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February 29, 2008

主角‧是非‧陳冠希



人,總想當主角。

當主角有甚麼好?典型的肥皂劇公式,習慣這樣舖排:平平無奇的人,過著平平無奇的生活,中途經歷或大或小的波折,最後渡過難關找到或大或小的幸福,回歸平穩。《誓不低頭》的謝文武苦撐十多年後沉冤得雪,《大時代》的方展博在股市裡戰勝當年殺父仇人丁蟹,《悠長假期》的瀨名懷才不遇多時最終在鋼琴比賽一舉成名,乃至《塊肉餘生記》的David Copperfield,《約伯記》的約伯,《西遊記》的孫悟空,其命運皆遵從這條起承轉合的軌道運行。

擁有常人沒有的奇遇,意味著獨特不凡;大團圓結局,意味著成功的保證。既傳奇又安穩還要有利可圖,這種人生猶如坐完過山車之後還有獎品可領,驚險刺激與實際利益兼享,又食又拎,誘人得很。

誠然,悲劇主角也是存在的。像《連城訣》的狄雲,師門一脈滅絕,恩友丁典慘死,顛沛流離之間被誣陷為淫賊,頓成武林公敵,結局裡帶著師妹的女兒在鄉下種田,這些相對平安的日子也得靠隱姓埋名永不見光換取(注一)。可是,主角之所以為「主」,皆因他在故事裡戲份最重,其心路歷程往往亦最為讀者所知。無論主角做了甚麼不近人情的事,我們都較易代入他的心思,明白他的苦衷——狄雲踢飛水笙為他辛辛苦苦縫製的羽衣之際,金庸還體貼地描述他如何追憶過去被冤枉的苦澀,解釋他憤世之情的由來。(注二)那點點滴滴的苦命之淚,全世界都瞧不見,惟有讀者看得一清二楚。

此所以,當主角的另一個好處,就是他人的諒解。沒有「主角威能」也不要緊,無論你怎樣窮途潦倒,怎樣醜態百出,怎樣橫蠻無理,總會有人明白你的心聲。在故事裡,主角也許是孤獨的;在現實裡,主角總是與廣大觀眾同在。

鮮明獨特的自我心滿意足的成功旁人由衷的理解,能夠把這三件事握在手裡的又有幾人?小時候,我們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在街上大笑大叫跑跑跳跳,旁若無人。年紀漸長,我們開始介意週遭的目光,害怕異相,擔心後果,知道在街上撞到人可能是會捱揍的。當主角?這世界可沒有那麼好混!考試考不到第一,求愛求不到帥哥美女青睞,找工作找不到薪高糧準福利好,天天踢足球/打籃球也做不到碧咸/米高佐敦第二,買六合彩沒有一次中頭獎……諸如此類的失意,一次又一次澆熄我們當主角的信心——連這些失意,都平凡得很,就像陳奕迅在《我甚麼都沒有》唱的,「其實我跟你都不算得罕有」。抱歉,我們只是路人甲乙丙丁,連當悲劇主角的資格也沒有。

既然平凡是你我他的共同體驗,那麼我們應該較能理解平凡人的心事吧?也不見得。失意化成壓抑,我們認定自己當不上主角,堅信不甘流俗的行動只會換來挫折,當路人甲乙丙丁還好,當丑角做笑柄可就敬謝不敏。於是乎,我們乾脆放棄行動,搖身一變成為旁觀者。主角在銀幕上流血流汗,觀眾在銀幕下食住花生等睇戲。評論是沒有風險的,對別人的行動指手劃腳遠較親身踐行來得輕鬆。我們亟欲從行動者的位置抽身逃離。從行動者變成旁觀者此一抽離過程,恰好與代入背道而馳,若說同理心是代入他人處境的結果,社會大眾的同理心自然至此枯萎,別人的體諒稀如鳳毛麟角。

不獨特,不成功,不為人所理解。建基於這三重失落的旁觀,角度決不中立,註定帶有強烈指向性。箇中包含的慾念興壓抑,讓旁觀者戴上有色眼鏡,形成了講是非的根本結構。

為甚麼我們喜歡講是非?理由有三。是非說的是別人,不是自己,符合抽離心態,此其一;是非說的是壞話,不是好話,藉著貶低他人安撫了我們當不成主角的懊惱,此其二;是非不是說給自己聽的,而是說給自己信任的圈子聽的,透過豎立一個被批評的他者以凝聚「我們」的團結,有助忘記卑微和孤獨,此其三。躲在對方看不見的角落,道盡他人長短,是這個社會每天樂此不疲的活動。歸根究柢,講是非是敘事權力的展現,一眾當不成主角的旁觀者置身事外,在議論中將事件搓圓捏扁,一手編配角色的位置,說你是淫賊就是淫賊,說你是瘋子就是瘋子,隨心所欲。在行動層面處處碰壁之輩,在敘事層面卻坐上上帝寶座,世事任意安排,何其痛快。

公眾主體無能,這就是香港娛樂圈賴以維生的社會心理基礎。這邊廂,夢工場製造電影或情歌裡的主角,好讓當不成主角的我們把自己投射上去,在幻象中滿足現實裡無法滿足的自戀;那邊廂,娛記狗仔隊生產大量明星醜聞故事,好讓當不成主角的我們重新「認知」現實世界是沒有主角的,名人只會比我們更不堪,我們一點問題也沒有。飛輪海的fans追車追到裙拉褲甩,是極愛;1445人向廣管局投訴阿嬌現身電視節目,是極憎。愛與憎並不矛盾,捧紅一個又一個偶像充當公共是非靶子,娛樂圈說穿了就是講是非的產業。

捫心自問,讓我們看得津津有味的娛樂新聞裡面,有幾多則是好消息?

