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December 31, 2011

萬人齊野戰


(只是碎布和棉花,造成鬆弛熊的模樣就能令人為牠/它被擠壓感到可憐。表情是召喚移情的媒介——原本是的。)

從來害怕與無表情的人共事。或許我們身邊總有一兩位這樣的朋友,你堆出笑容緩和氣氛的時候他無動於衷,你義憤填膺的時候他也不覺得有甚麼事情好生氣。那不是板起臉覺得全世界都欠他錢的鬱怨模樣,而是純粹的無表情,旁人無法從眼耳口鼻讀出任何心思,以致他們每次說笑話,你都忍不住想想那是真的開玩笑抑或話中有話。

但我們總有不愛表情的場合。坐火車發現對面的陌生乘客望著你露齒一笑,比起在友善氣氛裡陶醉,你更可能渾身不自在,然後懷疑自己今早是否忘了拉上褲鏈。在一般公共場合,別說表情交流,我們連眼神接觸也刻意迴避,獨自打瞌睡看報紙玩iPhone才是合乎禮法的。話說旺角街頭推銷伎倆無奇不有,近年最教人絕倒的說不定是這一招:有人突然往你背上一拍喊一聲「喂」,以為是熟人轉身準備相認,只見一個濃粧少女全副武裝準備sell保險。吹啤脹。

要不要表情交流,劃分了陌生與熟悉,公共和私人。傳統的假設把表情視為傳情達意的劇本,而劇本執行與否由雙方關係決定——別說表情,縱是教仔也可以有主流偏好的劇本,但不見得拿著同一份劇本就可以把任何人當仔教——換言之,表情兼具情意交流與關係確認的功用。有規則就有越界,越界未必是對二元對立規則的顛覆,不熟裝熟的賣保險以至各種各樣的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ur),七情上面多是為了利用上述規則讓當事人產生彼此關係親密的錯覺,放下心房鬆開荷包。反過來說,一旦規則崩潰,人人不再相信表情與關係同行,生意也就難做了。

不過凡事有例外,例如偷窺。偷窺之際,表情不一定跟關係確認相干。鄰居六國大封相,偷窺者毋須涉足家庭倫理大悲劇擔綱演出,關係是人家的關係,表情呢,一按快門拍下即可收歸己有拿回去大快朵頤,公諸共好。油雞鹵味樣樣都要,斬大舊叉燒。

家變如是,性愛更如是。聖誕節翌日,一對少年男女在公園偷歡,不幸遭偷拍,影片網上瘋傳後旋即見報。飽餐偷拍者或痛斥當事人道德淪亡,或評頭品足再拋下一句「條女唔得」,然則自己性生活如何,大抵隻字不提。提了,不免由旁觀者席次踏進任人評斷的主角位置,是花生還是燒味都食不下嚥。

要「人」成為隨處流通任由買賣的「勞動力」,首先要把他們剝離於土地,於是圈地運動催生了勞動市場。要激動人心的悲歡愛恨傳遍天下,隨手拍下將之剝離於其原屬的人際關係即成。問題是,資本家追求勞動力是為了利潤,我們渴求陌生人的醜態/狂態/媚態又是為了甚麼?兩人打野戰,還不及萬人齊share野戰難以理解——唯一能夠理解的,可能是我們比那對少年更想要野戰(畢竟,人家搞不好只是Boxing Day客滿無位開房,又或者窮到無錢開房)。

Monday, December 05, 2011

三千萬年之後


(By Bizarro

搭巴士過馬騮山。面前涼風習習,背後傳來一對初老夫婦的對話。

「又唔俾私人餵馬騮,咁係咪政府餵佢地?」

「私人唔俾餵,政府都唔俾餵架。」

「咁啲馬騮食乜嘢?」

「成座山咁多樹又樹葉又生果,隨手都有得食啦。」

天生天養,距離我們的常識已經很遠。不是私人餵就是政府餵,此番想像大有經濟學教科書的味道——除了那個不值一提的「傳統經濟」,世上分配資源的制度只有商家話事的「市場經濟」和政府話事的「計劃經濟」。於是,所謂的「搵食」其實不是像猴子一般真的去找食物,而是做僱主叫你做的事然後伸手拿錢,或者問政府拿福利。城市裡唯一靠撿東西為生的「職業」,好像叫拾荒。

想知道天賦這回事有多脫離時下想像,可以看樓盤廣告。最近一個在各大地產代理熱賣的新盤叫「天賦海灣」,呎價承惠兩萬七千六百元,打破新界樓價歷史紀錄。或許這同時打破了樓盤命名的浮誇紀錄。「天賦」的東西得花鉅款買回來,已經夠詭異,天要下雨我們總不成向玉皇大帝交水費罷。再說,樓盤由信和集團出資、工人身水身汗出力建造,甚至連它坐落的「海灣」也是政府在吐露港填海填出來的土地,半點談不上天工天成。

城市人對天然的陌生感,反過來變成物以罕為貴的獵奇癖好。「天賦」這個標籤,跟所有商標差不多,提升商品價值遠比名副其實重要,此所以凱旋門沒有拿破崙,天璽不能在聖旨上蓋印,天賦海灣也不天賦。可是這一次的問題並不止於符號消費,更實在的物質關係同時被突顯了:天然資源(如土地、海景、砂石、鐵礦等等)先後經政府和商家的手被徵用、改造成貴得可怖的天價商品,「天然」在符號意義上化成商品之前,早已在物質意義上商品化了,正如一切商品一樣。

在社會光譜的一端,是不掌握也沒想過可以掌握天然資源的打工仔;在光譜的另一端,是坐擁天然資源且每日以此牟利的資本與國家。三千萬年前,人和猴子從同一個祖先分化開來,若說三千萬年後兩者有何分別,比起那7%的基因差異,顯而易見的大概是猴子仍然自行覓食,人類——至少是大部份的人類——已習慣被豢養,鮮少主動搵食,更少從商家與政府手上奪回衣食住行的生產與流通。



觀乎畜牧史,被豢養的動物通常不外乎三種用途:食糧、勞動力和賞玩。早些時候有反外傭居港權人士對著傳媒放言「就算佢做一百年都係工人」,大有物種壁壘不可破之意,不過香港的工人當然不只有外傭。你想怎樣「貢獻社會」?誰的社會?

Tuesday, November 29, 2011

獸窩與金屋:略論施政報告的房屋政策

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恐怕連他自己都沒意識到,他話語裡包蘊著的可怕事實。我們除了變成狐狸或飛鳥,很難再找到棲身之窩。
——芥川龍之介,〈西方的人〉



(Clemson Clay Nest, by Nils-Udo, 2005)


獸窩與金屋
——略論施政報告的房屋政策


施政報告出爐,大眾的眼球都被箇中「新居屋」方案牢牢吸住了。傳媒爭相炒作「新居屋」的所謂地價補貼——業主賣屋時只須向政府補交當年買屋的地價?樓價一升地價一升豈非賺到笑?於是,有人開始眼紅那些尚未存在的「新居屋」業主,有人大叫抽到「新居屋」好過中六合彩,有人斥責政府不應以公帑補貼他人投機……「新居屋 = 發達」的公式植入民心,回歸後滿城「負資產」的鬼哭神嚎,當下二手居屋市價追不上同區同面積私樓的客觀事實,全被拋諸腦後。沒有誰再記得起樓市是會下跌的,也沒有誰發現樓市上升時賣掉手上居屋也很可能買不起更昂貴的私樓,「上車」細屋換大屋是幻覺,手上有的不過長住和瞓街兩個選擇(注一)。樓價是升是跌,「新居屋」業主都不見得會中那傳說中的「六合彩」。再說,首批「新居屋」要在市場轉售起碼要等到2021年,誰敢說十年後市況如何?

眼球被吸掉了,盲目是必然結果。注目於「新居屋」和它附送多少「可發達性」的同時,我們遺忘了屋是用來住的,因此也瞧不見施政報告在住屋問題上的極大漏洞:公屋。漏洞有多大?截至2011年三月,公屋輪候冊累積申請個案逾十五萬,政府依然慢條斯理的嚷著每年興建一萬五千個單位,瓶口比瓶蓋大上十倍。

這還只是漏洞的開端。在把住屋等同炒賣工具的資本主義社會,人要有個棲身之所,殊不容易。


滿紙荒唐言 花甲當青年

整份施政報告對公屋著墨不多,第廿一段是少數相關的章節:

「根據房委會的公營房屋建設計劃,未來五年共有約七萬五千個公屋單位落成,亦即平均每年有一萬五千個。加上每年收回的單位,預計這建屋量目前可以維持一般輪候冊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約三年的目標。」

據說香港公務員的文官系統備受讚揚。文官,當然要懂得舞文弄墨。以上短短九十字,就精巧地嵌入了三個謊言。以為那是說現在申請公屋可以三年上樓?很合理的反應,卻大錯特錯。首先,要搞清楚「輪候」的對象到底是甚麼,那不是公屋單位,而是「首次配屋機會」。申請公屋跟買樓大不相同,事前不會有示範單位讓你參觀,你也不會知道樓盤在哪一區哪條街,連租金多寡也是機密。你能夠在申請表上填寫的選項只有四個:市區、擴展市區、新界或離島。三年後配屋結果出來,是否發配邊疆,是否渠塞牆裂,是否貼近令人心曠神怡的堆填區,無人可以擔保。拒絕房委會編配的單位嗎?又要再輪候幾年。「三年上樓」,不等於三年入伙。

第二個謊言是「平均輪候時間約三年」的「三年」縱使僅僅是讓我們有幸睇樓的「首次配屋機會」,也不是每位申請人都可以在三年內得到。這是官方親口承認的事實。房委會最新文件顯示,公屋輪候冊上有11,200戶人家要苦等超過三年才獲得配屋機會(注二)別忘了,「三年」前面還有一個「平均」。他快些,你慢些,拉上補下就是「平均三年上樓」了。是的,是有萬多個家庭在吃西北風,但施政報告沒騙你嘛對不對?

最後也是最大的一個謊言,在於「誰」去輪候公屋不管再怎麼咬文嚼字取巧,十五萬個輪候個案和一萬五千個年均建屋量,隨便一個擁有小學數學知識的人都就夠看穿「三年上樓」絕不可能實現,就像兩吋金箔不足以貼滿天壇大佛一樣。除非政府像納粹黨送猶太人進毒氣室似的把現有公屋居民一隊隊趕出來,否則無法保證騰出足夠單位達標。這時候,「一般輪候冊申請者」就登場了。在政府的現行定義之下,惟有以家庭為單位申請公屋才算「一般」,單身人士如非年紀老到手震尿頻卻去申請公屋,就是很不「一般」的,跟外星人差不多。為免外星人來香港跟一般人搶福利,政府為這些單身人士另設一條名叫「非長者單身人士」的輪候隊伍,設預非常嚴苛的關卡,與「一般輪候冊申請者」分隔開來。他們等閒輪候十多年,不適用於「三年上樓」。不動聲息來個分拆上市之後,政府將佔輪候冊個案總數43%的「非長者單身人士」一口氣「和諧」掉,那盤叫「三年上樓」的數也就馬馬虎虎篤好了。

43%的公屋輪候冊個案,合共66,600位申請人,這群聲勢浩大的「非長者單身人士」可不是幾句謊言就能「和諧」得了。六萬多人,別說佔領中環匯豐總行地下,連佔領新政府總部大樓也綽綽有餘。再不然,哪天他們效法半世紀前的香港人漫山遍野搭建寮屋自救,政府鐵定頭痕不已——正因為當時剷除寮屋的成本比興建公營房屋的還要高昂,方有日後的大規模房屋政策(注三)。要令六萬多人自動退縮,政府決定惡人先告狀。施政報告發表後的第三日,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在電台節目裡如此揚言:「年輕人一到十八歲就排隊輪公屋,他們應讀書、增值,有向上流動機會,咁快將自己標籤為公屋受益人,未必是好事!」(注四)

惡人先告狀不獨需要霸氣,更需要捏造罪名的創意。鄭汝樺這番金玉良言的潛台詞,自是指責「非長者單身人士」盡皆好食懶飛不求上進的「廢青」,不知廉恥地搶奪公屋福利。嚴格來說,公屋算不算福利大有商榷餘地,撇除政府撥地以後,它的帳目從興建到營運到拆卸重置都是盈多於虧,油水之豐厚,足以讓房委會自七十年代已把甲類房屋(公屋)的利潤恆常補貼乙類房屋(臨屋)的開銷。踏入廿一世紀公屋賺錢的大趨勢依然不變,直至房委會將滿載居民社區消費的公屋商場停車場賣斷予領匯、公屋帳目失去重要收入來源為止(注五)。儘管租金低於市價,把賺錢的公屋喚作「福利」,其實十分弔詭。或者下次到茶餐廳叫套餐送熱飲我們也該叩頭謝恩,尤其茶餐廳老闆賺的一定不夠房委會多。

我賺你錢卻要你多謝我,還不夠創意,「年輕人」一詞才是創意巔峰。按照房委會規定,「非長者單身人士」的意思是五十八歲以下的單身人士。直逼耆英級數的「房委會青年」成功突破十大傑青年齡上限,粉碎常識,鄭汝樺叫「年輕人」去「讀書、增值、向上流動」,翻譯過來就是叫可能年近花甲的大叔大嬸不應申請公屋,應該考大學再搵工由低做起,忍他十多二十年自會升職加薪住洋樓養番狗——真相是,公屋輪候冊上的「非長者單身人士」過半數都是三十歲以上的壯年中年,不是甚麼青年(注六)

