穌式的社會正義逐出信仰核心,也是可以想像的。總而言之,將宗教非政治化,在歷史上往往是極其政治化的決定。
十. 也包括不在乎我在這裡說了甚麼啦,哈哈,雖然有三兩個熟人例外。
十一.
 本已不理想,皆因單純針對議會政制的「唯獨普選」視野無法改善民生,甚至也算不上人民自主,前年在《政改》一文曾略論之。


PS.
 終於完成,儘管還是覺得假說太多實據太少。最後竟然寫了九千多字,我究竟在幹甚麼……
PPS. 別老是問我幾時信耶穌嘛,那不是我的正義,也救不了你的宗教。


一月十一日補記:
今日明報以下一則報導,觀乎政府對民間電台的打壓,更對比出它在葛福臨佈道會對新教勢力如何包庇親暱,不惜扭曲法律。
【明報專訊】民間電台自05年起多次向電管局申請牌照不果,當局亦沒有解釋,「阿牛」曾健成昨日再向法官舉例,指早前在大球場舉行的「葛福臨佈道大會」,曾使用5條頻道將過程廣播至澳門及元朗等地,質疑當局有雙重標準。

曾健成說,根據佈道大會的場刊,列明會即場廣播,所用頻道亦是在現時電台所用的FM88-FM108頻譜之內,質疑政府有雙重標準,亦證明目前頻譜可撥出5條頻道,並非如政府所指的那麼「擠塞」。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說,由於案件已進入法律程序,不便評論。本報昨未能聯絡佈道會主辦單位回應。

城市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無線通訊研究中心主任容啟寧表示,現時各電台有後備頻道,是方便市民因應不同地區及情況,亦可接收到電台信息,故若只是「一日、兩日」,政府會容許短暫撥出這些頻道作其他用途,但就較難容納多一個新電台。

七月三日補記:
事隔大半年,翻查葛福臨佈道會的捐款名單,大致可以瞭解箇中權力分佈。主力促成此事的是香港福音派三巨頭:播道會、宣道會和浸信會,一開始即於2006年各自墊支三十萬元。隨後趕上的是基督教青年會(YMCA)和以勒基金,踏入2007年一月就一再提供鉅款資助,前者合共捐款412,000元,後者合共捐款194,000元。撇除牟利為本的商業機構(包括浸會醫院),以上五個集團是出手最迅速也最闊綽的佈道會催生者。若說葛福臨佈道會是一齣政教勾結的戲碼,這份捐款名單大概讓我們推算得到香港基督教陣營哪個部份最樂意被政權收編,最有可能在政治上傾向保皇。

Wednesday, December 19, 2007

夜闖葛福臨(上)


(現在才寫這件大半個月前發生的事,似乎已經太遲了,雖然這個網誌素來不擅追趕熱門話題。也罷,試試寫一些其他網民較少發表的觀察,較少挖深的觀點,希望不至太難看。)


十一月三十日,闖進香港大球場聽了那個「香港葛福臨佈道大會」

洗手不沾牧養工作已久,原本實在不想去。這種燒銀紙的大型佈道會,一味吹噓入場人數,內容註定淺薄得噁心。然而碰巧前一天有個萍水相逢的朋友走上辦公室,身為反基分子的她打算到場見識,手上又剛好多了一張票,於是就跟著一起去看看了。

當然,要是徹徹底底不感興趣的話,別人手上多了幾十張票也不會去。這場佈道會最讓我感興趣的地方,是它背後的政教勾結。從十月開始,走過地鐵站,走過火車站,走過中小學,走過教會門口,甚至走過你家屋苑的電梯大堂,舖天蓋地都是葛福臨佈道會的海報與橫額,一千八百萬元預算的威力可不是蓋的。新教勢力在今年大張旗鼓本來倒不奇怪,皆因今年正是馬禮遜來華傳教二百週年,各宗派有聯合活動紀念這個首次將新教傳入中國的人物,並不教人意外。但觀乎這個佈道會的宣傳品,馬禮遜的身影不見了,取而代之是右上方顯眼的「10th周年紀念」標記。換言之,這個掀動全港新教勢力的大型佈道會,根本是政府策劃的回歸十週年慶祝活動之一環。

