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uly 27, 2009

醫療保險,不太保險


(欲知各保險公司的醫療保險規矩,請點擊上圖放大。)

本想寫些談在職貧窮的東西,看過是日新聞,還是先說醫療。雖然早些時候批評過《明報》報導不符事實,但若費點工夫做調查式報導,它還是寫得出有意思的東西,例如今日有關醫療保險銷售手法不誠實的新聞。

金融海嘯過後,民間哀鴻遍野,曾蔭權帶著周一嶽乘豬流感之機大做政治騷捥救民望,把向打工仔徵收強醫金的醫療融資暫擱一旁,首階段諮詢已於去年六月結束,第二階段諮詢卻至今依然無影無蹤。

搬上檯面放映的續集是未有了,檯底下的小動作倒多的是,完全不問民意。除了在二月底宣佈「健康與醫療發展諮詢委員專責檢討公私營的醫護發展模式」,並再三強調用電子病歷貫通全港以便將病人從公立醫院輸送給私家醫院——接著發現有很多老私家醫生抗議,因為他們不懂用電腦——之後,政府更把私家醫院納入所謂的「六大產業」之內,甚至已經在黃竹坑、將軍澳、大埔和東涌選好四幅地,磨拳擦掌準備向一眾私營醫療集團招標。當下救護車又少又舊導致救援延誤,政府對之無動於衷;尚未存在的私家醫院,政府對之垂涎欲滴。醫療服務的公退私進,是當權者鐵了心要走的路。

同時並進的還有醫療保險,廣告一浪接一浪。近來坐巴士,每次都被Roadshow的醫療保險廣告轟炸,該廣告找來一個又一個臨時演員告訴你意外隨時發生,一發生你非傷即病,一旦傷病你必定破財,一旦破財你必定承擔不來——於是,醫療保險就成了人們的大救星。該廣告現在好像推出第二輯了。你的危機,就是別人的商機。

Naomi Klein在The Shock Doctrine指出,新自由主義的公退私進之所以得逞不是靠市場力量,而是靠國家機器的鐵腕敉平民眾的反抗。在新自由主義業已入心入肺的香港,反抗零星索落不值一提,國家機器擔當的角色由是更進一步:為資本家製造商機。周一嶽說得很清楚,「私營的服務,……一些中產人士和一些有保險的人士才可以用得到」,姑勿論其「中產」的界定如何兒嬉,廣建私家醫院,很可能擴大了市民對醫療保險的需求,保險公司乘時而起的廣告潮恰好證明他們對這塊肥肉的意覺。危機和商機都是人為製造出來的。用長工時令你過勞易病,用公營醫療的卸責令你光顧昂貴的私營醫療以致破財,用貧富懸殊導致你承擔不來醫藥費,這些才是真相。將傷病個人化、偶然化的廣告,當然不會告訴你這個真相。肉在砧板上,相比對此番官商合謀的隱瞞,保險公司隱瞞保單條文宰割顧客,也就不算甚麼了。

政策與商業騙局。有時不禁懷疑,發水樓豪宅和勢將陸沉的日出康城之所以出現,跟那個投資六百五十萬就可以買到香港身份證的「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有沒有因果關係。原理大概與「醫療產業」和不肖保險公司的關係差不多罷。

上月旺角的小巴車禍,傷者才因為藥物名冊的「先收藥錢後搶救」規定延誤救治周一嶽卻在四月還引以為榮,打算向大陸推銷這一套。果真發生意外,緊急關頭能救我們性命的不是保險公司,而是一套不像現在這般刻薄的全民公共醫療。

藍十字醫保 即時退保須賠25%
透明度低
 投保前難閱詳細條文
2009年07月27日

【明報專訊】本報檢視本地六大醫療保險,發現三分之一公司(兩間)均拒在與客戶簽約前,公開詳細保單條文,有對消費者不公平之嫌。其中藍十字醫療保險更有嚴苛退保條款,若顧客買保險後縱不滿條文欲即時退保,也要損失25%保金作為行政費,消委會批評收費不合理。

事件帶出保險透明度不足,簽約前保險公司毋須公開所有不保範圍,投保者隨時「有供無賠」。保監處回應指會與保險業聯會聯絡,商討可進一步改善的空間;藍十字否認隱瞞保單條文,但指會重新考慮及研究其退保收費。

本港醫療保險去年營業額達54億元,但投訴亦不斷增加,如保險索償投訴局去年收到126宗「住院/醫療」保險投訴,連續四年是各類投訴之冠

藍十字保柏國衛 網上未詳列條文

由於不少投訴都是圍繞保單「不保條款」,故消委會亦呼籲市民買保險前應先研究保單條文。但本報發現,要索閱保單條文並不容易,記者近日上網及扮顧客查詢6款醫療保險,即發現藍十字、保柏及國衛,均未有在網上公開醫療保單詳細條文,只是提供了簡介或小冊子,顧客一般要在投保後才可取得保單詳細條文,但國衛職員補充指出,若親身會面即可提供保單條文。

至於匯豐、恒生及中銀則透明度較高,其保險條文可在網頁下載。為了解未公開的保單條文,記者其後再以顧客身分反覆向多名藍十字及保柏職員查詢,結果確認,保柏保單條文與小冊子內容相距不大。

「既有傷病」概念廣 藍十字小冊子未列

而記者先後三次致電藍十字不同職員,並獲其中一人傳真「不保事項」條文後(其餘兩職員拒傳真條文),卻發現藍十字小冊子,疑遺漏了重要保單條文內容。

因藍十字「家庭綜合醫療保計劃」小冊子中的主要不保事項中,只簡單列明「既有傷病」不會獲賠。但原來據保險條文,「既有傷病」概念極闊,因在投保首半年至一年內,多達20多種危疾或慢性病,包括多種癌症、膽腎結石、高血壓等,都會被視作為「既有傷病」而不會獲賠。

故消費者若僅根據小冊子來投保,恐要到已付約2000元保險年費及保單生效後,才會知道既有傷病定義。即使消費者此時感後悔欲即時取消保單,據藍十字退保條款,顧客也只能取回75%保金,即是有四分之一保金(約500元)會被保險公司沒收。

藍十字的「30天內退款75%」政策,亦是6間機構醫療保險中最嚴苛的,因其餘5大醫療保險計劃,均提供14至21天的百分百退款冷靜期。

記者分析藍十字醫療保險的既有傷病定義,發現其實與匯豐、恒生及中銀的類似,但三大銀行的保單條文早在網上公開。

藍十字:重新考慮收費做法

藍十字回應時,否認買保險前不會提供詳細醫療保險條文,堅稱顧客可透過客戶服務中心、服務熱線或電郵索取保單條款。但對於高達25%的退保收費,公司則指會重新考慮及研究。 保柏解釋指出,未有在網上提供醫療保單條文,是因相信由專人解釋產品,可提供更佳服務。公司又強調其產品小冊子,已詳盡列明不保事項。

明報記者 陳志偉 黃雄


倘索條文被拒 消委籲勿光顧
2009年07月27日

【明報專訊】對於有保險公司拒在簽保險合約前公開所有保單條文,甚至向退保者收取25%保金作為費用,有保險業界人士指出,其做法雖似不妥,卻無違反業界守則。消委會總幹事劉燕卿關注事件,並呼籲欲投保的消費者,若發現有保險公司拒按消費者要求提供保單條文參考,消費者便不應光顧,免權益受損。

