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y 28, 2010

個與群:論《蟹工船》復活


(圖片引用自函館市網頁。圖中是函館西濱蟹工船準備出發的景象,攝於1953年)

去年走進旺角樂文書店,問店員可有賣《蟹工船》這本小說,得到的回答是「這種書沒人買的」,空手而歸。到其他書店找,結果都一樣。

冷清至斯,是香港特有的例外。就像金融海嘯後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德國重新暢銷,小林多喜二1929年撰寫的工人小說《蟹工船》也在長年經濟不景的日本復活,2008年再版後銷量突破一百萬本,最近四年內至少出現了五個漫畫版,去年完成的改編電影亦在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映。《蟹工船》中譯本因此在台灣重新出版,與其說左翼書寫注定無人問津,倒不如說香港是自外於「全球暢銷書榜向左轉」潮流的孤島。

《蟹工船》復活了,它被賦與的角色卻不太一樣。這個故事得從八十多年前說起。

群:生產與抗爭

小林多喜二是戰前的日本共產黨員,也是著名小說家,筆下的《蟹工船》被譽為無產階級文學代表作。梁美芬去年硬銷大學生四千元實習計劃時揚言「僱主不聘用會示威的青年」或許是恫嚇,以政見入罪卻是小林實實在在的遭遇——先是被僱主開除,然後被特高警察在1933年以不敬天皇罪拷問至死,享年才廿九歲。

招惹各方逼害,間接證明《蟹工船》刺中當時社會矛盾的要害。所謂「蟹工船」,其實是捕蟹船兼蟹肉罐頭工廠,由於它不是一般船艦,所以不受航海法規限﹔但它也不是地上工廠,所以亦不受工廠法監管。蟹肉罐頭是高價貨,財團看中這個法律漏洞,低價買入已屆退役年齡的破爛船隻強行改裝,不必理會任何安全措施,暴利滾滾而來,資本家更有把握恃財力影響國策。當然,這樣的船駛到波濤洶湧的堪察加海域自是險象環生,工人凍死有之淹死有之,加上蟹工船一出海就與世隔絕,管工如何虐待工人也無路求援,形同私人監獄。日以繼夜的長工時,導致腳氣病的無營養伙食,滿地跳蝨滿室爛臭的惡劣衛生環境,威脅工人催谷產量的烙印私刑,在書中都有鮮明的描寫。捱不住半途死掉?放進麻包袋隨手丟進鹹水海即成。在船上,人命就是如此賤價。

這不是憑空杜撰的虛擬地獄。為了這部作品,小林參考了大量新聞報導(注一),又徘徊北海道的港口實地採訪,令《蟹工船》全書帶著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作為故事舞台的蟹工船「博光丸」,本來就是影射1926年被揭發虐待漁工的「博愛丸事件」。小林的角色不僅是作家,也是民間記者,然而他的觀察最終不以新聞報導或報告文學的體裁寫成卻化為一部小說,為的可能是避免單一化、個案化——書中情節取自個別事件但不局限於個別事件,在其他蟹工船,以至在煤礦,在碼頭,在鐵路地盤,總之只要有資本主義不受限制地剝削的地方就有類似慘狀。惟有拒絕個案化,個別事件方能提升為共同命運,帶來共同反抗,結局裡工人把他們在蟹工船的抗爭經驗引入各行各業,這個工人運動遍地開花的預兆大概也是小林自己的心願。

說抗爭,為何抗爭?如何抗爭?誰對誰的抗爭?為解答這些問題,小林在現實主義之外為《蟹工船》注入了第二種元素:去個人化。在《蟹工船》裡,你不會找得到誰是主角,大家戲份多寡相距不遠,你甚至找不到角色的姓名,唯一一個列明姓氏的角色是無情監督淺川(注二),但小林從來沒有為他擬定名字。推進劇情的並非個人互動,而是群體之間的互動。吃慣苦的中年工人,受過教育的學生,只顧業績不顧人命的監督,作為監督代理夾在中間的雜工頭子,沒有實權的船長,驅逐艦上的官兵,服侍船上貴人卻為工人通風報訊的侍應生……這些位置代表不同的群體,他們的互動遵遁著超越個人因素的法則運作。監督殘忍皆因業績欠佳會使他被老闆開除,船長喪權皆因他的角色對利潤無關痛癢,官兵鎮壓罷工皆因國家機器聽命於資本。褪下個人的外衣,暴露出群體互動的法則之後,整套社會分析也就昭然若揭。沒有工人的勞動蟹工船就不能運作,蟹工船不能運作生產就會停頓,生產停頓資本家就沒有利潤,既然如此,工人為甚麼還要畏懼老闆和他的爪牙呢?利潤基於勞動,那麼中止勞動的罷工正是工人的武器。就這樣,「為何抗爭」、「如何抗爭」、「誰對誰的抗爭」等等問題,都在簡明的生產關係分析裡有了答案。

