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ne 25, 2009

沉默的羔羊


(特別鳴謝Vicky借出照片~)
(別忘了,維園十五萬點燭光煞是壯觀,但包圍著維園的,是購物商場皇室堡,是呎價逾萬的柏景臺,是車水馬龍的東區走廊,是數也數不清的大企業光管招牌。走出燭海,我們會約人在崇光正門等,在時代廣場等,不會在維園等。走出燭海就回到現實,別忘了。)



中六下學期,原本不懂與學生相處、教書又經常out c(syllabus)的化學老師半途離職,換上了一個處事圓滑、在政府做了多年工程師的新老師。新市鎮所謂的「名校」除了讀書考試還是讀書考試,學生單純,老師也單純,他們如非初出茅廬剛畢業不久的年輕人,就是已把所有青春在校內燃燒殆盡的中年人,社會經驗大多貧乏。突然來了個閱歷較豐的老師,上課格外新鮮。某天,他在堂上對我們說:「你們以後會成為中產。」

結果好像讓他說中了。一年後,同班同學的大學入學率是百分之百。十二年後,舊同學當中有做經理的,有做教師的,有跑到美國唸MBA的,有幾個工程師,有幾個醫生,有幾個物理治療師。套用政府統計的職業分類,幾乎不出「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輔助專業人員」三個類別——也就是歷年失業率最低的三個類別。

十二年後,亦即六四二十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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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立法會選舉,Facebook被視為炙手可熱的政治動員平台。六月未至,陳一諤曾蔭權呂智偉用連篇謬論令自己榮升眾矢之的,鳴鼓攻之的群組文章短片天天在Facebook交叉橫飛,熱鬧非常。反觀一眾舊同學,他們的Facebook account卻與世無爭得猶如身處西天淨土——翻查了二十個舊同學從四月到六月的紀錄(注一),有在Facebook上提過六四(注二)的只得兩人。那麼他們把甚麼東西貼上Facebook?對曼聯慘敗於巴塞的不忿,做各種心理測驗的結果,誰的親人過身,誰的婚禮,誰生孩子,誰到哪裡遊埠,誰參加哪個聚餐,之類。

若說網誌是開放予一切相識和不相識者的話,Facebook基本上是相識者的網絡(注三),某程度上複製了使用者日常生活裡既有的人際紐帶。六四在部份年青中產圈子的Facebook裡缺席,也許在他們彼此的日常言說裡同樣缺席。

言說。退一步說,究竟我們拿甚麼充當談資?有甚麼可說,有甚麼不可說?試設想以下四種情況:
一. 平常的平常。例如午膳吃飯盒。
二. 平常的異常。例如午膳吃飯盒時吃到半隻曱甴。
三. 異常的平常。例如拾荒者翻垃圾筒找殘羹剩飯當午膳。
四. 異常的異常。例如拾荒者翻垃圾筒找食物時找到一張千元大鈔。

上述四種情況,可以畫成一個兩格乘兩格的四格矩陣(注四)。第一種情況太平常,平常到根本不足以構成事件,不會被特地拿出來談論。第三、四種情況因其異常故,除非存心衝擊談話對手的常識,又或者談話對手本來就具有同類的異常生活經驗,否則甚少進入公共或半公共的主流社交場合。最後,惟有落入第二種情況的生活經驗,才是我們願意談論的。結婚生子,旅遊度假,吃香喝辣,這些平常得不至動搖常識,卻又異常得足以構成事件的經驗,於焉化作最典型的公告事項。

當職業分工眼花繚亂,社群關係肢離破碎,能夠聚合為「常態」並連結起某群青年中產的共同語言,剩下的只有一套特定生活形態。學校體制底下的教育經驗,異性戀底下的核心家庭,僱傭勞動底下的工作與餘暇,消費主導底下的享樂模式,撇除諸如此類的「常態」元素之後,就是漆黑無底的失語深淵。何謂失語?無以描繪亦無從表述自己,明知Facebook心理測驗失準荒唐也樂此不疲,製造「偽事件」展現歡樂、驚訝、嘲弄以至更根源的關注(比方說,跑去做《巾幗梟雄》心理測驗,終歸是想展現自己也關注這套劇集,不管你對測驗結果是否認同,也不管你看過《巾幗梟雄》沒有),撒下招來談論的餌,是為失語。

然而六四被置於比失語更邊緣的不語區域。不懂表述自己,至少仍有表述自己的意欲,所以對代為界定自己的心理測驗趨之若鶩;六四?抱歉,這一回連言說的意欲也不存在。不說,不是因為那屬於異常的個人經驗,而是那異常到從來不在個人經驗之內,是異域,是他者。某一群年青中產就是某一群年青中產,不會是翻垃圾筒找食物(無論是否附送金牛一張)的露宿者,也不會是六四七一的參與者(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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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第五種情況。英文聖經面世加速了天主教—拉丁文大一統霸權的崩解,馬丁路德的聖經德文譯本催生了德國民族主義,正如Benedict Anderson所言,印刷術和資本主義導致報紙普及,作為傳媒的報紙又孕育了讀者「同屬一個民族」的共同體想像。傳媒擬定公共議程,讓言說打破個人經驗藩籬。即使我們從未染上豬流感,也不認識半個豬流感患者,只因(政府催谷)傳媒大肆報導,街頭巷尾就煞有介事的談個沒完沒了。

不屬個人經驗並不要緊,是異域是他者也沒所謂,一舉超脫前述四種情況之後,六四應該是可說的。儘管香港傳媒以各種手段淡化六四,六四依然被公認為不可不報的大事,無線新聞夠膽剪掉市民抗議它的片段,卻斷不敢剪掉六四燭光晚會,連親中黨報如文匯大公也沒有這個膽。報導容或平板,分析容或空洞,立場容或騎牆,但對六四的言說從來沒有在公共領域消失過。

如果六四在某群年青中產之間依舊是不可說的,就意味著公共的言說並沒有滲進他們的言說(注六),既非他們的生活常態也無法維繫他們的共同感。這群年青中產的交際就此與公共生活剝離。諷刺的是,民間社會、公共領域等概念企圖追認的理型,不正是十九世紀的布爾喬亞高談闊論的咖啡館嗎?