業界:退保費不應超保金一成

劉燕卿及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羅少雄均認為,若向剛買醫療保險後欲退保顧客,收25%保金作行政費,做法並不合理,劉表示或會跟進事件。

羅少雄稱,一般而言保險公司依規定會為購買長期保險(如人壽保險)的顧客,提供達14天的百分百退款冷靜期。雖然據他所知,每年續保的醫療保險不一定要提供冷靜期,但無論如何,退保的行政手續費不應超過保費一成。

保監處回應時指出,保險公司「有責任確保其保險銷售資料及說明書所載內容準確無誤」,但承認《保險公司條例》並沒有就保險的銷售過程或可收取費用等,定立相關規定。

但保監處表示,會就保險市場的最新情況,與保險業聯會緊密聯絡,商討可改善的空間。保監處又呼籲投保人士簽保單前,應清楚了解受保範圍、除外責任、賠償上限等。

延伸閱讀:醫療保險,有多保險?

Sunday, July 26, 2009

走在另一條苦路上的基督徒,或香港人



耶穌從聖殿出來的時候,他的一個門徒對他說:「老師,你看,這是多大的石頭,多宏偉的建築!」

耶穌說:「你們在欣賞這些偉大的建築嗎?這地方的每一塊石頭都要被拆下來,沒有一塊石頭會留在另一塊上面。」
《馬可福音》,第十三章一至二節


猶記得剛上某教會學校唸中一時,教聖經的老師向我們轉述她一位朋友對宗教的觀感:「如果俾我揀,我會信基督教,唔駛週街燒香燒衣,感覺比較乾淨,比較文明。」

以民間宗教為他者而建構的宗教偏好,隱含了各種價值取向。現代優於傳統、整潔優於髒亂、私人地方優於公共街道——將諸如此類的選擇歸納為「文明」一詞,很符合中產品味。當年八九六四剛過,尚未有大學生發表中共屠城僅屬「有啲問題」的偉論,有的只是往各國領事館排隊申請移民的人龍。又過了兩三年,校長移民楓葉國,那位老師和同屬資深教師的丈夫也離職移民。據說,無論在事奉人手抑或奉獻金額上,信徒的移民潮對香港教會都是一大打擊。

回溯整個九十年代,有本事移民避共的市民不過五十多萬,還不到香港人口一成。若說移民潮險些敲斷了教會的脊樑,香港基督教圈子未免不成比例地中產。去年金融海嘯一過,基督教界積極推出種種「抗海嘯」活動,有祈禱會,有金融講座,有一噸鞭撻個人貪婪的文章,有蔡元雲叫窮人別想著領綜援要對香港未來有信心,有馬時亨夫人放言沒錢不算慘沒有神才悽慘。此中折射的與其說是信仰,毋寧是香港中產階級在金融海嘯下的焦慮。


中產唱起的聖詩,聖詩煉成的中產

曾幾何時,中產基督徒是毋須為經濟前景擔憂的,教會學校提供的英語教育是他們晉身買辦階級與高等華人的保證。對中國的厭離亦非必然,施其樂(Carl Smith)即引述1925年聖士提反女校一名學生的洗禮報告,裡面充滿對北上拓荒的期盼:

她要求取教名為維多利亞……她發現偉大的英女皇從小就立志要把她的人民引向正確的方向,擔起作為基督徒女皇的巨大責任。這個例子激勵了這個華人女孩,她開始了基督徒生涯,要成為一個基督教領袖——為她的人民服務,幫助他們接近上帝,建設一個新的、更好的中國。

北進的想像,在戰後卻成了南下的現實。中共建國後,大批內地福音派基督徒因政治理由流落香港,根據1982年的統計,當時全港逾五成教會都在五、六十年代成立。及至六六、六七兩場暴動之後,港英政府為穩住政局,大力擴展教育與社會福利,日漸強盛的教會被委派為合作夥伴,加入統治聯盟,削弱親中團體在香港的影響力。優先辦學的特權讓基督宗教佔有三、四成中小學,把持著社會流動的階梯。過程中生產出來的學生,不少擠身教師、社工、醫護等等藉「服事人」來「服事神」的專業人士之列,七十年代以來急劇膨脹的教育、社福、醫療體系與公務員隊伍也為他們提供了容身之所。為甚麼持大學學位者在基督徒圈子的比例是全港人口的兩倍,「專業及輔助專業人員」的比例是全港人口的一點六倍?香港基督教的中產化,不是韋伯式的新教倫理致富,而是中港政治角力遺痕。

基督教界內部一些反省聲音偶有批評「教會中產化」,認為現有的信仰模式吸引得了中產吸引不了窮人,這是事實的一面。事實的另一面,是基督教界乘著公共服務擴展的勢頭製造中產,同時自我複製:左手藉辦學培養有社會流動潛力的青年信徒,右手以學校、醫院和社福機構汲納這些青年並應許他們得到體面的工作——直至十多年前,在招聘教師或社工的廣告裡列明「申請人必須為基督徒」還算不上甚麼禁忌,當然至今仍不乏檯底下以宗教所屬篩選應徵人的津貼學校(注一)

與「從漁港到轉口港到工業城市到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神話相反,正如有錢移民脫身的人寥寥無幾,迎上時勢浪頭榮升中產的人未必很多,犧牲品倒委實不少。在一個為基層婦女籌款的活動裡,某位以搞貞潔運動聞名的大牧說他姊姊年輕時曾為打工供他讀書而喪失上學機會感到不公,但現在已原諒他了,真好。有多好?台下一眾因工廠北移淪為清潔、保安、家務助理的前女工,大概會為這個中產信徒視點的大團圓結局加上不一樣的註腳。


回歸之後,政經雙失

九十年代,故事有了轉折。

來自學校教育,走進(類)官僚體制的中產階級,跟傳統實體經濟的小生產者——例如茶餐廳老闆——不盡相同,他們相信學歷帶來的保證,相信專業可以消除威脅經濟前景和社會地位的外在風險。在按年資調整薪級、退休可領長俸的年代,鐵飯碗是存在的,然而新自由主義卻入侵香港公共服務系統,粉碎了中產階級的溫室。中小學縮班殺校,大學員工薪酬與公務員脫鉤,社福界一筆過撥款,醫管局讓路予私營醫療集團,公務員吃肥雞餐乳鴿餐提前退休,各種「大市場,小政府」的措施假市場效率之名紛紛落實。一度倚賴公共服務膨脹滋養的中產基督徒,整個人生突然被公共服務的收縮打斷。

最初也不是那麼不情不願的。樓市狂飆遠超工資升幅的當兒,沒有人想過它竟然會跌。買樓,買股票,買基金,連最老實的中產信徒亦不免為之心動。不要緊,沒有穩定的事業,就靠市場照顧吧。被中產意識主導的教會一窩蜂搞投資講座,找來知名CEO將商界那套管理模式包裝成牧會秘訣。不過萬能的市場可不會照顧你,證監會歌仔都有得唱,「無論個市有百般對,或者千般錯,投資本來幻變多」,當社會保障變質為投資,根本再無保障可言。1998年金融風暴,2003年SARS,2008年金融海嘯,不獨中產信徒一次又一次損手爛腳,把財產擲往金融市場的教會也血本無歸(注二)。自從匯豐股價失陷,一些過往手持大藍籌而自詡財政穩健的基督教機構亦面臨裁員壓力。十字架的台座,原來竟建築在大笨象背上。

