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ly 03, 2009

或許,曾蔭權代表我


(圖片借用自Sean Blog。)

我們知道,只有落後的階級和沒落的文化才反對普遍價值,歷史上任何進步的階級和文化都將自己的價值理想視為普遍價值。《國際歌》所追求、所歌唱的就是普遍價值——「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今年六四,最教人驚愕的不是曾蔭權那番「我代表香港人整體意見」的狂言,而是支聯會竟然邀請參與侵略伊拉克的美軍牧師熊焱在維園燭光晚會向群眾講話。


該踢走的民運之恥

六四是人道災難,美軍侵略伊拉克也是人道災難,死亡人數猶在其上。迄今對六四死難者數目的最高估算,是大紀元於2005年一月刊登的31,978人(注一);至於因為美軍2003年入侵而送命的伊拉克人,根據著名醫學期刊《刺血針》的統計,則有654,965名(注二),換言之至少有六四的二十倍以上——這還只是截至2006年七月為止的數據。

面對六十多萬伊拉克亡魂,熊焱怎麼說?「我覺得有(正義戰爭這回事)——當然愈少(戰爭)愈好——否則有繁榮嗎?香港一片繁榮,但如果沒有世界和平,沒有人制約北韓,一個導彈打過來,你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他對《壹周刊》的記者如是說(注三)。即使不追問美國打伊拉克到底為世界帶來和平抑或混亂,熊焱以「繁榮」結果輕蔑被犧牲者的態度,與聲稱六四屠城僅僅是「有啲問題」的陳一諤,揚言為經濟發展大可遺忘六四不義的曾蔭權,三人嘴臉相似得猶如親兄弟。套用梁國雄在立法會所言,人血不是胭脂,豈可涼薄至斯!

眾所週知,伊拉克戰爭不是甚麼「正義之戰」,而是一場騙局。九一一不是伊拉克策劃的,大殺傷力武器在伊拉克遍尋不獲,美軍為伊拉克帶來的不是民主自由而是腥風血雨、冤獄和虐囚。開戰前,美國的藝術品商人已經準備接贜,遊說政府承認由伊拉克流入的國寶文物,而一如劇本所定的,伊拉克國家博物館就在戰亂中被大肆搜掠了。當然這些混混還比不上大騙子小布殊,最近有解密文件證實小布殊和貝理雅早就預計無法在伊拉克發現任何大殺傷力武器,為了「合法地」挑起戰端,小布殊不惜嫁禍聯合國,企圖把美軍軍機喬裝成聯合國飛機擅闖伊拉克領空挑釁,假如伊拉克對之開火,就有出兵的口實。

對於這個殺掉六十多萬伊拉克人,花掉美國人三兆美元(注四)——一個足以在金融海嘯後救市四次的金額——的醜惡騙局,熊焱不以為意,甚至真心相信那是為了對抗恐怖主義,為了民主自由與世界和平。熊焱是主戰的,也是主動參軍的(注五),就這一點而論,縱使他是不曾開槍殺人的隨軍牧師,卻比被動地本著「我會做好呢份工」把猶太人送往集中營屠殺的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更可鄙,因為他有意識地向罪惡投懷送抱(注六)。熊焱為侵略塗脂抹粉的積極,見諸其雙重標準:這邊廂,他在自傳裡極端簡化地將反抗美軍的伊拉克人視為「受邪惡利誘」(注七);那邊廂,他卻在傳媒面前一再要求公眾不要「簡單地」理解美國攻伊,「戰爭不是那麼好的事情,但不能單單說成壞事」(注八)、「我們知道現在的國際社會政治也不是某一個人一些簡單的觀點所能體會──這個戰爭是錯的、違法的、要不得的……沒這麼簡單」(注九)

沒那麼簡單?當權者扭曲真相殘害人民明明就是錯,那個浸大地理系的周全浩卻跳出來說六四沒那麼簡單,必須「從客觀的歷史長河來看」、「大局為重」地理解,熊焱跟他不是同路人嗎?不過一個討好中共一個效忠美帝而已。

