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August 10, 2008

青年住屋,芝士地獄

八月廿八日急報!
老貓燒鬚,想不到我也有陰溝裡翻船的一天——原來那個「青年住屋關注組」是民建聯的棋子!難怪,江小生約社運中人搞大事件的提案也好,我約群組中人構築研究計劃也好,他們的主催者一直不理會,原來是自己在檯底早有盤算之故。黨務豈容旁人置喙?
這解釋了為何群組的主催者踏入七月底後突然潛水,徹底抽身討論,皆因民建聯的調查在七月卅一日截止。任務完了,網民的利用價值沒有了,大可用過就丟,我有我扮民意代表開記招逞英雄,餘下問題貴客自理。畢竟,左手借市民之口罵政府以嘩眾取寵,右手甚麼也不做任憑政府為所欲為以討好北大人,這種行徑是民建聯慣伎,正是魯迅筆下「做戲的虛無黨」:「甚麼保存國故,甚麼振興道德,甚麼維持公理,甚麼整頓學風……心裡可真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台的架子,總與在後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為它悲喜,於是這齣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為掃興。」
現實比文章原本的結論更悲哀:連那一縷清泉也是幕後製造的幻象。這
代年青人的反抗意志會萌芽嗎?




(圖片取自Wikipedia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
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仗自嘆息。
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蹋裡裂。
床床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
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杜甫)


忙裡偷閑,在Facebook裡輾轉發現一個名為「青年住屋關注組」的群組,大意是爭取修訂公屋政策,恢復年青人的住屋權。

的確,自從房委會在2005年改例後,基層青年要入住公屋難若登天。舉例而言,一位廿五歲的仁兄若要輪候市區公屋單位,少說也要九年,這九年內他的月薪決不能高於7684元,否則即時踢出隊外。如果這位仁兄申請時不幸尚未有能力離家自立,跟父母住在同一個公屋單位,更會被倒扣三十分,等個十一年肯定跑不掉。

廿五歲,等十一年,上樓之際三十有六,女生到了這個年紀已是高齡產婦。「有樓 = 有安全感 = 可以結婚」這條公式顯然不在房委會一眾尊貴委員的算盤之內——應該說,他們自己絕不需要藉著公屋實現這條公式,施永青張宇人胡經昌之流只會買樓賣樓不會等上樓。他們倒過來要求小市民反其道而行:加快上樓?行,先結婚再說!如是者,小夫妻惟有在又貴又擠的私樓套房先捱個三五七年。你要同居?你是結不了婚的同性戀者?你想跟一群朋友過公社生活?抱歉,在政府的定義下你都是「非長者一人申請者」,慢慢等罷。

就這樣,房委會在全港規模落實了明昆社「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婚姻」的家庭價值,感謝主。可惜這個上帝之城對基層青年未免刻薄了一點。

事情就是如此清楚明白。1997年至2007年,公屋單位增加了20.8%,私人住宅則增加了31.2%,是前者的一倍半。兩者的差距反映住屋供應上的公退私進。這邊廂,15至24歲的青年失業率是全港失業率的2.5倍(注一),年輕人賺錢交租殊不容易,遑論儲錢買樓;那邊廂,上月路經西環,目睹地產廣告標明一個三百五十呎的小單位月租12,000大洋。我們承擔得起這種樓價嗎?我們當真不需要公屋嗎?

偏偏就是有人認為承擔得起,認為不該住公屋。好食懶飛只懂看便利玩MSN,書又唸不好打工又散漫,一味埋怨政府,不求上進,活該你們買不起樓——那些人如是說。

拋出對青年的刻板印象過後,通常是賣弄一輪自己的「奮鬥史」:曾經怎樣會考九分,曾經怎樣漂洋過海,曾經怎樣住板間房,曾經怎樣一日做十七小時,換來今日平步青雲有車有樓。總之,基層青年被描繪成和「我」對立的他者,他們的懶惰襯托出「我」的努力,他們的失敗襯托出「我」的成功,他們是錯的,「我」是對的。

說這些話的,是不是房委會的尊貴委員,或者跟他們處於同一階層、瞧不見孝義青年黃葵香如何慘死的雲上居民?不,至少今次不是。今次,這些說話並非由熱衷追逐名流口水尾的記者報導出來,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在前述的「青年住屋關注組」Facebook群組討論串中出現。高官巨賈哪有閒情拋頭露面跟你在網上one-on-one討論?幾年前,黃宏發競選立法會時以「發叔同你ICQ」作招徠,結果跟你ICQ的到頭來是他的議員辦事處助理。在群組裡反青年的,恰好是自詡有望晉身中產的二、三十歲青年。