經濟看不見前景,政治更是沒有指南針。將基督教信仰與西方文明同化,「啟蒙」不文明的中國,是香港基督徒常有的政治心態,儘管身披的外衣或會換季。以英女皇使者的身份建設中國、以一夫一妻制反對中國蓄婢傳統,是戰前的事。待香港經濟起飛,則結合中產階級的城市精英想像、前途問題的恐懼,把中國定義為落後的/鄉下的/封閉的/專制的/人治的,再把香港視為既繁榮又有自由有法治的國際都會。連直選也慢慢落實了不是嗎?八九六四無疑強化了這種對比想像——潛台詞之一,是「假如沒有宗教自由,我們怎樣傳教?」如是者,即使要做「和平之子」的他們未必上街遊行,上了街也未必敢喊口號,不少港產信徒依然或多或少傾向某種民主論述,廿五年前各宗派回應前途問題的《信念書》言必稱自由,去年立法會選舉裡基督徒選民也是愛泛民多過愛親北京的梁美芬(注三)。然而回歸十二年匆匆過去,普選只聞樓梯響,曾幾何時「向內地傳播民主」的激情如今更是無望,看著某些教會領袖逐漸向北轉向民建聯示好,惟有暗自彷徨。

從膨脹到萎縮,抓不著大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只得緊抓自己的小家庭不放。於是,政經雙失的香港基督徒轉向了所謂的「家庭價值」,透過管束子女重拾小小的權力快感。


上中以外,還有下

基督教右派近十多年來所向披靡,其群眾基礎正是中產信徒的深層焦慮,而不是他們聲稱的世風日下。香港社會不見得比過去更加開放,左邊的蔡志忠漫畫與右邊略帶鹽花的余過《四人夜話》小說比翼齊飛,這個光景在八十年代的明報副刊天天出現,如今簡直不能想像。今天,我們有的是投訴教科書印有「放屁」二字會教壞細路的家長,還有投訴劇集包含校長召妓劇情的明光社董事朱景玄校長。

問題是,為甚麼直到現在才焦慮呢?基層市民一直面對經濟無力政治去權的苦況,那可不是九八年東亞金融風暴或去年金融海嘯之後才有的事,卻從來勾不起基督教界連開逾百場大小討論會的意欲。即使是甚囂塵上的「家庭價值」,也不曾多顧中港家庭對團聚的渴求。對金融海嘯的異常關注,恰好揭示了基督教界階級所屬。

故事還有下半段。基督教圈子與中產階級攜手自我生產的機制已告失效,新一代在升學遊戲勝出的信徒無法再被「榮神益人」的公共服務事業大批汲納,不得不隨著資本朝金融業傾斜投身商界。近年市面上教人如何在職場上榮耀神的「市井聖徒」論述由是大發利市,教會在中環附近斥數億鉅資植堂,針對資本家的商人團契亦越開越多越做越大。一條往上爬的發展大路已在基督教界搭建中,一個接一個高官獲邀高調展示信仰。昔日中產失勢不代表教會失勢,早陣子有投資顧問隨機抽樣二十間香港教會當成上市公司來研究,竟發現它們2007年的平均盈利率達24%,當中的「藍籌教會」獲利以千萬計。只是金融海嘯一來,淹死了不少i banker,打算走「上路」的某些教會領袖難免惴惴不安。那些大小討論會,安撫失意中產之餘,又何嘗不是暗中安撫這些大牧?

有「上路」,自然有「下路」,香港社會是貧富懸殊的。五月底官商雲集的「全球禱告日」,台下有神學生拉橫額入場抗議教會擦鞋,台上有馬時亨呼喝「神會懲罰你地」,上路與下路的尖銳對立逐漸浮上水面。儘管香港土壤不讓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輕易生根,但往下走的基督教將如何開展新的社會意涵與靈性啟示,依然令人期待。

金融海嘯洗掉了包裹著基督教圈子的鍍金,或者污垢,視乎看倌價值取向。但我想,耶穌為門徒洗腳時,也是低頭向下望的。


注釋:
一. 證據是,有津貼學校以「本校老師皆為基督徒」作招徠。關於招聘上的宗教歧視,一直為主流政治所忽略,即使是有法可管的資助教育範疇,2002年十月九日余若薇等立法會議員對教統局局長李國章的質詢已是非常罕見的挑戰,而這個挑戰是失敗的,李國章並無承諾任何後續跟進措施。
二. 舉例而言,2006年中國人壽的招股書即透露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持有它一百三十萬股H股,位列第八大股東。教會在金融市場的投資可以到達甚麼規模,可見一斑。
三. 根據本地基督教報章《時代論壇》2008年十月公佈的調查,儘管九龍西候選人梁美芬找來多位教會領袖支持,但區內只有不足一成基督徒選民投票給她,得到的「宗教票」還比不上泛民。


刪節版刊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廿六日《明報》


PS. 這還真是我近兩年來寫得最差的一篇宗教評論,觀點老套考據更是貧乏,借用波少的評語,就是跟過去風格形同而神異,權充一系列文章的開首語則尚可。要為香港基督徒圈子撰寫一系列橫跨百年的階級分析,對現在的我來說實在力有不逮,沒有一年半載的餘閑大概不敢動筆。雖然,「基督徒」這個集體身份如何在香港形成,無疑值得細味的課題,或許年底會嘗試從另一個角度探究。

只想說,萬語千言,不是為了揭基督徒瘡疤,那是揭我們的瘡疤。我們都是人,坐在同一條船上的人。
(仲有!呢排真係講夠中產喇!再講人都癲,下一篇一定要講基層!)

Friday, July 17, 2009

被放逐的事實,和人

(寫早了,貼遲了,就是這樣。)



領匯停車場保安三更制轉兩更制——亦即裁員兼延長工時——這一場災劫,總算被截停了,然而傳媒對小市民的凌虐卻不會因而稍歇。


大話怕計數

且看看《明報》在工人勝利翌日的一篇報導:

學者﹕不利小股東 影響營運
07-07-2009

【明報專訊】工會連日向領匯施壓,成功維持保安員三更制度,使領匯在成本控制策略上「輸了一仗」。中文大學財務系副教授蘇偉文指出,領匯讓步並非取決於市場力量,而是受社會壓力影響,有關決定將不利小股東和投資者,增加未來營運的不明朗因素。

領匯(0823)昨日收市報17.34元,過去大半年,領匯已從約12元低位逐步反彈,上月更公布去年度營運收益達45億元,增長7.2%,扣除支出後利潤18.19億元,顯示其加租策略和租金回報具「抗逆力」。

指政府當年策略失效

蘇偉文說,領匯上市目標是為股東賺取最大利潤,並節省營運成本,因此維持保安員三更制明顯不是管理層意願,突顯市場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矛盾。他說,事件證明政府當年擬定的領匯上市策略失效,當初應讓領匯效法地鐵,上市前先逐步公司化,由政府當大股東主導,將公屋商場逐步過渡私人營運,減少衝擊。