曾為八九民運奮鬥的人都是這副德性嗎?不是的。儘管同樣流亡美國,王丹卻堅拒申請美國護照,遑論為美軍賣命;儘管同樣在六四後改信基督教,韓東方一直對中國工人不離不棄,不會只顧向記者賣弄自己的iPhone(注十)卻一字不提生產iPhone的民工遭受何等剝削。把熊焱捧上「前學運領袖」的神檯高位為八九民運發言極其危險,彷彿向世人宣示反抗內地惡政的唯一道路就是投靠共和黨式的帝國秩序,官商同體的窮兵瀆武,新教右翼的「家庭價值」,空喊毫無內容的民主自由法治。此舉無異引火自焚,徒自滋養那些「六四是國外反華勢力之陰謀」的反動聲音:看,那個在維園台上說三道四的傢伙不就是美帝侵略先鋒嗎?

一言以蔽之,熊焱玷污了民運。如果我是司徒華,鐵定將這個世界頭號戰犯跟班的跟班的跟班從台上踢下去。狠狠地。


實用主義的盡頭

只是,司徒華可以叫熊焱洗淨尊臀,等他施展衝力射球嗎?顯然不能。

支聯會平日容或有別的公眾教育工作以至聲援內地維權,但它真正為人所知的招牌始終是六四(注十一)。只要跟八九民運沾上關係,不論來者是王丹,是柴玲,是吾爾開希,是丁子霖,是項小吉還是熊焱,它都不能拒絕,否則形同拆自己的招牌。一個難得躲過入境處黑名單攔截的前學運領袖來港,倘若支聯會竟敢不上前招呼還要公然與之割蓆,試想會帶來怎樣的政治訊息?海外民運窩裡鬥,中聯辦滲透支聯會之類的抨擊與流言,屆時大概擋也擋不住,支聯會廿年名聲就此完蛋。熊焱是個不能接更不能不接的燙手山芋,萬一放他入境乃出於中央授意,這步棋下得倒也陰毒。

然而這不等於支聯會以至其他歡迎熊焱者乖乖認同他的路線。以向來重視六四的壹傳媒為例,沒錯它旗下的《壹周刊》對熊焱的瀆武傾向不加批判(與《信報》的訪問對比之下更為明顯),它的《蘋果日報》卻沒有停止報導美國在伊拉克事務上的種種醜聞,淫虐俘虜、冤案汎濫、美軍與重建工程公司數以百億美金計的黑金政治、變成美國傀儡後的伊拉克今年淪落為全球第三大貪污國家……這些消息都可以在最近幾個月的新聞輕易找到。進而論之,《蘋果日報》夠膽引述熊焱放言皆因「把社會專制傳統連根拔起」,所以「現在伊拉克的民主自由有希望」(注十二),但它夠膽把相同邏輯放在中國嗎?我們能夠想像某天的〈蘋論〉呼籲美國派兵自北京手中解放香港人,「把社會專制傳統連根拔起」,就像美軍對伊拉克所做的一樣嗎?淡化侵略的荒謬,不過是碰到熊焱時的特別優待。

這種優待是甚麼意思?意思是,遇上必須表態與北大人對抗的時候(例如六四),再基本再普遍的道德價值——甚至包括軍隊不可殺平民,政府不可騙人民——都要丟在兩旁。我對抗所以我存在,只要是能夠拿上手刺一刺內地政權瘡疤的工具,就算這件叫熊焱的工具髒得發臭也沒所謂。

放棄道德價值的「實用主義」,最終掏空了八九民運的意涵。是的,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這些訴求無疑理所當然,之後呢?之後我們從不打算撰寫一份「理想中國」的藍圖,支聯會不是興中會,司徒華不是孫中山,維園晚會的參與者更不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果真正視八九民運的意涵,果真懂得擇善固執,我們就不會輕輕放過眼前的罪惡。為甚麼當年學生要起來反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是知識分子不被尊重。那麼幹嘛對內地大學生的嚴重失業、內地大學學費暴漲視若無睹?現在香港還要搞教育產業化打劫內地學子的荷包呢。

