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uly 26, 2009

走在另一條苦路上的基督徒,或香港人



耶穌從聖殿出來的時候,他的一個門徒對他說:「老師,你看,這是多大的石頭,多宏偉的建築!」

耶穌說:「你們在欣賞這些偉大的建築嗎?這地方的每一塊石頭都要被拆下來,沒有一塊石頭會留在另一塊上面。」
《馬可福音》,第十三章一至二節


猶記得剛上某教會學校唸中一時,教聖經的老師向我們轉述她一位朋友對宗教的觀感:「如果俾我揀,我會信基督教,唔駛週街燒香燒衣,感覺比較乾淨,比較文明。」

以民間宗教為他者而建構的宗教偏好,隱含了各種價值取向。現代優於傳統、整潔優於髒亂、私人地方優於公共街道——將諸如此類的選擇歸納為「文明」一詞,很符合中產品味。當年八九六四剛過,尚未有大學生發表中共屠城僅屬「有啲問題」的偉論,有的只是往各國領事館排隊申請移民的人龍。又過了兩三年,校長移民楓葉國,那位老師和同屬資深教師的丈夫也離職移民。據說,無論在事奉人手抑或奉獻金額上,信徒的移民潮對香港教會都是一大打擊。

回溯整個九十年代,有本事移民避共的市民不過五十多萬,還不到香港人口一成。若說移民潮險些敲斷了教會的脊樑,香港基督教圈子未免不成比例地中產。去年金融海嘯一過,基督教界積極推出種種「抗海嘯」活動,有祈禱會,有金融講座,有一噸鞭撻個人貪婪的文章,有蔡元雲叫窮人別想著領綜援要對香港未來有信心,有馬時亨夫人放言沒錢不算慘沒有神才悽慘。此中折射的與其說是信仰,毋寧是香港中產階級在金融海嘯下的焦慮。


中產唱起的聖詩,聖詩煉成的中產

曾幾何時,中產基督徒是毋須為經濟前景擔憂的,教會學校提供的英語教育是他們晉身買辦階級與高等華人的保證。對中國的厭離亦非必然,施其樂(Carl Smith)即引述1925年聖士提反女校一名學生的洗禮報告,裡面充滿對北上拓荒的期盼:

她要求取教名為維多利亞……她發現偉大的英女皇從小就立志要把她的人民引向正確的方向,擔起作為基督徒女皇的巨大責任。這個例子激勵了這個華人女孩,她開始了基督徒生涯,要成為一個基督教領袖——為她的人民服務,幫助他們接近上帝,建設一個新的、更好的中國。

北進的想像,在戰後卻成了南下的現實。中共建國後,大批內地福音派基督徒因政治理由流落香港,根據1982年的統計,當時全港逾五成教會都在五、六十年代成立。及至六六、六七兩場暴動之後,港英政府為穩住政局,大力擴展教育與社會福利,日漸強盛的教會被委派為合作夥伴,加入統治聯盟,削弱親中團體在香港的影響力。優先辦學的特權讓基督宗教佔有三、四成中小學,把持著社會流動的階梯。過程中生產出來的學生,不少擠身教師、社工、醫護等等藉「服事人」來「服事神」的專業人士之列,七十年代以來急劇膨脹的教育、社福、醫療體系與公務員隊伍也為他們提供了容身之所。為甚麼持大學學位者在基督徒圈子的比例是全港人口的兩倍,「專業及輔助專業人員」的比例是全港人口的一點六倍?香港基督教的中產化,不是韋伯式的新教倫理致富,而是中港政治角力遺痕。

基督教界內部一些反省聲音偶有批評「教會中產化」,認為現有的信仰模式吸引得了中產吸引不了窮人,這是事實的一面。事實的另一面,是基督教界乘著公共服務擴展的勢頭製造中產,同時自我複製:左手藉辦學培養有社會流動潛力的青年信徒,右手以學校、醫院和社福機構汲納這些青年並應許他們得到體面的工作——直至十多年前,在招聘教師或社工的廣告裡列明「申請人必須為基督徒」還算不上甚麼禁忌,當然至今仍不乏檯底下以宗教所屬篩選應徵人的津貼學校(注一)

