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pril 26, 2010

麥田左手

(本想忍到五一六之後的,但也按捺不住先說幾句。先旨聲明,我也是左翼21成員,對他們的立場是由衷支持的。至於坊間某些朋友的言行,留待事情完結再作評論。)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翰福音》十三章廿四節


陳敬慈這篇文章寫得很精彩,資料詳實考證清晰。這樣一篇好文章,談的是城中大熱話題五一六公投,放上Facebook三日,得到的迴響——不論以轉載次數抑或like的人數計算——卻零星落索,按快上快落的Facebook資訊節奏來看,文章差不多可以宣告死亡了。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反高鐵行動告一段落後,部份勞工組織和基層團體的成員有感於反高鐵聲勢浩大,左翼運動相形見絀,希望做好論述工作,特別是藉此汲納彷彿已經動起來的「八十後青年」,或者換個講法,是把左翼元素滲進去這個「群體」。

即不說這種「八十後實在論」有多少事實基礎,可以看見的是上述嘗試甫開展已出師不利。二月七日,陳敬慈出席獨立媒體的「我們真的很激:反高鐵運動與基進政治」研討會,負責講「工人階級與新社運」部份,即時招來謝冠東、陳景輝、葉蔭聰等人或直接或間接的反彈,否認反高鐵與階級相關。到二月廿五日,反高鐵核心成員朱凱迪亦在另一個論壇坦言該運動的基層參與不明顯,「把事件說成與基層有關,其實是自我感覺良好」。這大概是事實。不過,承認過去反高鐵運動缺乏階級面向這事實是一回事,拒絕為以後的運動注入階級面向又是另一回事:某些支持「反高鐵與階級無關」的評論不是純粹回顧性的,而是綱領性的,例如以左翼話語對「群眾」不具吸引力為由而放棄之,提倡改用「殖民」、「轉念」、「非物質」之類。

左翼分析的關鍵詞,少不了階級、工人、資本、生產關係等等,變成日常用語就是我們每天衣食住行從哪裡來(關鍵詞:生產、市場、貨幣、交換價值……),我們靠甚麼取得它們(關鍵詞:僱傭勞動、資本累積、金融投機……),有甚麼逼使我們非得靠這種方法取得不可(關鍵詞:生產資料、剝削、壟斷、國家機器……)——根本就沒有甚麼陌生的地方。問題不在左翼話語本質上是否枯燥難懂,因為日日上百萬人看的財經版隨時更枯燥更難懂,問題在於左翼中人既要借別人(例如反高鐵運動)的勢,又要自說自話:陳敬慈當日在獨立媒體的論壇旁徵博引,偏偏忘了解釋反高鐵與階級有何扣連,馬上埋首於各國工運與世界經濟危機。Missing link不填補,就是不尊重別人的語話規則/遊戲規則。既然大勢在彼不在己,憑甚麼要求對方理睬牛頭不搭馬嘴的我們?

今次的文章也一樣,未論證工運當前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就一頭栽進國際比較和策略分析,無異preaching to the converted。「2008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以不同的形式激化了世界各地的階級矛盾……在香港,我們看到了民主運動和反高鐵運動中年青一代的意識和政治參與熱誠都有提升」,前半句和後半句的因果關係在哪裡?縱是真有因果關係在其中,這個因果關係對香港人而言也絕非不證自明。階級二字在大部份反高鐵人士腦海裡打從一開始就不存在,現在追求雙普選,要的不是一人一票的「公平」嗎?既然不問階級都一人一票,還談甚麼階級矛盾,光要普選不就行了?有民主才有民生!有一人一票就沒有貧富懸殊!踢走功能組別!

當左翼中人企圖招徠的Facebook「知青」之間已充塞著某套意識形態,甚至不關心工人或不承認自己是工人——隨手舉例,批判地理學會這個讀書組就挑在五一遊行的同時舉行,顯然不覺得空間政治與熱火朝天的最低工資爭議相干——說服就是必不可少的步驟,無視他們的想法卻不可能帶來任何說服力。未曾認清對話對象的文章,難望打動人心,就像不落在田裡的麥子,寫完就消失了。人心,才是我們要耕耘的土壤;惟有耕耘人心結出果子,才叫運動,否則我等只能孤軍作戰直至永遠。

吾友覃俊基的《五區公投:從左翼的觀點看》,算是為填補論述上的missing link盡了些心力。在品味陳敬慈以下的力作前,不妨先讀一讀,應有助益。

再談民主選舉:尋找左翼的立場和策略
文:陳敬慈

2003年和2004年兩次7月1日的大動員,對香港的政治光譜留下了什麼?歷史是不隔離的,今天青年運動的活躍,從那裏走過來。公民黨和社民連這兩個政黨的出現,同樣是大遊行前後,人們對原有政治厭倦的結果。他們爭當民主運動的先鋒,透過選舉動員和媒體站鞏固其形象,也並非從今年的總辭和「公投」開始。