放棄道德價值更切身的惡果,是連香港民主運動的意涵也被掏空了。在民建聯也支持普選的今時今日,口號式的民主、普選旗幟已經失去原本的對立面,尖銳不再。撇下這些輕飄飄的東西以後,還有甚麼可以把我們凝聚起來?2005年以來每年七一民陣都為找出某個堪作「最大公因數」的主題而頭痛,不是沒有原因的。貌似破格的社民連之所以備受注目,正是部份香港人對政治虛無氛圍的反彈。我們必須重新呼喚我們的價值。


我們都是曾蔭權

說是放棄一切道德價值,也不盡然。至少我們不會渴望伊拉克人民的遭遇發生在自己身上,假如發生了亦不可能無動於衷。合理生活的保障,真正自由參與政治的權利,我們都想要,我們都堅持。

呼喚價值是不夠的,空喊一堆「香港核心價值」實屬無謂,價值必須藉著踐行(praxis)體現。問題是,任何踐行均須於特定的時空落實,究竟我們想在哪裡實現這些價值?

「實用主義」的本質不在於放棄道德價值,而在於選擇性地在某個時空放棄道德價值,卻又在另一個時空踐行。為了經濟繁榮而放棄「不可殘害無辜百姓」原則、拒不追究六四的曾蔭權,夠「實用」了吧?一旦經濟繁榮成果到不了他手上,被捕被殺的卻是他本人,那時候他還會覺得沒所謂嗎?箇中進退取捨,My Little Airport的Donald Tsang, please die歸納得非常好:「假設Donald今日你俾人斬咗隻手,二十年後嗰個人發咗達又做埋特首。你會否因為佢嘅成就,然後叫自己不要追究?」

換言之,「實用主義」的真面目是植根於獨善其身的例外論。伊拉克人能否討回公道與我何干?我們這裡能夠享受公道最緊要。我們流浮山鮮蠔鎘超標大呼小叫,對於身在污染源頭的內地電池廠工人天天被港商毒害卻不聞不問。我們就是踐行價值的疆界。一些進步的論者主張香港人不應視六四為遠在北京之事,必須重拾本土的六四經驗(注十三)。面對「因為我沒有經歷過六四,所以大可不理」的犬儒狂潮,這種觀點固然是有力又正確的還擊,但六四在香港的挪用卻從來都不缺本土性,甚至是太本土了。談六四,不是為了揭示改造中國的願景,而是為了劃清「他們—中共政權」與「我們—香港人」的身份界線,用燭光告訴自己深圳河的這一邊尚未被那一邊完全吞噬。無法拒絕熊焱,也無力抵擋拒絕熊焱帶來的政治後果,在在證明這條界線不容模糊。任何價值皆不得凌駕這條界線之上,否則即屬褻瀆。

神聖不可侵犯的身份政治才是香港政治論述的基調。主流媒體也罷,獨立網誌也罷,質疑熊焱的聲音在香港寥寥無幾。張翠容本人就是一個上佳的指標。素以「反戰的戰地記者」形象示人的她,三不五時斥責大學生不關心外地戰禍,今年一月以色列蹂躪加沙時以成名人物之姿在每日發行量逾八萬的《香港經濟日報》抨擊中大學生只知情色不知反戰(注十四),威勢好比雷公打豆腐,然而待熊焱親臨香江連日推銷他新出版的攻伊戰記之際,張女士卻又收起反戰大旗,在其專欄和網誌噤若寒蟬了。一個販賣國際視野的作家尚且如此,尋常市民哪敢貿然以普遍價值之名捋「前學運領袖」的虎鬚,冒「通共賣港」之大不諱?

