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31, 2014

守護《明報》,守護甚麼?

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老子》


圖片引用自明報員工關注組

維權律師許志永在北京被判入獄四年,人神共憤。他做錯了甚麼?要求公開官員財產紀錄。隱匿利益關係,掠奪壓榨無法曝光,寃屈也無法昭雪。獨佔情報,跟獨佔財富與權力往往形影不離。

南下二千里,有一家報館發生不尋常人事調動,被視為扼殺新聞自由。為對抗該項調動,輿論反過來將那報館奉為新聞自由守護神,要保住新聞自由就要撐《明報》。

許志永和《明報》,到底有甚麼關係?看下去之前,先記住一個事實:他不是記者,他所屬的組織「公民」也不是一個傳媒。


保守邏輯萌芽

一月初,傳媒揭發《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將被調職,身為老闆的大馬拿督張曉卿有意空降《南洋商報》前總編鍾天祥接任。鍾來自馬來西亞,不見得熟悉香港社會,突然踢走熟手的叫生手的接任,動機惹人生疑,亦有指張是為了自家生意箝制媒體討好中共。種種推測,不無道理,連帶之後接連被抽起的副刊異議文章,我們委實毋須對《明報》高層行事抱持一絲幻想。

問題是怎麼辦。當「調動」本身是不義的,「不動」就被說成正義,引申下去,彷彿現狀即屬正義,維持現狀等於大團圓結局。因此既有的《明報》必須守護,既有的編採方針必須不變,劉進圖應當留職,「新聞自由」才得以彰顯——易言之,「新聞自由」忽爾成了保守主義的避難所。保守氛圍下,改變令人厭惡,由於劉預定調任統領《明報》網上平台發展,新媒體也被牽連進去,淪為不受歡迎的改變之一。相對的,《明報》成了舊媒體的代表,守護《明報》,當守護舊媒體。

最能代表這一派意見的,大概是近日兩篇熱門文章,一是蔡子強的〈不甘見到香港在我們這代手上凋零〉,二是何雪瑩的〈本同氣連枝難獨善其身──論新舊媒體〉。兩篇文章都撐《明報》,都將《明報》定性為舊媒體,都認為舊媒體才是調查報導的來源,新媒體只是倚賴這個來源抄抄謄謄的寄生蟲,舊媒體一倒,新媒體必無倖理,全港一鑊熟。歸納起來,邏輯大致如下:


是耶非耶?先記住三個關鍵詞:「新/舊媒體」「調查報導」「權貴」,且逐步細看。


新舊媒體:新的不新,舊的不舊

先談新舊媒體。蔡文何文,邏輯相近,結論相似,實質內容卻不相一致。他們都侃侃而談「舊媒體」與「新媒體」,但那到底是甚麼東西?蔡子強筆下的「舊媒體」例子除了《明報》、《信報》,還有《蘋果日報》。眾所周知,《蘋果日報》印刷版蝕多於賺,發行量短短三年內銳減近三成(見下表),為求殺出血路一早大力打造網上媒體,其收視勝過印刷版。像「蘋果動新聞」開創先河的形式,不論好壞,已經深入民心;去年總編輯張劍虹提出的點擊率分紅制更引發掀然大波,足見管理層把網上業務看得有多重。環顧四周,每天早上擠進地鐵車廂,低頭族手機裡看的新聞,泰半來自《蘋果日報》網上版。


《蘋果日報》近年發行量變動

時期
平均每日發行量
跌幅
2010年上半年
303,047
-
2010年下半年
293,892
3.0%
2011年上半年
288,055
2.0%
2011年下半年
259,245
10.0%
2012年上半年
251,895
2.8%
2012年下半年
230,751
8.4%
2013年上半年
218,398
5.4%
累計跌幅
84,649
27.9%
資料來源:香港出版銷數公證會


好了,敢問蔡先生,到底將重心移到網上世界的《蘋果日報》,算「舊媒體」抑或「新媒體」?若算「舊媒體」,它種種營運巨變又是甚麼?若算「新媒體」,它是否不再生產調查報導?

何雪瑩對「新媒體」的理解也很有意思。跟蔡子強一樣,她不曾顧及《蘋果日報》等傳統報章的明顯轉型——準確點說,她否認強攻網上世界的《紐約時報》和《衛報》算「新媒體」——列舉的「新媒體」例子盡是沒有印刷版的新興網媒:《主場新聞》《香港獨立媒體》《852郵報》、《巴士底報》。不過,這種想當然爾的分類並非理所當然:除了同樣依靠網上發佈消息之外,上述例子之間有甚麼共通點?《主場新聞》和《852郵報》某程度上是承襲典型的傳統報館運作,上下架構明確,外人供稿須先經他們內部審核,新聞報導(不論二手與否)更只會自家包辦,不容機構之外的公眾插手,運作頂多只屬Web 1.0模式。但《香港獨立媒體》卻從最初已採取Web 2.0運作,不審稿,不改寫,由四方八面的公眾供稿報導,機構內的編採人員只是較積極、較有系統的報導者,將何口中的「香港的新媒體喜以美國Huffington Post(赫芬頓郵報)為楷模」硬套上去只會鬧笑話。

運作模式不同,不僅反映日常瑣碎雜務的差異,更是資本與理念的分歧。人手不足以天天大量製圖撰文,一邊可以借助外力,另一邊卻得花錢請人增產,錢不夠寸步難行,金主不可少;一邊相信公眾相對平等的媒體參與,另一邊中央集權以維繫內部管理層希望打造的媒體型象。這些差異,關乎長遠政治立場,亦關乎前線新聞自由。倘若將之一筆抹平,政治上固然淺慮,但更根本的是論證繞圈子——要是在網上發佈的就全部叫「新媒體」,幹嘛每一份有網上版的報紙不算數?一切又回到原點。

「新舊之爭」,純屬偽命題,兩邊本就難以截然二分。執著於抑新揚舊,經不起事實印證,反倒揭示了這些《明報》支持者骨子裡的因循:早霸山頭的就是舊,遲來的就是新。


調查報導:沒有新舊,只有貧富

但還是可以分辨的。蔡何二人念念不忘調查報導,「舊媒體」是調查報導的生產者,「新媒體」是調查報導的抄襲者。此中要旨,見諸蔡子強的偏激判語:「如果沒有了《明報》、《蘋果日報》、《信報》這些舊媒體,試問這些網站,還如何能像今天般無償挪用別人的調查報道和獨家報道成果?你還能拿什麼去『填版』?

為了支撐「一切調查報導盡歸舊媒體」的教條,何雪瑩提出了資源因素企圖解釋,稱調查報導耗時費力,沒有數以億計資金免談,缺乏大水喉射住的「新媒體」不用妄想。這個講法倒有幾分真相存在。錢銀多寡直接左右媒體的行動力,試想若你身無分文,大不了只能在工餘課餘義務報導,上司一下令加班你就即時癱瘓,平素花一百幾十去查對家的商業登記紀錄也要就住就住;若你有十萬元,就可以勉強聘用一位全職職員統籌大局,分配工作予其他義務編採人員,卻一定不夠交租維持一間辦公室,別說留空間給資料庫和器材,開會還隨時要跑去麥當勞;若你有一百萬元,大抵可以請四、五個職員,租個比較像話的地方做大本營,做調查報導的人力物力飛躍提升,但要像主流媒體那般每日發佈數百篇新聞,還是不可能。

一談資源因素,餡就穿了。「新舊之爭」原是詐,分別不是新與舊,只是貧與富。當你有一部手提電腦,你叫「新媒體」;當你有一間印刷廠,你就叫「舊媒體」了。

何苦仇窮?不夠人手跟進調查報導,窮媒體要靠二手新聞填版,是逼於無奈,不是本質上就有一群叫「新媒體」的寄生蟲掠奪他人勞動成果。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有錢有臉大張旗鼓打響名堂之後,消息來源自然送上門,高官富商有打擊對手的黑材料要爆,從來不會發給窮媒體,只會呈送報館。連社會上理應代表弱勢的團體也不為窮媒體留半點情面,香港兩大工會發送新聞稿的電郵/傳真名單上,曾幾何時有過窮媒體存在?捫心自問,寄居大樹之下的主流媒體記者們做得成大新聞,是不是全都要算在你們自己的功勞上,是不是沒沾過別人的光?行內人都知道,報館每日過半數新聞都不是自己挖回來,而是靠外面通知的——說「過半數」,還是恭維了。

既然窮媒體難以大量包辦調查報導的根本原因是錢,出路就不是僅僅剩下守護《明報》之類的富媒體,更不是奉守護富媒體之名群起踐踏窮媒體。倒過來想,為何我們不能讓窮媒體富起來?

