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September 14, 2008

誰的世代論爭?

(雖說不無漏洞,但終究完成已久,是時候把這篇東西放上來了。)


誰的世代論爭?
——一個階級視角的解讀


(攝於廣福邨廣禮樓)

去年今日,在巴士上聽朋友吐苦水。做過青年中心跑腿,做過書店倉務員,做過九鐵站務員,兜兜轉轉考上大學,卻又因為某必修科成績未如理想,被逼多讀一個學期。上有年邁祖母,下有尚未出身的妹妹,還有在金融風暴中欠債百萬、現在反過來用兒子信用卡借錢的父母,光是一個學期的額外學費,已教他煩不勝煩。

我不知道這位朋友的經歷在二十世代當中有多少代表性,但金融風暴帶來的裁員、減薪、外判、負資產乃至破產巨浪,以及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俱非個人之事。失去安穩的父母與前路茫茫的子女之間,可以引發怎樣的世代論爭?

今天流行的「世代論」,有兩個版本。其一是天星皇后以來「行政官僚的中環價值大戰青年人的本土保育理念」,世代之爭被表述為針鋒相對的價值衝突;其二是呂大樂教授出版《四代香港人》後掀起的觀點,即乘經濟增長之勢發跡的第二代香港人,如何藉無微不至的生活安排扼殺第四代香港人——他們的子女——之個性,價值衝突從此蒸發。

不管哪一個版本的世代論,跟時下實實在在的青年都有相當距離。抵制中環價值?且不說萬人空巷的招聘會,今年浸會大學迎新日找來政協委員向新生訓話,場內場外不見有學生高舉橫額要求他向北京反映奧運須善待人權,只見人人聽罷那番「年輕人做就行別意見多多」的對白後報以掌聲。無微不至的生活安排?我每一個家住公屋的補留學生皆身處雙職或單親家庭,一天跟父母說不了幾句話,菲傭固然請不起,「讓電視機帶孩子」是典型育兒方式。

兩種落差,背後是一個現實:香港人變窮了。1996年至2006年,月入八千以下的家庭比例從16.5%增至21.3%,聯交所上市公司的股價總值卻暴升3.8倍,貧富日趨懸殊。父母為當下搵食疲於奔命,子女為將來搵食惶惶終日,全民競逐飯碗,向錢看的中環價值遂成主流意識。


一脈相承的物質主義

「遂成」?這個講法假設了曾經有一個異於現在、不以搵食獨大的過去。這個過去在哪一刻成立?在誰身上成立?一些唸過大學的戰後嬰兒潮權貴總愛向大眾訴說他們當年如何充滿火紅理想,包括匯豐大班鄭海泉,包括拆掉皇后碼頭的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姑勿論他們有否背叛當年的理想,或當年的理想是否真誠,他們確實是毋須為搵食操心的一群。(注)那時候,有幸入讀大專院校的青年還不到適齡人口百分之二,而且香港社會正值轉型,求才若渴。張敏儀三十四歲榮升香港電台台長,如今是難以想像的。

但請別忘記,在佔社會極少數的大學生之外,香港還有大量工人。1971年,製造業佔去全港43.1%勞動人口。勞工法例尚在草創階段,病了沒有病假,生孩子沒有產假,受了工傷沒有賠償,解僱沒有代通知金,失業沒有綜援可領,老來沒有生果金和強積金餬口。一切社會保障都不存在,不工作就活不下去,焉有不顧飯碗之理?年初四做到年三十晚,累了就睡在廠房檯底,發燒燒到104度依然開工……諸如此類的掙扎,是不少六、七十年代藍領工人的集體回憶。

這種努力,與其說是樂觀地力爭上游,毋寧是身不由己。家裡有一堆弟妹等著你供養的時候,別說加班,連嫁不嫁人也輪不到自己作主,皆因嫁了人拿回去的家用就少一份。香港充滿讓人各顯神通、一再翻身的機會嗎?恐怕這未必是嬰兒潮世代的普遍經驗。

香港人物質主義、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傾向,一度被劉兆佳稱為本土特有的「功利家庭主義」,事實上卻是見諸各國的貧窮文化共通徵候。香港不像早期工業化的歐洲般具備行會工匠傳統,也不像後期工業化的韓國般以大企業大廠房而非家族式山寨廠為主,較難團結工人階級起來抗爭。「為兩餐乜都肯制呀前世」,成了社會的主旋律。

對照今昔,跟那幅青年人為充撐履歷表埋首兩文三語學電腦去大公司實習的圖象一比,戰後嬰兒潮與二十世代的境遇有多少差異?站在勞工子弟的位置,世代論爭,欲語無從。


不是止此一家的世代困局

誠然,差異還是有的。三、四十年前,工業膨脹的香港急需勞動力,小學未畢業借用別人的身份證訛稱十五歲,去見工仍是到處有人樂意聘用。今時今日,縱使你貨真價實的到達十五歲合法工作年齡,跑出去求職多半碰壁,毅進展翅等就業計劃亦幫不上忙。

以往是社會保障真空,工作機會處處,刻苦耐勞是生存之道;現在有了一點社會保障,工作卻越來越不好找,你肯耐勞人家也不一定「勞」你。形勢不同,過去投放在實際工作上的努力,改為投放在為取得工作而做的準備,基層青年搵食大過天的精神則如一。