觀乎《蘋果日報》、《東方日報》、《明報》這三份報章,在領匯保持三更制的消息旁邊特地加一篇「股民受損」評論來「平衡輿論」的,惟有《明報》一家。被大字標題的不是一般股東而刻意強調是「小股東」,挑撥民粹政治之心昭然若揭。

也無妨,假如符合事實的話。問題是,到底領匯有幾多「小股東」?讓我們翻開領匯2009年年報,看看誰是它的持股人:
  • The Children's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 (UK) LLP,佔18.35%股份;
  • The Children's Investment Master Fund,佔18.47%股份;
  • Franklin Mutual Advisers, LLC,佔7.03%股份;
  • CapitaLand Retail Hong Kong Investments Pte Limited,佔2.10%股份;
  • 匯豐集團,佔0.09%股份。

TCI是英國財團,Franklin Mutual Advisers是北美財團,CapitaLand是新加坡財團(對,不是香港,是新加坡,別被它的"Hong Kong"字樣騙了),匯豐早在1993年已把總部從香港搬往倫敦。換句話說,領匯總共至少有近五成股份不是香港人的,就算不把它在近半香港人的家園加租減薪之舉喚作「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注一),它的股價升跌又跟香港人利益能扣得上多少關係?再者,倘若連大鱷如匯豐亦僅僅擁有0.09%領匯股份,不難想像外面還有一大批同樣零零散散地持有領匯股票的財團,起碼要將它們也扣除掉,我們才看得見小股民的髮尖——除非《明報》指的「小股東」其實是匯豐之流吧。

看過何謂「小股東」,再看看何謂「不利」。股價不跌,根本談不上不利股東。領匯勞資糾紛仍然鬧得沸沸湯湯的七月三日,其股價是17.16;在宣佈保持三更制的七月六日,收市價升到17.34;到了今日,甚至升破18元(準確來說是以18.12收市)伴隨工人福祉而來的不是股價下瀉而是股價上揚,現實的鐵鎚徹底粉碎了「不利」之說。

保安工友的薪金,對於領匯的營運果真舉足輕重?在領匯全年二億三千六百萬元的員工開支裡面,當中11.74%是它十二個董事的酬金,平均每人瓜分了約百分之一的員工開支。險些被裁減的那六百位停車場保安員,他們的人工與董事相差逾三百倍之譜。形象化地說,就是炒掉兩個董事,可以救回六百人的飯碗。

為甚麼《明報》不考慮這種表述方式呢?或者不敢碰高層薪金才是「在成本控制策略上輸了一仗」。董事中薪水最高的領匯CEO羅爾仁,正是提出三更轉兩更的始作俑者,這個決定甚至未經其他董事同意即草草上馬——假如領匯當真「未來營運不明朗」,這個「不明朗」會否來自管理既混亂又欠透明,而不是蘇偉民一口咬定的工人抗爭?

「不利小股東」裡面的「不利」,「不利小股東」裡面的「小股東」,工人權益與企業前景的對立關係,全部都經不起事實考證。


反經驗的身份促銷

考證很難嗎?決不。上述資料,不過是翻翻年報和剪報,一小時內絕對可以找齊有餘。無論《明報》是否以所謂「公信力」自詡,公然容許如斯無憑無據的報導出街,明顯違背作為一個人(甚至不是作為傳媒公器)的基本操守,沒把關的總編輯張健波難逃「是是但但」惡名——別以「我只是引述蘇偉文發言」作藉口,選擇訪問誰,如何引用被訪者的言論,把標題寫成甚麼樣子,權力盡在編採人員手中。

問題不在於報導不符事實,「沒有考證」這件事本身,證明報導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反映事實。凌駕於事實的是這樣一條公式:「讀者 = 股民 = 樂於剝削打工仔以全力自肥的搶匪」。

這不是個別例子,《明報》向來比其他大眾報紙更喜歡把股市新聞放在頭條。《明報》以中產家長報自居,它針對的讀者是不會領綜援的,不會申請公屋的,不會被警察欺凌的,不會天天面對工傷威脅的,也不會在領匯的停車場當保安。它想像的讀者是有學位的,已婚的,有子女兼擔心他們升學就業文娛康樂的,有車有樓有股票的,而且,極盡自私。何謂自私?縱是中產,親友裡頭有人當清潔保安亦屬尋常,報導把股民利益放在基層工友前頭卻不覺得會觸怒讀者,即是說報館認定它那些「股民讀者」寧顧股價起跌不惜斷六親了,這不是自私是甚麼?

誠然,讀者不一定中產,中產也不一定無血無淚,「讀者 = 股民 = 樂於剝削打工仔以全力自肥的搶匪」這條公式與其說是現實,毋寧是一種身份政治灌輸。考慮到《明報》是眾多中小學的御用報紙,箇中意味更形複雜。當年教統局提出要在中學強制推行通識教育,一些論者擔憂強調時事討論將加深同學對傳媒的依賴(注二),埋首於報紙尋章摘句卻瞧不見其偏頗。這類主張固然有理,前述的去考證、反經驗式的領匯報導已充份說明報章的偏頗,只不過我們還得想想學校的性質。在學校裡面,生活的時態是未來式,今日的學習是為了他朝的前途,也就是「成為一個怎樣的人」。「通識教育導致依賴傳媒」之說或許正確,觀點卻是主客顛倒——學校才是身份政治灌輸的工場,有權選擇用哪份報章作灌輸機器。為何學校拒絕《蘋果》《東方》進門,卻歡迎無視現實的《明報》甚至公然造假的《星島》?皆因前兩者的身份政治議程與學校教育不合。我們的教育理念,就是跟青年人說如果你不想做被領匯剝削的保安員,就要爬上去做剝削保安員的領匯股東。這也是學校的升學就業輔導一直避談勞工法的原因:只有弱者才要靠勞工法掙扎求生追討欠薪,食大茶飯的強者要它來幹嘛?

錯,強者還是用得著勞工法的。這邊廂,據說Big 4的合約要求入職員工至少要做滿六個月方可離職,否則它會以毀約之名向你依法索償;那邊廂,Big 4低層員工被逼瘋狂加班卻不得依法申請超時補水,因為被規訓至賤視自身合法權利的同事會對你報以白眼,自相殘殺。靠公權力保護代表你工作效率低,代表你懶,代表你無能——身份政治灌輸毋須符合事實,它的目標是取代事實。


自主就是復和

作為身份政治灌輸工場的學校嚴格控制報紙選取,更加突顯報紙的身份政治性質。傳媒販賣的不是新聞,而是藉新聞拼貼出來的一幅社會圖象,以及藉這幅社會圖象反射出來的自我形象。除了《明報》的中產家長形象,《蘋果》賣的是以民主旗號和新自由主義對抗中共的香港人「本土」形象,《東方》賣的是領著低薪嫉妒公務員薪高糧準、受著束縛嫉妒他人勇敢抗爭的保守窮人形象。買報紙,本身就是一個自我界定的舉動。

既從自我界定此一主觀向度出發,販賣自我形象的傳媒工業從根本上即與「客觀中立」神話水火不容。與此同時,當傳媒大量生產的現成自我形象不合我們心意,衝突將無可避免。無線將六四維園晚會的消息押後到第三條出街,我們會罵它CCTVB;《君子》雜誌封殺六四專輯,我們會群情洶湧,這不僅是因為傳媒高層橫蠻,更不是因為傳媒遠離事實——想當年《文匯報》的「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不報一字事實,依舊教全城肅然起敬——最大的原因,是它們違反了我們想要的自我形象,衣不稱身:六四廿週年也不重視六四,那還是人(ie. 我們)嗎?

