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pril 26, 2010

麥田左手

(本想忍到五一六之後的,但也按捺不住先說幾句。先旨聲明,我也是左翼21成員,對他們的立場是由衷支持的。至於坊間某些朋友的言行,留待事情完結再作評論。)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翰福音》十三章廿四節


陳敬慈這篇文章寫得很精彩,資料詳實考證清晰。這樣一篇好文章,談的是城中大熱話題五一六公投,放上Facebook三日,得到的迴響——不論以轉載次數抑或like的人數計算——卻零星落索,按快上快落的Facebook資訊節奏來看,文章差不多可以宣告死亡了。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反高鐵行動告一段落後,部份勞工組織和基層團體的成員有感於反高鐵聲勢浩大,左翼運動相形見絀,希望做好論述工作,特別是藉此汲納彷彿已經動起來的「八十後青年」,或者換個講法,是把左翼元素滲進去這個「群體」。

即不說這種「八十後實在論」有多少事實基礎,可以看見的是上述嘗試甫開展已出師不利。二月七日,陳敬慈出席獨立媒體的「我們真的很激:反高鐵運動與基進政治」研討會,負責講「工人階級與新社運」部份,即時招來謝冠東、陳景輝、葉蔭聰等人或直接或間接的反彈,否認反高鐵與階級相關。到二月廿五日,反高鐵核心成員朱凱迪亦在另一個論壇坦言該運動的基層參與不明顯,「把事件說成與基層有關,其實是自我感覺良好」。這大概是事實。不過,承認過去反高鐵運動缺乏階級面向這事實是一回事,拒絕為以後的運動注入階級面向又是另一回事:某些支持「反高鐵與階級無關」的評論不是純粹回顧性的,而是綱領性的,例如以左翼話語對「群眾」不具吸引力為由而放棄之,提倡改用「殖民」、「轉念」、「非物質」之類。

左翼分析的關鍵詞,少不了階級、工人、資本、生產關係等等,變成日常用語就是我們每天衣食住行從哪裡來(關鍵詞:生產、市場、貨幣、交換價值……),我們靠甚麼取得它們(關鍵詞:僱傭勞動、資本累積、金融投機……),有甚麼逼使我們非得靠這種方法取得不可(關鍵詞:生產資料、剝削、壟斷、國家機器……)——根本就沒有甚麼陌生的地方。問題不在左翼話語本質上是否枯燥難懂,因為日日上百萬人看的財經版隨時更枯燥更難懂,問題在於左翼中人既要借別人(例如反高鐵運動)的勢,又要自說自話:陳敬慈當日在獨立媒體的論壇旁徵博引,偏偏忘了解釋反高鐵與階級有何扣連,馬上埋首於各國工運與世界經濟危機。Missing link不填補,就是不尊重別人的語話規則/遊戲規則。既然大勢在彼不在己,憑甚麼要求對方理睬牛頭不搭馬嘴的我們?

今次的文章也一樣,未論證工運當前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就一頭栽進國際比較和策略分析,無異preaching to the converted。「2008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以不同的形式激化了世界各地的階級矛盾……在香港,我們看到了民主運動和反高鐵運動中年青一代的意識和政治參與熱誠都有提升」,前半句和後半句的因果關係在哪裡?縱是真有因果關係在其中,這個因果關係對香港人而言也絕非不證自明。階級二字在大部份反高鐵人士腦海裡打從一開始就不存在,現在追求雙普選,要的不是一人一票的「公平」嗎?既然不問階級都一人一票,還談甚麼階級矛盾,光要普選不就行了?有民主才有民生!有一人一票就沒有貧富懸殊!踢走功能組別!

當左翼中人企圖招徠的Facebook「知青」之間已充塞著某套意識形態,甚至不關心工人或不承認自己是工人——隨手舉例,批判地理學會這個讀書組就挑在五一遊行的同時舉行,顯然不覺得空間政治與熱火朝天的最低工資爭議相干——說服就是必不可少的步驟,無視他們的想法卻不可能帶來任何說服力。未曾認清對話對象的文章,難望打動人心,就像不落在田裡的麥子,寫完就消失了。人心,才是我們要耕耘的土壤;惟有耕耘人心結出果子,才叫運動,否則我等只能孤軍作戰直至永遠。

