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December 25, 2007

夜闖葛福臨(下)

(續前文


(圖片取自神召會元朗錦光堂網頁,要看動畫內容請點擊上圖)


掛名主角葛福臨

葛福臨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有甚麼地方值得香港政府和新教勢力大鑼大鼓邀請他來講道?這一點,恐怕大多數基督徒都不清楚。

誠然,坐上了葛培理佈道團的CEO寶座,葛福臨自然不算無名小卒,但事實上香港基督徒圈子對他有多少認識?從以下一段文字可見端倪:

很想邀請你參與在香港大球場舉行的盛事(Festival),
這將會是一個改變你生命的聚會!
25年前,沈祖堯,林瑞麟,林以諾參與了一個叫「葛培理佈道會」的聚會,
改變了他們的一生!你想經歷生命的改變嗎?
今次葛培理的兒子葛福臨來了香港!葛福臨是一國際著名的環球佈道家,
至今所接觸過的人已多達四百萬,他亦屢獲各國的領導階層接見
(包括美國布殊總統,中國、非洲統治者等)!而今次「葛福臨佈道大會」
更是香港政府支持的「香港回歸中國十週年」紀念活動之一呢!今天,你有機會參與這盛事了~

這段文字在一些xanga之間抄來抄去,輾轉流傳。「國際著名的環球佈道家」?假如福哥在香港基督徒圈子果真如此「著名」,這些xanga的主人何不一揮即就,用自己的文字介紹他?抄,恰好證明香港基督徒對福哥是誰沒有概念(注一),必須鸚鵡學舌——該段文字的資料其實大半輯錄自佈道會官方對福哥的簡介

說來說去,葛福臨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出席佈道會的前一晚,花了片刻在維基百科搜尋,再順藤摸瓜的於網海打撈一會,發現了幾件事:


姑勿論某些狂熱的新教徒怎麼想,香港政府大力支持邀請福哥講道,總不會是因為打算向伊斯蘭國家宣戰,或者扭轉衛生署現行的愛滋病防護政策,又或者考慮叫天文台預測天氣前必先祈禱問神旨。將葛福臨佈道會列為慶回歸活動,顯然是企圖拉攏新教勢力臣服於北京政府的權威。可是觀乎福哥的講道內容,卻與那堆「心繫家國」的所謂國民教育扯不上關係,不但沒有強調甚麼中國人身份國家繁盛民族光榮,甚至連中國也沒有提過多少次。倘若有心在基督徒圈子烙下對中國的認同,本應乘機重提馬禮遜來華的故事,塑造一段中國的基督教史供在場觀眾回溯尋根,使他們相信自己不是基督徒,而是中國的基督徒

福哥沒有這樣做,可能是他本來就料子有限無力吹水,可能是他賣慣了宗教麥當勞套餐懶得將福音「本色化」,但更有可能的是他說了甚麼根本不重要。在北京政府以至香港政府眼中,葛福臨僅僅是一件工具,用來吸引新教勢力上釣;在新教勢力的教會與機構高層眼中,葛福臨依然是一件工具,一件刺激信徒人數增長以鞏固自身力量的工具。故此,福哥決非今次佈道會的主角,說穿了他不過是個花瓶,是個偶像,主辦當局只須將之包裝得漂漂亮亮,令基督徒相信值得捧場,非基督徒覺得煞有介事即可。刨去包裝只剩一灘膿水又如何?重點從來只在包裝本身。

由是觀之,任何針對葛福臨而對是次佈道會作出的評論,無論褒貶,俱不中的,包括我上一篇文章在內。

至此,我們不得不追問兩件事:一是政權與新教勢力的關係,亦即政教如何勾結;二是新教勢力與群眾的關係,亦即新教如何進行社會動員。不追問這兩件事,將無從理解這場佈道會何以出現,亦無從預測這場佈道會後香港新教勢力的轉向。