當價值無法逾越身份的疆界,我們的政治視野必然狹隘退縮,自保意識壓倒一切。其實,我們不怎麼在乎內地有沒有民主,我們只在乎自己有沒有民主;其實,我們不怎麼在乎農民工有沒有溫飽,我們只在乎自己有沒有溫飽;其實,我們不怎麼在乎地球另一邊是否太平,我們只在乎這裡太平;其實,我們最在乎的是自己雙手有否被斬,我們都是曾蔭權。


放下恐懼,擁抱世界

退縮自保,難道不是統治者最樂於看見的嗎?以「新移民搶飯碗又呃綜援」轉移香港人搵食艱難的怒火,以「城市競爭力受威脅」的幌子誘騙大眾支持裁員減薪拆樓收地的所謂經濟發展,以「大國要崛起」之名煽動憤青擁護政權鎮壓六四,凡此種種,莫不依賴自保意識的反動。別忘了,小布殊的暴行之所以獲得支持,皆因九一一刺激了美國人的自保意識。獨善其身,正是恐懼政治的溫床。

假如香港主流民主運動的地基是恐懼政治,即使恐懼的對象是中共政權,這種民主運動也行之不遠。我們不但不會像孫中山般由香港向大陸輸出革命,像哲古華拉般向世界輸出革命,我們連平等對待「我們」之外的人也捨不得。《明報》社論不就經常反對最低工資立法同樣保障外傭嗎?

有商家大罵勞動合同法阻礙他們賺錢,卻沒有市民抱怨一國兩制壓抑他們在內地的政治權利,人人只當一國兩制是護身至寶。當我們仍在為自保互相傾軋,又如何抗衡業已中港一家親的政商精英?六四二十週年,本應是政治熱情高漲的非一般日子,但我們的熱情還燒不到為「不可殺人」——基本到不能再基本的人道主義普遍價值——無分你我仗義執言的溫度,遑論英特納雄耐爾。累積的財富一旦散盡,香港人尚有甚麼可以留給歷史?

珍視六四,就別將它私有化。六四是全世界的傷疤,也是全世界的遺產。


注釋:
一.
 這個數字來歷不明,而且比其他官方以至非官方數字高出許多,北京市政府戒嚴部隊聲稱死亡人數有五百一十五,相傳楊尚昆死前私下聲稱有六百,國際紅十字會則評估為有三千七百以上。前學運領袖封從德亦投書至大紀元表示質疑:「就以前所知的資料,北京六四期間的死亡人數大約在八百至三千之數,而此文給出的卻是31,978人,大大超出了以前的估計。」
二.
 這是保守估計,因為該研究剔除了死傷枕藉的伊拉克城市費盧杰(Fallujah),加上統計只到2006年七月為止,之後的死亡人數都沒有計算在內。
三.
 〈非常人語:大隻佬熊焱〉,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一日。《壹周刊》,A冊,58至62頁。
四.
 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列茲(Joseph Stiglitz)去年二月的計算。必須注意的是,當小布殊大手揮霍軍費的時候,2005年美國勞動人口有三千七百萬活在貧窮線之下,15.9%沒有醫療保險。
五.
 熊焱參軍是出於渴望涉足政治,可能這表示軍隊武力在他的政治觀佔有重要地位。「由於自己有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背景,所以有很多年自己還在想日後從事現實的政治運動。過去自己讀法律,也很希望能繼續這方面的學習。九二年到美國以後,在九四年加入美國軍隊,畢業後繼續學業。」見第一一三六期《時代論壇》對他的訪問,〈從流亡者到隨軍牧師:專訪前學運領袖熊焱談說天國與人間〉,二零零九年六月七日。
六.
 阿倫特(Hannah Arendt)應該不同意這個看法,對她而言放棄判別善惡的艾希曼等同褻瀆人性。不過,若說艾希曼已將自己物化為工具,熊焱就是主動行惡的人,更難對付。
七.
 「幾天後我們要去伊拉克,那裡的敵人其實也是和阿裏(按:阿裏是一個科威特人)一樣的普通人,只是在邪惡的利誘下,人就成為邪惡。」見〈阿裏的紅茶〉,《從六四到伊拉克戰場》,頁七十二。
八.
 見〈當年質問李鵬:政府是不是人民的政府 學運領袖變美軍牧師〉,《蘋果日報》,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九日。
九.
 見〈從流亡者到隨軍牧師:專訪前學運領袖熊焱談說天國與人間〉,《時代論壇》,第一一三六期,二零零九年六月七日。
十.
 〈非常人語:大隻佬熊焱〉,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一日。《壹周刊》,A冊,58至62頁。
十一. 即使到了今年七一遊行,支聯會舉的橫額也是「毋忘六因,繼承英烈志」,不是其他訴求。
十二.
 見〈當年質問李鵬:政府是不是人民的政府 學運領袖變美軍牧師〉,《蘋果日報》,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九日。
十三.
 陳劍青的〈哪裡有六四 哪裡就有抵抗〉就是其中一篇好文章。
十四.
 見〈奇怪的社會〉,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四日。那是張翠容「大地旅人」專欄的文章,她質問「世界各地有不少大學校園為某些具爭議性的國際議題爭得鬧哄哄,香港的大學生會在做甚麼?……當你們為情色版辯過面紅耳赤後,能否再行遠一點?」但事實是,《中大學生報》二月號花了情色版的數倍篇幅作為以巴專題,過去亦曾分別大幅報導九一一和零三年美軍攻伊。


