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湖淬筆

萬人齊野戰

2011-12-31T19:09:00.001+08:00

（只是碎布和棉花，造成鬆弛熊的模樣就能令人為牠／它被擠壓感到可憐。表情是召喚移情的媒介——原本是的。）

從來害怕與無表情的人共事。或許我們身邊總有一兩位這樣的朋友，你堆出笑容緩和氣氛的時候他無動於衷，你義憤填膺的時候他也不覺得有甚麼事情好生氣。那不是板起臉覺得全世界都欠他錢的鬱怨模樣，而是純粹的無表情，旁人無法從眼耳口鼻讀出任何心思，以致他們每次說笑話，你都忍不住想想那是真的開玩笑抑或話中有話。

但我們總有不愛表情的場合。坐火車發現對面的陌生乘客望著你露齒一笑，比起在友善氣氛裡陶醉，你更可能渾身不自在，然後懷疑自己今早是否忘了拉上褲鏈。在一般公共場合，別說表情交流，我們連眼神接觸也刻意迴避，獨自打瞌睡看報紙玩iPhone才是合乎禮法的。話說旺角街頭推銷伎倆無奇不有，近年最教人絕倒的說不定是這一招：有人突然往你背上一拍喊一聲「喂」，以為是熟人轉身準備相認，只見一個濃粧少女全副武裝準備sell保險。吹啤脹。

要不要表情交流，劃分了陌生與熟悉，公共和私人。傳統的假設把表情視為傳情達意的劇本，而劇本執行與否由雙方關係決定——別說表情，縱是教仔也可以有主流偏好的劇本，但不見得拿著同一份劇本就可以把任何人當仔教——換言之，表情兼具情意交流與關係確認的功用。有規則就有越界，越界未必是對二元對立規則的顛覆，不熟裝熟的賣保險以至各種各樣的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ur），七情上面多是為了利用上述規則讓當事人產生彼此關係親密的錯覺，放下心房鬆開荷包。反過來說，一旦規則崩潰，人人不再相信表情與關係同行，生意也就難做了。

不過凡事有例外，例如偷窺。偷窺之際，表情不一定跟關係確認相干。鄰居六國大封相，偷窺者毋須涉足家庭倫理大悲劇擔綱演出，關係是人家的關係，表情呢，一按快門拍下即可收歸己有拿回去大快朵頤，公諸共好。油雞鹵味樣樣都要，斬大舊叉燒。

家變如是，性愛更如是。聖誕節翌日，一對少年男女在公園偷歡，不幸遭偷拍，影片網上瘋傳後旋即見報。飽餐偷拍者或痛斥當事人道德淪亡，或評頭品足再拋下一句「條女唔得」，然則自己性生活如何，大抵隻字不提。提了，不免由旁觀者席次踏進任人評斷的主角位置，是花生還是燒味都食不下嚥。

要「人」成為隨處流通任由買賣的「勞動力」，首先要把他們剝離於土地，於是圈地運動催生了勞動市場。要激動人心的悲歡愛恨傳遍天下，隨手拍下將之剝離於其原屬的人際關係即成。問題是，資本家追求勞動力是為了利潤，我們渴求陌生人的醜態／狂態／媚態又是為了甚麼？兩人打野戰，還不及萬人齊share野戰難以理解——唯一能夠理解的，可能是我們比那對少年更想要野戰（畢竟，人家搞不好只是Boxing Day客滿無位開房，又或者窮到無錢開房）。

三千萬年之後

2011-12-05T12:09:00.000+08:00

（By Bizarro）

搭巴士過馬騮山。面前涼風習習，背後傳來一對初老夫婦的對話。

「又唔俾私人餵馬騮，咁係咪政府餵佢地？」

「私人唔俾餵，政府都唔俾餵架。」

「咁啲馬騮食乜嘢？」

「成座山咁多樹又樹葉又生果，隨手都有得食啦。」

天生天養，距離我們的常識已經很遠。不是私人餵就是政府餵，此番想像大有經濟學教科書的味道——除了那個不值一提的「傳統經濟」，世上分配資源的制度只有商家話事的「市場經濟」和政府話事的「計劃經濟」。於是，所謂的「搵食」其實不是像猴子一般真的去找食物，而是做僱主叫你做的事然後伸手拿錢，或者問政府拿福利。城市裡唯一靠撿東西為生的「職業」，好像叫拾荒。

想知道天賦這回事有多脫離時下想像，可以看樓盤廣告。最近一個在各大地產代理熱賣的新盤叫「天賦海灣」，呎價承惠兩萬七千六百元，打破新界樓價歷史紀錄。或許這同時打破了樓盤命名的浮誇紀錄。「天賦」的東西得花鉅款買回來，已經夠詭異，天要下雨我們總不成向玉皇大帝交水費罷。再說，樓盤由信和集團出資、工人身水身汗出力建造，甚至連它坐落的「海灣」也是政府在吐露港填海填出來的土地，半點談不上天工天成。

城市人對天然的陌生感，反過來變成物以罕為貴的獵奇癖好。「天賦」這個標籤，跟所有商標差不多，提升商品價值遠比名副其實重要，此所以凱旋門沒有拿破崙，天璽不能在聖旨上蓋印，天賦海灣也不天賦。可是這一次的問題並不止於符號消費，更實在的物質關係同時被突顯了：天然資源（如土地、海景、砂石、鐵礦等等）先後經政府和商家的手被徵用、改造成貴得可怖的天價商品，「天然」在符號意義上化成商品之前，早已在物質意義上商品化了，正如一切商品一樣。

在社會光譜的一端，是不掌握也沒想過可以掌握天然資源的打工仔；在光譜的另一端，是坐擁天然資源且每日以此牟利的資本與國家。三千萬年前，人和猴子從同一個祖先分化開來，若說三千萬年後兩者有何分別，比起那7%的基因差異，顯而易見的大概是猴子仍然自行覓食，人類——至少是大部份的人類——已習慣被豢養，鮮少主動搵食，更少從商家與政府手上奪回衣食住行的生產與流通。

觀乎畜牧史，被豢養的動物通常不外乎三種用途：食糧、勞動力和賞玩。早些時候有反外傭居港權人士對著傳媒放言「就算佢做一百年都係工人」，大有物種壁壘不可破之意，不過香港的工人當然不只有外傭。你想怎樣「貢獻社會」？誰的社會？

獸窩與金屋：略論施政報告的房屋政策

2011-11-29T22:30:00.009+08:00

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恐怕連他自己都沒意識到，他話語裡包蘊著的可怕事實。我們除了變成狐狸或飛鳥，很難再找到棲身之窩。

——芥川龍之介，〈西方的人〉

（Clemson Clay Nest, by Nils-Udo, 2005）

獸窩與金屋
——略論施政報告的房屋政策

施政報告出爐，大眾的眼球都被箇中「新居屋」方案牢牢吸住了。傳媒爭相炒作「新居屋」的所謂地價補貼——業主賣屋時只須向政府補交當年買屋的地價？樓價一升地價一升豈非賺到笑？於是，有人開始眼紅那些尚未存在的「新居屋」業主，有人大叫抽到「新居屋」好過中六合彩，有人斥責政府不應以公帑補貼他人投機……「新居屋 = 發達」的公式植入民心，回歸後滿城「負資產」的鬼哭神嚎，當下二手居屋市價追不上同區同面積私樓的客觀事實，全被拋諸腦後。沒有誰再記得起樓市是會下跌的，也沒有誰發現樓市上升時賣掉手上居屋也很可能買不起更昂貴的私樓，「上車」細屋換大屋是幻覺，手上有的不過長住和瞓街兩個選擇（注一）。樓價是升是跌，「新居屋」業主都不見得會中那傳說中的「六合彩」。再說，首批「新居屋」要在市場轉售起碼要等到2021年，誰敢說十年後市況如何？

眼球被吸掉了，盲目是必然結果。注目於「新居屋」和它附送多少「可發達性」的同時，我們遺忘了屋是用來住的，因此也瞧不見施政報告在住屋問題上的極大漏洞：公屋。漏洞有多大？截至2011年三月，公屋輪候冊累積申請個案逾十五萬，政府依然慢條斯理的嚷著每年興建一萬五千個單位，瓶口比瓶蓋大上十倍。

這還只是漏洞的開端。在把住屋等同炒賣工具的資本主義社會，人要有個棲身之所，殊不容易。

滿紙荒唐言　花甲當青年

整份施政報告對公屋著墨不多，第廿一段是少數相關的章節：

「根據房委會的公營房屋建設計劃，未來五年共有約七萬五千個公屋單位落成，亦即平均每年有一萬五千個。加上每年收回的單位，預計這建屋量目前可以維持一般輪候冊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約三年的目標。」

據說香港公務員的文官系統備受讚揚。文官，當然要懂得舞文弄墨。以上短短九十字，就精巧地嵌入了三個謊言。以為那是說現在申請公屋可以三年上樓？很合理的反應，卻大錯特錯。首先，要搞清楚「輪候」的對象到底是甚麼，那不是公屋單位，而是「首次配屋機會」。申請公屋跟買樓大不相同，事前不會有示範單位讓你參觀，你也不會知道樓盤在哪一區哪條街，連租金多寡也是機密。你能夠在申請表上填寫的選項只有四個：市區、擴展市區、新界或離島。三年後配屋結果出來，是否發配邊疆，是否渠塞牆裂，是否貼近令人心曠神怡的堆填區，無人可以擔保。拒絕房委會編配的單位嗎？又要再輪候幾年。「三年上樓」，不等於三年入伙。

第二個謊言是「平均輪候時間約三年」的「三年」。縱使僅僅是讓我們有幸睇樓的「首次配屋機會」，也不是每位申請人都可以在三年內得到。這是官方親口承認的事實。房委會最新文件顯示，公屋輪候冊上有11,200戶人家要苦等超過三年才獲得配屋機會（注二）。別忘了，「三年」前面還有一個「平均」。他快些，你慢些，拉上補下就是「平均三年上樓」了。是的，是有萬多個家庭在吃西北風，但施政報告沒騙你嘛對不對？

最後也是最大的一個謊言，在於「誰」去輪候公屋。不管再怎麼咬文嚼字取巧，十五萬個輪候個案和一萬五千個年均建屋量，隨便一個擁有小學數學知識的人都就夠看穿「三年上樓」絕不可能實現，就像兩吋金箔不足以貼滿天壇大佛一樣。除非政府像納粹黨送猶太人進毒氣室似的把現有公屋居民一隊隊趕出來，否則無法保證騰出足夠單位達標。這時候，「一般輪候冊申請者」就登場了。在政府的現行定義之下，惟有以家庭為單位申請公屋才算「一般」，單身人士如非年紀老到手震尿頻卻去申請公屋，就是很不「一般」的，跟外星人差不多。為免外星人來香港跟一般人搶福利，政府為這些單身人士另設一條名叫「非長者單身人士」的輪候隊伍，設預非常嚴苛的關卡，與「一般輪候冊申請者」分隔開來。他們等閒輪候十多年，不適用於「三年上樓」。不動聲息來個分拆上市之後，政府將佔輪候冊個案總數43%的「非長者單身人士」一口氣「和諧」掉，那盤叫「三年上樓」的數也就馬馬虎虎篤好了。

43%的公屋輪候冊個案，合共66,600位申請人，這群聲勢浩大的「非長者單身人士」可不是幾句謊言就能「和諧」得了。六萬多人，別說佔領中環匯豐總行地下，連佔領新政府總部大樓也綽綽有餘。再不然，哪天他們效法半世紀前的香港人漫山遍野搭建寮屋自救，政府鐵定頭痕不已——正因為當時剷除寮屋的成本比興建公營房屋的還要高昂，方有日後的大規模房屋政策（注三）。要令六萬多人自動退縮，政府決定惡人先告狀。施政報告發表後的第三日，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在電台節目裡如此揚言：「年輕人一到十八歲就排隊輪公屋，他們應讀書、增值，有向上流動機會，咁快將自己標籤為公屋受益人，未必是好事！」（注四）

惡人先告狀不獨需要霸氣，更需要捏造罪名的創意。鄭汝樺這番金玉良言的潛台詞，自是指責「非長者單身人士」盡皆好食懶飛不求上進的「廢青」，不知廉恥地搶奪公屋福利。嚴格來說，公屋算不算福利大有商榷餘地，撇除政府撥地以後，它的帳目從興建到營運到拆卸重置都是盈多於虧，油水之豐厚，足以讓房委會自七十年代已把甲類房屋（公屋）的利潤恆常補貼乙類房屋（臨屋）的開銷。踏入廿一世紀公屋賺錢的大趨勢依然不變，直至房委會將滿載居民社區消費的公屋商場停車場賣斷予領匯、公屋帳目失去重要收入來源為止（注五）。儘管租金低於市價，把賺錢的公屋喚作「福利」，其實十分弔詭。或者下次到茶餐廳叫套餐送熱飲我們也該叩頭謝恩，尤其茶餐廳老闆賺的一定不夠房委會多。

我賺你錢卻要你多謝我，還不夠創意，「年輕人」一詞才是創意巔峰。按照房委會規定，「非長者單身人士」的意思是五十八歲以下的單身人士。直逼耆英級數的「房委會青年」成功突破十大傑青年齡上限，粉碎常識，鄭汝樺叫「年輕人」去「讀書、增值、向上流動」，翻譯過來就是叫可能年近花甲的大叔大嬸不應申請公屋，應該考大學再搵工由低做起，忍他十多二十年自會升職加薪住洋樓養番狗——真相是，公屋輪候冊上的「非長者單身人士」過半數都是三十歲以上的壯年中年，不是甚麼青年（注六）。

北京奧運期間，中國女子體操隊有選手被揭發曾虛報年齡參賽，坊間嘲曰「國家說十六歲就是十六歲」。香港政府更進一步，說你是青年就是青年，而且這個「你」不是一個人而是好幾萬人。甚麼叫「輪候」，甚麼叫「三年」，甚麼叫「一般」，甚麼叫「青年」，語言的決定權盡在政府手上。不像陳小春所唱的《戰無不勝》，「哪個有權決定，天地自能做證，不管有什麼背景」，有權決定的人確實具有特殊背景。《明報》早前曾揭露三司十二局高官的物業升值拋離其薪酬三倍，打從唐英年辭官參選特首，手持總值8650萬元物業的鄭汝樺更進佔榜首，榮登「高官樓后」（注七）。有樓階級的私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施政，旁人無從得悉，但如此政府，如此高官，會鼓勵市民以申請公屋為恥以買樓接貨為榮，也不足為怪。

逾十萬人遭遺棄　住屋等到下世紀

不過，欺瞞的最高境界並非巧言令色，而是一默如雷。假如我們以為香港住屋問題就是十五萬輪候與一萬五千公屋的差距，或是那六萬多個上樓無期的「房委會青年」，那未免錯過了問題的全貌。追根溯源，既然屋是用來住的，有人沒屋住就是住屋問題。要量度問題大小，看看有多少人無合理居所容身就行。他們既買不起樓，亦遭公屋拒諸門外，如果不是幸運地有可供投靠的家人朋友，這批人要麼露宿街頭（有社工跟我說港島區的天價房租已逼使區內不少綜援人士淪為露宿者），要麼承受昂貴呎租換來半永久地瑟縮在小小的劏房／棺材房／工廈劏房（注八）。他們數量孰多孰寡，政府從未統計過，至少從未公開過統計結果。這批人口再加上有得輪公屋等同沒得輪公屋的「房委會青年」，構成了香港住屋問題的死穴。

口中不吐半句是一回事，額角冷汗如雨是瞞不了明眼人的。香港住屋問題之慘重，已逼得政府狗急跳牆——施政報告鮮被提及的一大關鍵表態，是政府從此將劏房納入官方認可的住屋「出路」：「無疑『劏房』關乎樓宇安全，但同時也是為未符合上樓資格的基層市民提供居民的地方。『劏房』不能用一刀切方式去全面取締。」（見施政報告第二十段）把話放明白了，即是老子繼續建那一丁點公屋，繼續天天撒謊，蟻民們沒屋住就給我留在劏房自生自滅！

對於去年一月土瓜灣馬頭圍道因劏房僭建而塌樓的災民來說，這份施政報告可謂最冷血的「禮物」。劏房有多危險？傳統以木板隔開的「板間房」固然容易使火災蔓延，近年流行的以水泥牆分隔、在地板重舖水管再蓋上一層水泥遮掩的「劏房」建築法也是個計時炸彈。須知劏房大多位處舊區唐樓，結構本已不甚結實，在單位裡再舖上幾噸重的額外水泥未必是建築物所能承托，兼之劏房成風下一連好幾個樓層皆如法炮製，重量負擔更是以倍數增長。因此倒下去的舊樓，恐怕將不止馬頭圍道那一棟。

讓我們回到原點：到底香港有多少市民無合理居所容身？有兩個因素可以幫助回答這個問題，一是入息，二是家庭狀況。入息太多，無法申請公屋；入息太少，又買不起樓。一個月賺多少才買得起樓？「新居屋」面世，曾蔭權在發表施政報告同日晚上的電視訪問裡宣稱月入萬五元就有能力負擔售價一百五十萬起跳的「新居屋」單位。嗯，講故不駁故，至於你們信不信，反正我就信了。暫且把「月入萬五元以下」當作無力買樓的一族。

接下來是家庭狀況。買樓，通常是已婚人士比單身人士較具優勢，成立一個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家庭是勉強榨出足夠金錢供樓的典型策略。對低收入人士而言結婚也是方便申請公屋的辦法，畢竟那個不盡不實的「三年上樓」只適用於「一般家庭申請」。「單身人士」要在香港尋找瓦遮頭，委實事倍功半。

為了滿足喜歡鼓勵青年「讀書、增值、向上流動」直至買樓的鄭汝樺以及她的同路人，我們另外加入「年齡」這個考慮，姑且把廿五歲以下的市民剔除在外，假設他們是由美滿家庭餵養，或是不佔空間不具住屋需要的2D生物。四十四歲以上的也不算進去，由十八歲成年起足足「讀書、增值、向上流動」了廿六年，好歹也儲夠錢買樓了吧，儲不夠的話是他們自己活該。年紀更大的，可以申請特快長者屋，可以入老人院，可以到內地養老，可以乘鶴歸西。骨灰龕不夠？那是另一個問題了。

對擁護現狀者大幅讓步之後，結論出來了。我們要找的是全港「月入萬五元以下」、「單身」、「年齡介乎25至44歲」的人口。很遺憾的，政府近年似乎沒有公開按年齡劃分的收入分佈統計，有點棘手。退而求其次，且看入息中位數的資料能否提供線索。有了，今年第三季的官方統計顯示25至34歲與35至44歲兩個年齡組別的就業收入中位數分別為11,000元和14,300元（注九），都不超過「月入萬五元」這條界線。中位數的意思是該年齡組別的勞動人口裡面有一半人的收入在這個數字以上，另一半人的收入在這個數字以下，不足「月入萬五元」，買不起曾蔭權的「新居屋」。好，再一次向政府讓步，假設收入在中位數以上的勞動人口當真個個財源滾滾買屋買田買地，就把他們統統踢出無合理居所的定義之外。

「月入萬五元以下」和「年齡介乎25至44歲」有眉目了，然後是「單身」。未婚率的最新數字政府尚未公佈，上一次公佈已是2006年的中期人口普查。不要緊，先將就著用。於是，我們得出了估算無合理居所容身人口的初步算式：

N = (A - B) x C – D - E

N：無合理居所容身人口
A：25-44歲總人口
B：入息在中位數以上的勞動人口
C：該年齡層的未婚率
D：已被安置於公屋的非長者單身人口
E：外籍家庭傭工人口

2010年無合理居所容身人口估算

年齡	收入不足入息中位數人口 (A-B)	估計當中未婚人數 [(A-B) x C]
25-29	299,750	221,216
30-34	311,650	128,711
35-49	339,800	86,309
40-44	348,050	60,213
收入不足入息中位數未婚人口		496,449
2007-10年已安置的非長者一人公屋申請者 (D)		6,740
外籍家庭傭工人口 (E)		285,681
無合理居所容身人口 [(A - B) x C - D - E]		204,028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房屋委員會）

這204,028個無合理居所容身人口，是極其保守的估計，包含多個異常刻薄甚或超現實的預設。真正存在的無合理居所容身人口，可能要龐大得多。對否認住屋問題存在、讚揚社會不公現狀、高呼「香港沒有地產霸權」（如唐英年）乃至「地產霸權好」（如獅子山學會）的右翼信徒，上述估算作出了七大讓步，慷慨到堪稱割喉大減價：

一．　所有25歲以下與44歲以上市民皆沒有住屋需要，或住屋需要已被解決；
二．　所有收入在入息中位數以上市民的住屋需要已被解決，或沒有住屋需要（注十）；
三．　所有非未婚人口都有合理居所，包括離婚婦女、單親家庭與喪偶長者；
四．　已被安置於公屋的非長者單身人口全部在25至44歲之間（注十一），而且人人從未結婚；
五．　所有外籍家庭傭工都不應該有自己的居所；
六．　所有外籍家庭傭工都未婚，而且年齡不會在25歲以下或44歲以上；
七．　香港不再有嬰兒出生。204,028個無合理居所容身人口是一個固定數字，永遠不會增加。

反正慷慨了那麼多，不妨再慷慨一些：我們再打個五折，想像當中半數人都有家境不俗的親朋戚友可供投靠寄住，彼此同一屋簷下相處融洽絕無齟齬，住所位置適中求職上班便捷輕鬆，再不然，就是像陳振聰那般疑似獲富婆／富翁包養。204,028減半，還有102,014人。

十萬零二千多人，買不起私樓，買不起「新居屋」，又上不到公屋，這是香港房屋政策黑洞最低限度的規模。問題有多嚴重，把人數換算成時間即一目瞭然——就算將申請公屋的入息限制丟進垃圾桶大開中門，兼且把每年興建的一萬五千個單位全數租予他們，也得花七年才可以讓所有人上樓。現實一點，參考房委會撥給「非長者單身人士」的安置配額紀錄，2010至11年度預定有1760個（注十二），要安置102,014人，需時五十八年。

無合理居所容身人口的寫照，正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住屋等到下世紀。廿五歲的大好青年，為住屋要等五十八年，待有瓦遮頭的時候陽壽也差不多走到盡頭（四十四歲的？大抵等不到了）。沒錢買樓又想有屋才結婚？別做夢了，趁早買棺材山地比較實際。

反過來，將「買樓／上樓結婚」的順序倒轉為「結婚買樓／上樓」，又是否可行？驟眼看上去似乎值得考慮，未婚率隨年齡增長下降，彷彿印證了這個選擇已被市民廣泛踐行，不是集合夫妻雙重收入儲首期買樓再供樓，就是以婚姻之名申請公屋期望「三年上樓」。但婚姻能否驅走這個名為「十萬零二千」的惡夢？很難。婚姻未必是戀愛的墳墓，卻肯定不是人生的終結。結婚是會離婚的，2009年每三對新人註冊的同時就有一對夫婦在辦理離婚（注十三）。離婚了，倘遺下一層未供滿的樓，附贈未長大的小孩，爛攤子收拾起來更麻煩，住屋帶來的經濟負擔將更難承受（注十四）。

除了實質風險，把婚姻視為住屋出路亦挾著詭異的倫理觀。從結果看來，官商以高樓價和偏頗的公屋申請限制驅使市民結婚，一方面形同變相硬銷明光社陣營那套「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所謂「家庭價值」，租住公屋不消說，供樓二、三十年所要求的「忠貞」時間也長得很；另一方面，當性關係為了經濟需要而存在，這些「住屋婚姻」與援交最大的分別就僅僅在於合約年期的長短，都是性交易。促使眾多性交易進行並從中漁利的政府和地產商叫甚麼？叫皮條客。

市場效率夢一場　土地不足實有地

走筆至此，揮舞「自由市場」大纛的官員、商家和學者或許深感不忿：叫那十萬零二千人到市場租樓不就行了！窮不是問題，放棄你對居住質素的要求總會找到你付得起錢的住屋。還是付不起錢的話，那就是你懶，不求上進，不努力賺錢，是自己無能卻要破壞制度的「廢青」。

萬變不離其宗，這類「自強不息」唯心論旨在將解決住屋問題的全部責任推卸予個人。當樓市升幅拋離工資增長，即使全港打工仔不食不眠日日開工廿四小時，要滿足住屋需要仍是越來越困難的。不那麼粗鄙的「自由市場」支持者，則認為市場會調節價格使供求趨向均衡，放在樓市，就是業主傾向在手上樓盤賣不出的時候減價，直至有人願意接貨為止。樓價飆升有其限度，供求定律自會照顧住屋市民需要，達致最佳分配效率。

是耶非耶？現實裡的市場運作其實不如「自由市場」支持者想像中的順暢。回顧過去四年的樓市狀況，有空置單位並不代表業主自動減價。

2007-10年香港私人住宅售價與空置情況

年份	私人住宅單位空置量	私人住宅單位空置率	私人住宅售價指數（1999 = 100）
2007	52,469	4.9%	103.5
2008	52,938	4.9%	120.5
2009	47,347	4.3%	121.3
2010	51,534	4.7%	150.9

（資料來源：差餉物業估價署）

儘管住宅空置率和空置量四年來有起有跌，售價指數卻是一面倒的連年攀升。2009至2010年空置率明明上升了，同期售價指數竟然不減反加，加幅甚至接近四分之一，足見能否賣出物業決不是業主最關心的事項（注十五）。

售價如此，租金亦然。經濟學家蒙路（Authur E. Monroe）八十年前考察美國樓市時已指出空置單位不一定導致減租，因為業主會憂慮以較低廉租金吸引新租客會促使既有租客反彈，一併要求減租。為保持整體利潤，業主往往鐵價不二，由得單位丟空（注十六）。吉達布林（John I. Gilderbloom）研究新澤西州業主的租務交易後亦有相近發現，他們習慣抬高租金阻嚇低收入人士，免得「劣質租客」妨礙他們吸引有錢人租住。一個業主在訪問裡這樣說：「我會留住單位不出租，除非我找到了適合的階級的人。如果你找不到好租客就不要租出去。來一個乞人憎的家庭其餘租客就會跑掉。別租給領福利的人，對社區沒好處。」（注十七）

主張市場必定提高分配效率的人，經常忽略了種種具體實證。事實是，「自由市場」引致有屋沒人住，有人沒屋住，不但談不上完美分配效率，窮人在利潤至上的租務市場更遭受歧視，尋找住屋加倍艱辛。香港租樓慣例是先付一個月租金、兩個月按金給業主，再付等同半個月租金的佣金給地產代理，「起動費用」合共三個半月租金。這份積蓄不是人皆有之，跨不過門檻的窮人最終流落到呎價勝豪宅的棺材房，其來有自。

給予「住屋靠市場」最後一擊的是大資本家。他們不是只持有一兩個單位的小業主，對坐擁幾千幾百個單位的大資本家來說，小部份賣不出租不出不構成致命損失，有充份條件囤積居奇。各大發展商為抬高售價囤貨、分批發售早已落成的樓盤，不是新聞而是常識。私人發展商和地產代理公司大手收購將來有機會重建的舊區唐樓，然後割成劏房集團式放租，也是隨處可見的現象（注十八）。發展商不怕短期的空置，我們卻不可一日無屋住，他們不急我們急，市場上的住屋供應和價格如何，誰處優勢誰處劣勢，不問可知。

市場非救星，將住屋當商品的市場殊不足恃。破除「市場效率」的迷思之後，接踵而來的第二個迷思是「土地不足」。「土地不足」是各界（包括政府自己）反對政府興建非商品住屋的終極靠山，施政報告第十四段就祭出這個咒語把興建公屋描繪成正面臨巨大挑戰，言下之意自是叫市民別妄想增建公屋了。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近日警告公眾別把填海工程「妖魔化」，又提出挖岩洞建地底都市，在在鞏固了香港人對「土地不足」的信仰（注十九）。十萬零二千人沒屋住又能怎樣？地就是那麼小嘛。

香港是否「土地不足」？小學教科書數十年來告訴我們香港「地小人多」。毫無疑問此城乃彈丸之地，但這是跟整個國家相比之下的講法，倘若比較的對象同樣是城市，香港陸地面積之廣猶勝眾多世界名城，巴黎、首爾、台北、京都、大阪、新加坡、莫斯科、紐約市、三藩市、芝加哥、慕尼黑、維也納、蘇黎世、鹿特丹、坎培拉、馬尼拉、巴塞隆拿、曼徹斯特、耶路撒冷……統統都比不上這裡。

地是不小了，人多不多？當然多，不過地還是夠分的。可惜「地小人多」的觀念太過深入民間，很多人不假思索就認定土地不夠，其中一位是署名「祝越山」的獅子山學會研究員。此君在題為〈星洲組屋政策不能複製〉的文章裡說「第一個感覺是新加坡的人口密度遠比香港低」，以這個感覺推論在香港增建資助房屋「恐怕只會弄巧反拙」（注二十）。政策評論又不是speed dating，不能靠甚麼「第一感覺」。我們且認識一下基本事實再判斷：2010年，政府統計處公佈的香港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6,540人（注二十一），新加坡統計部的數據則顯示當地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7,126人（注二十二）。6,540對7,126，真相是香港人口密度不比新加坡高，反而低了一截。令人尷尬的倒是土地較緊絀的新加坡有本事興建大量政府資助的「組屋」，把全國82.4%的住戶安置進去（注二十三）——最教長困斗室的香港人既羨且妒的一點，大概是組屋闊落實用，單位面積可逾千呎，最小的一人單位也接近四百呎。

（2010年三月攝於元朗。區內廢車場處處，裡面甚麼都有，包括直升機殘骸，但就是住不了人）

論量也罷，論質也罷，新加坡組屋都是香港公屋居屋望塵莫及的。為何土地充沛的香港不如土地貧乏的新加坡？「地小人多」不敵事實考證，這時候另一個小學教科書的常見講法就粉墨登場了：「香港山多平地少！」山多，適合建屋的土地就少，〈星〉文亦緊隨這個傳統觀念，否定政府建屋紓緩住屋問題的可行性。香港山頭處處，「山多平地少」是說得通的，但因此認為山上不能住人卻失諸武斷。中西區和觀塘都屬於多山地帶，沿海平地部份還遭住不得人的商廈或工廠大幅佔據，住宅多退守山坡，然而這兩區的人口密度較諸以平原遼闊見稱的元朗可擠擁了四倍至十三倍。在這些地區裡，山上每吋土地所容納的人口，平均都比平地更多，不是更少。

2006年不同地區人口分佈

地區	人口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元朗	534,192	3,843
中西區	250,064	20,839
觀塘	587,423	53,402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人長大了，如果我們不再相信有聖誕老人，也是時候掙脫小學教科書的洗腦，對「地小人多」和「山多平地少」一笑置之。香港土地不是不夠增建公屋讓大家安居樂業，只是政府捨不得拿出來改善民生。2007年可能是近六年來是政府賣地賣得最多最疏爽的一年，卻也是批核動工興建公屋批核得最少最手緊的一年（注二十四）。市建局在舊區巧取豪奪收樓收回來的地盤，有多少個最後會興建公屋？港鐵上蓋的物業，有多少個不是私樓？「土地不足」的真正意思是：土地不足以給你住，因為要拿去給政府和地產商發財。

市場沒有效率，土地沒有不足，有的是排山倒海的住屋災難。

理由，條件，辦法以外的資本主義

市場沒有效率，按理說政府應該有理由做些事；土地沒有不足，按理說政府應該有條件做些事。但是住屋問題明明擺在眼前，政府就是不動如山，公屋建屋量不加，入息上限不改，輪候制度不變，連今次推出的「新居屋」也刻意服務樓市，曾蔭權言明一旦私樓呎價回落至四千元即停建停售。住屋是不是棲身之所不重要，總之它必須變成可供投機炒賣的商品。