北京奧運期間,中國女子體操隊有選手被揭發曾虛報年齡參賽,坊間嘲曰「國家說十六歲就是十六歲」。香港政府更進一步,說你是青年就是青年,而且這個「你」不是一個人而是好幾萬人。甚麼叫「輪候」,甚麼叫「三年」,甚麼叫「一般」,甚麼叫「青年」,語言的決定權盡在政府手上。不像陳小春所唱的《戰無不勝》,「哪個有權決定,天地自能做證,不管有什麼背景」,有權決定的人確實具有特殊背景。《明報》早前曾揭露三司十二局高官的物業升值拋離其薪酬三倍,打從唐英年辭官參選特首,手持總值8650萬元物業的鄭汝樺更進佔榜首,榮登「高官樓后」(注七)。有樓階級的私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施政,旁人無從得悉,但如此政府,如此高官,會鼓勵市民以申請公屋為恥以買樓接貨為榮,也不足為怪。


逾十萬人遭遺棄 住屋等到下世紀

不過,欺瞞的最高境界並非巧言令色,而是一默如雷。假如我們以為香港住屋問題就是十五萬輪候與一萬五千公屋的差距,或是那六萬多個上樓無期的「房委會青年」,那未免錯過了問題的全貌。追根溯源,既然屋是用來住的,有人沒屋住就是住屋問題。要量度問題大小,看看有多少人無合理居所容身就行。他們既買不起樓,亦遭公屋拒諸門外,如果不是幸運地有可供投靠的家人朋友,這批人要麼露宿街頭(有社工跟我說港島區的天價房租已逼使區內不少綜援人士淪為露宿者),要麼承受昂貴呎租換來半永久地瑟縮在小小的劏房/棺材房/工廈劏房(注八)。他們數量孰多孰寡,政府從未統計過,至少從未公開過統計結果。這批人口再加上有得輪公屋等同沒得輪公屋的「房委會青年」,構成了香港住屋問題的死穴。

口中不吐半句是一回事,額角冷汗如雨是瞞不了明眼人的。香港住屋問題之慘重,已逼得政府狗急跳牆——施政報告鮮被提及的一大關鍵表態,是政府從此將劏房納入官方認可的住屋「出路」:「無疑『劏房』關乎樓宇安全,但同時也是為未符合上樓資格的基層市民提供居民的地方。『劏房』不能用一刀切方式去全面取締。」(見施政報告第二十段)把話放明白了,即是老子繼續建那一丁點公屋,繼續天天撒謊,蟻民們沒屋住就給我留在劏房自生自滅!

對於去年一月土瓜灣馬頭圍道因劏房僭建而塌樓的災民來說,這份施政報告可謂最冷血的「禮物」。劏房有多危險?傳統以木板隔開的「板間房」固然容易使火災蔓延,近年流行的以水泥牆分隔、在地板重舖水管再蓋上一層水泥遮掩的「劏房」建築法也是個計時炸彈。須知劏房大多位處舊區唐樓,結構本已不甚結實,在單位裡再舖上幾噸重的額外水泥未必是建築物所能承托,兼之劏房成風下一連好幾個樓層皆如法炮製,重量負擔更是以倍數增長。因此倒下去的舊樓,恐怕將不止馬頭圍道那一棟。

讓我們回到原點:到底香港有多少市民無合理居所容身?有兩個因素可以幫助回答這個問題,一是入息,二是家庭狀況。入息太多,無法申請公屋;入息太少,又買不起樓。一個月賺多少才買得起樓?「新居屋」面世,曾蔭權在發表施政報告同日晚上的電視訪問裡宣稱月入萬五元就有能力負擔售價一百五十萬起跳的「新居屋」單位。嗯,講故不駁故,至於你們信不信,反正我就信了。暫且把「月入萬五元以下」當作無力買樓的一族。

接下來是家庭狀況。買樓,通常是已婚人士比單身人士較具優勢,成立一個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家庭是勉強榨出足夠金錢供樓的典型策略。對低收入人士而言結婚也是方便申請公屋的辦法,畢竟那個不盡不實的「三年上樓」只適用於「一般家庭申請」。「單身人士」要在香港尋找瓦遮頭,委實事倍功半。

為了滿足喜歡鼓勵青年「讀書、增值、向上流動」直至買樓的鄭汝樺以及她的同路人,我們另外加入「年齡」這個考慮,姑且把廿五歲以下的市民剔除在外,假設他們是由美滿家庭餵養,或是不佔空間不具住屋需要的2D生物。四十四歲以上的也不算進去,由十八歲成年起足足「讀書、增值、向上流動」了廿六年,好歹也儲夠錢買樓了吧,儲不夠的話是他們自己活該。年紀更大的,可以申請特快長者屋,可以入老人院,可以到內地養老,可以乘鶴歸西。骨灰龕不夠?那是另一個問題了。

對擁護現狀者大幅讓步之後,結論出來了。我們要找的是全港「月入萬五元以下」、「單身」、「年齡介乎25至44歲」的人口。很遺憾的,政府近年似乎沒有公開按年齡劃分的收入分佈統計,有點棘手。退而求其次,且看入息中位數的資料能否提供線索。有了,今年第三季的官方統計顯示25至34歲與35至44歲兩個年齡組別的就業收入中位數分別為11,000元和14,300元(注九),都不超過「月入萬五元」這條界線。中位數的意思是該年齡組別的勞動人口裡面有一半人的收入在這個數字以上,另一半人的收入在這個數字以下,不足「月入萬五元」,買不起曾蔭權的「新居屋」。好,再一次向政府讓步,假設收入在中位數以上的勞動人口當真個個財源滾滾買屋買田買地,就把他們統統踢出無合理居所的定義之外。

「月入萬五元以下」和「年齡介乎25至44歲」有眉目了,然後是「單身」。未婚率的最新數字政府尚未公佈,上一次公佈已是2006年的中期人口普查。不要緊,先將就著用。於是,我們得出了估算無合理居所容身人口的初步算式:

N = (A - B) x C – D - E

N:無合理居所容身人口
A:25-44歲總人口
B:入息在中位數以上的勞動人口
C:該年齡層的未婚率
D:已被安置於公屋的非長者單身人口
E:外籍家庭傭工人口

2010年無合理居所容身人口估算

年齡
收入不足入息中位數人口 (A-B)
估計當中未婚人數
[(A-B) x C]
25-29
299,750
221,216
30-34
311,650
128,711
35-49
339,800
86,309
40-44
348,050
60,213
收入不足入息中位數未婚人口
496,449
2007-10年已安置的非長者一人公屋申請者 (D)
6,740
外籍家庭傭工人口 (E)
285,681
無合理居所容身人口 [(A - B) x C - D - E]
204,028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房屋委員會)

這204,028個無合理居所容身人口,是極其保守的估計,包含多個異常刻薄甚或超現實的預設。真正存在的無合理居所容身人口,可能要龐大得多。對否認住屋問題存在、讚揚社會不公現狀、高呼「香港沒有地產霸權」(如唐英年)乃至「地產霸權好」(如獅子山學會)的右翼信徒,上述估算作出了七大讓步,慷慨到堪稱割喉大減價:

一. 所有25歲以下與44歲以上市民皆沒有住屋需要,或住屋需要已被解決;
二. 所有收入在入息中位數以上市民的住屋需要已被解決,或沒有住屋需要(注十)
三. 所有非未婚人口都有合理居所,包括離婚婦女、單親家庭與喪偶長者;
四. 已被安置於公屋的非長者單身人口全部在25至44歲之間(注十一),而且人人從未結婚;
五. 所有外籍家庭傭工都不應該有自己的居所;
六. 所有外籍家庭傭工都未婚,而且年齡不會在25歲以下或44歲以上;
七. 香港不再有嬰兒出生。204,028個無合理居所容身人口是一個固定數字,永遠不會增加。

反正慷慨了那麼多,不妨再慷慨一些:我們再打個五折,想像當中半數人都有家境不俗的親朋戚友可供投靠寄住,彼此同一屋簷下相處融洽絕無齟齬,住所位置適中求職上班便捷輕鬆,再不然,就是像陳振聰那般疑似獲富婆/富翁包養。204,028減半,還有102,014人。

十萬零二千多人,買不起私樓,買不起「新居屋」,又上不到公屋,這是香港房屋政策黑洞最低限度的規模。問題有多嚴重,把人數換算成時間即一目瞭然——就算將申請公屋的入息限制丟進垃圾桶大開中門,兼且把每年興建的一萬五千個單位全數租予他們,也得花七年才可以讓所有人上樓。現實一點,參考房委會撥給「非長者單身人士」的安置配額紀錄,2010至11年度預定有1760個(注十二)要安置102,014人,需時五十八年。

無合理居所容身人口的寫照,正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住屋等到下世紀。廿五歲的大好青年,為住屋要等五十八年,待有瓦遮頭的時候陽壽也差不多走到盡頭(四十四歲的?大抵等不到了)。沒錢買樓又想有屋才結婚?別做夢了,趁早買棺材山地比較實際。

反過來,將「買樓/上樓結婚」的順序倒轉為「結婚買樓/上樓」,又是否可行?驟眼看上去似乎值得考慮,未婚率隨年齡增長下降,彷彿印證了這個選擇已被市民廣泛踐行,不是集合夫妻雙重收入儲首期買樓再供樓,就是以婚姻之名申請公屋期望「三年上樓」。但婚姻能否驅走這個名為「十萬零二千」的惡夢?很難。婚姻未必是戀愛的墳墓,卻肯定不是人生的終結。結婚是會離婚的,2009年每三對新人註冊的同時就有一對夫婦在辦理離婚(注十三)。離婚了,倘遺下一層未供滿的樓,附贈未長大的小孩,爛攤子收拾起來更麻煩,住屋帶來的經濟負擔將更難承受(注十四)

除了實質風險,把婚姻視為住屋出路亦挾著詭異的倫理觀。從結果看來,官商以高樓價和偏頗的公屋申請限制驅使市民結婚,一方面形同變相硬銷明光社陣營那套「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所謂「家庭價值」,租住公屋不消說,供樓二、三十年所要求的「忠貞」時間也長得很;另一方面,當性關係為了經濟需要而存在,這些「住屋婚姻」與援交最大的分別就僅僅在於合約年期的長短,都是性交易。促使眾多性交易進行並從中漁利的政府和地產商叫甚麼?叫皮條客。


市場效率夢一場 土地不足實有地

走筆至此,揮舞「自由市場」大纛的官員、商家和學者或許深感不忿:叫那十萬零二千人到市場租樓不就行了!窮不是問題,放棄你對居住質素的要求總會找到你付得起錢的住屋。還是付不起錢的話,那就是你懶,不求上進,不努力賺錢,是自己無能卻要破壞制度的「廢青」。

萬變不離其宗,這類「自強不息」唯心論旨在將解決住屋問題的全部責任推卸予個人。當樓市升幅拋離工資增長,即使全港打工仔不食不眠日日開工廿四小時,要滿足住屋需要仍是越來越困難的。不那麼粗鄙的「自由市場」支持者,則認為市場會調節價格使供求趨向均衡,放在樓市,就是業主傾向在手上樓盤賣不出的時候減價,直至有人願意接貨為止。樓價飆升有其限度,供求定律自會照顧住屋市民需要,達致最佳分配效率。

是耶非耶?現實裡的市場運作其實不如「自由市場」支持者想像中的順暢。回顧過去四年的樓市狀況,有空置單位並不代表業主自動減價。

2007-10年香港私人住宅售價與空置情況

年份
私人住宅單位空置量
私人住宅單位空置率
私人住宅售價指數(1999 = 100)
2007
52,469
4.9%
103.5
2008
52,938
4.9%
120.5
2009
47,347
4.3%
121.3
2010
51,534
4.7%
150.9
(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

儘管住宅空置率和空置量四年來有起有跌,售價指數卻是一面倒的連年攀升。2009至2010年空置率明明上升了,同期售價指數竟然不減反加,加幅甚至接近四分之一,足見能否賣出物業決不是業主最關心的事項(注十五)

售價如此,租金亦然。經濟學家蒙路(Authur E. Monroe)八十年前考察美國樓市時已指出空置單位不一定導致減租,因為業主會憂慮以較低廉租金吸引新租客會促使既有租客反彈,一併要求減租。為保持整體利潤,業主往往鐵價不二,由得單位丟空(注十六)。吉達布林(John I. Gilderbloom)研究新澤西州業主的租務交易後亦有相近發現,他們習慣抬高租金阻嚇低收入人士,免得「劣質租客」妨礙他們吸引有錢人租住。一個業主在訪問裡這樣說:「我會留住單位不出租,除非我找到了適合的階級的人。如果你找不到好租客就不要租出去。來一個乞人憎的家庭其餘租客就會跑掉。別租給領福利的人,對社區沒好處。」(注十七)

主張市場必定提高分配效率的人,經常忽略了種種具體實證。事實是,「自由市場」引致有屋沒人住,有人沒屋住,不但談不上完美分配效率,窮人在利潤至上的租務市場更遭受歧視,尋找住屋加倍艱辛。香港租樓慣例是先付一個月租金、兩個月按金給業主,再付等同半個月租金的佣金給地產代理,「起動費用」合共三個半月租金。這份積蓄不是人皆有之,跨不過門檻的窮人最終流落到呎價勝豪宅的棺材房,其來有自。

