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December 05, 2012

Land and Freedom

(其實「阿媽係女人」級數的常識了,這一篇寫得還真行貨。) 




不到一年前,輿論還是認為梁振英熱愛以福利拉攏基層民心,這種比肥皂泡更脆弱的幻想頃刻爆破。設資產審查限制老人家申請生活津貼不消說,連他自稱「重中之重」的房屋政策也乏善足陳。近日政府宣佈抬高居屋買家入息上限至四萬,又將置安心單位七折減價當成居屋發售,民情沸沸揚揚,其實終究無干草根民生——全港有一半家庭月入不到兩萬一千元,要他們買貴到四、五百萬的一間居屋,把全部人工吐出來也不夠供樓。居屋云云,上車云云,這些春秋大夢跟大部份香港人毫無關係,不值得費神。

值得深究的是分配。住屋匱乏的五、六十年代是博物館陳跡,早在世紀之交,香港永久性住宅單位的數目已經超越家庭住戶總數,到今年第一季,差距累計逾23萬。23萬個單位,按房委會現時興建公屋的龜速進度去建造,大概要等十六年,剛好夠楊過再等小龍女一次(注一)。四平八穩的永久住宅單位多如牛毛,這年頭再搬出「後生仔怎可以妄想儲幾年錢就有樓住」的樓奴教條說教,未免陳腐得像宣佈今天到印度旅行須得艱苦如唐三藏取經。反過來說,要是能把這堆漫山遍野的剩餘住屋釋放出來,別說劏房板房棺材房問題可以瞬間解決,公屋亦不必再興建,政府和地產商也沒藉口搶人農地搞甚麼發展新界東北。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是杜甫面對千年前社會生產力的感歎,如今,我們眼前是「已得廣廈千萬間」,待庇寒士仍眾。

只是,釋放剩餘住屋重新分配,必然觸犯香港文化最大的禁忌:私有產權。政府施點小恩小惠偽裝扶貧,公民黨議員毛孟靜就嚷著「大市場小政府」原則受損(注二),特首更專誠向香港總商會明言保證不搞「社會主義」(注三),要是動用政府公權力來一次土地改革,豈不是滿城風雨?別擔心,這是絕對不會發生的,不要忘記內地高官巨賈在香港購置多少豪宅,小小的一個特區政府招惹他們不起。但另一個層次的「別擔心」是,土改在開埠之初就發生過,我們百多年來都活在它的影響之下。

此話何解?1841年五月,南京條約還沒簽訂,港英政府尚未誕生,佔領香港島的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Charles Elliot)急不及待著手賣地。有買賣,就得先界定誰擁有土地,於是他在Public Notice and Declaration裡如是說:

It is distinctly to be understood, that all natives, in the actual occupancy of lands, in cultivation, or substantially built upon, will be constrained to establish their rights,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land officer, and to take out titles, and have the same duly registered.

「Actual occupancy of lands」,意謂在土地上實際耕作、居住的人。此一界定無異顛覆「地主」概念,大地主鄧氏的田產被英國官僚一筆勾銷,同時種下了數十年後新界原居民武力抗英——若非土地被徵收,他們不少也是九龍和香港島的「原居民」——的遠因。踐踏地主,重分地權,才是這個「自由港」的黎明。「自由港」不抽關稅,不靠賣地焉能維持殖民地財政。大市場小政府,可以休矣。

誠然,英國在香港的「土改」沒安甚麼好心。1843年一月,半年後成為首任港督的砵甸乍接到英國政府命令:不得將任何土地作永久渡讓,當事人要保有土地只可向王室租借。由是,傳統的永業權從此消失,土地一律收歸公有(或曰官有)變作官地(crown land)。這麼大手筆的土地「國有化」,帝國主義一樣辦得到,大市場小政府又一次可以休矣。以武力與法律把戲巧取豪奪回來的土地畢竟不是尋常百姓可以從政府手中分享,他們沒錢參與拍賣,也不懂拍賣過程的英語,結果買主不外東亞洋行,或是大陸富商。資本主宰土地,政府從中漁利,一百六十多年以來如是,詭異的倒是我們經歷了一百六十多年竟還相信自己可以擁有「家」的私有產權,「置業」真的那麼理所當然。不說遠的,當市建局來收樓的時候,我們的私有產權在哪裡?萬一哪天淪落到露宿街頭,我們連在食環署魔掌裡保住衣物甚至生命的權利也沒有(注四)。

我們有的,純粹是國家與資本搶地分贓的鐵律。

假如私有產權並非命定,土地改革並不陌生,住屋問題的答案恐怕就不是復建居屋、首次置業貸款、白表免補地價之類,而是將業已生產過剩的住屋合理分配。市民能否掌握分配的權力,能否動用這權力落實為市民而做的分配,恰是社會尚未敢觸碰的關鍵。


注釋
一.  對這23萬個剩餘單位比較有營養的理解當然不是來自武俠小說。根據香港房屋委員會出版的《房屋統計數字2012》,每個家庭住戶平均人數是2.9人。亦即,釋出23萬個剩餘單位大約可容納667,000位未有適當住所的市民。
二.  〈選後抑鬱——毛孟靜〉,《信報》,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廿二日。
三.  〈梁﹕Shout at them! 有人若阻政府施政〉,《明報》,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四.  〈夫露宿凍死 妻歎人命只值2千〉,《香港經濟日報》,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廿九日。

Thursday, October 11, 2012

淫媒與暴徒:社運電影節清場裡的無產者(上)


淫媒與暴徒
社運電影節清場裡的無產者(上)

2012年10月7日,被匯豐多番打壓後勉力復播的電影節(相片由Nhm Wong所攝)


社運電影節能夠在香港走到第十年,原是可喜可賀。為堅持公共參與,朋友們每年都會在公眾地方放映,讓市民自由看戲自由討論而不花分文。也是這一年,他們十年來首次遭到大規模暴力驅趕,器材損毀人員受傷,而行兇者也恰恰是經歷了另一種十年——連續十年蟬聯「商界展關懷」嘉許名單——的所謂良心企業:匯豐銀行。

鎮壓現場:鐵蹄踏破寧靜夜

任何一個親歷其境的人都立時體會商家嘴上吹噓的CSR(corpo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業社會責任)何其虛謊,因觀影故,本人剛好身在現場。十月六日,抵埗已是晚上八時,放映剛開始不久,其時放映區位於匯豐總行大廈後門外面空地一角(長江中心斜對面,鄰近渣打銀行大廈,背向皇后大道中,見下圖紅區),三十多位觀眾安靜觀影,場面無風無浪,沒有標語沒有口號沒有搶鐵馬,跟你到戲院看戲一樣。


可惜這不過是一剎那的和平。先前聚集在匯豐地下大堂聽候主管訓話的約半百保安員忽爾傾巢而出,先落閘封鎖匯豐大堂禁止旁人進入,繼而打橫排開組成戰列,突襲放置投影機及電腦的放映中心(其實只是一張檯上面放置各種儀器),搶掠器材。在工作人員嘗試集中保衛器材之際,保安在主管一聲令下兵分兩路,又有一隊人衝往觀眾及工作人員的私人物品,乘著守備空虛粗暴地將之搶走再扔往馬路邊。一旁近三十名藍帽子警員從頭到尾視若無睹,其佈置反倒像是從後方包抄放映區,隨時與前方的匯豐保安合力圍捕觀眾。事實上,匯豐週圍駐紥了兩輛押犯大巴,可以推斷警方對大規模拘捕不無準備。

搶掠發生時,我親耳聽見那個戴眼鏡平頭裝西裝革履的保安主管手持大聲公,草草喊了句大意是「這是私人地方你們再不立即離開就清場」的所謂第一次警告,相隔不到五秒就喊第二次警告,下一瞬就揚言「警告無效」叫手下動手。即不論警告內容合理與否,此舉顯然不打算給觀眾和工作人員任何時間反應,亦即,這是匯豐有組織,有預謀的搶掠。搶掠發生後,儘管器材在工作人員努力保護下未被奪去,但已不乏毀損,我親眼看見原本充當放映中心的摺檯每隻檯腳遭扭成V字形,無法修復,及後勉強恢復放映時全場畫面都傾斜三十度,另有觀眾眼鏡從中間斷成兩截。風平浪靜的放映會慘遭暴徒搗亂,觀眾自然意難平,上前與保安主管理論,卻反被對付,一位觀眾被他親手推跌在地,送往醫院驗傷。

十月七日,社運電影節第二個晚上在匯豐樓下的公共空間放映。這一次匯豐的清場準備更充足,手法更兇狠,據在場人士表示它出動的保安人數是前一夜的雙倍。匯豐的戰列向觀眾和工作人員直衝,保安員死命將他們推出馬路,縱使有多人因此被夾在鐵欄和筋肉長城之間動彈不得,保安仍然按住他們往鐵欄撼過去,導致最少十多位觀眾與工作人員受傷,大部份須接受治療,有傷者表示診金至今已花掉他大半個月生活費。有工作人員整個膝蓋明顯瘀腫紫黑,也有工作人員傷至肋骨破裂。連出事後聞訊到場圍觀的市民甫取出相機拍攝亦遭保安背後偷襲,倒地後手腳被抓住在地上拖行扯走。

空間使用方面,匯豐前一晚才說花槽外就不是它的地方,不到二十四小時就反口把「領土」直擴至馬路邊,儼然圈地。刑毁、傷人、阻街統統做齊,警察依舊冷冷容許匯豐在自己眼前犯罪,不作拘捕,卻竟然抓走一位觀眾到北角警署控告他襲擊。

淫媒:資本公關

奧古斯丁說過,你只有一艘船就叫海盜,你擁有一支海軍就叫皇帝。這年頭當皇帝,不僅要豢養大批蝦兵蟹將,更要養得起自己的宣傳機器。

匯豐在大庭廣眾縱暴逞蠻,難道不怕輿論審判?是的,它的確不必害怕。十月六日,匯豐尚未行兇之時,現場早有記者進駐,好幾個傳媒的採訪車都在附近停泊,彷彿等待大龍鳳上演。社運電影節的公開放映十年來從未有過一場成為傳媒焦點,到底是誰召集記者到場?行兇過後,人傷物損,攝影記者拍完一輪衝突影像紛紛退下來,直至復播電影乃至播放結束均不見在場傳媒上前訪問任何一位觀眾,到底是甚麼促成記者這份沉默的默契?