政教勾結今昔

先說政權與新教勢力的關係。香港的新教勢力,打從一開始就跟政權糾纏不清。馬禮遜被追認為中國新教之父,但此人一生與作為大英帝國殖民先鋒、賣鴉片賣到惡名昭彰的東印度公司過從甚密,為它做了二十多年秘書兼翻譯,年薪一千英磅,死後還葬於東印度公司在澳門的墓地。他的兒子馬儒翰在鴉片戰爭裡協助英國侵略,為英軍翻譯並提供情報之餘,更向司令砵甸乍——亦即其後的香港首任港督——建議揮軍攻下南京。新教勢力依附英國政權,並助長香港英殖政權成立,大概是難以推諉的史實。再怎麼說,縱是在經教會美化過的基督教史裡,我們也找不到在香港帶領原住民抵抗殖民者佔領的新教英雄。反之,首個在香港傳教的傳教士羅孝全(Issachar J. Roberts)於1843年的一番話,充滿對帝國主義的期盼,還有殖民者揮之不去的自我陶醉:

「根據上帝的旨意,香港可能成為這樣的一個地方,即在英國的幫助下建立商業、公正和基督教的正確原則,這將使這裡得到繁榮、自由,直至整個中國都能得到啟蒙和拯救。」

英殖政權誕生後,新教勢力先是為了訓練華人北上傳教而辦學,結果製造了一群懂英語的買辦階層服務政權;再來是在六七後為英殖政權控制青年之政策效勞,成為政府普及教育計劃的親密辦學伙伴,不但防止親中陣營組織香港青少年擾亂管治,更生產了一批佔據資本主義體系管理位置的中產階級。正如去年在《從非基運動論香港普世派》所述,不管新教勢力有意無意,以後果而論它多是維護建制的,鞏固資本主義的,方便權力精英繼續站在人民頭上的。無可否認,偶爾確有教徒和教會站在弱勢者的一邊,反童工、反蓄婢,以至派奶粉濟貧都是例子,但較諸新教百多年辦學浪潮對香港政治經濟結構的深遠影響,這些都不過是片刻留痕。(注二)

踏入八十年代,儘管一些關心社會事務所基督教機構紛紛冒起,又抗議兩巴加價又反對大亞灣建核電廠,然而這些機構大多獨立於教會,與普羅信徒彼此疏遠,手上握有群眾的各大教會則依舊不動如山,自絕於社會運動。代表新教勢力的教會在九七回歸前與政權關係如何?從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解散事件可見端倪。由聖公會、救世軍、中華基督教會、信義會、衛理公會、天主教六個教會合辦的合一中心,在九十年代匯聚了不少進步社工,為天台屋居民的權益積極抗爭。可是主要由各教會高層組成的執委會對此卻不以為然,解僱在行動中與警方衝突的社工,又下達內部指令禁制員工工餘時間的社運參與,導致旗下社工群起抗議,不惜絕食多天。事情鬧大了,執委會無法善後,政府正好乘機收拾這群阻礙其地產大計的麻煩人物,透過社會福利署拋了一百六十萬元出來,叫那些教會中人解散合一中心,執委會欣然接受。如是者,合一中心在1997年一月十三日宣告死亡,政府和教會在幕後舉杯慶祝。

很多評論認為新教勢力為政權舐癰吮痔是九七後的新鮮事物,是北京政府統戰下的獨特現象,其實不然。合一之死,證明具體的政教勾結早已存在。

要說九七後的形勢轉向,也不是沒有。九七前假裝意識型態中立,只講法治與效率的政府,九七後卻大力打造自我形象,控制輿論走向。這是政府從管治統治的轉向,企圖藉著意識操控鞏固權力,國民教育也罷,和諧社會也罷,都是這個工程的一部份。新教勢力被編配的角色是歌功頌德,以溫情脈脈的面目敉平反抗。打頭陣的是以勒基金,特首每每出席它的活動,獲高官巨賈撐腰的它看似沾這些名流的光宣揚基督教,實際上卻是將高官巨賈和他們的主張冠以基督教的光環,使之「神聖化」:董建華在位時為他祈禱,北京奧運將至即搖旗吶喊求主掌管金融市場興旺中國有綜援戶被社署保障部逼到自殺就叫人「仰望主」而不是批判福利制度不善,諸如此類。

