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February 27, 2014

摘譯《發明猶太人》導言(四)



《發明猶太人》
導言:記憶的負擔(四)

文:舒隆慕‧山德(Shlomo Sand)




(續前文)

建構的記憶

毫無疑問,個人經歷能左右歷史學家研究題目的選擇,大概較數學家或物理學家更甚。但假設個人經歷主導歷史學家工作的過程和方法,卻是錯誤的。有時候一筆可觀資助會把研究者引到某個特定範疇,也有時候,若較少有的話,新發現會逼使學者採納新的方向。與此同時,所有曾觸動學者核心關注的事物,都繼續連繫其心靈。別的因素也當然形塑著任何學術上的作為。

在這種種元素之上是一個事實:歷史學家一如社會上其他成員,遠在成為研究者之前已累積了重重集體回憶。我們每一個人,都攝取了由過往意識形態鬥爭所形塑的多重敘事,歷史課、公民課、教育制度、法定假日、紀念日和週年節慶、國家典禮——各個記憶場域匯聚成一個想像的宇宙再現過去,而且在一個人取得對它進行批判思考的工具之前已經匯聚完成。當歷史學家踏上他職業生涯的第一步,開始瞭解時間的面貌,這個由文化建構出來的「真相」組成的龐大宇宙就待在那學者的腦海裡,思想無法繞過它。因此,歷史學家不僅是個人經歷的心理與文化產物,也是這些被灌輸的記憶的產物。

還是幼兒園裡一個小孩的時候,作者在光明節(Hanukkah festival)跺著腳熱情歌唱:「我們帶著火與光而來,驅走黑暗!」「我們」和「他們」的基本印象在他心裡逐漸成形。我們,猶太人的馬加比家族(Maccabees),就是光明的一方;他們,希臘人及其從眾,是黑暗的一方。之後在小學,聖經課告訴他聖經裡的英雄征服了應許之地,而這片土地是應許給他的。來自無神論家庭的他質疑這個應許,但又很自然地贊同約書亞手下戰士,把他們認作自己的祖先(他屬於那個將聖經與民族復興直接連成一線的世代,不像之後把摩西出埃及和納粹大屠殺連結的講法)。身為古老猶大民族後裔的感覺變成不單是一份確信,甚至是他自我認同的核心成份。不論修讀歷史抑或成為專業史家,都無法化解這些結晶了的歷史「記憶」。儘管歷史上民族國家比普及教育更早出現世上,但民族國家惟有靠普及教育制度才可使自身位置穩固。文化建構出來的記憶,牢牢嵌在國家教育上層,其核心乃民族史學。

為了在現代成就一個單一的集體,必須提供一串長長的敘事,指出現時集體中每位成員的父親和「祖宗」有甚麼時空上的連結。這樣一個理當貫穿整個民族身軀的緊密扣連,實際上在任何社會皆從未存在過,於是記憶的代理人只能拼命去發明它。藉著考古學家、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的協助,形形色色的發現被蒐集起來。這些發現經過散文家、記者和歷史小說作家之手大加美化,化粧整容之後的過去演變為民族驕傲又帥氣的肖像。(注一)

每種歷史皆包含神話,但那些潛藏在民族史學裡面的神話特別厚顏。民族與國家的歷史被設計得像廣場上的雕像——一定得宏偉、聳立參天、英雄壯烈。直至二十世紀最後的四分之一時間為止,閱讀一個國族的歷史就像看本地報紙的體育版:「我們」與「所有其他人」是慣常的分類,幾近天然。一個多世紀以來,生產我們是民族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的畢生工作,是記憶的權威聖職。

在這個民族從歐洲分支出來之前,很多人相信他們是古代特洛伊人的後裔。這個神話到十八世紀末被科學地調整過,受到了專研過去——希臘人和其他歐洲人——的幻想著作影響,在現代希臘土地生活的居民自視為蘇格拉底與亞歷山大大帝生物學上的後代,又或者是拜占庭帝國的直接繼承人。從十九世紀末起,具影響力的教科書把古羅馬人轉化成典型意大利人。在法國第三共和時期的學校裡,在儒略‧凱撒年代反叛羅馬的高盧部族被描繪為真正的法國人(雖然不太有拉丁氣質)。別的歷史學家則挑選了公元五世紀克洛維一世改信基督宗教,作為永恆法國民族的真正誕生。