例如說,2007年的特首選舉,公民黨就高調參與了。梁家傑在「美式」選舉辯論說:「我會輸但香港會贏」。泛民主派的動員,為梁及其政黨提供了一場參與選舉工程的良好訓練機會,進一步地奠定了其在香港民主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所以,他沒有輸。同樣策略,2007年當其他民主派支持陳方安生參與立法會補選時,社民連派出自己的代表勞永樂,儘管實力懸殊,高姿態和陳「初選」,贏得了一些掌聲。

我們如何理解這些現象?在這些精英主導的高姿態媒體戰和選舉動員中,在簡單的支持和反對中間,我們是否應該擁有不同的策略?回答這個問題時,實質上我們也在尋找左翼在民主運動中的立場和策略。

民主選舉對工人階級的意義

1998年至2004年的經濟危機和後九七的政治管治危機,為政治和經濟鬥爭創造了新的條件(註一)。政治鬥爭在2003和2004年的七一大遊行中達到高潮,人們的民主訴求前所未有的高漲;經濟鬥爭令工會在這段時間(特別是在經濟開始惡化的1998年和經濟開始反彈的2005年前後)大幅度增加了,動員能力也有所提高。這兩者都是民主運動和勞工運動進一步推進的基礎。前者(政治鬥爭)的成果在2004年立法會選舉前後主要投射為精英民主派的冒起;後者直接促成了正在進行中的勞工立法運動(例如最低工資)。

精英民主派的冒起,和香港工人自我組織和政治意識的薄弱,香港社會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信念,以及全球性(進步)意識形態的危機都有關係。長遠而言,工人階級要發揮政治上的影響力,需要外在因素(例如:政治經濟和其他地區社會運動的)狀況和內部因素(長時間組織和思想上的醞釀準備)相結合。有幾個困擾左翼民主運動的問題,我們無法迴避。首先就是民主選舉對工人階級的意義在哪里?

英國作為第一個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的國家,其歷史往往被當作典範和比較的座標。我們的討論也從這裡開始。英國的工人爭取改善勞動條件、工會組織權和議會的選舉權是同步進行的。在18世紀後期,已經出現不少工人的集體罷工和結社活動,於是1779/1800年政府立法將工人的一切聯結非法化。經過幾十年的鬥爭,1824至1825年工會組織權被有限度承認﹐1832年下議院的選舉權擴展到工業資本家,工人卻被出賣了。1834到1850年這段時間,工人的鬥爭一方面是要求政治選舉權利的憲章運動,並誕生了歷史上第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另一方面是要求規管工時、改善勞動條件和貧窮救援的立法運動,1842年的大罷工因工資問題而起,最後目的卻是選舉權。在1850年代後,英國經濟進入維多利亞繁榮時期,工人及其組織開始分化,運動也進入低谷。一直到1867 年﹐選舉權擴展至有良好收入的城市男性工人,主流政黨才向工會的訴求低頭。1871年全國總工會(TUC)成立了國會委員會,就勞工政策向政黨施壓。其後主要6條提高工會地位和工人勞動條件的法律相繼通過,包括1874年的《工廠條例》規定每天10小時的工時限制,但工會仍然要求8小時工作制。

但是,這類壓力團體式的功能顯然是不足夠的。那就產生了工會和工人代表直接參政和成立工人政黨的嘗試。在英國,工會先是和在當時代表中產階級階級利益的自由黨合作,稱為「自由工人主義」(lib-labism),在特定選區支持工人代表參選國會。可是,能成功當選的勞工代表寥寥無幾。1880年代過後,英國經濟的繁榮期過去了,工人組織化和激進化進一步新的階段。大量非技術、半技術勞工加入工會,促成了新工會主義。女性的工會參與率大幅度增加,並成立了婦女工會聯盟(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和爭取普選權的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社會主義、激進工團主義、改良的費邊主義等政治思潮與勞工運動一起成長。工人政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和壯大。由工運活躍份子和社會主義者個人組成的獨立工人黨無法取得主流工會的支持,沒有發揮大的影響力,最後消失了。在19世紀末期,資方和政府對工會展開了新一輪的攻擊。為了自我利益的防衛,工會確認了獨立參政的必要性,1900年與費邊社和社會主義組織(包括獨立工人黨)合作成立工人代表委員會(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後改組為工黨。但很長的歷史事情,會是工黨的主要資助者,財政和人事上直接影響工黨。工會直接推動成立的工黨﹐在二戰後首次以大多數黨身份執政(1910年代曾兩次短暫以少數黨身份執政),推動了福利國家的誕生,一直到1970年代末的戴卓爾時期(註二)

後起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和英國的經驗有很大差距,但也有相同之處。當工人擁有選舉權時,就擁有了政治上的新武器,政黨就必然不能完全不理會工人組織的勞工立法訴求。但是,沒有代表工人利益的政黨,工人能取得的利益都是有限的。

工人政黨為何會右傾?