提示或許可在當晚無線電視的晚間新聞裡面找到。攝記拍攝的畫面正好大派用場——那是先前提及的保安主管「五秒警告」片段。想也知道前文後理被大刀刪剪了,剩下給觀眾的惟有「匯豐已作警告你們不走是你理虧」的印象。錯誤的印象。

偏袒金融巨頭猶屬事小,集體發佈假新聞可就事大。無線新聞將放映活動謊報為「佔領中環人士晚上回到匯豐銀行總行集會」,對社運電影節一字不提。馮京作馬涼,會否只是一場誤會?不要天真,記者一到場已收下活動單張,對誰是主辦單位心知肚明。簡言之,這是存心行騙。無獨有偶,同樣情節的騙局翌日(十月七日)在所有有報導事件的報章一一出籠,沒‧有‧一‧份‧例‧外!(見表一)

表一:2012年10月7日香港報章相關報導標題
傳媒
標題
蘋果日報
佔領中環成員重返滙豐爆衝突
東方日報
「佔領中環」重返滙豐被逐
太陽報
「佔領中環」圖返滙豐
明報
佔領中環「突襲」匯豐
星島日報
「佔領中環」突襲滙豐
成報
佔領中環示威者重返滙豐
新報
佔領中環再現 滙豐阻止


同樣的錯誤,同樣標榜「佔領中環」,甚至幾近一模一樣的遣詞用字,在在指向幕後同一個劇本,匯豐的公關部當晚應該很夜收工。說穿了,就是篇篇皆鱔稿。寫一份新聞稿讓每間報館俯首聽命乖乖照抄的能耐,你沒有,我也沒有,就算曹雪芹復生也沒有。這裡頭靠的不是作故事作得動聽令讀者看得大呼過癮的生花妙筆,它靠的是資本。畢竟報章最主要收入並非來自芸芸讀者微薄的報紙錢,廣告金主才是生命線掌管人,而匯豐從來是報章廣告常客,出手闊綽。以匯豐不時購買的封面全版彩色廣告為例,賣一天廣告,能為報館帶來廿九萬至一百萬收入不等。(見表二)

表二:各大報章封面全版彩色廣告收費
傳媒
封面全版彩色廣告收費($
蘋果日報
$351,000*
東方日報
$1,000,000
太陽報
$633,000
明報
$398,000
星島日報
$288,000

* 蘋果日報並未提供封面廣告價錢,表內數字為A疊指定版面全版彩色廣告收費

記者這一行,在香港的勞動待遇難稱理想,大學畢業進去月薪才一萬出頭。算一算,匯豐一個頭版廣告夠幾多個記者出糧?搞不好養得起大半個港聞版的編採人員了。前述一堆鱔局的具體生產過程如何,局外人不曉得,留待那天有新聞從業員良心發現寫懺悔錄公諸於世。可以預想的是,廣告收入提供了強大誘因,吸引傳媒與金主維繫一段淫穢關係。

由是,匯豐不難取得扳倒真相、捏造事實的大能,絲毫不用擔心小市民的批評。如果我們不忍真相湮滅,以下幾點要搞得清清楚楚:

一. 十月六、七日兩場放映的主辦者是社運電影節籌委,不是「佔領中環」。「佔領中環」在2011年才出現,社運電影節可是2003年已經開始;

二. 儘管有個別「佔領中環」參與者出席觀影,卻不代表他們旨在「重新佔領」,帳幕睡袋桌椅碗碟等等等等「佔領」生活所需物資無一在手,足見一二。套用匯豐公關與一眾淫媒的邏輯,哪個曾參與「佔領中環」去買六合彩,即等同「佔領中環人士佔領馬會」;

三. 匯豐總行樓下並非「私人空間」,根據1983年它與政府簽訂的地契,當時匯豐為換取較原訂更高地積比以興建更多樓面,交換條件是它必須開放地下大堂為全天候公共空間任由市民出入,禁止落閘封鎖。十月六、七日晚上匯豐落閘全面封鎖大堂,已是違反地契。傷人、刑毁等刑事罪行就更不消提。當然,它會被起訴入罪的機會接近零。

關於第三點,匯豐正部署鑽法律隙,逃離地契約束將空間收歸私有。箇中手段,就是向法庭申請禁制令授權匯豐禁止任何它想禁止的人內進——注意,是任何人,是你我他張三李四順嫂茂叔,不是「佔領中環」的人更不是社運電影節的人——而禁制令限期直至永遠,阿門。這齣圈地劇裡頭種種條文操作,詳情可參閱獨立媒體報導〈匯豐入稟禁總行地下示威 涉違人權法〉。一旦取得禁制令,匯豐地下大堂形同私有化,圈地陰謀亦從此得逞。

詭計要成功尚欠一件活祭品。如前述,匯豐若當真針對「佔領中環」或社運電影節(注一),大可將他們的成員姓名放進禁制令申請,但它沒有,放進去的是人人可被對號入座的虛擬對象。要令公眾忽略永久佔地的圖謀,形塑左右法庭決定的政治氛圍,製造一個街知巷聞的「人民公敵」轉移視線就行。與事件毫無關連的「佔領中環」被推上輿論焦點,是圈地劇劇本指定的必要情節,高調清場製造事件讓淫媒群起將電影節謊報為「佔領中環」,不過是禁制令出場前的劇情舖墊。果不其然,電影節遇襲後幾日,不少報章的標題隨即承接到匯豐申請禁制令一事(見表三)。「佔領中環」和禁制令的虛擬因果關係,至此完成。

表三:電影節遇襲過後香港報章反應
日期
報章
標題
2012109
am730
高院頒禁制令拒佔領中環人士重返滙豐
香港經濟日報
滙豐獲頒令 禁佔領者重返
20121010
新報
廿多人攜機硬闖睇影片 滙豐再申令 禁「佔領中環」
成報
匯豐再入稟促禁「佔領」人士
香港經濟日報
滙豐再禁制「佔領中環」
爽報
滙豐入稟禁佔領者重返

小布殊侵略伊拉克搶石油的時候,宣稱理由是它藏有大殺傷力武器,好恐怖好恐怖。仗打完了,薩達姆抓了宰了,說好的大殺傷力武器還是無影無蹤,小布殊和他的淫媒啦啦隊飽食遠颺。匯豐的圈地劇,到底也是同類的「反恐」勾當。瞧!這才叫貨真價實的佔領中環!

(未完待續)


延伸閱讀



注釋
一. 匯豐地下大堂禁制令與社運電影節的關係從任何角度來說都無從說起,皆因放映區從未進入大堂一吋土地,放映打從一開始就在大廈外面舉行。


10月12日補記: 
 匯豐臨時申請更改禁制令內容,禁制對象改為它提交的20張偷拍照片上面的人士,相中人身份不明,匯豐亦未能提交其個人資料甚至姓名,但法庭接納更改,並即日批出禁制令,形同予取予求。因禁制令內容尚未向公眾公開,詳情請繼續留意本網誌消息。雖然程序變得迂迴,但這無異為圈地運動打開了一大缺口。以後路過匯豐時,請大家祈禱不要被偷拍。

 ***
就著匯豐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止所有人在其附近表達意見的簡單報導
2012.10.12
第十屆社運電影節籌委報導

今早一名市民、一名電影節觀眾、一名電影節籌委到高等法院就匯豐申請禁制令一事準備答辯。其實,一切細節,都要等待拿到匯豐今天最近獲得的禁制令的內容,才能公告大家。以下是我們對今天在高等法院聽審後的理解:

簡單而言,匯豐今天一上庭就提出要修改其禁制令,似乎因有市民出現想挑戰這份針對所有人的禁令,它把禁令的內容收窄至無名無姓的20張照片內人物。法庭亦已批準它在修改內容,繼續成功申請禁制令。
不過,這份禁制令依然是針對所有人,與之前的唯一差別就是:現在匯豐可以任意在被拍者不知情下拍攝該名人士,然後隨時拿去法庭將這張沒有姓名的照片列入黑名單內,而看今天的樣子,法庭還是會繼續批出禁制令。
換句話說,無論是被圈定的那20名人士(現時當事人仍然不知),還是將來的任何被拍攝人士,都可以在毫不知情下犯下「藐視法庭」的刑事罪。
最糟糕的是,即使有人義憤填胸跑去成為法庭和匯豐這個所謂「不知名」的被告,即使這個人能打嬴,也只是抗拒了匯豐對他/她某一次被列入黑名單的範圍,完全不能代表其他可能被告人士,同時,也不代表這名人士將來不會再被列入黑名單。
換句話說,匯豐從法庭得的這張禁制令,仍是容許它在任何時候界定任何人士的行為「不可接受」,並在任何時候在相關人士不知情下,將他/她列入可能被告的範圍內。
這是我們對今天在高等法院聽審後的理解,不過,一切細節,都要等待拿到匯豐今天最近獲得的禁制令的內容,才能公告大家。
當然,對於法庭判出禁制令之寬鬆,我們亦感到驚訝:匯豐代表今天一上堂就提出想改變禁制令內容,換句話說是一張全新的禁制令,而不是延續之前的禁制令,而法庭不單容許這麼大的改動在當日提出,當日接納,更容許其延續而不是重新申請。

Tuesday, October 09, 2012

蝸居雜記

(鄰居南亞小孩的牆上塗鴉,左邊是溫家寶語錄,右邊是"I love my country"。想認識國族認同的滲雜,不必花錢到大學唸文化研究,去貧民區住住就行。


唐樓劏房不好住,這一點用鼻子去嗅就知道,瞧也不用瞧。窄窄的樓梯永遠堆滿垃圾,死魚味,尿臊味,爛生果味,餿水大合唱在空氣瀰漫。五樓壞了的光管一個月都沒人更換,晚上回家踩到甚麼東西都不曉得,要是你還有心情去辨認的話。許是劏房劏到房間沒窗戶,閣樓的業主別出心裁,冷氣機的排水管不從窗口接駁出去卻從門口通往走廊,一整排信箱的信幾乎有一半天天被他淋濕,歎為觀止。

室外如此,室內如何?千萬不要把一堆碗碟擱在鋅盤上面洗,重量會壓到水管接口滲漏。窗邊的電腦恰是螞蟻朝聖地,桌上沒有半點餅碎牠們還是絡繹不絕,一大早上網未看完一份《蘋果日報》放在滑鼠的手已被咬個兩三遍。夏夜回家,冷氣機與熱水爐同開尚且可以,再燒一壺燒水,立時眼前一黑,跑到外面電箱總掣摸索,鄰家背心老兄出來幫忙,笑謂「呢度電線好幼,好易跳掣架咋」。

住的不舒服,來打工的更慘。每天清晨倒垃圾的大嬸拾級而上,把梯間垃圾搬進特大竹簍,然後又到下一層樓繼續。倒完垃圾,還得逐層掃地。看著她獨力完成重勞動的身影,也不好意思埋怨環境髒亂。想想,垃圾多,跳掣易,不就是把眾多住戶塞進狹小空間的自然結果嗎?種種主張如「監管劏房」乃至「公營劏房」的狗屁之處,正是其自相矛盾,居民人數超出樓宇負荷的話再談甚麼結構安全衛生標準都是倒果為因,多餘;但反過來說,這也恰恰是抬出上述主張的政府與親政府機構的務實——為何那麼多人擠在劏房?皆因工資低樓價貴。要是加人工壓樓價根治問題,豈不是截斷自己米路?做做門面工夫就好。接下來,關愛基金就拖捨劏房租津,乾脆貼錢要你闔家長住斗室。