羅馬尼亞民族主義的先驅者從古代羅馬殖民地達西亞(Dacia)提取他們的現代身份,他們以這個崇高起源將自己的新語言命名為羅馬尼亞語。在十九世紀,許多不列顛人開始當曾激烈抵抗羅馬征服者的布狄卡女王(Queen Boudicca),居爾特部族愛西尼(Iceni)的領袖,是首個英國女人,在倫敦為她豎立了光榮的雕像。德國作者抓緊塔西陀(Tacitus)筆下阿米尼烏斯(Arminius)率領古代切盧西(Cherusci)部族的記載,將他描述成他們民族之父。就連擁有眾多黑奴的美國第三任總統湯瑪士‧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也堅持在美國的國璽刻上亨吉斯特(Hengist)與賀薩(Horsa)的模樣,他們在克洛維一世受洗的同一個世紀率先帶領撒克遜人侵略英國。傑佛遜給的理由是他們「是我們光榮地繼承的先人,我們亦繼承了他們的政治原則與政府形式」。(注二)

大同小異的事在二十世紀繼續出現。鄂圖曼帝國崩解後,新土耳其的居民發現自己是白種雅利安人,是蘇美爾人和赫梯人的後裔。一個懶惰的英國官僚隨意定下伊拉克的疆界,在地圖上畫了一條死板板的直線。那些一夜之間變成伊拉克人的人們,不久就從他們權威的歷史學家口中學會自己是遠古巴比倫人和阿拉伯人的後裔,是撒拉丁手下英勇戰士的子孫。許多埃及公民毫不懷疑他們第一個民族國家就是古代而異教的法老王國,但這並未妨礙他們對伊斯蘭教的熱忱。印度人、阿爾及利亞人、印尼人、越南人和伊朗人依然相信他們的民族一直存在,而他們的學童年幼時已經要記下長長的歷史敘事。

對以色列人而言,尤其是猶太裔出身的,這些神話牽強附會,而他們自己的歷史則建基於牢不可破的精準真相。他們確切知道猶太民族打從摩西在西乃山上取得十誡法板時已經存在,他們是它唯一的直系後裔(除了還沒被發現的十個支族以外)。他們深信這個民族「走出」埃及,在神祇廣為人知的應許之下征服了「以色列之地」並安居其上,創造了大衛與所羅門的偉大王國,然後分裂為猶大王國和以色列王國。他們亦深信這一個民族在它的光輝歲月後流亡了不止一次而是兩次——第一次是公元前六世紀第一聖殿陷落之後,第二次是公元70年第二聖殿陷落之後。然而縱是在第二次流亡之前,這個獨一無二的民族也創立了希伯來哈斯摩尼(Hasmonean)王國,對抗希臘化的邪惡影響。

他們相信這些人——他們的「民族」,必定是最古老的——流浪了接近二千年,儘管長年累月身處異邦人之中,卻能夠避免融入其中或被人同化。這個民族廣泛分佈,苦澀的流浪足跡遍及也門、摩洛哥、西班牙、德國、波蘭,還有遙遠的俄羅斯,但它總是有辦法在廣泛分佈的群體之間維持緊密血緣關係,保存自身的與別不同。

然後,到了十九世紀末,他們互相競逐,在很偶爾的情況下聯手要將這個古老民族從長眠中喚醒,為了復興及回歸古老故鄉而準備。這個民族歡欣地開始洶湧回歸,很多以色列人仍舊相信——縱使是出於希特拉可怖的屠殺——「以色列之地」(Eretz Israel)很快就會被數以百萬計出於自由意志「回歸」(aliyah)的猶太人填滿,因為這是他們堅持了數千年的夢想。

在這個流浪民族需要自己疆土的同時,那塊空曠的處女地也在等待一個民族來臨並使它綻放。某些不速之客無疑在這片土地上定居,但由於「這個民族在大流散(Dispersion)裡貫徹信仰」了二千年,這片土地只屬於這個民族,而不是那一小撮沒有歷史只在地上蹣跚爬行的人。因此流浪民族為了征服國家而發動的戰爭被合理化了,本地人民的激烈抵抗是罪惡,僅僅是因著猶太人(非常不符聖經的)慈善這些陌生人才得以留下來,在這個回歸到它的聖經語言和神妙土地的民族之間及旁邊居住。

即使在以色列,這些記憶的負擔也不是自行出現,而是由天賦不凡的過去重構者自十九世紀下半葉層層積累。起初他們搜集了猶太教和基督宗教的記憶碎片,從中以想像力建構一段悠長、不斷裂的「猶太民族」譜系。在此之前,不存在有組織的公開「回想」,最妙的是在此之後情況也沒有改變。儘管猶太歷史研究學術化——憑著在英屬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先後開辦大學,以及在西方到處開設的猶太研究課程——關於猶太人過去的觀念一般維持不變,保留著它統一的、種族式的特質直至今日。