吾友覃俊基的《五區公投:從左翼的觀點看》,算是為填補論述上的missing link盡了些心力。在品味陳敬慈以下的力作前,不妨先讀一讀,應有助益。

再談民主選舉:尋找左翼的立場和策略
文:陳敬慈

2003年和2004年兩次7月1日的大動員,對香港的政治光譜留下了什麼?歷史是不隔離的,今天青年運動的活躍,從那裏走過來。公民黨和社民連這兩個政黨的出現,同樣是大遊行前後,人們對原有政治厭倦的結果。他們爭當民主運動的先鋒,透過選舉動員和媒體站鞏固其形象,也並非從今年的總辭和「公投」開始。

例如說,2007年的特首選舉,公民黨就高調參與了。梁家傑在「美式」選舉辯論說:「我會輸但香港會贏」。泛民主派的動員,為梁及其政黨提供了一場參與選舉工程的良好訓練機會,進一步地奠定了其在香港民主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所以,他沒有輸。同樣策略,2007年當其他民主派支持陳方安生參與立法會補選時,社民連派出自己的代表勞永樂,儘管實力懸殊,高姿態和陳「初選」,贏得了一些掌聲。

我們如何理解這些現象?在這些精英主導的高姿態媒體戰和選舉動員中,在簡單的支持和反對中間,我們是否應該擁有不同的策略?回答這個問題時,實質上我們也在尋找左翼在民主運動中的立場和策略。

民主選舉對工人階級的意義

1998年至2004年的經濟危機和後九七的政治管治危機,為政治和經濟鬥爭創造了新的條件(註一)。政治鬥爭在2003和2004年的七一大遊行中達到高潮,人們的民主訴求前所未有的高漲;經濟鬥爭令工會在這段時間(特別是在經濟開始惡化的1998年和經濟開始反彈的2005年前後)大幅度增加了,動員能力也有所提高。這兩者都是民主運動和勞工運動進一步推進的基礎。前者(政治鬥爭)的成果在2004年立法會選舉前後主要投射為精英民主派的冒起;後者直接促成了正在進行中的勞工立法運動(例如最低工資)。

精英民主派的冒起,和香港工人自我組織和政治意識的薄弱,香港社會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信念,以及全球性(進步)意識形態的危機都有關係。長遠而言,工人階級要發揮政治上的影響力,需要外在因素(例如:政治經濟和其他地區社會運動的)狀況和內部因素(長時間組織和思想上的醞釀準備)相結合。有幾個困擾左翼民主運動的問題,我們無法迴避。首先就是民主選舉對工人階級的意義在哪里?

英國作為第一個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的國家,其歷史往往被當作典範和比較的座標。我們的討論也從這裡開始。英國的工人爭取改善勞動條件、工會組織權和議會的選舉權是同步進行的。在18世紀後期,已經出現不少工人的集體罷工和結社活動,於是1779/1800年政府立法將工人的一切聯結非法化。經過幾十年的鬥爭,1824至1825年工會組織權被有限度承認﹐1832年下議院的選舉權擴展到工業資本家,工人卻被出賣了。1834到1850年這段時間,工人的鬥爭一方面是要求政治選舉權利的憲章運動,並誕生了歷史上第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另一方面是要求規管工時、改善勞動條件和貧窮救援的立法運動,1842年的大罷工因工資問題而起,最後目的卻是選舉權。在1850年代後,英國經濟進入維多利亞繁榮時期,工人及其組織開始分化,運動也進入低谷。一直到1867 年﹐選舉權擴展至有良好收入的城市男性工人,主流政黨才向工會的訴求低頭。1871年全國總工會(TUC)成立了國會委員會,就勞工政策向政黨施壓。其後主要6條提高工會地位和工人勞動條件的法律相繼通過,包括1874年的《工廠條例》規定每天10小時的工時限制,但工會仍然要求8小時工作制。

但是,這類壓力團體式的功能顯然是不足夠的。那就產生了工會和工人代表直接參政和成立工人政黨的嘗試。在英國,工會先是和在當時代表中產階級階級利益的自由黨合作,稱為「自由工人主義」(lib-labism),在特定選區支持工人代表參選國會。可是,能成功當選的勞工代表寥寥無幾。1880年代過後,英國經濟的繁榮期過去了,工人組織化和激進化進一步新的階段。大量非技術、半技術勞工加入工會,促成了新工會主義。女性的工會參與率大幅度增加,並成立了婦女工會聯盟(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和爭取普選權的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社會主義、激進工團主義、改良的費邊主義等政治思潮與勞工運動一起成長。工人政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和壯大。由工運活躍份子和社會主義者個人組成的獨立工人黨無法取得主流工會的支持,沒有發揮大的影響力,最後消失了。在19世紀末期,資方和政府對工會展開了新一輪的攻擊。為了自我利益的防衛,工會確認了獨立參政的必要性,1900年與費邊社和社會主義組織(包括獨立工人黨)合作成立工人代表委員會(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後改組為工黨。但很長的歷史事情,會是工黨的主要資助者,財政和人事上直接影響工黨。工會直接推動成立的工黨﹐在二戰後首次以大多數黨身份執政(1910年代曾兩次短暫以少數黨身份執政),推動了福利國家的誕生,一直到1970年代末的戴卓爾時期(註二)