政府有沒有辦法在凶險的商品市場以外提供住屋？有，而且多的是。非商品化的住屋裡頭，香港人最熟悉的自然是公屋。這種由政府撥地，由房委會興建並經營的出租房屋，租金不受市場影響。在2007年立法會倒行逆施廢除相關法例之前，公屋租金水平仍是參照居民負擔能力釐訂，不得超過租戶入息中位數的10%。與樓市脫鉤的公屋是真正為住屋需要而存在的房屋，樓市升時沒有加租之劫，樓市跌時沒有負資產夢魘，非商品化的性質使它成為在經濟波動之中少數可維持民生穩定的社會保障，比買保險更能保險。難得的是它經營起來還要有賺不蝕。今天公屋雖時遭抹黑為賤民的殘羹、廢物的烙印，但在七十年代的時候普羅大眾對它的觀感是「抽到公屋好過中馬票」。此番觀感，源於公屋提供的實在安穩。

前述的新加坡組屋也是與商品市場保持距離的公營住屋。不像香港的公屋，組屋主要是出售而非出租的，但買家必須符合政府規定的公民資格和入息上限。它也不像香港的居屋，不能拋售樓市圖利，只能透過政府賣給同樣合乎申請資格的新加坡公民。如是者，組屋市場和私樓市場彼此隔開，後者或會因跨國資本流入而被抬至脫離人民負擔能力的天價，前者卻不受直接衝擊，價格維持一定程度的穩定。2008年九月至2011年九月，香港中小型住宅售價指數三年間升了51.6%（注二十五），新加坡組屋的二手市場售價指數同期只升了36.1%（注二十六）。

嫌政府興建的房屋不合心水，自己動手也可以。民間以合作社形式興建的住屋在歐洲並非罕見事物，丹麥的合作社住屋早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出現，在二次大戰後擴展至佔全國住屋數量的一半。社員只須付出成本的3%作為按金，之後定時交租即可，租金不到市價六成。政府的角色不過是提供資助而已。瑞典的合作社住屋對政府的財政需求或許更小，當地著名住屋合作社「租客儲蓄與建築聯會」（Hyresgästernas sparkasse- och byggnadsförening，簡稱HSB）不僅負責建屋，也有集資的功能，以利息優惠吸引希望置業的人士存錢進去。隨著資本越滾越大，它在支付建築成本以外甚至還可以收購建築公司，進一步控制成本。HSB的住屋發展計劃由社員選舉出來的代表經營策劃，民主程度不是香港政府欽點委員的房委會可比。住屋合作社運動曾經大受瑞典勞動階層歡迎，一些建造業工會自行開辦合作社，既供應廉價住屋，又開創就業機會，總好過飯碗被逼與發水豪宅或浮誇基建捆綁的香港工人。

有理由做事，有條件做事，有辦法做事，偏偏不為房屋非商品化多做點事，原因在於政府的性質。香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不是來自中上層勞工念念不忘的薪俸稅，而是利得稅、印花稅和土地交易。若然樓價飛升，地產財團賺得多，樓盤交投暢旺，賣地地價創新高，庫房自然豬籠入水，不能當成商品炒賣的住屋根本沒戲唱。以財政結構而論，說政府是地產資本（還有為地產投機提供資金的金融資本）的政府也不為過。墮落為跨國熱錢賭場的香港，樓市是其中一檔百家樂，由天文數字境外資金支持的商品住屋不管售價是升是跌，都註定脫離一般打工仔的工資水平。政府是甚麼？說得好聽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說得難聽它不過是一個在賭場裡過河濕腳的荷官，斷無關閉賭場自絕生路的道理，何況它也沒有這個權力——施政報告第一百六十三段寫得分明，「香港的戰略定位是國家的全球金融中心」。開賭場，是中國欽定國策，香港政府無法說不。

怪罪中國害我們沒屋住，也不太對。住屋難求是全球大勢，芸芸資本主義地區裡面香港只是做得比較赤裸而已。雖不乏空間推行改良措施，但改良是有限的，前述各地非商品化住屋計劃的質素俱逐漸惡化，香港的公屋建屋量下跌不消說，新加坡的組屋訂價升幅超逾工資增長，丹麥的合作社住屋比例從戰後的五成跌至八十年代的兩成，瑞典的HSB房屋重售價格限制在1969年經已撤銷，踏入七十年代政府更不惜豪擲公帑給予私人住宅業主鉅額減稅，誘使國民投入商品住屋市場。凡此種種，盡皆化公為私以至假公濟私的新自由主義措施，大市場小政府。這不是偶然，不是各國政府突然邪靈附身，而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利潤率於七十年代普遍下挫所致。實體經濟賺的錢不夠多，資本家倒不如把資金拋進金融市場投機獲利，在這個意義上「地產」終究是金融產品之一，回報率重於宜居性。傳統的民間講法常把資本家和打工仔描述為互惠共生，前者需要後者提供廉價勞動力，後者需要前者提供工資過活，繁榮就是大家發財共榮。這是不折不扣的幻想。當「經濟繁榮」由投機炒賣帶動，繁榮就是勞動人民的敵人：經濟越好，樓價越貴，生活越難捱。就此而言，香港人跟因糧食期貨炒賣而鬧饑荒的東非災民其實大同小異。

於是，工業城市變成「國際金融中心」，長江塑膠廠變成長江實業，工廈變成豪宅，工廠妹變成清潔阿嬸，曾經用來抑制打工仔住屋開支好讓資本家不愁加薪壓力、坐享廉價勞工維持勞動密集生產的公屋政策，也就大可向樓市下跪。曾蔭權說貧富懸殊是資本主義下的必然，他說得沒錯。

樓奴的誕生，或人之死

「經濟轉型」，實乃一場全球資產階級謀求私利的戲碼，既不中立亦非天然。同步滋生的「置業夢」、「上車夢」，純屬戲碼裡的小插曲。插曲雖小，對我們主觀意識的影響卻相當深遠，今日幾成常識的「一定要買樓」、「應該花幾十年供樓」、「買樓會發達，買不到樓窮死一世」，都是特定時空的特殊產物。觀念潛移默化的力量或許超出了理性考慮，早些時候聽一位年輕朋友談起他跟兄長討論住屋問題的經歷，當他嘗試提出非商品化住屋的可能，他那上班族大哥的反應不是發現希望，而是陷入恐慌：「不用供樓，我的人生還有甚麼目標！」

人生目標只剩一堆磚頭，大概算是沒有目標的人生。用一個少則耗費半生，多則可望不可即的單位引誘打工仔，與在騾子鼻尖吊一根追不到的紅蘿蔔催牠快跑相若，人和騾子最終都忘記了自己為誰賣力推磨。將樓市吹捧為住屋不二法門，是把人類家畜化的絕妙手段。不過人跟騾子還是不同的，至少騾子不會自欺，一邊為地產商推磨一邊向沒推磨的同類叫囂曰「廢青」、「不求上進」、「人生目標是一間公屋」（注二十七），等等。

奴在身者，其人可憐；奴在心者，其人可鄙。然而要是脖子套上了樓奴的軛，即或有心反抗可能也不得不低頭。1982年至今，樓價翻了六七八番，罷工數字卻少了十倍（注二十八），理由說不定不止「工廠北移了」這一個。2007年紮鐵工潮，我在天光道罷工現場訪問了幾位紮鐵佬，問到為何有個別工友中途放棄罷工，他們無奈回答：人家要供樓，沒法子。人註定佔有空間，樓奴為了這個空間註定要不斷供樓，收入一停萬事皆休。對，鬥爭失敗了我沒有風險，鬥爭成功了我分一杯羹，這是背叛同僚的工賊所為，但不想這樣又能怎樣呢。剝削與剝削互相強化：工資增長越沒希望，樓價越貴得離譜，打工仔越要為僱主努力工作才賺夠錢買樓供養地產商。

狐狸有洞，飛鳥有窩，皆因牠們不會把土地當成商品炒賣。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除非我們自甘淪落人不像人的樓奴。

又或者，尋找資本主義以外的出路。

注釋：
一.　在「新居屋」選址之一的火炭區，樓齡逾三十年的居屋穗禾苑單位十一月在中原地產的二手成交紀錄裡亦不過以200萬元上下售出，與「新居屋」訂價相若。但同區私樓御龍山的最小單位也索價516萬元，即使是樓齡廿七年的豐景花園五百呎單位，成交價亦至少要250萬元。
二.　〈公屋輪候冊申請人的安置情況〉，香港房屋委員會，二零一一年十月廿六日。請注意文件上的配屋輪候時間已剔除居港未滿七年人士等待居港期滿的「凍結時段」，他們在居港滿七年之前不會獲安排配屋。這表示新移民必須面對更漫長的等待，而且現時官方數字反映的配屋緩慢並非由他們造成。
三.　Smart, Alan. 2006. The Shek Kip Mei Myth: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 1950-1963.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四.　〈鄭汝樺駁斥唐英年謬論〉，《東方日報》，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六日。
五.　〈公屋非福利　居屋乃地產〉，《草紙》第六期，二零一零年八月。
六.　〈2011年公屋輪候冊申請人統計調查〉，香港房屋委員會，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七.　〈曾班子物業升值　好過打工〉，《明報》，二零一一年六月廿七日。
八.　不少炒樓導師，以至特首曾蔭權本人，都堅持任何有住址者——不問居住質素——都不存在住屋需要，包括劏房住戶。曾蔭權在今年六月接受澳洲傳媒訪問時當揚言香港窮人無住屋問題，其時距馬頭圍道塌樓事故後才一年多一點，見〈反駁王光亞　特首：窮人無住屋問題〉，《蘋果日報》，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八日。按此邏輯，饑民吃樹皮草根裹腹等於不存在糧食問題。這種無視居住內涵的歪理，違反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對適當住屋（adequate housing）的定義。
九.　《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二零一一年七月至九月》，政府統計處。或許有人認為實施最低工資將導致入息中位數提升，這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因為最低工資只會增加收入最少的一批工人的薪金，不影響中位數。再者，這是2011年第三季的數字，已納入最低工資在五月推行後的數據。
十.　縱使假設月入逾15,000元的人就有能力置業，超過入息中位數也不代表月薪達15,000元。在2011年第三季，25-34歲的入息中位數是11,000元，35-44歲的是14,300元，兩者俱與15,000元有一段距離，而總不乏打工仔落入這段距離又內，無法在前述算式下被算進無合理居所容身人口。
十一.　這當然是假的。根據房委會2011年三月的文件，實施公屋計分制限制「非長者單身人士」上樓之後，三十歲以下成功上樓個案的累計數目，是零。換言之全港三十歲以下人口沒有一個循計分制獲得過公屋安置。2007年至2010年底，七成以上（71.4%）在計分制下獲配屋機會的是年過五十歲的「非長者單身人士」。因此，更貼近現實的計算應該是將這七成多剔走，把剩下來不足三成的配額分給那102,014人，其實他們要等二百零三年才可上樓！毫不誇張地，那甚至超越了「住屋等到下世紀」的恐怖，而是到廿二世紀終結仍未能有屋住。
十二.　〈租住公屋非長者一人申請者配額及計分制的運作〉，香港房屋委員會，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房委會沒有一年全數利用它的安置配額，遑論透支，所以實際上的輪候時間會比文中計算的更長。
十三.　《香港統計年刊：二零一一年版》，政府統計處。2010年香港共有52,558宗結婚登記，18,161宗離婚判令。
十四.　以上只是就異性戀婚姻而論。不進入這個制度的其他性實踐（如同居）或性傾向（如同性戀），首先已被房委會剔出「一般家庭」之外無法申請公屋「三年上樓」。他們如非租樓，就只能花大筆金錢買樓。在資本主義地產炒賣的社會裡，情慾自主能體現與否無疑帶有階級歧視。
十五.　《香港物業報告2011》，差餉物業估價署。
十六.　Monroe, Arthur E.. 1931. Value and Incom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十七.　Gilderbloom, John I., and Richard P. Appelbaum. 1988. Rethinking Rental Housing.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十八.　在市建局管轄的市區重建項目裡，由於收樓時對在單位自住的業主的賠償較把單位放租的業主為多，一些持有該單位的地產商會故意趕走現存租客，訛稱自住企圖騙取較高賠償。這又是資本家扼殺市民住屋權的例子。
十九.　〈林鄭：填海助吸廢料勿妖魔化〉，《明報》，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二十.　〈星洲組屋政策不能複製〉，《信報》，二零一一年八月十日。
二十一.　《香港統計數字一覽：2011年編訂》，政府統計處。
二十二.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11. "Key Demographic Indicators, 1970-2011".
二十三.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11. "Key Indicators of Resident Households".
二十四.　《香港統計年刊：二零一一年版》，政府統計處。
二十五.　〈私人住宅──各類單位售價指數（全港）〉，差餉物業估價署，二零一一年十一月。這裡的中小型住宅指面積99.9平方米（約1110呎）或以下的單位。
二十六.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2011. "Resale Price Index from 1st Quarter 1990 to 3rd Quarter 2011".
二十七.　如化名「利世民」的獅子山學會成員李兆富的擁躉。見〈利字當頭：人生目標是一間公屋〉，《蘋果日報》，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八日。
二十八.　港島區40平方米以下單位每平方米的平均價格由1982年第四季的8,602元升至2010年同期的82,287元，見〈私人住宅──各類單位售價指數（全港）〉，差餉物業估價署，二零一一年十一月。1982年至2010年的罷工數字則由34宗跌至3宗，工作日損失更由17,960日暴跌至328.8日，證明不但罷工次數減少，規模亦遠不如前，見《香港統計年刊（1995年版）》與《香港統計數字一覽：2011年編訂》，政府統計處。

人造神的創世記

2011-10-31T23:58:00.013+08:00

（得意忘形，比喻玩過頭了，分析應該要說得再清楚些。下次再接再厲。）

現在，上主——你們的上帝已經照祂的應許，使你們以色列同胞得以安居。所以，你們應該回家，回到你們所擁有的土地，就是上主的僕人摩西給了你們那塊在約旦河東岸的土地。你們要切實遵守摩西頒給你們的法律：要愛上主——你們的上帝，遵行祂的旨意，服從祂的誡命，忠於祂，全心全意事奉祂。

——《約書亞記》，第廿二章四至五節

人造神的創世記

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據說令醫院大排長龍，港媽們有仔無床生。Facebook上的「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10萬人Like俾政府睇！」群組發動遊行抗議，先在十月「天下圍攻」政府總部，再到十二月包圍中聯辦。套用他們宣傳廣告的標語，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理由是「捍衛本土文明，嚴防福利主義」。

恰似不少遊行示威，這些行動都把目的地設定在政府權力機關，除了特區政府的總部，反內地孕婦（下稱「反內孕」）人士也不避「引誘中共干政」之嫌要求中聯辦施援，不怕被高舉港英龍獅旗的「本土自治」支持者指指點點。不論是希望香港政府截停內地孕婦流入，抑或是期盼中共政府來個人大釋法廢除她們子女的居港權，如此設定目的地，潛台詞或多或少是「政府應該做點事」。

他力得救與自力得救

假手於政府是否最有效的手段？也許是，也許不是，但一定不是唯一的手段。該Facebook群組共有近六萬五千個成員，就當裡面只有百分之一特別富行動力，合起來也有大約三個營的「兵力」。露宿在匯豐總行地下的反資本主義人士號稱「佔領中環」，自是象徵意義居多，然則聲勢浩大的反內孕人士要每天挑一個邊境關口堵截孕婦來港並非不可能，甚至實質上長期佔據一間醫院也是可以的。縱使他們再討厭「蝗蟲產卵」，再渴求產科床位，亦不打算憑雙手實現願望。為何不親自落厨？皆因相信政府全能，只要它肯，必然實現子民的祈願。市民要做的僅是「發聲」，讓祈願被政府聽見。

曾幾何時，香港人不是這樣的。半個世紀之前，大家不怎期望政府打救，一家沒瓦遮頭，自己到山邊搭建寮屋就是；鄰里小孩沒書讀，籌些錢在天台開學校就行。去年訪問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工友，他父親在1946年自廣西來港，若沒有住處就準備瞓街，沒有工作也不會有勞工處就業輔導可找，只是跟人學習打麵，在路邊擺檔「麵粉換麵」：你拿麵粉來，我打成麵條給你，你給我工錢。儲了一點錢，再買個不銹鋼櫃賣生油豉油；再儲一點錢，終於在屋邨開了自己的醬料舖。那年頭，自力更生不是妄想，是常識。

沒有國，哪有我

上述老生常談絕跡久矣。麥理浩年代拓展的那些公共房屋、教育和醫療，是政府邁向現代國家（modern state）延伸管治領域的表徵，行政觸手的長度跟五十年代中期以前還不懂為香港居民登記身份證的那個政府天差地遠。管治擴張的同時，也是市民被倒模鑄造成螺絲釘、嵌進資本主義生產機器的時刻。隨著普及強逼教育出現，我們的童年有至少九個寒暑被剝離於工作場域，學到的東西跟勞動和生產關係不大，工業化與服務業擴張的浪潮亦先後吐出了一堆分工瑣碎的職位，待離開學校進入職場也往往學不到直接照顧自己生活的技能——現在有幾多人還懂得興建一間堪住的寮屋？我們知道怎樣為客戶填妥一張寬頻合約賺取佣金，我們知道該按甚麼程序處理一個電話投訴，我們知道能用哪些手法推銷一個新樓盤，卻偏偏不知道如何創造切身的衣食住行。

喪失技能導致喪失自信，反正動手佔得了官地也弄不出一條小村落，遑論佔領一間現代化醫院之後還要維持它的運作。一切拜託政府以「專業」與「行政」解決好了。

但自理能力失落還不算管治擴張的最明顯後果，真正的關鍵是「香港人」從此誕生。若說政府是我們的政府，「我們」又是誰？對民族主義的歷史研究通常認為先有民族（nation）後有國家（state），像Benedict Anderson就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裡指出印刷語言普及衍生的小說和報章對菲律賓民族主義影響匪淺，連希特拉也在《我的奮鬥》裡把翻譯聖經為德文的馬丁路德追認為德國史上三大偉人之一。有了共同文化、語言，打造了民族意識，才有裂土建國的動力。相對的，香港正好顛倒過來，先有國家後有民族。「我們」的共同經歷從何而來？戰後來港的移民籍貫各不同，政治忠誠撕裂為國共兩邊，是政府的新市鎮遷徙政策打散了原有鄉里社群，是政府的普及教育統一了書寫和口音，換言之，是越趨發達的管治塑造了「我們」的共同性。

至少，「國家塑造自我身份」這一點適用於反內孕人士。他們遊行宣傳裡的「本土文明」語焉不詳，欲上溯辛亥革命卻沒有人言必稱三民主義，欲沾李小龍的光卻不見得有幾個能耍截拳道，有實質內容只得「內地孕婦逼爆產房、衝急症，濫用福利、特快公屋等腐敗不公，本港資源負荷巨大，遲早崩潰」。「本港」與「本港政府」在概念上已然同化可交換使用。彼等網上發言，亦大多圍繞種種所謂的政府「福利」群情洶湧。

（圖為反內孕人士2011年十月廿三日遊行的宣傳廣告，刊於十月二十日的《am730》）

2003年，政府要為廿三條立法，民建聯高舉「沒有國，哪有家」的口號一路護航。他們錯了，錯在不夠徹底，此地的寫照其實是「沒有國，哪有我」。是政府創造了「香港人」，如同神創造了人。神說要有光，便有光；反內孕人士相信只須政府說你們不是「香港人」，你們就不是「香港人」，就像1980年取消抵壘政策一樣。

蛔蟲神學：恨你的鄰人，愛你的上帝

既然是政府創造了「香港人」，反內孕人士揮舞的禁止生殖（procreation）旗幟即蘊藏又一意涵。阻礙內地孕婦來港誕下擁有居港權的下一代，意謂對神／政府造人的創造（creation）過程設限，制止某些人成為祂的子民，分薄恩寵。

他們對政府的要求背後可有正當性基礎？儘管反內孕人士口中不時把「納稅」說成他們享有在公立醫院產子的權利根據，但正如〈納稅黨的天國〉一文考證的，絕大部份香港人繳交的薪俸稅（如有。逾六成勞動人口不用交薪俸稅）連如期清償自己身受的公帑教育資助都不夠，更別提入住公立醫院的額外補助了。再者，自從醫管局對內地孕婦大幅加價，她們已付清醫療成本不花庫房分毫，輪不到「納稅人」說三道四。最有意思的是不乏反內孕人士提倡禁絕內地人申請居港權，除非他們以付出鉅款（有人說下限是一千萬元）予香港搞投資移民。這會有甚麼結果？投資樓價升大家買不起樓，投資的士牌車費加價大家坐不起的士，再豪氣一點，像榮智健的中信泰富買起東隧、西隧專營權將隧道費加價六成七，如何？用錢買戶籍，加速百物騰貴民生凋蔽之餘，屆時反內孕人士引以為傲的「納稅人」光環亦將徹底粉碎——你說你有納稅？我拿的「福利」不比你多，添的香油卻比你多幾十倍，汝等賤民吃我的住我的還有臉抱怨？

是故，倘若依循反內孕人士的思路，他們終究不是在行使某種權利，而是向神祈禱。那不是植根於納稅黨邏輯下「我付錢交稅購買政府服務」的消費者權力，無論措辭是軟是硬，那是本著「神的子民」的位份去乞求：「我的神（香港政府）是眷顧我（香港人）的！」政府能聽取一切禱告，祂在疆域內是全能而神聖的，出問題的是代理祂的官員和議員，這群庸官政棍是法利賽人，是壞祭司，他們忤逆神旨，賣港求榮。

人可以向神祈禱，但神畢竟不屬於人，人才是屬於神的。當政府變成神，政治變成神學，這就解釋了為何香港從來沒有民族獨立運動更沒有革命，因為「香港人」本就由政府所生，被政府統治等於回歸上帝之城在主裡合一，何須親手開天闢地自找麻煩？這也解釋了為何人人明知孕婦來港產子源於內地醫療不佳社會保障不足又有毒奶風險，但反內孕人士未嘗北上改善這些問題正本清源，因為這個神的庇佑無法逾越祂的疆界，穿過深圳河就沒有權柄。當家作主也罷，國際主義也罷，均與敬拜國家者無緣。

飛越深圳河許是陳義過高，蓋反內孕人士連自己的家務事也懶得理會。那個創造他們、構成他們的神，其「神跡」並沒有他們的參與。2000年至2011年，香港的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十年間飛漲48.5%，庫房豬籠入水，醫管局統計年報卻顯示公立醫院的婦產科床位離奇地由1460張跌至1303張，不增反減。為何發生這個異象，床位是否被狗咬掉了，錢從甚麼途徑落到甚麼人的口袋，要不要搶回來，反內孕人士不聞不問。不要問，只要信！只管在「蝗蟲」手中保衛政府荷包，萬民安居樂業，主恩遍香江！

如此這般，假如內地人來港是蝗蟲，那些走不出原居地望天打掛，吃主人吃剩的殘羹維生，排隊產卵的「香港人」又是甚麼？蛔蟲？

＊＊＊

跋

這怎麼辦呢？仍然有一定的古法在。就是：大家沸沸揚揚的嚷起來，說他有錢，說他裝假，說他「名流」，說他「狡猾」，至少是和自己們差不多，或者還要壞。自己是生活在小茅廁裡的，他卻從大茅廁裡爬出，也是一隻蛆蟲，紹介者糊塗，稱讚的可惡。然而，我想，假使蕭也是一隻蛆蟲，卻還是一隻偉大的蛆蟲，正如可以同有許多感歎號，而惟獨他是「偉大的感歎號」一樣。譬如有一堆蛆蟲在這裡罷，一律即即足足，自以為是紳士淑女，文人學士，名宦高人，互相點頭，雍容揖讓，天下太平，那就是全體沒有什麼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蟲。但是，如果有一隻驀地跳了出來，大喝一聲道：「這些其實都是蛆蟲！」那麼，——自然，它也是從茅廁裡爬出來的，然而我們非認它為特別的偉大的蛆蟲則不可。蛆蟲也有大小，有好壞的。

——魯迅，〈「論語一年」〉

延伸閱讀
Lasantha Michel：〈滾回屬於你的地方去！〉

未明的曙光：記蒂森電梯技工罷工第一天

2011-09-27T06:52:00.014+08:00

　
如果說，有一份職業需要技術，要多年訓練，要長時間連續工作，而且任務攸關性命，我們會想起甚麼？也許是公立醫院醫生。但若再加上「月薪約七千」這個條件，就得回到我們每天進進出出上上落落的住宅與商廈，尋找蒂森克虜伯公司的電梯師傅。

（2011年九月廿六日罷工現場。相片借用自Dorothy Hui）

蒂森刻薄成家，並非今日之事。早在2008年十月，它在行內臭名遠播的低工資、長工時、輕視工業安全已經激發電梯技工罷工。罷工成果不壞，工友們煞停了不受歡迎的轉制（注一），也順勢組織了自己的工會。可惜資方死性不改，對諸多痼疾蒙混敷衍，事隔三年勞動待遇仍然差劣。今年六月底，另一間電梯公司富士達的工人罷工三日，成功爭取加薪，對蒂森工友亦不無鼓舞。商議良久，大家終於決定昨日罷工，全公司逾三分之二工友出席，僅留下小部份駐守各區應付緊急維修事故。他們提出三大訴求：一，增加維修技工的的薪金至合理水平；二，增加人手，實踐三年前承諾，確保二人工作；三，在不影響薪酬的情況下，保障工人的休息時間，工人連續工作不多於廿四小時。

對於工友的訴求，資方推搪說公司董事總經理麥廣權不在香港無法決定，遲遲不肯回覆。對於工友的罷工，資方倒下旨快如斬立決，立場堅決毫不猶豫：即時解散罷工，「履行僱員合約返回各自工作崗位」。

工友當然不滿意如此答覆。如果資方到今日傍晚仍然未有合理回應，他們將會把行動升級，緊急維修服務也一併中止。

資方拖字訣　工人薪水缺

昨日九點正，工友們準時抵達位於紅磡崇平街的蒂森香港公司總部開始罷工。聲明早寫好了，採訪通知前一天就發出了，資方亦無疑已經知道這場工業行動，知道工友的訴求，知道他們希望談判。然而辦公室高層卻慢條斯理，十時說再等十五分鐘就到，十一時說在車走到紅隧途中半小時之後來到，十二時依舊音訊杳然，待勞工處代表到場了才傳話說下午二時再與工友見面。遲到五個小時，叫這種高層跑到前線維修電梯的話肯定是災難。

遲到不是欠效缺率，而且存心拖延。拖字訣似乎是蒂森慣用伎倆，縮減工時的要求，停止派工人單獨工作的要求，都喊了超過一千個日與夜，資方聽而不聞。加薪呢，過去兩年才分別加了0.5%和3%，不但遠遠追不上通脹，而且資方每每以「一定要等到公司新年度一月一日才可更動薪酬」為由迴避——這不見得有多可信，三年前蒂森既想搞外判削職位又想削減加班費，如此大刀闊斧的決定也從未等待過新年。

（蒂森近傍晚五點正時向傳媒發放的聲明全文。相片借用自龍五）

無論如何，既然高層遲到，工友先到附近的餐館午膳。同檯的陳師傅入行廿年，最初十年在其他公司逐步升職，底薪由4,500元倍增至9,500元；2000年轉職至蒂森，至今只加到月薪11,000元。男人四十，家裡還有個唸中二的小孩，以這份薪金養家委實捉襟見肘。

陳師傅職級較高，在公司裡已算不上待遇最差的一群。助理技工的底薪在蒂森只有7,100元，可以入職八年紋風不動，壓價至谷底。資方說，這個價錢符合最低工資規定，沒犯法。

沒犯法不代表合理。電梯業內助理技工的底薪公價約為8,500元，比蒂森給的幾乎高出兩成。出價低是不是因為公司沒錢？假的。根據蒂森總公司（注二）2010-11年度的中期業績報告，光是首三季毛利已逾52億歐羅，折合成港幣足足有550億，也夠全港大學生免學費廿五年了。香港分公司的生意也不錯，最近才接了高鐵工程八十一部電梯的合約。更直接的證據是蒂森現時以行內公價8,500元聘請新入職助理技工，因為他們害怕出價太低沒人應徵！同工不同酬，與賺蝕無關，不過是擺明欺負舊人不敢反抗。

此舉立即惹來不滿。全公司上下原本約有110位電梯師傅，這個月就有20位離職不幹。人手短缺，留下來工友工作更形繁重。「冇乜新人入行。以前就有工業學院出身嘅入行，依家都無開呢啲科喇。」陳師傅說：「一係就學師出身，先做四年學徒。但係蒂森唔請學徒，其他公司都仲有請。」蒂森不願聘用學徒，只肯請技工，一則為節省培訓成本，二則它的工作環境太惡劣，疑難雜症太多，經驗尚淺的學徒應付不來。

「有時連頂兩晚，咁就五十幾個鐘」

工作環境有多惡劣？正常來說，電梯師傅理應早上八時半上班傍晚五時半下班，一天工作九小時，但這個「理應」和現實有極大落差。由於要輪班工作，夜班也得有人當值，人手不足之下連踩三更（兩個日更一個夜更）可謂家常便飯，連續工作卅三小時。「有時連頂兩晚，咁就五十幾個鐘。」陳師傅自己每星期工時過百，屈指一算，每天平均工時近十七小時（注三），別人打兩份工也未必透支到這個地步。

折壽式加班並非偶然，更不是甚麼「獅子山下精神」所致，長工時其實是低工資的產物。蒂森給予不足餬口的微薄底薪，正正逼使工友必須為餬口拼命加班，尤其加班費比平常時薪要高一半。

可是人手實在太少，瘋狂加班仍不足以彌補，於是蒂森乾脆不管機電工程署訂明須兩位技工一同工作的指示，叫師傅到電梯槽單刀赴會。沒有同事接應之下獨自進行高危的電梯維修工作，難免險象環生。「喺[車立]頂、井底出咗事都冇人知。試過有人開工開到夾傷隻手，仲要自己打九九九。」再者，機電署口裡是說得動聽，實際巡查時卻經常看見師傅獨自開工亦視若無睹。商家不管，政府不理，工友惟有自求多福。

尚未發生嚴重工業意外乃不幸中之大幸，但未發生不代表不會發生。去年八月，大埔大元邨才有一位獨自倒樓的清潔工失足掉進垃圾槽，從十九樓飛墮而下卻無人得知，遺體翌日被垃圾車運往堆填區（注四）。誰敢保證同類慘劇不會在[車立]槽重演？

割價．甩轆．電梯墮

說起公共屋邨，一次重創蒂森聲譽的電梯事故恰巧也在大埔其中一個公共屋邨發生。三年前富善邨的電梯由蒂森負責保養，公司卻沒發現電梯多條鋼纜斷裂，電梯直墜十四層樓，僥倖其時無人在內（注五）。雖說事發時正值蒂森剛剛接管該電梯的保養，上一手的電梯保養承辦商該為疏失負上相當責任，但蒂森接生意的手法不無可議之處。「呢間公司，咩牌子都接！」陳師傅表示蒂森經常接不是它原廠生產的電梯的保養生意，麻煩就來了。「例如部[車立]要換過個轆，你公司無零件，去問生產商俾個轆你，就要一兩個月後至俾到。」如此一來保養工程就耽誤了一兩個月，期間發生意外的機會也更大。

行內一直有傳言指蒂森偏好低價投標搶生意，用比原廠保養更低的價錢接手他人保養工程正是一例。出價既低，又要賺錢，服務質素必然成為被開刀的對象。陳師傅負責的觀塘區有十八位技工，區內有三百部電梯歸蒂森保養，每部一至兩星期檢查一次的話，每次就只可以花一個多小時。他苦笑：「保養得個零鐘，又機房又[車立]頂又井底，邊睇得晒咁多嘢？」

蒂森唯利是圖的行徑不僅損害工友權益，也危害公眾安全。不過一旦出事，揹黑鑊的不是坐地分紅的高層，而是做到氣咳的前線工友。沒錯公司內部是發出通告呼籲工友向上司通報各種違規事宜，諸如叫師傅單獨開工。問題是，分配人手的就是上司本人，向他通報了又如何？況且公司一天吝於增聘人手，就一天不夠技工處理各項工作，注定有人要單獨開工。

雪上加霜的是，有消息指政府在連串電梯事故後即將立例收緊相關安全監督，但新例把本來由公司承擔的法律責任轉嫁至前線技工身上。前路茫茫，還須互相守望。

世世代代、街頭巷尾的勞動者

前路，誰的前路？像陳師傅，日捱夜捱，老來可能積勞成疾。工資那麼低，能夠有足夠積蓄應付晚年開銷嗎？他的孩子再過幾年能找到堪可養家的工作嗎？還是說，會成為另一個連續開工五十多小時的陳師傅，代代勞苦？

但陳師傅不算身在谷底。翻開政府統計處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在電梯技工所屬的「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這個類別裡，2000年第二季到2011年第一季的月薪中位數僅僅由10,000元增至10,500元，升幅比陳師傅更不如。我們不得不問，明明有大廈落成就有電梯，怎麼樓市升到上火星，地產商賺到盤滿缽滿，電梯技工竟然連餅碎也分不到？環顧街頭巷尾，香港各行各業裡面還有幾多間蒂森？還有幾多個陳師傅？

太多問題，太少答案，這一刻我們甚至連蒂森會怎樣回覆工友、何時回覆工友也不知道。只是，起碼有一件事可以確定，就是罷工有用。三年前的罷工，讓工友擊退了不懷好意的轉制，爭取到歷年最多的加薪。三年後的今日，蒂森管理層要工友即時解散罷工，正洩露了他們對罷工的恐懼。有說老闆不賺錢打工仔就沒糧出，那是本末倒置的講法——工人不工作，資本家利潤何來！

支持蒂森工友罷工，是為了他們，也是為了我們。世世代代的我們，街頭巷尾的我們，同為勞動者的我們，是時候學習團結自強了。

注釋：
一.　2008年蒂森企圖轉制，把夜班工作外判，同時削減加班費三分之一。
二.　蒂森克虜伯的香港分公司應該並未上市，沒有在網上公開帳目。
三.　以每週一日法定勞工假、平均工作六日計算。
四.　〈工人垃圾槽墮斃屍運堆填區〉，《東方日報》，二零一零年八月廿九日。
五.　〈富善邨墮電梯保養商被控〉，《文匯報》，二零零九年四月廿九日。

延伸閱讀
覃俊基：〈不是工友等待著我們，是我們等待著工友〉
謝凱健：〈蒂森工潮罷工報導之一〉
中大左翼學會：〈為甚麼要支持罷工－－中大左翼學會對於蒂森電梯職工會罷工之聲明〉

〈連做四十八個鐘　人工低到冇陰功！無線仲要插多刀？——蒂森工友罷工第一天〉

納稅黨的天國

2011-08-31T23:59:00.006+08:00

“All fixed, fast frozen relations, with their train of ancient and venerable prejudices and opinions, are swept away, all new-formed ones become antiquated before they can ossify.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all that is holy is profaned, and man is at last compelled to face with sober senses his real condition of life and his relations with his kind.”