第二陣是明光社陣營(注三)。若嫌以勒基金與普羅信徒還不夠親近,廣受福音派教會支持的明光社陣營保證讓你滿意,光是它背後的播道會和宣道會已坐擁數以萬計信徒。在宗派傳統淪亡的香港基督徒圈子裡,基本上接近100%的信徒都是福音派信仰擁護者,哪管他們的會籍並非屬於福音派教會。若再算上這個數目,明光社陣營的支持率就更高。這群不理家庭生計不顧家庭暴力卻熱愛高呼「家庭價值」的傢伙,近年與民建聯攜手並進,曾蔭權上台後在施政報告裡亦一再提及重視家庭,近日更成立「家庭議會」,向他們頻送秋波。為了所謂的「家庭價值」,明光社陣營對人權議題如臨大敵,因為他們亟欲限制異議者(尤其是性小眾)的人權,偷天換日將自己的特權(例如招聘、教育上的歧視,散播謊言誤導市民等等)說成「人權」,將別人的人權(例如住屋、工作、婚姻等等)說成破壞傳統與和諧,實乃勢在必行。此舉與政府的部署不謀而合,蓋人權意識的覺醒不利他們落實威權統治,當年帶頭教導市民認識廿三條禍害的正是香港人權監察國際特赦組織等人權組織。親疏有別政策貫徹各部門,教統局的人權課程撥款資助明光社而非人權組織舉辦,影視處一百三十多個淫審條例教育項目裡有一半外判給明光社負責,涉及公帑數以百萬計。不論是「家庭價值」抑或是人權恐慌,歸根究柢都是政府「和諧社會」公關宣傳的一環——唯心論式地把一切社會問題還原為家庭內部的情緒問題,有利營造各家自掃門前雪的風氣,斬斷市民集體反抗貧富兩極化的連結;醜化人權則促使群眾錯認統治秩序為永恆正義,敵視批評建制束縛的人士,將之一律打成「搏出位」的投機份子看待。家庭本位混合唾棄人權的化學作用是甚麼,從家長在中大畢業禮追捧董建華憎恨請願者可見一斑

第一陣第二陣出動之後,充當第三陣的基督教傳媒就會自動登場,像基督日報、時代論壇、創世電視、基督教週報等。基督教傳媒不一定與政府有直接的利益關係,但各大教會和普羅信徒卻是它們的財神,其財政基礎很大程度上依靠捐獻支撐。以勒基金用抽離的祈禱作招徠,明光社陣營用「基督教正受威脅」作包裝,這些習慣和心態都合乎教會和信徒的胃口,加上兩者往往邀請知名教會領袖露臉發言,基督教傳媒為了討好財神通常都會大肆報導,而且是正面報導。就算撇開基督教傳媒原本經營理念上的偏頗不談,光是理念以外的市場因素,已經使它們的難以公正中立,變相成為造勢打手。一傳十,十傳百,隨著互聯網普及,基督教傳媒的報導在不同教會的信徒之間傳來傳去,個別機構/教會的事被理解為全港基督徒的事,並圍繞這件事建構起全港基督徒的共同身份。

葛福臨佈道會的情況卻略有不同,上述的第一陣第二陣第三陣這佈局被重新洗牌,取而代之的是直接動員整個新教勢力。一般而言,教會是「信徒群眾」這件資產的擁有者,但教會大多埋首於一己會務,外面的事情都交由基督教機構處理,機構能否接觸普羅信徒得看教會肯不肯放人。今次葛福臨佈道會卻打破了教會和機構的內外分工慣例,新教勢力當中的各界巨頭不論出身一頭栽進去,究其原因,不過是向來不問世事的教會大開中門,既讓自己的群眾被外面拉出去也親手將他們推出去,齊齊做慶回歸show的活動佈景板。