這不是單純的宗教活動,這是政治收編。儘管主辦大會的小冊子與網頁偶有提及「馬禮遜來華二百年」,然而泰半都將之放在「香港回歸祖國十週年」後面,而不是前面。這場show是政治氣候還是宗教理念為先,自不待言。尤其是崇基神學院今年也有一連串活動紀念馬禮遜,宣傳裡卻半句也沒有提及回歸,對比更形鮮明。2003年七一反廿三條也好,2004年反校本條例也好,某些宗派(主要是傳統普世派教會)展現的不聽話態度,政府大概看得不怎順眼,會將基督教圈子列為收編對象是很自然的事。

另一點讓我感興趣的是新教勢力的動員能力。沒有動員能力就沒有收編價值,倘若新教信徒人丁單薄,再叫囂政府也不痛不癢。問題是新教勢力自殖民地年代累積下來的人脈網絡極其深厚,四成以上的中小學有基督宗教背景,這個比率在社會福利機構當中也許更高,再加上數目比投注站更多的各區堂會,一旦全力動員群眾,勢必驚天動地。特別是裡面的福音派,明光社在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一役一發功,民政事務局馬上收反對信收到手軟,政府會從福音派入手收編整個新教陣營,也在意料之中。

正正因為這種可怖的動員能力,即使一年前香港沒有多少人——包括基督徒——知道葛福臨是誰,一年後他卻被炮製成一個家喻戶曉的屬靈明星,人人都要親臨朝聖。形容得再具體一點,這種動員能力發動起來,當晚七時左右整個銅鑼灣地鐵站都塞滿了人,通往F出口的通道情況更是嚴重,美心西餅、7-eleven等店舖如臨大敵,統統拉下鐵閘連生意也不敢做,惟恐人潮將舖子淹沒。擠逼得幾乎窒息,後面的大叔老是踢到我的鞋跟,最終地鐵決定將F出口改成有出無入,雙線單程行「人」,呼吸和步伐才稍見暢順。

再補充一點:同日下午二時是葛福臨佈道會的「青少年福音盛會」,據聞一共動用了逾五百輛旅遊巴接送港九新界的學生到場,有些學校甚至租用城巴過海,導致紅磡海底隧道大塞車。五百多輛旅遊巴,還要只算青少年!就算民建聯在中聯辦撐腰下吃盡奶力,恐怕也未必有這個能耐。


(上圖只是西面看台一部份,全場人數之多可想而知)

好歹隨著人潮走到香港大球場,花了不少工夫才找到位子坐下。強勁音響播出的音樂響徹雲霄,連衣衫也隨之震動。場外二百米就是東華醫院,不曉得會否妨礙病人休息?舉目四顧,東南西北四面看台皆人山人海。南面看台是詩班席,不是觀眾席,之所以有那麼多人,皆因大會出動了千人詩班,還委派了救世軍銅管樂隊演奏。翻開那疊宣傳品,跟政府有一腿的普世派教會豈獨救世軍,聖公會、循道衛理會、中華基督教會、崇真會等等宗派的話事人與叔父輩均於大會顧問及執委名單裡榜上有名,素來缺乏政治理念的福音派教會就更不消提。

接下來輪到隨著葛福臨環遊世界南征北討的御用樂隊Tommy Coomes Band獻唱。從美國民歌調子到節拍強勁的歌曲,的確比傳統聖詩豐富多變。唱到一半,他們突然改用廣東話唱聖詩,全場為之一愕,沉默半秒之後掌聲雷動。不愧是全球規模的宗教公關老手,這番噱頭還真厲害。屈指一算,樂隊一共有九人,當中只有兩人是黑人,其餘的都是白人,或許這個種族比例反映了葛培理佈道團、以及它象徵的福音派勢力在美國受到甚麼人支持。

這隊葛福臨親衛隊表演了好些時候,主角葛福臨仍未登場。時維晚上八點半,佈道會已開始了一個小時,入口那邊依然不乏群眾進場。為了安置香港大球場放不下的觀眾,大會甚至開放了附近的南華會運動場讓他們看直播。

終於,福哥出場講道。先是幾句拉關係的門面說話,諸如母親二、三十年代在中國長大,他自己則數十年前來過香港,覺得這裡繁榮富足,之類。開場白過後,就是作為講道核心的聖經經文,福哥引用了馬可福音十章的財主故事,詳見下文:

10:17 耶穌剛上路,有一個人跑過來,跪在他面前,問他:「良善的老師,我該做甚麼才能夠得到永恆的生命呢?」
10:18 耶穌問他:「你為甚麼稱我為良善的呢?除上帝一位以外,再也沒有良善的。
10:19 你一定曉得這些誡命:『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竊;不可作假證;不可欺詐;要孝敬父母。』」
10:20 那個人回答:「老師,這一切誡命我從小就都遵守了。」
10:21 耶穌定睛看他,心裏很喜愛他,就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賣掉你所有的產業,把錢捐給窮人,你就會有財富積存在天上;然後來跟從我。」
10:22 那個人一聽見這話,臉色變了,垂頭喪氣地走了,因為他很富有。

到此為止,尚算四平八穩,問題是福哥對這個故事的詮釋。他說,這段經文證明錢滿足不了人,年青人感到空虛,生命有所缺失。為甚麼會空虛?為甚麼有缺失?因為人人都犯了罪,罪將人和上帝隔絕開來。這個「罪」又到底是甚麼東西?拜假神啦,妄稱神的名啦,婚外一切性行為啦,等等等等。

這算甚麼意思?上述一堆個人規條,那個青年財主沒有遵守嗎?他有遵守,卻不合乎耶穌的標準,只因他不敢散盡家財接濟窮人。貧富這一關,在四福音裡面被再三強調,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至卌一節裡財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又是一例。這可以詮釋為:光是死守個人規條並不足夠,必須為大眾謀福祉。福哥對此卻三緘其口,不碰任何社會財富分配的問題。可是,耶穌在福哥引述的經文之後立即這樣說:

10:23 耶穌環視左右的門徒,對他們說:「有錢人成為上帝國的子民是多麼難哪!」
10:24 門徒對他這話感到驚奇;但是耶穌又說:「孩子們哪,要成為上帝國的子民是多麼難哪!
10:25 有錢人要成為上帝國的子民,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

他哪裡敢碰社會財富分配呢?二十年前,他老子葛培理還在當佈道團CEO的時候,年薪十多萬美金,每年所收的版稅更達年薪的兩三倍。現在福哥繼位,加上累積通脹,他的收入未必比年薪千萬的地鐵總裁周松崗差上多少。「賣掉你所有的產業,把錢捐給窮人」才算追隨耶穌乎?承認了這一點,豈非等如承認自己不是基督徒?

迴避階級矛盾的最佳辦法,就是販賣廉價救恩。福哥大談他廿二歲時向神祈禱認「罪」之後即得蒙寬恕重獲新生,又向觀眾宣稱今日將有永生確據,只須決志就可取得。原本的捨身相許,變成零付出,一秒鐘內賺得永生,多麼容易,多麼簡單。財主的故事被矮化為「聽唔聽耶穌話」、「順服唔順服」的問題,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化為烏有,所謂的委身不過是當事人一己的情緒激盪,集體自我陶醉的瘴氣撲鼻而來。

福哥說,觀眾不能通過他而得救,儘管他是葛培理的兒子,惟有耶穌才能夠帶來永生——但這個耶穌分明是經他口中整容過的版本;福哥說,觀眾不能通過「宗教」得救,加入天主教、五旬宗、浸信會、循道宗等等是沒用的,惟有耶穌才是道路真理生命——但他對耶穌的理解分明只是新教福音派的理解。滲進一點點玩弄字眼的伎倆,他和他所屬的教派在旁人不知不覺下將耶穌壟斷,掩眼法耍得蠻熟練的,算是另類魔術表演吧。

可惜這種魔術委實了無新意。人因「罪」與神分隔,接納耶穌為救主即可得永生,這一套根本是學園傳道會那老掉牙的四律,葛培理佈道團的標準教材也是相同的東西。大量生產標準化的產品全球發售,高效率製造高效率消費,福哥王國說穿了不過是宗教麥當勞。

正如愛吃麥當勞的大有人在,贊同福哥言論的傢伙亦不在少數。到處有人離開座位,跑到台前決志。定睛一看,人群移動的模式相當奇怪,最初走出來的一批人離席後,只見空下來的座位在看台各處呈區塊分佈,每個區塊整整齊齊的由兩三排空椅組成,上面貼有白色標記。走近一看,標記上印著「陪談員」三個字。也就是說,大會安排一眾陪談員先從當眼處走到台前,發揮帶頭作用,讓舉棋不定的觀眾以為有人決志而跟隨。更妙的是,之後陸續空下來的座位亦多呈區塊分佈,不排除是一些教會故意將會內有心決志的人儲起來,一次過在葛福臨佈道會送出去,催谷大會的決志人數。

