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ugust 25, 2010

公屋非福利 居屋乃地產

(頹寫。連文章也算不上,只是小學生數學練習。寫這篇東西的用意很簡單:第一,下次有政客嚷著樓價太高要復建居屋,我們可以告訴他還有更好的辦法;第二,下次聽見有人大放厥辭把公屋喚作福利,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報以一句:「福你老母!」)

公屋非福利 居屋乃地產
——一個房委會的簡史



(圖片由黃衍仁設計)

房委會在七月十五日聲稱公屋租戶收入上漲,必須「依法」加租4.68%(注一)。即使加租之舉在居民反對下終以免租一個月的形式加以緩解,可是不少傳媒對此不以為然,急急找來學者指責政府把資源向公屋傾斜,揪出三兩個號稱「夾心階層」的私人樓租戶大叫不公平,最後來個不加租等如破壞規矩的標題一錘定音——言下之意,住公屋的膽敢不同意加租彷彿就是輸打贏要,貪得無厭,浪費公帑的社會寄生蟲。

相比之下居屋(準)居民就是廣受同情的一群。自從以天匯為首的一堆天價豪宅推高樓市,輿論紛紛要求政府復建居屋,曾蔭權今年施政報告勢將重彈此調。居屋市價一升,傳媒又馬上擔心小市民無力置業上車。究其原因,在於居屋是居民真金白銀買下的,誰也不欠誰;公屋卻是「福利」,吃政府的住政府的就別擺架子要求多多。

親生仔變債仔 政府抽乾房委會

「公屋是福利」乃常識,這個常識卻不符事實。興建公屋不一定蝕本,在2004至2006年,房委會甚至因公屋業務賺取合共十億進帳,賺錢以億計還稱之曰「福利」,未免可笑。

當然,做生意總有賺有蝕,公屋這盤生意也一樣,2007至2009年的赤字確實不小,可是政府有沒有因此花費公帑?

沒有。早在1988年落實《長遠房屋策略檢討》後,營運公屋的房委會便成了自負盈虧的機構,財政獨立——這樣說也許不太對,儘管政府毋須對房委會的虧損負責,但房委會賺錢時則必須上繳庫房,非住宅樓宇紅利的50%都屬於政府。更要命的一著,是房委會直至2008年為止無論賺蝕俱要為政府在八十年代的100億注資每年支付5%利息。扣除上繳的紅利和利息之後,公屋業務在過去十年不過賺蝕參半。(見附表)

房委會由政府的親生仔變成政府的債仔。賺錢政府要分,蝕錢政府不賠,這種輸打贏要的安排說明公屋居民沒有花過納稅人一塊錢,公屋在政府眼中也是投資而不是「福利」。假如政府不視房委會為牟利機器,不濫索上繳,公屋業務竟可賺錢,這證明了在全港提供廉價租住單位的可行性。公屋與私人樓之間的租金差價有多龐大,反映的是地產商食水有多深。應該成為箭靶的,不是反對加租的公屋居民,而是害市民捱貴租的地產商,還有推動高地價政策的政府。

領匯上市蝕本 復建居屋補鑊

那麼公屋為何要加租?自從房委會出售公屋商場和停車場予領匯,相關收入在四年內暴跌77%,居民的社區消費從滋養公屋變成養肥大鱷。2005年底領匯上市是公屋歷史的分水嶺,它搶走了房委會公屋商場和停車場昔日的紅利,一上市就導致2006年以來公屋帳目年年勁蝕,即使扣除上繳庫房的金額,公屋平均每年虧損近9億元。相比之下,在領匯上市前,1999至2005扣除上繳後公屋業務平均每年賺到3億9千萬元。

由賺變蝕,房委會既要應付近年公屋赤字又要自負盈虧,惟有向公屋居民開刀。領匯上市其實是加租的遠因。

除了加租,領匯帶來另一個必然結果自是復建居屋。賣居屋一向是房委會生財絕招,即使只是稍微賣一點點貨尾,它在2008-09年度因此獲得超過49億盈利,利潤率達104%。購買居屋,其實是光顧名為房委會的另一個地產商。若說復建居屋是「利民紓困」,那麼前提是市場上每一個地產商賣樓的利潤率都比房委會的104%暴利更暴利。

很遺憾的,這是現實。於是因為苛刻的入息審查被拒諸公屋門外的市民,就只能在購買居屋和購買私人樓宇之間抉擇——亦即在做老襯和做超級大老襯之間抉擇。

居屋救得了房委會帳目的命卻不一定救到我們的命。供樓不是易事,二十年內供滿一層樓,意味著我們二十年內都要有穩定的收入。當長工買少見少,到處都是兩年續一次約的合約工甚至散工,無論供的是私人樓宇還是居屋都缺乏保障。八、九十年代對置業的追捧,其基礎是回歸後一次又一次破滅的「樓市只升不跌」神話。當公屋原本可以不虧本持久營運,我們為甚麼還要追求居屋?住公屋有甚麼好羞恥,全民住公屋又有甚麼不可能?

過去十年房委會公屋營運帳目

領匯上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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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盈虧
(百萬元)
上繳利息
(百萬元)
上繳紅利
(百萬元)
扣除上繳後公屋營運情況
2005-2006
460
183
677
2004-2005
606
236
728
2003-2004
-85
287
681
2002-2003
-828
335
609
2001-2002
-2,246
423
981
2000-2001
-1,813
466
660
1999-2000
-1,359
504
1,228
扣除上繳後平均每年盈虧
390,428,571元
(數據綜合自房委會年報)

領匯上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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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盈虧
(百萬元)
上繳利息
(百萬元)
上繳紅利
(百萬元)
扣除上繳後公屋營運情況
2008-2009
-1,146
12
154
2007-2008
-922
70
231
2006-2007
-1,388
128
165
扣除上繳後平均每年盈虧
898,666,667元
(數據綜合自房委會年報)


注釋:
一. 官方發表的「公屋居民收入上漲」之說,其實非常可疑,皆因統計數據剔除了綜援戶,而這些居民中最窮的一群佔樣本達24%,結論有多偏頗不言而喻。詳情見〈公屋租金「可加可減」?〉一文。

(刊於《草紙》第六期

Monday, May 31, 2010

梅酒記

素不善飲,一罐啤酒臉紅,兩罐啤酒地殼漂移。水煮牛肉越辣越興奮,一口黑牌威卻嗆得幾乎從鼻子噴出。喜歡喝的多是酒精度數低的甜酒,蘋果酒、野莓酒、桂花陳、Baileys、Tia Maria都行,雖然還是喝得像老貓舐牛奶似的,慢舔慢吮。

梅酒也是心頭好。一直都是買市面最常見的蝶矢(Choya),去年公司的後輩送上一杯自釀梅酒,果香甘甜,幸福到我想扮味皇(注一)大叫一聲「好味呀!!!」從此立誓有機會自己也試試釀製,可惜品酒時已屆八月,梅期早過,飲酒也飲恨。

夏去冬來春又至,是機會了。

*****

儘管見過有熟梅製成的少數例外,用來釀梅酒的通常是青梅,三月底開始當造,四月下旬已不多見,即使僥倖在五月仍找到到賣梅的攤販,青梅半數變成黃梅。五月一過青梅絕跡,自釀者入貨請早。

於是今年月曆揭到三月,馬上跑到各大街市天天偵察。超級市場不用多瞧,領匯和食環署街市也較少有賣青梅的,結果還是給我在老式露天街市找到,旺角的廣東道和大埔的富善街都有售。青梅不貴,普通貨色六元一磅,皮光肉滑大顆一點的七元一磅。我走去賣普通貨色的檔口,厚著面皮逐顆精挑細選,事頭婆也不生氣,笑問「你咁後生都識釀呀?」,我笑笑,心裡對以「就係唔識釀至要幫襯你試到識為止」。一旁的大嬸問青梅應該用甚麼醋浸,事頭婆叫她到隔壁雜貨舖買白醋,降血壓有益。哦,原來梅子果醋配方在民間早已有之,犯不著光顧健康食品公司,厲害。

接著到家居用品店買浸酒用的玻璃缸,四升容量,廿八元成交,四眼老闆三兩下手勢就用報紙包好束之以尼龍繩,四平八穩。青梅、冰糖、米酒、玻璃缸,基本上一條富善街有齊所有材料。不過因為酒量差不想用近三十度的米酒,又打算玩花樣不想放冰糖,另外買廉價清酒代替,糖就換上黑糖和蜜糖。一切準備就緒,打道回府。


材料:
青梅兩磅($12)
冰糖五百克(十蚊有找)/黑糖二百五十克兩包($55)/蜜糖一樽($45.5)
清酒兩公升紙包裝($80 - 130)

成本不高,兩公升才二百塊錢不到,比一般進口梅酒便宜一倍有餘。做法也不複雜,把買回來的青梅浸水洗淨,瀝乾後用抹手紙抹一遍,再講究的話就花一天風乾(如果心急也可以用風筒吹)。我懶,抹乾了,去掉果蒂就直接丟進玻璃缸,放糖壓住阻止青梅浮上來,倒酒之後關緊蓋子,完成。


(左邊是黑糖版,右邊是蜂蜜版。黑糖塊溶解時把裡面的空氣釋出,形成水面一層氣泡。)

據聞梅酒要浸半年才夠火候開封,本來打算由得兩罈東西自生自滅的,可是看看不對:喂,蜜糖沉底完全不溶於酒啊,攪攪它吧。一攪,蜜糖溶得均勻了,原本黏在缸底的青梅吸收清酒後卻浮上水面,突破酒精包圍網,過了幾天黑糖版那一罈在糖塊半數溶掉後也出現同樣情況。會不會發霉?在中港台日的梅酒相關網站到處翻,人家都是用燒酒浸的,日本人用的更是三十五度以上高純度燒酎,我用的清酒不過十四五度,還要浮上去接觸空氣的話,危矣。以防萬一,打開蓋子,一手孖蒸一手筷子,讓孖蒸沿筷子慢慢流下去,在表面形成一個薄薄的「孖蒸層」。製造了濃度差距,青梅乖乖的把頭塞回去,在中間潛泳。危機處理完畢,捏一把汗。

其實或許不必太擔心,青梅始終會沉底的。一個月後,梅子成了海床上的鐵達尼號,我也鬆一口氣。在大廳打開蓋子,遠在廚房的老媽子也嗅到香氣。學創世記話齋,上帝看他所創造的一切都很好。晚間過去,清晨來臨,這是第三十天。