給予「住屋靠市場」最後一擊的是大資本家。他們不是只持有一兩個單位的小業主,對坐擁幾千幾百個單位的大資本家來說,小部份賣不出租不出不構成致命損失,有充份條件囤積居奇。各大發展商為抬高售價囤貨、分批發售早已落成的樓盤,不是新聞而是常識。私人發展商和地產代理公司大手收購將來有機會重建的舊區唐樓,然後割成劏房集團式放租,也是隨處可見的現象(注十八)。發展商不怕短期的空置,我們卻不可一日無屋住,他們不急我們急,市場上的住屋供應和價格如何,誰處優勢誰處劣勢,不問可知。

市場非救星,將住屋當商品的市場殊不足恃。破除「市場效率」的迷思之後,接踵而來的第二個迷思是「土地不足」。「土地不足」是各界(包括政府自己)反對政府興建非商品住屋的終極靠山,施政報告第十四段就祭出這個咒語把興建公屋描繪成正面臨巨大挑戰,言下之意自是叫市民別妄想增建公屋了。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近日警告公眾別把填海工程「妖魔化」,又提出挖岩洞建地底都市,在在鞏固了香港人對「土地不足」的信仰(注十九)。十萬零二千人沒屋住又能怎樣?地就是那麼小嘛。

香港是否「土地不足」?小學教科書數十年來告訴我們香港「地小人多」。毫無疑問此城乃彈丸之地,但這是跟整個國家相比之下的講法,倘若比較的對象同樣是城市,香港陸地面積之廣猶勝眾多世界名城,巴黎、首爾、台北、京都、大阪、新加坡、莫斯科、紐約市、三藩市、芝加哥、慕尼黑、維也納、蘇黎世、鹿特丹、坎培拉、馬尼拉、巴塞隆拿、曼徹斯特、耶路撒冷……統統都比不上這裡。

地是不小了,人多不多?當然多,不過地還是夠分的。可惜「地小人多」的觀念太過深入民間,很多人不假思索就認定土地不夠,其中一位是署名「祝越山」的獅子山學會研究員。此君在題為〈星洲組屋政策不能複製〉的文章裡說「第一個感覺是新加坡的人口密度遠比香港低」,以這個感覺推論在香港增建資助房屋「恐怕只會弄巧反拙」(注二十)。政策評論又不是speed dating,不能靠甚麼「第一感覺」。我們且認識一下基本事實再判斷:2010年,政府統計處公佈的香港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6,540人(注二十一),新加坡統計部的數據則顯示當地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7,126人(注二十二)。6,540對7,126,真相是香港人口密度不比新加坡高,反而低了一截。令人尷尬的倒是土地較緊絀的新加坡有本事興建大量政府資助的「組屋」,把全國82.4%的住戶安置進去(注二十三)——最教長困斗室的香港人既羨且妒的一點,大概是組屋闊落實用,單位面積可逾千呎,最小的一人單位也接近四百呎。


(2010年三月攝於元朗。區內廢車場處處,裡面甚麼都有,包括直升機殘骸,但就是住不了人)

論量也罷,論質也罷,新加坡組屋都是香港公屋居屋望塵莫及的。為何土地充沛的香港不如土地貧乏的新加坡?「地小人多」不敵事實考證,這時候另一個小學教科書的常見講法就粉墨登場了:「香港山多平地少!」山多,適合建屋的土地就少,〈星〉文亦緊隨這個傳統觀念,否定政府建屋紓緩住屋問題的可行性。香港山頭處處,「山多平地少」是說得通的,但因此認為山上不能住人卻失諸武斷。中西區和觀塘都屬於多山地帶,沿海平地部份還遭住不得人的商廈或工廠大幅佔據,住宅多退守山坡,然而這兩區的人口密度較諸以平原遼闊見稱的元朗可擠擁了四倍至十三倍。在這些地區裡,山上每吋土地所容納的人口,平均都比平地更多,不是更少。

2006年不同地區人口分佈

地區
人口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元朗
534,192
3,843
中西區
250,064
20,839
觀塘
587,423
53,402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人長大了,如果我們不再相信有聖誕老人,也是時候掙脫小學教科書的洗腦,對「地小人多」和「山多平地少」一笑置之。香港土地不是不夠增建公屋讓大家安居樂業,只是政府捨不得拿出來改善民生。2007年可能是近六年來是政府賣地賣得最多最疏爽的一年,卻也是批核動工興建公屋批核得最少最手緊的一年(注二十四)。市建局在舊區巧取豪奪收樓收回來的地盤,有多少個最後會興建公屋?港鐵上蓋的物業,有多少個不是私樓?「土地不足」的真正意思是:土地不足以給你住,因為要拿去給政府和地產商發財。

市場沒有效率,土地沒有不足,有的是排山倒海的住屋災難。


理由,條件,辦法以外的資本主義

市場沒有效率,按理說政府應該有理由做些事;土地沒有不足,按理說政府應該有條件做些事。但是住屋問題明明擺在眼前,政府就是不動如山,公屋建屋量不加,入息上限不改,輪候制度不變,連今次推出的「新居屋」也刻意服務樓市,曾蔭權言明一旦私樓呎價回落至四千元即停建停售。住屋是不是棲身之所不重要,總之它必須變成可供投機炒賣的商品。

政府有沒有辦法在凶險的商品市場以外提供住屋?有,而且多的是。非商品化的住屋裡頭,香港人最熟悉的自然是公屋。這種由政府撥地,由房委會興建並經營的出租房屋,租金不受市場影響。在2007年立法會倒行逆施廢除相關法例之前,公屋租金水平仍是參照居民負擔能力釐訂,不得超過租戶入息中位數的10%。與樓市脫鉤的公屋是真正為住屋需要而存在的房屋,樓市升時沒有加租之劫,樓市跌時沒有負資產夢魘,非商品化的性質使它成為在經濟波動之中少數可維持民生穩定的社會保障,比買保險更能保險。難得的是它經營起來還要有賺不蝕。今天公屋雖時遭抹黑為賤民的殘羹、廢物的烙印,但在七十年代的時候普羅大眾對它的觀感是「抽到公屋好過中馬票」。此番觀感,源於公屋提供的實在安穩。

前述的新加坡組屋也是與商品市場保持距離的公營住屋。不像香港的公屋,組屋主要是出售而非出租的,但買家必須符合政府規定的公民資格和入息上限。它也不像香港的居屋,不能拋售樓市圖利,只能透過政府賣給同樣合乎申請資格的新加坡公民。如是者,組屋市場和私樓市場彼此隔開,後者或會因跨國資本流入而被抬至脫離人民負擔能力的天價,前者卻不受直接衝擊,價格維持一定程度的穩定。2008年九月至2011年九月,香港中小型住宅售價指數三年間升了51.6%(注二十五),新加坡組屋的二手市場售價指數同期只升了36.1%(注二十六)

嫌政府興建的房屋不合心水,自己動手也可以。民間以合作社形式興建的住屋在歐洲並非罕見事物,丹麥的合作社住屋早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出現,在二次大戰後擴展至佔全國住屋數量的一半。社員只須付出成本的3%作為按金,之後定時交租即可,租金不到市價六成。政府的角色不過是提供資助而已。瑞典的合作社住屋對政府的財政需求或許更小,當地著名住屋合作社「租客儲蓄與建築聯會」(Hyresgästernas sparkasse- och byggnadsförening,簡稱HSB)不僅負責建屋,也有集資的功能,以利息優惠吸引希望置業的人士存錢進去。隨著資本越滾越大,它在支付建築成本以外甚至還可以收購建築公司,進一步控制成本。HSB的住屋發展計劃由社員選舉出來的代表經營策劃,民主程度不是香港政府欽點委員的房委會可比。住屋合作社運動曾經大受瑞典勞動階層歡迎,一些建造業工會自行開辦合作社,既供應廉價住屋,又開創就業機會,總好過飯碗被逼與發水豪宅或浮誇基建捆綁的香港工人。

有理由做事,有條件做事,有辦法做事,偏偏不為房屋非商品化多做點事,原因在於政府的性質。香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不是來自中上層勞工念念不忘的薪俸稅,而是利得稅、印花稅和土地交易。若然樓價飛升,地產財團賺得多,樓盤交投暢旺,賣地地價創新高,庫房自然豬籠入水,不能當成商品炒賣的住屋根本沒戲唱。以財政結構而論,說政府是地產資本(還有為地產投機提供資金的金融資本)的政府也不為過。墮落為跨國熱錢賭場的香港,樓市是其中一檔百家樂,由天文數字境外資金支持的商品住屋不管售價是升是跌,都註定脫離一般打工仔的工資水平。政府是甚麼?說得好聽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說得難聽它不過是一個在賭場裡過河濕腳的荷官,斷無關閉賭場自絕生路的道理,何況它也沒有這個權力——施政報告第一百六十三段寫得分明,「香港的戰略定位是國家的全球金融中心」。開賭場,是中國欽定國策,香港政府無法說不。

怪罪中國害我們沒屋住,也不太對。住屋難求是全球大勢,芸芸資本主義地區裡面香港只是做得比較赤裸而已。雖不乏空間推行改良措施,但改良是有限的,前述各地非商品化住屋計劃的質素俱逐漸惡化,香港的公屋建屋量下跌不消說,新加坡的組屋訂價升幅超逾工資增長,丹麥的合作社住屋比例從戰後的五成跌至八十年代的兩成,瑞典的HSB房屋重售價格限制在1969年經已撤銷,踏入七十年代政府更不惜豪擲公帑給予私人住宅業主鉅額減稅,誘使國民投入商品住屋市場。凡此種種,盡皆化公為私以至假公濟私的新自由主義措施,大市場小政府。這不是偶然,不是各國政府突然邪靈附身,而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利潤率於七十年代普遍下挫所致。實體經濟賺的錢不夠多,資本家倒不如把資金拋進金融市場投機獲利,在這個意義上「地產」終究是金融產品之一,回報率重於宜居性。傳統的民間講法常把資本家和打工仔描述為互惠共生,前者需要後者提供廉價勞動力,後者需要前者提供工資過活,繁榮就是大家發財共榮。這是不折不扣的幻想。當「經濟繁榮」由投機炒賣帶動,繁榮就是勞動人民的敵人:經濟越好,樓價越貴,生活越難捱。就此而言,香港人跟因糧食期貨炒賣而鬧饑荒的東非災民其實大同小異。

於是,工業城市變成「國際金融中心」,長江塑膠廠變成長江實業,工廈變成豪宅,工廠妹變成清潔阿嬸,曾經用來抑制打工仔住屋開支好讓資本家不愁加薪壓力、坐享廉價勞工維持勞動密集生產的公屋政策,也就大可向樓市下跪。曾蔭權說貧富懸殊是資本主義下的必然,他說得沒錯。


樓奴的誕生,或人之死

「經濟轉型」,實乃一場全球資產階級謀求私利的戲碼,既不中立亦非天然。同步滋生的「置業夢」、「上車夢」,純屬戲碼裡的小插曲。插曲雖小,對我們主觀意識的影響卻相當深遠,今日幾成常識的「一定要買樓」、「應該花幾十年供樓」、「買樓會發達,買不到樓窮死一世」,都是特定時空的特殊產物。觀念潛移默化的力量或許超出了理性考慮,早些時候聽一位年輕朋友談起他跟兄長討論住屋問題的經歷,當他嘗試提出非商品化住屋的可能,他那上班族大哥的反應不是發現希望,而是陷入恐慌:「不用供樓,我的人生還有甚麼目標!」

人生目標只剩一堆磚頭,大概算是沒有目標的人生。用一個少則耗費半生,多則可望不可即的單位引誘打工仔,與在騾子鼻尖吊一根追不到的紅蘿蔔催牠快跑相若,人和騾子最終都忘記了自己為誰賣力推磨。將樓市吹捧為住屋不二法門,是把人類家畜化的絕妙手段。不過人跟騾子還是不同的,至少騾子不會自欺,一邊為地產商推磨一邊向沒推磨的同類叫囂曰「廢青」、「不求上進」、「人生目標是一間公屋」(注二十七),等等。

奴在身者,其人可憐;奴在心者,其人可鄙。然而要是脖子套上了樓奴的軛,即或有心反抗可能也不得不低頭。1982年至今,樓價翻了六七八番,罷工數字卻少了十倍(注二十八),理由說不定不止「工廠北移了」這一個。2007年紮鐵工潮,我在天光道罷工現場訪問了幾位紮鐵佬,問到為何有個別工友中途放棄罷工,他們無奈回答:人家要供樓,沒法子。人註定佔有空間,樓奴為了這個空間註定要不斷供樓,收入一停萬事皆休。對,鬥爭失敗了我沒有風險,鬥爭成功了我分一杯羹,這是背叛同僚的工賊所為,但不想這樣又能怎樣呢。剝削與剝削互相強化:工資增長越沒希望,樓價越貴得離譜,打工仔越要為僱主努力工作才賺夠錢買樓供養地產商。

狐狸有洞,飛鳥有窩,皆因牠們不會把土地當成商品炒賣。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除非我們自甘淪落人不像人的樓奴。