PS.
 這應該是今年最後一篇為六四寫的文章。七一之後才交稿,可謂遲大到了。連同上一篇文章在內,都是撰寫另外一篇稿子前的熱身之作。擱下筆桿太久,腦筋都生銹了。文中邏輯銜接不順之處,還望看倌見諒。

12 comments:

方潤 said...

如果看來,我第一眼看到熊生就覺得他面目太滑頭,恐怕這直覺沒錯了。

Julian said...

外省人長得飽滿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最初聽見熊焱是美軍牧師,心裡涼了一截,但還是告訴自己「可能他沒有參加侵略呢」;之後聽見他是參與侵田各伊拉克的美軍牧師,心裡涼了兩截,但還是抱著萬一的希望「可能他潛入軍隊暗中宣揚正義訊息,化解美帝政治洗腦呢」。

結果,在樂文發現他的攻伊戰記,再打書盯半小時,換來徹底心死。

信報六月六日的訪問〈六四那一代人〉做得不錯,是極少數敢於批判熊焱主戰的文章(雖然信報也不敢放它在六四晚會前出街),值得一讀。

Emperor Titus said...

這幾天因為工作,故你上次的回應(在你那篇「基督教保皇黨的誕生」一文內)也是這兩天才看。很欣賞快必一眾的示威行動,熱切期待他們有進一步的發展。

因為「六四二十」的因緣際會,司徒華和王丹我都見過,前者是在一個多倫多本地支持中國民運組織主辦的餐會上,比較間接,後者則因為工作,可以直接一點;司徒華是第二次見面,王丹是首次。

司徒華當晚在席上談到平反六四時,談到一個年份:2022。他說,到那一年中共權鬥深重,總會有人基於某些政治理由平反六四,「那是假的平反,但好過唔平反。」他當時這樣說。

我有點失望,假的平反你都接受?是否要求太低了麼?

或許我實在太年輕,沒有資格對司徒華和王丹「說三道四」;但我想,如果二十年下來司徒華和一眾港人(如果他們是和司徒華一樣目光短淺的話)連爭取民主都思想如此狹隘,連(如你在本文所言)熊焱思想中的雙重標準也看不出來,我實在有點擔心香港人如何爭取民主。

Julian said...