以上對英國勞工運動歷史的一點簡單回顧,幫助我們肯定民主選舉的意義:在於透過向政府施壓而取得較好的勞動保障和權利;在於透過組織工人政黨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下爭取執政而改善工人處境。但是,我們看到英國工黨在1997年重新執政以來一面倒地執行新自由主義的路線。當然不是說和工會關係密切的「工人政黨」和保守政黨完全沒有分別,工會在工黨內的進步力量在政策上還是可以發揮一定的影響。問題是,議會民主的局限是顯而易見的。工人政黨執政的國家是如此,工人政黨不存在或者能力薄弱的國家就更加明顯。

我們不能簡單地總結為政治的無能和政治人物的骯髒。我們必須從經濟環境、政治傳統和組織模式這幾方面去思考政治運動出現了什麼困難和問題。

首先,處在全球資本主義核心位置的先進國家,比起後起的、較為落後的國家(部份能源豐富的國家或有程度上的不同)更有條件落實改善工人生活處境的改良措施。這解釋了南歐和南美多個在1970年代落實民主化的國家,儘管工人在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並不弱於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的西歐國家,工人在民主化之後的條件改善卻沒有後者那麼明顯(註三)。這一分析的第二含義,就是在一個國家之內,在經濟高增長的年代,比起經濟衰退的年代,社會民主政策較有條件落實。資本主義的體系仍以歐美和日本為核心。在這些地區,1970年代中以來的經濟衰退在整體上仍未扭轉,2008年以來更惡化了。但是經濟因素只是提供了一些限制和可能性,卻絕非決定問題的唯一因素。

第二,同等經濟發展狀況的國家,由於不同的政治傳統和鬥爭策略,也可能產生不同的利益分配和勞工、福利政策。例如法國勞工的保障就遠遠比起英國的好,歐洲整體上又比美國好得多。不是法國政府沒有效法英美的傾向,只是面對來自工人和學生的抗議而放棄或放緩了政策。法國的工人和學生比起英國來,較有動員、政治罷工和直接行動的傳統。雖然其組織率十分低,卻足以在重要時間發揮作用。美國的人均GDP遠高於英國,但最近美國人民數百年來才首次有一個在歐洲的標準來說肢離破碎的全民醫療保險,還差點無法在民選的議會通過。這同美國的傳統中,比起歐洲缺乏左翼政黨和政治型的工會有關。簡單來說,民主政黨或者民主運動,必須和勞工運動和左翼綱領相結合,才能真正為工人階級帶來長遠利益。

其次,是組織化的勞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響和左右左翼政黨的政策和政治領袖的個人傾向。在英國,工會在工黨內越來越被邊緣化。貝理雅之後的新工黨由中產社會精英,而不是工人組織及其代表控制,是工黨右傾的主要原因。但問題是,一個民主的組織,為何基層的黨員和工會會員無法對政治領袖產生監督?為何不能推選出代表基層利益的政治代表?現時的代議制在國家層面和在組織層面的局限,其根源是一致的,是民主的形式出現了問題,不是民主觀念本身(註四)。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不是輕易可以得到解決。不過,我們在女性主義者那裡得到一些啟示。

勞工代表為何會被邊緣化?

英國工黨內部有進步人士,卻無法進入權力核心,逐漸被邊緣化。我們可以用文化和政治角度去解釋這些困難。

英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Liddle和Michielsens的一項研究和應法國社會學家PierreBourdieu的觀點,指出中產階級男性白種精英的習性(habitus),令其在議會政治的場域(field)中取得優勢。中產的生活習慣、順利的成長歷程、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語言能力、精英大學的校友網絡都是他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資本,令他們產生一種參與政治的權利感(sense of rights)。但更重要的是,社會主流也認同這類人較能擔任領袖﹐家庭和教育背景賦予了他們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以上兩位社會學家研究保守黨的一位工人階級背景議員,並將他和傳統的主流議員相比較(註五)。前者是保守黨內的極少數,不但無法進入黨內核心,還要收到黨內其他議員的取笑。能成為議員,他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和嘗試,包括三次到無法贏的選區去鍛煉自己。但是即使在這樣的不利環境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可能的空間。這位議員將自己工人階級身份(以及種族、性別和性傾向主流優勢)轉為有利的條件,在自己成長的選區中贏得了選舉﹐並連任三次。Liddle和Michielsens指出,要改變女性、工人或者少數族裔出身的人士在政治上缺席,加強培訓有幫助和必要,設定最低名額更好。但這都不足夠。因為問題的根源是社會資本的分配不均衡。因此,只有透過改變教育、僱傭和文化制度(例如傳媒),才能改變習性和場域;只有越來越多的非傳統候選人挑戰社會資本的分配模式,選區內的人民形成有意識的集體展現政治權力,才能改變符號價值(symbolic value)的賦予。

Liddle和Michiesens認為改變習性和場域和改革選舉和政黨內的制度同樣重要。我們可以將她們的總結建議理解為一場民主的鬥爭,涉及文化、經濟、政治和組織內部等不同層面。