猶太教和猶太人的史學當然採用過各種研究路徑,在生產力旺盛的「民族過去」領域從來不缺論戰與異議。但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任何人質疑過十九世紀晚期與二十世紀初形成並被接納的根本概念。不論是二十世紀後期在西方世界大大改變歷史研究的重要過程,抑或是民族與民族主義研究的明顯範式轉移,都不曾影響以色列大學裡面的「以色列人民歷史」(即是猶太人歷史)學系。神奇地,它們也沒有在歐美大學猶太研究的海量著述裡留痕。

每當偶有威脅到那幅不斷裂、線性的猶太歷史圖像的發現,它們鮮有被引述;待它們曝光了,就迅速被遺忘湮沒。國家的緊急狀況造就了阻止任何有違統治敘事之舉的鐵鉗,關於猶太人、猶太復國主義者以及以色列過去的資料都得在特定框架之內生產——那些猶太歷史的專屬學系徹底獨立於中東史的一般學系——這些框架大力促成那份驚人的麻木與頑固的拒絕,不去開拓新的史學以冷靜研究猶太人的起源與身份認同。「誰是猶太人」這條問題一再在以色列公眾裡浮現,主要是基於它意味的法律事宜。可是它沒有困擾以色列的歷史學家,他們永遠知道答案:猶太人就是那個流亡了二千年的民族的後裔。

在1980年代初開始並持續了一會的「新歷史學家」爭論,希望搖撼以色列記憶的結構,卻幾乎沒有半個「權威的」歷史學家參與其中。參與那場公共辯論的少數人裡面,大部份來自其他學科又或者學術圈之外,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東方學家、語言學家、地理學家、文學學者、考古學家,甚至一些獨立評論家,都就猶太人的、猶太復國主義的、以色列的歷史表達了新的保留。他們有些人在以色列之外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卻在國內的院校找不到一席之地。為此,猶太歷史學系本應是提供研究突破的主要來源,到頭來卻不過以護教式的官腔作出了坐立不安的保守回應。(注三)

1990年代,異議歷史主要處理1948年戰爭各階段及其後果,尤其聚焦於箇中道德意涵,這場辯論無疑對以色列社會的記憶演變功不可沒。纏繞以色列人良心的所謂1948症候群,對以色列這個國家未來的政治重要,但也許對它未來的存續更是必要。任何對巴勒斯坦人有意義的妥協,如果可以實現的話,必須不僅僅考慮猶太人的歷史,還要考慮「他者」近代的歷史。

可惜這場重要辯論在學院研究的領域成果有限,在公眾意識的出現亦只屬邊陲。年紀較長、已有地位的世代完全否定一切新發現和檢討,來自年紀較輕世代的知識分子或許願意承認建國路上曾犯下罪孽,但他們很多都抱持相對而彈性的道德觀去容許例外情況:巴勒斯坦浩劫(譯按:Nakba,指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佈獨立建國後發動戰爭佔城滅村,導致七百萬巴勒斯坦人流亡。Nakba紀念日為每年以色列獨立日的翌日)比起納大屠殺算甚麼?甚麼人竟敢將巴勒斯勒難民的短短經歷與流亡二千年的痛苦相提並論?

較少強調「政治罪行」而多聚焦猶太復國主義事業長期發展過程的社會史研究,並沒有受到那麼多重視。儘管由以色列人所著述,這些研究從不以希伯來文發表(注四),少數以希伯來文質疑民族歷史範式的著作則普遍遭到漠視。這些包括波亞斯‧艾維朗(Boas Evron)大膽的《猶太國家抑或以色列國族?》(Jewish State or Israeli Nation?),以及尤里‧拉姆(Uri Ram)迷人的論文〈猶太復國主義史學與現代猶太國族性的發明〉("Zionist Historiography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Jewish Nationhood"),兩者根本地挑戰了關於猶太人過去的專業史學,然而上述挑戰卻鮮少困擾生產這種過去的權威人士。

這本書執筆於1980年代與1990年代早期的突破之後。要是沒有艾維朗、拉姆和其他以色列人的挑戰性著作(注五),最重要是埃納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和班尼迪‧安德遜(Benedict Anderson)等等非以色列學者對民族主義研究的貢獻(注六),作者能否重頭質疑自己身份認同的根源,又能否自童年堆滿其對過去觀感的層層記憶之中解脫,不無疑問。