現實主義讓《蟹工船》有了現實批判,去個人化揭示了讓這個批判得以改變現實的運動藍圖,它蘊藏的力量絕非傷春悲秋自我安慰的文化產品堪可比擬。《蟹工船》在1929年面世,恰好與大蕭條爆發同年,經濟危機的失業減薪加劇了工人的苦況,為刺激出口下令日圓貶值更令情況雪上加霜(注三),相對的,十月革命後崛興的蘇聯經濟穩步成長,而且沒有失業問題,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矛盾根本無從遮掩。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小林多喜二被軍國主義暨資本壟斷的日本當權者視如在背芒刺,不是沒有緣故的。

個:新庄與心臟

踏入廿一世紀,時代大不相同。蘇聯瓦解往往被等同為共產主義的滅亡,懷疑資本主義永遠長存的聲音少之又少,福山(Francis Fukuyama)之流更將歷史的那一瞬看作「歷史的終結」。儘管福山發言之後沒幾年世界就經歷了日本泡沫經濟爆破、東亞金融風暴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可是取代資本主義的方案依舊在輿論裡曖昧不清。

但這不代表沒有批評者。以《蟹工船》復活為代表的暢銷書轉向反映人心思變,縱使在發達國家亦再也不復炒股炒樓資本主義至上的一面倒傾向,九十年代初號稱賣掉日本即可買下美國和加拿大全部土地的狂傲亦不復再。日劇的發展多少透露了一點端倪:泡沫經濟爆破沒多久,日本人仍然眷戀舊夢,自我催眠曰力爭上游必可出人頭地,於是我們有了《Love Generation》裡「改過自新」在廣告公司上位的木村拓哉,當時是1997年;十年後,日本人不得不承認終身僱用制下的安穩之夢徹底破產,《派遣女王》(原名《ハケンの品格》)跟你說為同一間公司打拼是愚蠢的,派遣勞動(注四)是宿命,豁出去考取數十個專業資格增強個人競爭力直至變成超人才是王道。對於資本主義,從前是無條件擁抱,現在是咬緊牙關無奈掙扎。

強調個人奮鬥的日劇始終悖乎現實。現實是,在《Love Generation》播出後,不敵裁員潮的四、五十歲中年人紛紛自殺,人數在1998年突破一萬三千,比泡沬爆破前升了近六成;現實是,派遣勞動的女奴遠遠多過女王,收入比正規僱用的員工起碼少一成,這個差距還會隨年齡增長越拉越闊(注五)。有工開的人被逼一個月工作五百七十小時卻遭拖糧,沒工開的人無錢支付房租流落網吧過夜,露宿者的帳篷遍佈公園,《蟹工船》在2009年重拍電影版時(注六)正身處這種社會脈絡。


(2009年《蟹工船》新電影版海報)

經濟危機重演,《蟹工船》的意義卻不一樣。蟹工船行業在七十年代已告終結,以它為題材的作品從寫實變質為隔代追思。在SABU執導的新電影版裡,原著的現實主義色彩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種誇張的喜劇氛圍。片中加插了一節工人集體上吊祈求來生投胎為富家子弟,詎料船倉左搖右晃令眾人騰折半天吊頸不成,人人倒地不起。大家自述身世之際,銀幕浮現出各人家徒四壁不擋風雨的居住環境,路人和野狗甚至把他們的家當作通道。這些新情節明顯指涉當代日本的自殺和露宿現象,蟹工船的場景不過是隱喻,與現實沒有直接關係。更準確地說,以過去的蟹工船為舞臺,本身就抹殺了寫實地描繪當前問題的可能。

現實主義消失了,小林在原著裡捨棄的個人主義倒被新電影版招魂。每個角色都有姓氏了,誰是主角也一目了然——新庄(しんぞう),在日文裡與心臟同音,這個新角色的確是全劇中心,鼓動工人集體上吊的是他,遇難漂流被蘇聯人啟發的是他,解釋生產關係的是他,帶頭罷工的是他,最後被淺川監督槍殺成為人民英雄的也是他,血濺工會旌旗。沒有新庄,彷彿蟹工船上的工人就不會站起來,這個強大的推動者自己卻身世如謎,只在結局裡收拾遺物時發現他原姓木村,家庭和睦,其餘一切留白。

留白,讓觀眾有許多遐想。團結抗爭是美好的,喚醒所有人團結抗爭卻需要英雄。為英雄的身世留白,僅僅強調他的意志,潛台詞其實十分周星馳:「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係食神。」換言之,就是英雄莫問出處。想當工人運動的心臟?反正大家都是打工仔,誰為別人出頭誰就是英雄。當下即是的呼召,暗暗刺激著觀眾自我實現的欲望。