——Karl Marx,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外傭居港權官司未打起來，街頭巷尾早已人聲鼎沸。反對者站在傳媒鏡頭前一再揚言外傭沒交稅，對香港毫無貢獻，故不配取得居民資格。

以納稅論貢獻，可謂香港人常識。內地新移民來港未滿七年不可領綜援，不可申請公屋，不可使用廉價公共醫療，都是在這套講法底下廣受支持。這套講法甚至堪作日常教仔咒語，哪年哪間院校有大學生行為不檢欠交論文醉酒鬧事迎新營玩放蕩遊戲，劈頭一句「你地嘥晒納稅人啲錢」即可將之收得服服貼貼，猶如五指山力壓孫悟空。假如要在香港搞政黨，納稅黨有望大受歡迎。

那麼，這個納稅黨會有甚麼政綱？有錢有偈傾，無錢吊吊揈，誰給錢政府誰就是對香港有貢獻，理當享有更多權利，所有政策應該依據此一原則制訂，以昭納稅正義。

首先是人口政策。納稅是得到居民資格的條件，納稅人才有資格成為永久居民。喪失工作能力的老弱病殘無法貢獻社會，倘無親屬付足供養成本，應該讓他們離境頤養天年，反正香港物價貴空氣差，叫他們回鄉下也是為他們好。相對的，有潛力交稅貢獻社會的境外人士，政府應主動汲納，輸入專才，鼓勵投資移民，帶動地產發展。

接著是教育政策。根據政府上年度數字，每個小學生一年得到的教育資助是33,200元，中學生是44,000元，大學生是182,900元。以六年小學、七年中學、三年大學的十六年教育年期計算，每個大學畢業生一共欠下1,055,900元公帑。人人百多萬元鉅債不代表要廢除資助教育，將它想像成投資就好了：如果能在相同年期繳納到足以償清債務的稅款，這個人還不算資不抵債的蝕本貨。不能的話？抱歉，你的永久居民身份被撤銷了，請去其他地方尋找你的幸福。

教育是投資，房屋、醫療、社福亦作如是觀，用者自付收回成本是起碼條件，令庫房有所進帳是基本方向。至於政制嘛，功能組別沒有甚麼大不了的，專業人士和商家納稅比我們多，給他們多一票不就是彰顯納稅正義嗎？公司票的存在也合情合理，反正收利得稅時也是以公司為單位的。再精準一點，乾脆按交稅多寡分配投票權，甚至把選票換成鈔票，誰給錢政府誰就可以叫政府服務它，為西九豪宅區多建幾條公路有何不妥？貨銀兩訖大家好說話。政府不代表有貢獻的人，難道要代表好吃懶做的蝗蟲？

問題是蝗蟲太多了。當初唐英年企圖開徵銷售稅之際就言明大半勞動人口沒有交薪俸稅，遑論以稅款回報公帑恩惠。以上述的「大學生生產成本」為例，有本事在十六年內還清教育成本的納稅人——亦即每年要交稅六萬六千大洋，年薪七十萬以下者免問——現時僅佔全港人口百分之二。光是教育成本已經還不完，若再算上用過公廁、入過急症室、打過九九九、穿過行人隧道、看過香港電台節目、去過公共圖書館借書等等等等公帑消耗，掠奪多於貢獻的香港人大概超過九成九。

這也不代表要把七百萬蝗蟲放逐出境或送進毒氣室呼吸殺牠死。讓牠們明白自己的生存本身就是虧欠世界，牠們就會努力工作，期望賺到更高工資晉身納稅人階級，貢獻社會洗清罪孽。為了使過程順暢，不妨壓低工資：蝗蟲越難脫離蝗蟲階級，就越自卑，越不敢要求甚麼權利，越要靠出賣勞力證明自己。

當納稅正義普照天下，佔人口百分之一的納稅黨員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廉價勞工任其使役，在地上天國裡發展其燦爛的文化。偉大的古希臘文明不就建築在大批奴隸之上嗎？香港，終於有機會擠身歷史的殿堂，阿門。

＊＊＊

在那百分之九十九的「蝗蟲」裡頭，任何腦筋清楚的人都不會自虐得去相信所謂的「納稅正義」。「納稅正義」之所以大行其道，靠的不是精打細算計盡每分公帑，而是對「消費者」權力的盲目執迷：誰花錢，誰就有權頤指氣使發施號令。放在僱傭關係，這就成了「返工契弟，駛錢皇帝」的普遍心態，工作時對上司例必唯唯諾諾，購物時對店員投訴卻奉旨呼呼喝喝。去年馬尼拉人質事件後有僱主遷怒家中菲傭，吼叫「我請你返嚟益你地，你地咁樣對我地？！」，並非偶然。何謂僱傭勞動？在很多香港人眼中，等如僱主「給機會」，甚或施恩於打工仔。那不是僱主有求於人，也不是公平交易，僱主是必然高打工仔一等的，因為他們出錢。

習慣了這種權力模式，一旦想找藉口排除異己，就條件反射地先把自己塑造為「花錢者」，佔據道德高地，繼而把新移民和外傭打成「蝗蟲」，把瞧不順眼的示威者打成「廢青」。「納稅人」是甚麼？就是花錢「僱用」政府的人，理所當然有權號令政府；「蝗蟲」和「廢青」是甚麼？就是花不起錢「僱用」政府卻要拿政府資源的free rider，理所當然無權干政。

淪落到要用錢，甚至用幻想出來的錢去買道德，意謂香港人的道德已成真空。道德真空事小，輕賤勞動事大——「納稅人」聖潔如斯，何故依賴「蝗蟲」效勞？依賴「蝗蟲」，恰恰證明「蝗蟲」根本不是「蝗蟲」。「蝗蟲」們不工作，數萬個香港家庭頓時癱瘓，也無力出外賺取用以支付外傭、讓自己看來彷彿高高在上的錢。如果以為「貢獻」是由「出錢」決定，那只能說，香港人距離真實生活太遠了。

八十年代前，因為有內地移民投靠親戚當家傭，香港才得以騰出婦女勞動力全速工業化；踏入八十年代，抵壘政策不再，外傭取而代之煮飯洗衫（注一），本地婦女繼續逍遙。城市從來都虧欠周邊地區。有「八十後反高鐵青年」，有「八十後反特權青年」，由外傭親手養大的八十後卻組織不了一群「八十後撐外傭青年」，這才是不可思議的。

注釋：
一.　根據Philippine Overseas Employment Administration (POEA)的統計，從1985年到1995年，每年申請到香港工作的菲傭由22,020增至51,701，升幅達135%。

延伸閱讀
稻草：〈狙擊以外──反外傭居權遊行小記〉
etc-tera：〈反對新生分茶點關注組〉

九月四日補記
文章發表後三日，明報〈曾蔭權：稅基窄難普選　恐「非納稅人支配納稅人」〉一文報導維基解密揭發特首曾蔭權向美國領事如是說：「（實行普選的）最大恐懼不是納稅人沒有代表，而是非納稅人士的代表成為大多數，支配小部分納稅人（The great fear in Hong Kong is not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but "representation without taxation" in which the non-taxpaying majority would dictate to the taxpayers）。」即不論普選能否改變政府聽命於財團（也就是最大納稅人）的現況，我們別再說香港沒有執政黨。納稅黨正在執政。
又，何秀蘭回應稱「政府擔心一人一票選特首會好民粹，令社會變成福利主義，但其實香港人很理性」，這很危險。第一，香港人其實不很理性，但很民粹﹔第二，何不識何謂福利主義而反福利。她身為工黨發起人之一，這樣的工黨令人非常擔心。

聯署：聲援聯福工友　促請浸大墊支補償

2011-07-13T02:26:00.005+08:00

（謝謝昆出手撰寫聯署聲明，請大家簽名支持工友！相關報導見獨立媒體。）

聯署：
聲援聯福工友　促請浸大墊支補償

外判拖欠補償　浸大責無旁貸

香港浸會大學逸夫校園（新校）的兩間餐廳—聯福餐廳及聯福樓（同屬潤時國際有限公司經營）—於6月28日正式結業，改由大家樂旗下的泛亞飲食有限公司營辦。今時今日，外判商的替換變更本是平常事，然而，是次聯福餐廳及聯福樓的結業，潤時卻拖欠20多位工友逾80萬元遣散費、假期補薪、代通知金後揚長而去。

浸大根本沒好好監督外判商，才令拖欠問題如滾雪球般越來越嚴重，浸大不可推卸責任。校長陳新滋在電郵中更要求校友、教職員及同學以私人捐錢協助受害工友，將校方自己對外判商監管不力、嚴重失責所致的後果，推諉給校友、教職員及同學為之埋單！對此，我們深表失望及憤慨！

我們強烈要求浸會大學校方負起應有的責任：

盡快墊支被拖欠的補償予受害工友
促請泛亞優先聘用聯福前員工
加強監管外判商

發起：前聯福員工　香港浸會大學教職員工會
浸大社會學學會　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
浸大外判監察

各位關注浸大聯福事件的朋友，可到這裡取得有關聯署的單張。

你外判，我捐款——記浸大聯福樓欠薪

2011-07-12T05:46:00.007+08:00

（七月十一日，聯福樓工友於立法會外抗議）

你外判，我捐款
——記浸大聯福樓欠薪

假如你走進百佳買生果，甫進門劈頭就看見大大個籌款宣傳：為解決百佳員工的欠薪問題，李嘉誠邀請你慷慨捐輸代支欠薪，好讓他發揚「香港仁愛香港」的精神——你會有甚麼反應？

「黐線，你唔出糧我點解要代你出糧？仲要我出完錢你拎去扮慈善？」一般人應該都覺得荒謬，不過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似乎不在一般人之列。昨日（七月十一日）早上，他向全校師生廣發電郵，要求眾人為剛結業的大學外判酒樓聯福樓支付八十萬元欠薪，「發揚浸大的關愛傳統」云云。

令有責變無責，卸責變關愛的神奇咒語，叫外判。

財務長：「我覺得同工會見面無價值喎」

浸大聯福樓外判予潤時國際有限公司（下稱潤時）營運，已經有十多年。直至今年六月下旬，不獲續約的潤時將聯福樓結束營業，同時拖欠近二十位員工逾八十萬元遣散費、假日補薪和強積金供款。對於這個沒有履行合約承諾以至法律責任的外判承辦商，浸大校方不聞不問，把監督義務置諸腦後，甚至在潤時明顯違反合約之後仍將半數按金回贈。

相比潤時受到的寬容厚待，受害工友面對校方只能嚐到一次又一次閉門羹。要求會面，校方不睬；要求公開帳目，校方不理。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慣例，去年大家樂扣飯鐘錢的醜聞鬧得沸沸揚揚之際，全港所有大專院校都願意與工會商討外判飯堂的工人待遇，惟獨浸大門關緊閉，處理校園外判合約事宜的財務長孫百千甚至放言「我覺得同工會見面無價值喎」。

七月七日，工友前往浸大財務處要求與校方會面，孫百千一收到消息旋即從後門逃離現場，並派出大批保安員阻止工友進入。助理財務長林炳華採取拖字訣，一時說要等待上司批准核數，一時說潤時老闆尚未回港，總之就是拒絕給予一個與工友會面談判的實際日子。

距離聯福樓六月廿八日結業，至今已相隔兩個星期，對手停口停的工友而言是一段難熬的漫長日子。然而浸大是不是窮得沒錢解決工友燃眉之急？也不見得，校方高層私自扣起了剩下的一半按金，聲稱用來支付潤時未償清的水電雜費——由於帳目從不公開，孰真孰假見仁見智——所以一毛錢也不會交給工友。校方賴死不付帳，於是就向師生校友的荷包開刀了。

助理財務長：「盤數好健康！」

浸大也有它不付帳的「理由」。校長陳新滋在公開信裡宣稱「大學的所有資金，無論是公帑或非公帑，都應用於教學、研究和學生服務方面；所以，如果大學使用本身資金補貼外判商，必會影響大學的教研和服務，對教職員和同學都不公平」。

這種所謂的「理由」耐人尋味。難道校園膳食不算學生服務？難道要教職員和同學捐錢代外判商支付欠薪就叫公平？更核心的問題是，浸大對外判商的過失有沒有責任？若有責任的話，浸大為欠薪付錢不僅不是浪費公帑，而是必須承擔的義務。在這一點上面，至少浸大不敢不承認它身負監管外判商的責任，林炳華就曾對工友堅稱「學校一直都有監管聯福盤數，盤數好健康！」

很好，你坦承校方有監管的責任就行了。只是「盤數好健康」卻不啻天方夜譚——要是那麼健康，為何欠薪八十萬？要是那麼健康，陳新滋為何現在又說潤時欠下大筆水電雜費？林君你把你上司說話當放屁麼？

校方高層前言不對後語，足證他們平素對外判商的監管有多兒戲。看在工友眼中，高層根本大有刻意對潤時放軟手腳的嫌疑。點心部的鍾師傅說，每次手握外判監督最高決策權的財務長孫百千到聯福樓吃香喝辣，潤時老闆例必露骨巴結，「孫百千落親嚟都好似皇帝出巡咁，食乜都又要靚又要多！仲要走埋入嚟廚房嗌『呢籠蝦餃係孫財長架！要執靚架！』」

若要珍惜公帑，打從一開始不要監管失職釀成欠薪破局，又或者，乾脆開除尸位素餐的失職高層。

灌湯餃與筋肉人

浸大高層有沒有收受外判商利益，有沒有故意鬆懈監察，姑且存而不論，然而潤時無法無天的程度可謂盲的也瞧得見。聯福樓財政不穩向來如是，鍾師傅指酒樓拖欠食材供應商的帳單可長達八個月，為了賺錢應急，點心價格上落刺激過坐過山車，像灌湯餃的價錢就在短期內由6.8元加至23元，馬拉糕則由3.8元加至16元，倘若茶客一時適應不來，不知就裡即淪為羊牯任由宰割。

取巧歸取巧，到此為止的技倆還是合法的。多位資深聯福樓工友均指老闆一直要求他們以薪代假，把每月四日的法定勞工假改為三日，剩下的一日以工資補償。這種做法違反了《僱傭條例》，竟然行之有年暢通無阻，浸大從未理會。更明顯的犯法是剋扣強積金供款，何先生入職九個月，查核自己的強積金戶口紀錄，發現去年十二月，以及今年三、四、五月都沒有存入僱主供款，換言之工作期間幾乎有一半應得供款都被潤時騙走了。

騙局的壓軸高潮當然在結業時降臨。根據另一位點心師傅榮哥觀察，平日待在聯福樓悠閑翻報紙的老闆張國良在結業前半個月突然不見影蹤，到了六月廿八日，聯福樓比合約所訂的自行提前一天結業（原訂六月廿九日結業），藉此剋扣了員工一天薪金。更絕的是在場招呼工友的不是老闆，而是老闆的親信和他們找來的三名陌生彪形大漢。在三名筋肉人的吆喝下，工友被要求簽名同意一份標明「惟遣散費與假日薪金需時核實，本公司已與政府勞工處勞資關係科聯絡，此兩項目將於兩星期內與勞工處共同相（按：別字，應作『商』）討解決方案」——翻譯成人類聽得懂的語言，就是老子現在不會給你遣散費和假日補薪，你要吵就找勞工處吵，兩星期後有沒有著落各安天命，跟老子無關。不簽？行，你連六月薪金也拿不到！

（圖為工友被逼簽署的不平等條約，變相放棄追討遣散費和假日補薪）

各位看倌閱讀這段文字已是事發兩星期之後，事實證明欠薪仍然是欠薪。無論如何，工友們絲毫不笨，即場看穿那是沒有承諾的承諾，儘管三名筋肉人威嚇曰「爭幾多錢啫！夠你買到樓咩？！」，工友們還是拒不簽字，報警去也。可是警察到場後非但幫不了工友，反倒以「私人意見」游說他們低頭簽署，因為老闆既已失蹤，當下不簽字有機會白白由得老闆把他們的六月薪金一併夾帶私逃，屆時要追數亦不容易。連國家機器也不提供協助，工友只得無奈屈服。

夾帶私逃的奸商，諉過自肥的官僚

既然夾帶私逃，那麼聯福樓是否經營艱困蝕到入肉，可憐地做不下去才出此下策？自從最低工資出爐，這成了眾多無良僱主的遁辭，《蘋果日報》甚至炮製名為「最低工資惹的禍」專輯，三不五時把一切店舖倒閉都怪罪到工資提升身上。不過，將這套想像投射在聯福樓卻是大錯特錯。大學外判飯堂通常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大學收取的舖租遠比市價便宜，加上校方時有提供裝修補貼，經營的風險遠比外間飲食業為低。聯福樓也不例外，加上浸大位於市區，除了校內生意外還有不少外人光顧，利潤就更有保障。

以上不是憑空臆測，潤時有主動向浸大投標續約這個行動本身，已證明它的老闆並不懷疑聯福樓有利可圖。再者，縱使潤時既欠工友薪金又欠浸大雜費，它至今仍然沒有半點申請破產的意欲。比較合乎事實的推理，應該是潤時收到不中標的消息之後決定一不做二不休，趁著結業大捲一票揚長而去。它不是付不起欠薪，只是不想付而已。

至此，我們不得不問：浸大是不能監管外判商，抑或是不想監管？潤時惡辣至斯，十多年來在校方官僚眼中竟是無問題、很健康，但明明他們是最清楚亦最有權查問潤時行徑的。如果校方官僚未盡監管之責，那又是不是外判制本身即屬他們推卸責任的工具，好讓他們出事時大嚷「不關大學事，不應用大學資金補貼外判商」？

以外判制在大學當中分割出裡和外，大學和非大學，師生和閑雜人等，本身正是對校園社群最大的撕裂。一旦這個撕裂成為校方官僚掠奪他人捐款一面貓哭老鼠一面事不關己穩袋人工的漏洞，他們本質上和飽食遠颺的外判商有何分別？

外判工友不是校園二等公民。浸大官僚為自己積孽承受報應的時候到了，有過償過，欠薪還錢，不容推卸責任！

（同步刊於左翼21網站及獨立媒體）

網上聯署：
聲援聯福工友　促請浸大墊支補償

不買樓的中產　不當奴的空間

2011-06-29T18:29:00.017+08:00

　

（愛護動物協會八十年代貓隻絕育廣告。之於高官巨賈，之於國家和資本，我們與貓何異？）

殭屍吸取了你的血，你變成了殭屍，你便有權去吸其他人的血。如果你還是人，還未被殭屍吸血，那你便會整天提心吊膽，在死亡陰影下做人。以上所述的情形就正是香港樓市的情形。

——李卓明，〈私人地產市場——不干預政策的神話〉

不買樓的中產　不當奴的空間

初見蘭尼，是在他的小舖。十室九空的冷清商場被切割成一間間不夠一百呎的乏味小格子，拉開鐵閘卻別有洞天：木屏風，竹書架，中式桌椅，術數典籍，再添一壺功夫茶就是近乎完美的盎然古意。「我夜晚喺度教易經。每個月一千蚊租，唔係好貴。」租一個舖位每週悠然營業兩三晚，聽起來似乎是中產優皮的奢侈，但蘭尼終究是個無殼蝸牛。明年就要結婚了，對於買樓，他已經死心。

上車：「做幾十年人點解要做到咁賤！」

拒絕買樓的蘭尼確實算不上貧苦大眾。卅一歲的他去年還在銀行工作，年薪五十多萬，是全港工資中位數的三、四倍，幾乎教人聯想到所謂的「金融才俊」。不過他的見解倒與街坊常識一拍即合：「依家冇正途俾你搵錢買樓喎。」反正勤勤懇懇日日工作十二小時也無法置業，不如退一步海闊天空。現在蘭尼轉職至慈善團體，儘管薪酬不及以前三成，工時倒短了不少，閑來學習中國古代天文，或是自己開班授徒，好不寫意。

工資追不上樓價的反面，就是炒樓好過打工。近日報章揭露一眾曾班子高官所持物業兩年來的市值升幅遠超其薪金，彷彿印證高薪厚祿比不上囤樓致富（注一）。「上車」於焉變成人生頭等大事——儲第一桶金買第一棟樓，然後細屋搬大屋，在狂飆的樓市下一路累積財富。這條置富公式，蘭尼的父母嘗試實踐過，令他的童年到處漂泊。先是尖沙嘴香檳大度，再來是太子公爵街，窩打老道山，何文田……家越搬越豪華，但故事還沒有完結。何文田之後是樓價低得多的大埔，最後是佐敦的舊樓，一住下來就是十多年。那時候才是九十年代初，社會尚未經歷金融風暴和SARS，樓價卻已升至連中產也炒不下去的地步，「上車致富」的老調子原來一早在回歸前唱完。

不求富貴求安居，可乎？蘭尼身邊是有買到樓的朋友，但全部是異數，有人因為家裡有錢父母為他買的，有人因為在大銀行匯豐工作獲公司批核十成按揭（注二），有人在SARS時泠手執個熱煎堆才低價買入疫症頻傳的淘大花園。「最大問題都係俾唔起首期啫。」最初還說得輕鬆，再說下去卻越來越沉重。「供樓始終好過俾租嘅，你又唔駛驚業主唔知幾時加租。問題係依家你每個月交唔出兩萬蚊都幾乎唔駛諗供樓呀！」提到過往到處看示範單位的經歷，他更勞氣：「一去睇樓就火滾。係有啲四百呎樓，最平唔駛四百萬，但係實用率唔夠七成，間房放張床放唔到衣櫃，三尖八角。示範單位仲扑埋廚房幅牆望落去闊落啲，真係住入去就慘，油煙燻到全屋都係點住得人？睇完都覺得可恥。」

當住屋淪為生財工具，交易價值凌駕使用價值，住不住得人打從興建開始已屬次要考慮，於是我們有了「心曠神怡」而且未入伙先沉降的堆填區「豪宅」日出康城。買得了樓也買不了安居，蘭尼決定與女友以九千元租住一個小單位，撇下樓奴枷鎖換來如今的逍遙，還有尊嚴。「咁辛苦儲錢為乜？唔通為個窗臺？做幾十年人點解要做到咁賤！」

居屋：「同私樓有乜分別？」

租樓或許比供樓輕鬆，畢竟還是上繳房租好讓包租公供養地產商，間接支撐地產霸權，難稱善策。有沒有擺脫這個魔掌的辦法？

復建居屋的呼聲甚囂塵上，從民主黨到民建聯都喊個力歇聲嘶，宣稱買居屋可解決市民住屋問題（注三）。蘭尼對此嗤之以鼻。是「金融才俊」照本宣科大發偉論斥責復建居屋打擊樓市破壞經濟嗎？恰恰相反，他認為居屋樓價太高。「奧海城附近啲二手居屋賣到四、五百萬一層，同私樓有乜分別？」（注四）中產人士尚且難以負擔居屋，草根民眾更是與之無緣。在馬頭圍道大火的劏房死難者屍骨未寒之際高叫復建居屋以「解決住屋問題」，政客良心何安理智何存？

住屋的關鍵不在居屋，而在公屋。政府計劃未來每年平均興建一萬五千個公屋單位，可是截至2010年底的公屋輪候冊申請數字已積壓至十四萬五千，接近前者的十倍，「三年上樓」的官方承諾鐵定破產。至於蘭尼這些入息超出公屋申請上限的，更加連輪候的資格也沒有。「如果放寬公屋入息上限，梗租！啲租起碼比出面平一半，每個月可以儲多四、五千。」這不僅是藏富於民，也是避免市民受經濟週期傷害的社會保險，樓市炒熱時不須捱貴租，銀行加息時不須供貴樓。

可惜政府並不要安穩，它自己就是金融市場上一大炒家。房委會把公屋商場和停車場賣給領匯後收到的錢，都投擲種種金融投機，投機所得成為它去年第二大收入來源——相對的，在市道較差的2009年就讓它嚴重虧蝕卅九億元（注五）。即使曾任職金融界，蘭尼對領匯上市並無好感，只覺得它戕害居民與商戶：「加租加得咁貴，依家去領匯商場睇醫生成兩舊幾水，以前都係百幾蚊之嘛。」那麼當年不是有經紀上街遊行支持領匯上市嗎？「你都識講，搞遊行嗰個叫工聯會，佢會幫邊個講嘢？真係幫小市民？」

滅絕或存續：「唔到你諗」，或「我要公平」

滿腔不平，不怎信賴政黨，開口一句「狗官」閉口一句「政府bullshit」的蘭尼，彷如憤青。當中產變成憤青，據說是會令政府膽戰心驚的，零三七一的時候傳媒最繪形繪聲地散播的講法就是「中產上街」。近年或許是說的說厭了聽的聽厭了，抗爭的圖騰又在輿論裡置換為「八十後青年」。對於這些風潮，蘭尼笑笑：「你落街行一個圈，睇下有邊個撐政府？個個都鬧o架啦。」

也許，根本就沒有甚麼中產。每當問及新婚在即的蘭尼會否考慮生育，他的表情都像快要爆笑出來：「唔諗生小朋友！唔到你諗！」一如買樓，他對養育下一代已經死心，皆因耗費之鉅跡近荒誕。「香港出生率下降，好合理吖。」沒有親子關係不要緊，其他社交生活又如何？「你唔會請客人返屋企，因為細，好影響社交圈子。」他坦言：「一大棚人上嚟打邊爐？唔駛諗啦。出街又貴。」出街，就是必須付錢光顧商舖購買某段時啲的某個空間，這筆錢有一大部份花在舖租。土地會咬人，會吸血，但人無法逃離土地。

生育是人作為物種的存續，社交是人作為社群的存續。一旦存續成為「唔到你諗」、「唔駛諗」的荒謬神話，意即人的滅絕乃實實在在的真相。連存續都辦不到，所謂中產，其實也是無產。六、七十年代急促工業化的香港需要大量勞動力，政府密密興建公屋養活人口為資本家維持勞動力再生產；工業北移之後，資本家對勞動力的需求沒有那麼殷切了，養活人口就是養活流浪貓狗一樣的負累。既是負累，乾脆拿去絕育好了。對資本雄厚的財團而言，住屋是炒賣對象﹔對窮半生之力供樓，或交租好讓業主供樓的小市民而言，住屋與其說是保值救星，毋寧是榨取人生的絞盤。

話說回來，為甚麼我們非得是被豖養或被遺棄的家畜不可？為甚麼我們不能決定要不要工業搞不搞地產，甚至乎連隔鄰要建商場還是建公園，家裡有沒有碩大發水窗臺都無從過問？臨別之時，問蘭尼對社會有哪些期望，他說：「社會應該每個人都有空間生活，我想公平啲。」為了公平，總要打破資本家和無產者的奴役關係；為了存續，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就由掙脫頸上名為「買樓」的鎖鏈開始罷。

注釋：
一.　〈曾班子物業升值好過打工〉，《明報》，二零一一年六月廿七日。
二.　一般而言，金融管理局規定住宅按揭貸款的上限是物業市價的七成。
三.　公民黨梁家傑更要求將前公屋地皮的一半面積用於興建居屋，而非在原址興建新公屋。
四.　「奧海城附近的居屋」估計是指海富苑和富榮花園，兩者樓齡已逾十年。
五.　見房委會2009-10年度年報。

（刊於左翼21 2011年《七一反地產霸權特刊》）

當代俠客行：散工老兵浮沉錄

2011-04-14T21:03:00.015+08:00

（去年九月做的訪問，完稿多時。最低工資實施在即，資本家陰招縮數盡出，但願漢哥一切安好。下次再去彩龍飲啤酒，我請！）

「我唔係曾蔭權，唔代表七百萬人。」在酒樓呷著獅威的漢哥這樣說。曬得黝黑的肌膚零星濺上了斑斑白漆，襯托著逾三十年的散工戰歷。他慳儉過人，自謂月入二千五百元已足夠過日辰。各方談論的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等等勞動保障，彷彿是另一個世界的事。

要不是接受訪問，他大概不會上酒樓，還堅持請客，蠔餅、三杯雞、魚香茄子、中式牛柳、半打啤酒。豈不教人誠惶誠恐？

（七十年代的大坑東邨和南山邨，漢哥在此度過青葱歲月。圖片轉載自房委會網頁。）

當代俠客行
——散工老兵浮沉錄

在香港打散工最缺乏保障。根據《僱傭條例》，若非每月受僱四星期以上，一星期工作逾十八小時——亦即俗稱的「四一八」——工作就不算「連續性合約」。不算「連續性合約」的工作，沒有大假，沒有勞工假，沒有有薪病假，沒有長期服務金，也沒有遣散費。漢哥近年投身的泥水和油漆行業都是重災區，散工和長散工佔大多數，他倒不以為忤，做得一日算一日。「今個月有廿九日工開，幾好。」

工資不是按時薪就是按日薪計算，越多工開越好是散工的共同心聲。我知道僱主很明白這一點，自己當保安員的時候，主管每次把填得密不透風的更表遞過來都是「益你啦」的施恩語氣。散工們搵得幾多得幾多的搏殺精神，反過來就是手停口停的逼人生計，買一次餸吃上好幾天的漢哥亦不例外。

工字有出頭的黃金歲月

事情曾幾何時卻不是這樣的。行將花甲的漢哥，尚未唸完中一已經打工，當年十六歲。最初在山寨廠啤插頭，前舖後居，連同老闆一家才十個人。日薪八元五毛五仙，令他相當滿意，「連拍拖都夠錢使。五毫子睇戲坐後座，三毫子一碗雲吞麵，再搭兩毫子巴士來回，兩個人一個星期見一次都仲有大把錢淨。」時維1966年，距離《僱傭條例》面世尚有兩年，漢哥只記得有《保護婦孺條例》禁止童工。父母在屋邨經營醬料舖，沒有養家負擔，對薪酬自然不太執著。沒有假期？辭工就行，每逢過年前醬料舖生意特別忙，他都會辭工回家幫手。穩定工作？曾有東主以翌年加薪挽留，他嫌拘束，掉頭就走。「我做過五十幾行，你係咪想逐行聽？」漢哥笑笑，再呷一口啤酒。那是工作找人的時代。