(兩個月後的樣子。左邊是黑糖梅酒,右邊是蜂蜜梅酒,已經頗香甜。)

*****

前述的日本自釀梅酒製法隱藏著矛盾:市販的梅酒酒精濃度統統在十五度以下,怎麼自釀梅酒竟要從三十五度起跳?假如梅酒這麼烈,老早就嚇跑一堆捧場客,如我。

答案是法律。以度數高的酒去浸不僅是為了防腐防霉,也因為用二十度以下的酒自家浸製違反《酒稅法》。嚴格來說,自家製的梅酒是浸酒而非釀酒,過程中不會釀出酒精,但要是用的酒度數較低,就有機會發酵產生酒精了。沒有釀酒牌之下生產酒精在日本屬於犯法,合法製造低濃度梅酒的惟有酒廠——因果也可以是倒過來的,像五十多年前蝶矢決定生產梅酒時輿論都不看好,認為這種家家懂得自製的東西不會有人花錢買,所以也有可能是傳統日本梅酒本來跟中國梅酒一樣烈,只是酒廠為了開拓新市場才製造現在流行的低濃度梅酒,男女老幼都喜歡。哪一個推測合乎史實有待考究,無論如何,相關法律為商家製造了生產低濃度梅酒的壟斷機會,我們慣喝的梅酒只能靠他們提供。這意味不是人人都有機會模仿上帝的工作,還好我不是日本居民。

先例一開,人人自己來。去年嚐過自釀梅酒後,連我在內公司起碼有三個人決定今年動手,有人去街市問檔主,有人上網找資料,有人向菜園村有浸酒經驗的村民討教,齊齊做實驗,遲些大概可以來個品酒大會。如斯熱衷,彷彿是急著奪回這城市斷了一個世代的手作仔傳統。縱使香港的酒類管制不如日本囉唆,我們同樣依賴向商家消費而忘卻自己雙手的創造,賣青梅的事頭婆詫異於一個「後生中年」浸梅酒,恰好證明創造經驗的斷裂。

斷裂和奪回,標誌著喪失。創造的經驗如何喪失?十八世紀的重農主義經濟學家(physiocrats)相信一切價值來自土地,只有從土地裡無中生有的農業才算生產,工匠和工廠做的不是生產而純粹是物質形態的轉化,服務業更不用說了。我們未必同意重農主義的觀點,卻不能否認一手一腳的耕作是很充實的創造經驗(好啦,factory farming例外)。漁農淍蔽,工藝式微,今日的四大產業是金融旅遊貿易專業服務,我們抱著條文和數字做人,而且從小就被教導要抱著條文和數字做人——所以職業先修學校是失敗者的堆填區,而這個堆填區現在也消失了。能展現自我又能自己享用的實體創造,在大多數七十年代或以後出生的香港人生命裡,都是缺席的。

*****

在香港浸酒亦不一定安全,《應課稅品條例》就列明自家發酵犯法,違者罰款五十萬元或監禁一年。還好家中兩罈東西連泡也不冒一個,看來暫時不須要公民抗命。不論日本或香港,發酵造酒的禁令俱與稅收相關,不涉甚麼私藏危險藥物的罪名,足見禁令無關公眾健康或社會秩序,純屬經濟範疇。

當然也不是寓禁於徵。民間自釀要坐牢而紅酒稅完全撤消,這個落差證明酒絕非本質上的違禁品。紅酒免稅是為了搞國際展覽,酒是外國的,買酒的最好也是外來客,香港貫徹其買辦角色在中間抽油水,達官貴人附庸風雅時又乘機省點零錢,民間自釀有這些好處嗎?對酒的差別待遇,倒影出政府對買辦經濟和本土經濟的差別待遇。紅酒有沒有文化不是重點,紅酒業只會展現為紅酒博覽而非葡萄園與釀酒區——釀紅酒不如繼續炒樓,你試試放棄金融地產把大片大片的新界土地用來搞本土農業種葡萄,看看中央政府會不會供應東江水給你灌溉?香港之於中國的利用價值就是充當資本進出的門戶,在地緣政治牽扯下,買辦經濟成為主旋律,紅酒業如是,傳統四大產業如是,曾蔭權捲起衣袖要搞的新六大產業之流亦復如是,萬變不離其宗。

要麼當上買辦賺個滿缽消費紅酒,當不上買辦的連自釀創造的權利也要搶走。不事生產的買辦經濟,置於自主與創造的最遙遠距離。

*****

倘若藝術是自我的展現,以及這個展現與他人的交融,把文化政策鎖定為文學音樂電影劇場等等特定範疇,甚至狹隘地拘泥於西九之類的地標硬件,根本徹底失焦。藝術被剝離於生活,皆因藝術被剝離於生活所依的生產,更甚者為生活剝離於生產。繼續固執於「藝術就是不事生產」的概念以為光靠增撥資源即可推廣藝術,這種渴求資助者的麥第奇情意結無異捨本逐末。勞動變成自我的壓抑,選擇放黑糖還是蜜糖的自由,富士康的工人當然沒有,投資銀行裡天天凌晨放工的年輕分析員也不見得有。工作沒有自主,沒有自主的工作又以長工時(企業監控)與「自我增值」(自我監控)蠶蝕生活,整個生活必然是不由自主的。是故,藝術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藝術化,不可能略過政治經濟鬥爭而實現。

假如所謂的第四代香港人像呂大樂說的知道自己不喜歡甚麼卻不知道自己喜歡甚麼,又或者像陳雲說的有消費主見但沒個性,不好意思,那不是甚麼世代問題,那是經濟轉型的社會心理後遺。在奪回生活的自主與創造之前,浸梅酒,其實是自慰。

*****

話雖如此,為了一杯酒搞一場革命,浪漫又艱辛。革命不可一天完成,飯卻不可一天不吃,即使來之不義。讓伯吏叔齊上首陽山,我們先乾杯再說。


注釋:
一.
 為免年輕讀者不懂,特此解釋:味皇也者,日本老牌烹飪動畫《伙頭智多星》(台譯《妙手小廚師》)的角色,飲食集團頭領,經常到處試食。又,我懷疑這是香港最早引入的日本烹飪動畫。


續集,或賽後報告
〈續梅酒記〉

Friday, May 28, 2010

個與群:論《蟹工船》復活


(圖片引用自函館市網頁。圖中是函館西濱蟹工船準備出發的景象,攝於1953年)

去年走進旺角樂文書店,問店員可有賣《蟹工船》這本小說,得到的回答是「這種書沒人買的」,空手而歸。到其他書店找,結果都一樣。

冷清至斯,是香港特有的例外。就像金融海嘯後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德國重新暢銷,小林多喜二1929年撰寫的工人小說《蟹工船》也在長年經濟不景的日本復活,2008年再版後銷量突破一百萬本,最近四年內至少出現了五個漫畫版,去年完成的改編電影亦在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映。《蟹工船》中譯本因此在台灣重新出版,與其說左翼書寫注定無人問津,倒不如說香港是自外於「全球暢銷書榜向左轉」潮流的孤島。

《蟹工船》復活了,它被賦與的角色卻不太一樣。這個故事得從八十多年前說起。

群:生產與抗爭

小林多喜二是戰前的日本共產黨員,也是著名小說家,筆下的《蟹工船》被譽為無產階級文學代表作。梁美芬去年硬銷大學生四千元實習計劃時揚言「僱主不聘用會示威的青年」或許是恫嚇,以政見入罪卻是小林實實在在的遭遇——先是被僱主開除,然後被特高警察在1933年以不敬天皇罪拷問至死,享年才廿九歲。

招惹各方逼害,間接證明《蟹工船》刺中當時社會矛盾的要害。所謂「蟹工船」,其實是捕蟹船兼蟹肉罐頭工廠,由於它不是一般船艦,所以不受航海法規限﹔但它也不是地上工廠,所以亦不受工廠法監管。蟹肉罐頭是高價貨,財團看中這個法律漏洞,低價買入已屆退役年齡的破爛船隻強行改裝,不必理會任何安全措施,暴利滾滾而來,資本家更有把握恃財力影響國策。當然,這樣的船駛到波濤洶湧的堪察加海域自是險象環生,工人凍死有之淹死有之,加上蟹工船一出海就與世隔絕,管工如何虐待工人也無路求援,形同私人監獄。日以繼夜的長工時,導致腳氣病的無營養伙食,滿地跳蝨滿室爛臭的惡劣衛生環境,威脅工人催谷產量的烙印私刑,在書中都有鮮明的描寫。捱不住半途死掉?放進麻包袋隨手丟進鹹水海即成。在船上,人命就是如此賤價。

這不是憑空杜撰的虛擬地獄。為了這部作品,小林參考了大量新聞報導(注一),又徘徊北海道的港口實地採訪,令《蟹工船》全書帶著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作為故事舞台的蟹工船「博光丸」,本來就是影射1926年被揭發虐待漁工的「博愛丸事件」。小林的角色不僅是作家,也是民間記者,然而他的觀察最終不以新聞報導或報告文學的體裁寫成卻化為一部小說,為的可能是避免單一化、個案化——書中情節取自個別事件但不局限於個別事件,在其他蟹工船,以至在煤礦,在碼頭,在鐵路地盤,總之只要有資本主義不受限制地剝削的地方就有類似慘狀。惟有拒絕個案化,個別事件方能提升為共同命運,帶來共同反抗,結局裡工人把他們在蟹工船的抗爭經驗引入各行各業,這個工人運動遍地開花的預兆大概也是小林自己的心願。

說抗爭,為何抗爭?如何抗爭?誰對誰的抗爭?為解答這些問題,小林在現實主義之外為《蟹工船》注入了第二種元素:去個人化。在《蟹工船》裡,你不會找得到誰是主角,大家戲份多寡相距不遠,你甚至找不到角色的姓名,唯一一個列明姓氏的角色是無情監督淺川(注二),但小林從來沒有為他擬定名字。推進劇情的並非個人互動,而是群體之間的互動。吃慣苦的中年工人,受過教育的學生,只顧業績不顧人命的監督,作為監督代理夾在中間的雜工頭子,沒有實權的船長,驅逐艦上的官兵,服侍船上貴人卻為工人通風報訊的侍應生……這些位置代表不同的群體,他們的互動遵遁著超越個人因素的法則運作。監督殘忍皆因業績欠佳會使他被老闆開除,船長喪權皆因他的角色對利潤無關痛癢,官兵鎮壓罷工皆因國家機器聽命於資本。褪下個人的外衣,暴露出群體互動的法則之後,整套社會分析也就昭然若揭。沒有工人的勞動蟹工船就不能運作,蟹工船不能運作生產就會停頓,生產停頓資本家就沒有利潤,既然如此,工人為甚麼還要畏懼老闆和他的爪牙呢?利潤基於勞動,那麼中止勞動的罷工正是工人的武器。就這樣,「為何抗爭」、「如何抗爭」、「誰對誰的抗爭」等等問題,都在簡明的生產關係分析裡有了答案。