於是劏房生活成了某種悲慘象徵。中秋前夕,隔鄰的婆婆敲窗提醒:「阿叔,有人上嚟派月餅呀,開門啦。」門外來了兩位身份不明的義工,不像是政黨或是來傳教的,送我兩個美心迷你月餅就走。也許真的是自發志願人士罷,深水埗滿是唐樓,挨家抵戶的送餅也辛苦他們了,儘管那是大財團怡和屬下的美心月餅。住在尾房的新來港師奶,晚上在大埔工業邨的美心西餅工廠通宵打工,早上見她回來煮飯洗衫,就是沒見過她休息,精力充沛得嚇人。上個月聊起,她說以前廠車會停在長沙灣,現在要上班就得跑到太子上車。或許她也有份生產月餅吧?原本由工人製造的月餅變成財團贊助派給工人的救濟品,咬在嘴裡,不知是甚麼滋味。

走出狹小的房間,又是另一片天空。中秋夜,父親帶著兩個小孩上天台玩蠟燭,現在康文署管理的公園可就沒有這份寬容了。市建局圈地的遺址已成地盤一個,假日沒人開工,地盤外用來封掉半條馬路的鐵馬被兩位南亞青年充當球網與底線,在大街上打起羽毛球來。私人空間的侷促,化作動力去佔領被各式權威規管的空間,也不錯。

Thursday, September 06, 2012

勞動者的自炊



(泡菜金菇肥牛卷。算是在平時工作日子勉強煮得來的菜色之一。)



搬家過後,租金開銷不小,惟有以食抵租,煮飯去也。相比茶餐廳三、四十元一頓晚飯,在街市十元買四個油苦瓜回來煮一大鍋可以吃到死,應該化算得多……如意算盤是這樣打的,做起來卻不太容易。

技術不是問題,怪只怪自己是個打工仔。收工跑到街市,八時早過,肉檯全軍覆沒,鮮肉入饌可以休矣。凍肉是買得到的,可惜解凍需時,一包急凍雞翼等他一兩小時才落鑊,起筷之際電視已播晚間新聞,謀殺睡眠時間。早上爬起床買餸行不行?不妨考慮,但仍然限制多多。熱辣辣的新鮮豆腐又大又香,留待晚上煮個麻婆豆腐工序簡單送飯一流,卻也因著它的熱辣辣,買回來不能馬上丟進雪櫃保存,會變餿發臭。等它兩三小時放涼再算?公司案頭還有一大堆事情積壓,焉有安坐家中之理,奪門狂奔才是正經。

可是很多家常菜都需要有人長時間安坐家中才生產得到。像冬菇、支竹、木耳、竹笙這些常見齋菜食材,事前浸泡少不了,放工才浸時間不夠,返工前浸時間太長,兩頭不到岸。糙米飯亦屬同理,健康歸健康,輪不到你吃。講究火候的老火湯、梅菜扣肉、紅酒燴牛腩,簡直痴心妄想。

上述煩惱,全部可以用銀紙清掃。肉,超級市場有剁好醃好的預製肉餅,營業至夜深;豆腐,同一間超級市場有大牌子盒裝雪藏豆腐;靚湯,五穀飯,葷素美食,各大食肆有售,隨食物附送健康新一代、動物維權者、fusion菜食家等等自我形象滿足。又或者換個方式,花錢養一個家務勞動者打理廚房,不管這個家務勞動者叫主婦,住家男,抑或外傭。

錢從何來?惟有打工賺回來。一個封閉的循環就此完成:因為工作,所以無法好好開飯;因為無法好好開飯,所以更加要拼命工作。打工仔不是甚麼,其實是在輪子上不斷跑著的蒼鼠。用「搵食」這個詞彙涵蓋形形色色的僱傭勞動,既生動也誤導。打工仔的「搵食」跟一隻猴子的「搵食」不同,牠們「搵」的「食」從過程到內容都具體得很,爬樹摘到一條香蕉就是一條香蕉,打工仔「搵」的「食」卻往往是投射到未來的想像,吃著十元三紮的壽桃牌掛麵,想的是終有一天當上有閑階級鑽研廚藝大宴親朋品味生活。本屬日常的街市和煮食剝離日常體驗,變質為奢侈品,怪乎哉?不怪不怪,畢竟香港是個連簡單居所也奢侈到要耗費四十年供樓的地方呀

即使想像中的未來未必會來,有個未來可以去想像說不定還是幸福的。想起一位幹體力勞動的朋友,為了省錢,晚晚回家自炊,吃的是腐乳撈麵,再來半杯燒酒。喝燒酒非為好酒,而是為了鎮痛安眠,壓抑日間工作導致的各處勞損。這位朋友,還不到三十歲。未來如何,身體再過三十年會成了怎麼一副模樣,我不敢代他想像。

Wednesday, July 25, 2012

仇恨政治,或公屋計分制

(又一篇小學數學練習,計數多於行文。原本打算七一前寫好的,工作忙垮了,一拖拖到現在。今次先攻計分制,下一篇房屋政策相關文章預定是火拼那個所謂的——或不知所謂的——「青年宿舍」。天可憐見,但願兩週內可以出街。)

Anti-Semitism means spreading enmity towards the Jews. When the accursed tsarist monarchy was living its last days it tried to incite ignorant workers and peasants against the Jews. ......This is a survival of ancient feudal times, when the priests burned heretics at the stake, when the peasants lived in slavery, and when the people were crushed and inarticulate. This ancient, feudal ignorance is passing away; the eyes of the people are being opened.
——Vladimir Ilyich Lenin, "Anti-Jewish Pogroms".




今年父親節前夕,一個父親死了。原本為茶餐廳送外賣的何成先生因失業故,交不起板間房的租金,露宿麥當勞,最終不支倒下。(注一)

月入六千,匯款家用照顧鄉間妻兒之後,還要掏出五百大洋交租,根本儲不到錢,工作丟了勢必手停口停;連年瑟縮板間房,健康大抵無以保養,手停口停不久,心跳也停了。面對這個父親節悲劇,我們不得不問打工仔人工為何那麼低,家庭團聚為何那麼艱難,同時亦不得不承認住屋是關鍵的生活保障之一。要是何先生上了樓,公屋一人單位的租金比板間房低廉,居住環境比板間房人道,多撐一兩個月,說不定已經撐到渡過難關。

但他不會有這種機會。2005年,房委會誘騙社會大眾相信「大量青年無恥搶佔公屋害老人家無樓可上」,順利實施公屋「計分制」,將五十八歲以下的單身人士分拆出去,青絲等到變白頭也未必等得到有上樓的一天——在計分制的界定下,終年五十二歲的何先生,至死仍是「房委會青年」。


分數乃煙幕 配額見真章

且重溫公屋計分制如何運作。簡單來說,即是將五十八歲以下單身人士從「一般申請」(多為一整個家庭的申請)裡剔出來,剔出政府所謂「平均三年上樓」的承諾保障,輪候年期無上限。他們的上樓資格以特殊公式計算:「上樓積分 = (申請被接納時的年齡 – 18) x 3 + (申請被接納後的輪候月份數目) x 1」。至於儲夠幾多積分才可以換取上樓資格,那是海鮮價,房委會宣稱哪個時候哪一區單位不多,分數就要高些,反之就調低些,像早陣子新界區配屋最低分數要一百六十多,現在卻只需一百五十九分。


(各區非長者一人申請者配屋最低分數。2012年7月23日存取自房委會網頁

在上述公式的處置下,二、三十歲的單身申請人固然叫苦連天,等十年八載也儲不夠最低積分,何先生的情況又怎麼樣?計分制於2005年實施,其時何先生四十五歲,要是馬上獲准申請公屋,即時取得135分,按理說,只須等一兩年積分已經達標上樓,何必留待2012年還要住板間房?

謎底不難找,提示就在眼前。新高中學制首屆文憑試近日放榜,考得大學最低入學要求的同學不少,當中最後能讀大學的卻僅得一半,無他,學額有限,僧多粥少,兩個只能活一個。公屋輪候的道理也是一般無二:你儲夠分,他不夠樓,嘥氣。批評計分制的人士通常為了弄懂它那繁瑣的公式力竭筋疲,然而公式純屬煙幕,關鍵在於實際配屋量。自計分制實施以來,房委會預留給「房委會青年」這個倒霉人種的公屋單位配額,沒有一年超過二千個。以最新的《2012/13年度租住公屋編配計劃》為例,接下來這個年度的配額有1,690個。相對的,截至今年三月底,公屋輪候冊上已累積了足足八萬七千八百個「房委會青年」(注二)以上述配屋量安置這幾萬人,約莫要耗52年,縱使發起狠來把全數配額留給中年人,一個也不交給三十歲以下的小伙子,仍然得花25年才安置得完他們──前提還要是今年三月底之後再也沒有人加入「房委會青年」大軍,從此無人申請公屋,否則那就真是山無稜,天地合,乃敢有屋住。

房委會歷年度計劃編予「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公屋單位配額

年度
06/07
07/08
08/09
09/10
10/11
11/12
12/13
配額
1,600
1,600
2,000
1,960
1,760
1,850
1,690


計分是煙幕,精髓是以計分之名行分流之實,橫刀狠削「被計分者」的上樓配額。如是者,在何先生這個年紀等不到有公屋住的基層市民,自然不缺,而且越來越多。


誰擁護計分制  誰就是煽動仇恨

炸彈埋下了,民怨終有爆發的一天。坐上特首之位的梁振英不是沒有注意到他屁股下面的機關,一再宣傳他遲早會讓年滿卅五歲的單身人士重獲「三年上樓」權利,免得炸個開花。詭異的是,明明計分制是當初褫奪了他們權利的禍根,梁竟然從來沒提過要將它廢除。

不廢除計分制,這批較年長的單身人士要等多久才可以上公屋,前文已闡述過。反過來說,若不廢除計分制,到底要增建多少公屋才可以實現梁振英那「卅五歲或以上者三年上樓」的承諾?這得視乎計分制將一眾「房委會青年」置於整個公屋編配系統裡的位置。輿論皆知房委會在2007年廢除了與住戶入息掛鉤的「租金封頂」(注三),卻未必留意它從2006年起為公屋分配設下了另一種「封頂」,於《2006/07年度租住公屋編配計劃》通過「輪候冊非長者一人申請者每年的編配額,定為編配予輪候冊申請人單位數目的8%,並以2000個單位為上限」,此後年年蕭規曹隨。「房委會青年」佔公屋輪候冊個案的比率遠不止8%,給他們僅僅8%的配額,後果有二:個案解決速度不及積壓速度,「房委會青年」在輪候隊伍的份額逐年膨脹,此其一;讓所有人「三年上樓」所需的公屋建屋量,比讓「房委會青年」「三年上樓」所需的公屋建屋量少得多,此其二。

第一點很易理解,第二點或許曲折得有點玄了。甚麼?計分制不就是藉著踢走那堆「房委會青年」來增加其他人的上樓機會嗎?怎可能讓他們回到大隊反而更容易讓所有人上樓?聽起來很奇怪,事實上半點不假,現時輪候冊上共有個案189,500宗,當中42,200宗是三十歲以上的非長者單身人士。假如沒有計分制,所有人(包括那42,200位三十歲以上單身人士在內)都「三年上樓」的話,政府每年只須供應189,500除以3的公屋單位,即是六萬多個;可是在計分制的「8%配額」封頂限制之下,光是讓三十歲以上單身人士「三年上樓」,估計每年要供應逾十七萬間公屋才可達標(注四),耗費的資源較沒有計分制高出1.78倍!