又或者,尋找資本主義以外的出路。


注釋:
一.
 在「新居屋」選址之一的火炭區,樓齡逾三十年的居屋穗禾苑單位十一月在中原地產的二手成交紀錄裡亦不過以200萬元上下售出,與「新居屋」訂價相若。但同區私樓御龍山的最小單位也索價516萬元,即使是樓齡廿七年的豐景花園五百呎單位,成交價亦至少要250萬元。
二.
 〈公屋輪候冊申請人的安置情況〉,香港房屋委員會,二零一一年十月廿六日。請注意文件上的配屋輪候時間已剔除居港未滿七年人士等待居港期滿的「凍結時段」,他們在居港滿七年之前不會獲安排配屋。這表示新移民必須面對更漫長的等待,而且現時官方數字反映的配屋緩慢並非由他們造成。
三.
 Smart, Alan. 2006. The Shek Kip Mei Myth: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 1950-1963.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四.
 〈鄭汝樺駁斥唐英年謬論〉,《東方日報》,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六日。
五.
 〈公屋非福利 居屋乃地產〉,《草紙》第六期,二零一零年八月。
六.
 〈2011年公屋輪候冊申請人統計調查〉,香港房屋委員會,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七.
 〈曾班子物業升值 好過打工〉,《明報》,二零一一年六月廿七日。
八.
 不少炒樓導師,以至特首曾蔭權本人,都堅持任何有住址者——不問居住質素——都不存在住屋需要,包括劏房住戶。曾蔭權在今年六月接受澳洲傳媒訪問時當揚言香港窮人無住屋問題,其時距馬頭圍道塌樓事故後才一年多一點,見〈反駁王光亞 特首:窮人無住屋問題〉,《蘋果日報》,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八日。按此邏輯,饑民吃樹皮草根裹腹等於不存在糧食問題。這種無視居住內涵的歪理,違反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對適當住屋(adequate housing)的定義。
九.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二零一一年七月至九月》,政府統計處。或許有人認為實施最低工資將導致入息中位數提升,這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因為最低工資只會增加收入最少的一批工人的薪金,不影響中位數。再者,這是2011年第季的數字,已納入最低工資在五月推行後的數據。
十.
 縱使假設月入逾15,000元的人就有能力置業,超過入息中位數也不代表月薪達15,000元。在2011年第季,25-34歲的入息中位數是11,000元,35-44歲的是14,300元,兩者俱與15,000元有一段距離,而總不乏打工仔落入這段距離又內,無法在前述算式下被算進無合理居所容身人口。
十一.
 這當然是假的。根據房委會2011年三月的文件,實施公屋計分制限制「非長者單身人士」上樓之後,三十歲以下成功上樓個案的累計數目,是零。換言之全港三十歲以下人口沒有一個循計分制獲得過公屋安置。2007年至2010年底,七成以上(71.4%)在計分制下獲配屋機會的是年過五十歲的「非長者單身人士」。因此,更貼近現實的計算應該是將這七成多剔走,把剩下來不足三成的配額分給那102,014人,其實他們要等二百零三年才可上樓!毫不誇張地,那甚至超越了「住屋等到下世紀」的恐怖,而是到廿二世紀終結仍未能有屋住。
十二.
 〈租住公屋非長者一人申請者配額及計分制的運作〉,香港房屋委員會,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房委會沒有一年全數利用它的安置配額,遑論透支,所以實際上的輪候時間會比文中計算的更長。
十三.
 《香港統計年刊:二零一一年版》,政府統計處。2010年香港共有52,558宗結婚登記,18,161宗離婚判令。
十四.
 以上只是就異性戀婚姻而論。不進入這個制度的其他性實踐(如同居)或性傾向(如同性戀),首先已被房委會剔出「一般家庭」之外無法申請公屋「三年上樓」。他們如非租樓,就只能花大筆金錢買樓。在資本主義地產炒賣的社會裡,情慾自主能體現與否無疑帶有階級歧視。
十五.
 《香港物業報告2011》,差餉物業估價署。
十六.
 Monroe, Arthur E.. 1931. Value and Incom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十七.
 Gilderbloom, John I., and Richard P. Appelbaum. 1988. Rethinking Rental Housin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十八.
 在市建局管轄的市區重建項目裡,由於收樓時對在單位自住的業主的賠償較把單位放租的業主為多,一些持有該單位的地產商會故意趕走現存租客,訛稱自住企圖騙取較高賠償。這又是資本家扼殺市民住屋權的例子。
十九.
 〈林鄭:填海助吸廢料 勿妖魔化〉,《明報》,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二十.
 〈星洲組屋政策不能複製〉,《信報》,二零一一年八月十日。
二十一.
 《香港統計數字一覽:2011年編訂》,政府統計處。
二十二.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11. "Key Demographic Indicators, 1970-2011".
二十三.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11. "Key Indicators of Resident Households".
二十四.
 《香港統計年刊:二零一一年版》,政府統計處。
二十五.
 〈私人住宅──各類單位售價指數(全港)〉,差餉物業估價署,二零一一年十一月。這裡的中小型住宅指面積99.9平方米(約1110呎)或以下的單位。
二十六.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2011. "Resale Price Index from 1st Quarter 1990 to 3rd Quarter 2011".
二十七.
 如化名「利世民」的獅子山學會成員李兆富的擁躉。見〈利字當頭:人生目標是一間公屋〉,《蘋果日報》,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八日。
二十八.
 港島區40平方米以下單位每平方米的平均價格由1982年第四季的8,602元升至2010年同期的82,287元,見〈私人住宅──各類單位售價指數(全港)〉,差餉物業估價署,二零一一年十一月。1982年至2010年的罷工數字則由34宗跌至3宗,工作日損失更由17,960日暴跌至328.8日,證明不但罷工次數減少,規模亦遠不如前,見《香港統計年刊(1995年版)》與《香港統計數字一覽:2011年編訂》,政府統計處。

Monday, October 31, 2011

人造神的創世記

(得意忘形,比喻玩過頭了,分析應該要說得再清楚些。下次再接再厲。)


現在,上主——你們的上帝已經照祂的應許,使你們以色列同胞得以安居。所以,你們應該回家,回到你們所擁有的土地,就是上主的僕人摩西給了你們那塊在約旦河東岸的土地。你們要切實遵守摩西頒給你們的法律:要愛上主——你們的上帝,遵行祂的旨意,服從祂的誡命,忠於祂,全心全意事奉祂。
——《約書亞記》,第廿二章四至五節


人造神的創世記




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據說令醫院大排長龍,港媽們有仔無床生。Facebook上的「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10萬人Like俾政府睇!」群組發動遊行抗議,先在十月「天下圍攻」政府總部,再到十二月包圍中聯辦。套用他們宣傳廣告的標語,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理由是「捍衛本土文明,嚴防福利主義」。

恰似不少遊行示威,這些行動都把目的地設定在政府權力機關,除了特區政府的總部,反內地孕婦(下稱「反內孕」)人士也不避「引誘中共干政」之嫌要求中聯辦施援,不怕被高舉港英龍獅旗的「本土自治」支持者指指點點。不論是希望香港政府截停內地孕婦流入,抑或是期盼中共政府來個人大釋法廢除她們子女的居港權,如此設定目的地,潛台詞或多或少是「政府應該做點事」。

他力得救與自力得救

假手於政府是否最有效的手段?也許是,也許不是,但一定不是唯一的手段。該Facebook群組共有近六萬五千個成員,就當裡面只有百分之一特別富行動力,合起來也有大約三個營的「兵力」。露宿在匯豐總行地下的反資本主義人士號稱「佔領中環」,自是象徵意義居多,然則聲勢浩大的反內孕人士要每天挑一個邊境關口堵截孕婦來港並非不可能,甚至實質上長期佔據一間醫院也是可以的。縱使他們再討厭「蝗蟲產卵」,再渴求產科床位,亦不打算憑雙手實現願望。為何不親自落厨?皆因相信政府全能,只要它肯,必然實現子民的祈願。市民要做的僅是「發聲」,讓祈願被政府聽見。

曾幾何時,香港人不是這樣的。半個世紀之前,大家不怎期望政府打救,一家沒瓦遮頭,自己到山邊搭建寮屋就是;鄰里小孩沒書讀,籌些錢在天台開學校就行。去年訪問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工友,他父親在1946年自廣西來港,若沒有住處就準備瞓街,沒有工作也不會有勞工處就業輔導可找,只是跟人學習打麵,在路邊擺檔「麵粉換麵」:你拿麵粉來,我打成麵條給你,你給我工錢。儲了一點錢,再買個不銹鋼櫃賣生油豉油;再儲一點錢,終於在屋邨開了自己的醬料舖。那年頭,自力更生不是妄想,是常識。

沒有國,哪有我

上述老生常談絕跡久矣。麥理浩年代拓展的那些公共房屋、教育和醫療,是政府邁向現代國家(modern state)延伸管治領域的表徵,行政觸手的長度跟五十年代中期以前還不懂為香港居民登記身份證的那個政府天差地遠。管治擴張的同時,也是市民被倒模鑄造成螺絲釘、嵌進資本主義生產機器的時刻。隨著普及強逼教育出現,我們的童年有至少九個寒暑被剝離於工作場域,學到的東西跟勞動和生產關係不大,工業化與服務業擴張的浪潮亦先後吐出了一堆分工瑣碎的職位,待離開學校進入職場也往往學不到直接照顧自己生活的技能——現在有幾多人還懂得興建一間堪住的寮屋?我們知道怎樣為客戶填妥一張寬頻合約賺取佣金,我們知道該按甚麼程序處理一個電話投訴,我們知道能用哪些手法推銷一個新樓盤,卻偏偏不知道如何創造切身的衣食住行。

喪失技能導致喪失自信,反正動手佔得了官地也弄不出一條小村落,遑論佔領一間現代化醫院之後還要維持它的運作。一切拜託政府以「專業」與「行政」解決好了。

但自理能力失落還不算管治擴張的最明顯後果,真正的關鍵是「香港人」從此誕生。若說政府是我們的政府,「我們」又是誰?對民族主義的歷史研究通常認為先有民族(nation)後有國家(state),像Benedict Anderson就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裡指出印刷語言普及衍生的小說和報章對菲律賓民族主義影響匪淺,連希特拉也在《我的奮鬥》裡把翻譯聖經為德文的馬丁路德追認為德國史上三大偉人之一。有了共同文化、語言,打造了民族意識,才有裂土建國的動力。相對的,香港正好顛倒過來,先有國家後有民族。「我們」的共同經歷從何而來?戰後來港的移民籍貫各不同,政治忠誠撕裂為國共兩邊,是政府的新市鎮遷徙政策打散了原有鄉里社群,是政府的普及教育統一了書寫和口音,換言之,是越趨發達的管治塑造了「我們」的共同性。

至少,「國家塑造自我身份」這一點適用於反內孕人士。他們遊行宣傳裡的「本土文明」語焉不詳,欲上溯辛亥革命卻沒有人言必稱三民主義,欲沾李小龍的光卻不見得有幾個能耍截拳道,有實質內容只得「內地孕婦逼爆產房、衝急症,濫用福利、特快公屋等腐敗不公,本港資源負荷巨大,遲早崩潰」。「本港」「本港政府」在概念上已然同化可交換使用。彼等網上發言,亦大多圍繞種種所謂的政府「福利」群情洶湧。


(圖為反內孕人士2011年十月廿三日遊行的宣傳廣告,刊於十月二十日的《am730》)

2003年,政府要為廿三條立法,民建聯高舉「沒有國,哪有家」的口號一路護航。他們錯了,錯在不夠徹底,此地的寫照其實是「沒有國,哪有我」。是政府創造了「香港人」,如同神創造了人。神說要有光,便有光;反內孕人士相信只須政府說你們不是「香港人」,你們就不是「香港人」,就像1980年取消抵壘政策一樣。

蛔蟲神學:恨你的鄰人,愛你的上帝

既然是政府創造了「香港人」,反內孕人士揮舞的禁止生殖(procreation)旗幟即蘊藏又一意涵。阻礙內地孕婦來港誕下擁有居港權的下一代,意謂對神/政府造人的創造(creation)過程設限,制止某些人成為祂的子民,分薄恩寵。

他們對政府的要求背後可有正當性基礎?儘管反內孕人士口中不時把「納稅」說成他們享有在公立醫院產子的權利根據,但正如〈納稅黨的天國〉一文考證的,絕大部份香港人繳交的薪俸稅(如有。逾六成勞動人口不用交薪俸稅)連如期清償自己身受的公帑教育資助都不夠,更別提入住公立醫院的額外補助了。再者,自從醫管局對內地孕婦大幅加價,她們已付清醫療成本不花庫房分毫,輪不到「納稅人」說三道四。最有意思的是不乏反內孕人士提倡禁絕內地人申請居港權,除非他們以付出鉅款(有人說下限是一千萬元)予香港搞投資移民。這會有甚麼結果?投資樓價升大家買不起樓,投資的士牌車費加價大家坐不起的士,再豪氣一點,像榮智健的中信泰富買起東隧、西隧專營權將隧道費加價六成七,如何?用錢買戶籍,加速百物騰貴民生凋蔽之餘,屆時反內孕人士引以為傲的「納稅人」光環亦將徹底粉碎——你說你有納稅?我拿的「福利」不比你多,添的香油卻比你多幾十倍,汝等賤民吃我的住我的還有臉抱怨?