現實主義讓《蟹工船》有了現實批判,去個人化揭示了讓這個批判得以改變現實的運動藍圖,它蘊藏的力量絕非傷春悲秋自我安慰的文化產品堪可比擬。《蟹工船》在1929年面世,恰好與大蕭條爆發同年,經濟危機的失業減薪加劇了工人的苦況,為刺激出口下令日圓貶值更令情況雪上加霜(注三),相對的,十月革命後崛興的蘇聯經濟穩步成長,而且沒有失業問題,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矛盾根本無從遮掩。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小林多喜二被軍國主義暨資本壟斷的日本當權者視如在背芒刺,不是沒有緣故的。

個:新庄與心臟

踏入廿一世紀,時代大不相同。蘇聯瓦解往往被等同為共產主義的滅亡,懷疑資本主義永遠長存的聲音少之又少,福山(Francis Fukuyama)之流更將歷史的那一瞬看作「歷史的終結」。儘管福山發言之後沒幾年世界就經歷了日本泡沫經濟爆破、東亞金融風暴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可是取代資本主義的方案依舊在輿論裡曖昧不清。

但這不代表沒有批評者。以《蟹工船》復活為代表的暢銷書轉向反映人心思變,縱使在發達國家亦再也不復炒股炒樓資本主義至上的一面倒傾向,九十年代初號稱賣掉日本即可買下美國和加拿大全部土地的狂傲亦不復再。日劇的發展多少透露了一點端倪:泡沫經濟爆破沒多久,日本人仍然眷戀舊夢,自我催眠曰力爭上游必可出人頭地,於是我們有了《Love Generation》裡「改過自新」在廣告公司上位的木村拓哉,當時是1997年;十年後,日本人不得不承認終身僱用制下的安穩之夢徹底破產,《派遣女王》(原名《ハケンの品格》)跟你說為同一間公司打拼是愚蠢的,派遣勞動(注四)是宿命,豁出去考取數十個專業資格增強個人競爭力直至變成超人才是王道。對於資本主義,從前是無條件擁抱,現在是咬緊牙關無奈掙扎。

強調個人奮鬥的日劇始終悖乎現實。現實是,在《Love Generation》播出後,不敵裁員潮的四、五十歲中年人紛紛自殺,人數在1998年突破一萬三千,比泡沬爆破前升了近六成;現實是,派遣勞動的女奴遠遠多過女王,收入比正規僱用的員工起碼少一成,這個差距還會隨年齡增長越拉越闊(注五)。有工開的人被逼一個月工作五百七十小時卻遭拖糧,沒工開的人無錢支付房租流落網吧過夜,露宿者的帳篷遍佈公園,《蟹工船》在2009年重拍電影版時(注六)正身處這種社會脈絡。


(2009年《蟹工船》新電影版海報)

經濟危機重演,《蟹工船》的意義卻不一樣。蟹工船行業在七十年代已告終結,以它為題材的作品從寫實變質為隔代追思。在SABU執導的新電影版裡,原著的現實主義色彩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種誇張的喜劇氛圍。片中加插了一節工人集體上吊祈求來生投胎為富家子弟,詎料船倉左搖右晃令眾人騰折半天吊頸不成,人人倒地不起。大家自述身世之際,銀幕浮現出各人家徒四壁不擋風雨的居住環境,路人和野狗甚至把他們的家當作通道。這些新情節明顯指涉當代日本的自殺和露宿現象,蟹工船的場景不過是隱喻,與現實沒有直接關係。更準確地說,以過去的蟹工船為舞臺,本身就抹殺了寫實地描繪當前問題的可能。

現實主義消失了,小林在原著裡捨棄的個人主義倒被新電影版招魂。每個角色都有姓氏了,誰是主角也一目了然——新庄(しんぞう),在日文裡與心臟同音,這個新角色的確是全劇中心,鼓動工人集體上吊的是他,遇難漂流被蘇聯人啟發的是他,解釋生產關係的是他,帶頭罷工的是他,最後被淺川監督槍殺成為人民英雄的也是他,血濺工會旌旗。沒有新庄,彷彿蟹工船上的工人就不會站起來,這個強大的推動者自己卻身世如謎,只在結局裡收拾遺物時發現他原姓木村,家庭和睦,其餘一切留白。

留白,讓觀眾有許多遐想。團結抗爭是美好的,喚醒所有人團結抗爭卻需要英雄。為英雄的身世留白,僅僅強調他的意志,潛台詞其實十分周星馳:「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係食神。」換言之,就是英雄莫問出處。想當工人運動的心臟?反正大家都是打工仔,誰為別人出頭誰就是英雄。當下即是的呼召,暗暗刺激著觀眾自我實現的欲望。

從宏觀的生產分析到微觀的個人充權,《蟹工船》在八十年後的轉折毋寧是一種撤退。「如何反抗」的策略思考暫時擱置,因為得先論證「為何反抗」此一後設問題。新電影版把自殺和唯心論宗教視為假想敵,為的是反駁各種逃避主義,重新豎立抗爭的合法性。這是一個說服的過程,徵求觀眾個人意志的認可,如此一來以個人視角貫穿全劇自然順理成章。說服的企圖,折射出導演對觀眾的懷疑:或許你不再相信奮鬥會發達,但你相信資本主義有可能被反抗嗎?

資本主義替代方案曖昧不清,人民向故人智慧取經,是《蟹工船》復活的背景;反過來說,資本主義替代方案曖昧不清,同時是《蟹工船》由小說蛻變為新電影版的背景。群體到個體,力量滿溢到絲絲迷惘,八十年過去了。

英雄,之後

為甚麼集體抗爭會乞靈於個人?關鍵在於資本主義變了。八十年前,勞動力市場還是全國性的,面對國內工人運動的壓力,資本家惟有靠國家武力搶奪殖民地好讓他們剝削境外勞動者,這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由來,軍國主義失敗的話就得與工人分享利潤。八十年後,勞動力市場全球化,跨越國界不用船堅砲利,日本企業大部份生產線早已搬往勞動成本低廉的中國,毋須賣國內工人的帳。工廠不在了,白領們天天見面的偌大辦公室說不定也倒閉了,打工仔淪為互不相識只能苦等派遣公司各自傳召的孤獨個體。群體崩潰,全球化趨勢意味著工人的孤立。

蟹工船式的工作環境與之大異。儘管那是懸於汪洋的人間地獄,但集體勞動的生活也是集體抗爭的搖籃。四百個工人日夜共對,在共同壓逼下同仇敵愾,在船倉裡共襄義舉,一旦起事,區區十個資本家代理人如何抵擋?團結就是力量,正如書中某漁工對漁工頭子放的狠話:「少囂張,出海時我們四五個人把你丟進海裡,不費吹灰之力。」可是孤立的打工仔再也得不到團結的力量,他的盟友就是他自己,反抗與屈服被還原為一個人的內心掙扎。與此同時,發達的傳媒無限放大名人事跡,我們也許不曉得鄰居姓甚名誰,卻必定認識遠在地球另一邊的奧巴馬。群體崩潰後,把人與人連結起來的是傳媒形象,如是者,炮製英雄人物的道德感召即被當成群眾運動之所繫。新世代的工會旗幟,必須沾上新庄的血。

香港也相差無幾,不但工廠隨改革開放北移,連大學講師亦得不到長期聘任。全球化下的群體崩潰是近來所謂「非物質價值」社會運動的土壤,究其本質,終究是很「物質」的。於是,我們有了政客、名嘴、當紅文化人、自願或不自願地成名的社運明星,全部響噹噹有名有姓,不管那是真名抑或外號。互聯網的普及降低了傳播成本,人人可以做三分鐘英雄,偶像工程更是如火如荼。要不是英雄,就是作為對立面的惡徒,前幾年欠了張宇人的最低工資運動乏人聞問,今年神憎鬼厭的「廿蚊張」一出即時群情洶湧。只是,貌似團結的群眾到頭來還是英雄/惡徒形象的個別消費者,不是命運共同體而是想像的共同體,不少「八十後」這邊廂一起反高鐵聲討國家機器,那邊廂卻又加入「投考公務員資訊」的Facebook群組為一己飯碗籌謀。言行不一,既反映對抗資本主義之實踐藍圖的缺席,也是集體抗爭不成集體抗爭的徵兆。

小林多喜二不消說,這恐怕也不是新電影版導演SABU所樂見的。新庄充其量只是集體抗爭的觸發點,劇情安排他不得不死,皆因英雄的終結正是人民的開始。原著小說也罷,新電影版也罷,兩者都堅持這樣一個結局——不用英雄也不用領袖,已醒覺的所有工人終必團結起來,一次罷工被鎮壓了還有下一次。《蟹工船》不鼓吹對名人的持久依戀,自發、平等與實效,才是運動要訣。

香港樓價高頭上片瓦難求,網民提議去豪宅睇樓時自殺,製造凶宅拉低樓價;阿根廷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市民卻群起佔領炒樓富豪的空置宅邸自住。知識分子常泡的二樓書店不識《蟹工船》,大概為箇中分別下了一個註腳。


注釋:
一. 例如1926年九月八日《函館每日新聞》的〈博愛號蟹工船驚人的殘酷虐待大事件、活地獄般的暴虐〉,以及《函館新聞》的〈殘忍的虐待漁工、從勘察加回來的雜工口中透露的事實〉,都是小林
喜二的參考材料。見內地《蟹工船》譯者葉謂渠的訪問
二. 嚴格來說還有公司代表須田,但他從未正式出場,只有其姓氏在監督的對白裡閃現過一次。
三. 舉例而言,美國對絲襪的高需求令它成為日本絲的主要入口國,但大蕭條導致日本絲業在美國喪失了90%市場。見艾瑞克‧霍布斯邦,一九九六年。《極端的年代:1914-1991》。臺北:麥田。
四. 派遣勞動是一種三邊外判,在日本和台灣都很流行,但香港人可能比較陌生。簡單來說,即是打工仔向派遣公司(簡稱A公司)登記,受僱於它,當需要人力的公司(簡稱B公司)找A公司要人,A公司就把打工仔送到B公司。由於僱用打工仔的是A公司,支使打工仔的是B公司,經常發生權責不清的問題,更嚴重的事打工仔無法確定何時有工開,收入沒保障,再加上時有違法的判上判層層食價,工資所得就更少了。
五. 2005年,18至19歲男女非正規僱用員工工資所得是同齡正規僱用員工的91%,但這比率逐年下滑,到30至34歲的群組,則滑落至男性的77%和女性的78%。見門倉貴史,二零零八年。《窮忙族:新貧階級時代的來臨》。臺北:聯經。
六. 在2009年的版本出現前,其實《蟹工船》在1953年已被搬上銀幕,故曰重拍。