用一個不太貼切的講法,就是人窮志短。畢竟平反六四這回事在內地沒有政治籌碼,在香港又一直無法在立法會通過,甚至連支聯會本身也力量微薄(記得它好像只有一個全職職員),身處這個位置,兼之六四廿週年不容有失,不管司徒華內心怎麼想大概也有很多「現實政治」要他「顧全大局」。

說不定接受假平反也是出於這類「現實政治」考量。即是,倘若中央政府正式宣佈平反六四,縱是假情假意,但放了上檯面就無法輕易收回,有心人或可以此作橋頭堡爭取北京更大讓步——應該是這種打算吧。

我不寄望華叔太多,但沒有「現實政治」包袱的香港人可以更加勇敢。平反六四已經是很卑微很向後望的訴求,如果連喊一句平反六四也要先看侵略者的臉色,我們的六四也未免太低賤了。說到底,群眾才是變革的力量。

Denny said...

好,非常好!
不過這句「歷史上任何進步的階級和文化都將自己的價值理想視為普遍價值」,我有些猶疑,因為反過來說,反動的階級和文化同樣如此,例如宗教。

Tam said...

楊老仁︰

第一次覺得你篇文應該再寫長 d!

不妨上追汪暉對六四的政治光譜分析(即人民真正敵人的各式資本假汝之名成為「反對派」),下揭「泛民對土共」這種「右對右」的香港議會政治論述困局。

蒲生 said...

如果請美國人站台鼓勵群眾.......我情願佢搵紅番或黑人社會組織者.....可能六四既民族鄉愿真係太強.....總之係華人......就算做左美國軍部人員都冇計......

(熊炎唔到兩年入藉美國....四年已成軍官.....真係好特別.....佢一定好愛美國.....美軍方也一定好欣賞佢既心事)

講起係中美兩面走既人.....我諗起維權律師余杰.......咁僑又係教徒......呢位仁兄j兄又點睇.....

Julian said...

杜:

好像也是。我再想想。


譚老闆:

必須承認,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是頗奸的:第一,不提人道主義的歷史性而將之直接挪用為某種顯淺的「普遍價值」,是為了在六四廿週年餘熱未消、讀者可能仍會戒備批評「大路六四論述」之下,讓大家更易聽得入耳;第二,汪暉的文章我是看過一點點,但始終不是跟開中國線,行內跟得比我足的人太多,光是想起基大一眾師父師伯師叔師兄師姐已經感到極大壓力,未敢班門弄斧,寧願偷懶矣。

為人為己,行文惟有降低理論門檻。

當然今次撰文主要還是為筆桿熱身,回復狀態之後可以再用功,況且你建議文章佈局的也是理所當然的大局分析框架,明白不難,要形諸於文的話所欠僅僅是以鉅量考證填補血肉。

題外話。其實今年的「六四文章孖裝」還真各走極端。上一篇〈沉默的羔羊〉對政治冷感的同代人喊話,要求低到只是希望他們說說社會事務,就算他們做民建聯fans也好;這一篇〈或許,曾蔭權代表我〉對起碼已關心六四的人喊話,要求高到希望他們香港政治思想填補實質內容,甚至胸懷普世。一天一地呀。


蒲生:

我也聽過余杰擁護小布殊,對於香港基督教界對他的禮遇,我不以為然,一些基督徒朋友亦不以為然,但既然他未曾連日佔據傳媒焦點曝光率有限,也就算了。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基督教界禮遇余杰(還有遠志明),是因為他是基督徒,然後才因為他是異見人士,而最後還是因為他是基督徒。基督教界本身並不真正關心維權,真真正正的英雄胡佳被囚多時也沒有幾個教會理會。說到底,這也是以宗教身份為疆界劃地自限,拒絕普遍價值的表現。

基督教界忽然善待「重生得救」的程翔,也許是這種運作原則的又一個例子。

包裝是一回事,實質的另一回事。我從不懷疑香港基督教界的信仰內涵被掏空的程度。

Ivy ST said...