是故,倘若依循反內孕人士的思路,他們終究不是在行使某種權利,而是向神祈禱。那不是植根於納稅黨邏輯下「我付錢交稅購買政府服務」的消費者權力,無論措辭是軟是硬,那是本著「神的子民」的位份去乞求:「我的神(香港政府)是眷顧我(香港人)的!」政府能聽取一切禱告,祂在疆域內是全能而神聖的,出問題的是代理祂的官員和議員,這群庸官政棍是法利賽人,是壞祭司,他們忤逆神旨,賣港求榮。

人可以向神祈禱,但神畢竟不屬於人,人才是屬於神的。當政府變成神,政治變成神學,這就解釋了為何香港從來沒有民族獨立運動更沒有革命,因為「香港人」本就由政府所生,被政府統治等於回歸上帝之城在主裡合一,何須親手開天闢地自找麻煩?這也解釋了為何人人明知孕婦來港產子源於內地醫療不佳社會保障不足又有毒奶風險,但反內孕人士未嘗北上改善這些問題正本清源,因為這個神的庇佑無法逾越祂的疆界,穿過深圳河就沒有權柄。當家作主也罷,國際主義也罷,均與敬拜國家者無緣。

飛越深圳河許是陳義過高,蓋反內孕人士連自己的家務事也懶得理會。那個創造他們、構成他們的神,其「神跡」並沒有他們的參與。2000年至2011年,香港的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十年間飛漲48.5%,庫房豬籠入水,醫管局統計年報卻顯示公立醫院的婦產科床位離奇地由1460張跌至1303張,不增反減。為何發生這個異象,床位是否被狗咬掉了,錢從甚麼途徑落到甚麼人的口袋,要不要搶回來,反內孕人士不聞不問。不要問,只要信!只管在「蝗蟲」手中保衛政府荷包,萬民安居樂業,主恩遍香江!

如此這般,假如內地人來港是蝗蟲,那些走不出原居地望天打掛,吃主人吃剩的殘羹維生,排隊產卵的「香港人」又是甚麼?蛔蟲?


***



這怎麼辦呢?仍然有一定的古法在。就是:大家沸沸揚揚的嚷起來,說他有錢,說他裝假,說他「名流」,說他「狡猾」,至少是和自己們差不多,或者還要壞。自己是生活在小茅廁裡的,他卻從大茅廁裡爬出,也是一隻蛆蟲,紹介者糊塗,稱讚的可惡。然而,我想,假使蕭也是一隻蛆蟲,卻還是一隻偉大的蛆蟲,正如可以同有許多感歎號,而惟獨他是「偉大的感歎號」一樣。譬如有一堆蛆蟲在這裡罷,一律即即足足,自以為是紳士淑女,文人學士,名宦高人,互相點頭,雍容揖讓,天下太平,那就是全體沒有什麼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蟲。但是,如果有一隻驀地跳了出來,大喝一聲道:「這些其實都是蛆蟲!」那麼,——自然,它也是從茅廁裡爬出來的,然而我們非認它為特別的偉大的蛆蟲則不可。蛆蟲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魯迅,〈「論語一年」〉


延伸閱讀
Lasantha Michel:〈滾回屬於你的地方去!〉

Wednesday, October 05, 2011

兩分半鐘的奇跡

(Mind Blowing Book Sculptures by Guy Laramee)



最近一篇新聞惹來網民一陣閧笑——一位五歲小女孩去年看了4,277本書,奪得香港公共圖書館的「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大獎,但她每天只能花半小時閱讀。

一年看四千多本書,一天用半小時看,換言之平均每半書要在兩分半鐘內看完。兩分半鐘,用來撒泡尿洗個手可能很充裕,用來看書的話,就算看的是無字繪本也得囫圇吞棗。教人驚心的是那位小孩的反應:只會在母親陪同下看書,自己從不主動找書看。

愛書的人,絕對不會這副模樣。回想起來,電筒是小時候好好藏在枕頭底的寶物,讓我在老媽子熄燈催逼睡覺後仍可躲在被窩裡看《西遊記》與《十萬個為甚麼》。看書是父母之命?看書是公民抗命!原本是在熄燈後閃身窗邊借月光和街燈看的,好幾次被逮個正著之後惟有利用科技犯案。許是有點讓犯案手法精益求益的企圖,後來找了一堆關於偵探術和間諜手法的書,不過那時差不多已屆要操練學能測驗的年紀,睡眠時限放寬,也就不了了之,倒是學懂了怎樣用素描鉛筆的筆芯磨成粉末套指紋,還有用紙條和筆製作密碼函件與解碼器。

想認叻,想旁人讚賞的幼稚也是有的,看完植物園鑑和鄰居死黨跑到樓下花圃翻找有沒有這種那種毒草,打從唸小二開始愛上天文學,竟然自製了一份「職業志願問卷調查」在班上派發,看看有多少個同學會填寫「天文學家」一欄。圖書館早就逛過爛熟,每次跟同學入場他們少不免挨我的疲勞轟炸推銷,書介伴隨口水花撲面而來。長輩亦難逃一劫,平素把老竇書架上的《洋蔥頭大四喜》搶過來據為己有,背熟裡頭多首林振強打油詩,過時過節親戚聚頭之際祭出來把他們笑個人仰馬翻——有甚麼好笑,甚麼是有味笑料,就不是一個五歲小鬼明白的了,只能多年後暗自莞薾。

老竇和我多年來有著互奪藏書的默契。年幼時嫌《論語》《孟子》《古文觀止》老土,寧願看根本看不懂的西洋食譜也不碰這些神檯經典。滿架博益文庫倒還可以,衛斯理原振俠算是熟人,倪匡蔡瀾黃霑的散文更是不分四季一讀再讀,當年亞視播《今夜不設防》找來這三個麻甩佬當主持,簡直充滿親切感。初中迷上畢華流,老竇沒有甚麼興致,我桌上的《幽遊白書》和《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卻不時失蹤。不曾查問閱讀進度,不須發表閱後感想,不設指定書單一百本,兩父子心照就夠。

人到中年越來越懶,看書意欲消褪不少,童年時的閱讀傻勁變成自戀與懷舊的對象。當小孩看書是執行家長命令,是為了取得家長指定的權威(如頒獎機構)肯定,是順從家長單方面安排的過程,意謂資訊、社交甚至情感的對外連繫均被名為「家長」的鐵壁阻截。象牙塔裡諸多論著把當今發達地區稱為「兒童中心社會」(child centered society),並不見得恰當。我們面對的,或許是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家長中心兒童」。

Tuesday, September 27, 2011

未明的曙光:記蒂森電梯技工罷工第一天

 
如果說,有一份職業需要技術,要多年訓練,要長時間連續工作,而且任務攸關性命,我們會想起甚麼?也許是公立醫院醫生。但若再加上「月薪約七千」這個條件,就得回到我們每天進進出出上上落落的住宅與商廈,尋找蒂森克虜伯公司的電梯師傅。


(2011年九月廿六日罷工現場。相片借用自Dorothy Hui)

蒂森刻薄成家,並非今日之事。早在2008年十月,它在行內臭名遠播的低工資、長工時、輕視工業安全已經激發電梯技工罷工。罷工成果不壞,工友們煞停了不受歡迎的轉制(注一),也順勢組織了自己的工會。可惜資方死性不改,對諸多痼疾蒙混敷衍,事隔三年勞動待遇仍然差劣。今年六月底,另一間電梯公司富士達的工人罷工三日,成功爭取加薪,對蒂森工友亦不無鼓舞。商議良久,大家終於決定昨日罷工,全公司逾三分之二工友出席,僅留下小部份駐守各區應付緊急維修事故。他們提出三大訴求:一,增加維修技工的的薪金至合理水平;二,增加人手,實踐三年前承諾,確保二人工作;三,在不影響薪酬的情況下,保障工人的休息時間,工人連續工作不多於廿四小時。

對於工友的訴求,資方推搪說公司董事總經理麥廣權不在香港無法決定,遲遲不肯回覆。對於工友的罷工,資方倒下旨快如斬立決,立場堅決毫不猶豫:即時解散罷工,「履行僱員合約返回各自工作崗位」。

工友當然不滿意如此答覆。如果資方到今日傍晚仍然未有合理回應,他們將會把行動升級,緊急維修服務也一併中止。

資方拖字訣 工人薪水缺

昨日九點正,工友們準時抵達位於紅磡崇平街的蒂森香港公司總部開始罷工。聲明早寫好了,採訪通知前一天就發出了,資方亦無疑已經知道這場工業行動,知道工友的訴求,知道他們希望談判。然而辦公室高層卻慢條斯理,十時說再等十五分鐘就到,十一時說在車走到紅隧途中半小時之後來到,十二時依舊音訊杳然,待勞工處代表到場了才傳話說下午二時再與工友見面。遲到五個小時,叫這種高層跑到前線維修電梯的話肯定是災難。

遲到不是欠效缺率,而且存心拖延。拖字訣似乎是蒂森慣用伎倆,縮減工時的要求,停止派工人單獨工作的要求,都喊了超過一千個日與夜,資方聽而不聞。加薪呢,過去兩年才分別加了0.5%和3%,不但遠遠追不上通脹,而且資方每每以「一定要等到公司新年度一月一日才可更動薪酬」為由迴避——這不見得有多可信,三年前蒂森既想搞外判削職位又想削減加班費,如此大刀闊斧的決定也從未等待過新年。


(蒂森近傍晚五點正時向傳媒發放的聲明全文。相片借用自龍五)

無論如何,既然高層遲到,工友先到附近的餐館午膳。同檯的陳師傅入行廿年,最初十年在其他公司逐步升職,底薪由4,500元倍增至9,500元;2000年轉職至蒂森,至今只加到月薪11,000元。男人四十,家裡還有個唸中二的小孩,以這份薪金養家委實捉襟見肘。

陳師傅職級較高,在公司裡已算不上待遇最差的一群。助理技工的底薪在蒂森只有7,100元,可以入職八年紋風不動,壓價至谷底。資方說,這個價錢符合最低工資規定,沒犯法。

沒犯法不代表合理。電梯業內助理技工的底薪公價約為8,500元,比蒂森給的幾乎高出兩成。出價低是不是因為公司沒錢?假的。根據蒂森總公司(注二)2010-11年度的中期業績報告,光是首三季毛利已逾52億歐羅,折合成港幣足足有550億,也夠全港大學生免學費廿五年了。香港分公司的生意也不錯,最近才接了高鐵工程八十一部電梯的合約。更直接的證據是蒂森現時以行內公價8,500元聘請新入職助理技工,因為他們害怕出價太低沒人應徵!同工不同酬,與賺蝕無關,不過是擺明欺負舊人不敢反抗。

此舉立即惹來不滿。全公司上下原本約有110位電梯師傅,這個月就有20位離職不幹。人手短缺,留下來工友工作更形繁重。「冇乜新人入行。以前就有工業學院出身嘅入行,依家都無開呢啲科喇。」陳師傅說:「一係就學師出身,先做四年學徒。但係蒂森唔請學徒,其他公司都仲有請。」蒂森不願聘用學徒,只肯請技工,一則為節省培訓成本,二則它的工作環境太惡劣,疑難雜症太多,經驗尚淺的學徒應付不來。

「有時連頂兩晚,咁就五十幾個鐘」

工作環境有多惡劣?正常來說,電梯師傅理應早上八時半上班傍晚五時半下班,一天工作九小時,但這個「理應」和現實有極大落差。由於要輪班工作,夜班也得有人當值,人手不足之下連踩三更(兩個日更一個夜更)可謂家常便飯,連續工作卅三小時。「有時連頂兩晚,咁就五十幾個鐘。」陳師傅自己每星期工時過百,屈指一算,每天平均工時近十七小時(注三),別人打兩份工也未必透支到這個地步。

折壽式加班並非偶然,更不是甚麼「獅子山下精神」所致,長工時其實是低工資的產物。蒂森給予不足餬口的微薄底薪,正正逼使工友必須為餬口拼命加班,尤其加班費比平常時薪要高一半。

可是人手實在太少,瘋狂加班仍不足以彌補,於是蒂森乾脆不管機電工程署訂明須兩位技工一同工作的指示,叫師傅到電梯槽單刀赴會。沒有同事接應之下獨自進行高危的電梯維修工作,難免險象環生。「喺[車立]頂、井底出咗事都冇人知。試過有人開工開到夾傷隻手,仲要自己打九九九。」再者,機電署口裡是說得動聽,實際巡查時卻經常看見師傅獨自開工亦視若無睹。商家不管,政府不理,工友惟有自求多福。

尚未發生嚴重工業意外乃不幸中之大幸,但未發生不代表不會發生。去年八月,大埔大元邨才有一位獨自倒樓的清潔工失足掉進垃圾槽,從十九樓飛墮而下卻無人得知,遺體翌日被垃圾車運往堆填區(注四)。誰敢保證同類慘劇不會在[車立]槽重演?

割價.甩轆.電梯墮

說起公共屋邨,一次重創蒂森聲譽的電梯事故恰巧也在大埔其中一個公共屋邨發生。三年前富善邨的電梯由蒂森負責保養,公司卻沒發現電梯多條鋼纜斷裂,電梯直墜十四層樓,僥倖其時無人在內(注五)。雖說事發時正值蒂森剛剛接管該電梯的保養,上一手的電梯保養承辦商該為疏失負上相當責任,但蒂森接生意的手法不無可議之處。「呢間公司,咩牌子都接!」陳師傅表示蒂森經常接不是它原廠生產的電梯的保養生意,麻煩就來了。「例如部[車立]要換過個轆,你公司無零件,去問生產商俾個轆你,就要一兩個月後至俾到。」如此一來保養工程就耽誤了一兩個月,期間發生意外的機會也更大。

行內一直有傳言指蒂森偏好低價投標搶生意,用比原廠保養更低的價錢接手他人保養工程正是一例。出價既低,又要賺錢,服務質素必然成為被開刀的對象。陳師傅負責的觀塘區有十八位技工,區內有三百部電梯歸蒂森保養,每部一至兩星期檢查一次的話,每次就只可以花一個多小時。他苦笑:「保養得個零鐘,又機房又[車立]頂又井底,邊睇得晒咁多嘢?」

蒂森唯利是圖的行徑不僅損害工友權益,也危害公眾安全。不過一旦出事,揹黑鑊的不是坐地分紅的高層,而是做到氣咳的前線工友。沒錯公司內部是發出通告呼籲工友向上司通報各種違規事宜,諸如叫師傅單獨開工。問題是,分配人手的就是上司本人,向他通報了又如何?況且公司一天吝於增聘人手,就一天不夠技工處理各項工作,注定有人要單獨開工。

雪上加霜的是,有消息指政府在連串電梯事故後即將立例收緊相關安全監督,但新例把本來由公司承擔的法律責任轉嫁至前線技工身上。前路茫茫,還須互相守望。

世世代代、街頭巷尾的勞動者

前路,誰的前路?像陳師傅,日捱夜捱,老來可能積勞成疾。工資那麼低,能夠有足夠積蓄應付晚年開銷嗎?他的孩子再過幾年能找到堪可養家的工作嗎?還是說,會成為另一個連續開工五十多小時的陳師傅,代代勞苦?