與「從漁港到轉口港到工業城市到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神話相反,正如有錢移民脫身的人寥寥無幾,迎上時勢浪頭榮升中產的人未必很多,犧牲品倒委實不少。在一個為基層婦女籌款的活動裡,某位以搞貞潔運動聞名的大牧說他姊姊年輕時曾為打工供他讀書而喪失上學機會感到不公,但現在已原諒他了,真好。有多好?台下一眾因工廠北移淪為清潔、保安、家務助理的前女工,大概會為這個中產信徒視點的大團圓結局加上不一樣的註腳。


回歸之後,政經雙失

九十年代,故事有了轉折。

來自學校教育,走進(類)官僚體制的中產階級,跟傳統實體經濟的小生產者——例如茶餐廳老闆——不盡相同,他們相信學歷帶來的保證,相信專業可以消除威脅經濟前景和社會地位的外在風險。在按年資調整薪級、退休可領長俸的年代,鐵飯碗是存在的,然而新自由主義卻入侵香港公共服務系統,粉碎了中產階級的溫室。中小學縮班殺校,大學員工薪酬與公務員脫鉤,社福界一筆過撥款,醫管局讓路予私營醫療集團,公務員吃肥雞餐乳鴿餐提前退休,各種「大市場,小政府」的措施假市場效率之名紛紛落實。一度倚賴公共服務膨脹滋養的中產基督徒,整個人生突然被公共服務的收縮打斷。

最初也不是那麼不情不願的。樓市狂飆遠超工資升幅的當兒,沒有人想過它竟然會跌。買樓,買股票,買基金,連最老實的中產信徒亦不免為之心動。不要緊,沒有穩定的事業,就靠市場照顧吧。被中產意識主導的教會一窩蜂搞投資講座,找來知名CEO將商界那套管理模式包裝成牧會秘訣。不過萬能的市場可不會照顧你,證監會歌仔都有得唱,「無論個市有百般對,或者千般錯,投資本來幻變多」,當社會保障變質為投資,根本再無保障可言。1998年金融風暴,2003年SARS,2008年金融海嘯,不獨中產信徒一次又一次損手爛腳,把財產擲往金融市場的教會也血本無歸(注二)。自從匯豐股價失陷,一些過往手持大藍籌而自詡財政穩健的基督教機構亦面臨裁員壓力。十字架的台座,原來竟建築在大笨象背上。

經濟看不見前景,政治更是沒有指南針。將基督教信仰與西方文明同化,「啟蒙」不文明的中國,是香港基督徒常有的政治心態,儘管身披的外衣或會換季。以英女皇使者的身份建設中國、以一夫一妻制反對中國蓄婢傳統,是戰前的事。待香港經濟起飛,則結合中產階級的城市精英想像、前途問題的恐懼,把中國定義為落後的/鄉下的/封閉的/專制的/人治的,再把香港視為既繁榮又有自由有法治的國際都會。連直選也慢慢落實了不是嗎?八九六四無疑強化了這種對比想像——潛台詞之一,是「假如沒有宗教自由,我們怎樣傳教?」如是者,即使要做「和平之子」的他們未必上街遊行,上了街也未必敢喊口號,不少港產信徒依然或多或少傾向某種民主論述,廿五年前各宗派回應前途問題的《信念書》言必稱自由,去年立法會選舉裡基督徒選民也是愛泛民多過愛親北京的梁美芬(注三)。然而回歸十二年匆匆過去,普選只聞樓梯響,曾幾何時「向內地傳播民主」的激情如今更是無望,看著某些教會領袖逐漸向北轉向民建聯示好,惟有暗自彷徨。

從膨脹到萎縮,抓不著大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只得緊抓自己的小家庭不放。於是,政經雙失的香港基督徒轉向了所謂的「家庭價值」,透過管束子女重拾小小的權力快感。