從啤插頭開始，漢哥短短幾年間做過五金舖、鎖廠、布廠、紙袋廠、酒樓，多是親友介紹，亦有自己看報紙招聘廣告找回來的，十居其九是散工。受僱與自僱的界線隨時可以逾越，工作與工作的間隙被小生意填補，和契哥造魚網鞋搬出土瓜灣擺賣，又與朋友合資擺雲吞麵檔，在街頭一邊剁豬肉一邊賣。做小販難免遇上貪污，「一有差佬嚟就要同佢派片，位位兩蚊。成班好似乞兒咁，一落咗更換咗便服就伸手問你拎！」

做小販，時下的形容大概叫「青年創業」。時值經濟起飛，工人爬升為小資確實有希望，漢哥家裡的醬料舖也是父親由打麵學徒逐漸做到小老闆的成果，七十年代未完結，一家已經儲夠錢買樓。工作多，薪金足，是散工抑或長工並不相干，更何況自己未必打死一世工？勞工法的保障，漢哥在談論他的快樂時代之際從未提及。

十三載長工，易主一場空

1987年，改革開放多時，港商對北上經營越見自信，中港貨運頻繁，漢哥轉行當運輸，做貨車司機。入行不久，偶遇多年前的舊老闆，獲邀加盟旗下公司簽長約。那是漢哥唯一一次做長工，一做十三年，「都唔係諗住搵長工，只係話晒一場相識，念舊，咪應承囉。」

公司做電線生意，九十年代初生意好，雙糧和花紅的背後是日日朝七晚八。悠長工時畢竟磨人，既然享有「連續性合約」的保障，可有申請悠長假期好好休養？「我未請過假，大假、病假都冇請過。」漢哥斬釘截鐵。「嗰陣後生，你對我好我對你好，唔怕同你捱。」事情的另一面是婚姻失和，他四十歲到內地娶妻，「我地呢啲人好多都係咁」，兩人卻相處不來，漢哥也就無心請假過羅湖家庭團聚，縱使沒有工作也留在公司，離婚之後亦然。「有時到星期三已經做晒成個星期嘅嘢，怕悶，都係返公司。」

1998年東亞金融風暴，公司雖未蒙受明顯損失，但漢哥觀察得到變卦，有職員離職了公司卻不補充人手。老闆開始把較多資金調動往金融市場投資，「佢呢啲人玩股票好叻架，未見佢輸過」。包括自己在內、北上娶妻的「呢啲人」，和不包括自己在內、精通財技的「呢啲人」，發音相同，指涉大異。這兩種人的決裂在兩年後發生，2000年政府立法落實強積金，適逢老闆的兒子從澳洲唸完工商管理碩士回港接手公司生意，裁減人手、節約開支便成了新政策。漢哥月薪先被削至一萬，在強積金實施前夕再削至八千，少東承諾收起來的二千純屬帳面調動以減少公司強積金供款，但實際上仍會私下發還，「大家有著數」云云。屈指一算，此舉每月節省得到的供款只有一百元，公司的香港總部員工又少到只得六、七個，按理說應該微不足道，漢哥從人格化的角度解釋對少東新政：「呢啲人，睇一蚊仲大過防空洞！」

新舊東主更替，計算取代人情的最後，公司開除了一個效力多年的女職員，換上一個月薪低至六千的新人。漢哥看在眼裡忍無可忍，憤然辭職，一怒之下連長期服務金也拒絕收受。他認為那種老闆不值得為之服務，不收一分一文是為了割蓆絕交，以示彼此再無關連。假期不要，錢也不要，對長工擁有的一切法定權利視同糞土。半個世紀前的道德經濟遺風仍然活在老街坊一身俠骨深處，所謂「非物質價值」，絕非「八十後」專利。

「養妻活兒，呢個數一定唔得」

人情或許是六、七十年代的工作倫理，到了廿一世紀竟處處碰壁。辭職後嘗試搞生意卻被合夥人騙去積蓄，又要重頭開始。「呢十年係我人生最慘嘅十年。」漢哥輕描淡寫。詢問詳情，他只道對近年的記憶遠不如年輕時的工作經歷那般鮮明，雜工、失業、義工、再培訓，浮浮沉沉兜兜轉轉。「試過一個月做得十日八日。2005年做清潔得十八蚊一個鐘，不過都要做，捱麵包都要做。」

從以往工作找人到現在人找工作，散工老兵也得自貶身價。漢哥最近在地盤做油漆，收入較高體力要求亦高的外牆油漆工作已經輪不到他，「每次去到新地方為咗打入去，都要慣性壓自己價，我依家收二百五十蚊一日。怕唔夠人地啲年青力壯爭吖嘛。」開工不足，薪金不高，年輕時的打工環境整個顛倒了，他倒不怎麼擔心，「我二千五蚊一個月都得！」話剛出口他又連忙補充：「嗱，我唔係曾蔭權，唔代表七百萬人，要養妻活兒嘅話呢個數一定唔得。」

年近六旬，有病又怎麼辦？「我唔睇醫生嘅。細個成日食飽飯落街打波搞到有幾十年胃痛，我都冇睇過醫生。」那麼退休之後、又或者年紀大找不到工作的時候又該如何？「哈，我信佛，錢財呢啲嘢生帶唔來死帶唔走，死咗一把火燒咗佢咪算囉，搞咁多都無謂。」

很豁達，把基金廣告裡時刻計算要多少錢退休計完還要蠢蠢欲動炒骨灰龕的中產階級徹底比下去。人家說草莽多豪士，我信。豁達無求的反面，就是放棄家庭，孤獨終老，有病無錢醫，人死了無痕。要全港七百萬人接受這種待遇，將會是一場災難。

我們的社會就是如此禮遇我們的大俠。

彼岸的豪邁，此岸的刻薄

2008年，趙永佳等人的研究指全港16.4%打工仔是臨時工，接近六十萬人。這些邊緣勞工也許習慣了六、七十年代的就業模式，不在乎勞動保障，辛勤半生之後甚麼都不剩，也不由得他們剩下甚麼。過半數綜援個案都是長者，大抵已見問題端倪，也是商家藉剋扣勞動保障把養老責任推給庫房公帑的證明。

應付帳的人不付帳，不應付帳的人偏想付帳。漢哥對不再工作之後的生活有一個再三提起的心願，就是帶著積蓄到非洲散盡扶貧。錢從何來，扶的是非洲哪一處怎樣的貧民，他沒有答案。說不定，惟其彼岸的遙遠，才有支撐此岸生活的力量。酒樓桌上的中式牛柳和魚香茄子煲，是否也屬於其中一次散財之舉？舉筷的我，又是甚麼東西？

參考資料

趙永佳、譚若梅、蘇耀昌，2008年。"Flexible employment in Hong Kong"，刊於《亞洲調查》(Asia Survey) 第48卷4期。

後記：

他們吃飯的時候，耶穌拿起餅，先獻上感謝的禱告，然後擘開，分給門徒，說：「你們拿來吃；這是我的身體。」接著，他拿起杯，向上帝感謝後，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吧；這是我的血，是印證上帝與人立約的血，為了使眾人的罪得到赦免而流的。我告訴你們，我絕不再喝這酒，直到我與你們在我父親的國度裏喝新酒的那一天。」

《馬太福音》，26:26-29

總覺得，那一餐是提早吃下漢哥的骨灰。若說門徒領過聖餐自有相應的承擔和盼望，大概，我也一樣罷。

公屋非福利　居屋乃地產

2010-08-25T15:15:00.008+08:00

（頹寫。連文章也算不上，只是小學生數學練習。寫這篇東西的用意很簡單：第一，下次有政客嚷著樓價太高要復建居屋，我們可以告訴他還有更好的辦法；第二，下次聽見有人大放厥辭把公屋喚作福利，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報以一句：「福你老母！」）

公屋非福利　居屋乃地產
——一個房委會的簡史

（圖片由黃衍仁設計）

房委會在七月十五日聲稱公屋租戶收入上漲，必須「依法」加租4.68%（注一）。即使加租之舉在居民反對下終以免租一個月的形式加以緩解，可是不少傳媒對此不以為然，急急找來學者指責政府把資源向公屋傾斜，揪出三兩個號稱「夾心階層」的私人樓租戶大叫不公平，最後來個不加租等如破壞規矩的標題一錘定音——言下之意，住公屋的膽敢不同意加租彷彿就是輸打贏要，貪得無厭，浪費公帑的社會寄生蟲。

相比之下居屋（準）居民就是廣受同情的一群。自從以天匯為首的一堆天價豪宅推高樓市，輿論紛紛要求政府復建居屋，曾蔭權今年施政報告勢將重彈此調。居屋市價一升，傳媒又馬上擔心小市民無力置業上車。究其原因，在於居屋是居民真金白銀買下的，誰也不欠誰；公屋卻是「福利」，吃政府的住政府的就別擺架子要求多多。

親生仔變債仔　政府抽乾房委會

「公屋是福利」乃常識，這個常識卻不符事實。興建公屋不一定蝕本，在2004至2006年，房委會甚至因公屋業務賺取合共十億進帳，賺錢以億計還稱之曰「福利」，未免可笑。

當然，做生意總有賺有蝕，公屋這盤生意也一樣，2007至2009年的赤字確實不小，可是政府有沒有因此花費公帑？

沒有。早在1988年落實《長遠房屋策略檢討》後，營運公屋的房委會便成了自負盈虧的機構，財政獨立——這樣說也許不太對，儘管政府毋須對房委會的虧損負責，但房委會賺錢時則必須上繳庫房，非住宅樓宇紅利的50%都屬於政府。更要命的一著，是房委會直至2008年為止無論賺蝕俱要為政府在八十年代的100億注資每年支付5%利息。扣除上繳的紅利和利息之後，公屋業務在過去十年不過賺蝕參半。（見附表）

房委會由政府的親生仔變成政府的債仔。賺錢政府要分，蝕錢政府不賠，這種輸打贏要的安排說明公屋居民沒有花過納稅人一塊錢，公屋在政府眼中也是投資而不是「福利」。假如政府不視房委會為牟利機器，不濫索上繳，公屋業務竟可賺錢，這證明了在全港提供廉價租住單位的可行性。公屋與私人樓之間的租金差價有多龐大，反映的是地產商食水有多深。應該成為箭靶的，不是反對加租的公屋居民，而是害市民捱貴租的地產商，還有推動高地價政策的政府。

領匯上市蝕本　復建居屋補鑊

那麼公屋為何要加租？自從房委會出售公屋商場和停車場予領匯，相關收入在四年內暴跌77%，居民的社區消費從滋養公屋變成養肥大鱷。2005年底領匯上市是公屋歷史的分水嶺，它搶走了房委會公屋商場和停車場昔日的紅利，一上市就導致2006年以來公屋帳目年年勁蝕，即使扣除上繳庫房的金額，公屋平均每年虧損近9億元。相比之下，在領匯上市前，1999至2005扣除上繳後公屋業務平均每年賺到3億9千萬元。

由賺變蝕，房委會既要應付近年公屋赤字又要自負盈虧，惟有向公屋居民開刀。領匯上市其實是加租的遠因。

除了加租，領匯帶來另一個必然結果自是復建居屋。賣居屋一向是房委會生財絕招，即使只是稍微賣一點點貨尾，它在2008-09年度因此獲得超過49億盈利，利潤率達104%。購買居屋，其實是光顧名為房委會的另一個地產商。若說復建居屋是「利民紓困」，那麼前提是市場上每一個地產商賣樓的利潤率都比房委會的104%暴利更暴利。

很遺憾的，這是現實。於是因為苛刻的入息審查被拒諸公屋門外的市民，就只能在購買居屋和購買私人樓宇之間抉擇——亦即在做老襯和做超級大老襯之間抉擇。

居屋救得了房委會帳目的命卻不一定救到我們的命。供樓不是易事，二十年內供滿一層樓，意味著我們二十年內都要有穩定的收入。當長工買少見少，到處都是兩年續一次約的合約工甚至散工，無論供的是私人樓宇還是居屋都缺乏保障。八、九十年代對置業的追捧，其基礎是回歸後一次又一次破滅的「樓市只升不跌」神話。當公屋原本可以不虧本持久營運，我們為甚麼還要追求居屋？住公屋有甚麼好羞恥，全民住公屋又有甚麼不可能？

過去十年房委會公屋營運帳目

領匯上市前

	公屋盈虧（百萬元）	上繳利息（百萬元）	上繳紅利（百萬元）	扣除上繳後公屋營運情況
2005-2006	460	183	677	賺
2004-2005	606	236	728	賺
2003-2004	-85	287	681	賺
2002-2003	-828	335	609	賺
2001-2002	-2,246	423	981	蝕
2000-2001	-1,813	466	660	蝕
1999-2000	-1,359	504	1,228	賺
扣除上繳後平均每年盈虧	賺 390,428,571元

（數據綜合自房委會年報）

領匯上市後

	公屋盈虧（百萬元）	上繳利息（百萬元）	上繳紅利（百萬元）	扣除上繳後公屋營運情況
2008-2009	-1,146	12	154	蝕
2007-2008	-922	70	231	蝕
2006-2007	-1,388	128	165	蝕
扣除上繳後平均每年盈虧	蝕 898,666,667元

（數據綜合自房委會年報）

注釋：
一.　官方發表的「公屋居民收入上漲」之說，其實非常可疑，皆因統計數據剔除了綜援戶，而這些居民中最窮的一群佔樣本達24%，結論有多偏頗不言而喻。詳情見〈公屋租金「可加可減」？〉一文。

（刊於《草紙》第六期）

梅酒記

2010-05-31T10:50:00.008+08:00

素不善飲，一罐啤酒臉紅，兩罐啤酒地殼漂移。水煮牛肉越辣越興奮，一口黑牌威卻嗆得幾乎從鼻子噴出。喜歡喝的多是酒精度數低的甜酒，蘋果酒、野莓酒、桂花陳、Baileys、Tia Maria都行，雖然還是喝得像老貓舐牛奶似的，慢舔慢吮。

梅酒也是心頭好。一直都是買市面最常見的蝶矢（Choya），去年公司的後輩送上一杯自釀梅酒，果香甘甜，幸福到我想扮味皇（注一）大叫一聲「好味呀！！！」從此立誓有機會自己也試試釀製，可惜品酒時已屆八月，梅期早過，飲酒也飲恨。

夏去冬來春又至，是機會了。

＊＊＊＊＊

儘管見過有熟梅製成的少數例外，用來釀梅酒的通常是青梅，三月底開始當造，四月下旬已不多見，即使僥倖在五月仍找到到賣梅的攤販，青梅半數變成黃梅。五月一過青梅絕跡，自釀者入貨請早。

於是今年月曆揭到三月，馬上跑到各大街市天天偵察。超級市場不用多瞧，領匯和食環署街市也較少有賣青梅的，結果還是給我在老式露天街市找到，旺角的廣東道和大埔的富善街都有售。青梅不貴，普通貨色六元一磅，皮光肉滑大顆一點的七元一磅。我走去賣普通貨色的檔口，厚著面皮逐顆精挑細選，事頭婆也不生氣，笑問「你咁後生都識釀呀？」，我笑笑，心裡對以「就係唔識釀至要幫襯你試到識為止」。一旁的大嬸問青梅應該用甚麼醋浸，事頭婆叫她到隔壁雜貨舖買白醋，降血壓有益。哦，原來梅子果醋配方在民間早已有之，犯不著光顧健康食品公司，厲害。

接著到家居用品店買浸酒用的玻璃缸，四升容量，廿八元成交，四眼老闆三兩下手勢就用報紙包好束之以尼龍繩，四平八穩。青梅、冰糖、米酒、玻璃缸，基本上一條富善街有齊所有材料。不過因為酒量差不想用近三十度的米酒，又打算玩花樣不想放冰糖，另外買廉價清酒代替，糖就換上黑糖和蜜糖。一切準備就緒，打道回府。

材料：
青梅兩磅（$12）
冰糖五百克（十蚊有找）／黑糖二百五十克兩包（$55）／蜜糖一樽（$45.5）
清酒兩公升紙包裝（$80 - 130）

成本不高，兩公升才二百塊錢不到，比一般進口梅酒便宜一倍有餘。做法也不複雜，把買回來的青梅浸水洗淨，瀝乾後用抹手紙抹一遍，再講究的話就花一天風乾（如果心急也可以用風筒吹）。我懶，抹乾了，去掉果蒂就直接丟進玻璃缸，放糖壓住阻止青梅浮上來，倒酒之後關緊蓋子，完成。

（左邊是黑糖版，右邊是蜂蜜版。黑糖塊溶解時把裡面的空氣釋出，形成水面一層氣泡。）

據聞梅酒要浸半年才夠火候開封，本來打算由得兩罈東西自生自滅的，可是看看不對：喂，蜜糖沉底完全不溶於酒啊，攪攪它吧。一攪，蜜糖溶得均勻了，原本黏在缸底的青梅吸收清酒後卻浮上水面，突破酒精包圍網，過了幾天黑糖版那一罈在糖塊半數溶掉後也出現同樣情況。會不會發霉？在中港台日的梅酒相關網站到處翻，人家都是用燒酒浸的，日本人用的更是三十五度以上高純度燒酎，我用的清酒不過十四五度，還要浮上去接觸空氣的話，危矣。以防萬一，打開蓋子，一手孖蒸一手筷子，讓孖蒸沿筷子慢慢流下去，在表面形成一個薄薄的「孖蒸層」。製造了濃度差距，青梅乖乖的把頭塞回去，在中間潛泳。危機處理完畢，捏一把汗。

其實或許不必太擔心，青梅始終會沉底的。一個月後，梅子成了海床上的鐵達尼號，我也鬆一口氣。在大廳打開蓋子，遠在廚房的老媽子也嗅到香氣。學創世記話齋，上帝看他所創造的一切都很好。晚間過去，清晨來臨，這是第三十天。

（兩個月後的樣子。左邊是黑糖梅酒，右邊是蜂蜜梅酒，已經頗香甜。）

＊＊＊＊＊

前述的日本自釀梅酒製法隱藏著矛盾：市販的梅酒酒精濃度統統在十五度以下，怎麼自釀梅酒竟要從三十五度起跳？假如梅酒這麼烈，老早就嚇跑一堆捧場客，如我。

答案是法律。以度數高的酒去浸不僅是為了防腐防霉，也因為用二十度以下的酒自家浸製違反《酒稅法》。嚴格來說，自家製的梅酒是浸酒而非釀酒，過程中不會釀出酒精，但要是用的酒度數較低，就有機會發酵產生酒精了。沒有釀酒牌之下生產酒精在日本屬於犯法，合法製造低濃度梅酒的惟有酒廠——因果也可以是倒過來的，像五十多年前蝶矢決定生產梅酒時輿論都不看好，認為這種家家懂得自製的東西不會有人花錢買，所以也有可能是傳統日本梅酒本來跟中國梅酒一樣烈，只是酒廠為了開拓新市場才製造現在流行的低濃度梅酒，男女老幼都喜歡。哪一個推測合乎史實有待考究，無論如何，相關法律為商家製造了生產低濃度梅酒的壟斷機會，我們慣喝的梅酒只能靠他們提供。這意味不是人人都有機會模仿上帝的工作，還好我不是日本居民。

先例一開，人人自己來。去年嚐過自釀梅酒後，連我在內公司起碼有三個人決定今年動手，有人去街市問檔主，有人上網找資料，有人向菜園村有浸酒經驗的村民討教，齊齊做實驗，遲些大概可以來個品酒大會。如斯熱衷，彷彿是急著奪回這城市斷了一個世代的手作仔傳統。縱使香港的酒類管制不如日本囉唆，我們同樣依賴向商家消費而忘卻自己雙手的創造，賣青梅的事頭婆詫異於一個「後生中年」浸梅酒，恰好證明創造經驗的斷裂。

斷裂和奪回，標誌著喪失。創造的經驗如何喪失？十八世紀的重農主義經濟學家（physiocrats）相信一切價值來自土地，只有從土地裡無中生有的農業才算生產，工匠和工廠做的不是生產而純粹是物質形態的轉化，服務業更不用說了。我們未必同意重農主義的觀點，卻不能否認一手一腳的耕作是很充實的創造經驗（好啦，factory farming例外）。漁農淍蔽，工藝式微，今日的四大產業是金融旅遊貿易專業服務，我們抱著條文和數字做人，而且從小就被教導要抱著條文和數字做人——所以職業先修學校是失敗者的堆填區，而這個堆填區現在也消失了。能展現自我又能自己享用的實體創造，在大多數七十年代或以後出生的香港人生命裡，都是缺席的。

＊＊＊＊＊

在香港浸酒亦不一定安全，《應課稅品條例》就列明自家發酵犯法，違者罰款五十萬元或監禁一年。還好家中兩罈東西連泡也不冒一個，看來暫時不須要公民抗命。不論日本或香港，發酵造酒的禁令俱與稅收相關，不涉甚麼私藏危險藥物的罪名，足見禁令無關公眾健康或社會秩序，純屬經濟範疇。

當然也不是寓禁於徵。民間自釀要坐牢而紅酒稅完全撤消，這個落差證明酒絕非本質上的違禁品。紅酒免稅是為了搞國際展覽，酒是外國的，買酒的最好也是外來客，香港貫徹其買辦角色在中間抽油水，達官貴人附庸風雅時又乘機省點零錢，民間自釀有這些好處嗎？對酒的差別待遇，倒影出政府對買辦經濟和本土經濟的差別待遇。紅酒有沒有文化不是重點，紅酒業只會展現為紅酒博覽而非葡萄園與釀酒區——釀紅酒不如繼續炒樓，你試試放棄金融地產把大片大片的新界土地用來搞本土農業種葡萄，看看中央政府會不會供應東江水給你灌溉？香港之於中國的利用價值就是充當資本進出的門戶，在地緣政治牽扯下，買辦經濟成為主旋律，紅酒業如是，傳統四大產業如是，曾蔭權捲起衣袖要搞的新六大產業之流亦復如是，萬變不離其宗。

要麼當上買辦賺個滿缽消費紅酒，當不上買辦的連自釀創造的權利也要搶走。不事生產的買辦經濟，置於自主與創造的最遙遠距離。

＊＊＊＊＊

倘若藝術是自我的展現，以及這個展現與他人的交融，把文化政策鎖定為文學音樂電影劇場等等特定範疇，甚至狹隘地拘泥於西九之類的地標硬件，根本徹底失焦。藝術被剝離於生活，皆因藝術被剝離於生活所依的生產，更甚者為生活剝離於生產。繼續固執於「藝術就是不事生產」的概念以為光靠增撥資源即可推廣藝術，這種渴求資助者的麥第奇情意結無異捨本逐末。勞動變成自我的壓抑，選擇放黑糖還是蜜糖的自由，富士康的工人當然沒有，投資銀行裡天天凌晨放工的年輕分析員也不見得有。工作沒有自主，沒有自主的工作又以長工時（企業監控）與「自我增值」（自我監控）蠶蝕生活，整個生活必然是不由自主的。是故，藝術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藝術化，不可能略過政治經濟鬥爭而實現。

假如所謂的第四代香港人像呂大樂說的知道自己不喜歡甚麼卻不知道自己喜歡甚麼，又或者像陳雲說的有消費主見但沒個性，不好意思，那不是甚麼世代問題，那是經濟轉型的社會心理後遺。在奪回生活的自主與創造之前，浸梅酒，其實是自慰。

＊＊＊＊＊

話雖如此，為了一杯酒搞一場革命，浪漫又艱辛。革命不可一天完成，飯卻不可一天不吃，即使來之不義。讓伯吏叔齊上首陽山，我們先乾杯再說。

注釋：
一.　為免年輕讀者不懂，特此解釋：味皇也者，日本老牌烹飪動畫《伙頭智多星》（台譯《妙手小廚師》）的角色，飲食集團頭領，經常到處試食。又，我懷疑這是香港最早引入的日本烹飪動畫。

個與群：論《蟹工船》復活

2010-05-28T19:22:00.015+08:00

（圖片引用自函館市網頁。圖中是函館西濱蟹工船準備出發的景象，攝於1953年）

去年走進旺角樂文書店，問店員可有賣《蟹工船》這本小說，得到的回答是「這種書沒人買的」，空手而歸。到其他書店找，結果都一樣。

冷清至斯，是香港特有的例外。就像金融海嘯後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德國重新暢銷，小林多喜二1929年撰寫的工人小說《蟹工船》也在長年經濟不景的日本復活，2008年再版後銷量突破一百萬本，最近四年內至少出現了五個漫畫版，去年完成的改編電影亦在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映。《蟹工船》中譯本因此在台灣重新出版，與其說左翼書寫注定無人問津，倒不如說香港是自外於「全球暢銷書榜向左轉」潮流的孤島。

《蟹工船》復活了，它被賦與的角色卻不太一樣。這個故事得從八十多年前說起。

群：生產與抗爭

小林多喜二是戰前的日本共產黨員，也是著名小說家，筆下的《蟹工船》被譽為無產階級文學代表作。梁美芬去年硬銷大學生四千元實習計劃時揚言「僱主不聘用會示威的青年」或許是恫嚇，以政見入罪卻是小林實實在在的遭遇——先是被僱主開除，然後被特高警察在1933年以不敬天皇罪拷問至死，享年才廿九歲。

招惹各方逼害，間接證明《蟹工船》刺中當時社會矛盾的要害。所謂「蟹工船」，其實是捕蟹船兼蟹肉罐頭工廠，由於它不是一般船艦，所以不受航海法規限﹔但它也不是地上工廠，所以亦不受工廠法監管。蟹肉罐頭是高價貨，財團看中這個法律漏洞，低價買入已屆退役年齡的破爛船隻強行改裝，不必理會任何安全措施，暴利滾滾而來，資本家更有把握恃財力影響國策。當然，這樣的船駛到波濤洶湧的堪察加海域自是險象環生，工人凍死有之淹死有之，加上蟹工船一出海就與世隔絕，管工如何虐待工人也無路求援，形同私人監獄。日以繼夜的長工時，導致腳氣病的無營養伙食，滿地跳蝨滿室爛臭的惡劣衛生環境，威脅工人催谷產量的烙印私刑，在書中都有鮮明的描寫。捱不住半途死掉？放進麻包袋隨手丟進鹹水海即成。在船上，人命就是如此賤價。

這不是憑空杜撰的虛擬地獄。為了這部作品，小林參考了大量新聞報導（注一），又徘徊北海道的港口實地採訪，令《蟹工船》全書帶著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作為故事舞台的蟹工船「博光丸」，本來就是影射1926年被揭發虐待漁工的「博愛丸事件」。小林的角色不僅是作家，也是民間記者，然而他的觀察最終不以新聞報導或報告文學的體裁寫成卻化為一部小說，為的可能是避免單一化、個案化——書中情節取自個別事件但不局限於個別事件，在其他蟹工船，以至在煤礦，在碼頭，在鐵路地盤，總之只要有資本主義不受限制地剝削的地方就有類似慘狀。惟有拒絕個案化，個別事件方能提升為共同命運，帶來共同反抗，結局裡工人把他們在蟹工船的抗爭經驗引入各行各業，這個工人運動遍地開花的預兆大概也是小林自己的心願。

說抗爭，為何抗爭？如何抗爭？誰對誰的抗爭？為解答這些問題，小林在現實主義之外為《蟹工船》注入了第二種元素：去個人化。在《蟹工船》裡，你不會找得到誰是主角，大家戲份多寡相距不遠，你甚至找不到角色的姓名，唯一一個列明姓氏的角色是無情監督淺川（注二），但小林從來沒有為他擬定名字。推進劇情的並非個人互動，而是群體之間的互動。吃慣苦的中年工人，受過教育的學生，只顧業績不顧人命的監督，作為監督代理夾在中間的雜工頭子，沒有實權的船長，驅逐艦上的官兵，服侍船上貴人卻為工人通風報訊的侍應生……這些位置代表不同的群體，他們的互動遵遁著超越個人因素的法則運作。監督殘忍皆因業績欠佳會使他被老闆開除，船長喪權皆因他的角色對利潤無關痛癢，官兵鎮壓罷工皆因國家機器聽命於資本。褪下個人的外衣，暴露出群體互動的法則之後，整套社會分析也就昭然若揭。沒有工人的勞動蟹工船就不能運作，蟹工船不能運作生產就會停頓，生產停頓資本家就沒有利潤，既然如此，工人為甚麼還要畏懼老闆和他的爪牙呢？利潤基於勞動，那麼中止勞動的罷工正是工人的武器。就這樣，「為何抗爭」、「如何抗爭」、「誰對誰的抗爭」等等問題，都在簡明的生產關係分析裡有了答案。

現實主義讓《蟹工船》有了現實批判，去個人化揭示了讓這個批判得以改變現實的運動藍圖，它蘊藏的力量絕非傷春悲秋自我安慰的文化產品堪可比擬。《蟹工船》在1929年面世，恰好與大蕭條爆發同年，經濟危機的失業減薪加劇了工人的苦況，為刺激出口下令日圓貶值更令情況雪上加霜（注三），相對的，十月革命後崛興的蘇聯經濟穩步成長，而且沒有失業問題，資本主義國家的內在矛盾根本無從遮掩。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小林多喜二被軍國主義暨資本壟斷的日本當權者視如在背芒刺，不是沒有緣故的。

個：新庄與心臟

踏入廿一世紀，時代大不相同。蘇聯瓦解往往被等同為共產主義的滅亡，懷疑資本主義永遠長存的聲音少之又少，福山（Francis Fukuyama）之流更將歷史的那一瞬看作「歷史的終結」。儘管福山發言之後沒幾年世界就經歷了日本泡沫經濟爆破、東亞金融風暴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可是取代資本主義的方案依舊在輿論裡曖昧不清。

但這不代表沒有批評者。以《蟹工船》復活為代表的暢銷書轉向反映人心思變，縱使在發達國家亦再也不復炒股炒樓資本主義至上的一面倒傾向，九十年代初號稱賣掉日本即可買下美國和加拿大全部土地的狂傲亦不復再。日劇的發展多少透露了一點端倪：泡沫經濟爆破沒多久，日本人仍然眷戀舊夢，自我催眠曰力爭上游必可出人頭地，於是我們有了《Love Generation》裡「改過自新」在廣告公司上位的木村拓哉，當時是1997年；十年後，日本人不得不承認終身僱用制下的安穩之夢徹底破產，《派遣女王》（原名《ハケンの品格》）跟你說為同一間公司打拼是愚蠢的，派遣勞動（注四）是宿命，豁出去考取數十個專業資格增強個人競爭力直至變成超人才是王道。對於資本主義，從前是無條件擁抱，現在是咬緊牙關無奈掙扎。

強調個人奮鬥的日劇始終悖乎現實。現實是，在《Love Generation》播出後，不敵裁員潮的四、五十歲中年人紛紛自殺，人數在1998年突破一萬三千，比泡沬爆破前升了近六成；現實是，派遣勞動的女奴遠遠多過女王，收入比正規僱用的員工起碼少一成，這個差距還會隨年齡增長越拉越闊（注五）。有工開的人被逼一個月工作五百七十小時卻遭拖糧，沒工開的人無錢支付房租流落網吧過夜，露宿者的帳篷遍佈公園，《蟹工船》在2009年重拍電影版時（注六）正身處這種社會脈絡。

（2009年《蟹工船》新電影版海報）

經濟危機重演，《蟹工船》的意義卻不一樣。蟹工船行業在七十年代已告終結，以它為題材的作品從寫實變質為隔代追思。在SABU執導的新電影版裡，原著的現實主義色彩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種誇張的喜劇氛圍。片中加插了一節工人集體上吊祈求來生投胎為富家子弟，詎料船倉左搖右晃令眾人騰折半天吊頸不成，人人倒地不起。大家自述身世之際，銀幕浮現出各人家徒四壁不擋風雨的居住環境，路人和野狗甚至把他們的家當作通道。這些新情節明顯指涉當代日本的自殺和露宿現象，蟹工船的場景不過是隱喻，與現實沒有直接關係。更準確地說，以過去的蟹工船為舞臺，本身就抹殺了寫實地描繪當前問題的可能。