左翼的目標和實踐

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總結出民主制度要長遠保障工人利益的一些條件。例如,要突破資本主義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不均衡發展,要堅持群眾的動員和直接行動影響經濟和政治,要堅持不同領域的民主鬥爭。換句話說,我們要將民主運動的內涵擴展到政治、經濟、組織和生活的不同領域。

民主運動首先要重建民主、開放和平等的群眾組織,並追求一個民主和協作的經濟和社會體系,在此基礎上,才有真正的政治民主。這裡所說的民主,是對另一種世界秩序的想像和追求。今天處以弱勢的勞動者,應該透過自身的力量,爭取世界的管理權,建立一套可以透過民主解決生產、分配和消費問題的新秩序。這一「遠大」目標的確定,無礙我們從事瑣碎的具體鬥爭,但卻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大座標,避免迷失。在這過程中,左翼活躍份子,應該和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不少非政府組織和網絡在很多社會議題和事件上,透過群眾教育、動員和行動,透過向政黨、政府和國際機構的施壓和遊說,補充了很多傳統工會和政治組織的不足(我們尚且稱之為新社會運動,儘管這一觀念有點含糊)。由於一般參與者都是青年或者教育程度較高者,在傳媒策略上和在引起社會關注上,比起工會和政治組織來要靈活和精巧得多(這是就一般而言,香港或有不同)。但是,它們也存在著弱點,就是不穩定性和單一議題的傾向。不穩定是因為它們往往沒有穩定的會員基礎和獨立的財政來源。單一議題的缺點是缺乏社會改革的全盤思考。單一議題有時也帶來好處,因為有目標清晰的訴求,例如爭取最低工資的運動。問題是,人們成長、工作和生活經驗是一個整體和過程。性別、環境、消費、房屋、勞動、退休、民主、和平、人權等等不同方面都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假若我們相信參與和行動會帶來改變的話,那麼我們可能要同時參與數以十計(或者更多)的單一關注社會運動組織,才能爭取到一個理想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但我們的個人資源有限,所以我們要重建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沒有分隔的民主正義運動。社會運動對單一事件的回應有兩個作用,其一是即時性的,例如最低工資運動就是要求立法;其二是累積性的,在最低工資運動中自我鍛煉,壯大群眾組織。這個逐漸壯大的群眾組織同時可以在其他一切進步運動中發揮作用,而最後的目標是一個民主的世界。

回到2010:邁向新的一步

在這樣的理解之下,在反高鐵運動的高潮過後,我們認為左翼活躍分子不應該停下來,應該繼續介入其他社會和政治問題的討論,我們要繼續關心和參與政制、工資、房屋等等的社會問題,所以我們推動成立「左翼21」這樣左翼活躍分子的網絡。我們肯定穩定的群眾組織的重要性和核心性並非新社會運動可以取代的。但我們也關心群眾組織是否能實現民主、等和多元的問題。

從2004年開始,一些堅持左翼勞工立場的朋友,對「公社」兩黨出現的效益和現象有焦慮。朋友的擔心在於幾點:其一,兩黨都是高度依賴精英化個人領袖的政黨;第二,兩政黨都沒有和勞工運動和社會運動有廣泛的結合;第三,公民黨是支持經濟自由化政策的。回到今天,和2004年或者2007年相比,我們的世界和社會又確實是一些不一樣了。2008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以不同的形式激化了世界各地的階級矛盾。在勞工組織化程度高的歐洲,以工會組織的罷工的形式出現;在政治一向保守和右傾的美國,以支持和反對醫療改革的形式出現;在香港,我們看到了民主運動和反高鐵運動中年青一代的意識和政治參與熱誠都有提升。

當兩黨還是用他們慣用的策略和手法,去「帶領」我們爭取民主時,就再次迫使我們去回應,我們要如何看待這場「公投」?我個人並不會將這類選舉說成公投,雖然在運動策略上我也不會反對他們這樣說。因為這是一場選舉,沒有半點公投的科學性和嚴謹性。但即使是一場選舉,只要候選人的政黨背景和政綱值得支持,我們當然也要大力支持。但是,這不是盲目的支持,而是批判的支持。

不管是「公社」兩黨還是「大專2012」,都沒有一份爭取勞工權益和爭取社會財富合理分配的政綱。這和我們要去推動和倡議和勞工運動相結合的,爭取政治、經濟和文化全面民主(而不僅僅是資本主義代議政制)的政黨和選舉運動,有很遠的距離。不管是立場上的支持還是態度上的批評,在參與的過程我們都需要堅持另外一個座標,那就是要在參與的過程中,去磨練堅持工人階級立場的左翼活躍分子,這是累積左翼政治力量和想像左翼群眾組織的重要一步。


註一:1998的亞洲金融風暴,在受衝擊最大的韓國、印尼和泰國等國家都導致了民主運動和勞工運動的重振。唯其成果局限於不同國家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位置,香港的情況或也可在這一架構下思考。經濟危機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分析和歷史回顧,參考 Clarke S (2001) ‘The Globalisation of Capital, Crisis and Class Struggle’,Capital And Class, 75 93–101 (0309-8168)

