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une 07, 2008

風吹麥動,或者鹹魚不動


(「做人冇理想,同一條鹹魚有咩嘢分別?」     周星馳,《少林足球》)


上星期六,出席基層大學的電影會,看了《風吹麥動》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

時維二十世紀初的愛爾蘭,在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下飽受蹂躪,人民連聚會打曲棍球也是犯法的,英兵到處橫行,愛打就打愛殺就殺。為反抗暴政,年輕醫生Damien追隨他大哥Teddy參加愛爾蘭共和軍,將英國鬼子趕出去。幾經辛苦終於促使英國政府簽署和約,他們得到的「獨立」卻是仍須向英王宣誓效忠,北愛六郡依舊歸英國所有。即使在自己人的自治下,窮人同樣民不聊生,農家小孩臥在床上一動不動,非因得病,只因營養不良。諷刺的是,在劇中一個世紀前的大饑荒裡,愛爾蘭商家也是丟棄農民不顧繼續向英國輸出糧食發財,無關自治與否。Damien無法接受這種「和約」,跟相信「暫時在和約之下積蓄力量他朝再爭取」的Teddy分道揚鑣,留在建制外面繼續革命。反和約派與和約派隨後爆發內戰,Damien在一次奪取愛爾蘭政府軍軍火的任務裡失手被擒,由位居政府軍要職的Teddy揮淚槍決。

悲劇?當然是悲劇,但這是怎樣的悲劇?導演堅.盧治(Ken Loach)極其冷峻的風格,群戲多過主角獨大,讓觀眾處於相對抽離的位置,有更廣闊的詮釋空間。縱使在Damien行將受刑之際,鏡頭亦未嘗給他來個大特寫,換了是荷李活片如《受難曲》之流,早就再三拍著主角如何七情上面。作為一位老牌左翼導演,堅伯肯定是有其政治立場的,對於自己同情的角色能夠保持這段距離,究竟需要多強的意志去克制?堅伯之堅,可見一斑。

放映過後,席上有觀眾指這齣戲是印證「有理想者不敵面對現實者」此一歷史法則的悲劇:所謂的「有理想者」是Damien,「面對現實者」是Teddy。乍聽之下似乎不無道理,獨立戰爭打到一半,Teddy為了保證有人出錢資助他們打下去,將放高利貸欺壓平民的奸商從法院審訊中途救出來,完全無視新政府的司法獨立。勝利重於公道,這還不夠「現實」嗎?他勸Damien招供投降的那一段,苦口婆心地說Damien應該平平安安的當醫生,快快樂樂的跟妻子二人世界,不該放棄幸福冒險跟政府對著幹……諸如此類的口吻,道盡萬千崇尚「務實和諧」的香港人之心聲。

可是,Teddy決非怕事之徒,更不是擁抱機會主義的世界仔,他是個鐵漢(注一)。遭英兵俘擄,被怒火中燒的軍官嚴刑逼供,指甲一隻又一隻血肉模糊地拔出來,Teddy就是不吐一字。沒有悍不畏死的氣魄,沒有以生命去守護的事物,怎可能幹得出這種事?拾起槍桿反抗碩大無朋的日不落帝國,原本就不是甚麼「現實」的舉動,徹底脫離香港人的「現實」生活想像——八九六四之後,多少在遊行裡唱過《中國夢》的人怕得移民跑掉?現在受官祿誘惑,又有幾多個副局長丟掉曾為之宣誓效忠的外國護照?將Teddy詮釋成汲汲於「現實」的鼠輩,恐怕不太恰當。

比較恰當的理解,是「我們」的差異。

這才是Damien和Teddy的致命分歧。起義,是「我們」對抗「他們」。Teddy眼中的「我們」是愛爾蘭民族,Damien眼中的「我們」是受壓逼的貧苦鄉里。在殖民統治下,英國就是最顯眼的壓逼者,兩兄弟的矛頭都指向同一個「他們」,一旦趕走了英國人,潛藏在水面下的矛盾隨即爆發。「我們」的定位不相一致,要處理的現實亦有所不同。此所以,Teddy對自治後的愛爾蘭農村困乏視若無睹,皆因那不是他的現實,他的現實是民族獨立,everything goes well。

Damien也罷,Teddy也罷,他們都很現實,然而那是兩種現實。

或許Teddy也不一定無視過著苦日子的同胞,只不過覺得民族團結起來站穩陣腳更重要。果真如此,這就牽涉了兩個「我們」:民族本位的「我們」和階級本位的「我們」(注二),前者大於後者。我不是單數,同時屬於超過一個身份實乃必然,但種種境遇往往催逼人在多個身份之間作取捨。Chris是道道地地的愛爾蘭少年,死也不想跟英國人葬在一起,可是當親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他還是戰戰競競地向英軍供出愛爾蘭共和軍的情報。Chris從頭到尾都沒有忘記民族大義,事情只是家族本位的「我們」壓倒了民族本位的「我們」,僅此而已。有些現實就是比其他現實更「現實」,至於哪些現實比哪些現實更「現實」,全看當事人有何信念。