(載於左翼21網站


延伸閱讀
小林多喜二:蟹工船

Tuesday, May 11, 2010

可以買起,卻買不到的傳媒公器



可以買起,卻買不到的傳媒公器

——從商業電台割賣節目說起


民建聯花六十萬買下商業電台深宵時段泡製《十八仝人愛落區》,假青年節目之名推銷旗下政客,惹來各路人馬鳴鼓攻之,抨擊此舉形同向保皇黨拱手奉上傳媒自主。商台策劃總監黃永揚言在商言商,廣開財路天經地義,隨即被《壹周刊》譏為但求上位毫無立場、「徹頭徹尾的牆頭草」(注一)。說這是「在商言商」,卻又未免虧大本了,須知六十萬原本僅夠購買該時段兩個多小時的廣告時間,還不及一集節目來得長,現在一做就是十八集,商台不啻賣大包。兩相對照,假如劉慧卿那個叫人五一六投票的報時廣告付的是正價,恐怕她死不瞑目。

懂不懂做生意是商台高層的事,與人無尤。市民憂慮的,是私營傳媒的利潤至上原則容許財雄勢大的民建聯壟斷曝光率,對其他政黨不公平。這一次可以買起深宵節目,搞不好下一次可以買起潘小濤、李慧玲等會批評民建聯的節目,屆時豈非一言堂?「買起」在俗語的另一重意思就是買兇殺死,買起節目,猶如殺死言論自由。個別論者對這種憂慮不以為然,認為問題純粹出於政府拒絕開放大氣電波所致,只要開放廣播市場政見自然百花齊放,一切政黨言所欲言。文化人陳雲更稱民建聯形象老土品味惡俗,「再曝光、再落力也無補於事」,買下傳媒空間徒自惹人生厭,根本不足為患(注二)

自由市場保證言論自由,歪理宣傳越多越不得人心——是耶非耶?空言終究無據,讓我們回到現實,參考不受政府發牌制度規限、根據市場邏輯運作的香港報業例子,或許可以瞧出一點端倪。

東方紅,太陽升

談到香港銷量第一的報紙,當數《東方日報》。這份東方報業集團屬下的報紙號稱連續卅四年高踞全港銷量之冠,隸屬同一集團的《太陽報》也不弱,近年銷量一直佔據第三位。眾所周知,這兩份發行量合共七、八十萬的大報素來親中保皇,反對落實2012雙普選,支持豪擲669億公帑建高鐵,對泛民陣營以至社運人士窮追猛打,六四七一例必輕輕帶過。如斯行徑,縱未被民建聯買下報導版位,亦與民建聯黨報相差無幾。

一份類民建聯黨報得以成為最受香港人歡迎的報紙,靠的不是其他,而是市場機制。與《大公報》、《文匯報》等得到中共正式支持的報章不同,《東方日報》缺乏可以消化其發行量的中資機構網絡,其煽色腥風格也妨礙它受教育界——包括愛國學校——廣泛青睞,即使數字不一定完全準確,但它的銷量無疑是消費者自願自發地以真金白銀支撐起來的。

消費者不僅支持《東方日報》,而且是一年比一年更支持它。翻查東方報業集團年報,2002年它的每日平均銷量是475,000份;2009年,這個數字升至逾53萬。反觀被該報視同寇讎、親泛民陣營的《蘋果日報》,香港出版銷數公證會的統計卻顯示它的同期銷量則不升反跌,從346,137份跌至309,620份(見表一)


每日銷量

變動率(%)

2001

361,224

-

2002

346,137

-4.18

2003

340,604

-1.60

2004

341,434

0.24

2005

326,044

-4.51

2006

293,980

-9.83

2007

302,904

3.04

2008

308,332

1.79

2009*

309,620

0.42

變動總

-51,604

-14.29

表一:蘋果日報每日平均香港銷量(不包括海外發行量)
(資源來源:香港出版銷數公證會
* 2009年為首半年數字


《東方日報》銷路節節領先,不是因為它越來越不「民建聯」,其論壇版「龍門陣」的作者陣容更替恰好顯示了一百八十度相反的趨勢。十年前,「龍門陣」的作者不乏泛民名人,何喜華、馮檢基、劉千石都是欄目常客,都發表過支持普選的政見,後來成立社民連的梁國雄與黃毓民其時更是詞鋒縱橫百無禁忌。十年後的今日,上述人等全部換走一個不留,取而代之的是在六四二十週年否認屠城、大放厥詞「有貨櫃車司機危險駕駛,一撞撞死咗六個人,你可唔可以話個司機係屠城」的政協劉夢熊,還有近日聲稱「六成市民認為立法會應該通過政府的政改方案」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尚可歸為泛民陣營的作者只剩黃英琦與勞永樂。「民建聯論述」曝光率與日俱增,換來的不是臭雞蛋爛番茄而是讀者自掏腰包支持。自暴其短云云,不過文化人的wishful thinking而已。

將讀者假設為不被傳媒訊息影響其判斷的超然個體,從來不符史實。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即指出現代民族主義源於語言民族主義,印刷術帶動以民族語言寫作的報章的普及,促使讀者以共同語言互相界定為「我們」,民族成為新的共同體概念。馬丁路德是新教之父也德意志民族主義之父,皆因他把當時最多人看的書——聖經——從拉丁文翻譯成德文。傳媒從最初即具備公共性,對公眾意識的影響力甚至足以把謊言變成真相。小布殊政府那個「大殺傷力武器」謊言經傳媒多番重覆後,騙了多少美國人支持攻打伊拉克「反恐」?回到香港,在五十萬人把她拉下馬之前,葉劉淑儀那個「一百六十七萬港人內地子女湧入」的妄語為開創首次人大釋法惡例排除了多少阻力?「阻人發達論」又替領匯上市圍堵了多少異議者?縱然終有一天僥倖真相大白,兇手過了海就是神仙,剩下至今未能申寃的中港家庭,剩下面目全非的公屋商場。

民建聯這次也許公關技巧幼稚,卻不代表謊言說一百次不會成真。下次臉上的粉塗白些塗厚些,難保不會拉攏得到游離份子的心,trial and error,反正再接再厲的本錢多的是。怕敗壞名頭,開分身用其他組織名義車輪戰灌輸原有政治議程亦可,隱形民建聯街頭巷尾難道少得了?可樂雪碧芬達本一家,嫌感覺不夠健康,還有健康工房呢。

市場獨斷遺三害

同是市場導向的報紙,《東方日報》與《蘋果日報》的此消彼長證明市場機制既不保證普選言論受歡迎,也不保證保皇言論被厭惡(注三)。自由市場甚至不保證言論自由,逾八成傳媒工作者在2006年表示有自我審查,表示完全沒有的只得3%(注四),這些在自我審查下誕生的新聞並沒有趕跑讀者,Nielsen的調查發現電視、報紙和雜誌的觀眾/讀者在2006至2008年間都稍有增加(注五)

這是怎麼一回事?市場邏輯的答案是讀者犯賤有眼無珠,活該。這種思維就像把百佳惠康賣過期食品歸咎於消費者個人選擇一樣,殊不公允。市場的基礎是私有制,產權持有人手執最高決定權,超級市場以甚麼價錢賣甚麼貨品,報館對甚麼報導施加甚麼審查,都是企業內部的商業決定——不管結果是否賺錢——消費者無權置喙,也無從負責。產權的專政本來就與言論自由水火不容,一旦傳媒淪為市場邏輯下徹頭徹尾的企業,侵害異見再不稀奇,行內記者都盛傳《東方日報》老闆時有干預編採運作,有幾個敢冒丟飯碗的風險違逆上意?《星島日報》持有人胡仙1998年被委任為政協,《東方日報》老闆馬澄坤和《成報》的楊瀾在2003年也雀屏中選,正是中共意圖利用私營傳媒的產權專政控制言論,或是回報傳媒高層主動作出這種控制之後的政治酬庸。是故,在傳媒裡引入編輯自主的概念,毋寧是一帖抵抗市場邏輯和產權專政的解毒劑。

沒有消費者想看編輯自主欠奉的新聞,市場會懲罰操守不佳的傳媒——這種跡近「不信上帝會下地獄」的神諭式修辭,經常出自市場至上論者口中,卻悖乎事實。一則這種理想市場的前提是消費者人人全知,但現實是讀者連一篇新聞是否鱔稿也難以分辨,遑論評鑑編輯是否自主;二則上述神諭假設市場永遠存在其他選擇供消費者移情別戀,既有傳媒做得不好必定有新人另起爐灶加入競爭。問題是,甚麼人才有資格搞傳媒?