現實主義消失了，小林在原著裡捨棄的個人主義倒被新電影版招魂。每個角色都有姓氏了，誰是主角也一目了然——新庄（しんぞう），在日文裡與心臟同音，這個新角色的確是全劇中心，鼓動工人集體上吊的是他，遇難漂流被蘇聯人啟發的是他，解釋生產關係的是他，帶頭罷工的是他，最後被淺川監督槍殺成為人民英雄的也是他，血濺工會旌旗。沒有新庄，彷彿蟹工船上的工人就不會站起來，這個強大的推動者自己卻身世如謎，只在結局裡收拾遺物時發現他原姓木村，家庭和睦，其餘一切留白。

留白，讓觀眾有許多遐想。團結抗爭是美好的，喚醒所有人團結抗爭卻需要英雄。為英雄的身世留白，僅僅強調他的意志，潛台詞其實十分周星馳：「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係食神。」換言之，就是英雄莫問出處。想當工人運動的心臟？反正大家都是打工仔，誰為別人出頭誰就是英雄。當下即是的呼召，暗暗刺激著觀眾自我實現的欲望。

從宏觀的生產分析到微觀的個人充權，《蟹工船》在八十年後的轉折毋寧是一種撤退。「如何反抗」的策略思考暫時擱置，因為得先論證「為何反抗」此一後設問題。新電影版把自殺和唯心論宗教視為假想敵，為的是反駁各種逃避主義，重新豎立抗爭的合法性。這是一個說服的過程，徵求觀眾個人意志的認可，如此一來以個人視角貫穿全劇自然順理成章。說服的企圖，折射出導演對觀眾的懷疑：或許你不再相信奮鬥會發達，但你相信資本主義有可能被反抗嗎？

資本主義替代方案曖昧不清，人民向故人智慧取經，是《蟹工船》復活的背景；反過來說，資本主義替代方案曖昧不清，同時是《蟹工船》由小說蛻變為新電影版的背景。群體到個體，力量滿溢到絲絲迷惘，八十年過去了。

英雄，之後

為甚麼集體抗爭會乞靈於個人？關鍵在於資本主義變了。八十年前，勞動力市場還是全國性的，面對國內工人運動的壓力，資本家惟有靠國家武力搶奪殖民地好讓他們剝削境外勞動者，這也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由來，軍國主義失敗的話就得與工人分享利潤。八十年後，勞動力市場全球化，跨越國界不用船堅砲利，日本企業大部份生產線早已搬往勞動成本低廉的中國，毋須賣國內工人的帳。工廠不在了，白領們天天見面的偌大辦公室說不定也倒閉了，打工仔淪為互不相識只能苦等派遣公司各自傳召的孤獨個體。群體崩潰，全球化趨勢意味著工人的孤立。

蟹工船式的工作環境與之大異。儘管那是懸於汪洋的人間地獄，但集體勞動的生活也是集體抗爭的搖籃。四百個工人日夜共對，在共同壓逼下同仇敵愾，在船倉裡共襄義舉，一旦起事，區區十個資本家代理人如何抵擋？團結就是力量，正如書中某漁工對漁工頭子放的狠話：「少囂張，出海時我們四五個人把你丟進海裡，不費吹灰之力。」可是孤立的打工仔再也得不到團結的力量，他的盟友就是他自己，反抗與屈服被還原為一個人的內心掙扎。與此同時，發達的傳媒無限放大名人事跡，我們也許不曉得鄰居姓甚名誰，卻必定認識遠在地球另一邊的奧巴馬。群體崩潰後，把人與人連結起來的是傳媒形象，如是者，炮製英雄人物的道德感召即被當成群眾運動之所繫。新世代的工會旗幟，必須沾上新庄的血。

香港也相差無幾，不但工廠隨改革開放北移，連大學講師亦得不到長期聘任。全球化下的群體崩潰是近來所謂「非物質價值」社會運動的土壤，究其本質，終究是很「物質」的。於是，我們有了政客、名嘴、當紅文化人、自願或不自願地成名的社運明星，全部響噹噹有名有姓，不管那是真名抑或外號。互聯網的普及降低了傳播成本，人人可以做三分鐘英雄，偶像工程更是如火如荼。要不是英雄，就是作為對立面的惡徒，前幾年欠了張宇人的最低工資運動乏人聞問，今年神憎鬼厭的「廿蚊張」一出即時群情洶湧。只是，貌似團結的群眾到頭來還是英雄／惡徒形象的個別消費者，不是命運共同體而是想像的共同體，不少「八十後」這邊廂一起反高鐵聲討國家機器，那邊廂卻又加入「投考公務員資訊」的Facebook群組為一己飯碗籌謀。言行不一，既反映對抗資本主義之實踐藍圖的缺席，也是集體抗爭不成集體抗爭的徵兆。

小林多喜二不消說，這恐怕也不是新電影版導演SABU所樂見的。新庄充其量只是集體抗爭的觸發點，劇情安排他不得不死，皆因英雄的終結正是人民的開始。原著小說也罷，新電影版也罷，兩者都堅持這樣一個結局——不用英雄也不用領袖，已醒覺的所有工人終必團結起來，一次罷工被鎮壓了還有下一次。《蟹工船》不鼓吹對名人的持久依戀，自發、平等與實效，才是運動要訣。

香港樓價高頭上片瓦難求，網民提議去豪宅睇樓時自殺，製造凶宅拉低樓價；阿根廷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市民卻群起佔領炒樓富豪的空置宅邸自住。知識分子常泡的二樓書店不識《蟹工船》，大概為箇中分別下了一個註腳。

注釋：
一.　例如1926年九月八日《函館每日新聞》的〈博愛號蟹工船驚人的殘酷虐待大事件、活地獄般的暴虐〉，以及《函館新聞》的〈殘忍的虐待漁工、從勘察加回來的雜工口中透露的事實〉，都是小林多喜二的參考材料。見內地《蟹工船》譯者葉謂渠的訪問。
二.　嚴格來說還有公司代表須田，但他從未正式出場，只有其姓氏在監督的對白裡閃現過一次。
三.　舉例而言，美國對絲襪的高需求令它成為日本絲的主要入口國，但大蕭條導致日本絲業在美國喪失了90%市場。見艾瑞克‧霍布斯邦，一九九六年。《極端的年代：1914-1991》。臺北：麥田。
四.　派遣勞動是一種三邊外判，在日本和台灣都很流行，但香港人可能比較陌生。簡單來說，即是打工仔向派遣公司（簡稱A公司）登記，受僱於它，當需要人力的公司（簡稱B公司）找A公司要人，A公司就把打工仔送到B公司。由於僱用打工仔的是A公司，支使打工仔的是B公司，經常發生權責不清的問題，更嚴重的事打工仔無法確定何時有工開，收入沒保障，再加上時有違法的判上判層層食價，工資所得就更少了。
五.　2005年，18至19歲男女非正規僱用員工工資所得是同齡正規僱用員工的91%，但這比率逐年下滑，到30至34歲的群組，則滑落至男性的77%和女性的78%。見門倉貴史，二零零八年。《窮忙族：新貧階級時代的來臨》。臺北：聯經。
六.　在2009年的版本出現前，其實《蟹工船》在1953年已被搬上銀幕，故曰重拍。

（載於左翼21網站）

延伸閱讀
小林多喜二：蟹工船

可以買起，卻買不到的傳媒公器

2010-05-11T22:38:00.012+08:00

可以買起，卻買不到的傳媒公器
——從商業電台割賣節目說起

民建聯花六十萬買下商業電台深宵時段泡製《十八仝人愛落區》，假青年節目之名推銷旗下政客，惹來各路人馬鳴鼓攻之，抨擊此舉形同向保皇黨拱手奉上傳媒自主。商台策劃總監黃永揚言在商言商，廣開財路天經地義，隨即被《壹周刊》譏為但求上位毫無立場、「徹頭徹尾的牆頭草」（注一）。說這是「在商言商」，卻又未免虧大本了，須知六十萬原本僅夠購買該時段兩個多小時的廣告時間，還不及一集節目來得長，現在一做就是十八集，商台不啻賣大包。兩相對照，假如劉慧卿那個叫人五一六投票的報時廣告付的是正價，恐怕她死不瞑目。

懂不懂做生意是商台高層的事，與人無尤。市民憂慮的，是私營傳媒的利潤至上原則容許財雄勢大的民建聯壟斷曝光率，對其他政黨不公平。這一次可以買起深宵節目，搞不好下一次可以買起潘小濤、李慧玲等會批評民建聯的節目，屆時豈非一言堂？「買起」在俗語的另一重意思就是買兇殺死，買起節目，猶如殺死言論自由。個別論者對這種憂慮不以為然，認為問題純粹出於政府拒絕開放大氣電波所致，只要開放廣播市場政見自然百花齊放，一切政黨言所欲言。文化人陳雲更稱民建聯形象老土品味惡俗，「再曝光、再落力也無補於事」，買下傳媒空間徒自惹人生厭，根本不足為患（注二）。

自由市場保證言論自由，歪理宣傳越多越不得人心——是耶非耶？空言終究無據，讓我們回到現實，參考不受政府發牌制度規限、根據市場邏輯運作的香港報業例子，或許可以瞧出一點端倪。

東方紅，太陽升

談到香港銷量第一的報紙，當數《東方日報》。這份東方報業集團屬下的報紙號稱連續卅四年高踞全港銷量之冠，隸屬同一集團的《太陽報》也不弱，近年銷量一直佔據第三位。眾所周知，這兩份發行量合共七、八十萬的大報素來親中保皇，反對落實2012雙普選，支持豪擲669億公帑建高鐵，對泛民陣營以至社運人士窮追猛打，六四七一例必輕輕帶過。如斯行徑，縱未被民建聯買下報導版位，亦與民建聯黨報相差無幾。

一份類民建聯黨報得以成為最受香港人歡迎的報紙，靠的不是其他，而是市場機制。與《大公報》、《文匯報》等得到中共正式支持的報章不同，《東方日報》缺乏可以消化其發行量的中資機構網絡，其煽色腥風格也妨礙它受教育界——包括愛國學校——廣泛青睞，即使數字不一定完全準確，但它的銷量無疑是消費者自願自發地以真金白銀支撐起來的。

消費者不僅支持《東方日報》，而且是一年比一年更支持它。翻查東方報業集團年報，2002年它的每日平均銷量是475,000份；2009年，這個數字升至逾53萬。反觀被該報視同寇讎、親泛民陣營的《蘋果日報》，香港出版銷數公證會的統計卻顯示它的同期銷量則不升反跌，從346,137份跌至309,620份（見表一）。

	每日銷量	變動率（%）
2001年	361,224	-
2002年	346,137	-4.18
2003年	340,604	-1.60
2004年	341,434	0.24
2005年	326,044	-4.51
2006年	293,980	-9.83
2007年	302,904	3.04
2008年	308,332	1.79
2009年*	309,620	0.42
變動總計	-51,604	-14.29

表一：蘋果日報每日平均香港銷量（不包括海外發行量）
（資源來源：香港出版銷數公證會）
* 2009年為首半年數字

《東方日報》銷路節節領先，不是因為它越來越不「民建聯」，其論壇版「龍門陣」的作者陣容更替恰好顯示了一百八十度相反的趨勢。十年前，「龍門陣」的作者不乏泛民名人，何喜華、馮檢基、劉千石都是欄目常客，都發表過支持普選的政見，後來成立社民連的梁國雄與黃毓民其時更是詞鋒縱橫百無禁忌。十年後的今日，上述人等全部換走一個不留，取而代之的是在六四二十週年否認屠城、大放厥詞「有貨櫃車司機危險駕駛，一撞撞死咗六個人，你可唔可以話個司機係屠城」的政協劉夢熊，還有近日聲稱「六成市民認為立法會應該通過政府的政改方案」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尚可歸為泛民陣營的作者只剩黃英琦與勞永樂。「民建聯論述」曝光率與日俱增，換來的不是臭雞蛋爛番茄而是讀者自掏腰包支持。自暴其短云云，不過文化人的wishful thinking而已。

將讀者假設為不被傳媒訊息影響其判斷的超然個體，從來不符史實。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即指出現代民族主義源於語言民族主義，印刷術帶動以民族語言寫作的報章的普及，促使讀者以共同語言互相界定為「我們」，民族成為新的共同體概念。馬丁路德是新教之父也德意志民族主義之父，皆因他把當時最多人看的書——聖經——從拉丁文翻譯成德文。傳媒從最初即具備公共性，對公眾意識的影響力甚至足以把謊言變成真相。小布殊政府那個「大殺傷力武器」謊言經傳媒多番重覆後，騙了多少美國人支持攻打伊拉克「反恐」？回到香港，在五十萬人把她拉下馬之前，葉劉淑儀那個「一百六十七萬港人內地子女湧入」的妄語為開創首次人大釋法惡例排除了多少阻力？「阻人發達論」又替領匯上市圍堵了多少異議者？縱然終有一天僥倖真相大白，兇手過了海就是神仙，剩下至今未能申寃的中港家庭，剩下面目全非的公屋商場。

民建聯這次也許公關技巧幼稚，卻不代表謊言說一百次不會成真。下次臉上的粉塗白些塗厚些，難保不會拉攏得到游離份子的心，trial and error，反正再接再厲的本錢多的是。怕敗壞名頭，開分身用其他組織名義車輪戰灌輸原有政治議程亦可，隱形民建聯街頭巷尾難道少得了？可樂雪碧芬達本一家，嫌感覺不夠健康，還有健康工房呢。

市場獨斷遺三害

同是市場導向的報紙，《東方日報》與《蘋果日報》的此消彼長證明市場機制既不保證普選言論受歡迎，也不保證保皇言論被厭惡（注三）。自由市場甚至不保證言論自由，逾八成傳媒工作者在2006年表示有自我審查，表示完全沒有的只得3%（注四），這些在自我審查下誕生的新聞並沒有趕跑讀者，Nielsen的調查發現電視、報紙和雜誌的觀眾／讀者在2006至2008年間都稍有增加（注五）。

這是怎麼一回事？市場邏輯的答案是讀者犯賤有眼無珠，活該。這種思維就像把百佳惠康賣過期食品歸咎於消費者個人選擇一樣，殊不公允。市場的基礎是私有制，產權持有人手執最高決定權，超級市場以甚麼價錢賣甚麼貨品，報館對甚麼報導施加甚麼審查，都是企業內部的商業決定——不管結果是否賺錢——消費者無權置喙，也無從負責。產權的專政本來就與言論自由水火不容，一旦傳媒淪為市場邏輯下徹頭徹尾的企業，侵害異見再不稀奇，行內記者都盛傳《東方日報》老闆時有干預編採運作，有幾個敢冒丟飯碗的風險違逆上意？《星島日報》持有人胡仙1998年被委任為政協，《東方日報》老闆馬澄坤和《成報》的楊瀾在2003年也雀屏中選，正是中共意圖利用私營傳媒的產權專政控制言論，或是回報傳媒高層主動作出這種控制之後的政治酬庸。是故，在傳媒裡引入編輯自主的概念，毋寧是一帖抵抗市場邏輯和產權專政的解毒劑。

沒有消費者想看編輯自主欠奉的新聞，市場會懲罰操守不佳的傳媒——這種跡近「不信上帝會下地獄」的神諭式修辭，經常出自市場至上論者口中，卻悖乎事實。一則這種理想市場的前提是消費者人人全知，但現實是讀者連一篇新聞是否鱔稿也難以分辨，遑論評鑑編輯是否自主；二則上述神諭假設市場永遠存在其他選擇供消費者移情別戀，既有傳媒做得不好必定有新人另起爐灶加入競爭。問題是，甚麼人才有資格搞傳媒？

有錢才有資格搞傳媒。現在早已不是文人辦報的年代，原因不在於香港沒有文人，而在於動輒數以億計的辦報成本遠非區區文人所能負擔。自從九十年代的報業減價戰以來，中小型報館不敵大報割價至每份兩元的傾銷戰術，資金不足以久撐之下紛紛退場，《快報》、《新晚報》、《天天日報》、《華僑日報》、《星島晚報》、《香港聯合報》頓成歷史名詞，苦撐至今的《成報》也頻頻欠薪搖搖欲墜。撐過每月數十萬至數百萬的虧損後（見表二），仍能在市場上站得穩的主要是財雄勢大的報館，資本不足的新勢力再也無法擠得進去（注六）。競爭推高了資本門檻，造成寡頭壟斷，斷送了消費者的選擇。

	每月虧損（$）
東方日報	5,220,000
蘋果日報	930,000
成報	2,700,000
新報	2,900,000
天天日報	1,800,000

表二：報業減價戰期間各報章之財政虧損
（資源來源：《信報》，1995年12月29日）

反過來說，對資本的殷切需求加劇了既有報館尋找利潤的動力，多金的廣告客戶變得炙手可熱。即不論中資財源充裕，坐擁十三億龐大市場的中國也是香港商家樂意巴結怯於開罪的強權，於是在報業減價戰裡盡領風騷的壹傳媒終於嚐到苦頭，親泛民的《蘋果日報》失去大量地產廣告，回歸後黎智英創辦蘋果促銷欲另開財路卻遭李嘉誠敕令供應商停止供貨全面封殺，最後惟有遠遁台灣打天下方能支撐香港這邊的業務至今。強如壹傳媒尚且鎩羽而歸，其他傳媒哪敢造次？記住，播《龍門陣》的亞視和播娃哈哈廣告的亞視，是絕不重疊的兩個年代。對中央軟化、向廣告低頭成了難以抗拒的大勢，資本進佔言論空間，輿論由是趨同。

至此，我們終於發現消費者的無力——或者換個角度看，到底誰是傳媒的消費者？只付六塊錢買一份報紙的讀者不見得很有資格如此自稱，畢竟六元可能還不夠支付成本，而且通常不是傳媒主要收入。傳媒在接觸任何讀者之前，它首先接觸的是提供訊息原料的消息來源。如果消息來源是公關公司，憑著一紙新聞稿這就成了新聞；如果消息來源是廣告公司，憑著一宗交易就成了廣告。新聞和廣告不像理論上那麼容易分辨，刻意模仿報章行文與排版風格的商業廣告固然俯拾即是，《大事件》式的新聞運作其實也是變相政府廣告。若非2005年世貿會議前夕警方公關召集各大傳媒灌輸示威好危險的意識，大概未必發生TVB記者臨開機拍攝才戴頭盔營造戰場氣氛的鬧劇。

傳媒面對的是雙重市場：消息來源市場和受眾市場。傳媒憑甚麼要別人向它發放消息？憑它的曝光率，而曝光率是用讀者人數量度的。在雙重市場下，報紙的版面連同讀者對版面的注視一併放在消息來源市場待價而沽。消費者至上？不好意思，我們都是商品。

企業之內有產權專政，企業之間是寡頭壟斷，加上商業傳媒的雙重市場，這三大害蠶蝕了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一板一眼的自由市場不但無力除三害，更恰恰是它們的溫床。

共掌公器的一天

把場景從其他傳媒換成商台，三大害的徵候同樣明顯。因為產權專政，潘小濤說到唇乾舌焦也無礙《十八仝人愛落區》繼續每週獻世，當年做節目做得好端端的黃毓民鄭經翰卻在一聲令下無奈封咪；因為寡頭壟斷，商台墮落了別的選擇也不是說有就有，先吞和黃再佔港燈的李嘉誠在1990年也得夥拍嘉禾電影方可創立新城電台，新登場的雄濤廣播亦花去鄭經翰一億四千萬，沒錢甚麼都不用說；因為雙重市場，網民群情洶湧通宵狙擊也無力阻止商台和民建聯的合作——別忘了，這是免費電台，聽眾連消費者的邊都沾不上。

政治無意解決自由市場三大害，反倒插手其中變本加厲，這邊廂以封閉的發牌制度鞏固資本對大氣電波的寡頭壟斷，那邊廂辣手打壓非牟利的FM 101與民間電台。但反過來說，政權的力量也能夠用來捍衛言論自由，除了開放大氣電波，有論者提議訂立《政黨法》限制各黨宣傳開支，讓錢多錢少的政黨都有平等的曝光權利，也有論者提議規定所有電台共用造價昂貴的發射站，確保電台廣播不致遭少數有財力跨過資本門檻的商家壟斷。這些措施都不能期待市場自動賜與，政策得靠政府制訂與執行。

為甚麼特區政府不搞捍衛言論自由的政策只搞破壞言論自由的政策？這正是五一六公投的必要。盼望一個不代表人民的政府行事合乎民意，無異與虎謀皮。有人恃勢借傳媒謀一己私利，每每被斥為「公器私用」，可見傳媒在香港人心目中不是亦不應是純粹的賺錢工具，而是向公眾問責的「公器」。普選是途徑，選票是武器，人民必須奪回政權，政權的力量才會用得其所，恢復傳媒的公共性。

但這還是略嫌消極。普選不是言論自由的終點，正如它不是民主的終點。沙特（Jean-Paul Sartre）曾經把電台廣播和選舉投票兩者做過一個有趣的類比：廣播節目的聽眾被自己無法控制的主持人連繫在一起，選民被議會選舉這個活動連繫在一起，不論聽眾抑或選民，在過程裡都是被動的，沒有節目，沒有選舉，他們純屬甚麼都不是的無力者，彼此既無交流亦無連結，遑論集體行動。這種鬆散惰性的群眾組合被沙特稱為系列（series），「無能是系列成員之間的真正聯繫」。公器既是「公」，也是「器」，器本該為人所用，等待主動的器呼召被動的人，就是本末倒置，是異化，距離當家作主的民主真義仍然遙遠。

讀者、觀眾、聽眾，盡是以被動性界定的身份——讀傳媒的，看傳媒的，聽傳媒的，傳媒是中心，我們是邊陲，權力關係一目了然。縱使對訊息具備某程度上的詮釋自主，小市民卻很少相信自己有生產訊息的能力。犀利哥是都市神話，皆因尋常人通常就算瞓街也無望見報，想佔三百字報導篇幅則要麼殺人，要麼自殺。民間自發的媒體把這個主客顛倒的關係撥亂反正，名不經傳的菜園村經連串民間報導後備受關注，與網誌、Facebook、網上電台牽動更多人揭發更多受高鐵工程影響的故事，最終交織出星火燎原的反高鐵運動。無能的系列變成能動的集體，重奪傳媒的同時，也重奪了政治議程。

傳媒是公器，政府也是公器。若說五一六之後還有甚麼要事，那就是超越被動的選民身份，擺脫四年才有一次可憐機會實踐的議會民主窠臼，多發掘身邊未被發掘的公共議題，不平則鳴。惟有發聲，才有交流；惟有交流，才有組織起來的「我們」而不是零星落索的散砂；如此，我們才有真真正正共掌公器的一天。

注釋：
一.　〈大公報寫手搞亂商台　無恥台長黃永大起底〉，《壹周刊》，第1052期（2010年5月6日），A 032-039。
二.　陳雲，2010年5月2日。〈煙酒廣告絕迹民建聯頂上〉，《明報》。
三.　最諷刺的是，歷來吹捧新自由主義的《蘋果日報》本身就是被自由巿場拋棄的一個。
四.　陳韜文、李立峰，2007年。〈再國族化、國際化與本土化的角力：香港的傳媒和政治〉，《二十一世紀》，第一○一期。
五.　Nielsen Hong Kong homepage. 2009. "Nielsen Media Index Celebrates its 40th Anniversary in Hong Kong." http://hk.nielsen.com/news/20090526.shtml
六.　2002年出現的《都市日報》是例外。但由於它是不與傳統報章直接競爭的免費報紙，故不在此限。

延伸閱讀
崔老頭：工人階級意識——讀柯林尼克斯的《創造歷史》與葛蘭西的《實踐哲學》筆記
若木：政府、傳媒合力製造社會恐慌——評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兩套作品
葉蔭聰：新聞媒體可否像教堂？
孫窮理：苦勞網的困境與突破

後記：五月九日清晨六時已完稿，惟投稿報章不遂，延至今晚決定放在這裡。批評商業傳媒而不被商業傳媒採用，想想倒也求仁得仁（其實是五一六前的版位太搶手已告排滿，沒辦法）。

五月十三日追記：人不知而不慍，是與社運寫手無緣的心境。寫文就是為了改變他人的看法，無心要人知不如寫文寫在腳板底。本文發表至今已過四十八小時，反應接近零，帶動網上社群討論的任務宣告失敗，文章宣告死亡。上次還說阿慈未能與群眾接軌，原來自己更不濟，實在應該向他好好道歉。許是自負，我不認為這篇東西的考證工夫和說理推演比早前談論商台的熱門文章更差。但無論如何，失敗就是失敗，沒用的東西造價再高也不過垃圾。食不下嚥，夜不能眠，大有封筆摺扑剷facebook之念。不如歸去啊，不如歸去。

麥田左手

2010-04-26T19:07:00.004+08:00

（本想忍到五一六之後的，但也按捺不住先說幾句。先旨聲明，我也是左翼21成員，對他們的立場是由衷支持的。至於坊間某些朋友的言行，留待事情完結再作評論。）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翰福音》十三章廿四節

陳敬慈這篇文章寫得很精彩，資料詳實考證清晰。這樣一篇好文章，談的是城中大熱話題五一六公投，放上Facebook三日，得到的迴響——不論以轉載次數抑或like的人數計算——卻零星落索，按快上快落的Facebook資訊節奏來看，文章差不多可以宣告死亡了。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反高鐵行動告一段落後，部份勞工組織和基層團體的成員有感於反高鐵聲勢浩大，左翼運動相形見絀，希望做好論述工作，特別是藉此汲納彷彿已經動起來的「八十後青年」，或者換個講法，是把左翼元素滲進去這個「群體」。

即不說這種「八十後實在論」有多少事實基礎，可以看見的是上述嘗試甫開展已出師不利。二月七日，陳敬慈出席獨立媒體的「我們真的很激：反高鐵運動與基進政治」研討會，負責講「工人階級與新社運」部份，即時招來謝冠東、陳景輝、葉蔭聰等人或直接或間接的反彈，否認反高鐵與階級相關。到二月廿五日，反高鐵核心成員朱凱迪亦在另一個論壇坦言該運動的基層參與不明顯，「把事件說成與基層有關，其實是自我感覺良好」。這大概是事實。不過，承認過去反高鐵運動缺乏階級面向這事實是一回事，拒絕為以後的運動注入階級面向又是另一回事：某些支持「反高鐵與階級無關」的評論不是純粹回顧性的，而是綱領性的，例如以左翼話語對「群眾」不具吸引力為由而放棄之，提倡改用「殖民」、「轉念」、「非物質」之類。

左翼分析的關鍵詞，少不了階級、工人、資本、生產關係等等，變成日常用語就是我們每天衣食住行從哪裡來（關鍵詞：生產、市場、貨幣、交換價值……），我們靠甚麼取得它們（關鍵詞：僱傭勞動、資本累積、金融投機……），有甚麼逼使我們非得靠這種方法取得不可（關鍵詞：生產資料、剝削、壟斷、國家機器……）——根本就沒有甚麼陌生的地方。問題不在左翼話語本質上是否枯燥難懂，因為日日上百萬人看的財經版隨時更枯燥更難懂，問題在於左翼中人既要借別人（例如反高鐵運動）的勢，又要自說自話：陳敬慈當日在獨立媒體的論壇旁徵博引，偏偏忘了解釋反高鐵與階級有何扣連，馬上埋首於各國工運與世界經濟危機。Missing link不填補，就是不尊重別人的語話規則／遊戲規則。既然大勢在彼不在己，憑甚麼要求對方理睬牛頭不搭馬嘴的我們？

今次的文章也一樣，未論證工運當前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就一頭栽進國際比較和策略分析，無異preaching to the converted。「2008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以不同的形式激化了世界各地的階級矛盾……在香港，我們看到了民主運動和反高鐵運動中年青一代的意識和政治參與熱誠都有提升」，前半句和後半句的因果關係在哪裡？縱是真有因果關係在其中，這個因果關係對香港人而言也絕非不證自明。階級二字在大部份反高鐵人士腦海裡打從一開始就不存在，現在追求雙普選，要的不是一人一票的「公平」嗎？既然不問階級都一人一票，還談甚麼階級矛盾，光要普選不就行了？有民主才有民生！有一人一票就沒有貧富懸殊！踢走功能組別！

當左翼中人企圖招徠的Facebook「知青」之間已充塞著某套意識形態，甚至不關心工人或不承認自己是工人——隨手舉例，批判地理學會這個讀書組就挑在五一遊行的同時舉行，顯然不覺得空間政治與熱火朝天的最低工資爭議相干——說服就是必不可少的步驟，無視他們的想法卻不可能帶來任何說服力。未曾認清對話對象的文章，難望打動人心，就像不落在田裡的麥子，寫完就消失了。人心，才是我們要耕耘的土壤；惟有耕耘人心結出果子，才叫運動，否則我等只能孤軍作戰直至永遠。

吾友覃俊基的《五區公投：從左翼的觀點看》，算是為填補論述上的missing link盡了些心力。在品味陳敬慈以下的力作前，不妨先讀一讀，應有助益。

再談民主選舉：尋找左翼的立場和策略
文：陳敬慈

2003年和2004年兩次7月1日的大動員，對香港的政治光譜留下了什麼？歷史是不隔離的，今天青年運動的活躍，從那裏走過來。公民黨和社民連這兩個政黨的出現，同樣是大遊行前後，人們對原有政治厭倦的結果。他們爭當民主運動的先鋒，透過選舉動員和媒體站鞏固其形象，也並非從今年的總辭和「公投」開始。

例如說，2007年的特首選舉，公民黨就高調參與了。梁家傑在「美式」選舉辯論說：「我會輸但香港會贏」。泛民主派的動員，為梁及其政黨提供了一場參與選舉工程的良好訓練機會，進一步地奠定了其在香港民主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所以，他沒有輸。同樣策略，2007年當其他民主派支持陳方安生參與立法會補選時，社民連派出自己的代表勞永樂，儘管實力懸殊，高姿態和陳「初選」，贏得了一些掌聲。

我們如何理解這些現象？在這些精英主導的高姿態媒體戰和選舉動員中，在簡單的支持和反對中間，我們是否應該擁有不同的策略？回答這個問題時，實質上我們也在尋找左翼在民主運動中的立場和策略。

民主選舉對工人階級的意義

1998年至2004年的經濟危機和後九七的政治管治危機，為政治和經濟鬥爭創造了新的條件（註一）。政治鬥爭在2003和2004年的七一大遊行中達到高潮，人們的民主訴求前所未有的高漲；經濟鬥爭令工會在這段時間（特別是在經濟開始惡化的1998年和經濟開始反彈的2005年前後）大幅度增加了，動員能力也有所提高。這兩者都是民主運動和勞工運動進一步推進的基礎。前者（政治鬥爭）的成果在2004年立法會選舉前後主要投射為精英民主派的冒起；後者直接促成了正在進行中的勞工立法運動（例如最低工資）。

精英民主派的冒起，和香港工人自我組織和政治意識的薄弱，香港社會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信念，以及全球性（進步）意識形態的危機都有關係。長遠而言，工人階級要發揮政治上的影響力，需要外在因素（例如：政治經濟和其他地區社會運動的）狀況和內部因素（長時間組織和思想上的醞釀準備）相結合。有幾個困擾左翼民主運動的問題，我們無法迴避。首先就是民主選舉對工人階級的意義在哪里？

英國作為第一個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的國家，其歷史往往被當作典範和比較的座標。我們的討論也從這裡開始。英國的工人爭取改善勞動條件、工會組織權和議會的選舉權是同步進行的。在18世紀後期，已經出現不少工人的集體罷工和結社活動，於是1779／1800年政府立法將工人的一切聯結非法化。經過幾十年的鬥爭，1824至1825年工會組織權被有限度承認﹐1832年下議院的選舉權擴展到工業資本家，工人卻被出賣了。1834到1850年這段時間，工人的鬥爭一方面是要求政治選舉權利的憲章運動，並誕生了歷史上第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另一方面是要求規管工時、改善勞動條件和貧窮救援的立法運動，1842年的大罷工因工資問題而起，最後目的卻是選舉權。在1850年代後，英國經濟進入維多利亞繁榮時期，工人及其組織開始分化，運動也進入低谷。一直到1867 年﹐選舉權擴展至有良好收入的城市男性工人，主流政黨才向工會的訴求低頭。1871年全國總工會（TUC）成立了國會委員會，就勞工政策向政黨施壓。其後主要6條提高工會地位和工人勞動條件的法律相繼通過，包括1874年的《工廠條例》規定每天10小時的工時限制，但工會仍然要求8小時工作制。