註二:英國全國總工會的網頁提供歷史簡介http://www.unionhistory.info/

註三:此觀點見Collier,R. B. (1999) Paths toward Democracy : 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 Ruth Berins Collier. Cambridge,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註四:此觀,以及對於1970年代後的政治經濟危機、勞工運動為何不能成功反擊的分析,可參考Clarke S. (1988) Keynesianism, Moneta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State , London and Vermon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註五:文章見 Liddle, J and Michielsens,E (2007) ”NQOC’: Social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British Politic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9 (1369-1481);同研究項目,另一性別與議會政治的分析見Liddle,Joanna and Michielsens, Elisabeth (2000) ‘Gender, Clas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Britain: Narratives of Entitlement’,in Rai, Shirin (e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Gender and Democratisa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Friday, April 23, 2010

少年妄想的盡頭

絲絲點點計算 偏偏相差太遠
兜兜轉轉
 化作段段塵緣
——達明一派 《石頭記》

如果將上次那篇東西的問題意識歸納為一個詞語,那就是專一;化成一個句子,那就是「專一如何成為可能」。專一不必指向特定的制度或形式,例如一夫一妻還要向政府註冊的異性戀婚姻,它指向的是對唯一對象的不變關係。

那,專一如何成為可能呢?

明顯地,這個少年的答案並未考慮社會面向,或曰關係的物質基礎。博蘭尼(Karl Polanyi)雖以主張經濟鑲嵌(embedded)於社會關係而聞名,大力反對新古典經濟學將人化約為私利極大化的經濟人假設,但若以為他為是文化決定論者甚至唯心論者,那就錯了。在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書,博蘭尼明確表示一切人生皆受經濟因素局限:

"Other societies and other civilizations, too, were limited by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their existence - this is a common trait of all human life, indeed, of all life, whether religious or nonreligious, materialist or spiritualist. All types of societies are limited by economic factors."


男女關係也一樣。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順德婦女得以大舉藉自梳抗拒婚姻,皆因絲綢工業的崛興讓她們有機會以工人身份賺取收入,毋須依賴父權的傳統農村經濟。相對的,政府禁止持雙程證的港人配偶在港工作,結果是她們即使受虐也不敢離婚。縱使不談婚姻,持久而穩定的共同生活需要持久而穩定的物質基礎支持:二十年才供滿一層樓,你可肯定自己二十年內都有足夠收入支付供款?即不提樓價狂飆,根據房委會2009年年報,從1999年到2009年,私人住宅單位多了315,000個,公營房屋才增加了160,000個(當中大部份還要是居屋),僅僅是前者的一半,基層愛侶要安安穩穩雙宿雙棲,實在不大可能(注一)。為甚麼流動資產逾百萬的人「81%為已婚人士,已婚並擁有子女的佔70%」,遠超人口平均值(注二)?階級與關係的持久本來就密切相干,新自由主義帶來的不穩定本來就威脅著各種穩定關係。

倘若專一意謂與同一對象的持久關係,專一就不可能在無視政治經濟因素下成立。

*****

但缺乏社會性於少年的立論根本無損。如果他是平庸短視的,他可能會為了保護某段專一關係而拼命上位,務求像《邊一個發明了返工》所說的「買股票、買車、結婚、生仔、買樓、買船」;如果他是熱血上腦的,他可能會為了保護所有人實踐專一關係的權利而矢志改變世界,爭取最低工資超過時薪三十三,落實全民養老金,推翻功能組別,徵收發展商土地收歸公有,諸如此類。

少年不從物質條件為專一立論,為專一立論的是意志——專一是不為外在條件撼動的意志,包括物質條件。明乎此,即可知從社會面向出發的批判決不可能是根本的批判,截然二分的主客對立已闡明少年之於任何社會因素的主體位置,神阻殺神,佛阻殺佛。殺不了反倒被殺也不要緊,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火湖的剋星是薜西弗斯,這就是意志。

要拆解少年的專一,須得拆解他的意志。

*****

拆解,或許可以從構築意志的元素,亦即概念開始。

一如前述,專一被界定為「對唯一對象的不變關係」。這裡有兩個關鍵概念,一是「唯一對象」,二是「不變關係」。

先說「唯一對象」。就實踐而言,這一般被視為專一的必要條件,移情別戀有違專一,一腳踏兩船也有違專一,因為它們都悖乎「唯一對象」原則。引申下去,基於被拒絕、分手、離婚、喪偶等等造成的別離,都不能合理化對下一段關係的追求,蓋此舉亦違反了「唯一對象」原則。更具體的預設是,假如一個人可以由於對方的不在場/不愛自己而放棄唯一,這種有條件的愛在原則上無法保證關係的穩固,畢竟在不在場、愛多愛少在相處過程裡必然經歷高低起伏。條件改變就撒手不管另覓新歡,云何專一?