有錢才有資格搞傳媒。現在早已不是文人辦報的年代,原因不在於香港沒有文人,而在於動輒數以億計的辦報成本遠非區區文人所能負擔。自從九十年代的報業減價戰以來,中小型報館不敵大報割價至每份兩元的傾銷戰術,資金不足以久撐之下紛紛退場,《快報》、《新晚報》、《天天日報》、《華僑日報》、《星島晚報》、《香港聯合報》頓成歷史名詞,苦撐至今的《成報》也頻頻欠薪搖搖欲墜。撐過每月數十萬至數百萬的虧損後(見表二),仍能在市場上站得穩的主要是財雄勢大的報館,資本不足的新勢力再也無法擠得進去(注六)。競爭推高了資本門檻,造成寡頭壟斷,斷送了消費者的選擇。


每月虧損($)

東方日報

5,220,000

蘋果日報

930,000

成報

2,700,000

新報

2,900,000

天天日報

1,800,000

表二:報業減價戰期間各報章之財政虧損
(資源來源:《信報》,1995年12月29日)

反過來說,對資本的殷切需求加劇了既有報館尋找利潤的動力,多金的廣告客戶變得炙手可熱。即不論中資財源充裕,坐擁十三億龐大市場的中國也是香港商家樂意巴結怯於開罪的強權,於是在報業減價戰裡盡領風騷的壹傳媒終於嚐到苦頭,親泛民的《蘋果日報》失去大量地產廣告,回歸後黎智英創辦蘋果促銷欲另開財路卻遭李嘉誠敕令供應商停止供貨全面封殺,最後惟有遠遁台灣打天下方能支撐香港這邊的業務至今。強如壹傳媒尚且鎩羽而歸,其他傳媒哪敢造次?記住,播《龍門陣》的亞視和播娃哈哈廣告的亞視,是絕不重疊的兩個年代。對中央軟化、向廣告低頭成了難以抗拒的大勢,資本進佔言論空間,輿論由是趨同。

至此,我們終於發現消費者的無力——或者換個角度看,到底誰是傳媒的消費者?只付六塊錢買一份報紙的讀者不見得很有資格如此自稱,畢竟六元可能還不夠支付成本,而且通常不是傳媒主要收入。傳媒在接觸任何讀者之前,它首先接觸的是提供訊息原料的消息來源。如果消息來源是公關公司,憑著一紙新聞稿這就成了新聞;如果消息來源是廣告公司,憑著一宗交易就成了廣告。新聞和廣告不像理論上那麼容易分辨,刻意模仿報章行文與排版風格的商業廣告固然俯拾即是,《大事件》式的新聞運作其實也是變相政府廣告。若非2005年世貿會議前夕警方公關召集各大傳媒灌輸示威好危險的意識,大概未必發生TVB記者臨開機拍攝才戴頭盔營造戰場氣氛的鬧劇。

傳媒面對的是雙重市場:消息來源市場和受眾市場。傳媒憑甚麼要別人向它發放消息?憑它的曝光率,而曝光率是用讀者人數量度的。在雙重市場下,報紙的版面連同讀者對版面的注視一併放在消息來源市場待價而沽。消費者至上?不好意思,我們都是商品。

企業之內有產權專政,企業之間是寡頭壟斷,加上商業傳媒的雙重市場,這三大害蠶蝕了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一板一眼的自由市場不但無力除三害,更恰恰是它們的溫床。

共掌公器的一天

把場景從其他傳媒換成商台,三大害的徵候同樣明顯。因為產權專政,潘小濤說到唇乾舌焦也無礙《十八仝人愛落區》繼續每週獻世,當年做節目做得好端端的黃毓民鄭經翰卻在一聲令下無奈封咪;因為寡頭壟斷,商台墮落了別的選擇也不是說有就有,先吞和黃再佔港燈的李嘉誠在1990年也得夥拍嘉禾電影方可創立新城電台,新登場的雄濤廣播亦花去鄭經翰一億四千萬,沒錢甚麼都不用說;因為雙重市場,網民群情洶湧通宵狙擊也無力阻止商台和民建聯的合作——別忘了,這是免費電台,聽眾連消費者的邊都沾不上。

政治無意解決自由市場三大害,反倒插手其中變本加厲,這邊廂以封閉的發牌制度鞏固資本對大氣電波的寡頭壟斷,那邊廂辣手打壓非牟利的FM 101與民間電台。但反過來說,政權的力量也能夠用來捍衛言論自由,除了開放大氣電波,有論者提議訂立《政黨法》限制各黨宣傳開支,讓錢多錢少的政黨都有平等的曝光權利,也有論者提議規定所有電台共用造價昂貴的發射站,確保電台廣播不致遭少數有財力跨過資本門檻的商家壟斷。這些措施都不能期待市場自動賜與,政策得靠政府制訂與執行。

為甚麼特區政府不搞捍衛言論自由的政策只搞破壞言論自由的政策?這正是五一六公投的必要。盼望一個不代表人民的政府行事合乎民意,無異與虎謀皮。有人恃勢借傳媒謀一己私利,每每被斥為「公器私用」,可見傳媒在香港人心目中不是亦不應是純粹的賺錢工具,而是向公眾問責的「公器」。普選是途徑,選票是武器,人民必須奪回政權,政權的力量才會用得其所,恢復傳媒的公共性。

但這還是略嫌消極。普選不是言論自由的終點,正如它不是民主的終點。沙特(Jean-Paul Sartre)曾經把電台廣播和選舉投票兩者做過一個有趣的類比:廣播節目的聽眾被自己無法控制的主持人連繫在一起,選民被議會選舉這個活動連繫在一起,不論聽眾抑或選民,在過程裡都是被動的,沒有節目,沒有選舉,他們純屬甚麼都不是的無力者,彼此既無交流亦無連結,遑論集體行動。這種鬆散惰性的群眾組合被沙特稱為系列(series),「無能是系列成員之間的真正聯繫」。公器既是「公」,也是「器」,器本該為人所用,等待主動的器呼召被動的人,就是本末倒置,是異化,距離當家作主的民主真義仍然遙遠。

讀者、觀眾、聽眾,盡是以被動性界定的身份——讀傳媒的,看傳媒的,聽傳媒的,傳媒是中心,我們是邊陲,權力關係一目了然。縱使對訊息具備某程度上的詮釋自主,小市民卻很少相信自己有生產訊息的能力。犀利哥是都市神話,皆因尋常人通常就算瞓街也無望見報,想佔三百字報導篇幅則要麼殺人,要麼自殺。民間自發的媒體把這個主客顛倒的關係撥亂反正,名不經傳的菜園村經連串民間報導後備受關注,與網誌、Facebook、網上電台牽動更多人揭發更多受高鐵工程影響的故事,最終交織出星火燎原的反高鐵運動。無能的系列變成能動的集體,重奪傳媒的同時,也重奪了政治議程。

傳媒是公器,政府也是公器。若說五一六之後還有甚麼要事,那就是超越被動的選民身份,擺脫四年才有一次可憐機會實踐的議會民主窠臼,多發掘身邊未被發掘的公共議題,不平則鳴。惟有發聲,才有交流;惟有交流,才有組織起來的「我們」而不是零星落索的散砂;如此,我們才有真真正正共掌公器的一天。


注釋:
一.
 〈大公報寫手搞亂商台 無恥台長黃永大起底〉,《壹周刊》,第1052期(2010年5月6日),A 032-039。
二.
 陳雲,2010年5月2日。〈煙酒廣告絕迹 民建聯頂上〉,《明報》。
三.
 最諷刺的是,歷來吹捧新自由主義的《蘋果日報》本身就是被自由巿場拋棄的一個。
四.
 陳韜文、李立峰,2007年。〈再國族化、國際化與本土化的角力:香港的傳媒和政治〉,《二十一世紀》,第一○一期。
五.
 Nielsen Hong Kong homepage. 2009. "Nielsen Media Index Celebrates its 40th Anniversary in Hong Kong." http://hk.nielsen.com/news/20090526.shtml
六.
 2002年出現的《都市日報》是例外。但由於它是不與傳統報章直接競爭的免費報紙,故不在此限。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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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木:政府、傳媒合力製造社會恐慌——評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兩套作品
葉蔭聰:新聞媒體可否像教堂?
孫窮理:苦勞網的困境與突破


後記:五月九日清晨六時已完稿,惟投稿報章不遂,延至今晚決定放在這裡。批評商業傳媒而不被商業傳媒採用,想想倒也求仁得仁(其實是五一六前的版位太搶手已告排滿,沒辦法)。

五月十三日追記:人不知而不慍,是與社運寫手無緣的心境。寫文就是為了改變他人的看法,無心要人知不如寫文寫在腳板底。本文發表至今已過四十八小時,反應接近零,帶動網上社群討論的任務宣告失敗,文章宣告死亡。上次還說阿慈未能與群眾接軌,原來自己更不濟,實在應該向他好好道歉。許是自負,我不認為這篇東西的考證工夫和說理推演比早前談論商台的熱門文章更差。但無論如何,失敗就是失敗,沒用的東西造價再高也不過垃圾。食不下嚥,夜不能眠,大有封筆摺扑剷facebook之念。不如歸去啊,不如歸去。

Monday, April 26, 2010

麥田左手

(本想忍到五一六之後的,但也按捺不住先說幾句。先旨聲明,我也是左翼21成員,對他們的立場是由衷支持的。至於坊間某些朋友的言行,留待事情完結再作評論。)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翰福音》十三章廿四節


陳敬慈這篇文章寫得很精彩,資料詳實考證清晰。這樣一篇好文章,談的是城中大熱話題五一六公投,放上Facebook三日,得到的迴響——不論以轉載次數抑或like的人數計算——卻零星落索,按快上快落的Facebook資訊節奏來看,文章差不多可以宣告死亡了。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反高鐵行動告一段落後,部份勞工組織和基層團體的成員有感於反高鐵聲勢浩大,左翼運動相形見絀,希望做好論述工作,特別是藉此汲納彷彿已經動起來的「八十後青年」,或者換個講法,是把左翼元素滲進去這個「群體」。

即不說這種「八十後實在論」有多少事實基礎,可以看見的是上述嘗試甫開展已出師不利。二月七日,陳敬慈出席獨立媒體的「我們真的很激:反高鐵運動與基進政治」研討會,負責講「工人階級與新社運」部份,即時招來謝冠東、陳景輝、葉蔭聰等人或直接或間接的反彈,否認反高鐵與階級相關。到二月廿五日,反高鐵核心成員朱凱迪亦在另一個論壇坦言該運動的基層參與不明顯,「把事件說成與基層有關,其實是自我感覺良好」。這大概是事實。不過,承認過去反高鐵運動缺乏階級面向這事實是一回事,拒絕為以後的運動注入階級面向又是另一回事:某些支持「反高鐵與階級無關」的評論不是純粹回顧性的,而是綱領性的,例如以左翼話語對「群眾」不具吸引力為由而放棄之,提倡改用「殖民」、「轉念」、「非物質」之類。

左翼分析的關鍵詞,少不了階級、工人、資本、生產關係等等,變成日常用語就是我們每天衣食住行從哪裡來(關鍵詞:生產、市場、貨幣、交換價值……),我們靠甚麼取得它們(關鍵詞:僱傭勞動、資本累積、金融投機……),有甚麼逼使我們非得靠這種方法取得不可(關鍵詞:生產資料、剝削、壟斷、國家機器……)——根本就沒有甚麼陌生的地方。問題不在左翼話語本質上是否枯燥難懂,因為日日上百萬人看的財經版隨時更枯燥更難懂,問題在於左翼中人既要借別人(例如反高鐵運動)的勢,又要自說自話:陳敬慈當日在獨立媒體的論壇旁徵博引,偏偏忘了解釋反高鐵與階級有何扣連,馬上埋首於各國工運與世界經濟危機。Missing link不填補,就是不尊重別人的語話規則/遊戲規則。既然大勢在彼不在己,憑甚麼要求對方理睬牛頭不搭馬嘴的我們?