但是，這類壓力團體式的功能顯然是不足夠的。那就產生了工會和工人代表直接參政和成立工人政黨的嘗試。在英國，工會先是和在當時代表中產階級階級利益的自由黨合作，稱為「自由工人主義」（lib-labism），在特定選區支持工人代表參選國會。可是，能成功當選的勞工代表寥寥無幾。1880年代過後，英國經濟的繁榮期過去了，工人組織化和激進化進一步新的階段。大量非技術、半技術勞工加入工會，促成了新工會主義。女性的工會參與率大幅度增加，並成立了婦女工會聯盟（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和爭取普選權的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社會主義、激進工團主義、改良的費邊主義等政治思潮與勞工運動一起成長。工人政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和壯大。由工運活躍份子和社會主義者個人組成的獨立工人黨無法取得主流工會的支持，沒有發揮大的影響力，最後消失了。在19世紀末期，資方和政府對工會展開了新一輪的攻擊。為了自我利益的防衛，工會確認了獨立參政的必要性，1900年與費邊社和社會主義組織（包括獨立工人黨）合作成立工人代表委員會（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後改組為工黨。但很長的歷史事情，會是工黨的主要資助者，財政和人事上直接影響工黨。工會直接推動成立的工黨﹐在二戰後首次以大多數黨身份執政（1910年代曾兩次短暫以少數黨身份執政），推動了福利國家的誕生，一直到1970年代末的戴卓爾時期（註二）。

後起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和英國的經驗有很大差距，但也有相同之處。當工人擁有選舉權時，就擁有了政治上的新武器，政黨就必然不能完全不理會工人組織的勞工立法訴求。但是，沒有代表工人利益的政黨，工人能取得的利益都是有限的。

工人政黨為何會右傾？

以上對英國勞工運動歷史的一點簡單回顧，幫助我們肯定民主選舉的意義：在於透過向政府施壓而取得較好的勞動保障和權利；在於透過組織工人政黨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下爭取執政而改善工人處境。但是，我們看到英國工黨在1997年重新執政以來一面倒地執行新自由主義的路線。當然不是說和工會關係密切的「工人政黨」和保守政黨完全沒有分別，工會在工黨內的進步力量在政策上還是可以發揮一定的影響。問題是，議會民主的局限是顯而易見的。工人政黨執政的國家是如此，工人政黨不存在或者能力薄弱的國家就更加明顯。

我們不能簡單地總結為政治的無能和政治人物的骯髒。我們必須從經濟環境、政治傳統和組織模式這幾方面去思考政治運動出現了什麼困難和問題。

首先，處在全球資本主義核心位置的先進國家，比起後起的、較為落後的國家（部份能源豐富的國家或有程度上的不同）更有條件落實改善工人生活處境的改良措施。這解釋了南歐和南美多個在1970年代落實民主化的國家，儘管工人在民主化過程中的角色並不弱於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的西歐國家，工人在民主化之後的條件改善卻沒有後者那麼明顯（註三）。這一分析的第二含義，就是在一個國家之內，在經濟高增長的年代，比起經濟衰退的年代，社會民主政策較有條件落實。資本主義的體系仍以歐美和日本為核心。在這些地區，1970年代中以來的經濟衰退在整體上仍未扭轉，2008年以來更惡化了。但是經濟因素只是提供了一些限制和可能性，卻絕非決定問題的唯一因素。

第二，同等經濟發展狀況的國家，由於不同的政治傳統和鬥爭策略，也可能產生不同的利益分配和勞工、福利政策。例如法國勞工的保障就遠遠比起英國的好，歐洲整體上又比美國好得多。不是法國政府沒有效法英美的傾向，只是面對來自工人和學生的抗議而放棄或放緩了政策。法國的工人和學生比起英國來，較有動員、政治罷工和直接行動的傳統。雖然其組織率十分低，卻足以在重要時間發揮作用。美國的人均GDP遠高於英國，但最近美國人民數百年來才首次有一個在歐洲的標準來說肢離破碎的全民醫療保險，還差點無法在民選的議會通過。這同美國的傳統中，比起歐洲缺乏左翼政黨和政治型的工會有關。簡單來說，民主政黨或者民主運動，必須和勞工運動和左翼綱領相結合，才能真正為工人階級帶來長遠利益。

其次，是組織化的勞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響和左右左翼政黨的政策和政治領袖的個人傾向。在英國，工會在工黨內越來越被邊緣化。貝理雅之後的新工黨由中產社會精英，而不是工人組織及其代表控制，是工黨右傾的主要原因。但問題是，一個民主的組織，為何基層的黨員和工會會員無法對政治領袖產生監督？為何不能推選出代表基層利益的政治代表？現時的代議制在國家層面和在組織層面的局限，其根源是一致的，是民主的形式出現了問題，不是民主觀念本身（註四）。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不是輕易可以得到解決。不過，我們在女性主義者那裡得到一些啟示。

勞工代表為何會被邊緣化？

英國工黨內部有進步人士，卻無法進入權力核心，逐漸被邊緣化。我們可以用文化和政治角度去解釋這些困難。

英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Liddle和Michielsens的一項研究和應法國社會學家PierreBourdieu的觀點，指出中產階級男性白種精英的習性（habitus），令其在議會政治的場域（field）中取得優勢。中產的生活習慣、順利的成長歷程、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語言能力、精英大學的校友網絡都是他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資本，令他們產生一種參與政治的權利感（sense of rights）。但更重要的是，社會主流也認同這類人較能擔任領袖﹐家庭和教育背景賦予了他們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以上兩位社會學家研究保守黨的一位工人階級背景議員，並將他和傳統的主流議員相比較（註五）。前者是保守黨內的極少數，不但無法進入黨內核心，還要收到黨內其他議員的取笑。能成為議員，他比其他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和嘗試，包括三次到無法贏的選區去鍛煉自己。但是即使在這樣的不利環境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可能的空間。這位議員將自己工人階級身份（以及種族、性別和性傾向主流優勢）轉為有利的條件，在自己成長的選區中贏得了選舉﹐並連任三次。Liddle和Michielsens指出，要改變女性、工人或者少數族裔出身的人士在政治上缺席，加強培訓有幫助和必要，設定最低名額更好。但這都不足夠。因為問題的根源是社會資本的分配不均衡。因此，只有透過改變教育、僱傭和文化制度(例如傳媒)，才能改變習性和場域；只有越來越多的非傳統候選人挑戰社會資本的分配模式，選區內的人民形成有意識的集體展現政治權力，才能改變符號價值（symbolic value）的賦予。

Liddle和Michiesens認為改變習性和場域和改革選舉和政黨內的制度同樣重要。我們可以將她們的總結建議理解為一場民主的鬥爭，涉及文化、經濟、政治和組織內部等不同層面。

左翼的目標和實踐

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總結出民主制度要長遠保障工人利益的一些條件。例如，要突破資本主義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不均衡發展，要堅持群眾的動員和直接行動影響經濟和政治，要堅持不同領域的民主鬥爭。換句話說，我們要將民主運動的內涵擴展到政治、經濟、組織和生活的不同領域。

民主運動首先要重建民主、開放和平等的群眾組織，並追求一個民主和協作的經濟和社會體系，在此基礎上，才有真正的政治民主。這裡所說的民主，是對另一種世界秩序的想像和追求。今天處以弱勢的勞動者，應該透過自身的力量，爭取世界的管理權，建立一套可以透過民主解決生產、分配和消費問題的新秩序。這一「遠大」目標的確定，無礙我們從事瑣碎的具體鬥爭，但卻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大座標，避免迷失。在這過程中，左翼活躍份子，應該和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不少非政府組織和網絡在很多社會議題和事件上，透過群眾教育、動員和行動，透過向政黨、政府和國際機構的施壓和遊說，補充了很多傳統工會和政治組織的不足（我們尚且稱之為新社會運動，儘管這一觀念有點含糊）。由於一般參與者都是青年或者教育程度較高者，在傳媒策略上和在引起社會關注上，比起工會和政治組織來要靈活和精巧得多（這是就一般而言，香港或有不同）。但是，它們也存在著弱點，就是不穩定性和單一議題的傾向。不穩定是因為它們往往沒有穩定的會員基礎和獨立的財政來源。單一議題的缺點是缺乏社會改革的全盤思考。單一議題有時也帶來好處，因為有目標清晰的訴求，例如爭取最低工資的運動。問題是，人們成長、工作和生活經驗是一個整體和過程。性別、環境、消費、房屋、勞動、退休、民主、和平、人權等等不同方面都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假若我們相信參與和行動會帶來改變的話，那麼我們可能要同時參與數以十計（或者更多）的單一關注社會運動組織，才能爭取到一個理想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但我們的個人資源有限，所以我們要重建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沒有分隔的民主正義運動。社會運動對單一事件的回應有兩個作用，其一是即時性的，例如最低工資運動就是要求立法；其二是累積性的，在最低工資運動中自我鍛煉，壯大群眾組織。這個逐漸壯大的群眾組織同時可以在其他一切進步運動中發揮作用，而最後的目標是一個民主的世界。

回到2010：邁向新的一步

在這樣的理解之下，在反高鐵運動的高潮過後，我們認為左翼活躍分子不應該停下來，應該繼續介入其他社會和政治問題的討論，我們要繼續關心和參與政制、工資、房屋等等的社會問題，所以我們推動成立「左翼21」這樣左翼活躍分子的網絡。我們肯定穩定的群眾組織的重要性和核心性並非新社會運動可以取代的。但我們也關心群眾組織是否能實現民主、等和多元的問題。

從2004年開始，一些堅持左翼勞工立場的朋友，對「公社」兩黨出現的效益和現象有焦慮。朋友的擔心在於幾點：其一，兩黨都是高度依賴精英化個人領袖的政黨；第二，兩政黨都沒有和勞工運動和社會運動有廣泛的結合；第三，公民黨是支持經濟自由化政策的。回到今天，和2004年或者2007年相比，我們的世界和社會又確實是一些不一樣了。2008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以不同的形式激化了世界各地的階級矛盾。在勞工組織化程度高的歐洲，以工會組織的罷工的形式出現；在政治一向保守和右傾的美國，以支持和反對醫療改革的形式出現；在香港，我們看到了民主運動和反高鐵運動中年青一代的意識和政治參與熱誠都有提升。

當兩黨還是用他們慣用的策略和手法，去「帶領」我們爭取民主時，就再次迫使我們去回應，我們要如何看待這場「公投」？我個人並不會將這類選舉說成公投，雖然在運動策略上我也不會反對他們這樣說。因為這是一場選舉，沒有半點公投的科學性和嚴謹性。但即使是一場選舉，只要候選人的政黨背景和政綱值得支持，我們當然也要大力支持。但是，這不是盲目的支持，而是批判的支持。

不管是「公社」兩黨還是「大專2012」，都沒有一份爭取勞工權益和爭取社會財富合理分配的政綱。這和我們要去推動和倡議和勞工運動相結合的，爭取政治、經濟和文化全面民主（而不僅僅是資本主義代議政制）的政黨和選舉運動，有很遠的距離。不管是立場上的支持還是態度上的批評，在參與的過程我們都需要堅持另外一個座標，那就是要在參與的過程中，去磨練堅持工人階級立場的左翼活躍分子，這是累積左翼政治力量和想像左翼群眾組織的重要一步。

註一：1998的亞洲金融風暴，在受衝擊最大的韓國、印尼和泰國等國家都導致了民主運動和勞工運動的重振。唯其成果局限於不同國家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位置，香港的情況或也可在這一架構下思考。經濟危機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分析和歷史回顧，參考 Clarke S (2001) ‘The Globalisation of Capital， Crisis and Class Struggle’，Capital And Class， 75 93–101 (0309-8168)

註二：英國全國總工會的網頁提供歷史簡介http://www.unionhistory.info/

註三：此觀點見Collier，R. B. (1999) Paths toward Democracy : 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 Ruth Berins Collier. Cambridge，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註四：此觀，以及對於1970年代後的政治經濟危機、勞工運動為何不能成功反擊的分析，可參考Clarke S. (1988) Keynesianism, Moneta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State ， London and Vermont: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註五：文章見 Liddle， J and Michielsens，E (2007) ”NQOC’: Social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British Politic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9 (1369-1481)；同研究項目，另一性別與議會政治的分析見Liddle，Joanna and Michielsens， Elisabeth (2000) ‘Gender， Clas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Britain: Narratives of Entitlement’，in Rai, Shirin (e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Gender and Democratisation Basingstoke: Macmillan.

少年妄想的盡頭

2010-04-23T20:15:00.015+08:00

絲絲點點計算　偏偏相差太遠
兜兜轉轉　化作段段塵緣
——達明一派　《石頭記》

如果將上次那篇東西的問題意識歸納為一個詞語，那就是專一；化成一個句子，那就是「專一如何成為可能」。專一不必指向特定的制度或形式，例如一夫一妻還要向政府註冊的異性戀婚姻，它指向的是對唯一對象的不變關係。

那，專一如何成為可能呢？

明顯地，這個少年的答案並未考慮社會面向，或曰關係的物質基礎。博蘭尼（Karl Polanyi）雖以主張經濟鑲嵌（embedded）於社會關係而聞名，大力反對新古典經濟學將人化約為私利極大化的經濟人假設，但若以為他為是文化決定論者甚至唯心論者，那就錯了。在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書，博蘭尼明確表示一切人生皆受經濟因素局限：

"Other societies and other civilizations, too, were limited by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their existence - this is a common trait of all human life, indeed, of all life, whether religious or nonreligious, materialist or spiritualist. All types of societies are limited by economic factors."

男女關係也一樣。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順德婦女得以大舉藉自梳抗拒婚姻，皆因絲綢工業的崛興讓她們有機會以工人身份賺取收入，毋須依賴父權的傳統農村經濟。相對的，政府禁止持雙程證的港人配偶在港工作，結果是她們即使受虐也不敢離婚。縱使不談婚姻，持久而穩定的共同生活需要持久而穩定的物質基礎支持：二十年才供滿一層樓，你可肯定自己二十年內都有足夠收入支付供款？即不提樓價狂飆，根據房委會2009年年報，從1999年到2009年，私人住宅單位多了315,000個，公營房屋才增加了160,000個（當中大部份還要是居屋），僅僅是前者的一半，基層愛侶要安安穩穩雙宿雙棲，實在不大可能（注一）。為甚麼流動資產逾百萬的人「81%為已婚人士，已婚並擁有子女的佔70%」，遠超人口平均值（注二）？階級與關係的持久本來就密切相干，新自由主義帶來的不穩定本來就威脅著各種穩定關係。

倘若專一意謂與同一對象的持久關係，專一就不可能在無視政治經濟因素下成立。

＊＊＊＊＊

但缺乏社會性於少年的立論根本無損。如果他是平庸短視的，他可能會為了保護某段專一關係而拼命上位，務求像《邊一個發明了返工》所說的「買股票、買車、結婚、生仔、買樓、買船」；如果他是熱血上腦的，他可能會為了保護所有人實踐專一關係的權利而矢志改變世界，爭取最低工資超過時薪三十三，落實全民養老金，推翻功能組別，徵收發展商土地收歸公有，諸如此類。

少年不從物質條件為專一立論，為專一立論的是意志——專一是不為外在條件撼動的意志，包括物質條件。明乎此，即可知從社會面向出發的批判決不可能是根本的批判，截然二分的主客對立已闡明少年之於任何社會因素的主體位置，神阻殺神，佛阻殺佛。殺不了反倒被殺也不要緊，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火湖的剋星是薜西弗斯，這就是意志。

要拆解少年的專一，須得拆解他的意志。

＊＊＊＊＊

拆解，或許可以從構築意志的元素，亦即概念開始。

一如前述，專一被界定為「對唯一對象的不變關係」。這裡有兩個關鍵概念，一是「唯一對象」，二是「不變關係」。

先說「唯一對象」。就實踐而言，這一般被視為專一的必要條件，移情別戀有違專一，一腳踏兩船也有違專一，因為它們都悖乎「唯一對象」原則。引申下去，基於被拒絕、分手、離婚、喪偶等等造成的別離，都不能合理化對下一段關係的追求，蓋此舉亦違反了「唯一對象」原則。更具體的預設是，假如一個人可以由於對方的不在場／不愛自己而放棄唯一，這種有條件的愛在原則上無法保證關係的穩固，畢竟在不在場、愛多愛少在相處過程裡必然經歷高低起伏。條件改變就撒手不管另覓新歡，云何專一？

從「唯一對象」原則推論出來的，無可避免是「只願一生愛一人」的戒律，而不是權宜苟且的「不同時間不同對手的一對一關係」。問題是，「唯一對象」原則希望保證對象的不可取代性，但它從一開始就從根源上暗暗否定了對象是不可取代的——設若對象是不可取代的，那麼又為何如此畏懼與對象以外的別人締結關係？我們不會因為有父母而拒絕拍拖，覺得這代表情人取代了父母，是大逆是僭越。同理，朋友取代不了情人，鄰居取代不了情人，同事取代不了情人，同志取代不了情人，所以我們結交朋友鄰居同事同志仍然心安理得。

情人又有甚麼不同呢？「情人」不過是一個分類，彷彿分類底下的每一個人、每一段關係都是同形同質的，大可互相取代。於是，結婚就只能是一夫一妻，再有別人的話他被界定為「第三者」，不是「夫／妻」，正好暗示不能被取代的純粹是某個分類或社會位置，卻不再是那一個曾經跟你哭過笑過吵鬧過、有血有肉有心願有歷史的人。在這套邏輯下，社會位置的不可取代性藉著犧牲人的不可取代性而成立，此所以重婚是不行的，一腳踏兩船也是不行的，離婚後再婚或者捨棄其他情人只挑一個繼續卻是可以的甚至應當的。情慾上的妒恨政治，亦在這套邏輯底下得以合理化。

以分類／社會位置取代個人／關係，才是對專一最不可饒恕的冒瀆。要是每一個人、每一段關係都不可取代，「情人」就不過是僅供參考不供膜拜的概念，我們將重新承認每一個情人都不是同質的，就像沒有兩個朋友是一模一樣的（注三），這正是回歸專一的原初意義。如是者，回歸專一，其中一個必然意涵就是對多元關係原則上的認可——實踐與否，則視乎意欲、能力與條件，始終無法兼顧老婆和老母的人也不在少數，但老婆和老母總不是原則上就互相矛盾吧？反過來說，這邊廂大剌剌把學校當作奉旨代替自己教仔，那邊廂害怕妻子外出工作會勾佬的傢伙，不過是欺善怕惡的孬種而已。

重要的是同一對象，不是唯一對象，「唯一對象」原則至此土崩瓦解。

＊＊＊＊＊

故事到這裡還沒有完結。少年堅執的「專一」除了「唯一對象」，還有對這個唯一對象的「不變關係」。今日是情人，明日是仇人，後日是陌路人的話，關係性質變了，對象再唯一也談不上專一。

少年提出了這樣的解決方案：去除關係對象的條件性。那個唯一的對象可以無限轉變，但自己作為意志的愛必須保持不變。因愛之名約束自己，成全對方無限的自由，同時成全了無限自由下的不變關係。

聽起來似乎是個天才方案，但馬上就遇到難題。即使少年的意志力強得無可置疑，不過去掉一切條件之後，我們憑甚麼特徵辨認跟自己締結關係的是同一個——更遑論唯一一個——人呢？再鑽鑽牛角尖，要求對象是同一個人，是否已經為對象設下條件？

無條件原是為了確保唯一性，到頭來卻與唯一性矛盾。可是這個矛盾亦非不能梳解，皆因用特徵去界定一個人本來就不可靠。以電腦為例，上個月你換了硬碟，這個月你換了鍵盤，下個月你換了RAM，硬件如是，軟件亦然，就這樣換呀換呀，說不定最後再沒有一樣與原版相同，那還是不是同一部電腦？改用人代入這個例子也差不多，我們會學習新事物，會有新的好惡，會認識新的人，事實上全身細胞天天都會新陳代謝，連構成物質也不會永遠相同，尋找貫穿所有時點而不變的本質，也許終歸徒勞。從條件出發，能夠定義一個人的充其量只是一堆隨時光流逝似像不像的流動特徵，或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口中的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

好了，諸法無我，該怎麼辦呢？家族相似概念帶來的彈性，似乎支撐了辨認那唯一一位的可能性，但箇中模糊之處還是教人隱隱不安——沒有固定本質的誠然可以是同一個人，但也可以是不同的人，辨認依舊是沒有把握的。更何況，這種進路仍然依恃條件作為界定對象的準則，有條件的愛就是有所求，有所求就有被其他滿足條件者取代的可能，亦即，不專一的可能。

總有一些條件是每個人獨一無二的吧？DNA？那不重要。共同相處的經歷？那也要對方跟自己相處過才談得上。存活至今的記憶？記憶是不可靠的東西，即或不提意外撞破頭失憶之類的戲劇性例子，我們天天都在遺忘，甚至捏造記憶。大概沒有哪種建基於外在條件的辨認準則堪稱萬無一失。外在條件不行，惟有反求諸己：我說那是我所愛的，就是！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換個角度就是一念仇人，一念情人。借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有名的槌子例子，我們怎樣界定一個槌子？它的長度？它的重量？它的溫度？它的顏色？它的材料？都不是，這些所謂客觀的外在條件統統沒有意義，槌子是因為我們與它的關係而被界定的：我們用它捶打東西。由是觀之，情人是甚麼？就是我們當成情人去愛的人，是透過愛而不是理論去理解的。

少年沒有想到那麼多，只是直覺地達到這個結論。總之，外在條件的作用既被取消，維繫「對唯一對象的不變關係」的責任就一點不剩的轉移到少年身上，準確來說是轉移到他的意志身上。否定外在條件的唯意志論從世上森羅萬象的變動手中守住了關係的不變，意志不改就不會情變。還未讀過海德格的少年沒有察覺到，其實他設計的守護方案守住的關係，是人與物的關係，不是人與人的關係。擔起維持關係的所有責任，等於佔據主宰關係的所有權力，讓自己成為完全的主體。

換言之，世上一切外在於主體的因素，包括對象本身，也就成了完全的客體。

對象的主體意志在這個模型裡被忽略了。諷刺的是，取消對外在條件的依附原是為了確保對象無限改變的自由，結果竟變成了從另一個方向抹殺對象的自由——不論你做甚麼，怎麼想，甚至無限地改變，只要少年的意志不變，愛還是愛，情人還是情人。灑狗血劇集出現的「你可以不愛我，但你不可以阻止我愛你」台詞，大抵是這個失敗模型的最佳註腳（注四）。

兜兜轉轉，讓我們回到原點：何謂「不變」的「關係」？人與人的接觸，必然伴隨著改變。在你走進7-eleven購物前，你不會是那個售貨員的顧客；在你看見他先招呼那個排隊打你尖的傢伙前，你不會認為他工作態度有問題幾乎想投訴；在他察覺不妥向你道歉前，你不會餘怒半消；在你攤開剛買來的報紙發現便利店時薪僅得廿二元前，你不會體諒他忙中有錯。互動就是互相改變，接觸既已如此，締結關係更不消提。關係的存在本身，已包含著改變，拒絕改變其實是拒絕關係的同義詞。反過來說，締結關係的前提就是接納改變，包括關係的終結，翻譯成人類聽得懂的語言，正是怕食檸檬莫界女，驚俾人撇咪瘟仔，善哉善哉。

這不是有沒有吉士的問題，這是邏輯問題。「不變關係」不存在，皆因它不合邏輯——又或者，那不叫關係。

＊＊＊＊＊

拆是拆得乾乾淨淨了，兇殘俐落猶如推土機拆天星，但解卻解得沒有著落。該怎樣解釋少年追求專一的意志？思前想後，我這個壞鬼中年還是找不到圓滿的答案。

線索倒是有的。少年不以實踐追求專一，他選擇了用理性構築先驗的理則，企圖讓經驗世界的現象變得可以理解，繼而可以控制，然後保證專一在望。目標是親密關係的穩定，手段是理性賦予的穩定，兩者彼此共鳴，指向一個穩定可知的世界。

生活穩定是合理不過的追求，每一秒都充滿不可知的失序世界足以輾碎人類。然而，以思考理解世界，盲點在於思考者的位置——即使有所謂的自省，自省者的位置又在哪裡、如何理解這個名為自省的思考？腳踏巔峰，目窮四海，卻不能看見自己的眼睛。思考在照亮各處的同時，也遮蔽了思考者。終極清明的自我理解由是不可能，若關係牽涉自我的投入，對關係終極清明的理解亦不可能。

遑論不變與控制。

＊＊＊＊＊

寫作也一樣，文字在揭露世界的同時，也遮蔽了作者的位置。日記也罷，自傳也罷，用文字記錄經驗，這個「用文字記錄經驗」的經驗又如何呈現？

為何動筆寫這篇東西，又如何動筆寫這篇東西？嘗試重構從前寫作的歷程，似乎又掩飾了如今撰文的經過。自述／自我解釋是無限後退，洋蔥剝了一層又一層沒完沒了，小我是令人無止境陷溺的深淵，理由在此。

下一篇，回到大我，繼續敝網誌平常風格。

注釋：
一.　這裡說的還只是異性戀伴侶。一天《婚姻條例》不改，一天非異性戀伴侶仍然只能以十分不利的「單身人士」身份輪候公屋或購買居屋，上樓機會更渺茫。
二.　根據2006年人口普查，香港十五歲以上人口已婚率為57.8%。又，「家長」往往被視為天然產物（因而是中性的），生孩子的自然叫家長，但既然生孩子是某種階級偏向，「家長」就不可能是天然或中性的，家長行為亦不妨從階級角度理解。
三.　同一個類別裡面各有差異，從反面引申就是不同類別之間或有相同。情人／朋友／同事之類的分類不一定互不重疊，情人可以是朋友，恰如朋友可以是同事。「愛和喜歡有甚麼分別」，不過是騙小孩的偽問題。
四.　但這無法推論出「強逼對方愛上自己」的結論，因為對象有自由無限改變（包括不愛自己）依然是前提，所以倒也不可能產生一哭二鬧三上吊的灑狗血情節。

延伸閱讀
周思中：是邊界還是內核？寫日記與艾菲爾

飯後甜品
 阿P：關於前度和男孩食飯的事
阿P：宅女，上街吧！

少年妄想

2010-04-19T23:04:00.005+08:00

（點擊上圖放大）

惡魔迪馬：「卑……卑鄙！你明明說……『地之劍』的！」
仁傑：「那正是卑鄙劍的卑鄙之處。」

《咕嚕咕嚕魔法陣》第十三卷

這一篇是個引子。

那是中六時的事。學生會跟其他學校搞了個聯校徵文比賽，事情上馬後又怕沒人參加，我算是臨時拉佚順手幫忙，於是有了這篇東西。

我理想中的戀人

在藍天白雲的早上，一雙情侶坐在草坪，細意欣賞身邊野花；在月明星稀的夜裡，一對戀人漫步海灘，靜心傾聽浪濤聲音——如斯美景，如許深情，真教人悠然神往，然而亦教孑然一身的我恨得牙癢癢的。出生至今，寒來暑往的，現在已過了「寂莫的十七歲」的大半，我卻仍然找不到自己的戀人，難免有點兒嫉妒出雙入對的璧人。唉，理想中的戀人啊，你身在何方？

尋人必須先知道對方的特徵，在茫茫人海中尋覓戀人，則必須先弄清楚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對象的類型——對了，究竟我喜歡哪類型的女孩呢？既細心，又懂得關懷人的女孩子似乎不錯罷？每當忙得透不過氣，快想到要放棄一切的時候，她就會鼓勵我振作，為我分憂解困，令我繼續奮鬥下去，那不是很好嗎？倘若我的戀人對萬事萬物皆有好奇心，更渴望探窮這宇宙、這世界所蘊藏的道理，那就是錦上添花了——假如我的戀人在藍天白雲下的草坪懷疑野花會令她皮膚敏感，然後大談哪間花店有荷蘭鬱金香供應；或是於月明星稀之夜的海灘上滔滔不絕說香港海鮮受到何等污染，然後對哪間大酒店的加拿大三文魚如數家珍……果真如此，我不逃之夭夭才怪。要我和只知物質的乏味女孩談戀愛，我寧願與火車上的扶手長相廂守！另一方面，如果我的戀人還擁有樂天的性格，慣於帶笑面對困難，既不怨天，亦不尤人，那就簡直是完美無瑕了。

然而，人心總是善變的。今天，我視擁有關懷自己、浪漫好奇及樂天三種特點的女孩為理想中的戀人；明天，誰知道我會否把關懷當作嘮叨，把浪漫的好奇心當作不設實際，把樂天當作欠缺思慮？好了，假設我真的可以永遠那麼喜歡這類型的女孩子，但是，當另一位類型相同卻更清麗脫俗的佳人出現的時候，我會不會見異思遷，拋棄舊愛迎新歡呢？

難道如何完美，如何合乎理想的戀人最後都要與我分開嗎？

對了，我要尋找的是理想中的戀「人」，而並非理想中的戀人的「類型」！人有相似，物有相同，同一類型的女孩世上何止千萬，但我的戀人卻只有獨一無二的她。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我只會跟真實的人談戀愛，絕不會跟抽象的「類型」談戀愛。既然我並非功利地基於對方某些「優點」而談戀愛，因此，也許世上有條件更佳的女孩子，我的品味亦或會隨時日改變，可是這些都不能令我離開那唯一的「理想中的戀人」。

藍天，白雲，青草地，是真正存在的；皓月，繁星，細沙灘，也是真正存在的。「妄想中的戀人」會隨著時間和環境而改變，只存在於某些人的腦海，不存在於現實。我只盼那「理想中的戀人」真是獨一無二地存在於世上，在某一天終會來到我面前。

評語一：天真。
評語二：直男偏見。從頭到尾假設對象是女的，明光社當年應該頒獎學金。
評語三：沒生活常識。三文魚算不上奢侈品吧，縱使在九七年。
評語四：在文末加上「阿門」或「誠心所願」，好像也不會有違和感。
評語五：唸到中六還是這種文筆，注定一輩子沒本事賣文搵食。

十三年後重看，自己對自己的譏嘲委實停不了，直至下巴笑掉。不過以當時的程度來說，這倒是一篇出奇制勝的怪作。甚麼「我理想中的戀人」這種題目當然不是自己定的，硬生生接下之後，想到旁人大抵不離刻劃「理想中的戀人」如何如何，與其建立怎樣怎樣的美滿相處之類，那好吧，我就裝瘋賣傻一次，卻可沒有承諾會裝瘋賣傻到最後。

於是中途筆鋒一轉，地之劍變成卑鄙劍，抒情文變成議論文。

取寵奇招與合乎中學作文的公式矯情一樣，不過是策略考慮，但文章內容本身是真誠的。閱讀理解題：如果將貫穿上文的問題意識歸納為一個詞語，這個詞語是甚麼？

下回分解。

嬰鞋

2010-03-10T01:33:00.009+08:00

在紅綠燈位等過馬路，後面傳來一陣的唧唧聲。轉身一看，一個剛學走路的小小孩兒來回踱步，教人牙齒酸掉的噪音正從他腳下鞋子發出。苦笑。

總擔心穿這種鞋子的小鬼長大後音樂細胞提早退化。他們不怕那聲音嗎？聞說有人試過把空罐穿上繩子綁在貓尾，貓一跑罐子就哐哐響，牠越怕這個怪聲就越跑，越跑罐子就響得越兇。這種無終點的驚慄馬拉松，還真讓人想起《莊子》裡漁父勸孔丘時那則為逃避自己影子跑至力歇而死的寓言。發明會唧唧響的嬰兒鞋，大抵不是存心變態虐待，但它也不像追求時髦的產物。有輪子可滑行的步走鞋，嵌入LED一閃一閃的發光鞋，都是這幾年才流行的，可是原理簡單生產容易的唧唧嬰鞋在廿一世紀前已隨處可見。能夠存在幾十年的東西，該有它風霜不改的功用，比方說，通知家長的功用。一步一唧，聽在父母耳裡恰好是「我在這裡我在這裡」的呼喚，如此也就不怕親子失散了。