從「唯一對象」原則推論出來的,無可避免是「只願一生愛一人」的戒律,而不是權宜苟且的「不同時間不同對手的一對一關係」。問題是,「唯一對象」原則希望保證對象的不可取代性,但它從一開始就從根源上暗暗否定了對象是不可取代的——設若對象是不可取代的,那麼又為何如此畏懼與對象以外的別人締結關係?我們不會因為有父母而拒絕拍拖,覺得這代表情人取代了父母,是大逆是僭越。同理,朋友取代不了情人,鄰居取代不了情人,同事取代不了情人,同志取代不了情人,所以我們結交朋友鄰居同事同志仍然心安理得。

情人又有甚麼不同呢?「情人」不過是一個分類,彷彿分類底下的每一個人、每一段關係都是同形同質的,大可互相取代。於是,結婚就只能是一夫一妻,再有別人的話他被界定為「第三者」,不是「夫/妻」,正好暗示不能被取代的純粹是某個分類或社會位置,卻不再是那一個曾經跟你哭過笑過吵鬧過、有血有肉有心願有歷史的人。在這套邏輯下,社會位置的不可取代性藉著犧牲人的不可取代性而成立,此所以重婚是不行的,一腳踏兩船也是不行的,離婚後再婚或者捨棄其他情人只挑一個繼續卻是可以的甚至應當的。情慾上的妒恨政治,亦在這套邏輯底下得以合理化。

以分類/社會位置取代個人/關係,才是對專一最不可饒恕的冒瀆。要是每一個人、每一段關係都不可取代,「情人」就不過是僅供參考不供膜拜的概念,我們將重新承認每一個情人都不是同質的,就像沒有兩個朋友是一模一樣的(注三),這正是回歸專一的原初意義。如是者,回歸專一,其中一個必然意涵就是對多元關係原則上的認可——實踐與否,則視乎意欲、能力與條件,始終無法兼顧老婆和老母的人也不在少數,但老婆和老母總不是原則上就互相矛盾吧?反過來說,這邊廂大剌剌把學校當作奉旨代替自己教仔,那邊廂害怕妻子外出工作會勾佬的傢伙,不過是欺善怕惡的孬種而已。

重要的是同一對象,不是唯一對象,「唯一對象」原則至此土崩瓦解。

*****

故事到這裡還沒有完結。少年堅執的「專一」除了「唯一對象」,還有對這個唯一對象的「不變關係」。今日是情人,明日是仇人,後日是陌路人的話,關係性質變了,對象再唯一也談不上專一。

少年提出了這樣的解決方案:去除關係對象的條件性。那個唯一的對象可以無限轉變,但自己作為意志的愛必須保持不變。因愛之名約束自己,成全對方無限的自由,同時成全了無限自由下的不變關係。

聽起來似乎是個天才方案,但馬上就遇到難題。即使少年的意志力強得無可置疑,不過去掉一切條件之後,我們憑甚麼特徵辨認跟自己締結關係的是同一個——更遑論唯一一個——人呢?再鑽鑽牛角尖,要求對象是同一個人,是否已經為對象設下條件?

無條件原是為了確保唯一性,到頭來卻與唯一性矛盾。可是這個矛盾亦非不能梳解,皆因用特徵去界定一個人本來就不可靠。以電腦為例,上個月你換了硬碟,這個月你換了鍵盤,下個月你換了RAM,硬件如是,軟件亦然,就這樣換呀換呀,說不定最後再沒有一樣與原版相同,那還是不是同一部電腦?改用人代入這個例子也差不多,我們會學習新事物,會有新的好惡,會認識新的人,事實上全身細胞天天都會新陳代謝,連構成物質也不會永遠相同,尋找貫穿所有時點而不變的本質,也許終歸徒勞。從條件出發,能夠定義一個人的充其量只是一堆隨時光流逝似像不像的流動特徵,或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口中的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

好了,諸法無我,該怎麼辦呢?家族相似概念帶來的彈性,似乎支撐了辨認那唯一一位的可能性,但箇中模糊之處還是教人隱隱不安——沒有固定本質的誠然可以是同一個人,但也可以是不同的人,辨認依舊是沒有把握的。更何況,這種進路仍然依恃條件作為界定對象的準則,有條件的愛就是有所求,有所求就有被其他滿足條件者取代的可能,亦即,不專一的可能。

總有一些條件是每個人獨一無二的吧?DNA?那不重要。共同相處的經歷?那也要對方跟自己相處過才談得上。存活至今的記憶?記憶是不可靠的東西,即或不提意外撞破頭失憶之類的戲劇性例子,我們天天都在遺忘,甚至捏造記憶。大概沒有哪種建基於外在條件的辨認準則堪稱萬無一失。外在條件不行,惟有反求諸己:我說那是我所愛的,就是!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換個角度就是一念仇人,一念情人。借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有名的槌子例子,我們怎樣界定一個槌子?它的長度?它的重量?它的溫度?它的顏色?它的材料?都不是,這些所謂客觀的外在條件統統沒有意義,槌子是因為我們與它的關係而被界定的:我們用它捶打東西。由是觀之,情人是甚麼?就是我們當成情人去愛的人,是透過愛而不是理論去理解的。