得人如魚靠空洞

幹嘛葛福臨佈道會能夠掀動整個香港的新教勢力,連閉關自守的教會也忍不住開門放人?這要從新教勢力與群眾的關係說起。

有人說,基督教是與弱勢者同行的,因為耶穌終日跟貧民病人來往,不理睬法利賽人這種名利雙收的宗教貴族﹔有人說,基督教是超越國家民族的,因為耶穌不介意善待被猶太人視為賣國賊的稅吏,絲毫不把民族主義放在眼內。這些觀點,經常在一小撮不滿葛福臨佈道會的基督徒嗟怨時閃過。假如這些觀點屬實,基督徒怎可能以排山倒海之勢湧到一個不把拾荒長者卻把高官巨賈列為上賓、慶回歸多過慶祝新教來華二百年的佈道會?問題是,這個景象就是現實。「鋤強扶弱」、「超越國族」之類的理想,絕對不是香港基督教的本質。(注四)

貫穿全港新教教會與教徒的最大公約數,其實是四律式信仰。葛福臨佈道會之所以到處受落,皆因它販賣的也是四律式信仰。當基督徒的惟一條件就是信四律,認罪(即使「罪」的界定馬虎草率)信耶穌(即使你不知道耶穌做過甚麼)得永生(即使你連為何要生存也未想過),別無其他。

別無其他。這意味著四律以外的一切事物均與信仰無關,直至宗教權威——包括教會牧者、神學院教授、基督徒學者、基督教傳媒——告訴你為止。內容空洞的四律式信仰對教會有兩個好處,一是快速增加信徒,二是易於豎立權威。美國宗教社會學家Rodney Stark的研究指出宗教選取由人際網絡而非教義內容決定(注五),既然教義無助於鼓勵決志,其信息內容的減少不但不會妨礙入教人數增長,反而節省了傳教的手續,是故空洞信仰有助快速增加信徒;接受了四律口號之後雖然名義上能以基督徒自居,但決志者終究是將自己置於「未完成」的心理狀態,蓋缺乏具體內容的四律不能帶來「如何當一個基督徒」的實際指引,這份空虛導致他們期盼被牧養,恰好提供機會讓教會豎立權威。

信徒人數代表奉獻金額、事奉人力和關係網絡,此三者對教會維持日常運作至關緊要。傳教效率保證了信徒人數,牧養權威保證了他們可供驅使,教會動員能力強勁的關鍵即在於此。效率和權威皆由空洞所生,教會把這套空洞福音高舉成劃分基督徒身份的終極標準,為宣揚空洞福音的葛福臨歡呼喝采,並不教人意外。(注六)

當信仰理念空洞化,自身存續成為最高理念,「傳福音」就純粹是病毒一般的自我複製,意義闕如。新教勢力理念薄弱,唯一足以令它挺身與當權者對著幹的時候,是它感到自身存續受到當權者威脅的時候。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正在密鑼緊鼓草擬之際,新教教會共同發表《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簡稱《信念書》),作出了十點聯合信仰宣認,當中不乏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等字眼,這個信仰宣認被視為香港教會之社會意識的覺醒。然而若我們仔細研讀,《信念書》及其註釋並無言明如何在具體的香港社會脈絡下落實上述字眼,卻在註釋裡單就「信仰及傳教的自由」一項花了兩段篇幅大書特書(注七),對自身存續的危機感蓋過了對《世界人權宣言》裡其餘多種自由(注八)的關注。反過來說,最能讓新教勢力動心的時候,是它覺得有機會吸引大批群眾入教的時候。管他甚麼回歸十週年,政府出手協助我們搞一場拉三十四萬人入場的超級佈道會,特首為場刊首頁題辭,司長局長放下身段做生招牌,還不飛撲出去say yes?有需求,有供給,事就這樣成了。