今次的文章也一樣,未論證工運當前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就一頭栽進國際比較和策略分析,無異preaching to the converted。「2008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以不同的形式激化了世界各地的階級矛盾……在香港,我們看到了民主運動和反高鐵運動中年青一代的意識和政治參與熱誠都有提升」,前半句和後半句的因果關係在哪裡?縱是真有因果關係在其中,這個因果關係對香港人而言也絕非不證自明。階級二字在大部份反高鐵人士腦海裡打從一開始就不存在,現在追求雙普選,要的不是一人一票的「公平」嗎?既然不問階級都一人一票,還談甚麼階級矛盾,光要普選不就行了?有民主才有民生!有一人一票就沒有貧富懸殊!踢走功能組別!

當左翼中人企圖招徠的Facebook「知青」之間已充塞著某套意識形態,甚至不關心工人或不承認自己是工人——隨手舉例,批判地理學會這個讀書組就挑在五一遊行的同時舉行,顯然不覺得空間政治與熱火朝天的最低工資爭議相干——說服就是必不可少的步驟,無視他們的想法卻不可能帶來任何說服力。未曾認清對話對象的文章,難望打動人心,就像不落在田裡的麥子,寫完就消失了。人心,才是我們要耕耘的土壤;惟有耕耘人心結出果子,才叫運動,否則我等只能孤軍作戰直至永遠。

吾友覃俊基的《五區公投:從左翼的觀點看》,算是為填補論述上的missing link盡了些心力。在品味陳敬慈以下的力作前,不妨先讀一讀,應有助益。

再談民主選舉:尋找左翼的立場和策略
文:陳敬慈

2003年和2004年兩次7月1日的大動員,對香港的政治光譜留下了什麼?歷史是不隔離的,今天青年運動的活躍,從那裏走過來。公民黨和社民連這兩個政黨的出現,同樣是大遊行前後,人們對原有政治厭倦的結果。他們爭當民主運動的先鋒,透過選舉動員和媒體站鞏固其形象,也並非從今年的總辭和「公投」開始。

例如說,2007年的特首選舉,公民黨就高調參與了。梁家傑在「美式」選舉辯論說:「我會輸但香港會贏」。泛民主派的動員,為梁及其政黨提供了一場參與選舉工程的良好訓練機會,進一步地奠定了其在香港民主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所以,他沒有輸。同樣策略,2007年當其他民主派支持陳方安生參與立法會補選時,社民連派出自己的代表勞永樂,儘管實力懸殊,高姿態和陳「初選」,贏得了一些掌聲。

我們如何理解這些現象?在這些精英主導的高姿態媒體戰和選舉動員中,在簡單的支持和反對中間,我們是否應該擁有不同的策略?回答這個問題時,實質上我們也在尋找左翼在民主運動中的立場和策略。

民主選舉對工人階級的意義

1998年至2004年的經濟危機和後九七的政治管治危機,為政治和經濟鬥爭創造了新的條件(註一)。政治鬥爭在2003和2004年的七一大遊行中達到高潮,人們的民主訴求前所未有的高漲;經濟鬥爭令工會在這段時間(特別是在經濟開始惡化的1998年和經濟開始反彈的2005年前後)大幅度增加了,動員能力也有所提高。這兩者都是民主運動和勞工運動進一步推進的基礎。前者(政治鬥爭)的成果在2004年立法會選舉前後主要投射為精英民主派的冒起;後者直接促成了正在進行中的勞工立法運動(例如最低工資)。

精英民主派的冒起,和香港工人自我組織和政治意識的薄弱,香港社會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信念,以及全球性(進步)意識形態的危機都有關係。長遠而言,工人階級要發揮政治上的影響力,需要外在因素(例如:政治經濟和其他地區社會運動的)狀況和內部因素(長時間組織和思想上的醞釀準備)相結合。有幾個困擾左翼民主運動的問題,我們無法迴避。首先就是民主選舉對工人階級的意義在哪里?

英國作為第一個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的國家,其歷史往往被當作典範和比較的座標。我們的討論也從這裡開始。英國的工人爭取改善勞動條件、工會組織權和議會的選舉權是同步進行的。在18世紀後期,已經出現不少工人的集體罷工和結社活動,於是1779/1800年政府立法將工人的一切聯結非法化。經過幾十年的鬥爭,1824至1825年工會組織權被有限度承認﹐1832年下議院的選舉權擴展到工業資本家,工人卻被出賣了。1834到1850年這段時間,工人的鬥爭一方面是要求政治選舉權利的憲章運動,並誕生了歷史上第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另一方面是要求規管工時、改善勞動條件和貧窮救援的立法運動,1842年的大罷工因工資問題而起,最後目的卻是選舉權。在1850年代後,英國經濟進入維多利亞繁榮時期,工人及其組織開始分化,運動也進入低谷。一直到1867 年﹐選舉權擴展至有良好收入的城市男性工人,主流政黨才向工會的訴求低頭。1871年全國總工會(TUC)成立了國會委員會,就勞工政策向政黨施壓。其後主要6條提高工會地位和工人勞動條件的法律相繼通過,包括1874年的《工廠條例》規定每天10小時的工時限制,但工會仍然要求8小時工作制。

但是,這類壓力團體式的功能顯然是不足夠的。那就產生了工會和工人代表直接參政和成立工人政黨的嘗試。在英國,工會先是和在當時代表中產階級階級利益的自由黨合作,稱為「自由工人主義」(lib-labism),在特定選區支持工人代表參選國會。可是,能成功當選的勞工代表寥寥無幾。1880年代過後,英國經濟的繁榮期過去了,工人組織化和激進化進一步新的階段。大量非技術、半技術勞工加入工會,促成了新工會主義。女性的工會參與率大幅度增加,並成立了婦女工會聯盟(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和爭取普選權的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社會主義、激進工團主義、改良的費邊主義等政治思潮與勞工運動一起成長。工人政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和壯大。由工運活躍份子和社會主義者個人組成的獨立工人黨無法取得主流工會的支持,沒有發揮大的影響力,最後消失了。在19世紀末期,資方和政府對工會展開了新一輪的攻擊。為了自我利益的防衛,工會確認了獨立參政的必要性,1900年與費邊社和社會主義組織(包括獨立工人黨)合作成立工人代表委員會(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後改組為工黨。但很長的歷史事情,會是工黨的主要資助者,財政和人事上直接影響工黨。工會直接推動成立的工黨﹐在二戰後首次以大多數黨身份執政(1910年代曾兩次短暫以少數黨身份執政),推動了福利國家的誕生,一直到1970年代末的戴卓爾時期(註二)

後起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和英國的經驗有很大差距,但也有相同之處。當工人擁有選舉權時,就擁有了政治上的新武器,政黨就必然不能完全不理會工人組織的勞工立法訴求。但是,沒有代表工人利益的政黨,工人能取得的利益都是有限的。

工人政黨為何會右傾?

以上對英國勞工運動歷史的一點簡單回顧,幫助我們肯定民主選舉的意義:在於透過向政府施壓而取得較好的勞動保障和權利;在於透過組織工人政黨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下爭取執政而改善工人處境。但是,我們看到英國工黨在1997年重新執政以來一面倒地執行新自由主義的路線。當然不是說和工會關係密切的「工人政黨」和保守政黨完全沒有分別,工會在工黨內的進步力量在政策上還是可以發揮一定的影響。問題是,議會民主的局限是顯而易見的。工人政黨執政的國家是如此,工人政黨不存在或者能力薄弱的國家就更加明顯。

我們不能簡單地總結為政治的無能和政治人物的骯髒。我們必須從經濟環境、政治傳統和組織模式這幾方面去思考政治運動出現了什麼困難和問題。

首先,處在全球資本主義核心位置的先進國家,比起後起的、較為落後的國家(部份能源豐富的國家或有程度上的不同)更有條件落實改善工人生活處境的改良措施。這解釋了南歐和南美多個在1970年代落實民主化的國家,儘管工人在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並不弱於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的西歐國家,工人在民主化之後的條件改善卻沒有後者那麼明顯(註三)。這一分析的第二含義,就是在一個國家之內,在經濟高增長的年代,比起經濟衰退的年代,社會民主政策較有條件落實。資本主義的體系仍以歐美和日本為核心。在這些地區,1970年代中以來的經濟衰退在整體上仍未扭轉,2008年以來更惡化了。但是經濟因素只是提供了一些限制和可能性,卻絕非決定問題的唯一因素。

第二,同等經濟發展狀況的國家,由於不同的政治傳統和鬥爭策略,也可能產生不同的利益分配和勞工、福利政策。例如法國勞工的保障就遠遠比起英國的好,歐洲整體上又比美國好得多。不是法國政府沒有效法英美的傾向,只是面對來自工人和學生的抗議而放棄或放緩了政策。法國的工人和學生比起英國來,較有動員、政治罷工和直接行動的傳統。雖然其組織率十分低,卻足以在重要時間發揮作用。美國的人均GDP遠高於英國,但最近美國人民數百年來才首次有一個在歐洲的標準來說肢離破碎的全民醫療保險,還差點無法在民選的議會通過。這同美國的傳統中,比起歐洲缺乏左翼政黨和政治型的工會有關。簡單來說,民主政黨或者民主運動,必須和勞工運動和左翼綱領相結合,才能真正為工人階級帶來長遠利益。

其次,是組織化的勞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響和左右左翼政黨的政策和政治領袖的個人傾向。在英國,工會在工黨內越來越被邊緣化。貝理雅之後的新工黨由中產社會精英,而不是工人組織及其代表控制,是工黨右傾的主要原因。但問題是,一個民主的組織,為何基層的黨員和工會會員無法對政治領袖產生監督?為何不能推選出代表基層利益的政治代表?現時的代議制在國家層面和在組織層面的局限,其根源是一致的,是民主的形式出現了問題,不是民主觀念本身(註四)。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不是輕易可以得到解決。不過,我們在女性主義者那裡得到一些啟示。

勞工代表為何會被邊緣化?