青年人打青年人,這個事實推翻了天星皇后以來「反抗中環價值乃世代之爭」的世代論式理解。發憤努力,一生為搵食,這種價值觀在當下青年群體入心入肺的程度,難道不是史上僅見嗎?六十年代,我們有1966年的九龍騷動,1967年的反英抗暴,嚇得政府急急扭轉整個治港方針;七十年代,我們有金禧事件,有艇戶事件,有數不清的青年激進運動自發刊物,還有反對警察貪污的青年在維園向警司威利起飛腳;八十年代,縱是撇開學運社運不談,1981年聖誕節千百個油脂仔大鬧中環,翻車,爆玻璃,打鬼佬,搶士多,遺下遍地狼籍。諸如此類無涉搵食的反權威氣魄,如今安在?放眼全港九大院校,民主牆上大字報零零落落,學生會年年門堪羅雀,考IELTS學炒股去high table dinner報見工面試儀容班卻逼到爆廠。補習學店林立,副學士也被搶著報考,哪個青年學子不以入大學為目標?哪個想入大學的不以搵食為終極理由?

當年,剛畢業的程翔為了愛國,放棄高薪厚祿跑去當小記者;今天,愛國是官方model answer,「認識國情」是搵食工具。

由是觀之,指責當代香港青年特別不求「上進」,特別喜歡「埋怨」建制,特別對搵食愛理不理,有悖乎史實之虞。放言指責者當中,抱持扭曲香港史觀的無疑大不乏人,比方說,群組裡就有人這樣主張:

但為什麼香港有今天的成就呢?大概不是政府在50/60年代就計劃好要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然後投放資源專心發展吧。

天時,地利,人和。
香港的成就有幸運成份,但更大部分是香港人拼出來的。


所謂的繁榮,果真主要靠個人努力「拼出來」?沒有國共內戰,香港人口不會因為難民潮膨脹近四倍(注二),也就不會有大量廉價勞工促成工業化;沒有冷戰禁運,香港不會有擺脫轉口港角色化身工業城市的必要,更不會有在韓戰裡靠走私物資(包括軍火)到內地而發財的霍英東;沒有七十年代的歐美經濟衰退,它們就不會將資金投放在其他地方的金融地產市場,香港亦不會變成甚麼國際金融中心。我們不必否認有個人努力致富的例子,但這跟國際政局風雲相比,在歷史長河裡簡直是螢火之於烈日,何足道哉。

這段歷史,在香港生活逾五十年的上一代肯定有所印象。縱使他們有部份人飛上枝頭變鳳凰——二世祖如田北俊之流不在此列,他們本來就在那裡,並無「飛上」這個動作——現在創作「我發達因為我努力」的神話來自我陶醉,可是只要稍稍回想一下,反證大抵仍是歷歷在目。努力一定得?五、六十年代,沒有綜援,沒有養老金,沒有工傷賠償,公屋和公共醫療尚未普及,掙得一天錢就是一天,沒工開就得死!年初四做到年三十晚,在工廠遭衣車整支縫針刺穿手指血流如注,塗點機油止血,照做。後來環境好了些,好了些的意思是:機油換成了獅子油。(注三)

小市民努力,是被全無保障的社會逼出來的,沒有幾個相信自己有出頭天。多少飛上枝頭的「前山雞」,如非依賴姊妹過去在工廠流血流汗為他們賺取學費,焉有今日地位?至於他們的姊妹,自從香港工業北移,一個又一個淪為月入不足六千的清潔工保安員家務助理,甚至要執紙皮。她們確實努力,但一定「得」嗎?或問,誰的努力保證了誰的「得」?