從宏觀的生產分析到微觀的個人充權,《蟹工船》在八十年後的轉折毋寧是一種撤退。「如何反抗」的策略思考暫時擱置,因為得先論證「為何反抗」此一後設問題。新電影版把自殺和唯心論宗教視為假想敵,為的是反駁各種逃避主義,重新豎立抗爭的合法性。這是一個說服的過程,徵求觀眾個人意志的認可,如此一來以個人視角貫穿全劇自然順理成章。說服的企圖,折射出導演對觀眾的懷疑:或許你不再相信奮鬥會發達,但你相信資本主義有可能被反抗嗎?

資本主義替代方案曖昧不清,人民向故人智慧取經,是《蟹工船》復活的背景;反過來說,資本主義替代方案曖昧不清,同時是《蟹工船》由小說蛻變為新電影版的背景。群體到個體,力量滿溢到絲絲迷惘,八十年過去了。

英雄,之後

為甚麼集體抗爭會乞靈於個人?關鍵在於資本主義變了。八十年前,勞動力市場還是全國性的,面對國內工人運動的壓力,資本家惟有靠國家武力搶奪殖民地好讓他們剝削境外勞動者,這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由來,軍國主義失敗的話就得與工人分享利潤。八十年後,勞動力市場全球化,跨越國界不用船堅砲利,日本企業大部份生產線早已搬往勞動成本低廉的中國,毋須賣國內工人的帳。工廠不在了,白領們天天見面的偌大辦公室說不定也倒閉了,打工仔淪為互不相識只能苦等派遣公司各自傳召的孤獨個體。群體崩潰,全球化趨勢意味著工人的孤立。

蟹工船式的工作環境與之大異。儘管那是懸於汪洋的人間地獄,但集體勞動的生活也是集體抗爭的搖籃。四百個工人日夜共對,在共同壓逼下同仇敵愾,在船倉裡共襄義舉,一旦起事,區區十個資本家代理人如何抵擋?團結就是力量,正如書中某漁工對漁工頭子放的狠話:「少囂張,出海時我們四五個人把你丟進海裡,不費吹灰之力。」可是孤立的打工仔再也得不到團結的力量,他的盟友就是他自己,反抗與屈服被還原為一個人的內心掙扎。與此同時,發達的傳媒無限放大名人事跡,我們也許不曉得鄰居姓甚名誰,卻必定認識遠在地球另一邊的奧巴馬。群體崩潰後,把人與人連結起來的是傳媒形象,如是者,炮製英雄人物的道德感召即被當成群眾運動之所繫。新世代的工會旗幟,必須沾上新庄的血。

香港也相差無幾,不但工廠隨改革開放北移,連大學講師亦得不到長期聘任。全球化下的群體崩潰是近來所謂「非物質價值」社會運動的土壤,究其本質,終究是很「物質」的。於是,我們有了政客、名嘴、當紅文化人、自願或不自願地成名的社運明星,全部響噹噹有名有姓,不管那是真名抑或外號。互聯網的普及降低了傳播成本,人人可以做三分鐘英雄,偶像工程更是如火如荼。要不是英雄,就是作為對立面的惡徒,前幾年欠了張宇人的最低工資運動乏人聞問,今年神憎鬼厭的「廿蚊張」一出即時群情洶湧。只是,貌似團結的群眾到頭來還是英雄/惡徒形象的個別消費者,不是命運共同體而是想像的共同體,不少「八十後」這邊廂一起反高鐵聲討國家機器,那邊廂卻又加入「投考公務員資訊」的Facebook群組為一己飯碗籌謀。言行不一,既反映對抗資本主義之實踐藍圖的缺席,也是集體抗爭不成集體抗爭的徵兆。

小林多喜二不消說,這恐怕也不是新電影版導演SABU所樂見的。新庄充其量只是集體抗爭的觸發點,劇情安排他不得不死,皆因英雄的終結正是人民的開始。原著小說也罷,新電影版也罷,兩者都堅持這樣一個結局——不用英雄也不用領袖,已醒覺的所有工人終必團結起來,一次罷工被鎮壓了還有下一次。《蟹工船》不鼓吹對名人的持久依戀,自發、平等與實效,才是運動要訣。

香港樓價高頭上片瓦難求,網民提議去豪宅睇樓時自殺,製造凶宅拉低樓價;阿根廷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市民卻群起佔領炒樓富豪的空置宅邸自住。知識分子常泡的二樓書店不識《蟹工船》,大概為箇中分別下了一個註腳。