明乎此,即可知民間報導的重要。撰寫民間報導,讓我們從身份的消費者變成身份的生產者,重拾創造自我的權力。進而論之,傳媒工業的資訊商品化實乃異化過程,記者和他寫的報導疏離(因為只是寫給老闆看),記者和他的讀者疏離(因為不知道誰會看),記者和他的筆下人物疏離(因為對方純屬報導的「生產資料」)。自發自主的民間報導,會不會是修復各種社會關係的契機?

此時此地,大概是陳義過高了,尤其是今年七一遊行有記者條件反射地對不滿傳媒人士丟下一句「搵食啫」的時候。擁抱異化已成常態,我們讚嘆黃子華的預言能力之餘,究竟一個新入職,月薪八、九千,跟父母同住公屋又買不起大堆股票的傳媒工人,他跟領匯工人其實有多少差異,又有著怎樣的關係?

文字,應該是把人連結起來的。我想如此相信。


注釋:
一.
 這只是比喻說法,不是直述歷史。歷史上首次火燒圓明園的是英法聯軍,一般所謂的「火燒圓明園」指的是這個,儘管四十年後八國聯軍確實又燒了一次。
二.
 針對學校市場的《明報》和《星島日報》早就看到商機,分別成立了「明報通識網L.I.F.E.」「星島通識網」


七月廿四日追記:
自從七月廿一日爆出領匯在將軍澳七個商場反口轉用兩更制的消息之後,股價跌到17.70。馬後砲的分析員要多少有多少,但我敢打賭,只會有盲巫寧願閉上眼繼續講「刻薄工友有利股價上揚」,也不會瞄一眼股價然後說「刻薄工友導致股價下挫」。

Sunday, July 05, 2009

一個都不能少


(攝於彩雲邨停車場)

領匯入主公屋商場和停車場後一而再再而三大幅加租,過了才四年,累積加幅數以倍計。小商戶固然哀鴻遍野,為居民服務的醫生亦難逃一劫,大商戶如吉之島在樂富商場也幹不下去黯然撤退,手段之狠可想而知。假如我們不是含著銀匙出世家住半山豪宅的話,附近總會有一兩個蕭條凋蔽的領匯街市。猶記得大元邨街市在我唸書的年代還好生與旺,現在卻連一個生果檔一個書報攤也不剩了。

領匯壓榨商戶壓到經歷金融海嘯依然越賺越多(注一),已是老生常談,但它對工人的剝削卻較不為人注目。事實上,早在金融海嘯前已有團體揭發領匯商場外判清潔工的時薪低至15.38元比惡名昭彰的麥當勞更刻薄。如今,領匯變本加厲,竟敢違反承諾將停車場保安員由三更制改為兩更制,涉及的停車場有178個,因此丟掉飯碗的工友更可能超過600人——我們只須發揮一丁點想像力,想起這些工友還有家人要養,即可知受害人恐怕數以千計。

種種不可原諒的罪惡,源頭皆在政府策劃領匯上市,公共資產私有化之後再蠻橫的搶掠市民都管不了,一如我們無力阻止已賣斷予中信泰富的東隧瘋狂加價六成。誰是罪人,誰有份造成今日的破局,我們必須認清。倘若他們當中有人忽然跑出來貓哭老鼠撈政治本錢,我們應緊記他們過去的嘴臉,將他們一一揪出來,一個都不能少!


民建聯、自由黨、民主黨
立法會內3大黨派民建聯、自由黨及民主黨均支持領匯上市,但部分議員亦質疑政府對商場及停車場的估值過低,亦指港人所獲配售的只有1成股份,未能真正還富於民。」(《文匯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日)

自由黨加入證券及期貨業界的行列,參與明年元旦『支持領匯上市、反政客』的萬人大遊行。該黨將以『反分化、搞好經濟、支持金融中心』為主題,預料可以動員二、三千人參加。」(《蘋果日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廿七日)

民建聯副主席葉國謙稱,民建聯已與大聯盟商討加入遊行的安排,但該黨不是組織者,不會帶頭遊行,或會高舉抗議橫額。葉指出,該黨所以參加遊行,是不贊成利用各種事件製造衝突和矛盾,對香港要有承擔。」(《太陽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廿八日)

工聯會
「現時因領匯事件(按:即公屋居民申請司法覆核質疑領匯上市合法性一事)而激發的反政客亂港遊行中,由工聯會屬會發起、約有一千會員的香港證券及期貨業職工會將發動『萬人大遊行』,譴責個別政客只為私利,令五十一萬名投資者及證券從業員蒙受損失,要求政府、議員及政客『多一點良知、少一點私心』。」(《太陽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廿三日)

唐英年
(唐英年稱)上市失敗將嚴重影響房委會財政,最終受害者是300萬公屋居民和正在輪候公屋的市民。……我相信有人會覺得事情(指公屋居民反對領匯上市)過分政治化,我覺得多多少少也是個污點,就算不是,也會給外界人作為茶餘飯後的笑話。」(《文匯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馬時亨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馬時亨前晚曾公開說,『今次領匯上市其實是很好的事,第一,可以令到我們香港的市民有機會擁有香港市民資產的一部分,亦對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很好,因為如果領匯上市,是全世界最大的地產信託基金。但很可惜這事件發展到現在已經太政治化。我相信如果上不到市,我們在此過程中付出的政治代價非常沉重。』」(《明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對於近日有不少證券界人士刊登廣告指有人『搞事』令領匯擱置上市,馬時亨稱,是次領匯不能上市是意料之外,未能還富於民,不單令市場失望,亦令大眾都很失望,他本人亦是,而目前領匯事件變得情緒化是可以理解的。」(《成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廿三日)

梁展文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梁展文回應時說,政府明白商戶的擔憂,並會積極與商戶磋商租約問題;不過,將來這些設施上市後,是由一間新公司領匯公司來經營……相信他們會秉承與商戶合作精神,將來續約時會本着互利互惠的精神來處理有關問題。」(《文匯報》,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廿三日)

董建華
「董建華昨日會晤本港傳媒高層時表示,領匯上市是為香港整體社會利益做的一件好事,但現時有人不顧整體社會利益搞事,是很不對的,是損害香港整體利益。」(《香港商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譚耀宗
民建聯副主席譚耀宗指,他對房委會或需擱置領匯上市計畫表示遺憾,因為領匯上市對房委會改革管理商場方面或有幫助,而且,市民認購反應亦相當熱烈。然而,有人卻利用現有的司法程序『搞事』,令計畫要擱置,對香港社會沒有好處。」(《星島日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葉國謙
「房委員成員葉國謙表示,事件令大家清楚看到領匯未能上市並非法例存在漏洞,而是港人維護社會司法制度而付出的代價:『有些人運用其豐富的法律知識,並用純熟的技巧運用到法律程序上,損害納稅人的利益,這是大家看到的事實,目的只是再一次打擊政府的管治威信。市民應該問幕後者,不包括盧少蘭婆婆,究竟要將香港推到一個甚麼地步先肯停手。』他希望上市督導小組能吸收經驗,盡快安排重新上市。」(《文匯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陳鑑林
「不過,是否資助盧少蘭(按:即資助上訴反對法庭裁定許可領匯上市)的建議遭受多名房委會委員非議,會議充滿火花。民建聯陳鑑林批評對方根本無誠意,談判只是『嘥氣』,又說:『已給人摑一巴致臉紅,現出錢讓人摑另一巴,看看臉不臉紅!』他指,房委會是受害者,應反過來追回堂費。」(《明報》,二零零五年一月十八日)