如此苦心孤詣,福哥、新教勢力和特區政府可有將香港「福音化」?大抵沒有。在球場邊緣的斜路俯瞰下去,不錯是陸續有人前往台前決志,但同時也有為數相若的人潮離場散去。注意,當時佈道會是尚未完結的。新教勢力為「三萬三千四百六十四人決志」這個數字沾沾自喜之際,背後可能已衍生了同等數量的反感和輕蔑。當然,對福哥、新教勢力和特區政府三方面來說,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數字足夠讓他們各自交差,證明自己的「成功」。

散場之前的祈禱,大會準備了一群身穿黑西裝的大漢站在每個看台後面,以渾厚聲線為祈禱「和音」。此番製造莊嚴氣氛的企圖只引得我幾乎發笑——刨去用銀彈和人脈換來的公關包裝,這個「香港葛福臨佈道大會」的內涵恐怕只剩一灘膿水。

為何政府和新教勢力要合力餵群眾喝這灘膿水?且看下回分解。

下回待續


延伸閱讀(?)
開台節目:非典佈道會打到黎喇!初探葛福臨

Monday, December 10, 2007

大學的榮譽



十二月六日,中文大學舉行畢業禮,即場頒授「榮譽法學博士」予前特首董建華。這件事從頭到尾就不合理,雖說老董不若現任特首曾蔭權陰險,但他推動以言入罪的廿三條立法,邀請人大釋法破壞司法獨立,包庇拑制民意調查的路祥安,讓這樣的一個人在「法學」上獲得「榮譽」,未免荒唐。(注一)

如是者,近二十位學生與校友闖進畢業禮會場抗議校方此番「德政」。多名保安員組成筋肉人牆,在西裝革履的中大公關指揮下一踴而上,箍頸有之,勾手有之,二話不說從後扯斷大聲公的電線使請願人士有聲出不得,保障繁榮安定,表現果真專業。場內畢業生及其家長大多對這一幕無動於衷,倒是老董致辭時台下掌聲如雷,有家長還激動萬分的走到請願人士跟前揮淚痛罵,斥責他們「自私」、「破壞他人美好畢業禮」云云。傳媒報導,亦多循此論,一招將「怎樣的人該得到怎樣的榮譽」此一議題消滅於萌芽狀態。

斷定在會場呼喊口號令畢業禮不夠「榮譽」,卻絲毫沒想過胡亂派發學位的校方損害了畢業禮的「榮譽」,這樣的公眾輿論,顯然跟請願人士對「榮譽」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話說當日有家長走進學生飯堂所在的范克廉樓,看見牆上的活動海報,馬上大表不悅:「點解可以喺大學入面四圍貼嘢!」對於這位家長和寄生在其身上的某種集體意識來說,大學確實是一處滿載榮譽的聖地,present要著suit,面試要著suit(注二),上莊要著suit,在別的地方張貼海報也許不要緊,在這裡張貼海報就是褻瀆,正如在酒店大堂吐痰比在街上吐痰不雅一般。至於海報上的內容是叫人去電影會討論領匯上市對公屋居民的影響,抑或是叫人參加遊行聲討搜刮民膏養肥大學官僚的副學士制度,根本無關痛癢。

代入今次事件,請願人士的主張是倒董倒劉(注三)還是挺董挺劉,在上述榮譽觀下根本無關痛癢。對於抱持這種榮譽觀的人而言,決定有沒有榮譽的是社會地位——酒店之所以有榮譽,皆因那是上等人出入的場所;大學之所以有榮譽,皆因那是晉身上等人的階梯。聯校就業資料庫宣稱最新一季大學畢業生入息中位數突破一萬元,更加鞏固這份妄想(注四)。終於捱到仔大女大,捱到他們出身了,這豈不是我家的大日子嗎?大日子就該喜氣洋洋。甚麼叫喜氣洋洋?結婚會選擇在大酒店大教堂而不是大排檔,沾點上流社會的光才算吉利,畢業亦作如是觀。品味的形塑,本來就是有階級性的。