上面那幅斤斤計較於人數的「三高」圖,出自神召會元朗錦光堂號召旗下會眾投身葛福臨佈道會之宣傳。這間大字標明「聚會人數目標」、「決志人數目標」的教會不獨極盡量化之能事,更以親近政經權力核心為榮,網站首頁用馬時亨、郭炳江等高官巨賈作招徠,主任牧師被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委任公職的新聞放在當眼處。這教會並不孤獨,它象徵了香港新教勢力的未來:繼續埋首自我複製,政教勾結日趨露骨。

裡裡外外尋出路

達官貴人逐漸化身新教勢力的代表,最新的例子,是馬時亨的妻子王培琪斥資數百萬在中環搭建聖誕樹做宗教show,博得六十幾個基督教團體追隨。特區政府收編新教勢力誘使群眾臣服,這個策略完全合乎北京政府的心意;準確點說,北大人極可能早就摸清香港新教勢力的底牌,特地擬定了一套宗教政策。環境證據之一,是暨南大學何修文的《香港的宗教團體及其政治傾向》這篇論文。對於這篇收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香港滄桑:紀念香港回歸10週年」專輯的論文,我的評語是:必讀!儘管作者的立場跟我水火不容,他旨在讓政權騎劫香港民間社會,我旨在人民主體的覺醒,但我不得不承認他對香港政教關係的分析簡明扼要,一針見血——看準了基督宗教在香港的動員能力,看準了福音派才是新教勢力的主流,看準了只要讓新教勢力在傳教事宜嚐到甜頭就能穩住他們。考慮到該文在八年前寫成,而且作者不在香港也能觀察至如斯地步(我注意基督教事務也剛好有八年,八年來從未在香港新教勢力裡看見把政教關係概況摸得這麼準的文章!),內地對香港政教關係的細緻把握委實教人驚歎。

國家的統治意志有備而來,人民的出路到底在哪裡?新教勢力利用空洞信仰確保動員能力,政府再利用這個動員能力實施愚民政策,要打破困局有兩種方法,一是從內而外,二是從外而內。

從內而外,即是在新教勢力內部入手,根本上顛覆它的動員機制。一些自詡「另類」的基督徒經常抨擊教會勾結權貴,信徒不顧民間疾苦,但這些言論止於批評主流基督徒做得「不夠」,卻怯於直指他們「不是」基督徒。這畢竟是將信不信空洞福音視為劃分基督徒身份的終極標準,不夠,意味著「行公義好憐憫」之類的社會正義實踐是信了空洞福音之後的事,不是之前的事。之前你就算當上人民英雄救世烈士也無人聞問,因為你不信空洞福音,等如不是「基督徒」,不是自己人。但對著眼於存續的各大教會來說,用空洞福音賤賣「基督徒」身份才是它們動員能力的關鍵,信徒質素之後「夠不夠」向來無關痛癢。由是觀之,所謂「另類」基督徒的言論不僅不是對新教勢力現況的批判,反而是曲線擁護。

故此,治本之法,在於摧毀界定基督徒身份的現行標準,踢走保羅「心裡相信口裡承認」的兒嬉,換上耶穌「撇下所有跟從我」的捨己,用社會正義取代四律。(注九)不遵行社會正義之輩,四律不離口也算不上基督徒,應扣上異端之名驅逐;實踐社會正義的人,就算不信四律也是帶有基督樣式的自己人,何妨以弟兄姊妹相稱。一旦掀起基督徒身份的範式轉移工程,必定動搖新教勢力的動員模式,空洞福音突然遇上了競爭對手,衍生的爭論將令教會在招攬群眾入教時遇到較多阻力。況且,無論群眾是否接受範式轉移,社會民生都變成他們必須尋找一套說辭回應的課題,不能再無條件躲在空洞福音裡自閉。動員效率降低,政治見解紛云,政權要透過勾結新教勢力在民間散播有利統治的氣氛,屆時大概沒有那麼稱心如意。