後起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和英國的經驗有很大差距,但也有相同之處。當工人擁有選舉權時,就擁有了政治上的新武器,政黨就必然不能完全不理會工人組織的勞工立法訴求。但是,沒有代表工人利益的政黨,工人能取得的利益都是有限的。

工人政黨為何會右傾?

以上對英國勞工運動歷史的一點簡單回顧,幫助我們肯定民主選舉的意義:在於透過向政府施壓而取得較好的勞動保障和權利;在於透過組織工人政黨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下爭取執政而改善工人處境。但是,我們看到英國工黨在1997年重新執政以來一面倒地執行新自由主義的路線。當然不是說和工會關係密切的「工人政黨」和保守政黨完全沒有分別,工會在工黨內的進步力量在政策上還是可以發揮一定的影響。問題是,議會民主的局限是顯而易見的。工人政黨執政的國家是如此,工人政黨不存在或者能力薄弱的國家就更加明顯。

我們不能簡單地總結為政治的無能和政治人物的骯髒。我們必須從經濟環境、政治傳統和組織模式這幾方面去思考政治運動出現了什麼困難和問題。

首先,處在全球資本主義核心位置的先進國家,比起後起的、較為落後的國家(部份能源豐富的國家或有程度上的不同)更有條件落實改善工人生活處境的改良措施。這解釋了南歐和南美多個在1970年代落實民主化的國家,儘管工人在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並不弱於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的西歐國家,工人在民主化之後的條件改善卻沒有後者那麼明顯(註三)。這一分析的第二含義,就是在一個國家之內,在經濟高增長的年代,比起經濟衰退的年代,社會民主政策較有條件落實。資本主義的體系仍以歐美和日本為核心。在這些地區,1970年代中以來的經濟衰退在整體上仍未扭轉,2008年以來更惡化了。但是經濟因素只是提供了一些限制和可能性,卻絕非決定問題的唯一因素。

第二,同等經濟發展狀況的國家,由於不同的政治傳統和鬥爭策略,也可能產生不同的利益分配和勞工、福利政策。例如法國勞工的保障就遠遠比起英國的好,歐洲整體上又比美國好得多。不是法國政府沒有效法英美的傾向,只是面對來自工人和學生的抗議而放棄或放緩了政策。法國的工人和學生比起英國來,較有動員、政治罷工和直接行動的傳統。雖然其組織率十分低,卻足以在重要時間發揮作用。美國的人均GDP遠高於英國,但最近美國人民數百年來才首次有一個在歐洲的標準來說肢離破碎的全民醫療保險,還差點無法在民選的議會通過。這同美國的傳統中,比起歐洲缺乏左翼政黨和政治型的工會有關。簡單來說,民主政黨或者民主運動,必須和勞工運動和左翼綱領相結合,才能真正為工人階級帶來長遠利益。

其次,是組織化的勞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響和左右左翼政黨的政策和政治領袖的個人傾向。在英國,工會在工黨內越來越被邊緣化。貝理雅之後的新工黨由中產社會精英,而不是工人組織及其代表控制,是工黨右傾的主要原因。但問題是,一個民主的組織,為何基層的黨員和工會會員無法對政治領袖產生監督?為何不能推選出代表基層利益的政治代表?現時的代議制在國家層面和在組織層面的局限,其根源是一致的,是民主的形式出現了問題,不是民主觀念本身(註四)。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不是輕易可以得到解決。不過,我們在女性主義者那裡得到一些啟示。

勞工代表為何會被邊緣化?