這種建基於階級偏見的榮譽觀把大學視為與別不同的聖地,但弔詭的是,反對中大頒贈「榮譽法學博士」給董建華的言論,往往同樣將大學捧上神檯位置。各方論者幾乎言必稱大學理念,如此充滿理想主義的榮譽觀當然大不同於一般公眾輿論。只是,透過援引中大創校「傳統」、外國名牌大學經驗,乃至「大學」一詞在拉丁文字根的意思,這些言論正在建構某種古今中外不變的「大學之本質」:大學,本質上就是維護正義、維護學術神聖之地。以校長劉遵義為首的中大校方之最大過失,在於動搖大學的本質,將大學變成不是大學

問題是,這種本質論不符事實。羅永生在《廢墟中大:中大認同的(後)殖民解讀》即指出,中大原本就不具備甚麼偉大的民族國家文化使命,早在八十年代初很多學生已夢想升官發財做AO。販賣學術尊嚴以「榮譽法學博士」私相授受也不是始自今日,遠在2000年,亦即劉遵義年代之前,這個銜頭已贈予殺盡華校,炮製國內安全法,濫用誹謗罪名控告異己的大獨裁者李光耀。追溯至外國的老牌大學,情況依然不見得美好,學術價值經常被其他東西蓋過。1917年,德國的馬堡大學考慮聘用海德格為哲學教授,事前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同事胡塞爾,打探海德格的宗教信仰。胡塞爾回信說海德格與天主教關係密切,結果作為史上第一所新教大學的馬堡大學隨即擱置海德格的聘任,赤裸裸地以宗教歧視凌駕學術能力。1957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同時奪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但與他們一起做研究的吳健雄博士卻不獲青睞,有人懷疑這是因為諾貝爾委員會性別歧視,蓋三人之中惟有吳博士是女人。在象牙塔中命途屬吉屬凶,從來都不是單憑學術貢獻決定,與德行優劣更不相干。

「大學神聖」此一本質論在事實層面破滅,逼現了一個更大的問題:明明是假的,為甚麼還要建構大學的特殊性,猶如在世俗中劃分出神聖?不管是階級偏見的榮譽觀還是理想主義的榮譽觀,都帶著這種「分別為聖」的傾向。分別為聖,使榮譽變成大學先天享有的特權,而不是可以普世共享的權利——假如我們想像榮譽是可以普世共享的話,我們不可能不質疑大學為何有資格充當社會流動的主要渠道,大學學位為何有資格決定社會資源分配;假如我們想像榮譽是可以普世共享的話,我們不可能不聲討大學以外的不公不義,包括通脹節節上升政府卻拒絕承諾增加生果金,包括恆指成份股中廿九間上市公司裡有二十間盈利平均大增37%,打工仔才加那麼一點點人工。

生果金。畢業禮當日,多名長者到場向董建華和曾蔭權二人喊話,要求增加政府數年前已答應會加的生果金。那時候,反對頒授學位的學生與校友並未跟他們有多少交流,事後的討論亦再沒有提起。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徑渭分明,眾人繼續為捍衛大學貞潔而打拼。

是的,搞行動就要焦點清晰議題取捨;是的,連大學中人也不管大學事就別奢望其他人會管。這些都是應該要接受的理由,但那種「大學自有尊榮」的本質論似乎須要稍微收斂一下。東海堂竄改食用日期發售過期麵包,我們判斷此舉值得抨擊之處究竟在於「欺騙公眾謀取私利」抑或是「影響商譽」,箇中已牽涉兩套倫理,兩種身份立場選取:普世倫理和特殊倫理,作為人的身份和作為某團體成員的身份。同理,中大校方為一個既不榮譽亦不法學的董建華冠以「榮譽法學博士」之名,錯在「欺騙公眾謀取私利」抑或是「影響校譽」?如何判斷,端視乎我們怎樣擺放「人」和「中大人」兩個身份。