但陳師傅不算身在谷底。翻開政府統計處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在電梯技工所屬的「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這個類別裡,2000年第二季到2011年第一季的月薪中位數僅僅由10,000元增至10,500元,升幅比陳師傅更不如。我們不得不問,明明有大廈落成就有電梯,怎麼樓市升到上火星,地產商賺到盤滿缽滿,電梯技工竟然連餅碎也分不到?環顧街頭巷尾,香港各行各業裡面還有幾多間蒂森?還有幾多個陳師傅?

太多問題,太少答案,這一刻我們甚至連蒂森會怎樣回覆工友、何時回覆工友也不知道。只是,起碼有一件事可以確定,就是罷工有用。三年前的罷工,讓工友擊退了不懷好意的轉制,爭取到歷年最多的加薪。三年後的今日,蒂森管理層要工友即時解散罷工,正洩露了他們對罷工的恐懼。有說老闆不賺錢打工仔就沒糧出,那是本末倒置的講法——工人不工作,資本家利潤何來!

支持蒂森工友罷工,是為了他們,也是為了我們。世世代代的我們,街頭巷尾的我們,同為勞動者的我們,是時候學習團結自強了。


注釋:
一.
 2008年蒂森企圖轉制,把夜班工作外判,同時削減加班費三分之一。
二.
 蒂森克虜伯的香港分公司應該並未上市,沒有在網上公開帳目。
三.
 以每週一日法定勞工假、平均工作六日計算。
四.
 〈工人垃圾槽墮斃屍運堆填區〉,《東方日報》,二零一零年八月廿九日。
五.
 〈富善邨墮電梯 保養商被控〉,《文匯報》,二零零九年四月廿九日。


延伸閱讀
覃俊基:〈不是工友等待著我們,是我們等待著工友〉
謝凱健:〈蒂森工潮罷工報導之一〉
中大左翼學會:〈為甚麼要支持罷工--中大左翼學會對於蒂森電梯職工會罷工之聲明〉



〈連做四十八個鐘 人工低到冇陰功! 無線仲要插多刀?——蒂森工友罷工第一天〉

Wednesday, August 31, 2011

納稅黨的天國

“All fixed, fast frozen relations, with their train of ancient and venerable prejudices and opinions, are swept away, all new-formed ones become antiquated before they can ossify.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all that is holy is profaned, and man is at last compelled to face with sober senses his real condition of life and his relations with his kind.”
——Karl Marx,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外傭居港權官司未打起來,街頭巷尾早已人聲鼎沸。反對者站在傳媒鏡頭前一再揚言外傭沒交稅,對香港毫無貢獻,故不配取得居民資格。

以納稅論貢獻,可謂香港人常識。內地新移民來港未滿七年不可領綜援,不可申請公屋,不可使用廉價公共醫療,都是在這套講法底下廣受支持。這套講法甚至堪作日常教仔咒語,哪年哪間院校有大學生行為不檢欠交論文醉酒鬧事迎新營玩放蕩遊戲,劈頭一句「你地嘥晒納稅人啲錢」即可將之收得服服貼貼,猶如五指山力壓孫悟空。假如要在香港搞政黨,納稅黨有望大受歡迎。

那麼,這個納稅黨會有甚麼政綱?有錢有偈傾,無錢吊吊揈,誰給錢政府誰就是對香港有貢獻,理當享有更多權利,所有政策應該依據此一原則制訂,以昭納稅正義。

首先是人口政策。納稅是得到居民資格的條件,納稅人才有資格成為永久居民。喪失工作能力的老弱病殘無法貢獻社會,倘無親屬付足供養成本,應該讓他們離境頤養天年,反正香港物價貴空氣差,叫他們回鄉下也是為他們好。相對的,有潛力交稅貢獻社會的境外人士,政府應主動汲納,輸入專才,鼓勵投資移民,帶動地產發展。

接著是教育政策。根據政府上年度數字,每個小學生一年得到的教育資助是33,200元,中學生是44,000元,大學生是182,900元。以六年小學、七年中學、三年大學的十六年教育年期計算,每個大學畢業生一共欠下1,055,900元公帑。人人百多萬元鉅債不代表要廢除資助教育,將它想像成投資就好了:如果能在相同年期繳納到足以償清債務的稅款,這個人還不算資不抵債的蝕本貨。不能的話?抱歉,你的永久居民身份被撤銷了,請去其他地方尋找你的幸福。

教育是投資,房屋、醫療、社福亦作如是觀,用者自付收回成本是起碼條件,令庫房有所進帳是基本方向。至於政制嘛,功能組別沒有甚麼大不了的,專業人士和商家納稅比我們多,給他們多一票不就是彰顯納稅正義嗎?公司票的存在也合情合理,反正收利得稅時也是以公司為單位的。再精準一點,乾脆按交稅多寡分配投票權,甚至把選票換成鈔票,誰給錢政府誰就可以叫政府服務它,為西九豪宅區多建幾條公路有何不妥?貨銀兩訖大家好說話。政府不代表有貢獻的人,難道要代表好吃懶做的蝗蟲?

問題是蝗蟲太多了。當初唐英年企圖開徵銷售稅之際就言明大半勞動人口沒有交薪俸稅,遑論以稅款回報公帑恩惠。以上述的「大學生生產成本」為例,有本事在十六年內還清教育成本的納稅人——亦即每年要交稅六萬六千大洋,年薪七十萬以下者免問——現時僅佔全港人口百分之二。光是教育成本已經還不完,若再算上用過公廁、入過急症室、打過九九九、穿過行人隧道、看過香港電台節目、去過公共圖書館借書等等等等公帑消耗,掠奪多於貢獻的香港人大概超過九成九。

這也不代表要把七百萬蝗蟲放逐出境或送進毒氣室呼吸殺牠死。讓牠們明白自己的生存本身就是虧欠世界,牠們就會努力工作,期望賺到更高工資晉身納稅人階級,貢獻社會洗清罪孽。為了使過程順暢,不妨壓低工資:蝗蟲越難脫離蝗蟲階級,就越自卑,越不敢要求甚麼權利,越要靠出賣勞力證明自己。

當納稅正義普照天下,佔人口百分之一的納稅黨員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廉價勞工任其使役,在地上天國裡發展其燦爛的文化。偉大的古希臘文明不就建築在大批奴隸之上嗎?香港,終於有機會擠身歷史的殿堂,阿門。

***

在那百分之九十九的「蝗蟲」裡頭,任何腦筋清楚的人都不會自虐得去相信所謂的「納稅正義」。「納稅正義」之所以大行其道,靠的不是精打細算計盡每分公帑,而是對「消費者」權力的盲目執迷:誰花錢,誰就有權頤指氣使發施號令。放在僱傭關係,這就成了「返工契弟,駛錢皇帝」的普遍心態,工作時對上司例必唯唯諾諾,購物時對店員投訴卻奉旨呼呼喝喝。去年馬尼拉人質事件後有僱主遷怒家中菲傭,吼叫「我請你返嚟益你地,你地咁樣對我地?!」,並非偶然。何謂僱傭勞動?在很多香港人眼中,等如僱主「給機會」,甚或施恩於打工仔。那不是僱主有求於人,也不是公平交易,僱主是必然高打工仔一等的,因為他們出錢。

習慣了這種權力模式,一旦想找藉口排除異己,就條件反射地先把自己塑造為「花錢者」,佔據道德高地,繼而把新移民和外傭打成「蝗蟲」,把瞧不順眼的示威者打成「廢青」。「納稅人」是甚麼?就是花錢「僱用」政府的人,理所當然有權號令政府;「蝗蟲」和「廢青」是甚麼?就是花不起錢「僱用」政府卻要拿政府資源的free rider,理所當然無權干政。

淪落到要用錢,甚至用幻想出來的錢去買道德,意謂香港人的道德已成真空。道德真空事小,輕賤勞動事大——「納稅人」聖潔如斯,何故依賴「蝗蟲」效勞?依賴「蝗蟲」,恰恰證明「蝗蟲」根本不是「蝗蟲」。「蝗蟲」們不工作,數萬個香港家庭頓時癱瘓,也無力出外賺取用以支付外傭、讓自己看來彷彿高高在上的錢。如果以為「貢獻」是由「出錢」決定,那只能說,香港人距離真實生活太遠了。

八十年代前,因為有內地移民投靠親戚當家傭,香港才得以騰出婦女勞動力全速工業化;踏入八十年代,抵壘政策不再,外傭取而代之煮飯洗衫(注一),本地婦女繼續逍遙。城市從來都虧欠周邊地區。有「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有「八十後反特權青年」,由外傭親手養大的八十後卻組織不了一群「八十後撐外傭青年」,這才是不可思議的。


注釋:
一. 根據Philippine Overseas Employment Administration (POEA)的統計,從1985年到1995年,每年申請到香港工作的菲傭由22,020增至51,701,升幅達135%。



延伸閱讀
稻草:〈狙擊以外──反外傭居權遊行小記〉
etc-tera:〈反對新生分茶點關注組〉


九月四日補記
文章發表後三日,明報〈曾蔭權:稅基窄難普選 恐「非納稅人支配納稅人」〉一文報導維基解密揭發特首曾蔭權向美國領事如是說:「(實行普選的)最大恐懼不是納稅人沒有代表,而是非納稅人士的代表成為大多數,支配小部分納稅人(The great fear in Hong Kong is not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but "representation without taxation" in which the non-taxpaying majority would dictate to the taxpayers)。」即不論普選能否改變政府聽命於財團(也就是最大納稅人)的現況,我們別再說香港沒有執政黨。納稅黨正在執政。
又,何秀蘭回應稱「政府擔心一人一票選特首會好民粹,令社會變成福利主義,但其實香港人很理性」,這很危險。第一,香港人其實不很理性,但很民粹﹔第二,何不識何謂福利主義而反福利。她身為工黨發起人之一,這樣的工黨令人非常擔心。

Wednesday, July 13, 2011

聯署:聲援聯福工友 促請浸大墊支補償

(謝謝出手撰寫聯署聲明,請大家簽名支持工友!相關報導見獨立媒體。)


聯署:
聲援聯福工友
 促請浸大墊支補償


外判拖欠補償 浸大責無旁貸

香港浸會大學逸夫校園(新校)的兩間餐廳—聯福餐廳及聯福樓(同屬潤時國際有限公司經營)—於6月28日正式結業,改由大家樂旗下的泛亞飲食有限公司營辦。今時今日,外判商的替換變更本是平常事,然而,是次聯福餐廳及聯福樓的結業,潤時卻拖欠20多位工友逾80萬元遣散費、假期補薪、代通知金後揚長而去。

浸大根本沒好好監督外判商,才令拖欠問題如滾雪球般越來越嚴重,浸大不可推卸責任。校長陳新滋在電郵中更要求校友、教職員及同學以私人捐錢協助受害工友,將校方自己對外判商監管不力、嚴重失責所致的後果,推諉給校友、教職員及同學為之埋單!對此,我們深表失望及憤慨!

我們強烈要求浸會大學校方負起應有的責任:
  1. 盡快墊支被拖欠的補償予受害工友
  2. 促請泛亞優先聘用聯福前員工
  3. 加強監管外判商

發起:前聯福員工 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
浸大社會學學會 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
浸大外判監察


各位關注浸大聯福事件的朋友,可到這裡取得有關聯署的單張。

Tuesday, July 12, 2011

你外判,我捐款——記浸大聯福樓欠薪


(七月十一日,聯福樓工友於立法會外抗議)


你外判,我捐款
——記浸大聯福樓欠薪


假如你走進百佳買生果,甫進門劈頭就看見大大個籌款宣傳:為解決百佳員工的欠薪問題,李嘉誠邀請你慷慨捐輸代支欠薪,好讓他發揚「香港仁愛香港」的精神——你會有甚麼反應?