沒有理由斷言得到應有資源之後的窮媒體不如既有的富媒體。近日《明報》和國際調查記者同盟(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簡稱ICIJ)合作揭發中共高官涉嫌藉境外公司轉移資產大舉斂財,成為一時佳話,也成為眾多支持者繼續「守護《明報》」的又一理由。他們未必知道的是,ICIJ跟他們的守護對象大不相同,甚至狠狠摑了「一切調查報導盡歸舊媒體」這教條一巴掌。翻查ICIJ名錄,他們176位記者成員裡面,至少有57位目前不在主流媒體(無論商業或公營,無論報館、電台或電視台)工作,比例近三分之一,不可小覷。那麼他們身在何方?有人在大學執教,有人在非政府組織努力,有人在獨立媒體奮鬥,有人是自由記者愛為誰供稿就為誰供稿。他們著書立說,他們施壓要政府交出檔案,他們追查跨國犯罪,他們甚或與民間黑客聯手竊秘。誠然,這些工作少不免各方財政支持,但誰敢以「你不是舊媒體」為由輕賤他們?

窮媒體需要更多資源,這一點何雪瑩心底是明白的,筆下卻又將事情顛倒過來,說「新媒體」等待良心金主,互聯網無法解答問題云云。此一見解固然正確,可是她要死守的《明報》不也如此?正正因為金主張曉卿為了生意不再「良心」(假如曾經「良心」過的話),斯有今日田地。倘若雙方境遇不過半斤八両,這邊廂死守《明報》那邊廂貶低窮媒體,就是雙重標準。


改變社會:權貴還是群眾?

富媒體放下身段,向窮媒體伸出友善之手,在香港可能匪夷所思,海外卻處處可見。不說遠的,就在一水之隔的台灣,那邊的《蘋果日報》由今年1月16日起正式與五家獨立媒體合作,開放自己的即時新聞平台予它們發佈訊息,且承諾不設審查。台蘋此舉長遠影響如何,會否損害獨立媒體的獨立,還須走著瞧,但毫無疑問是佔物量優勢的主流媒體對外輸出資源,以圖互惠。獨尊《明報》的支持者,顯然沒把這個做法放在他們的「新聞自由」日程上。

細察這五家獨立媒體,你不會再相信「新媒體只是寄生蟲」的鬼話。它們可能窮,人力物力遠遜主流媒體,產量差一截,但調查報導絕不見得沒有,有時更是網站主打內容,質素之精,分析之微,在香港任何一份報紙都不曾出現過,像《苦勞網》〈「兩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調查總報告〉即屬一例。這些窮媒體因調查報導得獎,不是新聞:一來得獎接二連三殊不新鮮,二來主流媒體予以冷待拒將人家得獎的消息告知公眾,故曰「不是新聞」。

調查報導不但不是富媒體的專利,就當他們做了調查報導,也未必跟「直指權貴要害,影響社會走向」搭得上任何關係。年輕讀者或許不怎留意《東方日報》,其實它的調查報導頗多,每個星期一都有「探射燈」專題,亦時有規模不小的民意調查,但這些報導到底體現了多少「新聞自由」,恐怕輿論另有評價。再如《明報》自己,遠在今次人事異動風波之前,政府力推高鐵工程上馬期間,時任總編輯的張健波不就御駕親征北上內地坐高鐵「調查」一番,讚頌高鐵穩到杯中清水不濺一滴的美好?好一個直指權貴要害。

調查報導亦未必要著眼於權貴大人物。蔡何二人談調查報導,不離如何刺痛權貴,可是一直活在痛苦之中的平民百姓呢?抱歉,通篇不提調查報導該對他們負上甚麼責任。有《明報》支持者撰文讚美記者用遙控直升機拍攝唐英年大宅僭建是充滿創意,是的,但對蝸居於僭建劏房的萬千市民,哪份報章發揮過同等創意?以無名群眾為主角的調查報導,難以成為主流媒體至愛,因為沒有名人不利賣紙。甚至乎名人也有分級數的,2008年2月21日,身困艷照醜聞的陳冠希和被誣告為間謀的程翔同日舉行記者招待會,翌日,陳冠希佔據《明報》A疊的一至十一版,程翔被踢到A12。

程翔尚且受到如斯待遇,你我落得甚麼下場不難想像。調查報導只是偶一為之,富媒體的日常工作還是剪剪貼貼抄抄謄謄,而且連抄也抄不好。去年年末,政府放風要推行扣分制阻礙持大專學歷非長者單身人士輪候公屋,結果一眾富媒體出了甚麼標題?


報章
日期
標題
蘋果日報
2013122
輪公屋或扣分 辣慶大學生
太陽報
2013123
大學生申公屋扣分疑歧視
東方日報
2013123
「大學生申公屋扣分」未列政策

大專生,不是大學生,各位記者大佬醒少少當幫忙。大專學歷包括的除了大學學位,尚有高級文憑和副學士學位持有人,一字之差,足足抹走了數十萬潛在受害人,政策重要性頓時大減。萬千寵愛在一身的《明報》同樣犯錯,題為〈涂謹申:考慮學歷編公屋感震驚〉的即時新聞裡劈頭第一句就是「運房局表示房署將考慮單身非長者大學生輪候公屋扣分的建議」。不管是政府新聞稿,抑或該份引發爭議的審計報告,上面明明寫著大專生,號稱資源充足的富媒體別說自行「調查」,連有得抄也紛紛抄錯。全港幾十萬名沒有大學學位的大專學歷市民,就這樣被遺棄,沒一句道歉,沒一句更正,而這恰恰是富媒體運作的日常光景。

富媒體目中有名人無凡人,才是窮媒體調查報導的起點。不是《香港獨立媒體》的努力,菜園村村民的危難有誰知?連《惟工新聞》這類還算不上調查報導的外傭中介深入訪問,在印傭Erwiana被虐曝光至今仍然不見有富媒體做過。前述《苦勞網》的崛起,正是為了反制主流媒體對台中統聯汽車客運公司罷駛事件的扭曲報導。調查報導,不只是關心權貴名人痛不痛,更有認識無名大眾助彼發聲之責。草根媒體承擔的,是主流媒體拋下的責任。

若說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支柱,我們先要問人民是誰,如何作主。


金主,別狂傲

「媒體新舊論」、「寄生填版論」、「調查報導神聖論」,這些執念已經死去。較接近現實的媒體運作邏輯,應該是這樣的:


媒體沒有新舊之分,任何搞媒體的人/團體都可以採用不同傳播手法,以至同時採用不同傳播手法。無論用甚麼傳播手法經營的媒體,都可以從各渠道抄料填版,亦可以親手做調查報導,視乎理念方針及資源多寡。調查報導可以聚焦官商名流,可以親近普羅大眾,角度可以進步可以保守,不一定改變社會。

原理說清,故事還沒有完結。回到這次《明報》風波,假設金主張曉卿見利忘義乃事情因由,再斟酌甚麼傳播手法、抄料或調查、權貴或人民均屬多餘,沒錢沒戲唱。在這語境下,「守護《明報》」的真正意思,不啻哀求張曉卿做個「良心金主」,好讓「舊媒體」的王統長長久久,庇護底下的編採人員借用壓倒性的資源優勢壟斷調查報導的生產,以維持自身「專業」光環。這種祈求明君打救的「大樹好遮蔭」思維,跟香港打工仔渴望有個好老闆的心態一脈相承,說到底是反民主、反自主的。