英國工黨內部有進步人士,卻無法進入權力核心,逐漸被邊緣化。我們可以用文化和政治角度去解釋這些困難。

英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Liddle和Michielsens的一項研究和應法國社會學家PierreBourdieu的觀點,指出中產階級男性白種精英的習性(habitus),令其在議會政治的場域(field)中取得優勢。中產的生活習慣、順利的成長歷程、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語言能力、精英大學的校友網絡都是他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資本,令他們產生一種參與政治的權利感(sense of rights)。但更重要的是,社會主流也認同這類人較能擔任領袖﹐家庭和教育背景賦予了他們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以上兩位社會學家研究保守黨的一位工人階級背景議員,並將他和傳統的主流議員相比較(註五)。前者是保守黨內的極少數,不但無法進入黨內核心,還要收到黨內其他議員的取笑。能成為議員,他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和嘗試,包括三次到無法贏的選區去鍛煉自己。但是即使在這樣的不利環境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可能的空間。這位議員將自己工人階級身份(以及種族、性別和性傾向主流優勢)轉為有利的條件,在自己成長的選區中贏得了選舉﹐並連任三次。Liddle和Michielsens指出,要改變女性、工人或者少數族裔出身的人士在政治上缺席,加強培訓有幫助和必要,設定最低名額更好。但這都不足夠。因為問題的根源是社會資本的分配不均衡。因此,只有透過改變教育、僱傭和文化制度(例如傳媒),才能改變習性和場域;只有越來越多的非傳統候選人挑戰社會資本的分配模式,選區內的人民形成有意識的集體展現政治權力,才能改變符號價值(symbolic value)的賦予。

Liddle和Michiesens認為改變習性和場域和改革選舉和政黨內的制度同樣重要。我們可以將她們的總結建議理解為一場民主的鬥爭,涉及文化、經濟、政治和組織內部等不同層面。

左翼的目標和實踐

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總結出民主制度要長遠保障工人利益的一些條件。例如,要突破資本主義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不均衡發展,要堅持群眾的動員和直接行動影響經濟和政治,要堅持不同領域的民主鬥爭。換句話說,我們要將民主運動的內涵擴展到政治、經濟、組織和生活的不同領域。

民主運動首先要重建民主、開放和平等的群眾組織,並追求一個民主和協作的經濟和社會體系,在此基礎上,才有真正的政治民主。這裡所說的民主,是對另一種世界秩序的想像和追求。今天處以弱勢的勞動者,應該透過自身的力量,爭取世界的管理權,建立一套可以透過民主解決生產、分配和消費問題的新秩序。這一「遠大」目標的確定,無礙我們從事瑣碎的具體鬥爭,但卻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大座標,避免迷失。在這過程中,左翼活躍份子,應該和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不少非政府組織和網絡在很多社會議題和事件上,透過群眾教育、動員和行動,透過向政黨、政府和國際機構的施壓和遊說,補充了很多傳統工會和政治組織的不足(我們尚且稱之為新社會運動,儘管這一觀念有點含糊)。由於一般參與者都是青年或者教育程度較高者,在傳媒策略上和在引起社會關注上,比起工會和政治組織來要靈活和精巧得多(這是就一般而言,香港或有不同)。但是,它們也存在著弱點,就是不穩定性和單一議題的傾向。不穩定是因為它們往往沒有穩定的會員基礎和獨立的財政來源。單一議題的缺點是缺乏社會改革的全盤思考。單一議題有時也帶來好處,因為有目標清晰的訴求,例如爭取最低工資的運動。問題是,人們成長、工作和生活經驗是一個整體和過程。性別、環境、消費、房屋、勞動、退休、民主、和平、人權等等不同方面都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假若我們相信參與和行動會帶來改變的話,那麼我們可能要同時參與數以十計(或者更多)的單一關注社會運動組織,才能爭取到一個理想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但我們的個人資源有限,所以我們要重建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沒有分隔的民主正義運動。社會運動對單一事件的回應有兩個作用,其一是即時性的,例如最低工資運動就是要求立法;其二是累積性的,在最低工資運動中自我鍛煉,壯大群眾組織。這個逐漸壯大的群眾組織同時可以在其他一切進步運動中發揮作用,而最後的目標是一個民主的世界。

回到2010:邁向新的一步

在這樣的理解之下,在反高鐵運動的高潮過後,我們認為左翼活躍分子不應該停下來,應該繼續介入其他社會和政治問題的討論,我們要繼續關心和參與政制、工資、房屋等等的社會問題,所以我們推動成立「左翼21」這樣左翼活躍分子的網絡。我們肯定穩定的群眾組織的重要性和核心性並非新社會運動可以取代的。但我們也關心群眾組織是否能實現民主、等和多元的問題。

從2004年開始,一些堅持左翼勞工立場的朋友,對「公社」兩黨出現的效益和現象有焦慮。朋友的擔心在於幾點:其一,兩黨都是高度依賴精英化個人領袖的政黨;第二,兩政黨都沒有和勞工運動和社會運動有廣泛的結合;第三,公民黨是支持經濟自由化政策的。回到今天,和2004年或者2007年相比,我們的世界和社會又確實是一些不一樣了。2008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以不同的形式激化了世界各地的階級矛盾。在勞工組織化程度高的歐洲,以工會組織的罷工的形式出現;在政治一向保守和右傾的美國,以支持和反對醫療改革的形式出現;在香港,我們看到了民主運動和反高鐵運動中年青一代的意識和政治參與熱誠都有提升。

當兩黨還是用他們慣用的策略和手法,去「帶領」我們爭取民主時,就再次迫使我們去回應,我們要如何看待這場「公投」?我個人並不會將這類選舉說成公投,雖然在運動策略上我也不會反對他們這樣說。因為這是一場選舉,沒有半點公投的科學性和嚴謹性。但即使是一場選舉,只要候選人的政黨背景和政綱值得支持,我們當然也要大力支持。但是,這不是盲目的支持,而是批判的支持。

不管是「公社」兩黨還是「大專2012」,都沒有一份爭取勞工權益和爭取社會財富合理分配的政綱。這和我們要去推動和倡議和勞工運動相結合的,爭取政治、經濟和文化全面民主(而不僅僅是資本主義代議政制)的政黨和選舉運動,有很遠的距離。不管是立場上的支持還是態度上的批評,在參與的過程我們都需要堅持另外一個座標,那就是要在參與的過程中,去磨練堅持工人階級立場的左翼活躍分子,這是累積左翼政治力量和想像左翼群眾組織的重要一步。


註一:1998的亞洲金融風暴,在受衝擊最大的韓國、印尼和泰國等國家都導致了民主運動和勞工運動的重振。唯其成果局限於不同國家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位置,香港的情況或也可在這一架構下思考。經濟危機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分析和歷史回顧,參考 Clarke S (2001) ‘The Globalisation of Capital, Crisis and Class Struggle’,Capital And Class, 75 93–101 (0309-8168)

註二:英國全國總工會的網頁提供歷史簡介http://www.unionhistory.info/

註三:此觀點見Collier,R. B. (1999) Paths toward Democracy : 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 Ruth Berins Collier. Cambridge,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註四:此觀,以及對於1970年代後的政治經濟危機、勞工運動為何不能成功反擊的分析,可參考Clarke S. (1988) Keynesianism, Moneta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State , London and Vermon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註五:文章見 Liddle, J and Michielsens,E (2007) ”NQOC’: Social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British Politic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9 (1369-1481);同研究項目,另一性別與議會政治的分析見Liddle,Joanna and Michielsens, Elisabeth (2000) ‘Gender, Clas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Britain: Narratives of Entitlement’,in Rai, Shirin (e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Gender and Democratisa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Friday, April 23, 2010

少年妄想的盡頭

絲絲點點計算 偏偏相差太遠
兜兜轉轉
 化作段段塵緣
——達明一派 《石頭記》

如果將上次那篇東西的問題意識歸納為一個詞語,那就是專一;化成一個句子,那就是「專一如何成為可能」。專一不必指向特定的制度或形式,例如一夫一妻還要向政府註冊的異性戀婚姻,它指向的是對唯一對象的不變關係。

那,專一如何成為可能呢?

明顯地,這個少年的答案並未考慮社會面向,或曰關係的物質基礎。博蘭尼(Karl Polanyi)雖以主張經濟鑲嵌(embedded)於社會關係而聞名,大力反對新古典經濟學將人化約為私利極大化的經濟人假設,但若以為他為是文化決定論者甚至唯心論者,那就錯了。在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書,博蘭尼明確表示一切人生皆受經濟因素局限:

"Other societies and other civilizations, too, were limited by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their existence - this is a common trait of all human life, indeed, of all life, whether religious or nonreligious, materialist or spiritualist. All types of societies are limited by economic factors."


男女關係也一樣。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順德婦女得以大舉藉自梳抗拒婚姻,皆因絲綢工業的崛興讓她們有機會以工人身份賺取收入,毋須依賴父權的傳統農村經濟。相對的,政府禁止持雙程證的港人配偶在港工作,結果是她們即使受虐也不敢離婚。縱使不談婚姻,持久而穩定的共同生活需要持久而穩定的物質基礎支持:二十年才供滿一層樓,你可肯定自己二十年內都有足夠收入支付供款?即不提樓價狂飆,根據房委會2009年年報,從1999年到2009年,私人住宅單位多了315,000個,公營房屋才增加了160,000個(當中大部份還要是居屋),僅僅是前者的一半,基層愛侶要安安穩穩雙宿雙棲,實在不大可能(注一)。為甚麼流動資產逾百萬的人「81%為已婚人士,已婚並擁有子女的佔70%」,遠超人口平均值(注二)?階級與關係的持久本來就密切相干,新自由主義帶來的不穩定本來就威脅著各種穩定關係。

倘若專一意謂與同一對象的持久關係,專一就不可能在無視政治經濟因素下成立。

*****

但缺乏社會性於少年的立論根本無損。如果他是平庸短視的,他可能會為了保護某段專一關係而拼命上位,務求像《邊一個發明了返工》所說的「買股票、買車、結婚、生仔、買樓、買船」;如果他是熱血上腦的,他可能會為了保護所有人實踐專一關係的權利而矢志改變世界,爭取最低工資超過時薪三十三,落實全民養老金,推翻功能組別,徵收發展商土地收歸公有,諸如此類。

少年不從物質條件為專一立論,為專一立論的是意志——專一是不為外在條件撼動的意志,包括物質條件。明乎此,即可知從社會面向出發的批判決不可能是根本的批判,截然二分的主客對立已闡明少年之於任何社會因素的主體位置,神阻殺神,佛阻殺佛。殺不了反倒被殺也不要緊,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火湖的剋星是薜西弗斯,這就是意志。

要拆解少年的專一,須得拆解他的意志。

*****

拆解,或許可以從構築意志的元素,亦即概念開始。

一如前述,專一被界定為「對唯一對象的不變關係」。這裡有兩個關鍵概念,一是「唯一對象」,二是「不變關係」。

先說「唯一對象」。就實踐而言,這一般被視為專一的必要條件,移情別戀有違專一,一腳踏兩船也有違專一,因為它們都悖乎「唯一對象」原則。引申下去,基於被拒絕、分手、離婚、喪偶等等造成的別離,都不能合理化對下一段關係的追求,蓋此舉亦違反了「唯一對象」原則。更具體的預設是,假如一個人可以由於對方的不在場/不愛自己而放棄唯一,這種有條件的愛在原則上無法保證關係的穩固,畢竟在不在場、愛多愛少在相處過程裡必然經歷高低起伏。條件改變就撒手不管另覓新歡,云何專一?