少年沒有想到那麼多,只是直覺地達到這個結論。總之,外在條件的作用既被取消,維繫「對唯一對象的不變關係」的責任就一點不剩的轉移到少年身上,準確來說是轉移到他的意志身上。否定外在條件的唯意志論從世上森羅萬象的變動手中守住了關係的不變,意志不改就不會情變。還未讀過海德格的少年沒有察覺到,其實他設計的守護方案守住的關係,是人與物的關係,不是人與人的關係。擔起維持關係的所有責任,等於佔據主宰關係的所有權力,讓自己成為完全的主體。

換言之,世上一切外在於主體的因素,包括對象本身,也就成了完全的客體。

對象的主體意志在這個模型裡被忽略了。諷刺的是,取消對外在條件的依附原是為了確保對象無限改變的自由,結果竟變成了從另一個方向抹殺對象的自由——不論你做甚麼,怎麼想,甚至無限地改變,只要少年的意志不變,愛還是愛,情人還是情人。灑狗血劇集出現的「你可以不愛我,但你不可以阻止我愛你」台詞,大抵是這個失敗模型的最佳註腳(注四)

兜兜轉轉,讓我們回到原點:何謂「不變」的「關係」?人與人的接觸,必然伴隨著改變。在你走進7-eleven購物前,你不會是那個售貨員的顧客;在你看見他先招呼那個排隊打你尖的傢伙前,你不會認為他工作態度有問題幾乎想投訴;在他察覺不妥向你道歉前,你不會餘怒半消;在你攤開剛買來的報紙發現便利店時薪僅得廿二元前,你不會體諒他忙中有錯。互動就是互相改變,接觸既已如此,締結關係更不消提。關係的存在本身,已包含著改變,拒絕改變其實是拒絕關係的同義詞。反過來說,締結關係的前提就是接納改變,包括關係的終結,翻譯成人類聽得懂的語言,正是怕食檸檬莫界女,驚俾人撇咪瘟仔,善哉善哉。

這不是有沒有吉士的問題,這是邏輯問題。「不變關係」不存在,皆因它不合邏輯——又或者,那不叫關係。

*****

拆是拆得乾乾淨淨了,兇殘俐落猶如推土機拆天星,但解卻解得沒有著落。該怎樣解釋少年追求專一的意志?思前想後,我這個壞鬼中年還是找不到圓滿的答案。

線索倒是有的。少年不以實踐追求專一,他選擇了用理性構築先驗的理則,企圖讓經驗世界的現象變得可以理解,繼而可以控制,然後保證專一在望。目標是親密關係的穩定,手段是理性賦予的穩定,兩者彼此共鳴,指向一個穩定可知的世界。

生活穩定是合理不過的追求,每一秒都充滿不可知的失序世界足以輾碎人類。然而,以思考理解世界,盲點在於思考者的位置——即使有所謂的自省,自省者的位置又在哪裡、如何理解這個名為自省的思考?腳踏巔峰,目窮四海,卻不能看見自己的眼睛。思考在照亮各處的同時,也遮蔽了思考者。終極清明的自我理解由是不可能,若關係牽涉自我的投入,對關係終極清明的理解亦不可能。

遑論不變與控制。

*****

寫作也一樣,文字在揭露世界的同時,也遮蔽了作者的位置。日記也罷,自傳也罷,用文字記錄經驗,這個「用文字記錄經驗」的經驗又如何呈現?

為何動筆寫這篇東西,又如何動筆寫這篇東西?嘗試重構從前寫作的歷程,似乎又掩飾了如今撰文的經過。自述/自我解釋是無限後退,洋蔥剝了一層又一層沒完沒了,小我是令人無止境陷溺的深淵,理由在此。

下一篇,回到大我,繼續敝網誌平常風格。


注釋:
一.
 這裡說的還只是異性戀伴侶。一天《婚姻條例》不改,一天非異性戀伴侶仍然只能以十分不利的「單身人士」身份輪候公屋或購買居屋,上樓機會更渺茫。
二.
 根據2006年人口普查,香港十五歲以上人口已婚率為57.8%。又,「家長」往往被視為天然產物(因而是中性的),生孩子的自然叫家長,但既然生孩子是某種階級偏向,「家長」就不可能是天然或中性的,家長行為亦不妨從階級角度理解。
三.
 同一個類別裡面各有差異,從反面引申就是不同類別之間或有相同。情人/朋友/同事之類的分類不一定互不重疊,情人可以是朋友,恰如朋友可以是同事。「愛和喜歡有甚麼分別」,不過是騙小孩的偽問題。
四.
 但這無法推論出「強逼對方愛上自己」的結論,因為對象有自由無限改變(包括不愛自己)依然是前提,所以倒也不可能產生一哭二鬧三上吊的灑狗血情節。


延伸閱讀
周思中:是邊界還是內核?寫日記與艾菲爾

飯後甜品
阿P:關於前度和男孩食飯的事
阿P:宅女,上街吧!