簡言之，唧唧嬰鞋正是父母裝在兒女身上的原始監控器，跟飼主在貓狗身上植入晶片的道理相若。看見小小孩兒走得歡欣笑得開懷，當然不好說甚麼掃興的話，不過監控確實意味著成人對孩童的單向權力關係——哪天孩童不喜歡唧唧聲，也沒所謂，屆時鞋廠早晚會推出各款音樂鞋任君選擇，不變的惟有監控的需要。

孩童從屬於成人，抑或是，從屬於強勢者的一方即屬孩童？在中國，撈不著功名讀書人任你七老八十都是「童生」；在法國，「garçon」一詞既指男童也指侍應。換成英文，「boy」不獨是「office assistant」這個體面名詞面世前對辦公室雜役的稱謂，在十八世紀的美國，它也用來指涉成年黑奴。由此可見，「孩童」不是單靠肉體年齡界定的身份，而是某種弱勢社會地位，藉權力關係所界定。

社會性的「孩童」命運如何？一百多年前，工程師出身的泰勒（Frederick Taylor）手執秒錶緊盯著工人搬生鐵，結果給他盯出一套以嚴密監控工人每個動作聞名的「泰勒主義」管理學出來：工人跟嬰孩一樣，甚麼都不懂，全知的主管必須阻止他們在任何步驟行差踏錯，方能達致正確的生產效率。監控從此被合理化，然而父母的唧唧嬰鞋和泰勒的秒錶畢竟有分別——孩童是自己想要走路的，鞋子響得再難聽仍舊走得興高采烈；打工仔可不是自己要返工的，純粹睇錢份上，反正哪管賣的是豪宅還是迷債自己都無福消受。正正因為這個差別，我們對工作興致缺缺，信不過我們的老闆乾脆全方位監控，實行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聽聽歌上上facebook也動輒得咎。

監控不僅意味著工作本身剝離於工作者，更意味著工作的知識剝離於工作者。為甚麼從來沒有主婦要考煮飯基準試？飯是煮給自己和家人吃的，好不好吃全家上下心知肚明，犯不著旁人說三道四。一旦主婦變成替麥當勞炸薯條的員工，她卻要按公司程序做事，客人喜歡薯條炸脆一點也沒辦法，皆因和食物的關係、和食物享用者的關係不屬於她而屬於公司。油溫高低，炸多久，放多少鹽，給多少茄汁，這些「炸薯須知」是某種外在於自己的工作知識，也是監控者評核工作表現的依據。

淪為身外物的知識流落到管理者手上，就有泰勒式的管工；流落到學店手上，就有了五花八門的課程和「終身學習，自我增值」口號。嚴格來說，後者是前者把監控成本推卸的大好機會：我不花錢請人監控你的工作質素了，你掏腰包付學費證明自己的工作能力吧。秒錶易手了。就這樣，在外判和自僱取代了直接聘用的同時，文憑也成了搶手貨——對求職者而言。毅進展翅副學士，出現的歷史不滿十年，地盤師傅要考牌也不是九十年代樓市狂飆時的主旋律。先有港專之流搞包羅萬有的課程做本地客低檔生意，後有陸續有來的私立大學做內地豪客高檔生意，曾俊華剛在財政預算裡批出第六幅私大用地，搞「教育產業化」搞到欲罷不能，只因文憑實在暢銷。越暢銷越貶值，越貶值越暢銷。

文憑在本質上就是僱主假手於學店的監控，但時日一久我們也就內化了這個外在的監控，忘卻自己創造知識的可能，也失去了評估自我能力的眼光，反倒用文憑判斷自己的價值。曾遇過一名大學生批評組員論文用詞不當，「哪有『陷入膠著』這種寫法？我從未見過『膠著』二字」，才想插話糾正，她已自信滿滿的爆出一句「我中文攞A架！」結案陳詞，猶如手執尚方寶劍。為滿足評分標準而存在的中文，不為解意傳情而存在的中文。得悉此君的志願是當記者，啞口無言。

穿慣了唧唧嬰鞋，也許會愛上腳下的聲音；爬慣了升學階梯，脖子上的狗帶也就看成了卡地亞鑽石頸鏈。文憑祟拜，不啻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變種。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條件，是人可以轉移他的情緒依附對象。家庭，學校，職場，從父母的唧唧嬰鞋到泰勒的秒錶，監控者一直在變，我們也順服地依附著一再更換的監控者。

於是，從三歲到六十三歲，我們都是孩童。

延伸閱讀
johncoal：地盤佬教通織

後記：

如果上一篇可以套上名為「馬克思主義ABC之一：資本與剝削」的隱藏副題，這篇的隱藏副題大概是「馬克思主義ABC之二：異化與管理主義」。別問我之三之四是甚麼，我連它們會否存在也不知道。

又，假如對上一篇的評語是「方寸暗亂，草草收筆」，這一篇幾乎就是「胸有成竹，引而不發」。這篇大致上以異化概念為核心，再引申下去，潛藏堪寫數篇長文的大題目，如〈論教育商品化與泰勒—福特主義之衰落〉、〈作為政治控制的僱傭勞動〉、〈香港「青年」身份政治攻防史〉等，最後統統點到即止，聊作留白。既是基本心法，難免抽象，或許有點教條味，這也是文章的缺點，不過放在特定現實範疇討論時補之以細節和血肉，也就沒問題。

當然，對武功家數相近的行家而言，這些都不言自明，解釋一堆倒顯得我贅詞了，呵。

打書政治You wa Shock

2010-02-13T01:51:00.002+08:00

（遊戲之作，像熊一豆說的，寫寫就好，寫好扔了。真要分析反高鐵以來的社運局勢，篇幅起碼長三倍。）

報載以《拳皇》系列港漫成名的永仁近日筆鋒一轉，畫起政治漫畫，諷刺曾蔭權在雷曼事件救市不救人，三個古惑仔為任志剛拳拳到肉打天下選特首，「起義」倒曾去也（注一）。

看上去再莫名其妙，政治意識就是政治意識。向來被蔑稱為「打書」的典型港漫是不少基層青年男性的精神食糧，即使有所謂青年政治這回事，卻還是知書達禮快樂抗爭不求私欲只求「非物質價值」的小布爾喬亞式「八十後」的專利——文化人是這樣說的——與蹲在後樓梯一手純萬一手打書的車房仔無緣。打書學人講政治？最經典的往例莫過於九十年代肥良在《末日戰狼》把六四描繪為外國勢力操縱暴民搞事，中共血腥屠城有理。這種比陳一諤早獻世十年、內容勁爆十倍的政治表態固然貽笑大方，倒也未嘗榮登港聞版受千夫所指，蓋輿論從不把打書和它的讀者當真（注二）。打書理應不具政治內涵，窮人理應沒有政治權利。

儘管處於本地文化研究不屑研究的文化最底層，打書其實可以有細膩的政治面向，例如日本知名打書《北斗之拳》。翻開這部武論尊編劇、原哲夫作畫的漫畫，你當然不會期待主角拳四郎侃侃而談齊澤克，然則縱觀全書，那個核戰後人吃人的世界有甚麼暴行最常見？野心家率領嘍囉四出屠村，搶地，搶水，搶糧，搶女人，害人家破人亡。最典型的平民形象又是甚麼？珍惜家人，保衛鄉里，在荒蕪的乾土開墾農田，為眾人的未來胼手胝足。千辛萬苦覓得種子的老農被流氓從後劫殺，看得拳四郎爆衫怒喝「你們沒資格活在今天」。在《北》裡，最高的價值是家，最大的罪惡是毁人家園——家不是由上車盤開始樓換樓居無定所的，而是定居的，紮根的，要一磚一瓦一草一木親手建立的。

家也不是原子化的核心家庭，那是包含一整個社區的家鄉（hometown），我開井你種田他運糧，共存只因彼此互助。《北》的家庭價值超越了劉兆佳的功利家庭主義，超越了汲汲於個人上位帶挈闔家雞犬升天的「香港故事」，原哲夫和武論尊筆下的家既與集體福祉秤不離鉈，家庭價值也就有了政治性，化成某種本土意識。

第一次聽見菜園村村民唱起《菜園之光》，是去年的五一遊行。「人生於世上最緊要個家，一生種下人地情」，與當年紮鐵佬「擔得起條鐵，擔唔起頭家」的呼號遙相呼應。把兩者串連起來的，無疑是上述的家庭價值。家庭價值不在明光社陣營的反同文宣，而在基層人民到了最緊急的時候、被逼發出的最後吼聲。

同一個家，放在同一個五一勞動節，箇中含意未必相同。對於有屋有地（雖然只是租來的）自耕自食的村民來說，遊行隊伍爭取的最低工資顯得多麼的不搭調。為何爭取最低工資？因為剝削，因為低薪，因為不得不委身剝削之中靠這份低薪過活養家——這個「不得不」，是失去營生手段者別無選擇地出賣勞力，在輕賤農業、趕絕小販的香港幾近必然。

《北》的細膩，在於它連這個馬克思主義ABC也照顧到。劫掠過後，失去賴以為生的土地，被擄村民命運如何？就是淪為奴隸，天天為滿足強者的古怪要求揮灑血汗。沙奧撒那個逼迫眾多奴隸興建的聖帝十字陵，百無一用如穩賠不賺的大白象高鐵，未入伙先沉降的日出康城，或者慘澹經營想賣盤也沒人要的迪士尼。從核戰後的世界回到香港，早陣子在秀茂坪跟一位老街坊聊天，他說以前與曾灶財是鄰居，得悉曾之所以自稱九龍皇帝到處塗鴉控訴，皆因他在今日慈雲山火葬場一帶的大片菜園於五十年代遭政府收地，一切化為烏有。

之後，香港有了密密麻麻的工廠，有了貼近工廠為之提供勞動力的公屋，也有了除一雙手別無所有的工人階級。

今日的菜園村，正是工人的前世，魂魄相連。你永遠不會在《北》看見奴隸和村民對立，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應對立。工聯會派出建築工人在立法會外與菜園村支持者對峙，可見其政治水平還及不上區區打書。

打書畢竟是打書，《北》誠非專研政治之作，爆頭流腸的畫面和滿瀉的英雄主義才是最大賣點；但反過來說，恰好是家的政治性、本土的階級性基本到早已融為背景設定和情節套路，完全毋須煞有介事長篇闡釋，原哲夫和武論尊才有空間把心力投放在填塞種種市場元素賺個滿缽。這種深入骨髓的政治覺悟，甚至比反高鐵論爭裡一些隨意否定利害的知識分子更深邃沉實。

政治化的打書，是基層八十後的政治讀本。日本七十年代安保鬥爭後不乏進步人士轉投漫畫界，香港的知識分子，準備好與基層對話沒有？

注釋：
一.　這是根據蘋果日報一月廿三日報導〈漫畫論政　時事 X打鬥〉的內容撮要而成。事實上，該漫畫《終極對決》第一期三位好打得的男主角不見有黑道背景，未必算古惑仔，書中的任志剛亦未言明有選特首之志。
二.　相傳當年曾有讀者建議罷買肥良作品。這些民間佚事恐怕無緣記載在香港民運正史之中，即使只是一個小小註腳。

代傳：1108反驗毒大遊行

2009-11-07T00:25:00.004+08:00

久未更新，這一次貼的也不是自己的文章。話說學生自今年暑假參與反校園驗毒的運動以來，越見積極，還拜託我在這裡宣傳他有份籌備的遊行。老懷安慰之餘，順道添兩句蛇足：第一，就算各位不是中學生，也別以為校園驗毒不干己事，政府將於明年就全港驗毒計劃進行諮詢，校園驗毒只是警察隨街抓人驗尿的前奏﹔第二，誰驗誰，本身即屬權力關係的展現，一個可以輕易抽驗小市民是否吸毒、卻連傳召鄭家純上立法會調查是否官商勾結也一波三折的社會，恐怕已是權力失衡到極點。

十一月八日開鑼，就這樣。

1108反驗毒大遊行

驗毒計劃衍生的問題迫在眉睫！政府漠視民間聲音，繼續推行驗毒計劃。於施政報告中更聲明會考慮引進頭髮驗毒及考慮強制驗毒。就政府提出的驗毒計劃，我們提出反對！

我們反對政府用「阻嚇」手段企圖「教導」學生，打造富敵意的校園環境！

我們反對政府為了抗毒，完全漠視驗毒計劃的負面影響！

我們反對政府沒回應驗毒成效受質疑的問題，更一再強調考慮廣泛推行驗毒計劃！

我們反對政府一直於社福界削資，到現在卻浪費大量公帑宣傳毒品禍害，既不治標亦不治本！

我們反對政府沒正視濫藥背後的一系列結構性因素，到青年濫藥情況亮起紅燈時才做這場漠視學生利益的「政治秀」，使學生淪為香港政府的棋子！

我們反對政府沒有制定適合香港的藥物政策，使學生成為政策下的犧牲品！

我們反對政府為了急於推行驗毒措施，漠視學生的咨詢權及表達意願的權利！

如果你對以上任何一點反對的聲音尚有感覺的話，請行出黎！告訴政府我們的聲音！我們對驗毒計劃亦是零容忍！無論你是成年也好，青年也好，總之一個都不能少！對於香港政府漠視青年權的問題，我們絕不能妥協！請立即參與「反對驗毒大遊行」！

日期：11月8日（日）

時間：1130 - 1400

集合地點：中環遮打花園（遊行至政府總部）

另外，我們亦急需大量義工，負責拍攝、道具、口號及各種宣傳行動！歡迎大家到青台的《一百個嘟你的故事》留言參與義工隊！

同時，我們亦會繼續收集聯署及回收同心結！

或請你盡快加入我們在Facebook的群組，讓我們能夠與你保持聯繫：

1. 香港中學生聯盟‧全力反對校園驗毒計劃！（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171759556232）

2. 反驗毒計劃學生聯盟@捍衛青年權聯盟歡迎任何人士加入（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125581054000）

3. 反對驗毒計劃@捍衛青年權聯盟（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73417125224）

如有查詢，請聯絡青年聯社召集人江貴生（電話：9128 5529）

捍衛青年權聯盟上

一個傳單仔的自白

2009-08-28T12:59:00.006+08:00

（估計本文某程度上同時適用於賣旗、賣獎券、街頭訪問或其他類似行業。）

一.　阿婆阿伯最有反應。假如目標是盡快派清手上存貨，唔好揀其他人，揀老人家先啦。

二.　當然，唔排除係佢地晚境淒涼，拎多張傳單當執多塊紙皮攞去賣。

三.　亦唔排除係佢地年老體衰行得慢，想避你都避唔到，惟有硬食。

四.　後生仔女十個有九個當你死嘅，掂行掂過眼尾都唔望你一下，可能同佢地有本事行得快有關。

五.　不過體力決定論好似唔可以解釋一切，尤其是你見到大把老人家坐喺屋邨公園捉棋睇報紙打牙骹，而好氣好力嘅後生仔衝晒入去冷氣商場嗰陣。

六.　換言之，唔好信咩陳冠中呂大樂，狂起shopping mall嘅地產響香港先至係夠晒young嘅青春行業。領匯萬歲！

七.　相對的，依靠路邊人際互動的派傳單絕對係日薄西山嘅夕陽工業。叫人落MK擺街站派傳單企圖target後生仔嘅團體，根本就黐撚線。

八.　引申落去，可能三十年後就算冇小販管理隊小販都唔會喺香港生存到。

九.　再引申落去，你明點解「阻街」會成為踢好戲量出旺角嘅最大理由。

十.　其實傳單仔唔多阻街，因為佢地自己就最憎人阻街。你試下同三兩個豬朋狗友並排慢慢行塞住晒條路唔俾後面啲potentially會接傳單嘅人行上嚟，我保證你感受到一股強烈殺意，或者臀部隱隱作痛。

十一.　亦因此，各位實Ｑ唔駛趕人喇，傳單仔阻你唔到嘅。你趕，咪戔佢地耐啲派完，多啲機會趁你行開之後偷雞過返嚟派。雖然，我都明你地要跟上頭柯打做嘢。

十二.　與其明知望唔到幾多隻字都要離遠昅下昅下，不如索性拎張傳單喺手慢慢睇——你阻緊後面成棚人行路。

十三.　睇完唔鐘意，都唔好週地扔。香港地廢紙回收箱好易搵，垃圾筒更加梗有一個喺左近，唔該。

十四.　派傳單唔環保？我都覺。如果有其他將訊息帶到俾街坊——唔好以為人人好似各位咁成日上網——嘅低成本方法，還望告知，感激不盡。

十五.　接傳單嗰陣見到個傳單仔木口木面，體諒下啦。你接傳單只需兩秒，而對方烈日當空之下連續四五粒鐘保持同一個笑容，塊面係會抽筋嘅。同樣道理，我地唔應該對百佳老麥收銀員嘅表情要求多多。

十六.　悖論：不接傳單看看即無法判斷傳單是否有用，不知傳單是否有用即不敢接傳單看看。你接，抑或不接？

十七.　假如你一邊走一邊認真思考這條問題，就中計了。當你的大腦剛開始思考，腳步已經掠過傳單仔身邊。思考不是沒有成本的，時間在答案出來之前往往已為你做了抉擇。

十八.　故此，思考和行動不能同時發生——或曰，思考本身也是眾多互不兼容的行動選項之一。如是者，若說思考是在眾多選項裡作出選擇的條件，那麼我們又怎樣思考這個思考的輕重？又怎樣思考對思考的思考？純粹理性選擇之不可能，在於無法迴避的無限後退。

藉著出賣汗水與感情的勞動，體驗世間人情冷暖。近日在屋邨派過傳單又賣過獎券之後，閃過這樣一個想法：怎麼派傳單竟然不被列入大中小學教育之內呢？不過，在教育商品化越演越劇的香港，利用學生替學校宣傳的日子，大概也不遠了。

只盼屆時大家認清這是僱傭關係，不是師生關係，記得追討欠薪。市井教育，教的本應是市井求生術。

延伸閱讀
東方日報：暑期進修學生變課程推銷員

中大夜總會誠聘陪酒少男少女

2009-08-02T01:52:00.005+08:00

（風格轉換練習之一。將刊於某大學迎新刊物。）

「我仲估我地嘅交往係建築喺感情之上，估唔到，原來都係一盤生意。」

「講感情都要俾錢架！」

《國產凌凌漆》，北姑向周星馳追數一幕

做援交，搵快錢，隨時遇凶險，例如早前就有援交少女慘遭索K索大咗的客人殘殺碎屍。想要安全不要單對單接觸？不妨考慮去有人睇場的夜總會做陪酒——代價是，你賺到的錢，要分給老闆一大截。鬼叫個場係佢嘅咩。

正如做夜總會陪酒比做麥當勞收銀好賺，在中大做打電話也比在書展做sales企足十幾粒鐘只得三舊水好賺。從2007年開始，中大拓展及籌募處搞了一個「Phone中關懷」計劃，招募三十個同學打電話給三千個校友游說他們捐錢回饋母校，時薪五十大元，招聘廣告上還列明「另設獎金，最高可達總酬金14%」。

講感情？俾錢先

咁咪好似做電話推銷？無錯，真係好似做電話推銷，「營業額」高仲有獎金分添。為了接多兩單生意，除咗要落足嘴頭（又名「溝通技巧」），你自然唔希望個客——呀對唔住，好似應該叫師姐／師兄——同你傾足兩粒鐘，最後仲要唔磅水，食白果。

有校友抵頸唔住，在報紙專欄控訴這個計劃簡直似足電話騙案。事情鬧大了，連《蘋果日報》的李八方也忍不住加入恥笑行列。可能你聽到會覺得很委屈，搵食啫，唔使咁俾人鬧呀？況且在「Phone中」叫校友用錢「關懷」下中大有咩錯？校方寫明啲錢用響獎學金同學生設施，大義凜然絕無私心。同心愛中大的師兄弟姊妹隔代交流，可能有熱心校友仲會同參加者出去食飯呢。

係呀，即使夜總會間中都會有豪客帶佢睇中嘅小姐去出私鐘，但呢個唔係佢請你返嚟嘅目的。No money no talk，假如你生到奀挑鬼命著到寒寒酸酸，走入鶯鶯燕燕的葡京賭場行十個轉都唔會有姐姐仔撩你。同樣道理，回歸之後市道險惡，校方睇死你九十年代打後的畢業生搵食艱難捐唔到幾多，索性唔理，搵都搵啲貌似上到位嘅先，上年的「Phone中關懷」都只會揀七、八十年代畢業的校友打電話。俾得起錢的先至有得「愛中大」，換取你的「關懷」，貨銀兩訖。

原來，愛有一個價錢，每個人都有一個價錢。搵食啫。

一盤生意經

搵食？無錯你可能係一個等錢開飯嘅窮學生，之但係中大係咪窮到食都冇得食呢？打開中大份年報，2008年盈餘有六億八千三百幾萬，賺到開巷（順帶一提，2007年金融海嘯未到，賺得仲勁，過九億）。假如全校一萬四千個學生同佢分身家，每人可以袋港幣48,988落袋，慳返全年學費有突，買多部notebook都仲得，yeah。當你發現「Phone中關懷」完三千個校友都只係捐到嗰四百粒，你會突然唔知道自己搞咁耐其實為乜。如果再望望自己嗰五草嘢時薪，又或者問問路過嘅EMO工友幾錢月薪，你直情唔知道成間中大究竟搞乜。

校方話打電話籌到嘅錢會用嚟做獎學金，咁獎學金又用嚟做乜呢？上年中大總共派咗八千幾萬獎學金出去，入面有差不多四千萬係用嚟吸引內地尖子報讀的。當然，成績好拎到獎學金天經地義，想來香港讀書的內地生本身更加乜都無做錯，但換校方角度睇，話晒本地生人數係內地生五倍幾，點解要掟近半數獎學金去吸引內地尖子落嚟呢（無錯仲要淨係落嚟嗰嘢架咋，氹完人落咗嚟中大就閂水喉）？無他，根據國際大學排名規矩，尖子越多，外國學生越多——你無睇錯，內地在這套規矩入面是被界定為「外國」的，唔知熱衷大學排名的中大高層係咪諗住搞港獨分裂祖國——中大排名就越高，排名越高就越易引人報讀賺學費。小財唔出大財唔入，派獎學金，有時都係一種投資。

中大就好似一盤生意，仲要係一盤經營得好笨實都有賺的生意。大學火車站隔籬間凱悅酒店，就係中大高層送幅地俾新世界集團（係呀，就係當年叫梁展文賤賣紅灣半島俾佢嗰個新世界）起酒店，然後叫新世界每年將雞碎咁多嘅3%酒店收入俾返中大做「教學用途」。而作為學生嘅你呢，就走入去呢間「教學酒店」做實習啦，到時時薪唔知又係咪五草嘢。

有錢豪俾財團都唔益下你，你開始懷疑自己係喺大學讀書，定係幫緊長實打工洗廁所。You don’t belong here.

愛的條件

雖然，中大CEO劉遵義和李嘉誠還是不同的，起碼李嘉誠唔會肉麻到出信叫佢啲前客仔「愛長實」，仲要科水捐錢養佢盤生意。你好清楚，香港地有錢佬大晒，自己將來好可能要為佢地做牛做馬，要對客對老細賠笑甚至陪酒——不過你要知道，個場始終係人地嘅，人地亦都唔多愛你。你可以愛同學，你可以愛校友，但愛中大只能是單戀。

直至我們奪回中大為止。

延伸閱讀
梁寶山：中大，你還愛我嗎？
屈穎妍：校長的勸捐

後記：

字數限制往往是寫作自由的死敵，但要出版的刊物必有版位限制，有限版位只能放進有限字數。平日在網誌慣了挪用資料狂轟濫炸，這一招顯然無法在工作時得逞。要說理又要讀者留下多少印象，惟有訴諸非常手段，例如怪論。

怪論其實也算不上說理，刺激思考才是最重要的。比方說，我無意叫同學非跟中大分身家不可，但為甚麼校方會有那麼多盈餘？資源都跑到哪裡去？讀大學真的必須交學費嗎？尤其當瑞典、芬蘭、丹麥、挪威、愛爾蘭等國家的大學向來都免收國民學費，而我們竟有年青人因為還不起學生貸款無奈自殺的時候。全文最正經的一句，當然是結尾的「直至我們奪回中大為止」，直指校政民主化。不過那亦只是開端而不是大結局：意謂大學持份者的「我們」到底包括甚麼人？模仿企業運作的大學管理容得下校政民主嗎？走出校園，若說平日的企業運作離不開中央集權，我們要不要爭取經濟民主？

現狀也罷，成規也罷，或許我們對之應該懷有一種犬儒以外的嘲諷。練習新風格，就當是準備多一種對抗的武器。

醫療保險，不太保險

2009-07-27T23:49:00.008+08:00

（欲知各保險公司的醫療保險規矩，請點擊上圖放大。）

本想寫些談在職貧窮的東西，看過是日新聞，還是先說醫療。雖然早些時候批評過《明報》報導不符事實，但若費點工夫做調查式報導，它還是寫得出有意思的東西，例如今日有關醫療保險銷售手法不誠實的新聞。

金融海嘯過後，民間哀鴻遍野，曾蔭權帶著周一嶽乘豬流感之機大做政治騷捥救民望，把向打工仔徵收強醫金的醫療融資暫擱一旁，首階段諮詢已於去年六月結束，第二階段諮詢卻至今依然無影無蹤。

搬上檯面放映的續集是未有了，檯底下的小動作倒多的是，完全不問民意。除了在二月底宣佈「健康與醫療發展諮詢委員專責檢討公私營的醫護發展模式」，並再三強調用電子病歷貫通全港以便將病人從公立醫院輸送給私家醫院——接著發現有很多老私家醫生抗議，因為他們不懂用電腦——之後，政府更把私家醫院納入所謂的「六大產業」之內，甚至已經在黃竹坑、將軍澳、大埔和東涌選好四幅地，磨拳擦掌準備向一眾私營醫療集團招標。當下救護車又少又舊導致救援延誤，政府對之無動於衷；尚未存在的私家醫院，政府對之垂涎欲滴。醫療服務的公退私進，是當權者鐵了心要走的路。

同時並進的還有醫療保險，廣告一浪接一浪。近來坐巴士，每次都被Roadshow的醫療保險廣告轟炸，該廣告找來一個又一個臨時演員告訴你意外隨時發生，一發生你非傷即病，一旦傷病你必定破財，一旦破財你必定承擔不來——於是，醫療保險就成了人們的大救星。該廣告現在好像推出第二輯了。你的危機，就是別人的商機。

Naomi Klein在The Shock Doctrine指出，新自由主義的公退私進之所以得逞不是靠市場力量，而是靠國家機器的鐵腕敉平民眾的反抗。在新自由主義業已入心入肺的香港，反抗零星索落不值一提，國家機器擔當的角色由是更進一步：為資本家製造商機。周一嶽說得很清楚，「私營的服務，……一些中產人士和一些有保險的人士才可以用得到」，姑勿論其「中產」的界定如何兒嬉，廣建私家醫院，很可能擴大了市民對醫療保險的需求，保險公司乘時而起的廣告潮恰好證明他們對這塊肥肉的意覺。危機和商機都是人為製造出來的。用長工時令你過勞易病，用公營醫療的卸責令你光顧昂貴的私營醫療以致破財，用貧富懸殊導致你承擔不來醫藥費，這些才是真相。將傷病個人化、偶然化的廣告，當然不會告訴你這個真相。肉在砧板上，相比對此番官商合謀的隱瞞，保險公司隱瞞保單條文宰割顧客，也就不算甚麼了。

政策與商業騙局。有時不禁懷疑，發水樓豪宅和勢將陸沉的日出康城之所以出現，跟那個投資六百五十萬就可以買到香港身份證的「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有沒有因果關係。原理大概與「醫療產業」和不肖保險公司的關係差不多罷。

上月旺角的小巴車禍，傷者才因為藥物名冊的「先收藥錢後搶救」規定延誤救治，周一嶽卻在四月還引以為榮，打算向大陸推銷這一套。果真發生意外，緊急關頭能救我們性命的不是保險公司，而是一套不像現在這般刻薄的全民公共醫療。

藍十字醫保　即時退保須賠25％
透明度低　投保前難閱詳細條文
2009年07月27日

【明報專訊】本報檢視本地六大醫療保險，發現三分之一公司（兩間）均拒在與客戶簽約前，公開詳細保單條文，有對消費者不公平之嫌。其中藍十字醫療保險更有嚴苛退保條款，若顧客買保險後縱不滿條文欲即時退保，也要損失25%保金作為行政費，消委會批評收費不合理。

事件帶出保險透明度不足，簽約前保險公司毋須公開所有不保範圍，投保者隨時「有供無賠」。保監處回應指會與保險業聯會聯絡，商討可進一步改善的空間；藍十字否認隱瞞保單條文，但指會重新考慮及研究其退保收費。

本港醫療保險去年營業額達54億元，但投訴亦不斷增加，如保險索償投訴局去年收到126宗「住院／醫療」保險投訴，連續四年是各類投訴之冠。

藍十字保柏國衛　網上未詳列條文

由於不少投訴都是圍繞保單「不保條款」，故消委會亦呼籲市民買保險前應先研究保單條文。但本報發現，要索閱保單條文並不容易，記者近日上網及扮顧客查詢6款醫療保險，即發現藍十字、保柏及國衛，均未有在網上公開醫療保單詳細條文，只是提供了簡介或小冊子，顧客一般要在投保後才可取得保單詳細條文，但國衛職員補充指出，若親身會面即可提供保單條文。

至於匯豐、恒生及中銀則透明度較高，其保險條文可在網頁下載。為了解未公開的保單條文，記者其後再以顧客身分反覆向多名藍十字及保柏職員查詢，結果確認，保柏保單條文與小冊子內容相距不大。

「既有傷病」概念廣　藍十字小冊子未列

而記者先後三次致電藍十字不同職員，並獲其中一人傳真「不保事項」條文後（其餘兩職員拒傳真條文），卻發現藍十字小冊子，疑遺漏了重要保單條文內容。

因藍十字「家庭綜合醫療保計劃」小冊子中的主要不保事項中，只簡單列明「既有傷病」不會獲賠。但原來據保險條文，「既有傷病」概念極闊，因在投保首半年至一年內，多達20多種危疾或慢性病，包括多種癌症、膽腎結石、高血壓等，都會被視作為「既有傷病」而不會獲賠。

故消費者若僅根據小冊子來投保，恐要到已付約2000元保險年費及保單生效後，才會知道既有傷病定義。即使消費者此時感後悔欲即時取消保單，據藍十字退保條款，顧客也只能取回75%保金，即是有四分之一保金（約500元）會被保險公司沒收。

藍十字的「30天內退款75%」政策，亦是6間機構醫療保險中最嚴苛的，因其餘5大醫療保險計劃，均提供14至21天的百分百退款冷靜期。

記者分析藍十字醫療保險的既有傷病定義，發現其實與匯豐、恒生及中銀的類似，但三大銀行的保單條文早在網上公開。

藍十字：重新考慮收費做法

藍十字回應時，否認買保險前不會提供詳細醫療保險條文，堅稱顧客可透過客戶服務中心、服務熱線或電郵索取保單條款。但對於高達25%的退保收費，公司則指會重新考慮及研究。保柏解釋指出，未有在網上提供醫療保單條文，是因相信由專人解釋產品，可提供更佳服務。公司又強調其產品小冊子，已詳盡列明不保事項。

明報記者　陳志偉　黃雄

倘索條文被拒　消委籲勿光顧
2009年07月27日

【明報專訊】對於有保險公司拒在簽保險合約前公開所有保單條文，甚至向退保者收取25%保金作為費用，有保險業界人士指出，其做法雖似不妥，卻無違反業界守則。消委會總幹事劉燕卿關注事件，並呼籲欲投保的消費者，若發現有保險公司拒按消費者要求提供保單條文參考，消費者便不應光顧，免權益受損。

業界：退保費不應超保金一成

劉燕卿及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羅少雄均認為，若向剛買醫療保險後欲退保顧客，收25%保金作行政費，做法並不合理，劉表示或會跟進事件。