青年工作前途惡化,在很多面臨經濟增長放緩的後工業社會都不是罕見現象。放在東亞地區,轉捩點就是九十年代。三浦展在《下流社會》裡批評年輕人不求上進、缺乏晉身中產的雄心,但這些觀點其實在日本泡沫經濟爆破,派遣工取代終身聘用以後才佔據輿論。日本的「家裡蹲」(引き籠もり),台灣的「草莓族」和「米蟲」,香港的「雙失青年」和「隱閉青年」,漫天飛舞的標籤近年不斷斥責時下年輕人好吃懶做,大抵可理解為某種文化遲滯(cultural lag):身為長輩的嬰兒潮世代未能接受經濟增長放緩的現實,繼續視個人努力為生存之道向後輩灌輸。

呂大樂教授在《四代香港人》裡指嬰兒潮父母催谷子女早熟,不給予他們成長的空間,這是真相的一部份。真相更深一層的背景,是資本主義經濟週期不給予青年成長的空間,尤以社會流動機會渺茫的基層青年為然。

乘時而起的是普及教育。1978年,香港落實九年免費教育;2005年,66%適齡人口能接受高等教育(包括副學士與高級文憑課程),教育支出達543億,高踞公共開支榜首。學額增加滿足了普羅大眾的求職準備心理,將相關年齡層掃進學校體制也遮蔽了青年就業困難的問題。積極而言,進修或會提升在職場上的競爭力;消極而言,學校則是延遲面對失業與低薪的避難所。

結果如何?學店漁人得利,學子的出路卻不見得有所改善。這邊廂,香港有如雨後春筍的副學士課程被投訴貨不對辦,個別課程的畢業生就業率只有4%;那邊廂,在台灣升讀大學是容易了,大學生畢業後卻還不起學費貸款,相關呆壞帳合共44億新台幣——以每人借貸四十萬計算,約有一萬一千個大學畢業生無力還債。


從個人搵食到集體民生

付出了青春換不來生路,甚至背負一身欠單,怒火向哪裡發洩?台灣青年把矛頭指向「教育品質不佳」、難以保障就業的「爛大學」。今年考生發起了「萬人考大學」行動,紛紛報考他們心目中的「爛大學」,獲取錄後卻不去讀,讓它們收不到學費。這番聲勢浩大的舉動頗有成效,部份大學因此收生不足,將有停辦之虞。

鬥垮了「爛大學」,當不成學生的青年可以到何處去呢?解決不了根本的生計問題,「萬人考大學」行動無疑是見木不見林。然而儘管方向有所偏差,其方法卻揭示了一個重大轉向:意識到共同命運所在之後,個人努力不再是唯一的搵食手段,我們還有集體抗爭。

類似的集體抗爭亦在法國爆發,這一次可是正面衝著青年人生計而來了。2006年,法國政府推出「首次僱傭契約」,規定廿六歲以下的受僱者有長達兩年之試用期,期間僱主可以毋須提供任何理由之下進行解僱。這項法令對失業率高企的青年落井下石,引起全國學生公憤,一浪接一浪的抗議最終逼使總統希拉克撤回惡法。

畢竟,搵食不是利益極大化的財團思維,而是最基本最樸實的民生,避無可避。回歸原點是遲早的事,日本的散工工會和露宿者團體就有不少生活艱難的青年加入。香港年輕一代的集體抗爭,還會遠嗎?有多遠?從副學士銜接爭議到網民嘲諷明星世襲化,會不會是甚麼先兆?


為了顛覆,再講故事

至此,我們得整理一下「香港世代論爭」這個概念。

若說經濟增長不比從前、年輕人摸不著前路的現象並非香港獨有,那麼這場論爭到底有多「香港」?

若說年輕一代以搵食為生活重心的價值觀跟他們的父母沒甚麼不同,那麼這場論爭到底有多「世代」?

為甚麼我們要把這段歷史視為香港人的世代糾纏,而不是勞動人民的浮浮沉沉?失去安穩生活的父母,唸完再培訓課程回家,皺著眉頭在報紙求職版畫圈;子女會考放榜僅得十分,升學麻煩就業困難。兩代相對,大可一笑泯恩仇。幫襯裕記買餸的「香港人」,跟那個新移民收銀員的生活水平,差異也許並不太大。香港不香港,世代不世代,劃地為界的理由不復存在,至少對基層市民如是。

貧富兩極化逼在眉睫,新移民越來越多,以「土生土長的中產階級」為軸心的香港故事大概說不久了,說了也無法對應現狀。其實這個香港故事又何嘗充份對應過去?1970年至1997年,樓價升幅一直遠遠拋離工資升幅(1994至1995年例外),攀上中產階梯不像想像中容易;從六十年代至今,中國內地出生者佔香港人口的比例從未低過三成,新移民向來存在,而且為數不少。

過去被遺忘的人,我們要記念;現在被忽略的人,我們要抓緊。顛覆少數人為多數人書寫的歷史,是顛覆少數人主宰多數人生活之社會建制的第一步。

(擱筆於二零零八年夏夜)


注釋:
完全無意矮化七十年代的基層運動,將之說成少數精英的青春反叛。像當時每年數十宗的罷工,以至爭取住屋權的艇戶事件,這些抗爭就少不了基層市民的參與,其焦點在於切身而根本的民生需要。

1 comment:

Anonymous said...

在網絡搜尋到這裡,身為呂大樂所言的第四代人,我對世代論爭的關切其實是出於對自身前途的迷失,沒想到有人會將這世代代論爭放眼為勞動人民的浮浮沉沉,網絡果然是臥虎藏龍之地,其他文章亦帶出很多具討論價值的觀點,謝謝分享,請繼續努力。

基莉絲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