出路只有靠老闆打救?不是的。縱是同一份《明報》,它在北美分部的員工做法就完全不同,他們團結起來嘗試組織工會,在2011年發動長達73日的罷工,最終公司屈服,總裁呂家明敗逃香江——沒錯,盛傳有份參與今次香港《明報》人事異動黑幕的編務董事呂家明,不過是從加拿大竄過來的敗軍之將,本來無足言勇。反觀香港,情況慘不忍睹。員工團結?被調職的當事人劉進圖一直言辭閃爍,從未附和抗議的員工或記協,若說這樣一個人留任總編輯就能擋住壓力撐起「新聞自由」,旁人不免呆然。成立工會?事發一個月至今聞所未聞,當年北美工會遠渡重洋來到柴灣總部抗議之際,亦未獲香港《明報》員工聲援,「柴灣富士康」的渾號繼續揚威報界。罷工攤牌?編輯部員工從最初就否決任何工業行動,發聲明稱「編輯部上下定必繼續堅守崗位」。於是,打不跑呂家明之流不消說,空降外來總編輯的決定沒撤回,變成換個立場不怎樣的張健波暫代此職緩一緩兵,拖到士氣散渙輿論冷卻再開刀。不管老闆打算借報館向誰獻媚,編採人員人人不幹的話他甚麼也做不成,這原是最大的籌碼。籌碼棄如蔽屣,對等談判也就成了屈從請願。

誠然,在香港辦報是燒銀紙之舉,賺少蝕多,縱有工會大力制衡,富媒體依賴金主水喉的基本格局仍舊不變,而金主燒銀紙辦報往往是為了謀求名聲與政治影響力。高喊「守護《明報》」,是見果不見因。沒有獨立的經濟來源,就沒有獨立的所謂第四權,記者要捍衛新聞自由,必先超越記者的身份,嘗試在社會上尋找獨立於官商以外的支持,甚至投身衝擊令社會財富累積在1%金主手上的不義資源分配,而不是四處徬徨抱怨找不到大樹遮蔭,最後變節投靠公關公司。進而論之,既然大水喉難找,追求新聞自由就要首先習慣窮困,學習在困乏裡打拼,如何貼近群眾,如何連結民間團體、大學、國際組織,這是不少窮媒體持續在做的事。富媒體的從業員要到何時才放下傲慢,向窮媒體學習?

《香港獨立媒體》遭黑漢上門毀壞設備恐嚇編輯,富媒體的支持者可有像《明報》風波般上心?上星期二幾個網上媒體抗議政府拒絕發出採訪通知和政府總部記者證,僅優待主流媒體,富媒體的支持者又可會警告新聞自由受損?還是說,只有富媒體遇到威脅時才祭出「同氣連枝」、「唇齒相依」的大義名份將窮媒體拖下水,拖下水之餘還要踩上兩腳過過癮,損不足以奉有餘?

許志永不是記者,他所屬的組織「公民」也不是一個傳媒,但他要求公開官員財產,無異為新聞自由奔走,以至犧牲。基本格局不變,日子只會越來越壞,與其回味其實並不太好的good old days,不如做好準備,嘗試更多不同身位,萬事互相效力。當富媒體不可靠,以少數「專業」記者單方面餵飼大量被動讀者的模式有害無益,我們必須全民皆兵,人人磨練資訊收集、查證和傳播的能力。做新聞不是請客吃飯,你準備好了沒有?


延伸閱讀:
〈可以買起,卻買不到的傳媒公器〉
〈淫媒與暴徒:社運電影節清場裡的無產者(上)〉
〈被放逐的事實,和人〉



後記:一個《明報》老讀者的告白

對《明報》不存寄望已久,但我卻是它的老讀者,讀報歷史可能比一些年輕記者的整個人生還要長。

對這份報紙的最早印象,是它攤開來好大好大,大到足夠將一個孩子蓋住,陽光穿透紙張,泛起微黃。那是四、五歲的時候罷,最喜歡看副刊,因為有叮噹漫畫,每逢星期日被眾多本地投稿的點綴得繽紛燦爛的漫畫專頁也很耀眼。上小學了,對文字耐性稍長,愛上小小的方塊文章,管他食譜還是怪論還是哲理金句都不放過,剪下來收藏,小學二年級時開始儲的剪報簿,現在仍保存於娘家。時光荏苒,看著張小嫻第一部愛情小說連載,看著亦舒和林燕妮的小說連載消失,興趣從副刊擴散到整份《明報》每個角落,哦原來分類廣告是這樣行文的,咦日元匯率升到一百兌六,哎馬經排位表的馬名真古怪——當時的馬王好像是翠河。新聞當然會看,而且絕不懷疑。看新聞知天下事,不是嗎?沒有互聯網的年代,人心似乎比較單純。

長大了,懷疑多了,卻也說不出有甚麼具體問題,直至真正親臨現場。2005年,世貿部長級會議在香港舉行,各大媒體整裝待發。然後?爆出了TVB記者臨開機前才戴頭盔偽裝「現場好危險」的醜聞。工作關係,自會議開始幾乎天天留在示威現場,目睹了香港記者真實的工作手法。那時候還沒到大舉鎮壓的12月17日,示威都很平常。馬師道示威區外,一大堆本地記者,見到隊伍後面的南亞朋友載歌載舞,在我身旁不屑地說「呢度冇嘢睇」,欲越過去看看隊伍前面的韓農幾時衝警察,全無停下來訪問示威者的意欲。到了隊伍前面當真跟警察推撞了幾下,韓農叔叔們退下來,下一波更激烈的衝突開始了,一群攝記群起衝過去搶位置拍照,跟防暴警察的盾牌撞到劈哩啪喇響聲處處,場面墟陷。翌日,仍然自詡「公信第一」的《明報》大字標題:〈盾牌陣失守 韓農赤手奪14個〉。失守?記者明明知道當日警察防線沒退過半步。

最好的媒體教育是上前線,到現場,試過一次世界永遠不再一樣。你會體會到很多記者的勢利無情。攝記為搶位肆意踩爛工人的標語和示威牌,採訪李嘉誠時他們舉止大概不會相同。搞記者招待會,往往有三成左右記者遲到,更大不乏記者不到只坐在報館抄你送上的新聞稿;搞行動,大龍鳳時記者在場,舞完一輪到你正式發言表態,一大票人散水離場,拍了照在下面胡亂寫caption收工。調查報導?唔。

忘了是甚麼時候,慢慢習慣了翻年報,查條例,統計處網頁長留bookmark。那又是一個現場,文件的現場。房委會放風呻窮,預告或有財赤,各大媒體照報如儀。一查帳目,原來年年預算報細數,每次報少金額數以十億計,但年年喊狼來了年年有記者相信。刺痛權貴?唔。

反高鐵,社運娛樂化到了某個高峰,個別主流媒體記者與個別社運人士開始稔熟,接著在社交網站發牢騷,斥社運界將記者「本質化」,排他性強。且不說「本質化」這個術語該怎麼用,倒想起一位長年在《明報》工作的舊同學。他不止一次跟我說,他們決不聘用沒有大學學位的記者。搞社運沒有學歷審查,不會考你打字速度有多快,更不會有個能將你「開除」出去的老闆。不是說社運人全都不排他,那不可能,但組織結構上再怎麼說也輪不到記者指點罷。不曉得有幾多香港記者留意,英國2011年爆出警察臥底Mark Kennedy滲透環保團體的醜聞,幾年後更多資料披露,甚至有臥底在潛伏期間搞大人家肚子,不過倒沒聽說有哪家的傳媒開放到曾發生同類事故。香港社運界常為臥底和監聽而煩惱,香港傳媒呢?不煩惱,是因為此地傳媒沒有政治壓力,抑或是制度上夠排他夠安全?