Monday, April 19, 2010

少年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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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魔迪馬:「卑……卑鄙!你明明說……『地之劍』的!」
仁傑:「那正是卑鄙劍的卑鄙之處。」
《咕嚕咕嚕魔法陣》 第十三卷


這一篇是個引子。

那是中六時的事。學生會跟其他學校搞了個聯校徵文比賽,事情上馬後又怕沒人參加,我算是臨時拉佚順手幫忙,於是有了這篇東西。

我理想中的戀人

在藍天白雲的早上,一雙情侶坐在草坪,細意欣賞身邊野花;在月明星稀的夜裡,一對戀人漫步海灘,靜心傾聽浪濤聲音——如斯美景,如許深情,真教人悠然神往,然而亦教孑然一身的我恨得牙癢癢的。出生至今,寒來暑往的,現在已過了「寂莫的十七歲」的大半,我卻仍然找不到自己的戀人,難免有點兒嫉妒出雙入對的璧人。唉,理想中的戀人啊,你身在何方?

尋人必須先知道對方的特徵,在茫茫人海中尋覓戀人,則必須先弄清楚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對象的類型——對了,究竟我喜歡哪類型的女孩呢?既細心,又懂得關懷人的女孩子似乎不錯罷?每當忙得透不過氣,快想到要放棄一切的時候,她就會鼓勵我振作,為我分憂解困,令我繼續奮鬥下去,那不是很好嗎?倘若我的戀人對萬事萬物皆有好奇心,更渴望探窮這宇宙、這世界所蘊藏的道理,那就是錦上添花了——假如我的戀人在藍天白雲下的草坪懷疑野花會令她皮膚敏感,然後大談哪間花店有荷蘭鬱金香供應;或是於月明星稀之夜的海灘上滔滔不絕說香港海鮮受到何等污染,然後對哪間大酒店的加拿大三文魚如數家珍……果真如此,我不逃之夭夭才怪。要我和只知物質的乏味女孩談戀愛,我寧願與火車上的扶手長相廂守!另一方面,如果我的戀人還擁有樂天的性格,慣於帶笑面對困難,既不怨天,亦不尤人,那就簡直是完美無瑕了。

然而,人心總是善變的。今天,我視擁有關懷自己、浪漫好奇及樂天三種特點的女孩為理想中的戀人;明天,誰知道我會否把關懷當作嘮叨,把浪漫的好奇心當作不設實際,把樂天當作欠缺思慮?好了,假設我真的可以永遠那麼喜歡這類型的女孩子,但是,當另一位類型相同卻更清麗脫俗的佳人出現的時候,我會不會見異思遷,拋棄舊愛迎新歡呢?

難道如何完美,如何合乎理想的戀人最後都要與我分開嗎?

對了,我要尋找的是理想中的戀「人」,而並非理想中的戀人的「類型」!人有相似,物有相同,同一類型的女孩世上何止千萬,但我的戀人卻只有獨一無二的她。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只會跟真實的人談戀愛,絕不會跟抽象的「類型」談戀愛。既然我並非功利地基於對方某些「優點」而談戀愛,因此,也許世上有條件更佳的女孩子,我的品味亦或會隨時日改變,可是這些都不能令我離開那唯一的「理想中的戀人」。

藍天,白雲,青草地,是真正存在的;皓月,繁星,細沙灘,也是真正存在的。「妄想中的戀人」會隨著時間和環境而改變,只存在於某些人的腦海,不存在於現實。我只盼那「理想中的戀人」真是獨一無二地存在於世上,在某一天終會來到我面前。


評語一:天真。
評語二:直男偏見。從頭到尾假設對象是女的,明光社當年應該頒獎學金。
評語三:沒生活常識。三文魚算不上奢侈品吧,縱使在九七年。
評語四:在文末加上「阿門」或「誠心所願」,好像也不會有違和感。
評語五:唸到中六還是這種文筆,注定一輩子沒本事賣文搵食。

十三年後重看,自己對自己的譏嘲委實停不了,直至下巴笑掉。不過以當時的程度來說,這倒是一篇出奇制勝的怪作。甚麼「我理想中的戀人」這種題目當然不是自己定的,硬生生接下之後,想到旁人大抵不離刻劃「理想中的戀人」如何如何,與其建立怎樣怎樣的美滿相處之類,那好吧,我就裝瘋賣傻一次,卻可沒有承諾會裝瘋賣傻到最後。

於是中途筆鋒一轉,地之劍變成卑鄙劍,抒情文變成議論文。

取寵奇招與合乎中學作文的公式矯情一樣,不過是策略考慮,但文章內容本身是真誠的。閱讀理解題:如果將貫穿上文的問題意識歸納為一個詞語,這個詞語是甚麼?

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