可惜,從內而外的進路注定崎嶇難行。且不說「因信稱義」的教條在新教如何根深蒂固,光是人際網絡的枷鎖,已令最不滿葛福臨佈道會的「另類」基督徒也不敢搞範式轉移工程。當你的父母師長同學上司下屬老公老婆都用四律自我定義,你敢抬頭挺胸的說他們「不是基督徒」嗎?新教勢力歷來注重信仰群體內的人際關係管理,這種控制既使信徒被群體內的網絡重重包圍,又使他們長久以來對群體外的人充滿戒心。這解釋了為何很多「另類」基督徒的私人網誌縱有批評教會,卻鮮有在教會發表相同言論,交流的對象只限於感想及經歷相近的基督徒,瑟縮一角互舔傷口,卻永遠不在乎對教會有同樣批評且同樣關心社會的非基督徒說了甚麼。(注十)「另類」基督徒不為社會搞範式轉移工程,皆因他們打從一開始就無法為自己的基督徒身份進行範式轉移。

從內而外不行,惟有從外而內。新教勢力並非與社會大勢隔絕,因為帝國主義猖獗,馬禮遜的傳教事業才依靠東印度公司支援;因為香港人階級意識薄弱,教會才靠吹捧高官巨賈引人入教。新教勢力的生態,很大程度上由社會氣候形塑。假如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新教勢力也不會不聞不問,落後於社會大勢代表它有損失信徒的危險,當年八九六四就是一例。曾蔭權上台後,流行於輿論的對立面從「普選 vs 保皇」轉移至「搞事出位 vs 務實和諧」,讓情況本已不理想的社會運動掉進谷底。(注十一)當務之急,是找出真正對應人民生活處境、打動人民心坎的新對立面,讓大家醒覺命運須由自己掌握。上月底與馬嶽討論,他估計下一次的政治對立面有可能是階級。算起來,今年紮鐵工潮備受關注(儘管遭到傳媒打手攻擊),天水圍基層得到同情(儘管現已淪為政客財團社福諸侯撈油水的對象),證明股市暢旺的煙幕也遮蔽不了貧富懸殊的真相。說階級矛盾有潛力成為新的政治對立面,確有幾分根據。

從何入手,依然說不清。但只要抓緊了對立面,人民創造了理解社會的新角度並廣泛接納,新教勢力愛怎樣也沒所謂——誠然,走到這一步的前提是階級身份最終可以勝過國族身份和宗教身份,一點也不容樂觀。

走了一個葛福臨,還有千千萬萬個小葛福臨。政教勾結一天未除,新教勢力一天不放棄以自我複製為最高理想,官商帶頭的空洞傳教戲碼就一天仍會在港九新界不斷上演。北京政府、特區政府、新教勢力聯手販賣人民的鴉片,起來迎擊這支船堅砲利的大軍,就是我們廿一世紀的鴉片戰爭!