陳鑑林認為,房署應該將權力完全下放予領匯公司,包括經營權和租約管理的權力等。」(《大公報》,二零零五年一月廿八日)

梁美芬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梁美芬指出,在領匯事件(按:領匯上市受阻)中,很多投資者都大受打擊。很多散戶都直斥一批政客玩出火,連一些對政治完全沒有興趣的中產階級及專業人士,均投訴香港太過政治化,影響投資環境。」(《新華澳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廿三日)

單仲偕
「身兼房委會委員及房署商場上市督導委員會的民主黨議員單仲偕支持領匯如期上市。……在上市後,基金只收租金及滾存利息已足以令幾年內不用加租,小商戶無需擔心一上市便會加租:『如果不出幾年就加租,那就叫蘇慶和下台。』」(《文匯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日)

周梁淑怡
「自由黨表示對房委的資產估值有信心,應足以反映實際價值,周梁淑怡更指出,不再堅持擱置領匯上市的動議。」(《信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日)

田北俊
自由黨主席田北俊認為,港府不應該放棄領匯上市計畫,認為事件對投資者不公道之餘,更給國際投資者負面形象。」(《太陽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田北俊稱)房委會可向保薦人作出擔保,承擔上市風險,讓領匯按計劃上市。但若上市告吹,外國金融界會感到『香港今次搞出個大笑話來』。」(《文匯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詹培忠
『一個老婆婆便把政府玩得氹氹轉,還有管治威信可言嗎?』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詹培忠認為,領匯事件徹底暴露了特區政府的軟弱無能,替政府敲響了『管治喪鐘』。他估計中央在挑選第三屆特首時,會傾向選擇一個較『硬淨』的人,但他擔心這樣對香港未必是好事。」(《明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廿四日)

劉夢熊(注二)
「被譽為『殼王』的劉夢熊,是京華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的首席顧問……今次領匯事件,觸動了他的神經,『金融界有一句說話:牙齒當金使,現在領匯實牙實齒出來招股,最終上巿不成,銀紙事小,面子事大,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竟然如此兒戲!』他說。」(《星島日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卅一日)


名單裡當然少不了領匯的始作俑者、把市民抗議上市形容為「九一一恐怖襲擊」的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孫明揚,還有曾經扭盡六壬吹捧上市醜化異議的所有香港傳媒。誰是亂港政客,誰飽食遠颺,誰該認錯負責,誰出賣了香港市民的利益,今時今日一清二楚。

回顧歷史,是為了與當下受苦的人堅定同行。來聲援工友的各界友好同樣是一個都不能少!明天中午十二點正,包圍領匯,風雨不改。

下星期一 包圍領匯

上星期物管工會發動領匯保安員罷工,反對三更轉兩更及變相減薪、製造失業。
經一輪談判後,原定明天與領匯再度開會,但今早公司突然提出將會議改於下星期二!
為了繼續給予領匯壓力,物管工會將發動工友於下星期一包圍領匯。

若能出席協助行動及聲援工友,可於

星期一(6/07/09)中午十二時正
中環遮打花園集合
後到領匯所在地(皇后大道中九號)進行包圍行動

查詢可聯絡 阿凱  智仁
27708668  chiyan@hkctu.org.hk

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
2/7/2009

注釋:
一. 截至今年三月卅一日,領匯全年收益達四十五億,比上年度增長7.24%。
二.
 劉夢熊同時也是全國政協委員,今年與呂智偉在五月廿四日一起上「城市論壇」,揚言六四不應納入教科書課程範圍。


延伸閱讀:
職工盟:〈三更改兩更
 人手大縮減:領匯車場保安罷工抗爭〉

Friday, July 03, 2009

或許,曾蔭權代表我


(圖片借用自Sean Blog。)

我們知道,只有落後的階級和沒落的文化才反對普遍價值,歷史上任何進步的階級和文化都將自己的價值理想視為普遍價值。《國際歌》所追求、所歌唱的就是普遍價值——「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今年六四,最教人驚愕的不是曾蔭權那番「我代表香港人整體意見」的狂言,而是支聯會竟然邀請參與侵略伊拉克的美軍牧師熊焱在維園燭光晚會向群眾講話。


該踢走的民運之恥

六四是人道災難,美軍侵略伊拉克也是人道災難,死亡人數猶在其上。迄今對六四死難者數目的最高估算,是大紀元於2005年一月刊登的31,978人(注一);至於因為美軍2003年入侵而送命的伊拉克人,根據著名醫學期刊《刺血針》的統計,則有654,965名(注二),換言之至少有六四的二十倍以上——這還只是截至2006年七月為止的數據。

面對六十多萬伊拉克亡魂,熊焱怎麼說?「我覺得有(正義戰爭這回事)——當然愈少(戰爭)愈好——否則有繁榮嗎?香港一片繁榮,但如果沒有世界和平,沒有人制約北韓,一個導彈打過來,你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他對《壹周刊》的記者如是說(注三)。即使不追問美國打伊拉克到底為世界帶來和平抑或混亂,熊焱以「繁榮」結果輕蔑被犧牲者的態度,與聲稱六四屠城僅僅是「有啲問題」的陳一諤,揚言為經濟發展大可遺忘六四不義的曾蔭權,三人嘴臉相似得猶如親兄弟。套用梁國雄在立法會所言,人血不是胭脂,豈可涼薄至斯!

眾所週知,伊拉克戰爭不是甚麼「正義之戰」,而是一場騙局。九一一不是伊拉克策劃的,大殺傷力武器在伊拉克遍尋不獲,美軍為伊拉克帶來的不是民主自由而是腥風血雨、冤獄和虐囚。開戰前,美國的藝術品商人已經準備接贜,遊說政府承認由伊拉克流入的國寶文物,而一如劇本所定的,伊拉克國家博物館就在戰亂中被大肆搜掠了。當然這些混混還比不上大騙子小布殊,最近有解密文件證實小布殊和貝理雅早就預計無法在伊拉克發現任何大殺傷力武器,為了「合法地」挑起戰端,小布殊不惜嫁禍聯合國,企圖把美軍軍機喬裝成聯合國飛機擅闖伊拉克領空挑釁,假如伊拉克對之開火,就有出兵的口實。