對壞消息的偏好,乃講是非的特徵。藝人作為「公眾人物」,其實等同「公眾的他者」,他們是公眾講是非的對象,在集體講是非的過程裡成為凝聚整個社會之焦點。說娛樂圈是香港社會向心力之所在,也許並不為過。甚麼話題才是民意的最大公約數?普選?官商勾結?社區保育?都不是。不管在報紙雜誌,抑或在網上論壇,陳冠希私房照引起的廣泛關注都不是近十年來任何一宗政治民生事件可比。(注三)

弔詭的是,如斯牽動人心起伏的大事件,竟然未曾誘發五十萬人上街抗議的場面,罵阿嬌虛偽之輩沒有圍堵英皇娛樂集團的大門,聲言裸照教壞小孩的家長也沒有拉著橫額殺上政府總部。縱有網民遊行反對警方選擇性執法,參與人士亦不過為數二百,當中多有口罩蒙面者,幾位主辦人當中逾半不敢以真正身份示人(注四),彷彿一露臉即有殺身之禍似的。輿論的巨人,怎麼成了行動的侏儒?無他,皆因事件的根源在於講是非,講是非之樂在於用旁觀抽離行動。一旦從旁觀者變成行動者,我們就是舞台上受人注目、被人評頭品足的角色,不再佔有隨意評述的敘事權力。2003年,有人孤身響應網上呼籲加入快閃黨,問商舖「有沒有遊戲機賣」,結果慘遭萬人嘲笑,前車可鑑。好不容易才掙脫當不成主角的失落,毋須面對自己的無能,豈有重投深淵之理!

越多視線被娛樂圈是非所吸引,越能證明市民心裡的主體無能病情有多嚴重。然而講是非不僅是主體無能的結果,它同時也是主體無能的原因,這可以從兩方面說起:一邊是講是非的社群本身,另一邊是講是非的社群之外。

就講是非的社群本身而言,人人都想狩獵醜聞,人人都怕成為狩獵對象,講是非營造了互相監察的白色恐怖氛圍(注五)。在這種社會控制下,一言一行也得提心吊膽。以前述的快閃黨為例,第一次參與快閃行動的少年飽受譏諷之後,無人夠膽出席第二次的快閃行動,從此香港再也沒有快閃黨出現過。人言可畏,講是非如何打擊行動意欲,可見一斑。

就講是非的社群之外而言,傳媒對「公眾人物」舉動鉅細無遺的報導,無異將少數人的私事放大成所有人理當注意的大事,狄波拉和張柏芝的婆媳關係孰好孰壞可以上好幾期週刊封面,平凡人要見報卻說不定須以性命為代價——要麼殺人,要麼被殺。豎立偶像原是為了充當大眾洩慾工具,到頭來反而加劇了大眾的無力感,主角放一個屁比我們拼死拼活重要得多。幹甚麼都無足輕重,於世界無益也無損,我們幹嘛還要行動?回去吃花生看戲罷。

承受無能,逃避無能,串連了這個社會。進步陣營也罷,保守陣營也罷,坊間輿論紛紛用「性」將陳冠希私房照風波定位,畢竟有其局限。這不是要否定性議題的重要,可是純粹用「性」將此番眾聲喧嘩定位,僅僅解釋了香港人如何為名人喧嘩,卻未解釋香港人為何為名人喧嘩。好了,為陳先生與一與女星的肉照起鬨乃出於性壓抑/道德淪亡,那麼為欣宜演白雪公主起鬨是甚麼緣故?為謝霆鋒撞車頂包案起鬨又是甚麼緣故?對名人的千百種關注有千百種理由,但為甚麼我們關注名人,為甚麼我們需要名人,甚麼我們講名人的是非,終究植根於同一套集體意識。

人是在行動中創造自己的。敢罵不敢做,用旁觀的快感掩飾行動的無能,此等自瀆行徑不啻是生命的異化。主角,你覺得自己這輩子當過了沒有?是非,你今日講咗未?


注釋:
一.
 較諸《笑傲江湖》結局裡令狐沖有美相伴,正派邪派通吃的逍遙,兩邊同樣受過眾叛親離之苦,下場卻委實相差大遠。
二.
 內容見《連城訣》第八章「羽衣」
三.
 陳冠希與被誣告為間謀的資深記者程翔同在二月廿一日舉行記者招待會,翌日的《明報》從頭版到第十一版都是關於陳冠希的報導,程翔慘被擠到第十二版,娛樂新聞和政治新聞的差別待遇竟至於此,不可不謂罕見。
四.
 詳見捷對二一零網民遊行搞手之訪問
五.
 此所以,不少進步人士在陳冠希私房照風波裡揚言互聯網是體現「民主」、「平等」的好地方,不過是wishful thinking過剩的無稽之談(儘管那確是良好願望)。哈伯馬斯那種不受權力干擾、歡迎任何人均等參與的public sphere,在地球上從未存在過。老老實實,甚麼人能夠一天到晚在網上長期發言?群體沒有正式架構不代表沒有少數主導多數的問題,詳見Jo Freeman的著名文章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不想花力氣看英文的話可以選擇丘延亮的中譯(暫時只有前半部)。


延伸閱讀:
林奕華:陳冠希作為比喻的A to Z
黃子華:棟篤笑之《冇炭用》(節錄)


後記:
旁觀旁觀者的我,究竟又是甚麼東西?唉。

PS. 這陣子,愛上了樹海的ヒカ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