注釋:
一. 香港新教徒不見得熟悉新教生態。不認識葛福臨事小,幾年前遇過將新教祖師馬丁路德貼在教堂門外的九十五論綱條誤作一百零一條的,更有人大剌剌直言不知馬丁路德是誰,令人啞然。在收到佈道會宣傳之前就知道葛福臨是誰的新教徒,應該是比較稀有的。
二.
 除辦學外,另一個相似的例子是社會福利。五、六十年代,新教勢力在海外差會的財政支援下為大批從內地來港的難民提供社會服務,結果協助英殖政權穩住管治環境;七十年代,海外差會撤資,香港新教勢力陷入財政困難,適逢政府在六七後計劃搞社會福利穩定民心,新教勢力於焉成為政府社會福利政策的緊密伙伴,政府逐漸當上了新教社福機構的財源,收編過程至九十年代完成。詳見陳慎慶:〈香港基督教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25期(1998),頁65-83。
三.
 這裡的「明光社陣營」並非單指明光社本身,還有跟它人事架構重疊,立場雷同,又或者經常緊密合作的基督教機構,包括性文化學會、維護家庭聯盟、新造的人協會、U-FIRE等等。
四.
 這裡的「香港基督教」即香港新教,天主教的情況可能有些微差異。又,雖然坊間習慣將Protestant譯作「基督教」,但基督教(Christianity)其實泛指一切敬拜耶穌基督的宗教,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把Christianity架床疊屋地另稱為「基督宗教」,只是將錯就錯的做法。
五.
 Stark, Rodney & Roger Finke, 2000. Acts of Faith: 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六.
 不錯在一些教會有不少信徒對葛福臨這類的空洞福音反感,但他們主要是年資頗長的信徒。他們不滿四律的膚淺,追求更完美的基督徒身份指引,這心態有時候會萌生獨立反思,但也往往成為宗教權威販子的獵食對象。
七.
 詳見余達心(1984):《信念書註釋(增訂本)》,香港: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又,在《信念書》第八點「社會變遷與教會內部更新」之註釋裡,就教會如何具體回應社會變遷之建議,是「牧者要小心地挑選有心進入嚴格的屬靈操練的人,而整個訓練必須是一種嚴格的屬靈操練……包括學習順服,學習靜默,學習愛心及傳福音」,可見教會依舊是將自己的角色局限在狹義的傳教,缺乏回應社會變遷的動力。
八.
 《世界人權宣言》當然也有主張宗教自由,見諸第十八條。值得留意的是,《世界人權宣言》說的是每個人的宗教自由,包括集體公開表示其宗教的自由,並未強調教會作為一個組織去傳教的自由,《信念書》則刻意列明這一點,突顯其立場乃從教會的存續出發。再者,第二十六條內「教育應促進各國、各種族或各宗教集團間的了解、容忍和友誼」這一句,相信很多教會學校的宗教科都辦不到。
九.
 話雖如此,這很艱難。如《使徒信經》《尼西亞信經》《亞他拿修信經》等界定何謂基督教核心價值的古老文書,其內容都是徹底去政治化的,甚至與實際民生毫無扣連,足見基督教那種無視現世的傳統有多歷史悠久。雖然這現象也是可以解釋的:用信經形式制訂信仰宣認,這方法在四世紀的尼西亞大公會議之後才流行起來,旨在與教會眼中的異端(如諾斯底派)劃清界線,集中火力講甚麼上帝位格是為了回應當時的教派論爭。又,基督教(Christianity)早在二世紀已吸引高級行政官員、學者等貴族階層為之殉教,到了四世紀更被君士坦丁列為羅馬國教,它會把耶穌式的社會正義逐出信仰核心,也是可以想像的。總而言之,將宗教非政治化,在歷史上往往是極其政治化的決定。
十. 也包括不在乎我在這裡說了甚麼啦,哈哈,雖然有三兩個熟人例外。
十一.
 本已不理想,皆因單純針對議會政制的「唯獨普選」視野無法改善民生,甚至也算不上人民自主,前年在《政改》一文曾略論之。


PS.
 終於完成,儘管還是覺得假說太多實據太少。最後竟然寫了九千多字,我究竟在幹甚麼……
PPS. 別老是問我幾時信耶穌嘛,那不是我的正義,也救不了你的宗教。


一月十一日補記:
今日明報以下一則報導,觀乎政府對民間電台的打壓,更對比出它在葛福臨佈道會對新教勢力如何包庇親暱,不惜扭曲法律。
【明報專訊】民間電台自05年起多次向電管局申請牌照不果,當局亦沒有解釋,「阿牛」曾健成昨日再向法官舉例,指早前在大球場舉行的「葛福臨佈道大會」,曾使用5條頻道將過程廣播至澳門及元朗等地,質疑當局有雙重標準。