再談世貿。江湖傳聞,當時也不是沒有記者知道自己報館在做陰騭事的,鎮壓發生後過了好一段日子,她跑到韓國鄉下做了一篇專訪出街,想平衡一下,但她工作的《明報》還是被人罵,深感不公平。是的,這份心意和努力值得肯定,工作環境的局限也應該體諒,只是呢,人家韓農當中可是有人借了錢盡地一煲飛來抗議的,回到家鄉倒不知怎辦了。在最需要媒體公正報導的會議期間,媒體辜負了他們,大局鑄成之後才做點事,補償得到嗎?平衡得到嗎?被人罵兩句的不快,又豈可跟當事人的不幸相比呢。

不敢說這些例子有多少代表性,但一些主流媒體記者自我中心、缺乏自我觀照能力的片段,偶爾就掠過眼前。那種對「舊媒體」的自負,有多大程度上是自我中心的產物,值得玩味。

至於未嘗涉獵主流媒體工作,又不曾親臨事件現場的普通人,終究是最無力最vulnerable的。無力的力,指的是判斷力。就像我相信《明報》新聞反映現實的少年日子,我懂甚麼呢?要判斷一則消息是否真確,前提是我們知道判別真偽的辦法,但我們往往不知道。誰會那麼閑跑到現場?誰又懂到哪裡翻甚麼文件?於是,傳媒的公信力調查從來無關可信與否,只關乎「主觀覺得可信與否」。公信力指涉的並非可信性,而是某種政治立場,某種階級品味,某種行文風格,所構成的幻覺。

由是,「新聞自由」——若存在過的話——不過是少數人的禁臠,大多數人都是不自由的。我們的「新聞自由」,向來只是「轉台的自由」。就算有得揀,就算揀得心滿意足,我們通常不明白自己揀選的其實是甚麼。

即使有被蒙蔽的時候,人沒有權利擁抱無知。比起「守護《明報》」,我更想守護每個人的新聞自由。

Wednesday, January 29, 2014

二十文錢劏房飯:仿客家燜豬肉

煮飯多了,開鑊爆蒜頭炒洋蔥香到出屋,難免驚動鄰里,誤會這小子廚藝了得。有一次煮飯,鄰家大嬸好奇,客氣美言幾句之後,問曰:「你鄉下在哪裡?」

一問倒呆住了。鄉關何處,作為太公那代已落戶香港的真正「四代香港人」(不是呂大樂的那種),這個問題很陌生,作為國際主義者,更是問來都多餘。即是之故,儘管名義上是客家人,到老竇那一代已不懂說客家話,頂多聽得懂別人用客家粗口罵他。到我這一代,更是甚麼都不剩。語言如此,口味亦如此,籍貫自然是知道的,但完全意識不到那跟家裡煮甚麼吃甚麼有何關連。想想,中日韓印泰星德意俄,多少都自小嚐過,都有興趣試著炮製,煮和食的記憶從起點已跟土地脫鉤。然則這個鉤卻在消費的場合牢牢緊扣,於是我們總覺得烤鴨是北京的正宗,咖喱是印度廚師烹調的道地,拉麵要靠日本師傅主理才高級。人這種東西,就是雙重標準。

總之,問我何謂正宗客家菜,委實無言以對。記得第一次到中式香料舖買孜然,不會分辨它和小茴香,事頭婆教訓說孜然是用來煮羊肉的,小茴香是客家燜豬肉會用到的,從此「客家燜豬肉」五個字就刻印腦海,想要見識見識。老友是原居民(窮的那種,不是土豪)也是客家人,到餐館點了一碟,一邊吃一邊叫他幫忙鑑定,給些意見。再從網上找找資料,綜合一下,膽粗粗就煮起來了。一試,居然還不錯。


材料(二人份量):
  • 半肥瘦豬肉六至七両($10)
  • 芋頭四分之一個約十両($4.5)
  • 芹菜一束($2)
  • 南乳三分之一磚($3一磚)
  • 八角兩粒
  • 小茴香一茶匙
  • 蒜頭兩至三瓣
  • 豉油兩至三湯匙
  • 黃糖兩茶匙
  • 紹酒兩湯匙

仿客家燜豬肉做法:
  1. 豬肉切成一口放得下的大小,芋頭去皮切件,芹菜切碎,蒜頭拍扁切粗粒;
  2. 不須落油,將豬肉慢火至中火乾煎,脂肪那一面盡量向下,直至煎出足夠豬油,煎的途中澆豉油上色兼添表面焦香;
  3. 盛起豬肉,用剩下的豬油將蒜頭、八角、小茴香炒香;
  4. 豬肉連同南乳回鍋略炒,放芋頭,加水至剛淹過食材,放糖攪勻,蓋上蓋子,收至慢火;
  5. 慢火燜一個半小時,直至收水,偶爾可開蓋試味,嫌味道不夠可酌量加鹽加糖;
  6. 灑上芹菜碎,再煮兩三分鐘,打開蓋子撰酒,熄火上碟。

正宗不正宗並非首要考慮,故曰「仿」。據說正宗版本有鹹酸菜,但自己不喜歡,也怕會太濃味,從略;芋頭本應不存在,但勝在飽肚,跟南乳味道又合襯,加之可也。南乳有鹹有淡,在雜貨舖買回來的版本未必次次均一,若不夠味可再加糖鹽調節。以前用八角燜餸,它獨特的香氣都十分搶眼,但跟南乳放在一起,香氣卻變得柔和了,稜角被南乳包藏著,渾然一體,吃進口裡感覺相當完整。

問題是芋頭,老一輩打賭時愛說「如果╴╴╴╴,我人頭駁芋頭!」堪與人頭相比,足見芋頭可以有多大個,劏房小家庭是吃不完的,跟中秋節吃的芋仔絕對是兩個級別。要是菜檔有開邊大芋頭賣,買半個回來就差不多了,可以煮足兩餐。假如找得到中型的開邊芋頭當然更佳。

豬肉豐腴,煎出豬油之後表面更香,但芋頭才是最好吃的,又綿又索味,表層溶掉的芋泥化作汁的一部份,送飯一流。吃這道菜最大的樂趣是尋寶:現在筷子夾著的一塊是豬肉抑或芋頭?外面裹上濃稠的汁之後,有時也不是驟眼可以辨別。芋頭要綿,芹菜要爽,熄火稍稍煮一下就好,否則口感與香味皆失。除了芹菜,假如想要點酒香刺激一下,熄火前亦不妨撰紹酒或玫瑰露。


左下方那一顆紅黑色物體是八角,香是香,但不能吃,吮一下倒無妨


成本大概十八元。跟上月介紹的五香蘿蔔牛腩一樣,今次同樣是適宜成煲上熱辣辣滾滾熟的菜色。假如用砂煲煮,略微烘焦煲底芋蓉,感覺更對味,可惜那是明火煮食的專利。奢侈?人家原本是在戶外用木柴大鍋大鍋去煮的,氣勢磅礡,有片為證,相比之下那一點戶內明火是那麼的卑微。怪就怪在,傳說中重鹹重油的客家菜常是窮人菜,合乎耐飽耐放耐送飯的原則,倘若當今窮人連煮窮人菜也艱難,到底在這幾十年間我們被奪去了甚麼?如有所謂「尋根」,不該是找個國籍找個政權歸邊埋堆好安心,而是嘗試發掘自身到達此刻的原因。

「仿」就是這個意思,察覺歷史距離的意思。

Monday, January 27, 2014

摘譯《發明猶太人》導言(三)



《發明猶太人》
導言:記憶的負擔(三)

文:舒隆慕‧山德(Shlomo Sand)




(續前文)

故事三:兩個(非)猶太人學生

參照祖母名字,被命名為芝莎萊(Gisele)的她,在巴黎土生土長。她是個活潑又性急的女生,回應人家的第一句話總是「不」。儘管那個頑固的「不」,又或者恰恰因為它,她是個優秀的學生,卻少有老師能夠容忍。父母在每方每面都放任她,當她忽爾決定要學習神聖語言的時候也一樣。他們希望她成為一個科學家,她卻執意要到以色列生活。她在索爾本大學唸哲學,同時學習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她選擇意第緒語,因為那是她從未見面的祖母說的語言;選擇希伯來語,因為她希望她將來的孩子說這種語言。

她父親曾被囚禁在集中營。主要是靠著德裔囚友的幫忙,他獲救了,有幸於戰後重返巴黎。他母親芝莎拉(Gisela)跟他一起在1942年夏天被帶走,卻從德朗西(Drancy)直接被送到奧斯威辛(Auschwitz),沒有活下來。他加入法國社會黨,結識了日後的妻子。他們有兩個女兒,其中一個的名字是芝莎萊。