從「唯一對象」原則推論出來的,無可避免是「只願一生愛一人」的戒律,而不是權宜苟且的「不同時間不同對手的一對一關係」。問題是,「唯一對象」原則希望保證對象的不可取代性,但它從一開始就從根源上暗暗否定了對象是不可取代的——設若對象是不可取代的,那麼又為何如此畏懼與對象以外的別人締結關係?我們不會因為有父母而拒絕拍拖,覺得這代表情人取代了父母,是大逆是僭越。同理,朋友取代不了情人,鄰居取代不了情人,同事取代不了情人,同志取代不了情人,所以我們結交朋友鄰居同事同志仍然心安理得。

情人又有甚麼不同呢?「情人」不過是一個分類,彷彿分類底下的每一個人、每一段關係都是同形同質的,大可互相取代。於是,結婚就只能是一夫一妻,再有別人的話他被界定為「第三者」,不是「夫/妻」,正好暗示不能被取代的純粹是某個分類或社會位置,卻不再是那一個曾經跟你哭過笑過吵鬧過、有血有肉有心願有歷史的人。在這套邏輯下,社會位置的不可取代性藉著犧牲人的不可取代性而成立,此所以重婚是不行的,一腳踏兩船也是不行的,離婚後再婚或者捨棄其他情人只挑一個繼續卻是可以的甚至應當的。情慾上的妒恨政治,亦在這套邏輯底下得以合理化。

以分類/社會位置取代個人/關係,才是對專一最不可饒恕的冒瀆。要是每一個人、每一段關係都不可取代,「情人」就不過是僅供參考不供膜拜的概念,我們將重新承認每一個情人都不是同質的,就像沒有兩個朋友是一模一樣的(注三),這正是回歸專一的原初意義。如是者,回歸專一,其中一個必然意涵就是對多元關係原則上的認可——實踐與否,則視乎意欲、能力與條件,始終無法兼顧老婆和老母的人也不在少數,但老婆和老母總不是原則上就互相矛盾吧?反過來說,這邊廂大剌剌把學校當作奉旨代替自己教仔,那邊廂害怕妻子外出工作會勾佬的傢伙,不過是欺善怕惡的孬種而已。

重要的是同一對象,不是唯一對象,「唯一對象」原則至此土崩瓦解。

*****

故事到這裡還沒有完結。少年堅執的「專一」除了「唯一對象」,還有對這個唯一對象的「不變關係」。今日是情人,明日是仇人,後日是陌路人的話,關係性質變了,對象再唯一也談不上專一。

少年提出了這樣的解決方案:去除關係對象的條件性。那個唯一的對象可以無限轉變,但自己作為意志的愛必須保持不變。因愛之名約束自己,成全對方無限的自由,同時成全了無限自由下的不變關係。

聽起來似乎是個天才方案,但馬上就遇到難題。即使少年的意志力強得無可置疑,不過去掉一切條件之後,我們憑甚麼特徵辨認跟自己締結關係的是同一個——更遑論唯一一個——人呢?再鑽鑽牛角尖,要求對象是同一個人,是否已經為對象設下條件?

無條件原是為了確保唯一性,到頭來卻與唯一性矛盾。可是這個矛盾亦非不能梳解,皆因用特徵去界定一個人本來就不可靠。以電腦為例,上個月你換了硬碟,這個月你換了鍵盤,下個月你換了RAM,硬件如是,軟件亦然,就這樣換呀換呀,說不定最後再沒有一樣與原版相同,那還是不是同一部電腦?改用人代入這個例子也差不多,我們會學習新事物,會有新的好惡,會認識新的人,事實上全身細胞天天都會新陳代謝,連構成物質也不會永遠相同,尋找貫穿所有時點而不變的本質,也許終歸徒勞。從條件出發,能夠定義一個人的充其量只是一堆隨時光流逝似像不像的流動特徵,或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口中的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

好了,諸法無我,該怎麼辦呢?家族相似概念帶來的彈性,似乎支撐了辨認那唯一一位的可能性,但箇中模糊之處還是教人隱隱不安——沒有固定本質的誠然可以是同一個人,但也可以是不同的人,辨認依舊是沒有把握的。更何況,這種進路仍然依恃條件作為界定對象的準則,有條件的愛就是有所求,有所求就有被其他滿足條件者取代的可能,亦即,不專一的可能。

總有一些條件是每個人獨一無二的吧?DNA?那不重要。共同相處的經歷?那也要對方跟自己相處過才談得上。存活至今的記憶?記憶是不可靠的東西,即或不提意外撞破頭失憶之類的戲劇性例子,我們天天都在遺忘,甚至捏造記憶。大概沒有哪種建基於外在條件的辨認準則堪稱萬無一失。外在條件不行,惟有反求諸己:我說那是我所愛的,就是!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換個角度就是一念仇人,一念情人。借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有名的槌子例子,我們怎樣界定一個槌子?它的長度?它的重量?它的溫度?它的顏色?它的材料?都不是,這些所謂客觀的外在條件統統沒有意義,槌子是因為我們與它的關係而被界定的:我們用它捶打東西。由是觀之,情人是甚麼?就是我們當成情人去愛的人,是透過愛而不是理論去理解的。

少年沒有想到那麼多,只是直覺地達到這個結論。總之,外在條件的作用既被取消,維繫「對唯一對象的不變關係」的責任就一點不剩的轉移到少年身上,準確來說是轉移到他的意志身上。否定外在條件的唯意志論從世上森羅萬象的變動手中守住了關係的不變,意志不改就不會情變。還未讀過海德格的少年沒有察覺到,其實他設計的守護方案守住的關係,是人與物的關係,不是人與人的關係。擔起維持關係的所有責任,等於佔據主宰關係的所有權力,讓自己成為完全的主體。

換言之,世上一切外在於主體的因素,包括對象本身,也就成了完全的客體。

對象的主體意志在這個模型裡被忽略了。諷刺的是,取消對外在條件的依附原是為了確保對象無限改變的自由,結果竟變成了從另一個方向抹殺對象的自由——不論你做甚麼,怎麼想,甚至無限地改變,只要少年的意志不變,愛還是愛,情人還是情人。灑狗血劇集出現的「你可以不愛我,但你不可以阻止我愛你」台詞,大抵是這個失敗模型的最佳註腳(注四)

兜兜轉轉,讓我們回到原點:何謂「不變」的「關係」?人與人的接觸,必然伴隨著改變。在你走進7-eleven購物前,你不會是那個售貨員的顧客;在你看見他先招呼那個排隊打你尖的傢伙前,你不會認為他工作態度有問題幾乎想投訴;在他察覺不妥向你道歉前,你不會餘怒半消;在你攤開剛買來的報紙發現便利店時薪僅得廿二元前,你不會體諒他忙中有錯。互動就是互相改變,接觸既已如此,締結關係更不消提。關係的存在本身,已包含著改變,拒絕改變其實是拒絕關係的同義詞。反過來說,締結關係的前提就是接納改變,包括關係的終結,翻譯成人類聽得懂的語言,正是怕食檸檬莫界女,驚俾人撇咪瘟仔,善哉善哉。

這不是有沒有吉士的問題,這是邏輯問題。「不變關係」不存在,皆因它不合邏輯——又或者,那不叫關係。

*****

拆是拆得乾乾淨淨了,兇殘俐落猶如推土機拆天星,但解卻解得沒有著落。該怎樣解釋少年追求專一的意志?思前想後,我這個壞鬼中年還是找不到圓滿的答案。

線索倒是有的。少年不以實踐追求專一,他選擇了用理性構築先驗的理則,企圖讓經驗世界的現象變得可以理解,繼而可以控制,然後保證專一在望。目標是親密關係的穩定,手段是理性賦予的穩定,兩者彼此共鳴,指向一個穩定可知的世界。

生活穩定是合理不過的追求,每一秒都充滿不可知的失序世界足以輾碎人類。然而,以思考理解世界,盲點在於思考者的位置——即使有所謂的自省,自省者的位置又在哪裡、如何理解這個名為自省的思考?腳踏巔峰,目窮四海,卻不能看見自己的眼睛。思考在照亮各處的同時,也遮蔽了思考者。終極清明的自我理解由是不可能,若關係牽涉自我的投入,對關係終極清明的理解亦不可能。

遑論不變與控制。

*****

寫作也一樣,文字在揭露世界的同時,也遮蔽了作者的位置。日記也罷,自傳也罷,用文字記錄經驗,這個「用文字記錄經驗」的經驗又如何呈現?

為何動筆寫這篇東西,又如何動筆寫這篇東西?嘗試重構從前寫作的歷程,似乎又掩飾了如今撰文的經過。自述/自我解釋是無限後退,洋蔥剝了一層又一層沒完沒了,小我是令人無止境陷溺的深淵,理由在此。

下一篇,回到大我,繼續敝網誌平常風格。


注釋:
一.
 這裡說的還只是異性戀伴侶。一天《婚姻條例》不改,一天非異性戀伴侶仍然只能以十分不利的「單身人士」身份輪候公屋或購買居屋,上樓機會更渺茫。
二.
 根據2006年人口普查,香港十五歲以上人口已婚率為57.8%。又,「家長」往往被視為天然產物(因而是中性的),生孩子的自然叫家長,但既然生孩子是某種階級偏向,「家長」就不可能是天然或中性的,家長行為亦不妨從階級角度理解。
三.
 同一個類別裡面各有差異,從反面引申就是不同類別之間或有相同。情人/朋友/同事之類的分類不一定互不重疊,情人可以是朋友,恰如朋友可以是同事。「愛和喜歡有甚麼分別」,不過是騙小孩的偽問題。
四.
 但這無法推論出「強逼對方愛上自己」的結論,因為對象有自由無限改變(包括不愛自己)依然是前提,所以倒也不可能產生一哭二鬧三上吊的灑狗血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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