只不過,若要獲得更多市民的共鳴,就得毫不猶豫的將「人」放在「中大人」之前。

這不是公關策略問題,這是正義。較諸力保大學自身成為不沾俗塵的淨土,讓塵世間廣大人民受惠是理所當然的選擇。畢業生與家長那種「社會地位 = 榮譽」的觀念固然值得大加鞭撻,但這正是他們整個人生經歷到的社會現實,呼喝下屬的上司遇見老闆也得卑躬屈膝,勞資糾紛時報紙引述政客商家言論的篇幅永遠比引述打工仔的長好幾倍(今次畢業禮不也一樣?電視新聞播放劉遵義董建華發言的時間一定比學生校友說話的長)榮譽是向上爬的產物,無關禮義廉恥,為甚麼這個通則在大學就可以例外?面對群眾這個質問,我們不必報之以「大學神聖」論,這回應不了離開大學之畢業生身受的苦難,去年賴岸青在科大畢業後做了兩個月sales就自殺,這是甚麼緣故?正本清源,在社會上每一個角落摧毀「榮譽是向上爬的產物」這條狗屁通則,才是根治之法。

當然,說易行難。猶記得九月紮鐵工潮尾聲,在荃灣如心廣場地盤外面跟工友聊天,拿著一罐藍妹啤酒的他邊喝邊說:「以前我都唔鍾意人地上街搞呢樣搞嗰樣,依家我先至知道,自己唔行出嚟出聲,就唔會有人同你出聲。」榮譽不是來自權貴,不是來自地位,而是來自挺身堅持公道公理。是不是要等到被壓逼到谷底,那些知書達禮的畢業生才會明白這一點?

「得人恩果千年記,以後大家有事,我地一定撐!」看著來地盤聲援的各界團體,他豪氣干雲地說。大學外面發生的事,我們會撐嗎?撐得有多積極?

三十年前南韓大學生放棄學位到工廠與勞動人民同甘共苦,僅僅是面目模糊的遙遠傳說,深深印在我腦海的卻是一條楚河漢界——在天光道的罷工現場,工友聚集在馬路的一邊,成員不少是出身自大學體系的聲援團體則聚集在馬路的一邊,不相往來。


延伸閱讀:
中大校長侮辱港人──反對中大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予董建華
獨立媒體:中大恥辱日
黃永志、周漢杰、李耀基:追求的正是莊嚴之本質
戴遠雄:致畢業生的信──追尋大學的理念
龍五:虛偽的對,真誠的錯
chungpui:虛偽的、小資的公民社會


注釋:
一.
 董建華對香港有甚麼遺害,如何不配得到「榮譽法學博士」,詳見Jacky在《致畢業生的信──追尋大學的理念》一文的闡述。
二.
 今年二月在香港教育學院目睹驚人一幕──來面試報讀教育學士的傢伙,幾乎無一例外著suit上陣,令人以為他們統統是來唸BBA的。又不是做補習天皇賣廣告,做老師工作時何須著suit當食飯?這種荒謬的打扮,足證著suit扮高貴的文化在大學校園氾濫至何許地步。
三.
 為免香港以外的網友看不懂,特此提示:劉者,劉遵義也,現任中文大學校長。
四.
 跟各位打賭一塊錢:未來五年,我估計大學學額會繼續增加,同時反映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亦持續上升。讀完大學會發達?這只是妄想。日前路徑街市豆腐檔,一塊豆腐售價由兩元升至兩元五角,升幅為25%;一件缽仔糕售價由兩元升至三元,升幅為50%。一罐豆豉鯪魚要十多塊錢,茶餐廳半年內加價兩次,香港加薪幅度卻排名亞太區尾二。薪金升幅追不上這樣的物價升幅,大學畢業終究還是不易從基層晉身至中產。



後記:

事分輕重緩急。於行動無益的言論,宜乎節制。把文章收藏在網上這個陰暗角落,原因正在這裡。

這篇文章無意批評所有大學生都「分別為聖」,例如基層關注組的同學在紮鐵工潮期間就積極與工友交流。可惜在現今香港的大專院校裡,這並非學生運動的主流。

這篇文章無意推論「關心大學體制者必不關心社會」。事實是,大學生當中會關心校政的大多關心社會,而連校內發生甚麼事都懶理之輩則大多不關心社會。理由很簡單,因為後者根本沒有道德觀念可言,或曰根本不會將道德觀念應用在公共事務之上。「大學神聖」這本質論容或局限了參與外面社會運動的積極性,道德觀念闕如卻消滅了理睬一切公共事務的可能性(除非碰巧於私有利)。

文章與其說是寫給別人看的,毋寧是寫給自己看的備忘。學運不過是社運的一支,我希望自己還沒有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