截至2012年3月31日輪候冊個案數目
- 輪候總數
- 30歲以上非長者單身人士輪候申請

189,500宗
42,200宗
沒有計分制
- 所有人三年上樓所需之年均公屋供應
(輪候總數 / 3)

維持計分制
- 30歲以上非長者單身人士三年上樓所需之年均公屋供應
(30歲以上非長者單身人士 / (3 x 8%))

63,167間



175,833間


一年落成五、六萬個公屋單位,香港歷史上確實發生過;一年落成十多萬個單位,可謂前無古人,想達標恐怕就真的只能建「公營劏房」了。既不敢廢除計分制,又要誇下海口,梁振英要卅五歲以上人士「三年上樓」,猶如行路上月球。死命擁護計分制的高官與說客,自稱節約公帑,到頭來卻只會花得更奢侈,害更多人無法上樓。

花更多錢,建更多屋,為的不過是製造歧視。不想花更多錢,建更多屋,惟有一個辦法:撕掉這塊名為「計分制」的遮羞布,乾脆否認「房委會青年」住公屋的資格,坦言一個都不准上樓。一如既往的,帶頭煽動市民向虛空的他者投擲仇恨,罵他們不求上進不賺錢供錢,罵他們離開父母自住是破壞傳統家庭價值(注五),罵他們人窮住劏房住板間房住麥當勞是活該的——即使這個「房委會青年」可能已年過五旬,已為僱傭勞動奔波半生,已在內地有妻有兒只是無法團圓,甚至乎,可能已經魂斷麥當勞。


情義繞心中有幾多重 仇恨又卻是誰所種

計分制的分,不是分數的分,它在行政上是截龍分流的分,在政治上是分而治之的分。行政上將輪候隊伍劃成幾截不難,政治上要分而治之,則必先誘使人民相信他們內部是互相敵對的,年齡也可以淪為其中一條軸線,叫「青年」和「長者」兩派(及兩派的支持者)打個你死我活。計分制的道德基礎,頗大程度上建基於這個仇恨論述:「青年」搶奪「長者」上樓機會,社會需要政府擔任仲裁者/制裁者主持公道,懲罰「青年」,拯救「長者」。

由是,反對計分制的前提,即是拆穿這種仇恨的虛假。話說新一期「特快公屋編配計劃」推出了,邀請正在輪候公屋的「房委會青年」申請。這個在傳媒報導裡被表述為入住凶宅的安排,其實並沒有明文提供「凶宅」此一選項,但申請表上卻明文列出長者屋一項任人填寫(見下圖紅線內文字,請點擊放大)。


房委會這邊廂實施計分制懲罰「青年」,那邊廂把據說十分稀缺的長者公屋轉送「青年」,詭異得很。說穿了,長者屋並不那麼稀缺,其設計亦不見得符合長者的喜好,「青年」與「長者」之間本無尖銳對立。此事房委會多年來心知肚明,早在2006年七月的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會議中即承認長者屋供過於求,須將部份單位改建為其他用途,建議用這個方式每年消滅500間長者屋。最妙的是,記錄該次會議決定概要的文件顯示與會者通過了一件事:「把該文件銷密,並上載於房屋委員會網頁」(注六)

「把該文件銷密」,意謂長者屋供求相關狀況之前被房委會列為機密。為甚麼在2006年七月之前不可讓公眾知悉這些資料?可能性之一,是一年之前政府仍在為推銷計分制而大搞政治宣傳指責「青年」威脅「長者」上樓,待計分制獲通過並具體落實為2006至07年度的房委會的公屋編配計劃,已是2006年五月底。此後大局已定,覆水難收,房委會再施施然抖出幾句真話,諒那些輕易被仇恨蒙蔽的群眾也不會察覺高官們前後不一,更不會為口奔馳之際還費心勞神逐份翻查官方文件。

若然上述推測屬實,計分制的制訂打從一開始就具有欺騙性。情義繞心中有幾多重,仇恨又卻是誰所種?政府把青年趕出香港僅存的非商品化住屋,由得他們被地產資本搾乾搾淨,並不會使長者得益。當勞動者都在吃力供樓以供養李嘉誠和他的子子孫孫,還剩下幾多錢可以供養家中兩老?人口老化逼在眉睫,供養長者的人口買少見少,不到二十年,青年頸上的樓奴枷鎖很快就會危及上一輩的性命。復和勝於仇恨,世代是相連的,憂戚是相關的。我們不一定能馬上掙開資本的剝削和國家的箝制,但至少,認清真相,是擺脫政治洗腦的第一步。

例如從粉碎計分制開始。


延伸閱讀
〈獸窩與金屋:略論施政報告的房屋政策〉
〈【講稿】青年眼前的住屋困局〉
〈公屋非福利 居屋乃地產〉


注釋:
一. 〈猝死麥記 顧家爸爸遺兩兒女〉,《蘋果日報》,二零一二年七月四日。
二. 〈公屋申請新高 青年佔1/4〉,《香港經濟日報》,二零一二年七月五日。

三. 在此以前公屋租金不得超出住戶入息中位數的10%,2007年廢除「租金封頂」後,變成「每次最多只加租一成」。逐次累計之下,原則上房委會加租再無上限。
四.  這還要是假設三十歲以下人士連一個上樓配額也分不到、額額全數讓給較年長者才成立的保守計算。一旦撇除這個苛刻條件,甚至要年均供應365,833間公屋才可達致非長者單身人士在現行計分制之下「三年上樓」,遠遠超出讓所有輪候者公平地「三年上樓」所需的單位數量。
五.  例子見《東方日報》二零零五年五月廿四日「正論」,〈申請公屋無大無細 單身青年乘虛而入〉。「單身人士申請資格沒有年齡限製也是不符實際的,這種政策不但沒有盡量利用好公屋的資源,還間接鼓勵了年輕人過早離開家庭,破壞了中國人傳統的倫理觀念。」
六. 〈善用剩餘「長者住屋」單位:決定概要〉,香港房屋委員會,二零零六年八月一日。

Monday, May 21, 2012

貪與壓

(再不寫點字,我會死。寫垃圾猶勝哪天連垃圾也寫不出來……)


五月,考試季節,論文死期。火車駛到大學站,走進一對少年男女,男的衣著入時,女的容貌標緻。女生不斷訴苦,說group project有兩個拍檔累事,英文不濟present欠佳,報告的頁碼編得一團糟,教授給她們C+。她和另外一個拍檔不服,要求加分,教授讓步說最多只有B+,但這怎麼行,她們一人要去匯豐應徵一人要去美國exchange,至少也給A-吧……

批評同窗活該低分,根據的不是表述內容,而是表述形式;支持自己應得高分,根據的也不是提出了甚麼學術構想甚麼重大發現,而是我要幾多分你就要給幾多分。空洞無物至斯,或許教人慨歎大學教育之死,但死得更慘的恐怕是大學教授的權威,竟被這些空洞的「理據」逼到讓步,讓步了還遭抱怨讓得不夠。

情況有多可笑,把上述對話翻譯成職場場景即可。「是呀,我們這team上個月是跑不夠數,誰叫Mary穿斗零踭走路走得像隻蛤蚧,嚇死客戶。不是我的錯。總之老闆你就要加我人工。甚麼?加到三萬?不行!那怎麼夠?施永青說樓市擺明供不應求還有得升,你不加到三萬三我趕不及儲首期入市買喜雅呀!」

哪一天當真出現這種台詞,各方「人事顧問」才狠批青年打工仔態度惡劣也不遲。實際上,這種台詞斷不可能出現在僱傭勞動裡頭,像那位女生渴望投身的匯豐,即使揮刀裁員,香港員工也不曾發起工業行動自保。連自保都不會,遑論予取予求。

抨擊大學生求分的輿論向來不缺,代入僱主位置譏誚的亦不罕見,像黃明樂。論者忽略的是,恰恰因為僱傭勞動不可能有前述台詞,前述台詞方於大學頭上徘徊飄蕩——能夠敲詐老闆的話,就犯不著敲詐教授了。未來的打工仔只有盼望用更好的成績,乞求未來僱主歡心,打賞多兩口飯吃。

大學生不值錢,學費債台高築,注定爭飯碗爭崩頭……大局確實如此,故事轉折之處卻在男女主角全程的對話語言:英文,而且是比政府一眾高官還要道地還要流利十倍的英文,顯然是native speaker。故事可能是移民家庭拿到綠卡多年之後回流香港,或是有個大行合夥人父親將兒女打從幼稚園就送進國際學校,卻不大可能是深水埗劏房學生掙扎求存的經歷。儘管現在不比四十年前,不再是3rd hon畢業也能像馬時亨獲i-bank青睞派駐美國步步高陞的年代,但要是家境寬裕,沒有付不起的學費,沒有欠下學資處的貸款,有積蓄有瓦遮頭,貪圖上位委實欠缺說服力。然而事實擺在眼前,當事人不但貪,更貪得理歪氣壯。

***

提到高官,他們又醞釀加薪了。加薪沒甚麼不妥,反正加他一兩成也未必追得上近年豬肉漲價幅度,樓價更不消提。問題是,高官薪水不夠嗎?夠用還加甚麼?觀乎候任特首梁振英建議增設的副司長職級,月薪327,900元。卅三萬人工,即是幾多錢?高官任期五年,五年薪水,扣除薪俸稅後,至少剩下16,722,900元。

超越一千萬的銀碼單位,脫離正常人的生活感覺,我們平日面對的銀碼多是一碟豆腐火腩飯連熱飲廿八塊之類的。要認知這16,722,900元到底有多少,或許需要稍加翻譯——過獨居生活的話,每月花五千租個「豪華」一點的劏房,再花五千衣食車費上網手機閑來買幾本書看幾場戲,這種不少青年夢寐以求的逍遙日子,手上有16,722,900元就可以過139年以上。換言之,人家打五年工,賺到你兩輩子的生活費,如果銀紙帶得進棺材,投胎再來過也不愁開銷。

月花萬元,也許不算很寬裕的生活,但距離清貧已十分遙遠。民間團體多年爭取未果的全民退休保障,亦不過提倡給長者每月三千生活費,至於現有的綜援和生果金更是連這個金額也達不到。為甚麼高官就不能在正常人的社群裡過比較正常的生活,寧可耗費人力物力巡場封路做「落區」騷?有道高薪養廉,高官人工多才不會貪污。曾蔭權作為公務員之首,夠高薪了吧,他珍藏的紅酒與鮑參翅肚卻狠狠刮了「高薪養廉說」一巴掌。高官們煩惱的不是餬口不了,而是身家貶值急須投資,當你看見新聞發現他們人人是豪宅業主,個個家裡有僭建,請別驚訝,那是他們的問題意識所在,也只有他們那個階層才僭建得起。

跟紈袴子弟敲詐分數一樣,高官加薪是令人費解的貪,完全脫離需要。在法國政府內閣宣佈減薪之際,我們無法解釋何故區區一個城市的一個政府部門的一個副手,收入竟是堂堂一國總統兩倍有餘。

***

學生不求分,高官不加薪,天下可會太平?求分在學府發生,加薪在政府發生,學府和政府都不是與世隔絕的自足場域。若說求分是學生這個「準工人階級」不敵資本壓力而選擇將壓力轉嫁予大學,高官的厚祿也是惟恐「人材」跳槽至商界而驅使政府設置利誘——相比長實高層霍建寧年薪1.7億,高官那點薪水不算甚麼。歸根究柢,求分和加薪是徵候,不是因由,某程度上兩者均屬資本擠壓大學與政府的結果。

重申大學精神、儉樸政府,大抵治標不治本。反過來說,倘若這裡是個見工不必被人查家宅每事問自己卻連問兩句加班補水也擔心出局的社會,也是個公司裡CEO人工不會超逾倒樓阿姐千倍的社會,我們將會取得怎麼的教育風氣、政治格局?