對於這個殺掉六十多萬伊拉克人,花掉美國人三兆美元(注四)——一個足以在金融海嘯後救市四次的金額——的醜惡騙局,熊焱不以為意,甚至真心相信那是為了對抗恐怖主義,為了民主自由與世界和平。熊焱是主戰的,也是主動參軍的(注五),就這一點而論,縱使他是不曾開槍殺人的隨軍牧師,卻比被動地本著「我會做好呢份工」把猶太人送往集中營屠殺的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更可鄙,因為他有意識地向罪惡投懷送抱(注六)。熊焱為侵略塗脂抹粉的積極,見諸其雙重標準:這邊廂,他在自傳裡極端簡化地將反抗美軍的伊拉克人視為「受邪惡利誘」(注七);那邊廂,他卻在傳媒面前一再要求公眾不要「簡單地」理解美國攻伊,「戰爭不是那麼好的事情,但不能單單說成壞事」(注八)、「我們知道現在的國際社會政治也不是某一個人一些簡單的觀點所能體會──這個戰爭是錯的、違法的、要不得的……沒這麼簡單」(注九)

沒那麼簡單?當權者扭曲真相殘害人民明明就是錯,那個浸大地理系的周全浩卻跳出來說六四沒那麼簡單,必須「從客觀的歷史長河來看」、「大局為重」地理解,熊焱跟他不是同路人嗎?不過一個討好中共一個效忠美帝而已。

曾為八九民運奮鬥的人都是這副德性嗎?不是的。儘管同樣流亡美國,王丹卻堅拒申請美國護照,遑論為美軍賣命;儘管同樣在六四後改信基督教,韓東方一直對中國工人不離不棄,不會只顧向記者賣弄自己的iPhone(注十)卻一字不提生產iPhone的民工遭受何等剝削。把熊焱捧上「前學運領袖」的神檯高位為八九民運發言極其危險,彷彿向世人宣示反抗內地惡政的唯一道路就是投靠共和黨式的帝國秩序,官商同體的窮兵瀆武,新教右翼的「家庭價值」,空喊毫無內容的民主自由法治。此舉無異引火自焚,徒自滋養那些「六四是國外反華勢力之陰謀」的反動聲音:看,那個在維園台上說三道四的傢伙不就是美帝侵略先鋒嗎?

一言以蔽之,熊焱玷污了民運。如果我是司徒華,鐵定將這個世界頭號戰犯跟班的跟班的跟班從台上踢下去。狠狠地。


實用主義的盡頭

只是,司徒華可以叫熊焱洗淨尊臀,等他施展衝力射球嗎?顯然不能。

支聯會平日容或有別的公眾教育工作以至聲援內地維權,但它真正為人所知的招牌始終是六四(注十一)。只要跟八九民運沾上關係,不論來者是王丹,是柴玲,是吾爾開希,是丁子霖,是項小吉還是熊焱,它都不能拒絕,否則形同拆自己的招牌。一個難得躲過入境處黑名單攔截的前學運領袖來港,倘若支聯會竟敢不上前招呼還要公然與之割蓆,試想會帶來怎樣的政治訊息?海外民運窩裡鬥,中聯辦滲透支聯會之類的抨擊與流言,屆時大概擋也擋不住,支聯會廿年名聲就此完蛋。熊焱是個不能接更不能不接的燙手山芋,萬一放他入境乃出於中央授意,這步棋下得倒也陰毒。

然而這不等於支聯會以至其他歡迎熊焱者乖乖認同他的路線。以向來重視六四的壹傳媒為例,沒錯它旗下的《壹周刊》對熊焱的瀆武傾向不加批判(與《信報》的訪問對比之下更為明顯),它的《蘋果日報》卻沒有停止報導美國在伊拉克事務上的種種醜聞,淫虐俘虜、冤案汎濫、美軍與重建工程公司數以百億美金計的黑金政治、變成美國傀儡後的伊拉克今年淪落為全球第三大貪污國家……這些消息都可以在最近幾個月的新聞輕易找到。進而論之,《蘋果日報》夠膽引述熊焱放言皆因「把社會專制傳統連根拔起」,所以「現在伊拉克的民主自由有希望」(注十二),但它夠膽把相同邏輯放在中國嗎?我們能夠想像某天的〈蘋論〉呼籲美國派兵自北京手中解放香港人,「把社會專制傳統連根拔起」,就像美軍對伊拉克所做的一樣嗎?淡化侵略的荒謬,不過是碰到熊焱時的特別優待。

這種優待是甚麼意思?意思是,遇上必須表態與北大人對抗的時候(例如六四),再基本再普遍的道德價值——甚至包括軍隊不可殺平民,政府不可騙人民——都要丟在兩旁。我對抗所以我存在,只要是能夠拿上手刺一刺內地政權瘡疤的工具,就算這件叫熊焱的工具髒得發臭也沒所謂。

放棄道德價值的「實用主義」,最終掏空了八九民運的意涵。是的,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這些訴求無疑理所當然,之後呢?之後我們從不打算撰寫一份「理想中國」的藍圖,支聯會不是興中會,司徒華不是孫中山,維園晚會的參與者更不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果真正視八九民運的意涵,果真懂得擇善固執,我們就不會輕輕放過眼前的罪惡。為甚麼當年學生要起來反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是知識分子不被尊重。那麼幹嘛對內地大學生的嚴重失業、內地大學學費暴漲視若無睹?現在香港還要搞教育產業化打劫內地學子的荷包呢。

放棄道德價值更切身的惡果,是連香港民主運動的意涵也被掏空了。在民建聯也支持普選的今時今日,口號式的民主、普選旗幟已經失去原本的對立面,尖銳不再。撇下這些輕飄飄的東西以後,還有甚麼可以把我們凝聚起來?2005年以來每年七一民陣都為找出某個堪作「最大公因數」的主題而頭痛,不是沒有原因的。貌似破格的社民連之所以備受注目,正是部份香港人對政治虛無氛圍的反彈。我們必須重新呼喚我們的價值。


我們都是曾蔭權

說是放棄一切道德價值,也不盡然。至少我們不會渴望伊拉克人民的遭遇發生在自己身上,假如發生了亦不可能無動於衷。合理生活的保障,真正自由參與政治的權利,我們都想要,我們都堅持。

呼喚價值是不夠的,空喊一堆「香港核心價值」實屬無謂,價值必須藉著踐行(praxis)體現。問題是,任何踐行均須於特定的時空落實,究竟我們想在哪裡實現這些價值?