在中學時代,芝莎萊已經是一位奔放的無政府主義者,跟六八學運的傳奇團體餘部有聯繫。到十七歲,她突然宣佈自己是個猶太復國主義者。那年頭,還沒有很多法文書籍是關於法國猶太人在納粹佔領期間的命運,她只能屈就著看關於那個時代的一般著作,看得如饑似渴。她得悉很多集中營倖存者都往以色列去了,但祖母芝莎拉已然殞命。芝莎萊尋找跟她境況相返的猶太女性,準備進行「回歸」(aliyah)。

1976年冬天,她報讀了猶太人辦事處在巴黎開辦的希伯來語密集課程,老師是個急躁又敏感的以色列人。她的提問讓他感到煩擾,亦從不放過在刁鑽的動詞變位上糾正他。雖則她的尖刻發言令他不爽,她作弄他他卻沒有還以顏色:她是班上最好的學生,他無法不尊敬。

那一年年末,芝莎萊忽然不再來上課,那個希伯來語老師思疑是不是自己在某次堂上爭執時冒犯了她。幾星期後,課程快將完結,她忽然現身,比一直以來更高傲,眼裡卻帶著一抹憂傷。她知會他,她決定停止學習希伯來語。

芝莎萊到過猶太人辦事處安排以色列之旅。那邊說她可以到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就讀,也享有一般移民的福利,但若不改宗猶太教就不會被視為猶太人。芝莎萊向來堅持自己是猶太人,以她典型的猶太姓氏為榮。她知道母親(即使全心認同丈夫)是個外邦人,也知道在猶太教中子女的宗教身份繼承自母親,但她以為那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官僚瑣事。既年輕又不耐煩的她,堅信父親家族的歷史足以成為自我身份的確據,預料這些事情可以輕鬆解決。

她傲岸不遜地用法語質問猶太人辦事處的官僚是否信徒。不,他回答。接著她問他為何一個當自己是猶太人的不信者可以叫另一個當自己是猶太人的不信者去改宗,好加入猶太人民和猶太人民的國家?那位猶太人民的代表冷然應曰此乃法律規定,再添一句:假如在以色列她父母根本不能結婚,因為只有宗教婚姻才被許可。霎時之間,芝莎萊明白了她就是——可以這麼說——一個民族雜種。即使她當自己是猶太人,而自從成為猶太復國主義者後旁人也視她為猶太人,對以色列政府來說她要當猶太人還不夠格。

芝莎萊拒絕改宗。她無法忍受教士的任何游說,也聽說過改宗正統派猶太教過程裡的尷尬和偽善,在厭惡中卻步。她性格上仍殘餘著少許基進無政府主義的痕跡,很快就將以色列從理想目的地的清單裡剔除。她決定不移民往猶太人民的國家,放棄學習希伯來文。

她用法語跟以色列人老師最後一次對談,對談末了,以帶有濃重口音的希伯來語作結:「謝謝你的一切,再見,也許不再見了。」

那個老師覺得在她的聲音裡辨識到意第緒語的腔調,不管怎樣,她學過意第緒語。他再沒有聽過她的消息。多年之後,他在巴黎一份有名望的報章看見她的名字。她寫了一篇關於以色列在佔領區所作所為的文章;在她名字下面,注明了她是個精神分析學家。毫無疑問許多法國猶太人馬上將她歸邊成「自我憎恨的猶太人」,而反猶主義者可能認為她是個典型的猶太專業人士。


另一位學生叫拉莉莎(Larissa),1984年生於西伯利亞一個小鎮。蘇聯瓦解後不久,她父母在1990年代初移民到以色列,被送往上加利利一個所謂的開拓城鎮。拉莉莎在那裡的移民和以色列孩子之間成長,看來融入得不錯。她開始像個撒巴拉(譯按:Sabra,以色列出生的猶太人)般說希伯來語,滿足於自己在以色列的日常生活。偶爾她會為了被喚作俄羅斯人而難過,也曾因為一頭金髮而被取笑,但那就是本土少年對待新移民孩子的做法。

2000年,她十六歲,到內政部的辦事處領取第一張身份證。一位女性文員親切地接待她,遞上一張申請表讓她填寫。來到國籍那一欄,她天真地問可否填寫「猶太人」。文員看了一遍她填好的資料,像護教地解釋說不可以。她會跟母親被歸為同一類別,因此負上被嘲弄的「俄羅斯人」銜頭。事後她說那一刻感受到跟初來月經時相同的痛楚——某種與生俱來而永遠無法擺脫的東西。

拉莉莎不是鎮上唯一背負該隱印記的女孩。在學校裡面,她們甚至組織了非猶太裔女生的同學會,互相掩護,嘗試塗污身份證上的國籍資料使它無法辨識卻辦不到,不得不繼續帶著那張罪證。到十七歲,她們人人爭著考取駕駛執照,因為上面不會列出詳細國籍資料,又可以代替身份證。

然後學校前往波蘭死亡集中營的「尋根」之旅來了。問題出現了,若要取得護照,拉莉莎必須帶身份證回校。害怕班上所有人發現自己的秘密,父母經濟能力又有限,讓她放棄了那次旅程。因此她沒有去看奧斯威辛,那裡已逐漸取代馬薩達(譯按:Masada,相傳是公元一世紀猶太人反抗羅馬統治的遺址)作為塑造現代猶太人身份認同的記憶地標。不過,她還是被徵召去服國家兵役,即使她嘗試過用她的俄羅斯國籍迴避入伍——甚至寫了一封長長信件給徵兵辦事處去談——她的要求被否決了。

實際上兵役為拉莉莎帶來了一點好處。在宣誓入伍的儀式裡摸著聖經,她顫抖流淚。有一陣子,她忘記了小時候離開俄羅斯之際,從外婆手中收到的小小十字架。穿上了軍服,她覺得有了歸屬,相信從今以後將會在所有事情上面被視為以色列人。她背棄了父母那可厭又衰頹的俄羅斯文化,選擇只跟撒巴拉約會,避開俄羅斯男生。別人說她看起來不像俄羅斯人最讓她高興,儘管她頭髮的顏色很可疑。她甚至考慮過改宗猶太教,還真的去找隨軍拉比,卻在最後一刻斷念。雖然她母親不算虔誠,但拉莉莎不想將她丟棄到一個隔絕的身份。

服完兵役,拉莉莎移居特拉維夫。適應這個活潑無憂的城市很容易,她產生了一個新感覺,覺得身份證上的國籍無關緊要,自己長久以來的劣等感不過是主觀地一廂情願。只是在某些晚上,當她跟某個人愛上,憂慮卻纏繞心頭:有甚麼猶太人母親會想要一個外邦人媳婦,一個外邦蕩婦(shickse),為她生下非猶太人孫子?