Thursday, April 05, 2012

餅的小記



樓市又升,加租熾熱,小舖轉完一間又一間。前往火車站的路上,原本賣串燒和芝士麵的舖子做了三個月就結業,近日換上另一家賣薄餅的。點了一客回家嚐鮮,正統意式餅底,芝士足,橄欖香,大蝦魷魚青口斑塊蜆肉均勻遍佈絕不欺場,好吃。

首次吃薄餅是甚麼時候?好像是我家附近開了第一間7-eleven的時候,算起來,沒有三十年也有廿六、七年了。其時微波爐食物還是很稀有,連微波爐本身也不常見,在架上撿起雪藏薄餅,和老竇一起研究微波爐怎用,再戰戰競競放進去。物以罕為貴,那一小塊薄餅的價錢,在當年大概也夠買一個飯盒。

第二次吃薄餅,是Pizza Hut開始在大埔落腳的時候。八十年代末,新鴻基屋苑商場的舖租尚不及今天寸金呎土,店裡仍然承擔得起闢出一片地方放salad bar的奢侈。餐單上把calzone翻譯成饀角,不是吃西餐長大的小孩不慣裡面的香草味,吃了幾口就不吃。如今calzone絕跡各大連鎖薄餅店,想吃也不是那麼容易,走寶。倒是薄餅花款推陳出新,芝心批、扭扭批宣傳了沒幾年,又變得過時了。

許許多多消費上的享受,都隨著年月積累擴張。除了薄餅,還有挾糖舖。最初去挾糖舖要跑到沙田新城市廣場地下,現在連屋邨商場也有了。曾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地下的八佰伴,特有熱騰騰香噴噴的即製紅豆餅,現在連旺角街頭也有了,八佰伴所代表的日式超市亦經由一田UNY吉之島散落各區。二十年前一元一條的嘉頓雪條,可能比今日最廉價(且有三聚氰胺風險)的內地雪條更簡陋。誰想得到紫菜可以油炸當零食,誰想得到五毛錢一包的金絲糖不再在小學小賣部出現,誰又想得到孖蒸竹葉青五加皮玫瑰露喪失在電視大賣廣告的價值?

常說貧富懸殊連年加劇,對吧,這是事實,但這個事實跟我們的生活體驗如何掛鉤(脫鉤),又跟哪一部份的體驗掛鉤(脫鉤)?分到的餅越分越小,不要緊,至少手上的薄餅一年比一年香甜。「憶苦思甜」的歷史敘事,在生活裡生產,再生產。樓貴,米貴,豬肉貴,這些都是必需品,天天要用,是為日常。至於享受,本質上就是非日常的,龍肉日日食都會無味。享受的普及,意謂更多人有機會接觸某些非日常的樂趣,但非日常始終不會變成日常。日常越難忍受,越要尋求享受,忘卻日常。

返工逼車是日常,收工炒股是享受。地鐵加價在即,若你看見拿著一兩手股票的地鐵小股民支持加價,分餅與食餅之間,或許你不必驚訝——不很久之前,有人抗議領匯上市,全城還不是以「阻人發達」之名,萬眾一心拾起石頭擲死他們?

Monday, March 26, 2012

最低工資之後,或官方統計的盡頭

(特首選舉結束了。有人如喪考妣,有人醉生夢死,有人呼召為抗共投向大商家,有人繼續高舉精神論把心力朝看不見的未來無止盡地拋擲。風雪不始於今天,或曰,也無風雨也無晴。我想,總得做些實事罷,雖然這才是最難的。)


最低工資之後,或官方統計的盡頭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ies: li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

——Mark Twain, 1906.




且說兩個世態常情:第一,不管能不能普選特首,也不管誰做了特首,我們還是得每天逼車逼船返工搵食;第二,不管三司十二局由誰欽點向誰問責,也不管政體是議會民主是軍閥專政是世襲王朝,政府還是掌握民眾個人資料的中央機構。這兩個世態常情的交叉點,大概是針對勞工的官方統計。

較諸不少地區,香港政府以統計滋養行政觸手擴張的歷史說長不長。當國共內戰在1949年大局將定之際,殖民地官僚為制訂保安維穩對策急於搜尋本地人口準確數字,才驚覺政府裡頭根本沒有這種東西。(注一)經歷冷戰禁運對利潤的打擊,政府體會到掌握經濟數據的重要,到1961年總算有了戰後第一次人口普查,也有了第一次官方的GDP評估。相比之下,關於工人的統計並不太晚出現,連暗示罷工活躍程度的「僱員停工事件」和「損失工作日數」的仔細數據,起碼約在四十年前已經每年記錄在案。不難想像這跟港英政府經歷六七暴動後對工人運動的戒備脫不了關係。

不過,首份《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下稱《收》)卻非常年輕,它不是「八十後」也不是「九十後」,而是遲至2010年三月才面世。這份東西的誕生自有其政治背景,話說最低工資立法在香港拖延經年,2006年施政報告提出「工資保障運動」企圖敷衍輿論,邀請清潔與保安行業的僱主「自律」,終究成效不彰,及至2009年啟動相關立法程序已是如箭在弦,政府在同年二月成立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籌備史上第一份《收》的時點恰恰與此重疊,統計處調查的是2009年第二季的工資工時,全書廿一個統計表有十一個以時薪為主題——最低工資條例正是按時薪訂價的。

時薪廿八的最低工資去年五月一日正式實施。一年之後的現在,若說官方統計不免沾上政治動機,最新發表的《收》大概透露了政府打算如何包裝最低工資的成效。


天下文字一大抄 離奇數據滿城拋

三月廿二日,統計處發表2011年的《收》新聞稿與記者招持會一輪交叉橫飛過後,翌日報章標題這樣說:


驟眼看上去,像是最低工資一來,打工仔一般都發達了,資本家也就大條道理合唱「成本上漲必須加價/裁員」。凡此種種,皆照本宣科,蓋統計處發的新聞稿劈頭第一句就是:

根據政府統計處今日(三月二十二日)公布的數字,二零一一年五月至六月本港僱員(不包括政府僱員和《最低工資條例》所豁免的實習學員、工作經驗學員和留宿家庭傭工)的每月工資中位數為$12,800,較二零一零年第二季的中位數($11,800)高8.5%。


中位數12,800元,升幅8.5%,要點簡明,對於工作繁忙的記者行家來說,寫得如斯體貼的新聞稿實在非常好抄,紛紛恭錄成文。

但月薪中位數是否12,800元?是,也不是,視乎你怎麼算;中位數是否升了8.5%?抱歉,絕不。

若說月薪中位數是12,800元,留意時事的讀者應該都會愕然。統計處在二月下旬公佈的2011年人口普查簡報才說月薪中位數是11,000元,新聞一早賣通街,兩相對照,統計處豈非自打嘴巴?鑑於人口普查與同年的《收》進行時間緊密相貼,其時收到的最新資料同屬2011年第二季數字,兩者本無不相一致的道理。更何況專攻2011年第二季數據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亦與人口普查統一口徑,表明月薪中位數是11,000元,《收》的12,800元——足足多了16.4%——就顯得有點兒不尋常。

至於中位數因實施最低工資而上升8.5%云云,只須略懂統計學的人看了都覺得可疑。中位數是甚麼?假設有九十九個打工仔,把他們按月薪多寡順序排起來,排在中間那個(即第五十個)領的薪水就是月薪中位數。根據這個定義,除非政府制訂的的最低工資水平超越過半數打工仔原來薪酬,否則中位數是不變的。可是世上又有哪個政府會慷慨到這個地步?(反過來說,時薪廿八真是慷慨到足以恵及過半數勞動人民的工資定價?別鬧了。)毋須憑空臆測,「最低工資賣大包」本就脫離立法實情:實情是,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在2010年發表報告,明言「『低薪』在各地有不同的標準。為進行是次分析,我們……初步將屬於全港僱員時薪分布中最低十分位數的僱員描述為低薪」,「我們建議每小時28.0元的水平……估計會涉及的僱員人數約為314 600人或佔香港僱員的11.3%」。(注二)政府是看準全港薪水最少的一成工人來立法的,尚有四成工人擋在時薪廿八與中位數之間,兩邊可謂八竿子打不著,大纜都扯唔埋。


移動龍門假增高 紋絲不動中位數

離奇的12,800元,離奇的8.5%,剩下來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政府造數。

《收》對月薪中位數的定義,跟政府其他統計報告都不一樣。無論是人口普查的「每月主要職業收入」抑或《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皆納入僱主與自僱人士在其中,但《收》的「每月工資水平」則僅僅調查法律上的「僱員」。如此一來,五十多萬人就被剔出《收》的視線之外。生意興隆的僱主倒還好,但眾所週知自僱人士向來保障欠奉,走數低薪沒強積金沒大假沒遣散費沒長期服務金等等等等層出不窮,工資亦多低於正規僱員——證據是,踢走自僱人士之後的《收》計算的每月工資中位數,比人口普查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都要高。(注三)

這解釋了為何《收》的數字與別不同。《收》拒絕關注自僱人士處境,固然是政策上有所偏頗,單純以統計技術而言卻不一定是個問題。為不同調查對象設定不同的月薪中位數標準是可以的,註明了箇中界定就好,外行人混淆只能怪他們自己道行不夠發雞盲。然而,一旦擅自更改調查對象之後若無其事將更改前和更改後的數據直接比較,就是赤裸裸的出老千。比方說,假如我去年把香港住宅租金界定為「香港豪宅租金」,今年轉而界定為「香港劏房租金」,事後公告天下「今年香港住宅租金回落租戶有福了」,那就是欺詐,是移走龍門。統計處今次做的正是移動龍門的勾當。前述新聞稿揚言每月工資中位數從2010年的11,800元加到2011年的12,800元,升了8.5%,問題是前後兩年的《收》選擇了不同群體作為調查對象。最低工資立法前,2009與2010年的《收》依《僱傭條例》為原則,「僱員」仍包括實習學員和留宿家庭傭工,新出爐的《收》依《最低工資條例》為原則,上述兩者俱被逐出「僱員」之列。換言之,統計處在最新的報告裡把不受最低工資保障,因而更低薪的實習學員和外傭趕走,強行推高2011年的工資中位數。

這是偽造的「增高」,與最低工資的實際效果殆無瓜葛。最低工資對普遍打工仔的收入到底有何影響?比較恰當的評估,包括對照最低工資實施前後的就業人士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注四):實施最低工資前的2011年第一季,中位數是11,000元(撇除外傭後是12,000元);實施最低工資後的2011年第二季,中位數仍然是11,000元(撇除外傭後也是12,000元)。(注五)一查之下,結論與政府向傳媒放的風完全相反,有了最低工資,平均薪水竟然紋絲不動!(注六)

或許我們應當承認最低工資對改善基層勞工待遇的效力,但要將它看成整個工人階級的救星,似乎是有點天真了。


真理使人得自由

姑勿論統計處基於甚麼動機出言誤導,客觀後果擺在眼前,就是傳媒照單全收甘心做政府傳聲筒。這也難怪,倘若權威如統計處亦不可信,還有哪個消息來源可信?