曾健成說,根據佈道大會的場刊,列明會即場廣播,所用頻道亦是在現時電台所用的FM88-FM108頻譜之內,質疑政府有雙重標準,亦證明目前頻譜可撥出5條頻道,並非如政府所指的那麼「擠塞」。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說,由於案件已進入法律程序,不便評論。本報昨未能聯絡佈道會主辦單位回應。

城市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無線通訊研究中心主任容啟寧表示,現時各電台有後備頻道,是方便市民因應不同地區及情況,亦可接收到電台信息,故若只是「一日、兩日」,政府會容許短暫撥出這些頻道作其他用途,但就較難容納多一個新電台。

七月三日補記:
事隔大半年,翻查葛福臨佈道會的捐款名單,大致可以瞭解箇中權力分佈。主力促成此事的是香港福音派三巨頭:播道會、宣道會和浸信會,一開始即於2006年各自墊支三十萬元。隨後趕上的是基督教青年會(YMCA)和以勒基金,踏入2007年一月就一再提供鉅款資助,前者合共捐款412,000元,後者合共捐款194,000元。撇除牟利為本的商業機構(包括浸會醫院),以上五個集團是出手最迅速也最闊綽的佈道會催生者。若說葛福臨佈道會是一齣政教勾結的戲碼,這份捐款名單大概讓我們推算得到香港基督教陣營哪個部份最樂意被政權收編,最有可能在政治上傾向保皇。

6 comments:

塞米一條揚陸轟炸機 said...

Julian said :

從內而外,即是在新教勢力內部入手,根本上顛覆它的動員機制。一些自詡「另類」的基督徒經常抨擊教會勾結權貴,信徒不顧民間疾苦,但這些言論止於批評主流基督徒做得「不夠」,卻怯於直指他們「不是」基督徒。這畢竟是將信不信空洞福音視為劃分基督徒身份的終極標準,不夠,意味著「行公義好憐憫」之類的社會正義實踐是信了空洞福音之後的事,不是之前的事。之前你就算當上人民英雄救世烈士也無人聞問,因為你不信空洞福音,等如不是「基督徒」,不是自己人。但對著眼於存續的各大教會來說,用空洞福音賤賣「基督徒」身份才是它們動員能力的關鍵,信徒質素之後「夠不夠」向來無關痛癢。由是觀之,所謂「另類」基督徒的言論不僅不是對新教勢力現況的批判,反而是曲線擁護。

故此,治本之法,在於摧毀界定基督徒身份的現行標準,踢走保羅「心裡相信口裡承認」的兒嬉,換上耶穌「撇下所有跟從我」的捨己,用社會正義取代四律。




這段尤其重要,雖然要自身保持這樣的心實在難,但我們都得對上帝有這樣的信心和追求。

P.S. : 我2月回香港,獨媒或社學運有事要找幫忙的話,跟我說。

Julian said...

走窄門嘛,難免辛苦一點。

二月回來call我吧,出來飲茶。

Ivy ST said...

吹水王又嚟吹水唔抹嘴…… :-P

從外而內可能仲實際……就就好似……
http://www.alternet.org/bloggers/robinson/64873/

Ivy ST said...

返睇個留言發覺可能會引起讀者誤會,我講嘅吹水王當然係我自己(同埋條link講嘅嘢筆芯應該已經知……)。

Julian said...

哈哈,我完全明白Ivy你講乜喎,斷估呢樹應該唔會有邊條茂利會錯意卦? :P

物先腐而後蟲生,連結引述的調查說美國新教右翼造孽太多招惹青年反感,這叫從外而內還是從內而外,我也分不清了。的確,或許乾脆讓香港新教勢力爛到路人皆見的地步,更有助打破政教勾結吧……不過香港那群民粹反基未必意識進步,進步的那一小撮又似乎多與積弱的社運圈子重疊,真傷腦筋。 =_=;

Anonymous said...

何修文 - 香港的宗教团体及其政治倾向

http://www.docin.com/p-426814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