注釋:
一. 例如1926年九月八日《函館每日新聞》的〈博愛號蟹工船驚人的殘酷虐待大事件、活地獄般的暴虐〉,以及《函館新聞》的〈殘忍的虐待漁工、從勘察加回來的雜工口中透露的事實〉,都是小林
喜二的參考材料。見內地《蟹工船》譯者葉謂渠的訪問
二. 嚴格來說還有公司代表須田,但他從未正式出場,只有其姓氏在監督的對白裡閃現過一次。
三. 舉例而言,美國對絲襪的高需求令它成為日本絲的主要入口國,但大蕭條導致日本絲業在美國喪失了90%市場。見艾瑞克‧霍布斯邦,一九九六年。《極端的年代:1914-1991》。臺北:麥田。
四. 派遣勞動是一種三邊外判,在日本和台灣都很流行,但香港人可能比較陌生。簡單來說,即是打工仔向派遣公司(簡稱A公司)登記,受僱於它,當需要人力的公司(簡稱B公司)找A公司要人,A公司就把打工仔送到B公司。由於僱用打工仔的是A公司,支使打工仔的是B公司,經常發生權責不清的問題,更嚴重的事打工仔無法確定何時有工開,收入沒保障,再加上時有違法的判上判層層食價,工資所得就更少了。
五. 2005年,18至19歲男女非正規僱用員工工資所得是同齡正規僱用員工的91%,但這比率逐年下滑,到30至34歲的群組,則滑落至男性的77%和女性的78%。見門倉貴史,二零零八年。《窮忙族:新貧階級時代的來臨》。臺北:聯經。
六. 在2009年的版本出現前,其實《蟹工船》在1953年已被搬上銀幕,故曰重拍。


(載於左翼21網站


延伸閱讀
小林多喜二:蟹工船

6 comments:

胡俊龍 said...

對於蘇聯的描述我有點不滿,其實蘇聯的體制是掛羊頭賣狗肉,實行的是官僚資本主義。在壓制民主自由之下,廠長就是皇帝,工人任其剝削。

我的blog:www.boyangu.com

葉炳林 said...

re 胡俊龍:

我想ju所指的並非蘇聯實際上的體制是什麼,
而是社會共識對蘇聯及共產主義的理解是什麼。
----------------------------------
另外,說些題外話,阿凡達其實也有類似情況。
如非主角騎上了人人敬而畏之的紅色大鳥,最後也做不到領導號召各部落的navi族起來反抗。正如你所說,英雄形象似乎成為了號召群眾進行抗爭的關鍵因素,這可能並非社運組織者所喜見的。問題是,不靠英雄形象,卻能靠什麼號召人民參與運動?公社兩黨口口聲聲516是投議題的公投,卻仍然深知香港的選舉文化是投人而非投政綱,是以一系列的公投宣傳仍少不免加入三子的明星效應。怎樣才能解決這問題?

Julian said...

胡俊龍:
斯大林主義下的生產體制當然問題多多,身處日本的小林是過度期待了,雖然這也是那年代的常見心情。一來二十年代時蘇聯的問題尚不如之後明顯,二來重點是對經濟的某種計劃之必要為十九世紀死守自由市場教條的資本主義國家承認。

大豬:
文章第二部份提蘇聯時是你指的意思。
阿凡達始終是荷李活片嘛,哪有不設英雄的荷李活動作片?回到現實,沒有偶象/反偶象當欲望投射對象,抗爭就回到理解自己(和身邊的人)的處境之上。這才有知行合一貫徹生涯的真誠抗爭者。

Anonymous said...

香港也有"派遣勞動",只是名稱不同,本地人叫"外判員工"。外判起初由清潔,花王一類基層員工開始,漸漸至近年文員,IT等的中層都成為外判.很多大公司如港鐡,滙豐都是如此,只有管理層是長工,中低層全為外判員工。政府帯頭不負社會責任搞外判,私人公司跟随其後亦無話可説了。

dillee1 said...

香港也有"派遣勞動",只是名稱不同,本地人叫"外判員工"。外判起初由清潔,花王一類基層員工開始,漸漸至近年文員,IT等的中層都成為外判.很多大公司如港鐡,滙豐都是如此,只有管理層是長工,中低層全為外判員工。政府帯頭不負社會責任搞外判,私人公司跟随其後亦無話可説了。

dillee1 said...

香港也有"派遣勞動",只是名稱不同,本地人叫"外判員工"。外判起初由清潔,花王一類基層員工開始,漸漸至近年文員,IT等的中層都成為外判.很多大公司如港鐡,滙豐都是如此,只有管理層是長工,中低層全為外判員工。政府帯頭不負社會責任搞外判,私人公司跟随其後亦無話可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