英國工黨內部有進步人士,卻無法進入權力核心,逐漸被邊緣化。我們可以用文化和政治角度去解釋這些困難。

英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Liddle和Michielsens的一項研究和應法國社會學家PierreBourdieu的觀點,指出中產階級男性白種精英的習性(habitus),令其在議會政治的場域(field)中取得優勢。中產的生活習慣、順利的成長歷程、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語言能力、精英大學的校友網絡都是他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資本,令他們產生一種參與政治的權利感(sense of rights)。但更重要的是,社會主流也認同這類人較能擔任領袖﹐家庭和教育背景賦予了他們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以上兩位社會學家研究保守黨的一位工人階級背景議員,並將他和傳統的主流議員相比較(註五)。前者是保守黨內的極少數,不但無法進入黨內核心,還要收到黨內其他議員的取笑。能成為議員,他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和嘗試,包括三次到無法贏的選區去鍛煉自己。但是即使在這樣的不利環境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可能的空間。這位議員將自己工人階級身份(以及種族、性別和性傾向主流優勢)轉為有利的條件,在自己成長的選區中贏得了選舉﹐並連任三次。Liddle和Michielsens指出,要改變女性、工人或者少數族裔出身的人士在政治上缺席,加強培訓有幫助和必要,設定最低名額更好。但這都不足夠。因為問題的根源是社會資本的分配不均衡。因此,只有透過改變教育、僱傭和文化制度(例如傳媒),才能改變習性和場域;只有越來越多的非傳統候選人挑戰社會資本的分配模式,選區內的人民形成有意識的集體展現政治權力,才能改變符號價值(symbolic value)的賦予。

Liddle和Michiesens認為改變習性和場域和改革選舉和政黨內的制度同樣重要。我們可以將她們的總結建議理解為一場民主的鬥爭,涉及文化、經濟、政治和組織內部等不同層面。

左翼的目標和實踐

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總結出民主制度要長遠保障工人利益的一些條件。例如,要突破資本主義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不均衡發展,要堅持群眾的動員和直接行動影響經濟和政治,要堅持不同領域的民主鬥爭。換句話說,我們要將民主運動的內涵擴展到政治、經濟、組織和生活的不同領域。

民主運動首先要重建民主、開放和平等的群眾組織,並追求一個民主和協作的經濟和社會體系,在此基礎上,才有真正的政治民主。這裡所說的民主,是對另一種世界秩序的想像和追求。今天處以弱勢的勞動者,應該透過自身的力量,爭取世界的管理權,建立一套可以透過民主解決生產、分配和消費問題的新秩序。這一「遠大」目標的確定,無礙我們從事瑣碎的具體鬥爭,但卻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大座標,避免迷失。在這過程中,左翼活躍份子,應該和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不少非政府組織和網絡在很多社會議題和事件上,透過群眾教育、動員和行動,透過向政黨、政府和國際機構的施壓和遊說,補充了很多傳統工會和政治組織的不足(我們尚且稱之為新社會運動,儘管這一觀念有點含糊)。由於一般參與者都是青年或者教育程度較高者,在傳媒策略上和在引起社會關注上,比起工會和政治組織來要靈活和精巧得多(這是就一般而言,香港或有不同)。但是,它們也存在著弱點,就是不穩定性和單一議題的傾向。不穩定是因為它們往往沒有穩定的會員基礎和獨立的財政來源。單一議題的缺點是缺乏社會改革的全盤思考。單一議題有時也帶來好處,因為有目標清晰的訴求,例如爭取最低工資的運動。問題是,人們成長、工作和生活經驗是一個整體和過程。性別、環境、消費、房屋、勞動、退休、民主、和平、人權等等不同方面都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假若我們相信參與和行動會帶來改變的話,那麼我們可能要同時參與數以十計(或者更多)的單一關注社會運動組織,才能爭取到一個理想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但我們的個人資源有限,所以我們要重建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沒有分隔的民主正義運動。社會運動對單一事件的回應有兩個作用,其一是即時性的,例如最低工資運動就是要求立法;其二是累積性的,在最低工資運動中自我鍛煉,壯大群眾組織。這個逐漸壯大的群眾組織同時可以在其他一切進步運動中發揮作用,而最後的目標是一個民主的世界。

回到2010:邁向新的一步

在這樣的理解之下,在反高鐵運動的高潮過後,我們認為左翼活躍分子不應該停下來,應該繼續介入其他社會和政治問題的討論,我們要繼續關心和參與政制、工資、房屋等等的社會問題,所以我們推動成立「左翼21」這樣左翼活躍分子的網絡。我們肯定穩定的群眾組織的重要性和核心性並非新社會運動可以取代的。但我們也關心群眾組織是否能實現民主、等和多元的問題。

從2004年開始,一些堅持左翼勞工立場的朋友,對「公社」兩黨出現的效益和現象有焦慮。朋友的擔心在於幾點:其一,兩黨都是高度依賴精英化個人領袖的政黨;第二,兩政黨都沒有和勞工運動和社會運動有廣泛的結合;第三,公民黨是支持經濟自由化政策的。回到今天,和2004年或者2007年相比,我們的世界和社會又確實是一些不一樣了。2008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以不同的形式激化了世界各地的階級矛盾。在勞工組織化程度高的歐洲,以工會組織的罷工的形式出現;在政治一向保守和右傾的美國,以支持和反對醫療改革的形式出現;在香港,我們看到了民主運動和反高鐵運動中年青一代的意識和政治參與熱誠都有提升。