總部一個「處決叛徒」的命令下來,Damien忍痛殺掉同鄉友好Chris;和約派與反和約派內戰,Teddy含淚殺死親弟Damien。兩幕平行的劇情,讓幾位觀眾頗為反感,「你有甚麼資格為了自己的革命犧牲他人的生命」?這類質問建基於一個假設,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願,你有你的嬉水我有我的行山,互不相干。如斯個人主義的假設將一切意願削平,誰都不比誰重要,結果混淆了兩件事:「我的革命」和「我們的革命」。在《風吹麥動》的時代,反英抗暴絕不是某個「我」的意願,而是眾多愛爾蘭人的「我們」的意願。直至生命中最後一刻,Chris都相信自己是該死的,因為他出賣了同胞,出賣了獨立的希望,為著傷害了「大我」而內疚。Damien之所以痛苦,也是因為他要殺的Chris份屬「我們」的一員,行刑後亦惟有盼望在「我們」當中找到救贖,「但願共和國是值得如此的」。

與Damien和Teddy割捨「我們」之痛苦相對的,是英兵焚毀愛爾蘭農家時的歡呼——歡呼,皆因那是他人的災難,不是「我們」的。個人主義至上的質問不識何謂「我們」,侵略的與被侵略的都被打成無差別,最終有淪為犬儒之虞。Chris是否非死不可,誠然大有商榷餘地,正確答案得靠完備的形勢判斷獲取,但《風》對愛爾蘭具體情況著墨不多,觀眾無從思考。可以肯定的是,Damien背負著眾多戰友的生命,扣下扳機與否,早已超越他一個人的事了。

理想可以——而且經常如此——不只是屬於一個人的,這明明不難理解,為甚麼此時此地的觀眾偏偏不能理解?當主體意志失落,不曉得自己喜歡甚麼討厭甚麼是甚麼想做甚麼,若你發現旁人有想做的事,你不會認為他跟你是同類,有和無畢竟是絕對的差異;到你發現旁人同樣沒有想做的事,你仍然不會認為他是同類,因為「無」意味著空,捉不到摸不著,隨著境遇改變可以化成任何東西,惟其流動無質,故無從比較異同。

如是者,對身處虛無的人來說,無論全世界的你我他有沒有想法,看在他眼中都default地設定為「跟自己想法不同」。虛無和孤獨,於焉秤不離鉈,我們有了各自各搵食、各自各增值的現代社會。共同擁有的理想,大抵是非常遙遠的存在,不像動盪時代的愛爾蘭,為著旁人而不要命的英雄好漢要多少有多少,無分男女老幼。火車司機Dan被毒打一頓依然罷駛不載英軍;Sinead再三拼著被捕風險為共和軍傳遞情報和軍火;Micheail一出場就堅拒棄愛爾蘭語而用英語向英兵報上姓名,被活活打死;各地農家樂於招待落難的共和軍戰士,甘冒窩藏「叛國重犯」之大不諱……

我們有這種精神嗎?越虛無,越孤獨,越容易受到偽裝成大眾理想的虛像誘惑,不管這個虛像叫明星、宗教還是國家。虛像始終是虛像,在奧運面前搖旗吶喊「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傢伙,鮮有為他們「愛」的「國」犧牲,卻樂於以愛國之名叫不相干的人犧牲,例如在別人國土痛毆異議者,例如揚言六四屠城宰掉反貪腐要民主的人民物有所值,因為這「換來廿年的繁榮」(繁榮,誰的繁榮?愛滋村的還是上訪村的?)

假如當年英國大搞宣傳叫愛爾蘭人「保皇愛國」,《風》片的英雄好漢就會乖乖歸順嗎?不會,但沒想法、怕落單的香港人會,北大人和特區政府灑些銀紙做做公關即成。2003年七一五十萬人上街,距今尚不到五年,輿論竟有一百八十度轉變。箇中關鍵,在於我們沒有凌駕當權者統治秩序之上的理想,甚至沒有理想。戰爭固然是悲劇,然而二十世紀初的愛爾蘭仍是一個充滿理想的地方,儘管走的路不同,Damien和Teddy都是人,不是兩條鹹魚。

你在凝望深淵,深淵也在凝望著你。《風吹麥動》,或者是觀眾的悲劇。


注釋:
一.
  蘇叔叔的講法是,如果Teddy當真是個「現實」的世界仔,隨時可以私下放走弟弟Damien。他沒有過樣做,卻選擇親自處刑,正是有所執著的表現。我頗同意這個分析。
二.
  嚴格來說,Damien的立場比較接近直觀的人道主義,多於階級本位。全片觀點最階級本位的只有前火車司機Dan,他是社會主義者,後來也參加了反和約派,直至戰死。


六月十一日補記:
今日是「愛國禱告日」,一場從以勒基金到影音使團,從譚惠珠到梁美芬都有份搞的保皇戲碼。看見宣傳裡的中國災難包括「藏獨暴亂」四字,頓時想起《風吹麥動》裡將和約說成神旨的神父。利用宗教包裝為政治事件定性並促使信徒接受,這種伎倆古已有之,只是,倘若一眾搞手真的視西藏為中國一部份,視藏人為「我們」,他們會否為其境遇心痛,放言抨擊他們的時候又會否為其心傷,就像Teddy面對身陷囹圄的Damien一樣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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