談到民族歷史,不但容易見樹不見林,對整片林地驚鴻一瞥亦揭示了森林廣袤得嚇人。專業化分工把學者分隔於過去的特定部份。敘事是朝向共融發展,但若要一個異議的後設敘事成形,歷史研究須得在多元文化下進行,遠離民族武裝衝突還有對身份和尋根的長期焦慮。

在2008年的以色列現實裡,如此宣言大概不可不謂悲觀。以色列存在了六十年,其民族歷史卻一直難以建立,沒有理由預期它會在短期內成熟。作者不怎奢望這本書會被人接納,但無論如何,他確實希望少數讀者願意冒險更基進地重新審視過去,繼而協助鬆動那種貫徹幾乎全部猶太裔以色列人所思所行的本質主義身份認同。

雖則這本書出自專業歷史學家之手,它還是冒了一些在這個研究領域不被容許的風險。根據行規,學術界要求學者跟從規定的途徑並待在他的專攻領域,但翻看這本書各章節的標題,不難發現當中探討的一系列議題超出了單一學術領域的疆界。聖經研究導師、古代史學家、考古學家、中世紀研究者,當然還有猶太民族的專家會抗議作者侵入了不屬於他的研究領域。

這個主張不無這理,而作者亦清楚知道。比起一個歷史學家獨自完成,這本書還是交由一個學者團隊去寫較理想,可惜這並不可能,因為作者找不到搭檔。故此書中或有不準確之處,作者為之抱歉,並邀請各方評論全力糾正。他不自視為以色列的普羅米修斯,為以色列人盜取歷史真相的天火,所以他不害怕以猶太史學專業企業姿態出現的全能宙斯。他不過嘗試喚起大家注意一個廣為人知的現象——走出特定的領域探險,或者在幾個領域的圍欄之間徘徊,偶爾會取得意想不到的啟示,揭露出人意表的關連。有時在旁邊思考,而不是在裡面思考,能夠萌發歷史的思維,縱使缺點是變成非專家而且經常臆斷。

對於驟眼看來簡單得教人驚訝卻又根本的一些問題,被認可的猶太歷史專家不習慣去面對,於是值得我們代勞。譬如說,到底是否有個猶太民族當真存在了幾千年,而其他「人群」則衰頹消亡?到底聖經這個可觀的神學圖書館(而沒有人真的知道誰撰寫和編輯它的書卷),如何又為何變成記錄一個民族誕生的可靠史書?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猶太哈斯摩尼王國——它分散的臣民不全都說同一種語言,而且大部份是文盲——算是個民族國家?到底猶太人群是在第二聖殿陷落後流亡,抑或那是個並非巧合地化成猶太傳統一部份的基督宗教神話?假如沒有流亡,留在當地的人身上又發生了甚麼事,在歷史舞臺上出現的那數以百萬計位於意外且遙遠地區的猶太人,到底又是誰?

假如猶太人當真是一個民族,除了宗教信仰與某些宗教習俗之外,一個在基輔(譯按:Kiev,烏克蘭首都)的猶太人和一個在馬拉喀什(譯按:Marrakech,摩洛哥西部都市)彼此民俗文化有甚麼共同元素?也許,撇下了別人告訴我們的一切事情之後,猶太教只不過是在其對手基督宗教與伊斯蘭教崛興前廣泛散佈的一個宗教,然後捱過屈辱和逼害存續至現代。主張猶太教是個向來重要的信仰文化而非統一的民族文化,會減損它過去一百三十年在猶太民族主義支持者口中所聲稱的尊嚴嗎?

假如各個猶太教社群之間沒有共同的文化公約數,他們是如何靠血緣連繫和劃分?猶太人是不是某個外來的「民族—種族」,一如反猶主義者十九世紀以來所想像並企圖游說我們相信的那般?當那麼多以色列公民全心信服他們的種族同一性,打倒假設並宣稱猶太人有其獨特生物學特徵(從前叫猶太人的血,今天叫猶太人基因)此一教條,前景又何在?