她開始在大學修讀歷史。她感到那裡很美妙,喜歡到學生飯堂打發時間。在第三學年,聽說了那邊的講師不太嚴厲課業亦不艱難,她選修了一門叫「現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的課,不久發現尚有其他東西引起她的好奇心。

上第一課的時候,老師問課室內有沒有同學被內政部登記為猶太人以外的其他東西,沒有人舉手。她懼怕講師會瞪著她,但他只是看起來有一點點失望,不再說甚麼。課程吸引了她,縱使課堂有時沉悶,教授又傾向嘮叨重覆。她開始懂得以色列身份政治的獨特性質。她剖開成長裡經歷過的種種情境,重新審視;她明白了在意識上,若非血統上的話,她其實是以色列國內最後的猶太人之一。

學期稍後,為了選擇學期論文題目,她悄悄去找教授。

「你還記得你在第一課問的問題嗎?」

「甚麼意思?」

「你問班上有沒有學生不被歸類為猶太人,我應該舉手的,但我辦不到。」她微笑補充:「或許你會說我再次出櫃失敗。」

「那麼,」他說:「就寫一篇論文談談是甚麼逼使你『假裝』。說不定它會鞭策我開始寫一本書,關於一個假裝是流浪種族的迷惘國族。」

她的論文取得很高分數,成為衝破焦憂與掙扎的最後一推。


至此,你大概已猜到拉莉莎在特拉維夫的歷史老師,也就是芝莎萊在雨中巴黎的希伯來語老師。年輕時,他是電梯師傅馬茂德的朋友,同時也是成為巴勒斯坦民族詩人的馬茂德的朋友。他是巴塞隆拿無政府主義者班拿度的女婿,也是羅茲共產主義者舒歷克的兒子。

他也是現在這本麻煩書籍的作者——除其他原因外,寫這本書是為了嘗試理解埋藏於前述的個人身份認同故事底下,貫穿其中的歷史邏輯。


(四之三)

〈摘譯《發明猶太人》導言(一)〉
〈摘譯《發明猶太人》導言(二)〉
〈摘譯《發明猶太人》導言(四)〉

Monday, January 13, 2014

摘譯《發明猶太人》導言(二)

  

《發明猶太人》
導言:記憶的負擔(二)

文:舒隆慕‧山德(Shlomo Sand)




(續前文)

故事二:兩個「本土」朋友

第一位馬茂德(故字裡兩位主角都名叫馬茂德,Mahmoud)1945年生於雅法(Jaffa)。1950年代,那裡還有一些阿拉伯人社區,居民仍被允許在他們土生土長的城市生活,未因戰亂逃亡到加沙。城裡幾乎到處都已被猶太人移民殖民,這位馬茂德就在貧酸的橫街窄卷長大。不像沙崙平原(Sharon Plain)和加利利(Galilee),雅法的巴勒斯坦人口所餘無幾,陷於孤立,城裡剩下太少原來的居民去維持他們獨自的文化,外來的移民社會則既拒絕參與其中,又拒絕與之融合。

在雅法這個狹小的阿拉伯貧民窟,其中一條出路是以色列共產黨。年少的馬茂德參加它的青年運動,從中認識了年紀相近的以色列人。運動也讓他學會希伯來語,到處漫遊還不算大的「以色列的土地」。像舒歷克在波蘭一樣,他超越了在阿拉伯人學校受過的基礎教育,研讀恩格斯與列寧,亦嘗試閱讀世界各地共產主義作家的著作。以色列的青年導師對他青眼有加,而他也向來樂意幫助同志。

馬茂德跟一位比自己小一歲的以色列男生很要好。他們分享同一個志願,而馬茂德幫他的朋友應對雅法充滿挑戰的街頭生活。他孔武有力讓年少的朋友感覺安全,後者的伶牙俐齒有時也讓馬茂德高興。他們日漸親密,互訴心事。友人得悉馬茂德夢想被叫作摩西(譯按:Moshe,猶太人常見的男性名字),像其他男生一般被人接納。幾個晚上他們逛街,馬茂德以摩西之名介紹自己,一些小販和商舖相信了他是猶太人。但他維持不了這個身份多久,總是打回原形為馬茂德。他的尊嚴亦不容許他背棄家人。

馬茂德身為亞拉伯人也有個好處,就是豁免服兵役。他的朋友卻收到徵兵通知,將他們拆散。1964年一個週末,他們坐在雅法美麗的沙灘上隨意計劃將來。想得天馬行空,他們決定一旦馬茂德的朋友服完兵役,立即環遊世界,運氣好的話從此不回以色列。為了鞏固這個命運的決定,他們像一對傻小子,小心翼翼地割破手掌相握,發誓結伴展開偉大旅程。

馬茂德等待那個年輕人為期兩年半以上的兵役結束,朋友歸來卻改變了——墮入愛河,情有所屬,陷入迷惘。他記得他們的約定,但變得猶豫。他對特拉維夫的活力著迷,那裡滿載難以抵擋的誘惑。馬茂德耐心守候,最終不得不承認友人對以色列各種刺激已經不能自拔。於是他放棄了,儲夠盤川,然後離開。他慢慢橫越歐洲,將以色列拋到背後越來越遠,直至抵達斯德哥爾摩。他苦苦適應瑞典陌生的寒冷和刺眼的白雪,在一間電梯公司當上了專精安裝電梯的師傅。

縱是身處北國悠長寒冬,他還是夢縈雅法。到了想結婚的時候,他回到從前的家鄉,但歷史在他三歲時已決定了那裡不再屬於他。他找到一個合適的女子帶回瑞典,跟她在那邊成家立室。某程度上這位巴勒斯坦人成了北歐人,他的孩子們說著瑞典語長大,教母親學習他們的母語。很久很久以前,馬茂德已不再渴望他的名字是摩西。


1941年,另一位馬茂德在鄰近阿卡(Acre)的一條小小村莊出生,現在那兒一早滅絕了。1948年,他一家人為避戰火逃到黎巴嫩,淪為難民,出生地被夷平。一條興旺的猶太人村落從廢墟上升起。戰後一年某個月黑風高的夜晚,馬茂德一家悄悄闖過邊境回來,前往在加利利一條叫賈迪達(Jadida)的村莊,投靠那裡的親戚。就這樣,馬茂德也被包含在多年來被歸類為「不存在的存在者」的人——留在自己出生的國家、卻喪失家園的難民。第二位馬茂德是個有著夢幻天賦的孩子,辯才與想像力令師長朋友為之驚歎。正如第一位馬茂德,他加入共產黨,旋即成為它有名的記者和詩人。那時候海法是以色列境內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並處的最大都市,他移居至此,遇上以色列的青年男女,詩作聲名漸著。1964年他大膽寫下《身份證》一詩,振奮了以色列內外一整代的阿拉伯青年。詩中藉驕傲地挑戰以色列內政部官員開首:

寫下來!
我是個阿拉伯人
我的身分證號碼是五萬
我有八個孩子
第九個將在夏季之後出生
你會生氣嗎?

以色列強制土生土長的非猶太裔公民攜帶身分證,上面不是將他們的國籍列為以色列人或巴勒斯坦人,而是阿拉伯人。弔詭地,以色列不單成為了世上罕有地承認加泰羅尼亞國籍的國家,也成了承認阿拉伯國籍的國家。詩人富含遠見,預視了非猶太裔公民的增長會導致官僚和政客坐立不安。

馬茂德很快被標籤為煽動者。1960年代,以色列畏懼詩人更甚於殉道者(shaheed)。他再三遭扣押,軟禁在家,在靜止期沒有警方許可不准離開海法。面對檢控與限制,他以堅忍的而非詩意的態度保持冷靜,朋友遠道來到他在海法的拿迪‧尼斯拿士(Wadi Nisnas)一帶的斗室拜候,也讓他感到安慰。

在那些遠來的伙伴之中,有一個是來自雅法的年輕共產主義者。這位同志不諳阿拉伯文,但馬茂德詩作的希伯來文譯本燃起他的想像,提起筆桿寫作。每逢軍中休假,他常到海法探望詩人。兩人的對談不獨讓他在掙扎當中更具信心,同時也制止了他寫下媚俗的詩句。

1967年末,年輕人再次來臨海法。在攻佔東耶路撒冷一役,他必須向敵人開槍,恐嚇居民。以色列人陶醉於勝利,阿拉伯人鬱鬱於羞辱。馬茂德的年輕朋友心情壞透,渾身沾滿戰爭的惡臭,渴望放棄一切離開國家,但又想跟他仰慕的詩人見上最後一面。

在聖城戰亂期間,馬茂德被銬上手扣,穿過海法的街道送往監獄。那士兵在他獲釋後跟他見面。他們在窗畔度過無眠酒醉之夜,酒精燃亮了,香菸的煙霧又將它變得暗澹。詩人嘗試游說年輕仰慕者留下抵抗,而不是遠走他鄉放棄他們共同的家園。士兵傾吐他的絕望,他對勝利情緒瀰漫的厭惡,他對自己灑下無辜者鮮血之土地的疏離。長夜將盡,他嘔吐得五臟翻騰。待日上三竿,詩人喚醒他,送上前一夜寫的詩作譯文,《夢見白色百合的士兵》:

理解地
 正如他告訴我的
那個家
啜著他母親的咖啡
晚上平安歸去

我問他:
 那土地呢?
他說:
 我不知道

1968年,一首關於以軍士兵懂得為自己暴行與失控感到悔恨,為參與征服他人土地感到罪咎的詩,被阿拉伯世界視為背叛——這樣一個以色列士兵絕不可能存在。海法的詩人遭嚴辭斥責,甚至被指跟猶太復國主義者文化勾結。然而這為時不久,他的聲譽繼續增長,迅即成為巴勒斯坦人自豪地抵抗以色列的象徵。

那士兵最後拋下國家,但詩人比他更早離去。他不能再忍受警方以無止境的檢控和騷擾使之窒息。以色列當局迅速廢止了他可商榷的公民資格,他們不會忘記那是以色列境內首個為自己簽發身份證的阿拉伯人,而他本應不被認可擁有任何身份。

詩人周遊列國,名氣一路高漲。最終,在奧斯陸和談短暫的和緩期間,他被准許回到西岸的拉姆安拉居住,但不得進入以色列。只有在一位作家伙伴逝世之際,治安當局才酌情准他回去看看童年成長之地的景貌,不過也僅僅是幾個小時。由於他沒有帶炸彈在身,此後他亦數度被允許入境。

與此同時,士兵在巴黎度過了許多歲月,在它華麗的大街上散步讀書。後來他衰弱了,縱使心存隔閡,他還是不敵對成長之地的鄉愁,回去那片塑造他身份的痛苦地方。他那自稱「猶太人國家」的故鄉高興地接納了他。

至於那位生於斯的叛逆詩人,還有那位曾經夢想成為摩西的朋友——這國家狹窄到無法容納他們。


(四之二)

〈摘譯《發明猶太人》導言(一)〉
〈摘譯《發明猶太人》導言(三)〉
〈摘譯《發明猶太人》導言(四)〉


(譯按:文中第二位馬茂德,就是巴勒斯坦詩人Mahmoud Darwish,2008年過身,與此書出版同年。)

Thursday, January 09, 2014

摘譯《發明猶太人》導言(一)

偶爾受邀談論以巴衝突,說多了以色列的國家暴行,不免會想:國家不堪,人民呢?所多瑪人人不義盡該天誅的神話,騙小孩或許還可以,現實卻從來不能輕易歸邊。然後,我遇上了舒隆慕‧山德(Shlomo Sand)的著作:《發明猶太人》(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

這位仁兄是以色列人,是特拉維夫大學的歷史系教授。該書初成於2008年,以希伯來文寫作,本是寫給他的以色列同胞看。同年年末,以色列入侵加沙大開殺戒。文人無力回天,自古皆然。

民族本質論的虛妄,不難洞察,身為巴勒斯坦人的薩依德多年來不知花了幾許心力去鬆動,山德站出來,又是來自另一邊的遙遙響應。如《衛報》所言,他象徵當代以色列社會對國族神話的反叛,不諱言「猶太人」其實缺乏共同根源——語言?希伯來語一般只在祈禱場合使用;宗教?基督徒或伊斯蘭教徒是一個民族嗎?何況很多猶太人不信教;猶太復國主義?那不過是政治立場,一個猶太人可以不信猶太復國主義,比起回歸聖地更渴望移民西方發達城市。「猶太人」,純屬政治虛構。

但這些都是抽象的。書中故事鮮活,一個又一個以色列人的真實生平呈現開來,貌似鐵板一塊的民族,湊近一看,原來是歷史的種種偶然加疊。紅黑旗下胸懷國際主義的男人卻流落到排拒與歧視之國,土生土長卻只因身為阿拉伯裔的少年轉折漂泊北歐變成瑞典公民,滿心相信自己血統純正的烈女、希伯來語琅琅上口的少女,到頭來卻都不被官方視為猶太人。沓雜紛陳,世情本如是,卻笑他世人畫地自限。

謹譯《發明猶太人》之導言,分成四部份連載。在「本土」神話日趨鞏固的香港,大概需要一抹清泉洗臉醒腦。

***



《發明猶太人》
導言:記憶的負擔(一)

文:舒隆慕‧山德(Shlomo Sand)


民族……就是一群人,因著對祖輩的共同誤解,以及對鄰居的共同厭惡而聯合起來。
——卡爾‧杜意契(Karl Deutsch),《民族及其替代》(Nationality and its Alternatives),1969



我確實曾就民族主義著書,而要不是靠一點點酒精的幫助,我不以為自己能夠不哭泣當歌就寫成它。
——埃納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回應批評〉(”Reply to Critics”),1996




這是一本關於歷史的書。無論如何,像所有傳記書寫,它會由幾個個人故事開啟,需要充份想像力使之躍然紙上。這樣的開始,並不如讀者驟眼看到的奇怪。學術研究經常由個人經歷驅動,早已是公開的秘密。經歷隱藏於層層理論之下,當中有些如今萌發顯露。它們會成為跳板,在字裡行間引導作者步向歷史真相,他知道,那裡是個無人真正到達過的理想彼岸。

個人回憶不可信——我們不曉得書寫它的墨水是甚麼顏色——故此宜乎將接下來的遭遇描述視作不精確且局部虛擬,儘管那不比任何其他傳記書寫更不精確或虛擬。隨著情節推進,讀者將明白它們與本書核心論題容或糾結的關聯。誠然,語調偶帶諷刺,甚至憂鬱。但諷刺與憂鬱有其用處,對於一部冀求在以色列隔絕歷史根源和轉變中之認同政治的批判作品來說,它們大概是恰當的衣冠。

移動中的身份認同

故事一:兩個移民祖父

他叫舒歷克(Shulek)。後來,他在以色列被喚作掃羅(Shaul)。他1910年出生於波蘭的羅茲(Lodz)。第一次世界大戰完結,他父親死於西班牙流感,他母親到鄰近市區的一間紡織廠打工。她的三個孩子,有兩個交給當地的猶太人社群領養,只有最年幼的舒歷克留在家裡。他在猶太兒童宗教學校(heder)唸過幾年書,但母親拮据的狀況使他很小就得走到街頭,開始從事各稱處理紡織品相關的工作。那就是波蘭紡織生產重鎮羅茲的日常。

年輕人基於相當普遍的理由脫離父母的古老信仰。當母親隨著父親逝世陷入貧窮,當地的猶太會堂命令她在聚會裡坐在後排。經濟資本減少幾乎必然引致象徵資本急劇減少,母親跟可敬社會地位的距離,映照成她跟神聖的托拉(Torah)的距離。她的兒子被排拒浪潮捲入,發現自己遭逐出了祈禱室。青年喪失信仰在大城市的猶太社區舉目皆是。一夜之間,舒歷克也發現自己既無家可歸,亦無信仰所依。

但為時不久。他加入了共產黨,當時是個風尚,將他帶進波蘭文化和語言上的主流。舒歷克很快成為了革命分子。社會主義願景充滿他的想像,支撐他的心靈,讓他在營生餬口的勞苦裡仍然閱讀和思考。黨成為了天堂。可惜,沒多久這個溫暖又有活力的庇護所同時也讓他被扣上政治煽動的罪名入獄。他在獄中待了六年,雖則從未自學校畢業,他受的教育明顯拓闊了。即使無法消化馬克思的《資本論》,他通曉恩格斯與列寧的普及著作。他不曾完成他猶太兒童宗教學校的學業,也沒有如母親所願的入讀猶太神學院(yeshiva),他成為了馬克思主義者。

1939年12月一個寒夜,舒歷克目睹三名猶太人在羅茲的中央大街被吊死——某些德國士兵在附近啤酒吧酒後的行兇。幾天後,他和年輕的妻子,還有妻子的妹妹,被逃難的狂奔人潮沖向東面,投奔其時佔領了半個波蘭的紅軍。舒歷克沒有帶著母親一起走。後來他說她年老體衰;事實上,她當時才五十歲。屠殺開始,她和其他差不多一般老一般窮的貧民窟居民被送往又慢又笨重的毒氣車,在更高效率的毒氣室出現前,那是原始的屠殺科技。