人民不獨資源匱乏,資訊同樣匱乏。《完全政變手冊》第一章開門見山的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憑少數人策動的政變在當代愈趨可行,蓋現代國家集中掌控眾多檔案和紀錄,讓它得以輕易追蹤、控制社會上每一個人。於是乎,拿下國家機器等如把持了大局。不論你有沒有搞政變的欲望,也不得不同意香港政府的統計能力並非四、五十年代可比,我們無力抗衡它壓倒性的情報優勢。一朝被它出賣,我們手足無措,甚或連被賣了也不自知。

如果奪回生產是擺脫剝削,奪回資訊就是擺脫無知。是時候下決心離棄對國家情報機關的依賴了,喚醒群眾所需的社會預警,開創新時代所需的藍圖方略,全部都得建基於可靠的資訊。為此,民間必須設立自己的情報網,我們必須從資訊的消費者變成資訊的生產者和流通者。WikiLeaks是箇中先驅,但這方面的可能性,遠遠尚未窮盡。

第四屆特首選舉塵埃落定,伴隨梁振英當選的是街頭巷尾哀鴻遍野,「香港已死」、「準備移民」之類的對白充斥網絡。困局是否始於三二五這一天,困局到底是怎麼樣的困局,大有商榷餘地,可以肯定的是重點不在哭,不在笑,不在呼號擺姿態,而在改變世界。


注釋
一. Goodstadt, Leo. 2005. "Government without Statistics: Policy-making in Hong Kong 1925-75,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Financial Markets", presented in Public Seminar of Hong Kong Institute of Monetary Research.
二.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報告》。二零一零年十月。
三. 這不能歸因於收取較低薪水的外傭拉低月薪中位數。以2011年第二季而論,剔除外籍家庭傭工之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顯示的月薪中位數只有12,000元,依舊及不上《收》提出的12,800。
四. 一如前述,「就業人士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這個項目包含了僱主和自僱人士的收入,與《收》的調查對象不盡一致,嚴格而言並不能取代後者的數據,僅供參考。儘管如此,只要就業人數的結構大致保持穩定,「就業人士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的變動一般可以反映打工仔平均收入的變動。
五.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二零一一年四月至六月》,政府統計處。
六. 紋絲不動還是比較客氣的講法。2011年第二季《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裡面的「選定行業主類的就業人士名義平均薪金指數」較諸未實施最低工資的上季度甚至不升反跌,而實質薪金指數因通脹之故跌得更加厲害。

Wednesday, March 07, 2012

【講稿】青年眼前的住屋困局

應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系會之邀,為第三屆政策研究青年峰會主講房屋政策,對象都是來參加會議的中學生。本文乃當日講稿,構思倉卒,內容不少跟〈獸窩與金屋〉一文重疊,考據工夫也不那麼講究。惟顧及同學的經驗,一些基本概念如計分制、入息限額、買樓流程等會解釋得仔細些具體些,亦加入了少許近期時事話題調味。

講座開始前聽見一位嬌貴的女拔萃女生詢問主辦活動的政政系同學交通安排如何,媽咪能否在外面泊車。一看來者不少出身老牌名校,心想不妙,家境寬裕的同學們對劏房和公屋會否無甚感覺?詎料台下半途昏睡者甚稀,說起三呎乘六呎太空艙和數碼港八十大洋雲吞麵時同學失笑,提及市建局和田生收樓時同學會意,展示公屋計分制最低要一百四十多分才上樓時同學更是譁然,頗有反應。要不是遲了開講,我又太長氣說得久剩餘時間不多,說不定台下發言的同學會更多。(感謝同學的提問,我才有機會嘗試帶入國家和資本的關係,今次正文實在說得稍微保守了點。)

這也許說明了,少年男女還是會關心眼前的柴米油鹽,出身中產同樣明白未來不是一片大好。社會運動不必依賴「非物質價值」,既然幻想不難丟掉,鬥爭或許也不太難準備。



青年眼前的住屋困局

今日為大家講的是香港青年住屋問題。剛吃過午飯,大家可能飯氣攻心,希望接下來說的東西不至太悶,悶到各位睡著了。

吃是必需的,住也一樣。為甚麼住屋問題重要?因為人是註定佔有空間的,除非我們可以取消自己的肉身。或者有一日科技進步到我們可以將自己的人格和記憶upload上網,但在這一天來臨之前,佔用空間仍然是我們存在的必要條件……咦,不對,到時也需要地方放server。


香港人的住屋負擔能力

問題是,香港人到底有沒有能力滿足住的需要呢?一般來說,那要視乎我們有幾多錢,而住屋又要花去我們幾多錢。通常講公共政策好像要很抽離,要站在一個很超然很中立的位置去看事情,但今次我想大家先把眼光著眼在自己身上,因為解不解決到住的問題,這關乎你們每一位的生計,很快,幾年之後就殺到。你要為住耗費幾多氣力,說遠一些,關乎究竟你能不能結婚生仔,說近一些或許關乎你能不能花幾年進修讀多個學位,能不能對一份朝九晚九的工作say no,又或者大吉利是講句,一旦你或你家人遇上意外失去收入,你能不能承受這個風險。

言歸正傳,我們有幾多錢呢?剛剛去年人口普查的統計新鮮出爐,我們可以看看社會上一個人平均收入有幾多,這樣大家對自己未來讀完書搵工有幾多人工都叫做心裡有數。那,即是說,你可以想想自己未來在香港能否生存得到。

好了,大家可以看看,根據最新人口普查的數據,每月主業入息中位數是11000元。月入過萬,就算你是只佔適齡人口最幸運的18%,能升讀政府資助的大學學位讀到畢業,剛找工作有這個收入已經不錯。假如你不是唸所謂名牌大學的所謂搵錢學系,隨時找不到這個價位,我有些在其他大學讀social science、讀宗哲系的朋友告訴我他們前年畢業人工很多也是八、九千左右。順帶一提,香港的勞動市場不是沒有性別歧視的,儘管在某些年齡層裡面女性找工作比男性容易,失業率較低,但沒一個年齡層的女性入息中位數高過男性。在改變這種狀況之前,在座各位女生最好有心理準備,你們的人工可能會再低一些。

收入是有了,但我們也得看看錢是怎麼花的。首先,這11000元不會百分之一百落入你的口袋。為甚麼?因為我們要供強積金。換言之,我們在一毫子都未用過之前,已經要拿走5%做強積金供款奉送基金公司,即是沒了550元。然後呢,你出去打工了,有錢賺了,家裡自然會叫你幫忙分擔家計。假設你每個月要給3000元家用,那就再減3000。再然後呢,出去打工,自不然要搭車返工放工,要出街食飯——不要小覷吃飯,我記得數碼港剛啟用時一碗雲吞麵好像賣到八十元,那已是接近最便宜的那一類午餐——就當你不太講究,交通吃飯再加上上網呀,手機呀之類的日常雜費,節儉一點大概可以維持在3000元之內。

11000減550,再減兩次3000,剩下4450元。4450元,可以住甚麼地方?如果你搬出去住,原則上有以下三個選擇:一,租樓;二,買樓;三,公屋。補充一下,以下談的「租樓」和「買樓」指在私人市場上租住或購買的住屋,公屋也是租回來的,但不是商品住屋;同樣的,嚴格來說這裡的「公屋」也不是指所有公屋,而是指出租公屋這種香港最具代表性的非商品住屋,因為自九十年代以後政府開始出售部份公屋,它們是可以隨後流入二手市場當作商品去買賣的。


商品住屋:租樓,買樓

先說租樓。剩下四千多元,如果你不是有辦法找到交通不怎方便還沒被炒貴的偏遠村屋,我可以幾乎肯定你最大機會只能租得到劏房——準確點說,現在連村屋也可以變劏房,吸引不少愛狗之人入住,皆因市區劏房大多不准養狗。一棟三層西班牙別墅劏成九個單位,如果每個單位養一隻狗,吠起來倒是相當壯觀的。回到市區,我不知道大家有多留意市道,四千多元,勉強可以在深水埗租到一間200呎左右的劏房,這還要視乎近不近地鐵站,有沒有看更,有沒有電梯,要不要行很多層樓梯上到唐八樓,說不定這筆錢最後只能租得到小一個呎碼的100至120呎劏房。

記住,這還只是深水埗、大角咀、太子一帶的情況,去到油尖旺就稍為緊絀了些,要是過了海去到港島區,租金更隨時貴四、五成。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可能記得今年年初一樁報導,就是有人在西環搞新式劏房,有冷氣有電視,月租三千五。面積有多大?3呎乘6呎。那東西被人叫做「太空艙」,其實它小到連劏房也算不上,不過是企理一點的籠屋或者床位。由此可見,現時私樓的租金高到甚麼水平,我聽見有些在灣仔做社工的朋友提起近年港島區不少露宿者是綜援人士,因為負擔不起貴租,被逼瞓街。

不租樓,買樓又行不行呢?大家要知道買樓的程序是怎樣的,首先,你要付一筆錢出來,那筆錢叫做首期,通常起碼要是樓價的三成。剩下來的七成怎麼辦?你要找銀行做按揭,銀行借錢給你去支付賣家,然後你以分期付款的方式還錢給銀行,還要給利息,這就叫供樓。

也就是說,你可以想像買樓的錢分成兩筆,一筆叫首期,要一次過給﹔另一筆叫供樓,分期還款。這些基本概念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或至少聽過,問題是具體來說那是甚麼意思?說得直白些,就是首期到底要多少,供樓每個月要供多少,供幾多年才供滿。

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去年十二月的資料來評估,一個400呎的小單位,呎價平均在5000至8350元不等,視乎它在香港、九龍抑或新界。換言之,這個400呎小單位大約售價200萬至334萬。如果要三成首期,即是說大家要先儲到60萬至100萬才具備入場買樓的最低資格。計計數,如果你每月剩下4450元,光是儲首期你已經要儲11至19年,基本上整個青春都要為這一個目標拼盡全力才有機會。

但儲到首期是不夠的,因為之後你還要供樓。怎供法?如果你買的樓值200萬,3厘利息,供30年的話,每月要5902元;供20年的話,要7764元。如果你要買港島區那層平均334萬的樓來供的話,就更不用說了……答案非常清楚,就是若你每月只能花四千多元在住屋上面,就算不談未捱完二、三十年供樓會不會已經先被市建局或者田生地產收樓,事實是,你根本供不起樓,game over。現實點看,這意味著在香港對絕大部份市民而言買樓絕不是單憑一人收入所能夠辦到的事,必須找其他家人分擔。但如此一來,一個核心家庭人人出外賺錢也意味著很多重要的社會再生產的工作必須假手他人,例如以廉價僱用外傭承擔家務勞動。窮到沒錢請外傭的,可能就沒有多少出路了。