上中以外,還有下

基督教右派近十多年來所向披靡,其群眾基礎正是中產信徒的深層焦慮,而不是他們聲稱的世風日下。香港社會不見得比過去更加開放,左邊的蔡志忠漫畫與右邊略帶鹽花的余過《四人夜話》小說比翼齊飛,這個光景在八十年代的明報副刊天天出現,如今簡直不能想像。今天,我們有的是投訴教科書印有「放屁」二字會教壞細路的家長,還有投訴劇集包含校長召妓劇情的明光社董事朱景玄校長。

問題是,為甚麼直到現在才焦慮呢?基層市民一直面對經濟無力政治去權的苦況,那可不是九八年東亞金融風暴或去年金融海嘯之後才有的事,卻從來勾不起基督教界連開逾百場大小討論會的意欲。即使是甚囂塵上的「家庭價值」,也不曾多顧中港家庭對團聚的渴求。對金融海嘯的異常關注,恰好揭示了基督教界階級所屬。

故事還有下半段。基督教圈子與中產階級攜手自我生產的機制已告失效,新一代在升學遊戲勝出的信徒無法再被「榮神益人」的公共服務事業大批汲納,不得不隨著資本朝金融業傾斜投身商界。近年市面上教人如何在職場上榮耀神的「市井聖徒」論述由是大發利市,教會在中環附近斥數億鉅資植堂,針對資本家的商人團契亦越開越多越做越大。一條往上爬的發展大路已在基督教界搭建中,一個接一個高官獲邀高調展示信仰。昔日中產失勢不代表教會失勢,早陣子有投資顧問隨機抽樣二十間香港教會當成上市公司來研究,竟發現它們2007年的平均盈利率達24%,當中的「藍籌教會」獲利以千萬計。只是金融海嘯一來,淹死了不少i banker,打算走「上路」的某些教會領袖難免惴惴不安。那些大小討論會,安撫失意中產之餘,又何嘗不是暗中安撫這些大牧?

有「上路」,自然有「下路」,香港社會是貧富懸殊的。五月底官商雲集的「全球禱告日」,台下有神學生拉橫額入場抗議教會擦鞋,台上有馬時亨呼喝「神會懲罰你地」,上路與下路的尖銳對立逐漸浮上水面。儘管香港土壤不讓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輕易生根,但往下走的基督教將如何開展新的社會意涵與靈性啟示,依然令人期待。

金融海嘯洗掉了包裹著基督教圈子的鍍金,或者污垢,視乎看倌價值取向。但我想,耶穌為門徒洗腳時,也是低頭向下望的。


注釋:
一. 證據是,有津貼學校以「本校老師皆為基督徒」作招徠。關於招聘上的宗教歧視,一直為主流政治所忽略,即使是有法可管的資助教育範疇,2002年十月九日余若薇等立法會議員對教統局局長李國章的質詢已是非常罕見的挑戰,而這個挑戰是失敗的,李國章並無承諾任何後續跟進措施。
二. 舉例而言,2006年中國人壽的招股書即透露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持有它一百三十萬股H股,位列第八大股東。教會在金融市場的投資可以到達甚麼規模,可見一斑。
三. 根據本地基督教報章《時代論壇》2008年十月公佈的調查,儘管九龍西候選人梁美芬找來多位教會領袖支持,但區內只有不足一成基督徒選民投票給她,得到的「宗教票」還比不上泛民。


刪節版刊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廿六日《明報》


PS. 這還真是我近兩年來寫得最差的一篇宗教評論,觀點老套考據更是貧乏,借用波少的評語,就是跟過去風格形同而神異,權充一系列文章的開首語則尚可。要為香港基督徒圈子撰寫一系列橫跨百年的階級分析,對現在的我來說實在力有不逮,沒有一年半載的餘閑大概不敢動筆。雖然,「基督徒」這個集體身份如何在香港形成,無疑值得細味的課題,或許年底會嘗試從另一個角度探究。

只想說,萬語千言,不是為了揭基督徒瘡疤,那是揭我們的瘡疤。我們都是人,坐在同一條船上的人。
(仲有!呢排真係講夠中產喇!再講人都癲,下一篇一定要講基層!)