羅少雄稱，一般而言保險公司依規定會為購買長期保險（如人壽保險）的顧客，提供達14天的百分百退款冷靜期。雖然據他所知，每年續保的醫療保險不一定要提供冷靜期，但無論如何，退保的行政手續費不應超過保費一成。

保監處回應時指出，保險公司「有責任確保其保險銷售資料及說明書所載內容準確無誤」，但承認《保險公司條例》並沒有就保險的銷售過程或可收取費用等，定立相關規定。

但保監處表示，會就保險市場的最新情況，與保險業聯會緊密聯絡，商討可改善的空間。保監處又呼籲投保人士簽保單前，應清楚了解受保範圍、除外責任、賠償上限等。

延伸閱讀：醫療保險，有多保險？

走在另一條苦路上的基督徒，或香港人

2009-07-26T12:00:00.008+08:00

耶穌從聖殿出來的時候，他的一個門徒對他說：「老師，你看，這是多大的石頭，多宏偉的建築！」

耶穌說：「你們在欣賞這些偉大的建築嗎？這地方的每一塊石頭都要被拆下來，沒有一塊石頭會留在另一塊上面。」

《馬可福音》，第十三章一至二節

猶記得剛上某教會學校唸中一時，教聖經的老師向我們轉述她一位朋友對宗教的觀感：「如果俾我揀，我會信基督教，唔駛週街燒香燒衣，感覺比較乾淨，比較文明。」

以民間宗教為他者而建構的宗教偏好，隱含了各種價值取向。現代優於傳統、整潔優於髒亂、私人地方優於公共街道——將諸如此類的選擇歸納為「文明」一詞，很符合中產品味。當年八九六四剛過，尚未有大學生發表中共屠城僅屬「有啲問題」的偉論，有的只是往各國領事館排隊申請移民的人龍。又過了兩三年，校長移民楓葉國，那位老師和同屬資深教師的丈夫也離職移民。據說，無論在事奉人手抑或奉獻金額上，信徒的移民潮對香港教會都是一大打擊。

回溯整個九十年代，有本事移民避共的市民不過五十多萬，還不到香港人口一成。若說移民潮險些敲斷了教會的脊樑，香港基督教圈子未免不成比例地中產。去年金融海嘯一過，基督教界積極推出種種「抗海嘯」活動，有祈禱會，有金融講座，有一噸鞭撻個人貪婪的文章，有蔡元雲叫窮人別想著領綜援要對香港未來有信心，有馬時亨夫人放言沒錢不算慘沒有神才悽慘。此中折射的與其說是信仰，毋寧是香港中產階級在金融海嘯下的焦慮。

中產唱起的聖詩，聖詩煉成的中產

曾幾何時，中產基督徒是毋須為經濟前景擔憂的，教會學校提供的英語教育是他們晉身買辦階級與高等華人的保證。對中國的厭離亦非必然，施其樂（Carl Smith）即引述1925年聖士提反女校一名學生的洗禮報告，裡面充滿對北上拓荒的期盼：

她要求取教名為維多利亞……她發現偉大的英女皇從小就立志要把她的人民引向正確的方向，擔起作為基督徒女皇的巨大責任。這個例子激勵了這個華人女孩，她開始了基督徒生涯，要成為一個基督教領袖——為她的人民服務，幫助他們接近上帝，建設一個新的、更好的中國。

北進的想像，在戰後卻成了南下的現實。中共建國後，大批內地福音派基督徒因政治理由流落香港，根據1982年的統計，當時全港逾五成教會都在五、六十年代成立。及至六六、六七兩場暴動之後，港英政府為穩住政局，大力擴展教育與社會福利，日漸強盛的教會被委派為合作夥伴，加入統治聯盟，削弱親中團體在香港的影響力。優先辦學的特權讓基督宗教佔有三、四成中小學，把持著社會流動的階梯。過程中生產出來的學生，不少擠身教師、社工、醫護等等藉「服事人」來「服事神」的專業人士之列，七十年代以來急劇膨脹的教育、社福、醫療體系與公務員隊伍也為他們提供了容身之所。為甚麼持大學學位者在基督徒圈子的比例是全港人口的兩倍，「專業及輔助專業人員」的比例是全港人口的一點六倍？香港基督教的中產化，不是韋伯式的新教倫理致富，而是中港政治角力遺痕。

基督教界內部一些反省聲音偶有批評「教會中產化」，認為現有的信仰模式吸引得了中產吸引不了窮人，這是事實的一面。事實的另一面，是基督教界乘著公共服務擴展的勢頭製造中產，同時自我複製：左手藉辦學培養有社會流動潛力的青年信徒，右手以學校、醫院和社福機構汲納這些青年並應許他們得到體面的工作——直至十多年前，在招聘教師或社工的廣告裡列明「申請人必須為基督徒」還算不上甚麼禁忌，當然至今仍不乏檯底下以宗教所屬篩選應徵人的津貼學校（注一）。

與「從漁港到轉口港到工業城市到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神話相反，正如有錢移民脫身的人寥寥無幾，迎上時勢浪頭榮升中產的人未必很多，犧牲品倒委實不少。在一個為基層婦女籌款的活動裡，某位以搞貞潔運動聞名的大牧說他姊姊年輕時曾為打工供他讀書而喪失上學機會感到不公，但現在已原諒他了，真好。有多好？台下一眾因工廠北移淪為清潔、保安、家務助理的前女工，大概會為這個中產信徒視點的大團圓結局加上不一樣的註腳。

回歸之後，政經雙失

九十年代，故事有了轉折。

來自學校教育，走進（類）官僚體制的中產階級，跟傳統實體經濟的小生產者——例如茶餐廳老闆——不盡相同，他們相信學歷帶來的保證，相信專業可以消除威脅經濟前景和社會地位的外在風險。在按年資調整薪級、退休可領長俸的年代，鐵飯碗是存在的，然而新自由主義卻入侵香港公共服務系統，粉碎了中產階級的溫室。中小學縮班殺校，大學員工薪酬與公務員脫鉤，社福界一筆過撥款，醫管局讓路予私營醫療集團，公務員吃肥雞餐乳鴿餐提前退休，各種「大市場，小政府」的措施假市場效率之名紛紛落實。一度倚賴公共服務膨脹滋養的中產基督徒，整個人生突然被公共服務的收縮打斷。

最初也不是那麼不情不願的。樓市狂飆遠超工資升幅的當兒，沒有人想過它竟然會跌。買樓，買股票，買基金，連最老實的中產信徒亦不免為之心動。不要緊，沒有穩定的事業，就靠市場照顧吧。被中產意識主導的教會一窩蜂搞投資講座，找來知名CEO將商界那套管理模式包裝成牧會秘訣。不過萬能的市場可不會照顧你，證監會歌仔都有得唱，「無論個市有百般對，或者千般錯，投資本來幻變多」，當社會保障變質為投資，根本再無保障可言。1998年金融風暴，2003年SARS，2008年金融海嘯，不獨中產信徒一次又一次損手爛腳，把財產擲往金融市場的教會也血本無歸（注二）。自從匯豐股價失陷，一些過往手持大藍籌而自詡財政穩健的基督教機構亦面臨裁員壓力。十字架的台座，原來竟建築在大笨象背上。

經濟看不見前景，政治更是沒有指南針。將基督教信仰與西方文明同化，「啟蒙」不文明的中國，是香港基督徒常有的政治心態，儘管身披的外衣或會換季。以英女皇使者的身份建設中國、以一夫一妻制反對中國蓄婢傳統，是戰前的事。待香港經濟起飛，則結合中產階級的城市精英想像、前途問題的恐懼，把中國定義為落後的／鄉下的／封閉的／專制的／人治的，再把香港視為既繁榮又有自由有法治的國際都會。連直選也慢慢落實了不是嗎？八九六四無疑強化了這種對比想像——潛台詞之一，是「假如沒有宗教自由，我們怎樣傳教？」如是者，即使要做「和平之子」的他們未必上街遊行，上了街也未必敢喊口號，不少港產信徒依然或多或少傾向某種民主論述，廿五年前各宗派回應前途問題的《信念書》言必稱自由，去年立法會選舉裡基督徒選民也是愛泛民多過愛親北京的梁美芬（注三）。然而回歸十二年匆匆過去，普選只聞樓梯響，曾幾何時「向內地傳播民主」的激情如今更是無望，看著某些教會領袖逐漸向北轉向民建聯示好，惟有暗自彷徨。

從膨脹到萎縮，抓不著大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只得緊抓自己的小家庭不放。於是，政經雙失的香港基督徒轉向了所謂的「家庭價值」，透過管束子女重拾小小的權力快感。

上中以外，還有下

基督教右派近十多年來所向披靡，其群眾基礎正是中產信徒的深層焦慮，而不是他們聲稱的世風日下。香港社會不見得比過去更加開放，左邊的蔡志忠漫畫與右邊略帶鹽花的余過《四人夜話》小說比翼齊飛，這個光景在八十年代的明報副刊天天出現，如今簡直不能想像。今天，我們有的是投訴教科書印有「放屁」二字會教壞細路的家長，還有投訴劇集包含校長召妓劇情的明光社董事朱景玄校長。

問題是，為甚麼直到現在才焦慮呢？基層市民一直面對經濟無力政治去權的苦況，那可不是九八年東亞金融風暴或去年金融海嘯之後才有的事，卻從來勾不起基督教界連開逾百場大小討論會的意欲。即使是甚囂塵上的「家庭價值」，也不曾多顧中港家庭對團聚的渴求。對金融海嘯的異常關注，恰好揭示了基督教界階級所屬。

故事還有下半段。基督教圈子與中產階級攜手自我生產的機制已告失效，新一代在升學遊戲勝出的信徒無法再被「榮神益人」的公共服務事業大批汲納，不得不隨著資本朝金融業傾斜投身商界。近年市面上教人如何在職場上榮耀神的「市井聖徒」論述由是大發利市，教會在中環附近斥數億鉅資植堂，針對資本家的商人團契亦越開越多越做越大。一條往上爬的發展大路已在基督教界搭建中，一個接一個高官獲邀高調展示信仰。昔日中產失勢不代表教會失勢，早陣子有投資顧問隨機抽樣二十間香港教會當成上市公司來研究，竟發現它們2007年的平均盈利率達24%，當中的「藍籌教會」獲利以千萬計。只是金融海嘯一來，淹死了不少i banker，打算走「上路」的某些教會領袖難免惴惴不安。那些大小討論會，安撫失意中產之餘，又何嘗不是暗中安撫這些大牧？

有「上路」，自然有「下路」，香港社會是貧富懸殊的。五月底官商雲集的「全球禱告日」，台下有神學生拉橫額入場抗議教會擦鞋，台上有馬時亨呼喝「神會懲罰你地」，上路與下路的尖銳對立逐漸浮上水面。儘管香港土壤不讓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輕易生根，但往下走的基督教將如何開展新的社會意涵與靈性啟示，依然令人期待。

金融海嘯洗掉了包裹著基督教圈子的鍍金，或者污垢，視乎看倌價值取向。但我想，耶穌為門徒洗腳時，也是低頭向下望的。

注釋：
一.　證據是，有津貼學校以「本校老師皆為基督徒」作招徠。關於招聘上的宗教歧視，一直為主流政治所忽略，即使是有法可管的資助教育範疇，2002年十月九日余若薇等立法會議員對教統局局長李國章的質詢已是非常罕見的挑戰，而這個挑戰是失敗的，李國章並無承諾任何後續跟進措施。
二.　舉例而言，2006年中國人壽的招股書即透露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持有它一百三十萬股H股，位列第八大股東。教會在金融市場的投資可以到達甚麼規模，可見一斑。
三.　根據本地基督教報章《時代論壇》2008年十月公佈的調查，儘管九龍西候選人梁美芬找來多位教會領袖支持，但區內只有不足一成基督徒選民投票給她，得到的「宗教票」還比不上泛民。

刪節版刊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廿六日《明報》

PS. 這還真是我近兩年來寫得最差的一篇宗教評論，觀點老套考據更是貧乏，借用波少的評語，就是跟過去風格形同而神異，權充一系列文章的開首語則尚可。要為香港基督徒圈子撰寫一系列橫跨百年的階級分析，對現在的我來說實在力有不逮，沒有一年半載的餘閑大概不敢動筆。雖然，「基督徒」這個集體身份如何在香港形成，無疑值得細味的課題，或許年底會嘗試從另一個角度探究。

只想說，萬語千言，不是為了揭基督徒瘡疤，那是揭我們的瘡疤。我們都是人，坐在同一條船上的人。
（仲有！呢排真係講夠中產喇！再講人都癲，下一篇一定要講基層！）

被放逐的事實，和人

2009-07-17T19:10:00.012+08:00

（寫早了，貼遲了，就是這樣。）

領匯停車場保安三更制轉兩更制——亦即裁員兼延長工時——這一場災劫，總算被截停了，然而傳媒對小市民的凌虐卻不會因而稍歇。

大話怕計數

且看看《明報》在工人勝利翌日的一篇報導：

學者﹕不利小股東　影響營運
07-07-2009

【明報專訊】工會連日向領匯施壓，成功維持保安員三更制度，使領匯在成本控制策略上「輸了一仗」。中文大學財務系副教授蘇偉文指出，領匯讓步並非取決於市場力量，而是受社會壓力影響，有關決定將不利小股東和投資者，增加未來營運的不明朗因素。

領匯（0823）昨日收市報17.34元，過去大半年，領匯已從約12元低位逐步反彈，上月更公布去年度營運收益達45億元，增長7.2％，扣除支出後利潤18.19億元，顯示其加租策略和租金回報具「抗逆力」。

指政府當年策略失效

蘇偉文說，領匯上市目標是為股東賺取最大利潤，並節省營運成本，因此維持保安員三更制明顯不是管理層意願，突顯市場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矛盾。他說，事件證明政府當年擬定的領匯上市策略失效，當初應讓領匯效法地鐵，上市前先逐步公司化，由政府當大股東主導，將公屋商場逐步過渡私人營運，減少衝擊。

觀乎《蘋果日報》、《東方日報》、《明報》這三份報章，在領匯保持三更制的消息旁邊特地加一篇「股民受損」評論來「平衡輿論」的，惟有《明報》一家。被大字標題的不是一般股東而刻意強調是「小股東」，挑撥民粹政治之心昭然若揭。

也無妨，假如符合事實的話。問題是，到底領匯有幾多「小股東」？讓我們翻開領匯2009年年報，看看誰是它的持股人：

The Children's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 (UK) LLP，佔18.35%股份；
The Children's Investment Master Fund，佔18.47%股份；
Franklin Mutual Advisers, LLC，佔7.03%股份；
CapitaLand Retail Hong Kong Investments Pte Limited，佔2.10%股份；
匯豐集團，佔0.09%股份。

TCI是英國財團，Franklin Mutual Advisers是北美財團，CapitaLand是新加坡財團（對，不是香港，是新加坡，別被它的"Hong Kong"字樣騙了），匯豐早在1993年已把總部從香港搬往倫敦。換句話說，領匯總共至少有近五成股份不是香港人的，就算不把它在近半香港人的家園加租減薪之舉喚作「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注一），它的股價升跌又跟香港人利益能扣得上多少關係？再者，倘若連大鱷如匯豐亦僅僅擁有0.09%領匯股份，不難想像外面還有一大批同樣零零散散地持有領匯股票的財團，起碼要將它們也扣除掉，我們才看得見小股民的髮尖——除非《明報》指的「小股東」其實是匯豐之流吧。

看過何謂「小股東」，再看看何謂「不利」。股價不跌，根本談不上不利股東。領匯勞資糾紛仍然鬧得沸沸湯湯的七月三日，其股價是17.16；在宣佈保持三更制的七月六日，收市價升到17.34；到了今日，甚至升破18元（準確來說是以18.12收市）。伴隨工人福祉而來的不是股價下瀉而是股價上揚，現實的鐵鎚徹底粉碎了「不利」之說。

保安工友的薪金，對於領匯的營運果真舉足輕重？在領匯全年二億三千六百萬元的員工開支裡面，當中11.74%是它十二個董事的酬金，平均每人瓜分了約百分之一的員工開支。險些被裁減的那六百位停車場保安員，他們的人工與董事相差逾三百倍之譜。形象化地說，就是炒掉兩個董事，可以救回六百人的飯碗。

為甚麼《明報》不考慮這種表述方式呢？或者不敢碰高層薪金才是「在成本控制策略上輸了一仗」。董事中薪水最高的領匯CEO羅爾仁，正是提出三更轉兩更的始作俑者，這個決定甚至未經其他董事同意即草草上馬——假如領匯當真「未來營運不明朗」，這個「不明朗」會否來自管理既混亂又欠透明，而不是蘇偉民一口咬定的工人抗爭？

「不利小股東」裡面的「不利」，「不利小股東」裡面的「小股東」，工人權益與企業前景的對立關係，全部都經不起事實考證。

反經驗的身份促銷

考證很難嗎？決不。上述資料，不過是翻翻年報和剪報，一小時內絕對可以找齊有餘。無論《明報》是否以所謂「公信力」自詡，公然容許如斯無憑無據的報導出街，明顯違背作為一個人（甚至不是作為傳媒公器）的基本操守，沒把關的總編輯張健波難逃「是是但但」惡名——別以「我只是引述蘇偉文發言」作藉口，選擇訪問誰，如何引用被訪者的言論，把標題寫成甚麼樣子，權力盡在編採人員手中。

問題不在於報導不符事實，「沒有考證」這件事本身，證明報導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反映事實。凌駕於事實的是這樣一條公式：「讀者 = 股民 = 樂於剝削打工仔以全力自肥的搶匪」。

這不是個別例子，《明報》向來比其他大眾報紙更喜歡把股市新聞放在頭條。《明報》以中產家長報自居，它針對的讀者是不會領綜援的，不會申請公屋的，不會被警察欺凌的，不會天天面對工傷威脅的，也不會在領匯的停車場當保安。它想像的讀者是有學位的，已婚的，有子女兼擔心他們升學就業文娛康樂的，有車有樓有股票的，而且，極盡自私。何謂自私？縱是中產，親友裡頭有人當清潔保安亦屬尋常，報導把股民利益放在基層工友前頭卻不覺得會觸怒讀者，即是說報館認定它那些「股民讀者」寧顧股價起跌不惜斷六親了，這不是自私是甚麼？

誠然，讀者不一定中產，中產也不一定無血無淚，「讀者 = 股民 = 樂於剝削打工仔以全力自肥的搶匪」這條公式與其說是現實，毋寧是一種身份政治灌輸。考慮到《明報》是眾多中小學的御用報紙，箇中意味更形複雜。當年教統局提出要在中學強制推行通識教育，一些論者擔憂強調時事討論將加深同學對傳媒的依賴（注二），埋首於報紙尋章摘句卻瞧不見其偏頗。這類主張固然有理，前述的去考證、反經驗式的領匯報導已充份說明報章的偏頗，只不過我們還得想想學校的性質。在學校裡面，生活的時態是未來式，今日的學習是為了他朝的前途，也就是「成為一個怎樣的人」。「通識教育導致依賴傳媒」之說或許正確，觀點卻是主客顛倒——學校才是身份政治灌輸的工場，有權選擇用哪份報章作灌輸機器。為何學校拒絕《蘋果》《東方》進門，卻歡迎無視現實的《明報》甚至公然造假的《星島》？皆因前兩者的身份政治議程與學校教育不合。我們的教育理念，就是跟青年人說如果你不想做被領匯剝削的保安員，就要爬上去做剝削保安員的領匯股東。這也是學校的升學就業輔導一直避談勞工法的原因：只有弱者才要靠勞工法掙扎求生追討欠薪，食大茶飯的強者要它來幹嘛？

錯，強者還是用得著勞工法的。這邊廂，據說Big 4的合約要求入職員工至少要做滿六個月方可離職，否則它會以毀約之名向你依法索償；那邊廂，Big 4低層員工被逼瘋狂加班卻不得依法申請超時補水，因為被規訓至賤視自身合法權利的同事會對你報以白眼，自相殘殺。靠公權力保護代表你工作效率低，代表你懶，代表你無能——身份政治灌輸毋須符合事實，它的目標是取代事實。

自主就是復和

作為身份政治灌輸工場的學校嚴格控制報紙選取，更加突顯報紙的身份政治性質。傳媒販賣的不是新聞，而是藉新聞拼貼出來的一幅社會圖象，以及藉這幅社會圖象反射出來的自我形象。除了《明報》的中產家長形象，《蘋果》賣的是以民主旗號和新自由主義對抗中共的香港人「本土」形象，《東方》賣的是領著低薪嫉妒公務員薪高糧準、受著束縛嫉妒他人勇敢抗爭的保守窮人形象。買報紙，本身就是一個自我界定的舉動。

既從自我界定此一主觀向度出發，販賣自我形象的傳媒工業從根本上即與「客觀中立」神話水火不容。與此同時，當傳媒大量生產的現成自我形象不合我們心意，衝突將無可避免。無線將六四維園晚會的消息押後到第三條出街，我們會罵它CCTVB；《君子》雜誌封殺六四專輯，我們會群情洶湧，這不僅是因為傳媒高層橫蠻，更不是因為傳媒遠離事實——想當年《文匯報》的「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不報一字事實，依舊教全城肅然起敬——最大的原因，是它們違反了我們想要的自我形象，衣不稱身：六四廿週年也不重視六四，那還是人（ie. 我們）嗎？

明乎此，即可知民間報導的重要。撰寫民間報導，讓我們從身份的消費者變成身份的生產者，重拾創造自我的權力。進而論之，傳媒工業的資訊商品化實乃異化過程，記者和他寫的報導疏離（因為只是寫給老闆看），記者和他的讀者疏離（因為不知道誰會看），記者和他的筆下人物疏離（因為對方純屬報導的「生產資料」）。自發自主的民間報導，會不會是修復各種社會關係的契機？

此時此地，大概是陳義過高了，尤其是今年七一遊行有記者條件反射地對不滿傳媒人士丟下一句「搵食啫」的時候。擁抱異化已成常態，我們讚嘆黃子華的預言能力之餘，究竟一個新入職，月薪八、九千，跟父母同住公屋又買不起大堆股票的傳媒工人，他跟領匯工人其實有多少差異，又有著怎樣的關係？

文字，應該是把人連結起來的。我想如此相信。

注釋：
一.　這只是比喻說法，不是直述歷史。歷史上首次火燒圓明園的是英法聯軍，一般所謂的「火燒圓明園」指的是這個，儘管四十年後八國聯軍確實又燒了一次。
二.　針對學校市場的《明報》和《星島日報》早就看到商機，分別成立了「明報通識網L.I.F.E.」和「星島通識網」。

七月廿四日追記：
自從七月廿一日爆出領匯在將軍澳七個商場反口轉用兩更制的消息之後，股價跌到17.70。馬後砲的分析員要多少有多少，但我敢打賭，只會有盲巫寧願閉上眼繼續講「刻薄工友有利股價上揚」，也不會瞄一眼股價然後說「刻薄工友導致股價下挫」。

一個都不能少

2009-07-05T19:18:00.013+08:00

（攝於彩雲邨停車場）

領匯入主公屋商場和停車場後一而再再而三大幅加租，過了才四年，累積加幅數以倍計。小商戶固然哀鴻遍野，為居民服務的醫生亦難逃一劫，大商戶如吉之島在樂富商場也幹不下去黯然撤退，手段之狠可想而知。假如我們不是含著銀匙出世家住半山豪宅的話，附近總會有一兩個蕭條凋蔽的領匯街市。猶記得大元邨街市在我唸書的年代還好生與旺，現在卻連一個生果檔一個書報攤也不剩了。

領匯壓榨商戶壓到經歷金融海嘯依然越賺越多（注一），已是老生常談，但它對工人的剝削卻較不為人注目。事實上，早在金融海嘯前已有團體揭發領匯商場外判清潔工的時薪低至15.38元，比惡名昭彰的麥當勞更刻薄。如今，領匯變本加厲，竟敢違反承諾將停車場保安員由三更制改為兩更制，涉及的停車場有178個，因此丟掉飯碗的工友更可能超過600人——我們只須發揮一丁點想像力，想起這些工友還有家人要養，即可知受害人恐怕數以千計。

種種不可原諒的罪惡，源頭皆在政府策劃領匯上市，公共資產私有化之後再蠻橫的搶掠市民都管不了，一如我們無力阻止已賣斷予中信泰富的東隧瘋狂加價六成。誰是罪人，誰有份造成今日的破局，我們必須認清。倘若他們當中有人忽然跑出來貓哭老鼠撈政治本錢，我們應緊記他們過去的嘴臉，將他們一一揪出來，一個都不能少！

民建聯、自由黨、民主黨
「立法會內3大黨派民建聯、自由黨及民主黨均支持領匯上市，但部分議員亦質疑政府對商場及停車場的估值過低，亦指港人所獲配售的只有1成股份，未能真正還富於民。」（《文匯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日）

「自由黨加入證券及期貨業界的行列，參與明年元旦『支持領匯上市、反政客』的萬人大遊行。該黨將以『反分化、搞好經濟、支持金融中心』為主題，預料可以動員二、三千人參加。」（《蘋果日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廿七日）

「民建聯副主席葉國謙稱，民建聯已與大聯盟商討加入遊行的安排，但該黨不是組織者，不會帶頭遊行，或會高舉抗議橫額。葉指出，該黨所以參加遊行，是不贊成利用各種事件製造衝突和矛盾，對香港要有承擔。」（《太陽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廿八日）

工聯會
「現時因領匯事件（按：即公屋居民申請司法覆核質疑領匯上市合法性一事）而激發的反政客亂港遊行中，由工聯會屬會發起、約有一千會員的香港證券及期貨業職工會將發動『萬人大遊行』，譴責個別政客只為私利，令五十一萬名投資者及證券從業員蒙受損失，要求政府、議員及政客『多一點良知、少一點私心』。」（《太陽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廿三日）

唐英年
「（唐英年稱）上市失敗將嚴重影響房委會財政，最終受害者是300萬公屋居民和正在輪候公屋的市民。……我相信有人會覺得事情（指公屋居民反對領匯上市）過分政治化，我覺得多多少少也是個污點，就算不是，也會給外界人作為茶餘飯後的笑話。」（《文匯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馬時亨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馬時亨前晚曾公開說，『今次領匯上市其實是很好的事，第一，可以令到我們香港的市民有機會擁有香港市民資產的一部分，亦對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很好，因為如果領匯上市，是全世界最大的地產信託基金。但很可惜這事件發展到現在已經太政治化。我相信如果上不到市，我們在此過程中付出的政治代價非常沉重。』」（《明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對於近日有不少證券界人士刊登廣告指有人『搞事』令領匯擱置上市，馬時亨稱，是次領匯不能上市是意料之外，未能還富於民，不單令市場失望，亦令大眾都很失望，他本人亦是，而目前領匯事件變得情緒化是可以理解的。」（《成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廿三日）

梁展文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梁展文回應時說，政府明白商戶的擔憂，並會積極與商戶磋商租約問題；不過，將來這些設施上市後，是由一間新公司領匯公司來經營……相信他們會秉承與商戶合作精神，將來續約時會本着互利互惠的精神來處理有關問題。」（《文匯報》，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廿三日）

董建華
「董建華昨日會晤本港傳媒高層時表示，領匯上市是為香港整體社會利益做的一件好事，但現時有人不顧整體社會利益搞事，是很不對的，是損害香港整體利益。」（《香港商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譚耀宗
「民建聯副主席譚耀宗指，他對房委會或需擱置領匯上市計畫表示遺憾，因為領匯上市對房委會改革管理商場方面或有幫助，而且，市民認購反應亦相當熱烈。然而，有人卻利用現有的司法程序『搞事』，令計畫要擱置，對香港社會沒有好處。」（《星島日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葉國謙
「房委員成員葉國謙表示，事件令大家清楚看到領匯未能上市並非法例存在漏洞，而是港人維護社會司法制度而付出的代價：『有些人運用其豐富的法律知識，並用純熟的技巧運用到法律程序上，損害納稅人的利益，這是大家看到的事實，目的只是再一次打擊政府的管治威信。市民應該問幕後者，不包括盧少蘭婆婆，究竟要將香港推到一個甚麼地步先肯停手。』他希望上市督導小組能吸收經驗，盡快安排重新上市。」（《文匯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陳鑑林
「不過，是否資助盧少蘭（按：即資助上訴反對法庭裁定許可領匯上市）的建議遭受多名房委會委員非議，會議充滿火花。民建聯陳鑑林批評對方根本無誠意，談判只是『嘥氣』，又說：『已給人摑一巴致臉紅，現出錢讓人摑另一巴，看看臉不臉紅！』他指，房委會是受害者，應反過來追回堂費。」（《明報》，二零零五年一月十八日）

「陳鑑林認為，房署應該將權力完全下放予領匯公司，包括經營權和租約管理的權力等。」（《大公報》，二零零五年一月廿八日）

梁美芬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梁美芬指出，在領匯事件（按：領匯上市受阻）中，很多投資者都大受打擊。很多散戶都直斥一批政客玩出火，連一些對政治完全沒有興趣的中產階級及專業人士，均投訴香港太過政治化，影響投資環境。」（《新華澳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廿三日）

單仲偕
「身兼房委會委員及房署商場上市督導委員會的民主黨議員單仲偕支持領匯如期上市。……在上市後，基金只收租金及滾存利息已足以令幾年內不用加租，小商戶無需擔心一上市便會加租：『如果不出幾年就加租，那就叫蘇慶和下台。』」（《文匯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日）

周梁淑怡
「自由黨表示對房委的資產估值有信心，應足以反映實際價值，周梁淑怡更指出，不再堅持擱置領匯上市的動議。」（《信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日）

田北俊
「自由黨主席田北俊認為，港府不應該放棄領匯上市計畫，認為事件對投資者不公道之餘，更給國際投資者負面形象。」（《太陽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田北俊稱）房委會可向保薦人作出擔保，承擔上市風險，讓領匯按計劃上市。但若上市告吹，外國金融界會感到『香港今次搞出個大笑話來』。」（《文匯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詹培忠
「『一個老婆婆便把政府玩得氹氹轉，還有管治威信可言嗎？』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詹培忠認為，領匯事件徹底暴露了特區政府的軟弱無能，替政府敲響了『管治喪鐘』。他估計中央在挑選第三屆特首時，會傾向選擇一個較『硬淨』的人，但他擔心這樣對香港未必是好事。」（《明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廿四日）

劉夢熊（注二）
「被譽為『殼王』的劉夢熊，是京華山一國際（香港）有限公司的首席顧問……今次領匯事件，觸動了他的神經，『金融界有一句說話：牙齒當金使，現在領匯實牙實齒出來招股，最終上巿不成，銀紙事小，面子事大，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竟然如此兒戲！』他說。」（《星島日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卅一日）

名單裡當然少不了領匯的始作俑者、把市民抗議上市形容為「九一一恐怖襲擊」的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孫明揚，還有曾經扭盡六壬吹捧上市醜化異議的所有香港傳媒。誰是亂港政客，誰飽食遠颺，誰該認錯負責，誰出賣了香港市民的利益，今時今日一清二楚。

回顧歷史，是為了與當下受苦的人堅定同行。來聲援工友的各界友好同樣是一個都不能少！明天中午十二點正，包圍領匯，風雨不改。

下星期一　包圍領匯

上星期物管工會發動領匯保安員罷工，反對三更轉兩更及變相減薪、製造失業。
經一輪談判後，原定明天與領匯再度開會，但今早公司突然提出將會議改於下星期二！
為了繼續給予領匯壓力，物管工會將發動工友於下星期一包圍領匯。

若能出席協助行動及聲援工友，可於

星期一（6/07/09）中午十二時正
中環遮打花園集合
後到領匯所在地（皇后大道中九號）進行包圍行動

查詢可聯絡　阿凱　或　智仁
27708668 　chiyan@hkctu.org.hk

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
2/7/2009

注釋：
一.　截至今年三月卅一日，領匯全年收益達四十五億，比上年度增長7.24%。
二.　劉夢熊同時也是全國政協委員，今年與呂智偉在五月廿四日一起上「城市論壇」，揚言六四不應納入教科書課程範圍。

延伸閱讀：
職工盟：〈三更改兩更　人手大縮減：領匯車場保安罷工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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