全家供樓亦不輕鬆。剛在這個農曆新年,美國有市場調查公司在全球抽取三百多個城市研究樓價,結果發現香港住屋之貴在榜上排名第一,樓價中位數是家庭年收入中位數的12.6倍(注一)。即使你全家總動員供樓,不吃不喝全副身家用來供樓,也得花十二年有多,尚未計利息。在香港買樓有多艱難,自不待言。


(圖片轉載自二零一二年一月廿四日《明報》)

話說回來,請大家不要死守「4450元」這個估計數字做參考,因為實際上通常不會剩下那麼多錢。正如之前提過的,你可能會有其他額外支出,例如旅行,例
做手術,例如讀多一個學位。須知自資學位的學費並不便宜,少則六七萬一個,讀EMBA的話更貴,在中大好像超過45萬。讀書也是債務來源,隨著副學士普及,加上大學畢業後再讀上去的人越來越多,我們讀書的年期越積越長,借錢讀書的話債務也越滾越大,人工裡剩下那四千多元裡有相當部份是要用來還債的。再說,除了額外支出,我們也不能保證自己收入一直穩定。能夠升職加薪固然好,但遇上經濟危機時也有裁員減薪的風險。回歸後我們起碼遇過四次:九七、九八年東亞金融風暴,之後是科網股爆破,二零零三年到SARS,零八年是金融海嘯。十年內可以爆發四次不能憑個人之力逆轉的動盪,這對20至30年內需要保持穩定收入的供樓一族來說,其實很辛苦,也很需要運氣。


非商品住屋:公屋之難

以上講的買樓和租樓,都是在私營市場裡尋求安居之所的嘗試,但兩者都很困難。無他,因為實在太貴。我不清楚剛才大家在中大哪裡吃飯,本部泳池邊的Snack Bar一碟餐肉雙蛋飯賣12.5元,但在我返工附近的茶餐廳,閒閒地都要25元。當中一倍差價去了哪裡?最低工資不管你中大內外都要遵守,所以沒關係,Snack Bar還要水任斟紙巾任拎三種辣醬任添,食材設備的成本也不會比外面低得到哪裡去,最能夠解釋的因素恐怕就是租金,中大有優惠,外面舖租收市價。其實這很恐怖,等於說我們吃一碟飯有半碟是租。之所以如此,也是私人市場的常態:炒賣。炒賣的技巧可以很複雜,但本質也不是多複雜的東西:低買高賣,只要有人接貨就可以高價成交。而在香港這種本地貧富懸殊,對外來資金又不設防的所謂國際金融中心,要找人用一個超出平民負荷的高價去接貨,其實不難。於是私人市場的樓價和租金就長期脫離普羅大眾的負擔能力了。

樓價和租金高到甚麼地步?去年十二月花園街大火,燒著樓上不少劏房,其中一位災民正是社工(注二)。社工的薪水,無論如何也比之前提過的11000元全港入息中位數更高,所以社工系一直大受考生歡迎,除了有「幫到人」這個形象之外,無可否認註冊社工相對穩定的收入亦是一個吸引人的地方,城大社工系在上兩年JUPAS裡面都是最多同學報讀的學系,2010年是51人爭一個學額,2011年是68人爭一個學額。但為甚麼竟然連一個社工也要租劏房住呢?報紙說當事人的月薪甚至接近兩萬(注三)。答案就像剛才所說的,因為買不起樓,而且當事人正在進修,唸碩士,要花錢。我想在座的政政系同學也體會得到,目前在香港唸有政府資助studentship的Mphil(碩士研究生)機會不多,一個學系每年往往只開兩三個學額,其他人想讀碩士就要自掏腰包。那麼,不買樓又不想住劏房,可以怎麼辦?特首曾蔭權這樣問那位社工:喂,你有沒有申證公屋呀?這樣一問,就令曾蔭權見報了——大佬,一人公屋申請的入息上限早幾年也只是七千多一點,你叫他怎申請?

這段小插曲突顯了今時今日要住公屋有多困難,僅僅入息上限一關已經苛刻,於是你買不起樓,又不能申請公屋,惟有繼續住劏房任人劏。不過公屋還是讓人嚮往的。出租公屋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非商品住屋,它不能在樓市裡自由買賣,它不以牟取最大利潤為目的,租金不受市況波動影響,原則上與住戶負擔能力掛鉤,政府加租要先參考住戶入息水平。遺憾的是市民要住公屋半點不易,面前至少有三個難關:一是剛才提過的入息上限過低,二是供應量過少,三是公屋計分制。

說是低,即是入息上限有多低?請大家看看這個。


住戶人數
2011/12年度
公屋輪候冊入息限額
1人
8,740元 (9,200元)
2人
13,410元 (14,116元)
3人
15,260元 (16,063元)
4人
18,560元 (19,537元)
5人
21,520元 (22,653元)
6人
25,040元 (26,358元)
7人
27,340元 (28,779元)
8人
28,950元 (30,474元)
9人
32,230元 (33,926元)
10人或以上
33,590元 (35,358元)
(資料內源: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2012/13 年度公屋輪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檢討〉。括號內數字為扣除5%強積金供款之前的入息。)

留意一人申請公屋的入息上限:9200元。其實那不算高,以很多基層工種為例,像保安員,領著時薪廿八的最低工資,放每個月四日的勞工假,每日返工返十二碼(一日工作十二小時),如果再多拿幾百塊錢勤工獎,已經超出上限,出局了。政府近日表示若根據它的公式計算一人、兩人公屋申請個案的入息上限原本應該在今年下調,但還是決定皇恩浩蕩地維持不變。有些報紙跳出來罵這是「輸打贏要」,須得把已經夠低的入息上限壓得更低,也有輿論認為政府此舉是屈服於政治壓力,非理性地扭曲原則云云(注四)。政府屈服是屈服了,不過不見得是屈服於甚麼政治壓力,而是屈服於常識——要是當真根據那條所謂公式設定了8230元的一人申請入息上限,再沿用上述每月四日假期,每日工作十二小時的情況推算,申請人的時薪將不得超過25.4至26.4元!這無異叫政府陷入兩難:要麼你連底層工人住公屋的權利也要否定,要麼你得馬上推翻去年才落實的最低工資立法。無論是哪一個選擇,都是殘忍兼匪夷所思的。

假如你幸運地——或者應該說不幸地——賺的錢低於申請公屋的入息上限,先別高興,你是可以排隊輪候公屋了,但是要輪到幾時呢?去年施政報告說未來五年的公屋建屋量是平均每年15000個單位,而截至去年六月底,公屋輪候冊已積壓155600宗輪候個案。大家簡單的乘除一下,就知道兩者相差十倍。政府向來對外誇口對公屋申請人有「三年上樓」的承諾,可是看看建屋和輪候的差距,它能不能遵守這個承諾,實在是非常可疑的。

又不增加建屋量,又不想在人前公然毀約,有甚麼辦法扭轉乾坤?有的,這時候公屋計分制就出場了。政府在2005年引入公屋計分制,針對的是「非長者一人申請者」,「三年上樓」不適用於他們。何謂「非長者一人申請者」?他們月入當然不得超過9200元的入息上限,同時也是單身,年紀在58歲以下的。

這些申請者要被怎樣計分?大家可以看看房委會的計分法:

  1. 申請人在遞交公屋申請時的年齡,會用作計分。在此評分制度下,18歲的申請者將獲得0分;19歲的會得3分;20歲的會得6分,每年長一歲加3分,餘此類推。
  2. 申請人如居於租住公屋單位(包括由房屋協會營運的租住房屋),會被扣減30分。
  3. 申請人在輪候冊上多等一個月可多得1分。申請人在輪候冊上的相對優先次序,會按其所得分數而定。累積分數越高,便越早獲編配租住公屋單位。

有點繁複是不是?讓我稍為解釋一下。第一點的意思是如果你還沒申請或房委會還沒接納你的申請,從十八歲起你每大一歲就增加3分;如果房委會接納了你的申請,依照第三點,你每過一個月就取得1分,即是每年累積12分,儲分數的速度是申請前的四倍;不過呢,別以為儲分數一定由零開始,起跑線可以是負數的,第二點告訴你一旦你本來住在公屋,就得由負30分起錶。

麻麻煩煩計完一輪,即是怎樣?即是考到幾多分才「合格」?現在最少要儲到142分才叫「合格」,獲得配屋機會。申請其他地區的公屋,所需分數更高。

申請地區
已接受配房的最低分數
市區
145分
擴展市區
142分
新界
151分
離島
148分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

最低要142分,就當你十八歲立即撲到房委會申請公屋,而房委會又立即神速接納你的申請,你最少要等幾多年才有機會上樓呢……(台下同學:十二年!)嗯,對呀,是十二年。等是等得久,不過假如大家還是沒有甚麼感覺,這裡有一些東西或許可以幫你提提神。


計分制下非長者一人申請獲安置數目

2007/08
2008/09
2009/10
2010/11*
30-39歲
11
24
11
24
40-49歲
392
580
433
450
50-57歲
1190
1387
1504
734
總數
1593
1991
1948
1208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委員會〈租住公屋非長者一人申請者配額及計分制的運作〉。* 為2010至11年度截至2010年十二月底的數字。)

有沒有發覺表上似乎漏了些甚麼?沒錯,表上是沒有「18-29歲」一欄的,因為三十歲以下依照計分制而成功上樓的個案數目,是零。撇除這一點不談,成功獲配屋的機會也落不到相對少壯的年齡層手上,主要都集中在五十歲以上的申請人。但這還不是重點!我不希望各位將焦點放在哪個年紀爭得多哪個年紀爭得少的分餅仔遊戲上面,因為那個餅其實很小。表裡四個年度,每一年分配給「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配額都不超過二千個單位,而且每一年都沒有用盡配額。

退一步說,就算每年都有二千個配額,每年都用得一個不剩,那又如何?截至2010年年底,公屋輪候冊上已積壓60,300宗「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個案。六萬多宗申請每年才分得二千個配額,縱是隊伍就此截龍,此後不會再有多半個來排隊,以這個進度要全部處理既有申請,也要花三十年。「三年上樓」?他們怎樣「三年上樓」?政府設置計分制,正好把這六萬多人一口氣踢出正常輪候隊伍,抹殺了輪候冊上四成申請,造數粉飾太平。


此地的妄念,他方的借鑑

既然商品住屋難以負擔,非商品住屋又短缺至斯,為甚麼政府不擴大後者的規模呢?畢竟每年興建15000個公屋單位並非歷史常態,在不很久遠的2000至01年度,就有超過55000間公屋落成。對於擴大非商品住屋的規模,又或者增建公屋,坊間有好些反對的主張,我們在這裡嘗試檢視當中一些常見的觀點。