「黐線,你唔出糧我點解要代你出糧?仲要我出完錢你拎去扮慈善?」一般人應該都覺得荒謬,不過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似乎不在一般人之列。昨日(七月十一日)早上,他向全校師生廣發電郵,要求眾人為剛結業的大學外判酒樓聯福樓支付八十萬元欠薪,「發揚浸大的關愛傳統」云云。

令有責變無責,卸責變關愛的神奇咒語,叫外判。

財務長:「我覺得同工會見面無價值喎」

浸大聯福樓外判予潤時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潤時)營運,已經有十多年。直至今年六月下旬,不獲續約的潤時將聯福樓結束營業,同時拖欠近二十位員工逾八十萬元遣散費、假日補薪和強積金供款。對於這個沒有履行合約承諾以至法律責任的外判承辦商,浸大校方不聞不問,把監督義務置諸腦後,甚至在潤時明顯違反合約之後仍將半數按金回贈。

相比潤時受到的寬容厚待,受害工友面對校方只能嚐到一次又一次閉門羹。要求會面,校方不睬;要求公開帳目,校方不理。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慣例,去年大家樂扣飯鐘錢的醜聞鬧得沸沸揚揚之際,全港所有大專院校都願意與工會商討外判飯堂的工人待遇,惟獨浸大門關緊閉,處理校園外判合約事宜的財務長孫百千甚至放言「我覺得同工會見面無價值喎」。

七月七日,工友前往浸大財務處要求與校方會面,孫百千一收到消息旋即從後門逃離現場,並派出大批保安員阻止工友進入。助理財務長林炳華採取拖字訣,一時說要等待上司批准核數,一時說潤時老闆尚未回港,總之就是拒絕給予一個與工友會面談判的實際日子。

距離聯福樓六月廿八日結業,至今已相隔兩個星期,對手停口停的工友而言是一段難熬的漫長日子。然而浸大是不是窮得沒錢解決工友燃眉之急?也不見得,校方高層私自扣起了剩下的一半按金,聲稱用來支付潤時未償清的水電雜費——由於帳目從不公開,孰真孰假見仁見智——所以一毛錢也不會交給工友。校方賴死不付帳,於是就向師生校友的荷包開刀了。

助理財務長:「盤數好健康!」

浸大也有它不付帳的「理由」。校長陳新滋在公開信裡宣稱「大學的所有資金,無論是公帑或非公帑,都應用於教學、研究和學生服務方面;所以,如果大學使用本身資金補貼外判商,必會影響大學的教研和服務,對教職員和同學都不公平」。

這種所謂的「理由」耐人尋味。難道校園膳食不算學生服務?難道要教職員和同學捐錢代外判商支付欠薪就叫公平?更核心的問題是,浸大對外判商的過失有沒有責任?若有責任的話,浸大為欠薪付錢不僅不是浪費公帑,而是必須承擔的義務。在這一點上面,至少浸大不敢不承認它身負監管外判商的責任,林炳華就曾對工友堅稱「學校一直都有監管聯福盤數,盤數好健康!」

很好,你坦承校方有監管的責任就行了。只是「盤數好健康」卻不啻天方夜譚——要是那麼健康,為何欠薪八十萬?要是那麼健康,陳新滋為何現在又說潤時欠下大筆水電雜費?林君你把你上司說話當放屁麼?

校方高層前言不對後語,足證他們平素對外判商的監管有多兒戲。看在工友眼中,高層根本大有刻意對潤時放軟手腳的嫌疑。點心部的鍾師傅說,每次手握外判監督最高決策權的財務長孫百千到聯福樓吃香喝辣,潤時老闆例必露骨巴結,「孫百千落親嚟都好似皇帝出巡咁,食乜都又要靚又要多!仲要走埋入嚟廚房嗌『呢籠蝦餃係孫財長架!要執靚架!』」

若要珍惜公帑,打從一開始不要監管失職釀成欠薪破局,又或者,乾脆開除尸位素餐的失職高層。

灌湯餃與筋肉人

浸大高層有沒有收受外判商利益,有沒有故意鬆懈監察,姑且存而不論,然而潤時無法無天的程度可謂盲的也瞧得見。聯福樓財政不穩向來如是,鍾師傅指酒樓拖欠食材供應商的帳單可長達八個月,為了賺錢應急,點心價格上落刺激過坐過山車,像灌湯餃的價錢就在短期內由6.8元加至23元,馬拉糕則由3.8元加至16元,倘若茶客一時適應不來,不知就裡即淪為羊牯任由宰割。

取巧歸取巧,到此為止的技倆還是合法的。多位資深聯福樓工友均指老闆一直要求他們以薪代假,把每月四日的法定勞工假改為三日,剩下的一日以工資補償。這種做法違反了《僱傭條例》,竟然行之有年暢通無阻,浸大從未理會。更明顯的犯法是剋扣強積金供款,何先生入職九個月,查核自己的強積金戶口紀錄,發現去年十二月,以及今年三、四、五月都沒有存入僱主供款,換言之工作期間幾乎有一半應得供款都被潤時騙走了。

騙局的壓軸高潮當然在結業時降臨。根據另一位點心師傅榮哥觀察,平日待在聯福樓悠閑翻報紙的老闆張國良在結業前半個月突然不見影蹤,到了六月廿八日,聯福樓比合約所訂的自行提前一天結業(原訂六月廿九日結業),藉此剋扣了員工一天薪金。更絕的是在場招呼工友的不是老闆,而是老闆的親信和他們找來的三名陌生彪形大漢。在三名筋肉人的吆喝下,工友被要求簽名同意一份標明「惟遣散費與假日薪金需時核實,本公司已與政府勞工處勞資關係科聯絡,此兩項目將於兩星期內與勞工處共同相(按:別字,應作『商』)討解決方案」——翻譯成人類聽得懂的語言,就是老子現在不會給你遣散費和假日補薪,你要吵就找勞工處吵,兩星期後有沒有著落各安天命,跟老子無關。不簽?行,你連六月薪金也拿不到!


(圖為工友被逼簽署的不平等條約,變相放棄追討遣散費和假日補薪)

各位看倌閱讀這段文字已是事發兩星期之後,事實證明欠薪仍然是欠薪。無論如何,工友們絲毫不笨,即場看穿那是沒有承諾的承諾,儘管三名筋肉人威嚇曰「爭幾多錢啫!夠你買到樓咩?!」,工友們還是拒不簽字,報警去也。可是警察到場後非但幫不了工友,反倒以「私人意見」游說他們低頭簽署,因為老闆既已失蹤,當下不簽字有機會白白由得老闆把他們的六月薪金一併夾帶私逃,屆時要追數亦不容易。連國家機器也不提供協助,工友只得無奈屈服。

夾帶私逃的奸商,諉過自肥的官僚

既然夾帶私逃,那麼聯福樓是否經營艱困蝕到入肉,可憐地做不下去才出此下策?自從最低工資出爐,這成了眾多無良僱主的遁辭,《蘋果日報》甚至炮製名為「最低工資惹的禍」專輯,三不五時把一切店舖倒閉都怪罪到工資提升身上。不過,將這套想像投射在聯福樓卻是大錯特錯。大學外判飯堂通常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大學收取的舖租遠比市價便宜,加上校方時有提供裝修補貼,經營的風險遠比外間飲食業為低。聯福樓也不例外,加上浸大位於市區,除了校內生意外還有不少外人光顧,利潤就更有保障。

以上不是憑空臆測,潤時有主動向浸大投標續約這個行動本身,已證明它的老闆並不懷疑聯福樓有利可圖。再者,縱使潤時既欠工友薪金又欠浸大雜費,它至今仍然沒有半點申請破產的意欲。比較合乎事實的推理,應該是潤時收到不中標的消息之後決定一不做二不休,趁著結業大捲一票揚長而去。它不是付不起欠薪,只是不想付而已。

至此,我們不得不問:浸大是不能監管外判商,抑或是不想監管?潤時惡辣至斯,十多年來在校方官僚眼中竟是無問題、很健康,但明明他們是最清楚亦最有權查問潤時行徑的。如果校方官僚未盡監管之責,那又是不是外判制本身即屬他們推卸責任的工具,好讓他們出事時大嚷「不關大學事,不應用大學資金補貼外判商」?

以外判制在大學當中分割出裡和外,大學和非大學,師生和閑雜人等,本身正是對校園社群最大的撕裂。一旦這個撕裂成為校方官僚掠奪他人捐款一面貓哭老鼠一面事不關己穩袋人工的漏洞,他們本質上和飽食遠颺的外判商有何分別?

外判工友不是校園二等公民。浸大官僚為自己積孽承受報應的時候到了,有過償過,欠薪還錢,不容推卸責任!

(同步刊於左翼21網站獨立媒體


網上聯署:
聲援聯福工友 促請浸大墊支補償

Wednesday, June 29, 2011

不買樓的中產 不當奴的空間

 
(愛護動物協會八十年代貓隻絕育廣告。之於高官巨賈,之於國家和資本,我們與貓何異?)



殭屍吸取了你的血,你變成了殭屍,你便有權去吸其他人的血。如果你還是人,還未被殭屍吸血,那你便會整天提心吊膽,在死亡陰影下做人。以上所述的情形就正是香港樓市的情形。

——李卓明,〈私人地產市場——不干預政策的神話〉


不買樓的中產 不當奴的空間

初見蘭尼,是在他的小舖。十室九空的冷清商場被切割成一間間不夠一百呎的乏味小格子,拉開鐵閘卻別有洞天:木屏風,竹書架,中式桌椅,術數典籍,再添一壺功夫茶就是近乎完美的盎然古意。「我夜晚喺度教易經。每個月一千蚊租,唔係好貴。」租一個舖位每週悠然營業兩三晚,聽起來似乎是中產優皮的奢侈,但蘭尼終究是個無殼蝸牛。明年就要結婚了,對於買樓,他已經死心。

上車:「做幾十年人點解要做到咁賤!」

拒絕買樓的蘭尼確實算不上貧苦大眾。卅一歲的他去年還在銀行工作,年薪五十多萬,是全港工資中位數的三、四倍,幾乎教人聯想到所謂的「金融才俊」。不過他的見解倒與街坊常識一拍即合:「依家冇正途俾你搵錢買樓喎。」反正勤勤懇懇日日工作十二小時也無法置業,不如退一步海闊天空。現在蘭尼轉職至慈善團體,儘管薪酬不及以前三成,工時倒短了不少,閑來學習中國古代天文,或是自己開班授徒,好不寫意。

工資追不上樓價的反面,就是炒樓好過打工。近日報章揭露一眾曾班子高官所持物業兩年來的市值升幅遠超其薪金,彷彿印證高薪厚祿比不上囤樓致富(注一)。「上車」於焉變成人生頭等大事——儲第一桶金買第一棟樓,然後細屋搬大屋,在狂飆的樓市下一路累積財富。這條置富公式,蘭尼的父母嘗試實踐過,令他的童年到處漂泊。先是尖沙嘴香檳大度,再來是太子公爵街,窩打老道山,何文田……家越搬越豪華,但故事還沒有完結。何文田之後是樓價低得多的大埔,最後是佐敦的舊樓,一住下來就是十多年。那時候才是九十年代初,社會尚未經歷金融風暴和SARS,樓價卻已升至連中產也炒不下去的地步,「上車致富」的老調子原來一早在回歸前唱完。

不求富貴求安居,可乎?蘭尼身邊是有買到樓的朋友,但全部是異數,有人因為家裡有錢父母為他買的,有人因為在大銀行匯豐工作獲公司批核十成按揭(注二),有人在SARS時泠手執個熱煎堆才低價買入疫症頻傳的淘大花園。「最大問題都係俾唔起首期啫。」最初還說得輕鬆,再說下去卻越來越沉重。「供樓始終好過俾租嘅,你又唔駛驚業主唔知幾時加租。問題係依家你每個月交唔出兩萬蚊都幾乎唔駛諗供樓呀!」提到過往到處看示範單位的經歷,他更勞氣:「一去睇樓就火滾。係有啲四百呎樓,最平唔駛四百萬,但係實用率唔夠七成,間房放張床放唔到衣櫃,三尖八角。示範單位仲扑埋廚房幅牆望落去闊落啲,真係住入去就慘,油煙燻到全屋都係點住得人?睇完都覺得可恥。」

當住屋淪為生財工具,交易價值凌駕使用價值,住不住得人打從興建開始已屬次要考慮,於是我們有了「心曠神怡」而且未入伙先沉降的堆填區「豪宅」日出康城。買得了樓也買不了安居,蘭尼決定與女友以九千元租住一個小單位,撇下樓奴枷鎖換來如今的逍遙,還有尊嚴。「咁辛苦儲錢為乜?唔通為個窗臺?做幾十年人點解要做到咁賤!」

居屋:「同私樓有乜分別?」

租樓或許比供樓輕鬆,畢竟還是上繳房租好讓包租公供養地產商,間接支撐地產霸權,難稱善策。有沒有擺脫這個魔掌的辦法?

復建居屋的呼聲甚囂塵上,從民主黨到民建聯都喊個力歇聲嘶,宣稱買居屋可解決市民住屋問題(注三)。蘭尼對此嗤之以鼻。是「金融才俊」照本宣科大發偉論斥責復建居屋打擊樓市破壞經濟嗎?恰恰相反,他認為居屋樓價太高。「奧海城附近啲二手居屋賣到四、五百萬一層,同私樓有乜分別?」(注四)中產人士尚且難以負擔居屋,草根民眾更是與之無緣。在馬頭圍道大火的劏房死難者屍骨未寒之際高叫復建居屋以「解決住屋問題」,政客良心何安理智何存?