再看熊焱談軍隊那段:

「美軍,是真真正正效忠人民、效忠憲法的軍隊,它永遠不會殘殺自己的人民。而中國解放軍效忠的,是政黨,那個會殺自己人民的政黨。」

也許他認為,六四最大之惡是人民軍隊對付自己的人民——一國之民,而黨最大之惡是叛國。軍隊對付別國完全是另一個問題。這跟支聯會一直以愛國主義包裝六四(去搶左派的話語權?)的策略完全吻合啊。

其實支聯會這種做法,何止人窮志短,那簡直是自掘墳墓。先不說現在已經alienate後六四關心國內人權民主發展的那代人,還說甚麼薪火相傳(傳甚麼?);就算2022年真的有權鬥、給你平反了又如何?分分鐘變了另一個五四青年節,給專制政權另一樣玩弄愛國主義的工具。

Julian said...

嗯,有意思。如果用Ivy你的分析,中共政權與所謂的「反共」人士只是國家主義這一條樹枝上的兩片樹葉。

搶奪「愛國」論述之舉要有意義,除非當事人有心搶奪國家,按自己的「愛國」定義將之改造。但支聯會嘛……橫看豎看也看不出它有這份豪情。以「愛國」為包裝的策略,與其說是進攻策略倒不如說是生存策略,用大包圍方式汲納各方人等,不管要民主抑或要(另一種)強國的人都通殺。

有心搶奪「愛國」論述的人都不能擺明拎外國護照,不管這個人是司徒華還是曾鈺成。且不說支聯會,如果國家主義是熊焱的信仰核心,那麼變成美國人的他面對自己的「換國」舉動大概不免尷尬。但看了幾個訪問,每次問到這些尷尬位時他總會祭出「民主自由法治」充當普遍價值混過去。當然,美國那種將自己和「民主自由法治」一體化然後自比世界標準的慣例,調和了國家主義和普遍價值的矛盾,正是文首曠新年所述「將自己的價值理想視為普遍價值」的舉動,合乎稱霸雄圖。熊焱的身份危機或亦因此緩和吧。

(事實上美軍也有殺自己人的一面,不過運作較隱晦。有錢有權者如小布殊自幼逃避兵役,現在上了位,就把為餬口當兵的窮家子弟送往險境,滿足軍政商巨頭貪欲。愛國,經常是刻意叫人看不見內部矛盾的麻包袋。)

Ivy ST said...

美國憲法只保障美國公民的自由民主,熊焱認為美國憲法是「人類自由民主最崇高的價值體現」(而用軍力去維護美國憲法是理所當然的),那即是說,一個人先要成為一國之民,受他自己的國家保護,才可享有自由民主;別國是沒責任理會你自不自由、民不民主。結果熊焱的「普世價值」,其實是大美國主義。你不是美國人嗎?那麼你先來成為美國人或其翻版,就可以體現「人類自由民主最崇高的價值」了。

也許熊焱想中國也受美國憲法保護吧?當然這個推論跟支聯會想要的宣傳效果背道而馳,不過中美兩國一日未開打,熊焱也可以蒙混過去(他現在只是「換國」,甚至雙重效忠,不是叛國)。而熊焱的信念跟支聯會一直以來的宣傳邏輯相通:效忠(一個)人民之師/政府<->善,背叛人民之師/政府<->惡,一個bi-conditional,兩種寫法;除此之外,軍隊是否仁義之師等等,無關重要。所以,若果支聯會宣傳的邏輯不變,它實在沒有多少拒絕熊焱的理由。

正如你所言,支聯會拿愛國主義作包裝,只是生存策略(民賤聯之流的愛國主義,也是生存策略;所謂搶話語權,只是這兩幫人在搶生存空間……),問題是對支聯會來說,這種生存策略只是飲鴆止渴而已。

蒲生 said...

雖然我都信教......但聽落香港基督教都幾賤.....又係華人又係教徒......真令我有雙重羞愧的感覺.....主啊.....求你幫我積多d陰德.......下世投胎做西人教徒......或做隻唐狗都好過而家咁.....阿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