活得越久,親身觀察的歷史跨度越長,上一代香港人是見證著努力非為發達,也不保證發達的。問題是,生下來就活在已臻「繁榮」的香港,當下的青年不可能具備這個歷史跨度去判斷(注四),面對「努力一定得」這類價值灌輸,只能有兩種選擇:要麼信,要麼不信。

觀乎密密麻麻的搵食備戰人潮,相信「努力一定得」的基層青年恐怕還是比不相信的多。他們不一定較上一代的基層青年更能吃苦,連續工作十多小時或是在太陽底下走上半天,可能也會抱怨幾句(注五),然而他們對於搵食的戒慎恐懼卻半點不少。不得不察的是,同是相信「努力一定得」,也有富貴版本貧窮版本之別。富貴版本的相信,屬於一小撮成功脫貧的得志青年,只問個人不問社會的「努力一定得」既是帶來自我感覺良好的美酒,也是催眠仍未能脫貧的基層青年(可以是他們的下屬,他們物業的租戶,他們推銷之自我增值課程的學員)繼續為其利益勞碌的鴉片;貧窮版本的相信,屬於一大群多番嘗試依舊無法脫貧的基層青年,在失業/開工不足/做餐死三個選項裡面,當然還是努力做餐死最好,起碼有工開,起碼讓你有努力的機會,這種「沒工開/不努力就得死!」的心態跟他們苦苦掙扎的父祖輩相近。

富貴版本的相信通常用來說,說給自己聽,說給別人聽,但不常用來親自實踐;貧窮版本的相信見諸實踐,但那是消極的相信,鮮有衷心認同努力必致富,倒更多是除個人努力外想不到其他辦法回應困境。

無論彼此分歧為何,結果殊無二致——既得利益者的宣傳與貧窮文化的心態聯手,將「努力一定得」推上主流論述的位置。據作家陳彤(注六)所稱,Who moved my cheese? 一書在美國暢銷,皆因在科網股泡沫爆破裡傾家蕩產的美國人將它當《心靈雞湯》看,聊以自慰;這本東西也在中國大賣,皆因企業裁員時每人發一本以作「激勵」。別問誰搬走你的芝士,只管跑去找另一塊芝士!別埋怨政府和財團害你有班加無屋住,只管拼命找你不曉得哪天才儲夠的首期!對於既得利益者與貧苦大眾,這番話同樣中聽。

於是,思考停止了,我們放棄追問這個地方的歷史、這個社會的運作如何令我們貧窮,將所有心力拋擲到找芝士上面。

於是,倫理崩壞了,我們理所當然地由得旁人在劫難中自生自滅,不願花半分鐘瞭解對方處境,為了找自己的芝士卻不惜瘋狂加班。

於是,我們活在地獄。真偽不辨,邪惡橫行,苦難不知何年何月方休,我們還要唱聖詩似地多聲部頌讚:「香港是個國際大都會!」

脫了貧的青年和脫不了貧的青年異口同聲,香港社會的年輕社群面臨史上空前的同質性。在一片教人窒息的氛圍裡,有基層青年在網上呼召爭取住屋權,即使目前慘綠無力得純屬邵家臻所稱的「手指運動」,依然是一縷清泉。

怎樣才能令清泉匯流壯大,化作震撼人心、沖散頑石的瀑布?


注釋:
一.   綜合自政府2008年第二季數據,詳見統計處網頁及這篇報導
二.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香港人口為六十萬。中共立國後,1950年的香港人口飆升至二百二十萬。
三.   資料在今年一月《千針萬線: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新書發佈會所得,由在場的前製衣女工親口所述。
四.   這裡指的僅屬親身歷史經驗,後人考據所得則不在此限。然則基層青年主動考證香港史者惟恐少之又少,機緣和學究精神缺一不可。
五.   怨言歸怨言,做還是一大票人排除等著做的,從朝七晚七的教師到日曬雨淋的路邊寬頻推銷員都是。再者,在每個勞動人口平均每月分到三萬七千元以上GDP的今時今日,要求打工仔為微薄薪金像在難民社會年代那般捱苦,合理與否大有商榷餘地。
六.   陳彤著有反駁Who moved my cheese? 的寓言書《我能搬走誰的乳酪?》,從開端到舖敘都十分精彩,批判一針見血,惟結尾跡近錯亂,強行將精神追求與物質追求截然二分並對立起來,漂離了現實。



後記
寫這篇東西,是為了工作上寫的另一篇關於世代論的文章稍作熱身,算是打造一些比草稿更初步的前文本罷。新一代帶來改革的主體何處尋,與資本主義的世界性經濟停滯有何干連,應該是那篇文章處理的課題,我如此希望。
PS. 人都走了,在另一個時空的贖罪,真能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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