住屋的關鍵不在居屋,而在公屋。政府計劃未來每年平均興建一萬五千個公屋單位,可是截至2010年底的公屋輪候冊申請數字已積壓至十四萬五千,接近前者的十倍,「三年上樓」的官方承諾鐵定破產。至於蘭尼這些入息超出公屋申請上限的,更加連輪候的資格也沒有。「如果放寬公屋入息上限,梗租!啲租起碼比出面平一半,每個月可以儲多四、五千。」這不僅是藏富於民,也是避免市民受經濟週期傷害的社會保險,樓市炒熱時不須捱貴租,銀行加息時不須供貴樓。

可惜政府並不要安穩,它自己就是金融市場上一大炒家。房委會把公屋商場和停車場賣給領匯後收到的錢,都投擲種種金融投機,投機所得成為它去年第二大收入來源——相對的,在市道較差的2009年就讓它嚴重虧蝕卅九億元(注五)。即使曾任職金融界,蘭尼對領匯上市並無好感,只覺得它戕害居民與商戶:「加租加得咁貴,依家去領匯商場睇醫生成兩舊幾水,以前都係百幾蚊之嘛。」那麼當年不是有經紀上街遊行支持領匯上市嗎?「你都識講,搞遊行嗰個叫工聯會,佢會幫邊個講嘢?真係幫小市民?」

滅絕或存續:「唔到你諗」,或「我要公平」

滿腔不平,不怎信賴政黨,開口一句「狗官」閉口一句「政府bullshit」的蘭尼,彷如憤青。當中產變成憤青,據說是會令政府膽戰心驚的,零三七一的時候傳媒最繪形繪聲地散播的講法就是「中產上街」。近年或許是說的說厭了聽的聽厭了,抗爭的圖騰又在輿論裡置換為「八十後青年」。對於這些風潮,蘭尼笑笑:「你落街行一個圈,睇下有邊個撐政府?個個都鬧o架啦。」

也許,根本就沒有甚麼中產。每當問及新婚在即的蘭尼會否考慮生育,他的表情都像快要爆笑出來:「唔諗生小朋友!唔到你諗!」一如買樓,他對養育下一代已經死心,皆因耗費之鉅跡近荒誕。「香港出生率下降,好合理吖。」沒有親子關係不要緊,其他社交生活又如何?「你唔會請客人返屋企,因為細,好影響社交圈子。」他坦言:「一大棚人上嚟打邊爐?唔駛諗啦。出街又貴。」出街,就是必須付錢光顧商舖購買某段時啲的某個空間,這筆錢有一大部份花在舖租。土地會咬人,會吸血,但人無法逃離土地。

生育是人作為物種的存續,社交是人作為社群的存續。一旦存續成為「唔到你諗」、「唔駛諗」的荒謬神話,意即人的滅絕乃實實在在的真相。連存續都辦不到,所謂中產,其實也是無產。六、七十年代急促工業化的香港需要大量勞動力,政府密密興建公屋養活人口為資本家維持勞動力再生產;工業北移之後,資本家對勞動力的需求沒有那麼殷切了,養活人口就是養活流浪貓狗一樣的負累。既是負累,乾脆拿去絕育好了。對資本雄厚的財團而言,住屋是炒賣對象﹔對窮半生之力供樓,或交租好讓業主供樓的小市民而言,住屋與其說是保值救星,毋寧是榨取人生的絞盤。

話說回來,為甚麼我們非得是被豖養或被遺棄的家畜不可?為甚麼我們不能決定要不要工業搞不搞地產,甚至乎連隔鄰要建商場還是建公園,家裡有沒有碩大發水窗臺都無從過問?臨別之時,問蘭尼對社會有哪些期望,他說:「社會應該每個人都有空間生活,我想公平啲。」為了公平,總要打破資本家和無產者的奴役關係;為了存續,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就由掙脫頸上名為「買樓」的鎖鏈開始罷。


注釋:
一. 〈曾班子物業升值 好過打工〉,《明報》,二零一一年六月廿七日。
二. 一般而言,金融管理局規定住宅按揭貸款的上限是物業市價的七成。
三. 公民黨梁家傑更要求將前公屋地皮的一半面積用於興建居屋,而非在原址興建新公屋。
四. 「奧海城附近的居屋」估計是指海富苑和富榮花園,兩者樓齡已逾十年。
. 見房委會2009-10年度年報


(刊於左翼21 2011年《七一反地產霸權特刊》

Thursday, April 14, 2011

當代俠客行:散工老兵浮沉錄

(去年九月做的訪問,完稿多時。最低工資實施在即,資本家陰招縮數盡出,但願漢哥一切安好。下次再去彩龍飲啤酒,我請!)


「我唔係曾蔭權,唔代表七百萬人。」在酒樓呷著獅威的漢哥這樣說。曬得黝黑的肌膚零星濺上了斑斑白漆,襯托著逾三十年的散工戰歷。他慳儉過人,自謂月入二千五百元已足夠過日辰。各方談論的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等等勞動保障,彷彿是另一個世界的事。

要不是接受訪問,他大概不會上酒樓,還堅持請客,蠔餅、三杯雞、魚香茄子、中式牛柳、半打啤酒。豈不教人誠惶誠恐?


(七十年代的大坑東邨和南山邨,漢哥在此度過青葱歲月。圖片轉載自房委會網頁。)


當代俠客行
——散工老兵浮沉錄


在香港打散工最缺乏保障。根據《僱傭條例》,若非每月受僱四星期以上,一星期工作逾十八小時——亦即俗稱的「四一八」——工作就不算「連續性合約」。不算「連續性合約」的工作,沒有大假,沒有勞工假,沒有有薪病假,沒有長期服務金,也沒有遣散費。漢哥近年投身的泥水和油漆行業都是重災區,散工和長散工佔大多數,他倒不以為忤,做得一日算一日。「今個月有廿九日工開,幾好。」

工資不是按時薪就是按日薪計算,越多工開越好是散工的共同心聲。我知道僱主很明白這一點,自己當保安員的時候,主管每次把填得密不透風的更表遞過來都是「益你啦」的施恩語氣。散工們搵得幾多得幾多的搏殺精神,反過來就是手停口停的逼人生計,買一次餸吃上好幾天的漢哥亦不例外。

工字有出頭的黃金歲月

事情曾幾何時卻不是這樣的。行將花甲的漢哥,尚未唸完中一已經打工,當年十六歲。最初在山寨廠啤插頭,前舖後居,連同老闆一家才十個人。日薪八元五毛五仙,令他相當滿意,「連拍拖都夠錢使。五毫子睇戲坐後座,三毫子一碗雲吞麵,再搭兩毫子巴士來回,兩個人一個星期見一次都仲有大把錢淨。」時維1966年,距離《僱傭條例》面世尚有兩年,漢哥只記得有《保護婦孺條例》禁止童工。父母在屋邨經營醬料舖,沒有養家負擔,對薪酬自然不太執著。沒有假期?辭工就行,每逢過年前醬料舖生意特別忙,他都會辭工回家幫手。穩定工作?曾有東主以翌年加薪挽留,他嫌拘束,掉頭就走。「我做過五十幾行,你係咪想逐行聽?」漢哥笑笑,再呷一口啤酒。那是工作找人的時代。

從啤插頭開始,漢哥短短幾年間做過五金舖、鎖廠、布廠、紙袋廠、酒樓,多是親友介紹,亦有自己看報紙招聘廣告找回來的,十居其九是散工。受僱與自僱的界線隨時可以逾越,工作與工作的間隙被小生意填補,和契哥造魚網鞋搬出土瓜灣擺賣,又與朋友合資擺雲吞麵檔,在街頭一邊剁豬肉一邊賣。做小販難免遇上貪污,「一有差佬嚟就要同佢派片,位位兩蚊。成班好似乞兒咁,一落咗更換咗便服就伸手問你拎!」

做小販,時下的形容大概叫「青年創業」。時值經濟起飛,工人爬升為小資確實有希望,漢哥家裡的醬料舖也是父親由打麵學徒逐漸做到小老闆的成果,七十年代未完結,一家已經儲夠錢買樓。工作多,薪金足,是散工抑或長工並不相干,更何況自己未必打死一世工?勞工法的保障,漢哥在談論他的快樂時代之際從未提及。

十三載長工,易主一場空

1987年,改革開放多時,港商對北上經營越見自信,中港貨運頻繁,漢哥轉行當運輸,做貨車司機。入行不久,偶遇多年前的舊老闆,獲邀加盟旗下公司簽長約。那是漢哥唯一一次做長工,一做十三年,「都唔係諗住搵長工,只係話晒一場相識,念舊,咪應承囉。」

公司做電線生意,九十年代初生意好,雙糧和花紅的背後是日日朝七晚八。悠長工時畢竟磨人,既然享有「連續性合約」的保障,可有申請悠長假期好好休養?「我未請過假,大假、病假都冇請過。」漢哥斬釘截鐵。「嗰陣後生,你對我好我對你好,唔怕同你捱。」事情的另一面是婚姻失和,他四十歲到內地娶妻,「我地呢啲人好多都係咁」,兩人卻相處不來,漢哥也就無心請假過羅湖家庭團聚,縱使沒有工作也留在公司,離婚之後亦然。「有時到星期三已經做晒成個星期嘅嘢,怕悶,都係返公司。」

1998年東亞金融風暴,公司雖未蒙受明顯損失,但漢哥觀察得到變卦,有職員離職了公司卻不補充人手。老闆開始把較多資金調動往金融市場投資,「佢呢啲人玩股票好叻架,未見佢輸過」。包括自己在內、北上娶妻的「呢啲人」,和不包括自己在內、精通財技的「呢啲人」,發音相同,指涉大異。這兩種人的決裂在兩年後發生,2000年政府立法落實強積金,適逢老闆的兒子從澳洲唸完工商管理碩士回港接手公司生意,裁減人手、節約開支便成了新政策。漢哥月薪先被削至一萬,在強積金實施前夕再削至八千,少東承諾收起來的二千純屬帳面調動以減少公司強積金供款,但實際上仍會私下發還,「大家有著數」云云。屈指一算,此舉每月節省得到的供款只有一百元,公司的香港總部員工又少到只得六、七個,按理說應該微不足道,漢哥從人格化的角度解釋少東新政:「呢啲人,睇一蚊仲大過防空洞!」

新舊東主更替,計算取代人情的最後,公司開除了一個效力多年的女職員,換上一個月薪低至六千的新人。漢哥看在眼裡忍無可忍,憤然辭職,一怒之下連長期服務金也拒絕收受。他認為那種老闆不值得為之服務,不收一分一文是為了割蓆絕交,以示彼此再無關連。假期不要,錢也不要,對長工擁有的一切法定權利視同糞土。半個世紀前的道德經濟遺風仍然活在老街坊一身俠骨深處,所謂「非物質價值」,絕非「八十後」專利。

「養妻活兒,呢個數一定唔得」

人情或許是六、七十年代的工作倫理,到了廿一世紀竟處處碰壁。辭職後嘗試搞生意卻被合夥人騙去積蓄,又要重頭開始。「呢十年係我人生最慘嘅十年。」漢哥輕描淡寫。詢問詳情,他只道對近年的記憶遠不如年輕時的工作經歷那般鮮明,雜工、失業、義工、再培訓,浮浮沉沉兜兜轉轉。「試過一個月做得十日八日。2005年做清潔得十八蚊一個鐘,不過都要做,捱麵包都要做。」

從以往工作找人到現在人找工作,散工老兵也得自貶身價。漢哥最近在地盤做油漆,收入較高體力要求亦高的外牆油漆工作已經輪不到他,「每次去到新地方為咗打入去,都要慣性壓自己價,我依家收二百五十蚊一日。怕唔夠人地啲年青力壯爭吖嘛。」開工不足,薪金不高,年輕時的打工環境整個顛倒了,他倒不怎麼擔心,「我二千五蚊一個月都得!」話剛出口他又連忙補充:「嗱,我唔係曾蔭權,唔代表七百萬人,要養妻活兒嘅話呢個數一定唔得。」

年近六旬,有病又怎麼辦?「我唔睇醫生嘅。細個成日食飽飯落街打波搞到有幾十年胃痛,我都冇睇過醫生。」那麼退休之後、又或者年紀大找不到工作的時候又該如何?「哈,我信佛,錢財呢啲嘢生帶唔來死帶唔走,死咗一把火燒咗佢咪算囉,搞咁多都無謂。」

很豁達,把基金廣告裡時刻計算要多少錢退休計完還要蠢蠢欲動炒骨灰龕的中產階級徹底比下去。人家說草莽多豪士,我信。豁達無求的反面,就是放棄家庭,孤獨終老,有病無錢醫,人死了無痕。要全港七百萬人接受這種待遇,將會是一場災難。

我們的社會就是如此禮遇我們的大俠。

彼岸的豪邁,此岸的刻薄

2008年,趙永佳等人的研究指全港16.4%打工仔是臨時工,接近六十萬人。這些邊緣勞工也許習慣了六、七十年代的就業模式,不在乎勞動保障,辛勤半生之後甚麼都不剩,也不由得他們剩下甚麼。過半數綜援個案都是長者,大抵已見問題端倪,也是商家藉剋扣勞動保障把養老責任推給庫房公帑的證明。

應付帳的人不付帳,不應付帳的人偏想付帳。漢哥對不再工作之後的生活有一個再三提起的心願,就是帶著積蓄到非洲散盡扶貧。錢從何來,扶的是非洲哪一處怎樣的貧民,他沒有答案。說不定,惟其彼岸的遙遠,才有支撐此岸生活的力量。酒樓桌上的中式牛柳和魚香茄子煲,是否也屬於其中一次散財之舉?舉筷的我,又是甚麼東西?


參考資料

趙永佳、譚若梅、蘇耀昌,2008年。"Flexible employment in Hong Kong",刊於《亞洲調查》(Asia Survey) 第48卷4期。



後記:

他們吃飯的時候,耶穌拿起餅,先獻上感謝的禱告,然後擘開,分給門徒,說:「你們拿來吃;這是我的身體。」接著,他拿起杯,向上帝感謝後,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吧;這是我的血,是印證上帝與人立約的血,為了使眾人的罪得到赦免而流的。我告訴你們,我絕不再喝這酒,直到我與你們在我父親的國度裏喝新酒的那一天。」
《馬太福音》,26:26-29


總覺得,那一餐是提早吃下漢哥的骨灰。若說門徒領過聖餐自有相應的承擔和盼望,大概,我也一樣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