當難民抵達蘇聯佔領區,舒歷克明白他最好別公開自己是個共產主義者:斯大林剛剛除掉了波蘭共產主義的領袖們。作為替代,舒歷克帶著一個既舊又新的身份跨過德蘇邊界:自承猶太人。那時候,蘇聯是唯一願意接納猶太難民的國家,儘管它把他們大多送到國內的亞洲地區。舒歷克與妻子幸運地被送往遙遠的烏兹別克,他的小姨受過教育懂好幾種語言,享有留在文明歐洲的權利,卻不幸地未被稱為猶太基督徒。於是1941年她落入納粹手中,被發配到火葬場。

1945年,舒歷克與妻子回到波蘭,但縱然德軍離去,這個國度仍是繼續排斥猶太人。再一次,這位波蘭共產主義者喪失家園(除非我們把共產主義也算進去。即使經歷重重波折,他依舊忠於它)。兩夫妻和兩個孩子棲身巴伐利亞山區的一個難民營。舒歷克在那裡重遇其中一個哥哥,但他不像舒歷克,厭惡共產主義卻偏好猶太復國主義。歷史對他們的命運投以諷刺的微笑: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哥哥取得簽證移居蒙特利爾,在那裡度過餘生,舒歷克一家則被猶太人辦事處(Jewish Agency)送到馬賽,1948年底渡海前往海法(Haifa)。

在以色列,舒歷克以掃羅之名生活多年,卻從來沒有變成一個真正的以色列人。連他的身份證也沒有將他如此歸類。它以國籍和宗教界定他為猶太人——自1960年代,政府記錄了所有公民的宗教信仰,包括確認了的不信者——但比起猶太人,他從來更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比起波蘭人,他更是意第緒人(譯按:Yiddishist,歐陸猶太人)。雖然學會用希伯來語溝通,他不太在乎這語言,繼續跟親戚朋友說意第緒語。

舒歷克懷念東歐的「意第緒之地」,還有戰前在那裡蘊釀的革命理念。在以色列,他感到自己在竊據他人土地,即使那不是他自己所為,他一直認為那是搶劫。明顯的疏離不是因為本土出生的撒巴拉(譯按:Sabra,以色列出生的猶太人)瞧不起他,而是來自本地氣候。黎凡特(譯按:Levant,地中海東岸地區)的熱風跟他格格不入,它只是讓他對覆蓋羅茲街巷的大雪越加渴望。波蘭的雪在回憶裡一點一滴溶化,直至他終於閤上雙眼。在他墳前,他的老同志們高唱《國際歌》。


班拿度(Bernardo)1924年生於加泰羅尼亞的巴塞隆拿。多年之後,他被喚作杜夫(Dov)。班拿度的母親就像舒歷克的母親,終身都是虔信宗教的婦女,雖則她去的不是猶太會堂而是天主教教堂。他父親卻一早放棄了任何靈性上的熱切追尋,一如叛逆的巴塞隆拿裡面很多五金工人那般成為了無政府主義者。西班牙內戰爆發之初,年輕的左翼共和國實際上統治著巴塞隆拿一段時期,備受各個無政府工團主義合作社支持。但佛朗哥的右翼軍隊不久到達該城,青年班拿度與父親在最後撤退一役於街頭並肩作戰。

內戰結束後幾年,班拿度被徵召進佛朗哥的軍隊,但他對新政權的觀感沒有因此軟化。1944年,他以一個武裝士兵的身份被丟到庇里牛斯山,在那裡他幫助反對該政權的人士越過邊境。當時他很樂意等待美軍到來整垮那個墨索里尼和希特拉的殘暴盟友,但那些民主的解放者根本從不嘗試這樣幹,使他為之沮喪。沒有選擇之下,班拿度自行越過邊境,成了無國之人。他到了法國當礦工,然後登上一艘船希望偷渡往墨西哥。可是他在紐約被捕,鎖上鐐銬遣返歐洲。

因此,1948年他亦身在馬賽,在船廠打工。五月的一個傍晚,他在碼頭附近的咖啡館遇上一群熱情的青年。這位年輕五金工人仍然夢想著巴塞隆拿革命合作社的人類美善,他開始被說服了,覺得以色列這個新國家裡的集體農場(kibbutz)就是它們的自然繼承者。跟猶太教或猶太復國主義沒半點干連的他,登上了移民船,甫抵達海法旋即被送往拉特倫(Latrun)山谷的戰場前線。他的同伴們很多都倒下了,但他活到最後,再而加入他在馬賽春光裡夢想的集體農場。那裡,他邂逅了他的終身伴侶。他倆跟另外幾對新人一起,由一個拉比主持簡潔的儀式迅速成婚。那年頭拉比們還是樂意提供這種服務,不過問多餘的事。

不久內政部發現一個嚴重錯誤:現在被喚作杜夫的班拿度,並非猶太人。儘管婚姻未因此宣告無效,杜夫被傳召到正式聽證會以核實他的真正身份。在政府辦公廳裡,他被帶到頭戴一頂黑色大無邊帽的官員跟前。當時,掌管內政部的宗教性猶太復國主義米玆拉希(Mizrahi)黨,仍是審慎又遲疑,尚未堅執「國家」疆界或身份排斥政治。

兩人對話大致如下:

「先生,你不是猶太人。」官員道。
「我從沒說過我是。」杜夫回答。
「我們要更改你的登記。」官員旁若無事。
「沒問題。」杜夫同意:「就這麼辦。」
「你的國籍是甚麼?」
「以色列?」杜夫試著說。
「沒這種東西存在。」官員斬釘截鐵。
「為甚麼?」
「因為沒有以色列這種國籍身份。」官員嘆一口氣:「你在哪裡出生?」
「巴塞隆拿。」
「那麼我們就寫成『國籍:西班牙人』。」
「但我不是西班牙人。我是加泰羅尼亞人,而我拒絕被歸類為西班牙人。那正是父親和我在三十年代戰鬥的原因。」
官員抓抓頭。他不懂歷史,但尊重他人。「那麼我們會寫上『國籍:加泰羅尼亞人』。」
「好極!」杜夫說。

就這樣以色列成了世上首個正式承認加泰羅尼亞國籍的國家。

「好了,先生,你的宗教是甚麼?」
「我是世俗無神論者。」
「我不能寫上『無神論者』,以色列政府不承認這個類別。你母親信甚麼宗教?」
「最後一次見面的時候,她還是天主教徒。」
「那我就寫『宗教:基督徒』。」官員鬆一口氣。
平素冷靜的杜夫開始失去耐性:「我不會帶著一張說我是基督徒的身份證。這不但違反我的原則,更冒犯我對父親的思念,他是無政府主義者,內戰時還向教堂放火。」

官員再次抓頭,權衡選擇,找出了辦法。杜夫帶著一張藍色身份證離開,上面註明他的國籍和宗教都是加泰羅尼亞。

許多年來,杜夫都為在苦惱如何不讓女兒受到他國籍和宗教的不利影響。他知道以色列的學校教師常把「我們猶太人」掛在嘴邊,即使他們的學生或學生的父母不屬於那一群人。由於杜夫抗拒宗教,妻子亦反對他受割禮,身份證上面始終沒被寫上改宗猶太教。某程度上他想像自己跟西班牙的馬拉諾人(譯按:Marranos,中世紀時被逼改信基督教而暗地依然信奉原來宗教的猶太人和摩爾人)有點相似。但女兒長大後向他保證,他的非猶太人背景沒有為她們帶來麻煩,他才釋然。

幸好,他所屬的集體農場不像其他所有以色列社群,不把外邦人埋骨墓地欄外,又或者送到基督教墳場。於是杜夫跟其他成員一起,被葬在集體農場的土地。不過,他的身份證不見了,儘管他不太可能拿走它陪自己最後一程。


到了某個適當時刻,舒歷克和班拿度這兩位移民,有了共同的孫女們。她們的父親,是這兩位故事主角的朋友。


(四之一)

〈摘譯《發明猶太人》導言(二)〉
〈摘譯《發明猶太人》導言(三)〉
〈摘譯《發明猶太人》導言(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