一. 公屋是福利,浪費納稅人金錢
二. 公屋無助上車
三. 土地不足

先說第一種反對意見。公屋是不是福利?回顧七十年代,在房委會文件分類裡的「甲類房屋」,也就是出租公屋,已經是房委會的生財工具,利潤足以恆常補貼乙類房屋的虧蝕。甚麼是乙類房屋?主要是臨屋區,現在的中轉屋也算是。這個趨勢到八、九十年代依然不變,公屋利潤數以億計,政府提供的只有土地。若說賺錢的業務也被叫作「福利」,真的很古怪。到了領匯上市,形勢才顛倒過來,為公屋帳目帶來收入的公屋商場、停車場賣斷了給領匯,居民在社區內的消費不再回頭滋養他們的居所,卻被領匯抽走,帳目就維持不了。為甚麼當初要賣斷公屋商場、停車場?因為房委會說它蝕錢,急需套現。為甚麼房委會蝕錢?因為2002年政府為了托樓市,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的孫明揚推出了「孫九招」,幫助囤積了多個私樓單位賣不出去的地產商散貨。「孫九招」最令輿論印象深刻的一招,是停建停售居屋,但居屋是房委會一大財源,有人估計過當年它賣一棟居屋收到的錢足夠它再建三棟。到財路被政府斷了,房委會就轉移視線,打公屋商場、停車場的主意,而最取巧的是,賣掉商場、停車場之後換來的那一大筆錢,房委會放在金融市場投機炒賣,賺到的錢算進名為「投資收入」的帳戶,跟公屋營運帳目分拆開來。就這樣,房委會整體照舊有發財機會,公屋帳目卻被隔離然後陰乾。可以說,今時今日公屋帳目虧損,不是出於它的「福利」性質,而是被房委會強行篤數篤死的。

接下來談「上車」。何謂「上車」?在我們的日常想像裡頭,車子當然是載我們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才叫車子,「上車」也是比喻從細屋搬到大屋的發達旅程。卻不知這個旅程既不自然亦非必然,甚至不是單靠樓價升值資產增值就可以細屋搬大屋的——要是你的細屋升值人家的大屋也同時升值,賣了細屋依然買不起大屋,搬甚麼?「新居屋」其中一個地盤選址在火炭區,我們就拿區內既有的居屋作例子。老牌居屋穗禾苑目前市價比起它三十年前剛發售時沒錯升了十倍八倍,帳面上看來很誘人,但以它的售價,賣了屋想再在同區買得到同樓齡同呎碼的私樓單位,卻也十分勉強,更別說搬到同區更大更新的屋苑了。

這裡須得有點城市規劃贈送的歷史機遇。七、八十年代,政府開始著力搞居屋的時候,香港還在開拓新的新市鎮,到九十年代居屋遍地開花,好些新市鎮也仍在發展途中。站在小業主的立場,這意味著賣掉你手上的屋,有機會以所得的錢買到較偏遠、但更寬敞更高質素的單位,然後你等待那個原本偏遠的地區慢慢發展起來抬高樓價,繼而又到下一區買更好的屋,一直循環下去。只不過,政府現在不再有這些大動作大塊地的新市鎮計劃了,整個遊戲就玩不下去。再說,儘管經驗了那個大開拓年代,過半數居屋業主仍然沒有放盤長住至今,大概證明了細屋搬大屋遠比別人所說的困難。政府近年不停提出「活化居屋二手市場」,若以逆向思維想一想,也猜到環境如何:要是居屋業主密密放盤圖謀搬家,又何須「活化」?街頭巷尾把復建居屋說成「上車」良機,其實不對。較可能的情況是,上車了,車子不開,車子哪裡都不去,車子本身就是你的終點站。

這陣子被人談得最多的卻不是公屋福利不福利,上車不上車,而是「土地不足」。政府去年在施政報告聲稱不夠土地建公屋,今年財政預算一樣老調重彈。有多不夠土地?大家可能覺得香港很小,是的,如果你拿它跟一整個國家比較的話。但要是比較對象同是城市,香港比世界上很多城市都大。它的陸地面積大過紐約市,大過莫斯科,大過新加坡,大過京都、大阪、慕尼黑……大到甚麼程度?大到可以保留40%土地用來做郊野公園的程度,但我們不必碰郊野公園,也不必徵收半塊農地,香港依然有大量土地可以建住屋——現時住宅所佔的土地,還遠遠不及全港面積的一成!(注五)

關鍵不在於土地夠不夠,而在於政府拒絕將土地用於民生。市建局有二百多個重建項目,有哪一個收地是為了興建公屋?它拆樓收地之後興建三百萬一個的單位,已經叫「低價」。港鐵上蓋也不缺給新樓盤的土地,但它用來建甚麼?上蓋物業已成為港鐵重大利潤來源,它七十年代落成的時候車站在哪裡?在彩虹、牛頭角、大窩口,也在荃灣和觀塘,它原本是運載打工仔來回工廠區、公屋區和市區的交通公具,可是今時今日它的車站又在哪裡?在康城,李嘉誠的日出康城。


(啟德規劃檢討,經修訂的初步發展大綱圖

有實例有地圖,我想會更方便理解。這是九龍城對出的啟德發展區,預定興建逾13000個公屋單位,厲害吧?幾乎及得上全港一年的建屋量了。不過大家看看規劃大綱圖,這批公屋其實僅僅是地圖上方的
深紅色區域,中低密度私人樓宇、商業區和政府機構分到的土地都要大得多。公屋土地不到9.2公頃,啟德發展區卻有足足328公頃。這很誇張,光是拿啟德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土地來建屋,恐怕已差不多容納到一個新市鎮的人口,那還要是在市區裡頭的「新市鎮」!地是有的,不過不給你而已。

非商品住屋在香港每下愈況,但外國有各種各樣的方案可以讓我們參考。地方比香港小,人口密度比香港高的新加坡,有八成人口住在政府興建的組屋。組屋只賣給收入在某個水平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外來資本不能直接購買,樓價原則上也就不會受到外圍炒賣的正面衝擊,相對穩定一些,升幅不如香港私樓。瑞典等北歐國家行的又是另一套模式,他們除了有政府興建的公共房屋,也有由民眾自行集資興建的合作社住屋,不須聽命地產商開天殺價任人魚肉。瑞典的住屋合作社規模大到足以買下建築公司和物料供應鏈,降低成本亦降低樓價。一些國家的合作社住屋主要由人民設計規劃,政府不過撥出土地和資金。就算在私人市場交易的住屋,也可以加以管制,像德國就有嚴厲的租金管制壓抑加租。很久以前香港曾經有過租金管制,不過早就撤銷了。德國也不准業主隨意驅逐租客,在香港,自從《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在2004年修訂之後,業主要趕走租客,只需要一個月通知期。因為這些管制,德國樓價變動甚微,過去十年年均升跌大約1%左右,這在香港根本完全不可思議。歐債危機前這被很多人罵,罵在德國買樓賺不了錢,待經濟危機來了人們就體會到這種穩定有多重要。總之,非商品住屋不是甚麼異端事物,很多地方都有,在二戰之後更是很多歐洲國家復興計劃的要件。

說到這裡,差不多是時候做個小小的總結。我知道大家即將要做研究,寫政策報告書,為此我有一點點建議。第一,大家要想想住屋的定位,屋是用來住還是用來炒?如果住屋都可以炒賣,我們如何保證想居住的人有屋住?第二,大家要想想政府的角色,政府手上的資源應該用來賺盡每一分每一毫,抑或應該滋養民生?玻利維亞政府把食水供應賣給跨國企業,人民連在屋頂收集雨水也是犯法的,這成甚麼世界?若水是這樣,住屋呢?第三,歷史的轉折是得考慮的,房屋政策不是亙古不變向來如是,像孫九招面世前面世後就有顯著差別,大家要看見不同時期的差別,以至解釋這些差別的出現。第四,盡量親自找資料,翻政府文件,查數據讀年報,又或者實地做考察做訪問,別光看報紙的報導,那充其量只能是個開端,而且經常充斥前面提到的那些不太準確的迷思。親自找資料,隨時有意外驚喜。我今天講的大致就是這些,謝謝大家!


台下發言

同學:政府不願意做好非商品住屋,你認為那是否出於官商勾結?

我:談到官商勾結,很多人都聯想到個人層面的東西,例如哪個高官和哪個富商往來密切,誰收了誰送的大屋和美酒,誰以權謀私在家裡地窖搞僭建,諸如此類。這些舉動當然要譴責,但我希望大家將視野放得宏觀些,比方留意一下香港處於怎樣的政治經濟格局,政府和資本有著怎樣的關係。七十年代,工業仍是經濟支柱,而香港工業以勞動密集的輕工業為主,需要聘請大量工人。為了壓低成本,工人的居住開支不能升得太快,否則住屋一貴人工就要加,老闆就賺不了那麼多錢。政府大規模興建公屋,正是打造集體消費維持低薪。到八十年代,一則歐美經濟不穩定,與其留守要長線投資的工業倒不如到金融市場尋找短期回報,像香港這些對外來資本不設防的城市恰好吸引海外資金流入,炒股票炒地產,香港地就由工業城市變成所謂「國際金融中心」;二則1978年後大陸改革開放,工廠漸漸搬離香港進入內地,兩個因素加起來,香港從搞工業改為搞地產,也不再需要那麼多公屋養著一大批打工仔。當初五十年代石硤尾大火後興建公屋又有另一個原因,就是那時候寮屋處處,政府想剷走寮屋收地牟利,但剷了寮屋又要花錢接濟無家可歸的市民,倒不如建徙置區安置他們還比較省錢。這樣做也比較省地,徙置區單位通常不及寮屋大。曾經訪問過一些當年住寮屋的老街坊,她說她以前家裡下面還有一層可以養豬。住公屋?你想養隻狗也不行吧?箇中亦有政治因素,那時候港英政府要穩定人心,害怕民意靠向中共招惹外部壓力,所以總得做些救濟工夫。穩定人心到了後過渡期一樣是香港房屋政策的動機,不過手段由興建公屋改為慫恿市民買樓置業——你買了樓,你有物業在這裡,你就不希望政局有甚麼動盪甚麼大變,導致樓價下跌身家縮水。九十年代的前房屋司黃星華在官方文件裡這樣說過,梁振英近年也這樣說過……呃,可能說得有點遠了,不知道能否回應得到你的問題?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日


注釋
一. 〈全球調查:港樓價最難負擔 達家庭年收入中位數12.6倍〉,《明報》,二零一二年一月廿四日。
二. 〈火場社工怒窒曾蔭權〉,《蘋果日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三. 〈劏房碩士促增建公屋〉,《蘋果日報》,二零一二年一月卅一日。
四. 如鍾劍華即屬一例。「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表示,港府不依檢討結果,反映管治處於弱勢,故不理性考慮對機制公信力的影響,只求討好反對聲音:『今年是選舉年,政府不想讓政黨有機可乘,但這樣只會令公屋入息及資產限額只可上,不可下(調)!』鍾批評,當局不按機制調整,對最有真正需要的申請者不公平,而公共資源被不合理運用,納稅人變最大輸家。」見〈公屋輪候 一二人入息只凍不減〉,《經濟日報》,二零一二年三月一日。
五. 見規劃署網頁。2010年,全港住宅用地有76平方公里,只佔土地總面積的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