「實用主義」的本質不在於放棄道德價值,而在於選擇性地在某個時空放棄道德價值,卻又在另一個時空踐行。為了經濟繁榮而放棄「不可殘害無辜百姓」原則、拒不追究六四的曾蔭權,夠「實用」了吧?一旦經濟繁榮成果到不了他手上,被捕被殺的卻是他本人,那時候他還會覺得沒所謂嗎?箇中進退取捨,My Little Airport的Donald Tsang, please die歸納得非常好:「假設Donald今日你俾人斬咗隻手,二十年後嗰個人發咗達又做埋特首。你會否因為佢嘅成就,然後叫自己不要追究?」

換言之,「實用主義」的真面目是植根於獨善其身的例外論。伊拉克人能否討回公道與我何干?我們這裡能夠享受公道最緊要。我們流浮山鮮蠔鎘超標大呼小叫,對於身在污染源頭的內地電池廠工人天天被港商毒害卻不聞不問。我們就是踐行價值的疆界。一些進步的論者主張香港人不應視六四為遠在北京之事,必須重拾本土的六四經驗(注十三)。面對「因為我沒有經歷過六四,所以大可不理」的犬儒狂潮,這種觀點固然是有力又正確的還擊,但六四在香港的挪用卻從來都不缺本土性,甚至是太本土了。談六四,不是為了揭示改造中國的願景,而是為了劃清「他們—中共政權」與「我們—香港人」的身份界線,用燭光告訴自己深圳河的這一邊尚未被那一邊完全吞噬。無法拒絕熊焱,也無力抵擋拒絕熊焱帶來的政治後果,在在證明這條界線不容模糊。任何價值皆不得凌駕這條界線之上,否則即屬褻瀆。

神聖不可侵犯的身份政治才是香港政治論述的基調。主流媒體也罷,獨立網誌也罷,質疑熊焱的聲音在香港寥寥無幾。張翠容本人就是一個上佳的指標。素以「反戰的戰地記者」形象示人的她,三不五時斥責大學生不關心外地戰禍,今年一月以色列蹂躪加沙時以成名人物之姿在每日發行量逾八萬的《香港經濟日報》抨擊中大學生只知情色不知反戰(注十四),威勢好比雷公打豆腐,然而待熊焱親臨香江連日推銷他新出版的攻伊戰記之際,張女士卻又收起反戰大旗,在其專欄和網誌噤若寒蟬了。一個販賣國際視野的作家尚且如此,尋常市民哪敢貿然以普遍價值之名捋「前學運領袖」的虎鬚,冒「通共賣港」之大不諱?

當價值無法逾越身份的疆界,我們的政治視野必然狹隘退縮,自保意識壓倒一切。其實,我們不怎麼在乎內地有沒有民主,我們只在乎自己有沒有民主;其實,我們不怎麼在乎農民工有沒有溫飽,我們只在乎自己有沒有溫飽;其實,我們不怎麼在乎地球另一邊是否太平,我們只在乎這裡太平;其實,我們最在乎的是自己雙手有否被斬,我們都是曾蔭權。


放下恐懼,擁抱世界

退縮自保,難道不是統治者最樂於看見的嗎?以「新移民搶飯碗又呃綜援」轉移香港人搵食艱難的怒火,以「城市競爭力受威脅」的幌子誘騙大眾支持裁員減薪拆樓收地的所謂經濟發展,以「大國要崛起」之名煽動憤青擁護政權鎮壓六四,凡此種種,莫不依賴自保意識的反動。別忘了,小布殊的暴行之所以獲得支持,皆因九一一刺激了美國人的自保意識。獨善其身,正是恐懼政治的溫床。

假如香港主流民主運動的地基是恐懼政治,即使恐懼的對象是中共政權,這種民主運動也行之不遠。我們不但不會像孫中山般由香港向大陸輸出革命,像哲古華拉般向世界輸出革命,我們連平等對待「我們」之外的人也捨不得。《明報》社論不就經常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同樣保障外傭嗎?

有商家大罵勞動合同法阻礙他們賺錢,卻沒有市民抱怨一國兩制壓抑他們在內地的政治權利,人人只當一國兩制是護身至寶。當我們仍在為自保互相傾軋,又如何抗衡業已中港一家親的政商精英?六四二十週年,本應是政治熱情高漲的非一般日子,但我們的熱情還燒不到為「不可殺人」——基本到不能再基本的人道主義普遍價值——無分你我仗義執言的溫度,遑論英特納雄耐爾。累積的財富一旦散盡,香港人尚有甚麼可以留給歷史?

珍視六四,就別將它私有化。六四是全世界的傷疤,也是全世界的遺產。


注釋:
一.
 這個數字來歷不明,而且比其他官方以至非官方數字高出許多,北京市政府戒嚴部隊聲稱死亡人數有五百一十五,相傳楊尚昆死前私下聲稱有六百,國際紅十字會則評估為有三千七百以上。前學運領袖封從德亦投書至大紀元表示質疑:「就以前所知的資料,北京六四期間的死亡人數大約在八百至三千之數,而此文給出的卻是31,978人,大大超出了以前的估計。」
二.
 這是保守估計,因為該研究剔除了死傷枕藉的伊拉克城市費盧杰(Fallujah),加上統計只到2006年七月為止,之後的死亡人數都沒有計算在內。
三.
 〈非常人語:大隻佬熊焱〉,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一日。《壹周刊》,A冊,58至62頁。
四.
 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列茲(Joseph Stiglitz)去年二月的計算。必須注意的是,當小布殊大手揮霍軍費的時候,2005年美國勞動人口有三千七百萬活在貧窮線之下,15.9%沒有醫療保險。
五.
 熊焱參軍是出於渴望涉足政治,可能這表示軍隊武力在他的政治觀佔有重要地位。「由於自己有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背景,所以有很多年自己還在想日後從事現實的政治運動。過去自己讀法律,也很希望能繼續這方面的學習。九二年到美國以後,在九四年加入美國軍隊,畢業後繼續學業。」見第一一三六期《時代論壇》對他的訪問,〈從流亡者到隨軍牧師:專訪前學運領袖熊焱談說天國與人間〉,二零零九年六月七日。
六.
 阿倫特(Hannah Arendt)應該不同意這個看法,對她而言放棄判別善惡的艾希曼等同褻瀆人性。不過,若說艾希曼已將自己物化為工具,熊焱就是主動行惡的人,更難對付。
七.
 「幾天後我們要去伊拉克,那裡的敵人其實也是和阿裏(按:阿裏是一個科威特人)一樣的普通人,只是在邪惡的利誘下,人就成為邪惡。」見〈阿裏的紅茶〉,《從六四到伊拉克戰場》,頁七十二。
八.
 見〈當年質問李鵬:政府是不是人民的政府 學運領袖變美軍牧師〉,《蘋果日報》,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九日。
九.
 見〈從流亡者到隨軍牧師:專訪前學運領袖熊焱談說天國與人間〉,《時代論壇》,第一一三六期,二零零九年六月七日。
十.
 〈非常人語:大隻佬熊焱〉,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一日。《壹周刊》,A冊,58至62頁。
十一. 即使到了今年七一遊行,支聯會舉的橫額也是「毋忘六因,繼承英烈志」,不是其他訴求。
十二.
 見〈當年質問李鵬:政府是不是人民的政府 學運領袖變美軍牧師〉,《蘋果日報》,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九日。
十三.
 陳劍青的〈哪裡有六四 哪裡就有抵抗〉就是其中一篇好文章。
十四.
 見〈奇怪的社會〉,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四日。那是張翠容「大地旅人」專欄的文章,她質問「世界各地有不少大學校園為某些具爭議性的國際議題爭得鬧哄哄,香港的大學生會在做甚麼?……當你們為情色版辯過面紅耳赤後,能否再行遠一點?」但事實是,《中大學生報》二月號花了情色版的數倍篇幅作為以巴專題,過去亦曾分別大幅報導九一一和零三年美軍攻伊。


PS.
 這應該是今年最後一篇為六四寫的文章。七一之後才交稿,可謂遲大到了。連同上一篇文章在內,都是撰寫另外一篇稿子前的熱身之作。擱下筆桿太久,腦筋都生銹了。文中邏輯銜接不順之處,還望看倌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