某群年青中產自外於政治的言行,不獨違背西方傳統,也違背本土傳統。「中產政治」在香港抬頭,源於八十年代匯點成立,將一堆受過專上教育的白領專業人士網羅在「中產」大旗之下,把焦點從民生事宜轉移至政黨和代議政制,埋葬七十年代工潮迭起、居民抗爭、學生造反的直接民主模式,隨著金融化和工業北移把基層民眾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同步邊緣化。於是,我們以為中產是社會進步力量之所繫,我們的民主運動譜系是八九六四到零三七一(略過大磡村清拆、居港權抗爭、反領匯上市、紮鐵工潮等等),我們的零三七一等如「中產上街」,弄得當年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跳出來高呼要穩住中產……總之,香港自八十年代前途問題以來的主流民主論述,向來與中產階級如影隨形,但現在卻有一部份年青中產與之脫鉤了。

那麼這些年青中產會倒向更基進的民主論述嗎?參與六四維園晚會,是非常低度的政治參與;在六四二十週年炒得熱烘烘之際搭便車隨口評兩句,更是低無可低的政治最低消費。倘若連最低消費也要吝嗇,我們憑甚麼期待他們會花時間到皇后碼頭露宿,費心思理解傳媒懶理的菜園村被逼遷街坊,力排眾議聲援被視為寄生蟲的港人內地子女爭取居留權,拉近離得遠遠的階級處境去支持遭減人工加工時的領匯保安員明天罷工呢?

事實上,我的舊同學們從來不在Facebook談論這些——在Facebook以外也從未聽他們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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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舊同學稱為年青中產,終究是單向的標籤。或許,他們根本沒想過自己在社會上的階級位置。十二年前老師的預言之所以聽起來新鮮,皆因預言帶著我們不具備,是以陌生的社會意覺。

年青中產也不是概括性的指涉,它前面必須加上「某些」兩個字。個別舊同學的父母確實是校長或新界鄉紳,但大部份不過是家住公屋居屋的平民子弟,不論錢財學識人脈都沒有「中產」規模的餘蔭可恃,惟有借考試制度從基層向上爬。不管成績好壞,班上沒有人是不著緊分數的。一追再追,到底想得到甚麼?記得有同學跟我說他喜歡穿校褸,理由是看起來像穿西裝。

大學學額擴張,收到更多寒門學子的同時也引爆了著suit文化,似乎不是偶然。說到底,大家只是謙卑又傲慢地,一心抓住前面那一點不知有多遠、模糊曖昧的光。然後,在伸手去抓的過程裡面,放棄整個世界。

所以對世界默語無言。大家都忘記了在二十年前的五月,左鄰右里走出廣福邨,橫越林村河,喊著口號唱著歌。

同屆的中學同學都屬羊,但我們始終不應沉默,尤其是明知別人像羔羊般待宰,甚或已經被宰的時候。


注釋:
一. 為存公允,過去三十日內(由翻查當日算起)不曾用Facebook發表任何文章者當非活躍用戶論,不會納入計算之內。
二. 除就相關題目發言、貼圖或連結之外,光是加入六四相關群組也當作「提過六四」。哈,我已經盡量寬鬆了。
三. 透過加入群組或玩遊戲也可以結識原本不相識的人,這裡只計算直接加入為朋友的網絡。
四. 平常抑或異常,是靠社群界定的。準確來說,前面的一組「平常/異常」(例如「平常的異常」裡的「平常」)是由當事人眼中主流社會的看法所界定,後面的一組「平常/異常」(例如「平常的異常」裡的「異常」)由當事人日常生活所屬的社群內部所界定。
五. 猶記得某位舊同學正好選了2005年七一
那天結婚。雖說宴席到晚上才開,但婚禮和接新娘、玩新郎等等繁文縟節都在日間進行,換言之即是假定雙方家人以至做兄弟做姊妹的一眾友好都不會出席遊行了。當然,假如婚禮安排在遊行裡搞則另計……
六.
 或許這意味著主流媒體——乃至新媒體——的議程設定力量都未能左右他們圈子內的議程。




「養大一個也許不中用的小孩,要四百萬。」這話是我說的。某位港產運動員,在電視上附和那些剝削存戶行政費為生的銀行,說養大一個小孩要四百萬,勸人要預先購買理財產品,儲備基金。處於剝削鏈下端的愚昧中產者,兩夫婦要準備四百萬,大概只能在三十歲的後期生育。到時受到心理上的經費預算所限,只能夠生育一名獨子,便千方百計施以保護,產前檢查與懷孕護理、各式疫苗、聰明增高奶粉、幼兒智力課程與幼兒班面試準備、勉強講英文的菲傭與百般呵護的家長、消毒的家居……凡此種種,都會令這夫婦的寶貝兒,大有機會成為體型高大而體格孱弱、有消費主見但沒個性、機械反應快而耐性不足、合模而創意低下的小孩。這樣的小孩,注定一生為奴。

陳雲,〈財多身子弱〉,《明報》,2008年3月16日。
簡單至斯的構想竟也花掉三千六百多字,我在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