當兩黨還是用他們慣用的策略和手法,去「帶領」我們爭取民主時,就再次迫使我們去回應,我們要如何看待這場「公投」?我個人並不會將這類選舉說成公投,雖然在運動策略上我也不會反對他們這樣說。因為這是一場選舉,沒有半點公投的科學性和嚴謹性。但即使是一場選舉,只要候選人的政黨背景和政綱值得支持,我們當然也要大力支持。但是,這不是盲目的支持,而是批判的支持。

不管是「公社」兩黨還是「大專2012」,都沒有一份爭取勞工權益和爭取社會財富合理分配的政綱。這和我們要去推動和倡議和勞工運動相結合的,爭取政治、經濟和文化全面民主(而不僅僅是資本主義代議政制)的政黨和選舉運動,有很遠的距離。不管是立場上的支持還是態度上的批評,在參與的過程我們都需要堅持另外一個座標,那就是要在參與的過程中,去磨練堅持工人階級立場的左翼活躍分子,這是累積左翼政治力量和想像左翼群眾組織的重要一步。


註一:1998的亞洲金融風暴,在受衝擊最大的韓國、印尼和泰國等國家都導致了民主運動和勞工運動的重振。唯其成果局限於不同國家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位置,香港的情況或也可在這一架構下思考。經濟危機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分析和歷史回顧,參考 Clarke S (2001) ‘The Globalisation of Capital, Crisis and Class Struggle’,Capital And Class, 75 93–101 (0309-8168)

註二:英國全國總工會的網頁提供歷史簡介http://www.unionhistory.info/

註三:此觀點見Collier,R. B. (1999) Paths toward Democracy : 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 Ruth Berins Collier. Cambridge,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註四:此觀,以及對於1970年代後的政治經濟危機、勞工運動為何不能成功反擊的分析,可參考Clarke S. (1988) Keynesianism, Moneta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State , London and Vermon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註五:文章見 Liddle, J and Michielsens,E (2007) ”NQOC’: Social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British Politic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9 (1369-1481);同研究項目,另一性別與議會政治的分析見Liddle,Joanna and Michielsens, Elisabeth (2000) ‘Gender, Clas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Britain: Narratives of Entitlement’,in Rai, Shirin (e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Gender and Democratisa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2 comments:

割禾青 said...

文章道出很多對看待現時左翼論述的心聲,另有三點想指出:

1) 也有聽過當日反高鐵基層論壇,我理解在特定時空不視/不選擇階級作為高鐵事件的唯一核心矛盾與「否認反高鐵與階級相關」,是兩件事。

2) 有時我會認為"missing link"不是重點,現時建立論述的方向仍然是要從現實例子找尋與既有理論相符的地方作為連接,目的好像就是要印證一套理論的對錯,但往往卻未有從actually existing 的現實裡尋找細節及差異,導致在強調尋求理論的同一性的過程失去了改變事件的工具。

3) 作為成員,我知道批判地理學會選這個時間攪讀書組較多是個意外,同時是讓初認識社會問題的學生有參與門檻。我想成員都對最低工資是相當關心的,而最低工資本身也是一種具空間性的政治。

Julian said...

1. 我想不是「唯一核心矛盾」的問題,而是不視為矛盾的問題。即不說十二月上旬中旬的反高鐵行動出現將工人視為居民對立面並公然斥罵的場面,光以二月七日論壇參與者發言而論,謝冠東否認反高鐵與階級相關的反應是很直接的,及後聰頭也有表示不理解何以談論反高鐵要與階級扣連。當然判斷內裡的性質(例如是本質性還是策略性)各人略有差異。

2. 理論合乎現實與否要放在具體實踐例子才有討論基礎呢。而我懷疑有時講理論的文化界朋友不一定選擇某些理論、或某些現實範疇去書寫,搞組織的朋友則鮮有對他們的群眾講理論。

3. 應該也是意外,畢竟是一連串的讀書組,事前計劃日程時未放入預算之中也是尋常。或者各位會否寫些文章關於作為空間政治的最低工資?想想也覺得很有趣!(另,其實我也不同意將工人生活化約為職場生活甚至工資數字,畢竟人也好生活也好都是不能如此分段斬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