11 comments:

Eric Spanner said...

或問:保守的道德觀一脈相承,遠的未能舉出實例,但九十年代初的男男肛交非刑事化一役,新教何嘗不傾巢而出?為何要待這十一二年才「急速上位」,真的主要歸因於失財無權的焦慮嗎?

Julian said...

唔,的確如此,八九十年代之交那一仗連蔡元雲也跑出來打前鋒搖旗吶喊。當年新教右翼的聚眾行動無疑不時發生,除了反肛交非刑事化,甚至進化論展覽和《基督最後的誘惑》上映好像都曾惹起基督徒聯署登報反對(印象有點模糊了,要翻翻書)。

我承認「政經雙失加速退守家庭」這個主張有相當speculation成份,但值得注意的是,明光社的成立根源可追溯至八十年代反對旺角設紅燈區行動的班底,但是為何基督教機構紛紛成立的八十年代不是明光社誕生的日子,而是遲至九十年代中以後?由此衍生的一系列所謂「家庭價值」組織是再往後幾年的事了(史上罕有的四大版反同聯署也是)。箇中緣由倒也耐人尋味。

Eric Spanner said...

甚至進化論展覽和《基督最後的誘惑》上映好像都曾惹起基督徒聯署登報反對——前者應該有抗議,方潤或者能背出來 :p

游靜早前的說法也類近「政經雙失加速退守家庭」。但我始終有點疑心——加速無疑有,但跟政經雙失有何大關係呢,政經兩得也不見得不在道德和信仰戰線大「反攻」,彈藥也怕只會更多。而且古之世風,那麼多年都是古,沒有復行在地上呢。

我的猜想是:九十年代中突破的關社衰落(岔開一下,《突破月刊》和李怡的《九十年代》停刊,主事人有意無意指向那是蘋果化的結果),其他關社團體又走向邊皮,同時影音和明光等慢慢的崛起,背後應發生了一些事,可能是信仰目標或發展方向的轉向,或者社會的格局真的有變,有計劃好,因緣際會好,結果生成了為部份民眾生厭,為教內「喝采」(?)的本土華人新教面貌。

另,新教媒體的「興旺」,你以為有沒有可讓社運向媒體留意的地方?那無疑會是次很怪很危險的「取經」:一者兩方雖然有一點邊緣的味道(儘管位置大不同),但意識形態衝突的多相近的少;二者社運界幾乎永遠缺錢,如果只論資源,就幾乎沒有可留意之處;三者是,社運也是一種拒絕陷入敵人誘惑的事業,敵人之道,幾不能取呀。

Julian said...

香港基督徒對於進化論展覽和《基督最後的誘惑》的抗議,何永坤那本有名的《瞧!這個基督教》應該有提過,可以找找。

九十年代社關衰落,大概跟九七前途問題相關,本土民生議題被邊緣化。畢竟八十年代基督教機構的裡問代表作是反對巴士加價和興建大亞灣核電廠(雖然後者也沾了一點前途問題的感情因素)。

儘管八九六四後的信徒移民潮打亂了基督徒圈子的運作,但本土議題邊緣化、社關衰落卻是跨越宗教疆界的全港現象,這正是基督教評論不可懸空於社會脈絡自成一國的例子之一。

新教媒體興旺歸興旺,它們可是年年虧大本喊窮呢,沒有信徒捐獻的話早就完了。它們的存續跟Inmedia的成立一樣,俱非無中生有而是靠一個早已建立的人際網絡支撐(前者是基督徒圈子,後者是學院和社運界)。要藉媒體讓雪球越滾越大是可以,不過好像要先造好雪球的核心呢,唉。傳統組織工作縱使不是事情的全部,但仍是必要的。

Willi_hana said...