另一個歷史的諷刺是:在某些時期的歐洲,若有任何人指所有猶太人均屬同一外來民族,馬上就會被歸類為反猶主義者。時至今日,任何人膽敢提出被世人看作猶太人(不同於現在的猶太裔以色列人)的那群人從來不是,而且至今仍不是一個民族或國族的話,將即時被斥為仇猶者。

受到猶大復國主義獨特的國籍概念主導,以色列政府成立了六十年卻依舊拒絕自視為服務其公民的共和國。四分之一公民不被歸類為猶太人,而國家的法律意味著以色列既非他們的國家亦不由他們擁有。國家也迴避將本土居民包含進它所創造的超級文化裡面,反倒刻意把他們排拒出去。以色列又拒絕成為協商式民主政體(consociational democracy)(如瑞士和比利時)或多元文化民主政體(multicultural democracy)(如英國和荷蘭)——這是說,一個服務其居民並接納差異的國家。恰恰相反,以色列堅持自己是個屬於世上所有猶太人的猶太國家,儘管他們已不再是受逼害的難民,而是他們選擇居留之國家的完整公民。之所以能嚴重違反現代民主原則、死守肆無忌憚的民族政權粗暴歧視某部份公民,其藉口乃建基於這個積極打造的神話:一個終必在其祖先土地重聚的永恆民族。

戴著猶太復國主義厚厚的有色眼鏡去擬定新的猶太歷史困難重重——光線穿過了它卻化成刺眼的種族中心色彩。請注意:這本書認為猶太人一直構成現身世界各地的重要宗教社群,而不是有著單一起源而永久流亡的民族,但這本書並不直接處理歷史。既然它旨在批判一個廣泛流傳的史學論述,無可避免要提出替代的敘事。作者從法國歷史學家馬賽‧德田(Marcel Detienne)的問題迴響心頭開始——「我們如何將民族歷史去民族化?」(注七)我們怎樣才能不再在由民族幻想捏造的材料舖墊的路上長途跋涉?

對民族的想像,是史學發展的重要階段,事實上也是現代性演化的重要階段,自十九世紀以來很多歷史學家牽涉其中,然而到了二十世紀末民族身份認同之夢逐漸褪色。越來越多學者剖析並檢視宏大的民族故事,尤其是迄今仍籠罩著歷史書寫的共同起源神話。更不用說不斷以意料之外方式席捲西方的文化全球化衝擊,而歷史的世俗化在其影響下發生。

昨日的身份認同惡夢,不是明日的身份認同夢想。正如每個人格都由種種流動多樣的身份認同組成,歷史也帶著流動變迭的身份認同。這本書嘗試在人物和社會兩方面點明這個內在於時光流逝的維度。雖說這次對猶太人歷史的深長探究與常見敘事有異,卻也未必能擺脫主觀,作者亦無意自詡毫無意識形態偏見。他志在為未來的異議歷史展示一些概要,或可推動另一種不同的文化建構記憶——那將是一種記憶,意覺自身包含的相對真相,渴望協助打造在地的身份認同,同時又建立對過去批判而普世的意識。


注釋:
一.  關於發明虛構的過去,參見E. Hobsbawm與T. Ranger編輯之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二.  引述自Patrick J. Geary著,The Myth of Nations: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7。這本優秀著作揭示了將大部份現代民族歷史應用的「民族」標籤在處理中世紀時的錯誤。
三.  理解這場爭議,參見Laurence J. Siberstein著,The Postzionism Debates: Knowledge and Power in Israeli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以及本人所著Les mots et la terre. Les intellectuels en Israël, Paris: Fayard, 2006, 247-87。
四.  主要是兩部著作:Baruch Kimmerling著,Zionism and Territory: The Socio-Territorial Dimensions of Zionist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以及Gershon Shafir著,Land, Labo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1882-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五.  參見Boas Evron著,Jewish State or Israeli N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以及Uri Ram著,"Zionist Historiography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Jewish Nationhood: The Case of Ben Zion Dinur", History and Memory 7:1 (1995), 91-124。參與「迦南人」運動的知識分子,是挑戰猶太復國主義史學經典範式的首批以色列人,但他們依賴的是非常脆弱的神話。
六.  參見Benedict Anderson著,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以及Ernest Gellner著,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83。
七.  Marcel Detienne著,Comment être autochtone, Paris: Seuil, 2003, 15。值得一提的是我跟法國歷史學家Marc Ferro的對談為這本書帶來了資料與靈感,參見"Les Juifs: tous des sémites?",收錄於Les Tabous de l'Histoire, Paris: Nil éditions, 2002, 115-35。



(四之四,完)


〈摘譯《發明猶太人》導言(一)〉
〈摘譯《發明猶太人》導言(二)〉
〈摘譯《發明猶太人》導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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