無聊寸下你先,係唔係因為寫得差=寫得易食先有得見報呀。

同埋刪節版會唔會已經冇晒皮骨?

Julian said...

又唔係,刪好少啫。當然,要在三千字內講百多年的東西,一定會簡化為床前故事式的story telling,而對於這個事實的認知,又會令我在下筆時鬆懈下來懶於搵料。但即使可以不限字數寫下去,有些該找的資料我還是找不到的,例如juicy地找個五十多歲的中產教徒做詳細訪問,例如科學地找公共服務體系過去三十年聘用的基督徒人數,都不容易。

所以還是不要怨別人,要怨就怨自己學藝不精。

真要說的話,我或許有能力寫進去而又沒有寫的,是六、七十年代洋教士撤離,教會逐步本地化所造成的轉向,亦即基督徒圈子社會面向的收縮。這又跟當年中國以至全球政治氣候相關,連在一起討論應該會頗有趣。

方潤 said...

> 甚至進化論展覽和《基督最後的誘惑》上映好像都曾惹起基督徒聯署登報反對——前者應該有抗議,方潤或者能背出來 :p

背就不至於,不過資料的確有。我在李逆熵本書度抄左D基督徒聯署既名出黎,不過幾兩三個名。

Julian said...

當中有沒有哪個是認得的?好像頗有趣。

方潤 said...

李逆熵曾參與當年的論戰(我曾想過今次也應該找他,但太忙忘記了),他的《人類大追蹤》(現代教育,1993)附錄記載了一些文章,包括那些創造論者反對展覽講人類演化的。

1989年8月10日東方日報報道﹕「一群自稱來自不同大專院校及中小學校的教師……」

9月7日華橋日報﹕「……一生物學教師敬啟」

另一位「黃偉強」亦曾在明報「明知版」反駁李逆熵。

11月初各大報刊的啟事處名是「六百一十位教育人士謹啟」,通訊地址是「九龍尖沙咀郵箱95027號賀國強博士收」。

在google搜尋,這個「賀國強博士」現於教育學院任職、葵涌循道中學顧問、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顧問(他有啥資格講科學﹖)。

「黃偉強」就比較難找(因為很多人同名),google有資料說他譯過John Morris的《恐龍絕種的真相﹖》(天道,2007)(內容可想而知)。另有個是「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物理委員會(高中)」的委員。不知是否同一人。

為何除了黃偉強和賀國強之外,其他人都不見名字﹖是李逆熵沒篇幅抄錄,還是這幫人一貫藏頭露尾的特性﹖恐怕要有人去找回當時的報紙檢視才可以確定。

Julian said...

方潤:

剛翻了點資料,賀國強已成「前教院講師」了。更重要的是,他是正生書院校董會主席。

此君與素來保守的興學證基協會——一個充斥福音派保守陣營以至基要派的機構——有過不少合作,興基會有幫他出書也有找他當研討會講者。同時,他也是匯基書院校董會主席,而這個匯基書院呢,它在官方對外宣傳刊物列明的劈頭第一項特色就是「本校老師皆為熱心教學的基督徒」。

亦即,擺明在招聘上奉行宗教歧視。連同反進化和反同,宗教歧視也是以本地教育界裡的新教超保守陣營的常見特徵。

順帶一提,東九龍匯基書院校長杜枝生也是正生校董。另一個正生校董崔康常是恆商校長之餘,也是基要派重鎮平安福音堂的跨堂長老。撇除其戒毒威望與財務疑雲不論,正生背後匯聚了基右在教育界裡最強硬的鷹派,這一點倒沒有多少人注意得到。

Julian said...

再補充:為正生會發聲明的董事陳友志竟是匯基書院校長,出鏡率甚高的正生校長陳兆焯曾在匯基任教多年亦曾在匯基任教多年,見文匯報今年六月十八日報導

人脈重疊至斯,幾乎可說是一家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